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四經今註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

陳鼓應 (註譯者)

註譯者

陳鼓應

一九三五年生，福建長汀人。臺灣大學哲學系及哲學研究所畢業。歷任臺灣大學哲學系講師、副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研究員，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現為北京大學哲學系人文講席教授。主編《道家文化研究》學刊。著有：《悲劇哲學家—尼采》、《尼采新論》、《存在主義》、《莊子哲學》、《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莊子今註今譯》、 《黃帝四經今註今譯》、《老莊新論》、《易傳與道家思想》、 《管子四篇詮釋》及《耶穌新畫像》等。

序

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

關於帛書《黃帝四經》成書年代等問題的研究

第一篇  《經法》

　　〈道法〉第一

　　〈國次〉第二

　　〈君正〉第三

　　〈六分〉第四

　　〈四度〉第五

　　〈論〉第六

　　〈亡論〉第七

　　〈論約〉第八

　　〈名理〉第九

第二篇  《十大經》

　　〈立命〉第一

　　〈觀〉第二

　　〈五正〉第三

　　〈果童〉第四

　　〈正亂〉第五

　　〈姓爭〉第六

　　〈雌雄節〉第七

　　〈兵容〉第八

　　〈成法〉第九

　　〈三禁〉第十

　　〈本伐〉第十一

　　〈前道〉第十二

　　〈行守〉第十三

　　〈順道〉第十四

　　〈名刑〉第十五

第三篇  《稱》

第四篇  《道原》

附錄   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校定釋文

先秦道家研究的新方向

——從馬王堆漢墓帛書《黃帝四經》說起

晚近，由於考古文獻的出土，豐富了古代思想史，也改寫了古代哲學史。

　　出土的眾多文獻之中當屬道家類古佚書最受矚目，其它大批的醫書、數術、方技、兵書也和道家思想有著不同程度的聯繫。僅就明確的道家出土文獻來説，如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和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經法》等四篇（通稱《黃帝四經》）、老子甲本後古佚書《伊尹·九主》以及不久前剛公布的帛書《繫辭傳》。此外還有河北定縣出土的《文子》殘卷、湖北荊州出土的《莊子·盜跖》篇，再則一九四二年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楚帛書也和道家思想有所關聯。總之，近一、二十年來，逐漸公布的珍貴文獻，給我們在道家的研究上提供了一個廣闊的新領域。從而使我們重新認識到黃老道家在戰國中後期之所以成爲百家爭鳴中主要思潮的概況。

　　在眾多出土的文獻之中，道家黃老之學這一系的古佚書的確最爲豐盛。一九七三年河北定縣出土的《文子》殘卷，原件雖然至今尚未公布，但這一實物證據最低限可以證實它並非僞書，並可證實它的成書在《淮南子》之前。文子是先秦道家的重要人物，《文子》一書是文子學派之作，以老子哲學爲主體而融合了莊子思想和黃老之學的一部道家典籍。《鶡冠子》是戰國後期楚國黃老道家的重要作品，此書長期受到冷落，近來由於馬王堆《黃帝四經》的發現，參加帛書整理的學者開始注意到它與《鶡冠子》的關係。英國著名學者葛瑞漢（A.C.Graham）發表了〈一部被忽視的漢以前哲學著作鶡冠子〉的論文，提出不少新穎的見解。在馬王堆漢墓帛書公布之前，《鶡冠子》曾被視爲僞書，近來李學勤教授撰文〈鶡冠子與兩種帛書〉，推定鶡冠子活動年代在戰國晚期前半，並論證《鶡冠子》成書在秦焚書之前，並非僞書①。在各地出土的古文獻之中，以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最受海内外的重視，至今已有多國的譯本，論文更是不計其數。不過個人以爲，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出土文獻莫過於《黃帝四經》（即《經法》、《十大經》、《稱》、《道原》四篇）。然而這書迄今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主要原因是大陸學者多推斷它是戰國末期的作品，爲此我曾作過詳細的考訂，論證它的成書可能早於《孟》《莊》，當在戰國中期之初或戰國初期之晚（詳見《黃帝四經成書年代的問題研究》），因此可以説它是現存最早的一部黃老之學著作。《黃帝四經》全文約一萬一千多字，第一篇《經法》主要是講論自然和社會中所存在的恒定的法則。第二篇《十大經》主要講形名、刑德、陰陽、雌雄等對立統一及相互轉化的關係。第三篇《稱》主旨是通過對陰陽、雌雄節、動靜、取予、屈伸、隱顯、實華、強弱、卑高等矛盾對立轉化關係的論述，爲人們權衡選出最有效的治國修身的方案。第四篇《道原》就是對「道」的本體和功用進行探源。由於這部《四經》的出土，使我們對先秦道家發展的脈胳有了一個新的認識與評估，同時對於先秦學術流脈也提供了許多新的認識。兹分別申述如下：

