忽必烈傳【帝王傳記系列】

李治安

李治安

　　1949年生。南開大學講席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曾任教育部歷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元史和政治制度史。代表性著作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元代行省制度》、《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忽必烈傳》等。

導   讀        
序   言    
    
第一章 煊赫祖宗業  巍然征服功             
成吉思汗建國與征服偉業    
窩闊台汗與貴由汗   
拖雷與唆魯和帖尼    
「剛明雄毅」蒙哥汗   
 
第二章 總領漠南事  遠征大理國
總領漠南軍國重事    
南平大理    
以漢法治漢地的嘗試   

第三章 角逐大汗位  定鼎開平城
蒙哥汗親征川蜀   
忽必烈統兵攻鄂州   
開平稱汗    
兄弟鬩牆    

第四章 創建元王朝  附會漢地法
元帝國的誕生    
勸農桑與理財賦    
建立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和御前奏聞制度    

第五章 平定李亂  罷黜漢世侯
狐居兔穴  聯宋叛蒙     
調兵討伐     
追究同黨王文統等     
罷黜世侯  收攬權綱    

第六章 倚重阿合馬  專權二十年
從媵人到宰相    
恃寵專權    
王著殺阿合馬及處置    

第七章 渡江滅趙宋  南北共一家
郝經使宋議和及失敗    
先圖襄樊     
北風三吹白雁來    
臨安末日    
麾兵閩廣    
三宮銜璧燕山去
   
第八章 行省撫江南  帝師轄吐蕃
阿里別、忙兀台等行省江淮    
阿里海牙等經營湖廣    
相威行御史台於江南    
賽典赤等撫定雲南    
帝師與宣政院統轄吐蕃    

第九章 分治四等人  懷柔南降臣
四等人種族壓迫政策的制訂    
對其他南宋降臣的懷柔和使用    

第十章 冬夏巡幸兩都  內外布列軍衛
兩都的營建與朝會祭祀    
歲時巡幸    
重組怯薛與創立侍衛軍   
 
第十一章 親貴享封邑  皇子總重兵
宗王兀魯思的演化與限制    
五戶絲食邑制的發展與改造    
王爵印章封授的制度化    
皇子宗王出鎮總兵    

第十二章 蕭牆叛王禍  朔漠御駕征
海都稱雄西北與塔剌思會議    
昔里吉叛亂    
海都爭奪漠北與元廷的軍事防禦    
乃顏叛亂與忽必烈親征    

第十三章 揚威伐海外  黷武喪舟師
兩侵日本    
屢征安南    
南攻緬國    
跨海征爪哇    
對高麗的占領和統治    

第十四章 站赤通天下  貨舶渡大洋
站赤與急遞鋪    
開闢海運    
鼓勵海外貿易    

第十五章 倚守敬巧工  用札氏西技
郭守敬巧思辦水利    
觀天術精湛《授時曆》流芳    
札馬魯丁的科技活動    

第十六章 學儒重致用  崇教告天神
忽必烈與儒學    
道教的境遇    
釋氏掀天官府    
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傳播    

第十七章 暮年多事秋  朝堂風雨驟
從和禮霍孫主政到盧世榮理財    
桑哥專擅國政    
完澤、不忽木為相    

第十八章 後宮子孫眾  皇位傳承難
后妃與皇子    
真金太子之立    
皇孫甘麻剌封晉王與鐵穆耳總兵    
鐵穆耳嗣汗位    

第十九章 蒙漢雜糅夢  功過紛紜說
不嗜殺、輕刑等惠政    
知人善任使    
締造元帝國的功業    
蒙漢雜糅夢的喜與悲    

附錄 忽必烈世系表   

總領漠南軍國重事
 
一、思大有為於天下
 
一二三二年父親拖雷逝世的噩耗，對剛滿十八歲的忽必烈，無疑是沉重的打擊。但喪父之痛，一定程度上促使忽必烈迅速成熟，錘煉了他的意志和應付複雜事變的能力。《元史．世祖本紀》稱：「及長，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撫下。」當是十八歲以後忽必烈政治上趨於成熟幹練的概括性描述。
 
大約在乃馬真皇后稱制時期，忽必烈進入而立之年。那時，成吉思汗諸子相繼謝世，孫輩叱吒風雲的時刻即將到來。忽必烈一直在思考：如何為大蒙古國幹一番事業，如何大有作為於天下？身為蒙古宗王和拖雷嫡子，他有這樣的責任和實力，也有這樣的機會和可能。
 
