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神話的意象與真實：德國人民眼中的元首

伊恩．克蕭(Ian Kershaw)

英國歷史學家，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皇家歷史學會會員，專長是二十世紀的歐洲史、德國史，也是當代納粹德國跟希特勒研究權威，代表作是兩卷本《希特勒傳》（2000年沃爾夫森歷史獎得獎作品），以及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地獄之行》與《激盪時代》。
 

克蕭師從德國歷史學家馬丁．布羅薩特（Martin Broszat），早年的他原本投入歐洲中世紀研究，關注當時的德國農民。1972年克蕭拜訪巴伐利亞，在慕尼黑的咖啡館和一位老人聊天，老人對他說：「你們英國人實在太愚蠢了，你們應該跟我們站在一起打敗布爾什維克主義，統治地球。」接著老人又補了一句：「猶太人就像人身上的蝨子！」由於這件事讓克蕭開始熱衷於了解為何德國一般民眾會支持納粹主義，他的研究取向也轉向近現代德國社會史，進而成為研究納粹主義、希特勒的頂尖學者。
 

黃妤萱

導讀：二十世紀德國獨裁者的原型：「希特勒神話」的誕生與衰亡(翁稷安／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Part 1：一九二○至一九四○年：「希特勒神話」成形
1.未來帝國的元首：威瑪時代的希特勒形象
2.「民族的象徵」：希特勒的政治宣傳形象，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
3.「元首無罪」：希特勒與「小希特勒」
  一 「元首重整秩序」：長刀之夜，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
  二 「小希特勒」：地方黨部老大的形象
4.元首對比激進分子：希特勒的形象與「教會鬥爭」
5.政治家希特勒：取捨戰爭與和平
  一 沒有流血的勝利
  二 緊張局勢
  三 戰爭

Part 2：一九四○至一九四五年：「希特勒神話」破滅
6.閃電戰勝利：一九四○至一九四一年的聲望巔峰
7.戰爭失利：「希特勒神話」開始瓦解
8.戰敗與災難：「希特勒神話」崩潰

Part 3：「希特勒神話」與通往種族大屠殺之路
9.希特勒的大眾形象與「猶太人問題」

結論
附錄
 

第一章
未來帝國的元首：威瑪時代的希特勒形象
 

「英雄」領袖的概念由來已久，甚至在希特勒強勢崛起前，就已經是民族主義與德國「本土民族」（Völkische）右派的重要元素。「英雄」領袖確實能被視為「威瑪共和國反民主運動的中心思想之一」，亦是「其不可或缺的信條之一」。一九二三年，希特勒因發動政變慘敗而暫時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即便如此，民族作家與從政者仍要等到很久以後，才逐漸普遍將期望寄託在這位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NSDAP，簡稱納粹黨）的領袖身上。所以說，「德國人民的元首（Führer）」這樣的想法和形象，早在希特勒成為人選之前就已成形；該概念多年來也與持續成長的納粹主義並存著；然而在這段期間，大力鼓吹著需要英雄領袖的人們其實並未意識到，希特勒本人就是他們一直在等待的領袖。

這種準備好要將所有希望寄託在「領袖」、「強人」權威的態度，本身並非德國獨有的特色。受威脅的菁英大力鼓吹強勢的專制領袖（通常是位「充滿個人魅力」的人物），焦慮的民眾也對其抱持接受態度，這種情形在許多社會都曾出現過（現在仍是如此）。在這類社會中，多元的制度無法修補深層的政治與意識型態裂痕，人們也認為社會是陷入了極端險境。在戰間期，歐洲各國的議會制度危機不斷，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仍揮之不去，結果使得全歐洲都興起了民粹和軍國主義領袖崇拜，成為法西斯主義與準法西主義反革命運動的一環，而除了德國之外，最活躍的就屬法西斯義大利的「領袖（Duce）崇拜」了。雖然從這種泛歐洲的角度可清楚見到德國領袖崇拜的興起，但我們仍須考量希特勒出現前德國本來特有的政治文化，並在此脈絡下探究其特質與表現形式。

促成了「英雄」領袖思想成形的政治與心理勢力為數眾多，其中偽宗教的渲染很值得注意。本土民族主義右派所宣揚的領導理念部分衍生於傳統上人民對權威的接納，部分衍生於基督教救贖信仰的世俗化（尤其是對教會依賴漸少的德國新教徒，但他們自小就被教導要服從權威，特別是國家權威），這樣的領導理念也算是某種世俗化的救贖信仰。且新教教會早已因神學上的分歧而四分五裂，導致內部出現了「信仰危機」，結果便發展出另一結合了本土民族政治思想與基督教復興主義的險惡派系。這種情緒的散播，也進一步在一般新教徒心中奠下了基礎，讓他們認定「真正」的國家領袖可以帶來「政治救贖」，相信基督教也會隨之復興。我們在探討一九三三年前後希特勒崇拜發展的過程中，也會多次遇到「英雄」領導概念裡強烈的宗教色彩。