一、帛書《黄帝四經》和《老子》的關係

　　（一）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帛書《黃帝四經》的發現，給《老子》成書早期説提供了有力的新證。《老子》的哲學思想散見於《四經》各篇。據我概略的估計，《黃帝四經》一書引用《老子》的詞字、概念，多達一百七十餘見。成書於戰國早中期的《四經》以及成書於戰國中期前後的《管子》書中，處處流溢著《老子》思想觀念的影子，可證《老子》一書傳佈的久遠，而司馬遷《史記》所述老聃自著上、下篇當近於史實。

　　（二）由於帛書《老子》將「德經」置於「道經」之前，這使得學者們對於帛本與通行本順序的不同，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帛書《四經》的篇目排列，可以幫助我們解答這一疑案。

　　早先，高亨等學者便認爲「從先秦古籍的有關記載來看，《老子》傳本在戰國期間，可能就已有兩種：一種是《道經》在前，《德經》在後，這當是道家的傳本。……另一種是《德經》在前，《道經》在後，這當是法家的傳本」，並認爲「《韓非子，解老》首先解《德經》第一章，解《道經》第一章的文字放在全篇的後部，便是明證」②。這種看法，在眾多的觀點中是較爲可取的，而在我們對於帛書《四經》進行深入研究後，可以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即：「道經」在「德經」前的《老子》通行本維持了《老子》的原貌，是老子道家的傳本；而「德經」在「道經」前的帛書《老子》本，應該是黃老道家的傳本。「道」的向社會性傾斜，是黃老學派對老子思想的一種發展，也是黃老道家的一大特點。《黃帝四經》「經法」在前、「道原」在後，恰與帛書《老子》「德經」在前、「道經」在後相一致，這乃是黃老學派落向現實社會的表現。而以老子道家爲宗的《淮南子》，則將〈原道〉列於書首，這恰與《老子》通行本「道」在「德」前的次序相吻合，《淮南子》之重視「原道」，似可作爲祖本《老子》順序的一個佐證。

　　（三）在《老子》與《四經》之間，僅從「道論」角度，便可看出老學到黃老之學的差異發展。

　　帛書《四經》繼承了老子的道論，而向社會性傾斜。比如，無始、無名、無形、隱晦莫測等特徵，構成了老子的「道」的本體論。而《四經》則從相對立的角度，從既不可感知又可以感知的二律背反的角度來闡釋「道」，認爲它既有原又無端、既隱微又顯明、既運動變化又靜止恒定、既高深不可企及又淺近可以企及、既虛無又實有……。《四經》這種重新整合的「道」的本體論，就爲人們對「道」的「握」和「操」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的依據，也爲人們有效地掌握「道」的本體以最大限度地創造社會功用提供了前題。老子道家與黃老道家在「道」的本體論方面的差異，就構成了道家的兩個不同走向：高深超詣與易簡世俗，正與禪宗之北宗與南宗之分化相似。

　　「道」的具現，也即社會性，黃老道家對老子道家在此點上有著更突出的發展，並且多所諟正。《四經》關於雌節的論述，對剛柔的論述，對爭與不爭的論述等等，都對老子道家有所諟正，這是眾所周知的。關於無爲與無不爲（有爲）的論述，黃老道家與老子道家有著明顯的分歧。老子的治國次序是「無爲而無不爲」，「無爲」是術、是手段，「無不爲」是目的。因此「道經」在前而「德經」在後。而《四經》的治國次序則是有爲——無爲。有爲，包括法、術、勢、形名等等。有爲是手段，無爲是目的。這種理國的次序，用《四經》的原話説便是「太上無刑，其次[正法]，其下鬥果訟果……太上爭於[化]，其次爭於明，其下救患禍」。所以，《四經》是《經法》在前而《道原》在後。

二、帛書《黃帝四經》和范蠡的關係

　　帛書《黃帝四經》引用范蠡的言論達十七、八條之多，從其中思想線索來看，便可見范蠡可能是由老學發展到黃老之學的關鍵人物。

　　我們從《老子》、《國語·越語下》和帛書《黃帝四經》三書，可以看出老子、范蠡到黃老思想的發展脈絡。范蠡是春秋末期人物，比老子晚約三、四十年，從《國語·越語下》可以明顯地看到范蠡受到老子的直接影響，在「聖人因天」、「必順天道」、「知天地之恒制」的論點，以及「贏縮轉化」之道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維方式等重要論題，都顯示出范蠡上承老子思想而下開黃老學之先河。范蠡身處國家存亡危續之際，他的時代特點及其所處地位，使他將老子思想靈活運用到軍事上，他認識到説：「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這也是老子所説的：「兵者，不祥之器」、「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遂」。范蠡説：「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老子嘗言：「大盈若沖」（四五章），戒人「果而勿驕」（三○章），勸人「不自伐」、「不自矜」（二二章），並謂「自伐者無功」（二四章）。范蠡替越王勾踐滅吳國，「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權傾一朝的范蠡則「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遂「浮海出齊」（《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在中國歷史上，范蠡是第一位真正體現老子「功成身退」哲理的人。