忽必烈熱衷於訪求前代帝王的功業逸事，尤其是喜歡聽唐初李世民廣延四方文學之士，講論治道，終成大業的事蹟，而且由衷欽佩，銳意模仿。他千方百計延請召集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孜孜不倦地詢問治理國家的方略辦法。正如史書上說的：「世祖皇帝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賢士大夫雲合輻輳，爭進所聞」，「論定大業，厥有成憲。」由於這一系列努力，身居漠北的忽必烈，周圍漸漸彙集了一批「亡金諸儒學士及一時豪傑知經術者」。
 
在臨時應召和長留漠北的漢族士大夫中，比較系統地向忽必烈獻上治國之道的，當數張德輝、劉秉忠、姚樞、李冶。
 
一二四七年，河東交城人張德輝被召至漠北藩邸。忽必烈首先發問：「孔子沒已久，今其性安在？」張德輝回答：「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而不在。王能行聖人之道，即為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
 
忽必烈又問：「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回答說：「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則武弁世爵，若論軍國大計，又皆不預。其內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分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
 
忽必烈深表讚許，又問：「祖宗法度具在，而未設施者甚多，將若之何？」張德輝指桌案上的銀盤為喻：「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今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恐有竊之而去者。」忽必烈思索良久後說：「此正吾心所不忘也。」
 
忽必烈還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張德輝答道：「農桑，天下之本，衣食所從出。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美者輸之官，餘麄惡者將以仰事俯畜。而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民則鮮有不凍餒者矣。」

忽必烈繼續問道：「今之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張德輝回答：「典兵者，軍無紀律，專事殘暴，所得不償其失，害固為重。若司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蠹亦非細。」忽必烈沉默許久，又說：「然則奈何？」張德輝答道：「莫若更選族人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主兵柄，勳舊如忽都忽者，使主民政，則天下皆受其賜矣。」
 
一二四二年，劉秉忠隨禪學海雲法師赴和林論道。海雲南返後，劉秉忠留在漠北忽必烈藩邸，上書數千百言。大概是：
 
愚聞之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千載一時，不可失也。
 
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當擇開國功臣之子孫，分為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勞力而定也。
 
天下戶過百萬，自忽都那演斷事之後，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逃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
 
納糧就遠倉，有一廢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為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祗待偏重，宜計所廢以准差發……
 
奧魯合蠻奏請於舊額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間。科榷並行，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辦榷，或更減輕，罷繁碎，止科征，無從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糧以為養。使臣到州郡，宜設館，不得於官衙民家安下。
 
一二五○年，原燕京行台郎中、營州柳城人姚樞應召至漠北忽必烈藩邸。姚樞見忽必烈「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可大有為」，就融會二帝三王之道和治國平天下之大經，歸納為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等八目。又詳細列舉救治時弊的三十條，即立省部，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班俸祿，定法律，審刑獄，設監司，明黜陟，閣徵斂，簡驛傳，修學校，崇經術，旌孝節，厚風俗，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遊惰，肅軍政，賙匱乏，恤鰥寡，布屯田，通漕運，倚債負，廣儲蓄，復常平，立平準，卻利便，杜告訐。
 
劉秉忠和姚樞所言，多數針對蒙古國時期的弊政，又凝結了漢地王朝的豐富統治經驗，所以給忽必烈的影響和震動似乎更直接、更深刻。忽必烈自然容易高興地接受。而且，相當多的內容又成為忽必烈創建元朝以後主要政策的濫觴。

李冶，字仁卿，真定欒城人，金末進士。忽必烈聞知其賢，派遣使者召至藩邸，還特意讓使者轉達「素聞仁卿學優才贍，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之盛情。
 
忽必烈問：「天下當如何而治？」李冶回答：「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綱紀而已。」
 
忽必烈問：魏徵、曹彬何如？李冶答道：「徵忠言讜論，知無不言，以唐諍臣觀之，徵為第一。彬伐江南，未嘗妄殺一人……漢之韓、彭、衛、霍，在所不論。」
 
忽必烈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李冶回答：「今以側媚成風，欲求魏徵之賢，實難其人。」又問：今之人才賢否？李冶回答：「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又皆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
 