在威瑪時代，人民對本土民族主義領袖的期待打破了傳統的君臣關係，取而代之的則是領袖與「追隨者」的關係，這種半新封建、但又半民主的思想認為領袖有代表人民意志的權威，卻又不像君主或獨裁者那樣凌駕其上及置身事外。現在，理想的領袖應要是個出身於人民的人，其品格必須展現出鬥爭、衝突和戰壕價值。此人個性強硬、冷酷、果斷、絕不妥協、態度激進，他將摧毀舊有的特權和階級社會、帶來嶄新開始，並在種族純正、社會和諧的「民族共同體」中團結人民。比之威瑪「無領袖民主」的形象，還有其由可鄙「政客」（不過就是黨工）管理的分裂制度，前述新興的領袖思想與其全然相反。

威瑪時代的政局極度分化，加上深刻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分歧，都使得威瑪「體系」內的統一或整合再無希望，這不僅讓此種民族主義和本土右派的願景得以存續，更讓右翼傳單中對時局的尖刻攻擊更加令人信服，他們稱「這時代的思想如此貧乏，顯然缺乏值得我們銘記的領袖，這是精神和政治上永久危機的印記」。時人稱，憲法「體制」中是找不到領袖的，領袖來自一個民族的內在本質。有篇文章便頗為神秘地指出：「領袖無法塑造，同理也無法推選。領袖之所以能自成領袖，是因為他了解其人民的歷史」。只有「天選」之人才能帶來救贖，這位領袖將解救德國脫離困境，並恢復其榮光。後革命時代有位作家曾說：「生活在苦難中的我們渴望這樣一位領袖。他應能指引明路，教導我們如何行事，好讓我們的人民恢復誠實品格（wieder ehrlich）」。這名領袖會成為人民需求和渴望的化身，將「背負命運和恩典的神聖力量」，是「更高等力量的執行代理人」。這名未來領袖與威瑪時代這票乏味、可悲又只會妥協的政客全然不同，他將是位具有傑出才能和政治實力的人物，作決策時果敢無畏，讓其「追隨者」投之欽佩和忠誠的眼光。一九二○年，有篇文章具體列出了這種「領袖」的特質，而這些特質在大約

十五年後也成了希特勒形象的重點特色：
 

領袖不會從眾，而會奉其使命行事。他不會逢迎大眾；而是不論時局好壞，都以剛強、直接又冷酷的態度領導。這名領袖立場激進；他的行為完全體現自身個性，並全然奉自身使命行事。這名領袖態度負責；確切而言，他盡心落實體現在其身上的上帝旨意。上帝賜予我們領袖，引領我們走向真實的道路。
 

二十世紀德國獨裁者的原型：「希特勒神話」的誕生與衰亡
翁稷安／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希特勒神話的興衰
   希特勒和「英雄」形象的結合，在思想的淵源上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日耳曼地區本土民族主義和浪漫保守主義的傳統，將政治人物包裝成民族英雄加以崇拜，德皇威廉一世（William I）和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都是典型的例子。一次大戰戰敗造成的內外困境，更加深了人民期待一位天選之人的降臨，解決政壇的紛擾和國家的混亂，這樣的渴求成為希特勒神話的溫床。希特勒起初並沒有以偉大領袖自視，而是作為帶動民眾的「鼓手」，直到一九二○年代初期，他才逐漸開始以「元首」的角色自居，自傳《我的奮鬥》（Mein Kampf）即預示了這樣的轉變。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陷入低迷的納粹運動也需要靠打造「元首神話」（Führer myth）來拉抬低迷的聲勢，以戈培爾（Joseph Goebbels, 1897-1945）為首的納粹黨幹部，趁勢推動希特勒的個人崇拜，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或許就是後來的「希特勒萬歲」舉手禮。

   希特勒的個人崇拜，讓納粹黨挺過了一九二○年代後半的挫折，並在一九三○年迎來成果，取得在德國政壇的主導地位。原本反對希特勒和納粹的三大勢力：左翼陣營的宣傳，對比希特勒狂熱顯得貧乏無力；天主教勢力在希特勒改採寬容和支持教會的態度後，也逐漸被收編；民族主義的保守右派，因為立場原本就相近，雖然對納粹過激的手段有所猶豫，但仍改採支持的態度。沒有強力的反對者，再加上納粹宣傳機器的強力推波助瀾，希特勒一舉獲得獨裁的權力。伊恩．克蕭再三強調，希特勒神話其實是一種社會心理的體現，人們普遍認為當時的政治體制已無法有效運作，需要依賴強人領袖來拯救國家。當時社會上許多人都認為德國在戰後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對馬克思主義（Marxism）持敵視的心態，也藐視民主制度，都讓希特勒神話獲得施展的空間。