　　范蠡是楚人，他的入齊，在楚越文化與齊文化的交流上起著重要的作用。這一點，由現存《管子》和帛書《黃帝四經》抄錄不少范蠡的言論可以爲證。此外，老子思想的入齊，范蠡有可能是第一個重要的老學的傳播者。並且，由於春秋末的范蠡之巧熟運用老子的哲理，這也給予《老子》成書早期説提供了另一個有力的新證。

三、《黃帝四經》和《管子》的關係

　　《管子》是一部「稷下叢書」③。這部書匯集了戰國中後期在齊國首都稷下學宮百家爭鳴時各家各派的論文，但「中心是黃老之學的論文。這部書還是稷下學術中心的情況的反映。」④本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管子》四篇（〈内業〉、〈白心〉及〈心術〉上、下）被視爲稷下道家的代表作而受到學界的重視。其中的精氣説，爲稷下道家首次提出，爲《易傳》和後代哲學及醫學廣泛接受。

　　《黃帝四經》的問世，由於它和《管子》有太多的相似之處，這兩書的内在聯繫首先引起學者們的極大興趣，同時也使得《管子》書中保存的黃老學説的文獻，越發受到關注。

　　根據唐蘭先生所列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引文對照表」，可以看到《黃帝四經》和《管子》兩書相同或相近的段落文句有二十三處之多（舉例如：（1）〈道法〉：「道生法」，《管子·心術》引作：「法出乎權，權出乎道」。（2）〈道法〉：「虛無（刑）形」，《管子·心術》引作：「虛無刑謂之道」。（3）〈道法〉：「故同出冥冥，或以死，或以生；或以敗，或以成。」《管子·内業》引作：「道也者，……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4）〈道法〉：「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四度〉：「去私而立公，人之稽也。」《管子·正》引作：「廢私立公能舉人乎。」（5）〈觀〉：「春夏爲德，秋冬爲刑。」《管子·四時》引作：「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等等）。經過我們仔細考查，認爲當是《管子》沿襲《黃帝四經》。《管》書襲取《四經》的，計有〈内業〉、〈心術〉、〈白心〉、〈樞言〉、〈九守〉、〈四時〉、〈五行〉、〈勢〉、〈正〉及〈重令〉、〈幼官〉等篇。除〈重令〉、〈幼官〉之外，其餘九篇都是屬於稷下道家的作品。黃老思想之盛行於稷下道家，於此可見。

　　在帛書《四經》發表之前，雖然司馬遷曾一再提到稷下道家人物，如環淵、田駢、慎到、接子等「皆學黃老道德之術」，還説「申子學本於黃老」。然而學界普遍以爲這説法可能是出於司馬談崇尚黃老而以己意立説，直至帛書《四經》公布，才證實「黃老」並不只是個名詞，而是實際興盛於戰國中期的學説思潮。

　　「黃老」是黃帝、老子的合稱，它以老子哲學爲基礎，而寓托於黃帝以進行現實政治的改革。這股政治哲學的思潮興起於戰國中期，它之淵源於齊或楚越固有爭議⑤，但它昌盛於齊，爲稷下道家所倡導並在稷下學宮百家爭鳴中取得主導地位，當無疑義。黃老思想經稷下道家的發揚而流傳於全國各地，儒家的孟、荀和法家的申、韓，都受到黃老道家的重大影響。

　　黃老學説爲稷下道家所倡言，它的中心思想爲「道法」。帛書《四經》開首便標示：「道生法」，《管子·心術》亦説：「法出乎權，權出乎道」。這派學説以老子道論爲其哲學理論而融入齊法家的形名法度思想。稷下道家流派繁多，可能有的講老學，有的講易學，不必然全都是主張黃老「道法」思想。而主張黃老之學的，也可能有不同的傾向，有的偏重於治身，有的偏重於治國，前者如〈内業篇〉的作者，著意於修心靜意、養精理氣，這一系可能直接繼承楊朱貴生思想（也發揮老子「專氣致柔」的攝生觀念），後者則致力於現實體制的改革，爲糾正傳統文化中人治之弊（儒家之推崇人治爲其代表），故而提出「道法」思想——這一系成爲整個戰國中後期的主流思潮。