忽必烈又問：「回鶻人可用否？」李冶答道：「漢人中有君子小人，回鶻人亦有君子小人……在國家擇而用之耳。」
 
李冶所言，側重於識才用人。他滿足了忽必烈求才若渴的心願，忽必烈當然願意接受。
 
這些獻納問答，都是極好的漢地先進文化啟蒙，都是治國平天下的經驗之談。不僅為忽必烈增加了許多可貴的知識和資訊，而且為他瞭解中原漢地和日後以漢法治漢地，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準備。
 
在這些漢族儒士的影響下，忽必烈還有了一定的尊孔禮儒的傾向。如乃馬真皇后三年（一二四四）前金朝狀元王鶚應忽必烈之召，攜孔子畫像赴漠北，在忽必烈的支持下舉行釋奠禮，忽必烈還與左右飲食其胙物，由此受到尊孔儀禮的初步演習。憲宗二年（一二五二），應召北覲的北方文學巨擘元好問及張德輝，尊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忽必烈竟欣然接受。應該承認，此時的忽必烈，未必完全懂得上述釋奠和尊號的真實涵義。他的尊孔禮儒的傾向也是比較朦朧或不十分自覺的。
 
二、金蓮川開府
 
憲宗元年（一二五一）六月，兄長蒙哥登上蒙古國汗位。隨之，幸運之神降臨，忽必烈奉汗兄之命擔起了總領漠南的重任。
 
總領漠南前後，忽必烈在延請四方文學之士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號稱「金蓮川幕府」的謀臣侍從集團。這個謀臣侍從集團，對忽必烈總領漠南乃至以後締造元帝國的人生歷程，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金蓮川幕府」，取名於忽必烈奉命總領漠南軍國庶事後的駐牧開府地點。該駐牧地在原金桓州附近的金蓮川。此地原名曷里滸東川，因夏季盛開美麗的金蓮花，金世宗時易名為金蓮川。這批藩邸謀臣侍從隨而被稱為「金蓮川幕府」。
 
幕府侍臣包括：劉秉忠、趙璧、王鶚、張德輝、張文謙、竇默、姚樞、許國楨、郝經、許衡、廉希憲、商挺、劉肅、宋子貞、王恂、李昶、徐世隆、李德輝、張易、馬亨、趙良弼、趙炳、張惠、李冶、楊奐等。這些人都是中州菁英和碩德耆儒。他們多數是較長時間留在漠北或漠南金蓮川藩邸，一小部分漢地名士或因年邁者旋召旋歸，並不久留。他們地域種族各異，技能職業有別，學術派別林立，志趣主張也不盡相同。大體可分為邢州術數家群、理學家群、金源文學群、經邦理財群、宗教僧侶群及王府宿衛群等若干群體。他們分別從自己的學術志趣出發，闡揚各自的政見方略，希望為忽必烈所採用，竭力在總領漠南的施政中留下一些屬於己方主張的印痕。
 
邢州術數家群。
 
這一群體的領袖是劉秉忠，成員有王恂、張文謙、張易、馬亨等。
 
劉秉忠，邢州邢台人，一二四二年隨禪宗海雲法師北上覲見忽必烈，留侍於漠北。劉秉忠學貫儒、佛、道三教，尤其「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皇極邵氏》之書，靡不周知」。他不僅「學術通神明，機算若龜策」，還嫺熟治國之術。如前述，到漠北之初，劉秉忠曾上書數千百言，「皆尊王庇民之事」。但忽必烈最賞識的是「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而且有所謂「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的神秘約定。據說，他與忽必烈「情好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這又是其他藩府舊臣無法比擬的。元人張昱詩曰：「學貫天人劉太保，卜年卜世際昌期。帝王真命自神武，雨水君臣今見之。」
 
王恂，中山安喜（今河北定縣）人，曾從劉秉忠學於邢州紫金山。「蚤以算術妙天下」，在藩府擔任太子伴讀。
 
張文謙，邢州沙河（今河北沙河縣）人，與劉秉忠自幼同窗，「年相若，志相得」，早年受劉秉忠的影響，「洞究術數」。後來，又與許衡等交結，潛心義理之學。他被忽必烈「擢置侍從之列」，司教令牋奏，日見信任。

邢州術數家群的成員，大都是劉秉忠的同鄉、同窗、或門人，並且是由劉秉忠薦舉進入藩邸幕府圈的。學術上也以陰陽術數為主。由於劉秉忠的緣故，邢州術數家群在藩邸幕府中稱得上是最早投靠忽必烈，最受忽必烈信任的。
 