   在早期的元首崇拜裡，一方面鼓吹希特勒的天縱英才，同時也要拉進希特勒和人民之間的距離，打造他忠誠且充滿同情的「人性」一面，成為「人民總理」，塑造出希特勒神話完美的甜蜜點。事實上希特勒的形象超越了納粹黨，當時不論在中央或地方層級，人民對於納粹黨的施政都有著許多不滿，但對納粹黨的蔑視或反感，和對希特勒崇拜是分離的。納粹黨對天主教會的攻擊就是最好的例子，人們普遍將反感投射到納粹暴徒身上，而希特勒則是超脫於兩者紛擾的中立存在。伊恩．克蕭引用了韋伯的說法，魅力作為一種力量，它的來源必須超脫於日常生活。它不是在實務的瑣碎中建立，自然也不需要為現實的施政負責；無所不能的元首，像是一種麻醉，讓人民忘卻生活的不順遂，相信所有問題都在元首的掌握之中；象徵著民族大我的元首，讓追隨者不用再關心日常，「元首處於比日常政治更高之境界」。

   這看似矛盾的假象，最大的燃料是「勝利」，特別是外交和軍事上的獲勝，這完全符合元首應該有的英雄面貌。希特勒利用其煽動的長才，步入政壇以來，一直擅長操弄民粹主義的民族情緒，激起人們恢復國家偉大傳統的渴望，企圖以對外的衝突，轉移人民對民生內政的關注。要把對個人的崇拜，轉換為對戰爭的支持並不容易。英法兩國一味退讓的綏靖政策，對希特勒來說根本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讓他幾乎兵不血刃拿下大片的土地。這些以和平方式換來的「勝利」成為希特勒神話的一部分，也瓦解了人們對於希特勒戰爭主張的猶豫和懷疑，使他們相信希特勒是為了人民，和平依然是他最終的盼望。之後二戰初期攻其不備的閃電戰，那巨大的勝利更將希特勒的聲望推到巔峰。

   作者特別點出，希特勒神話也反噬了希特勒自己。他對自我的認知，一開始還和神話的元首形象維持一定程度的距離，在一九三○年代前期，他將對他個人的崇拜作為某種團結納粹黨員和德國人民的工具，對元首神話的吹噓還保持一定的清醒。但到一九三○年代中期，隨著一系列外交和軍事的勝利，他開始在公開演講中自稱是「天意」的代表者，這種強烈的宗教感或神祕主義詞彙，顯示他心中的自我形象已有所轉變，他也成為了元首神話的信眾，認為自己是超越人民的存在，可以把個人意志強加在人民身上。當自我無限膨脹到這種地步，失去了現實感，也打破了希特勒神話最初和民意的某種平衡，就注定種下了失敗的種子。如同作者所言：「從希特勒開始相信自己『神話』的那天起，在某種意義上也標誌著第三帝國開始走向終結。」
   一旦局勢逆轉，現實伴隨著作戰失利的苦澀大舉反擊，空洞的神話終究還是出現了漏洞，尤其和蘇聯開戰付出慘重的代價，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的大敗，讓人們不再相信希特勒，民間瀰漫著絕望、沮喪和厭戰的氛圍，雖然還未促成叛變或革命，但希特勒神話的威信早已一點一滴崩潰。

   等到諾曼地登陸（Normandy Landings）後，盟軍開始反攻，情勢徹底逆轉，希特勒神話無法再號召人心，只能依靠蓋世太保等情治單位鎮壓異己，維持表面的假象。民眾或許無法公開譴責或批評希特勒，但改用隱晦的方式表達不滿。書中就記錄了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一日，在戰爭結束前巴伐利亞的小鎮馬克特謝倫貝格（Marktschellenberg）發生的事例。鎮上的戰爭紀念館舉辦活動，國防軍的領袖在演講結束後，鼓動在場的群眾替元首歡呼，沒想到換來現場一片鴉雀無聲，抑鬱的氣氛，說明了民眾的態度。一個多月後，希特勒自盡，蘇聯紅軍攻入柏林，戰爭結束，希特勒神話失去了作用，轉而成為沉重的負擔。

   在全書卷末，作者討論了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對希特勒大眾形象的重要程度。眾所皆知，反猶太主義在希特勒的世界觀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伊恩．克蕭在考察史料後指出，並沒有跡象表明，鞏固元首和群眾關係的形象經營中，有特別強調對猶太人的仇視。他在公眾場合對這個議題相對低調，因為神話或形象的經營本質還是工具，希特勒有意識地在這個議題上約束自己，不要讓個人偏激的主張影響到他在國內或國外的影響力。但在對納粹內部私人或半私人的談話中，面對最死忠的狂熱者，希特勒則毫無保留、鼓動支持者，替大屠殺立下基調。「元首神話」的功能是要將德國普羅大眾，吸納入第三帝國之中，樹立正向的形象，掩蓋納粹作為的醜惡。另一方面，讓擁有人氣與光環的希特勒，以暗示的手法讓民眾接受對猶太人的歧視，進而默許對猶太人的迫害，即使不見得能得到全體國民的支持，只要能換來民眾在良知上的冷漠，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執行就是一大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