　　稷下道家的人物，除彭蒙之外多有著作傳至漢代，《史記》稱環淵著上、下篇，《漢書·藝文志》則載〈蜎子〉十三篇，今佚。田駢，《漢書·藝文志》道家類有〈田子〉二十五篇，已佚。慎到，《史記》稱他「著十二論」，《漢書·藝文志》著錄〈慎子〉四十二篇，明時僅存五篇，現〈慎子〉七篇，爲錢熙祚校本。接子，《漢書·藝文志》道家類載〈捷子〉二篇，已亡佚。宋銒，《漢書·藝文志》著錄〈宋子〉十八篇，已佚。尹文，今傳《尹文子》一書，似是尹文的語錄集，可視爲尹文學派的作品。這些齊道家都是戰國時代在稷下學宮講學著名的「稷下先生」，環淵、田駢、接子、季真等人的思想或許較近於原始道家，宋銒可能是道墨融合的人物，班固説：「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依此可歸黃老道家。現存尹文學派的《尹文子》，則明顯是屬於黃老學派。慎到學派的歸屬問題，學界看法不一，一般認爲他是由道轉法的關鍵人物，有的學者認爲他兼有道家、法家思想的早期道家⑥。自帛書《四經》見世後，晚近學者認爲他屬於黃老學派⑦。可惜這些稷下道家的著作多已佚失，幸賴《管子》一書保存較完整的稷下各派的言論。

　　《管子》一書，雖然雜纂各家各派的論文，但如爲馮友蘭先生所説的，其「中心是黃老之學的論文」。統觀《管子》全書，雖編入法家、陰陽家、兵家、農家、儒家、墨家等論文，但以論「道」爲核心，現存七十六篇之中言道論道者有六十五篇，「道」字約四五○見，而老子所提出的作爲萬物本原的「道」，散見於《管子》重要篇章之中。明確屬於稷下道家作品的，除了通常所説的《管子》四篇之外，〈水地〉、〈樞言〉、〈宙合〉也被公認爲稷下黃老的作品。此外，〈形勢〉、〈勢〉、〈正〉、〈九守〉、〈四時〉、〈五行〉等篇，亦屬稷下道家之作，我們把這幾篇和《老子》及帛書《四經》對照，便可明白看出它們的學派性質。

（更多內容請見書中）

一九七三年底，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的發掘中，發現了一批極有價值的古代帛書，尤其《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書《經法》、《十大經》、《稱》、《道原》四篇最爲重要。據唐蘭等學者考訂，認爲這便是見於著錄而久已失傳的《黃帝四經》。此帛書的發現，引起學界的普遍關注，並先後出版過幾種校釋、整理的本子，這其中有一九七四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一九七六年文物出版的《經法》、一九八○年文物再出版《馬王堆漢墓帛書（壹）》等，各本以後者爲優。此外還有友人余明光教授著《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及其新作《黃帝四經今注今譯》（湖南岳麓書社一九九三年版）。這些版本、著作，都是我主要的參考書。

　　一九九二年春天，我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開帛書《黃帝四經》研究的課程，一方面我注意到這書和《管子》、《文子》、《鶡冠子》等戰國黃老之學著作的内在聯繫，另方面我也留心到它和《易傳》的思想脈絡發展的關聯。《黃帝四經》是現存最早也最完整的黃老道家的作品，它的出土，使我們對於在戰國百家爭鳴中取得思想界主導地位的黃老學派的發展線索，有一個重新的認識與評估。可以説，由於它的問世，不僅豐富了中國古代思想史，也使得我們對先秦各學派之間的流脈關係需要做一番重新的省察與探索。爲此，我投下了不少的心力來闡釋這一珍貴的出土文獻。

　　本書在撰寫當中，試圖建構起一個較完整的註譯體系。出於這樣的思考，因此體例是這樣擬定的：每篇下列解題，每小節下列内容提要，每小段由原文、註釋、今譯、闡述等四部分組成，書末附《帛書黃帝四經校定釋文》。「闡述」部分有助於更具體、更明確地了解全書的文義和思想底蘊。本書主要依據一九八○年帛書小組整理出版的《馬王堆漢墓帛書（壹）》本，書末所附即依據此帛書小組本爲藍本。

　　我在本書寫作的過程中，經常和北大哲學系副教授王博討論書中的細節。在本書告竣即將付梓之時，我要特別感謝青年學者、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畢業碩士研究生趙建偉副教授，書稿的全部核對工作是由他幫助完成的。還要感謝《道家文化研究》主編助理沈紅宇女士，她承擔了全部書稿的打字工作。商務印書館負責本書編輯工作的陳淑芬小姐，爲之付出極大的心力，在此一併致謝。

　　陳鼓應

　　一九九五年春序於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