理學家群。
 
這一群體主要由竇默、姚樞、許衡三位北方著名理學家組成。
 
竇默，廣平肥鄉（今河北肥鄉縣）人，初業醫，又學伊洛性理之書，一度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一二四九年應召於漠北，首以三綱五常為言。忽必烈對此說有所領會，亦稱：「人道之端，無大於此。失此，則不名為人，且無以立於世矣。」竇默又說：「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忽必烈對此頗感興趣，一日三次召見與之交談，奏對皆稱旨，自此對竇默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竇默是理學家群中最早進入忽必烈藩邸的。曾奉命教授太子真金，姚樞、許衡均由他舉薦。
 
姚樞，營州柳城（今遼寧朝陽）人，曾從趙復處得程、朱二子性理之書，潛心研讀，遂成北方理學領袖之一。一二五○年北謁忽必烈，上治國平天下及救時弊之八目三十條，「本末兼該，細大不遺。」姚樞所言講究現實，也比較注重這位蒙古宗王的認同接受程度。忽必烈奇其才識，「動必見詢」，視姚為藩邸的主要謀臣。
 
忽必烈雖然對空言性理的理學不甚感興趣，但竇默、姚樞二人「誠結主知」，一直受到格外的眷顧和信賴。忽必烈曾云：「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二為一，始成完人矣。」「此輩賢士，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同治天下？」
 
至於許衡，因其被舉薦的時間較晚，起初僅奉王府令旨教授京兆，又兼性情古怪，所言迂闊空泛，藩邸時期的忽必烈並不喜歡他。儘管許衡在理學家群中學術造詣是最高的。
 
金源文學群。
 
這一群體大多數是前金朝詞賦進士出身，率以詩賦文章相標榜。王鶚是這一群體的領袖，成員主要有徐世隆、李冶、劉肅、宋子貞、李昶等。
 
王鶚，開州東明（今山東東明縣）人，金正大狀元。一二四四年召赴漠北藩邸，忽必烈對他格外優待，每每賜座，呼狀元而不名。他曾給忽必烈進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常常到深夜。忽必烈頗為所論感動，說：「我今雖未能即行，安知它日不能行之耶！」王鶚「以文章魁海內」，「一時學者翕然咸師尊之」。他向忽必烈所舉薦的，也多半是金朝的詞賦文士。忽必烈還命令近侍闊闊、廉希憲、柴禎等五人以王鶚為師，學習漢文化。

徐世隆，陳州西華（今河南西華縣）人，金正大進士。他「古文純正明白」，「詩歌則坦夷瀏亮」，「四六則駢儷親切」。一二五二年徐世隆北上，見忽必烈於日月山帳殿，以孟子「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說，勸戒忽必烈征雲南之行。
 
李冶，真定欒城（今河北欒城縣）人，金正大末進士。他「聚書環堵」，以做文章為樂，「經為通儒，文為名家。」一二五七年，隨使者北謁，也是忽必烈問以治道的漢文士之一。
 
其他屬於此群體的劉肅、宋子貞、李昶等，也都是喜好文學詩賦的進士出身者。
 
有必要解釋，這一群體的文士大部分是學儒通儒的。以上王鶚、徐世隆、李冶三人進講治道時，言必稱孔孟綱常，就很能說明問題。不過，他們在崇尚標榜詩賦文章之餘，兼學兼通的多是傳統的孔孟儒術，而非程朱的性理之學。
 
經邦理財群。
 
這個群體的人員，率以治國經邦為直接任務，或喜好謀畫經略，或善於理財會計。郝經、趙璧是其代表人物。
 
郝經，澤州陵川（今山西陵川縣）人，金朝亡後，僑居保定，充世侯張柔家塾教授。郝經雖然「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但又強調「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為利益拘」，「不作章句儒」，立志「務為有用之學」，「以復興斯文，道濟天下為己任」。應召赴藩邸後，他充任重要謀臣，上下數千年，旁徵博引，援據古義，為忽必烈呈獻諸多救弊更化的良策。忽必烈喜其所言，凝聽忘倦，還在日後的施政中多有採用。
 
趙璧，雲中懷仁（今山西懷仁縣）人。一二四二年，即被忽必烈召至漠北駐地，是忽必烈最親近的漢人侍從之一。忽必烈讓王妃親自為他縫製衣裘，派他馳驛出使四方，招聘名士王鶚、姚樞等。還奉命學習蒙古語，在馬背上替忽必烈譯講《大學衍義》。趙璧被忽必烈稱為秀才，頗善於草擬表章文檄，且教授蒙古生徒儒書。然而，他「刻意吏學，以經濟為己任」，後來又「經畫饋運」，「手校簿書」，忽必烈任命其為中書平章的制書中也有「素閒朝政，久輔聖躬，柱石廟堂，經綸邦國」之語，故更像是一位經邦理政的精敏儒吏。
 
此外，「能理財賦」「調軍食」的李德輝，「博學有經濟器」的張德輝，文武才兼備，「有經濟略」的商挺，被忽必烈命為撫州長，「城邑規制，為之一新」的趙炳，擔任邢州安撫司和陝西宣撫司幕官的趙良弼，「盡通諸國語」，後任制國用司副使的張惠，出身察必皇后斡耳朵媵人，又與李德輝「偕侍潛邸」的阿合馬等，也大致屬於這一群體。

宗教僧侶群。
 
代表人物是吐蕃薩加派僧師八思巴、禪宗僧人海雲、太一道教大師蕭公弼等。這個群體人數不多，但對忽必烈的個人宗教信仰，對日後元王朝的宗教政策及治理吐蕃，影響頗大。
 
王府宿衛群。
 
顧名思義，這一群體是由忽必烈王府怯薛宿衛士組成。如廉希憲、董文用、董文忠、賀仁傑、阿里海牙、許國禎、謝仲溫、姚天福、高天錫、謁只里、昔班、闊闊等。這些人來自蒙古、色目、漢人等不同種族，平時負責王府的生活服侍和護衛。除廉希憲以外，王府宿衛士大多沒有什麼突出的政見主張，也不常參與藩邸的治道問答。但他們始終是忽必烈最信賴的藩邸人員。
 
以上六種類型或群體，只是著眼於其基本特徵的粗略劃分。實際上，六群體部分人員在志趣流派方面常呈現一定程度的交叉或復合。例如，由於程朱性理之學是宋代以來儒學的新發展，多數中原士大夫對其均有某種渴望或追求欲，理學家群以外的四群體（不包括宗教僧侶群）中即有張文謙、王鶚、郝經、廉希憲等重要人物，饒有興趣地品味研讀伊洛義理之書。而經邦理財群之外，又不乏劉秉忠、姚樞、廉希憲等運籌帷幄的巨擘。張文謙和趙璧的身分根腳，也屬於怯薛宿衛。總之，六種類型或群體的劃分，使我們對「金蓮川幕府」內部構成及其與忽必烈的關係，一目了然。儘管這種劃分只是相對或粗略的。
 
忽必烈對「金蓮川幕府」及其他應召人員的態度，是比較理智的。這些侍從和應召人員形形色色，所持主張及所懷目的各異：有的希望獲取賞賜，有的希望免除本派別門人的勞役賦稅，有的希望改善民眾的生活並恢復中國的統一與秩序，有的則主張以華化夷，促使蒙古人逐漸漢化。此時的忽必烈，對這些人大抵是禮賢下士，虛己而問，相容並蓄，不明顯地抑此褒彼，以多聽多問為主，擇其有用有益而從。即使是對個別不友好、不合作者，也不發怒，不失禮。一次，忽必烈召見被俘北上的南人趙復，問道：「我欲取南宋，卿可導之乎？」趙復回答：「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忽必烈聽罷，反而挺高興，也不再強迫趙復在蒙古政權做官。

「金蓮川幕府」的形成，是忽必烈主動吸收漢法制度，並與中原士大夫實行政治聯合的良好開端。它增加了以忽必烈為代表的蒙古貴族與漢族士大夫間彼此溝通、認同，對忽必烈履行其總領漠南的使命，發揮了深刻而積極的影響。由於這些士大夫中的相當部分來自漢世侯幕僚屬吏（如郝經、王鶚來自張柔幕下，宋子貞、李昶、徐世隆、商挺等來自嚴實幕下），「金蓮川幕府」的形成，又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忽必烈和漢地世侯的聯繫。從長遠看，它又為元帝國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方略、社會支援和官員準備。中統至元間，這些幕府侍從「布列台閣，分任岳牧」，成為忽必烈政權的主要班底。他們有關漢地統治方式的論列，也為忽必烈君臨整個華夏描繪了一幅行之有效的政治藍圖。簡單地說，此藍圖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以漢法治漢地，二是原有蒙古制度參考漢地等先進方式予以變通，以適應君臨南北的形勢需要。而後，忽必烈總領漠南和建立元朝的整個政治生涯，幾乎都是基於這幅藍圖而實踐和發展的。

導讀   

世界帝王（universal emperor）的挑戰

　　忽必烈（Khubilai Khan，1215-1294。中國歷史上的元世祖）是大蒙古國（Yeke Mongghol Ulus）的最後一任大汗；中國正統王朝元代（Yuan Dynasty）的開創者。對蒙古民族來說，成吉思汗的地位不容挑戰，而忽必烈汗身為世界征服者的繼承人之一，卻不免毀譽參半，甚至一度被部分蒙古人視為「蒙古文化叛徒」。但如同成吉思汗等同於大蒙古國一般，忽必烈亦可與元朝畫上等號，美國漢學家羅沙比（Morris Rossabi）於80年代末出版的專書《忽必烈汗：他的生活與時代》（Khubilai Khan：His Life and Times）描述道：「忽必烈是一個世界性的帝王，在13-14世紀的各種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形象，名滿天下。…他獨有的成功在於將自己從遊牧征服帝國的大汗轉變成能有效統治定居社會的帝王。」故而，無論是忽必烈自己或後世研究忽必烈的專業史家，都不會滿足於僅將忽必烈定位為中國史上朝代的開創者。

　　忽必烈因為對各種文化的擁抱，以致後世有「悖離」蒙古文化的批判，但實際上忽必烈從創建元朝始，從未忘記自己是大蒙古國的繼承人。「元」朝之名，傳統認知上是忽必烈採納漢人謀臣劉秉忠（1216-1274）的建議，從《易經》：「大哉乾元」而來，這使元朝創建之初似乎戴上了「漢化」（Sinicization）的外衣，羅沙比則認為忽必烈的種種作為，目的都是成為一位「世界的」帝王（universal emperor），而非僅是中國的皇帝。「大哉乾元」與其視為對儒化或漢化的選擇，更應該是滿足漢族士大夫的情感與兼顧大蒙古帝國本質的「變通」。元史學者蕭啟慶師已論證「元朝」就是「大朝」之意，元朝創建之前，成吉思汗的Yeke Mongghol Ulus有兩個漢譯，「大蒙古國」之號用於外交文書；簡譯的「大朝」則常用於對內，兩種漢譯國名並行了五十年之久，忽必烈的「元」就是取其「大」，只是換用一種更具中國朝代風格的譯法。簡之，忽必烈以「元」為國號，除了認知立國以漢地為中心的現實，也為建構他世界帝王形象的一環，這是忽必烈「祖述變通」的思維本質。

　　故而，要真正認識元朝，就必須透徹了解忽必烈汗。本書為專業蒙元史家力作，著者具有深厚的制度史研究基礎，奠定撰寫忽必烈傳最好的沃土。作者曾經指出：「忽必烈與其祖父成吉思汗一樣，堪稱蒙元的一代偉人。成吉思汗以征服武功震撼世界，忽必烈則以走向文治著稱於天下，他是成吉思汗最優秀的繼承者」；前輩學者蔡美彪亦說：「一部忽必烈的傳記等同於半部元史」，確是精論。此書將忽必烈的一生細膩地分為十九章：第一章到第七章，在時間軸上是滅宋之前忽必烈從成吉思汗的諸孫成為元朝大汗的過程。首先陳述蒙古世系從成吉思汗選定的窩闊臺系轉移至拖雷系後人，這是忽必烈能走上成吉思汗繼承者位置的關鍵。再論及蒙哥登上汗位後，命忽必烈總領漠南軍國重事，開啟了著名的「金蓮川幕府」時代，亡金名儒與天下豪傑群從，尤其是劉秉忠、姚樞、郝經等，構成了潛邸謀臣集團，對於忽必烈的崛起助益甚大。而蒙哥忽然死於四川合州釣魚城，給予忽必烈奪取汗位的大好機會，他趕到開平召開忽里台大會，宣告自己成為大蒙古國的合法繼承者，也與同母弟阿里不哥展開多年的鬩牆之戰。另外一方面，他同時創建元朝，附會漢法，以雙重體制作為元朝立國基調，確立行政、軍事、監察分立的政治架構。忽必烈與阿里不哥進行戰爭之際，他所擔心的山東降將果然趁機聯宋叛蒙，開啟忽必烈罷黜世侯制度，集權中央的契機，也導致忽必烈對漢族的信任與感情蒙上難以抹滅的陰影。因此，忽必烈開始重用色目人，藉以壓抑與牽制朝中漢人，尤其是阿合馬的專政，藩邸儒臣日漸淡出權力中心，最終引發暗殺阿合馬事件與真金太子憂死的結果。最後作者回到宋元之間的和戰關係，國信使郝經被賈似道拘留多年，以致議和破局，忽必烈在南宋川蜀降將的建議下，改變攻宋戰略，練水軍、圖襄樊，最終在一二七六年（至元十三年）謝太后率眾於臨安出降，三年後廣東崖山大戰，宋祚正式告終。
　　
　　第八章到第十三章論及治理制度、社會結構、軍衛體系、再次分封、用兵西北與征服戰爭的盡頭。忽必烈滅宋後將行省制推及於江南，並以帝師與宣政院統轄吐蕃的治理，這是史上首次將今日西藏地區納入直接統治的創舉。根據降服蒙古帝國的先後，元朝給予不同族群差異待遇，也成為後世對四等人制的討論基礎。而為了保持「行國」的祖宗之法，忽必烈冬、夏巡幸兩都，有元一代帝王從未間斷。他更重組怯薛軍，使其與漢式體制並行，為穩固江南等新征服區域，以皇子宗王出鎮各處。忽必烈取得汗位的後遺症是引來西北諸王的叛變；遠征日本、安南、緬甸、爪哇，以及對高麗的佔領和統治，帝國的征服也已達到極限，忽必烈也因為這些征戰換來窮兵黷武的批評。
　　
　　第十四章到十八章以元代的海外貿易、科技發展、宗教政策、理財爭議、皇位繼承為議題，最終總結了忽必烈一生的功過。元代海外貿易發達程度空前，帝國的規模激發了完善的驛傳制度（站赤、急遞鋪），各族人才的匯聚與合作開啟科技的活躍發展。宗教政策則兼容並蓄，伊斯蘭、基督教、道教、佛教等首次與儒教平起平坐。但忽必烈的晚年並不平靜，重用色目人理財一方面是為制衡漢族儒臣，一方面也因對外征戰不斷與封賞太濫，財政亟需整理，這使得以漢法制漢地的基礎產生裂痕，真金太子也因為阿合馬暗殺事件受到波及早逝，忽必烈為穩定汗位繼承借用漢人嫡長子繼承制的規劃宣告夭折，從此元朝的皇位繼承波折不斷。最後一章作者以「蒙漢雜糅夢、功過紛紜說」作為忽必烈傳的總結評論。
　　
　　本書雖名為帝王傳記，卻是以忽必烈為中心，元代創建前後的重大內、外制度為緯，人、文化、制度之間的互動為網，通讀本書，可獲得的元朝知識含量遠過於單一人物傳記。日本學者杉山正明（すぎやままさあき）曾如此說道：「如同田餘慶所注意到的一樣，在拓跋政權和其後的中華世界中，多民族化和多元複合文化是顯著而同时進行的。唐宋變革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演變，與這種變革成果同步，北族王朝這一軍事優先的混合體，實際也形成了組織。结果，這兩種變化並行不悖，相互影響，共同向著下一個歷史階段前進。高度評價南方繁榮的文化區域和文明主義，貶低北方的粗野和武力的軍事優先主義，這不僅是中國學者的通病，日本的中國史學家也有此傾向。综合地把握兩者，進而描畫出一幅時代的立體畫像，此點非常必要。也只有如此，才能體現出歷史研究者真正的水準。」（《澎湃新聞訪談》，2014年7月）
　　
　　即使有些學者並不同意杉山氏以往論著中「元朝非中國王朝」的觀點，但他論說提醒著研究者與讀者，蒙元史的本質牽涉到複雜的多樣民族與文化，避免片面的立場，才能趨近蒙元史的原貌。本書不僅是描繪一位王朝開創者忽必烈汗，更特別注意到了蒙古原有文化對於忽必烈決策上的影響，如何成為複雜民族與文化的共同帝王，是忽必烈終其一生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讀者理解與閱讀此一忽必烈傳應具備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