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侗(註釋者)、葉慶炳(校訂者)

註譯者

李宗侗 （1895-1974）

字文伯，河北省高陽縣人。自幼聰明過人，十七歲時到法國留學，畢業於法國巴黎大學。一九二四年返國，受聘於國立北京大學，兼法文系主任，曾出任故宮博物院秘書長等職。一九四八年，受聘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後歷兼國史館史料審查委員、編譯館編審委員、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顧問、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委員等職。對中國古代史頗有研究，在學術上時有獨特見解。

校訂者

葉慶炳 （1927-1993）

浙江省餘姚縣人。早歲治學，由元明戲曲入手，其後擴及漢魏詩賦、魏晉唐宋小說，以及批評理論、比較文學之研究，《中國文學史》一書最稱專擅。歷任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所所長，輔仁大學專任教授。著有《中國文學史》《諸宮調訂律》《唐詩散論》等多種論著，另有名著《晚鳴軒愛讀詩》風行一時。

【上 冊】

卷一　隱公

卷二　桓公

卷三　莊公上

卷四　莊公下

卷五　閔公

卷六　僖公上

卷七　僖公中

卷八　僖公下

卷九　文公上

卷十　文公下

校訂後記

【中 冊】

卷十一　宣公上

卷十二　宣公下

卷十三　成公上

卷十四　成公下

卷十五　襄公一

卷十六　襄公二

卷十七　襄公三

卷十八　襄公四

卷十九　襄公五

卷二十　襄公六

校訂後記

【下 冊】

卷二十一　昭公一

卷二十二　昭公二

卷二十三　昭公三

卷二十四　昭公四

卷二十五　昭公五

卷二十六　昭公六

卷二十七　昭公七

卷二十八　定公上

卷二十九　定公下

卷三十　　哀公上

卷三十一　哀公下

附錄一

附錄二

校訂後記

王雲五先生近年有古籍今註今譯的提議，嘉惠後學實在並非淺鮮。今註這兩個字實在是十二年前，我對張曉峯先生注資治通鑑時所建議的，經過十一年的工夫，由我及朋友同學生合力完成，但後任教育部長並無充足的校刊費用能將全書刊行，於是就商諸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先生欣然答應為之完成。就是因為這種原因，他也用今註這個名字。至於今譯乃為王老先生所獨創。我所擔任的是春秋左傳今註今譯，對此書我當在序中略有說明。

（一）隋書經籍志載有春秋左氏解誼三十一卷，漢九江太守服虔注。他所分卷數與杜預的春秋左傳經傳集解三十卷不同。杜預書亦載於隋書經籍志，自唐作正義就用了他，遂為唐後學者通用的書。今也照服虔例分為三十一卷，所不同的是莊公杜預只有一卷，而我分為二卷，其餘如僖公三卷，襄公六卷，昭公七卷，與杜預相同。我固然不能詳悉服虔的分卷方法，但我只能想到莊公可以分為二卷而已。

（二）至於左氏春秋的作者，是否即論語公冶長篇之「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所說的左丘明？據姚鼐說：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為丘明說經之舊，及為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為多寡矣。余考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為吳起為之者蓋尤多。夫魏絳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絳？魏獻子合諸侯於位之人，而述其為政之美，詞不恤其夸，此豈信史所為論本事而為之傳者耶？國風之魏，至季札時，亡久矣，與邶、鄘、鄶等，而札胡獨美之日：「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談，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又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後之稱，非季札時所宜有，適以見其誣焉耳。自東漢以來，其書獨重，世皆溺其文詞，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然遂以譏及左氏，則過矣。彼儒者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言亦約耳，烏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既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雖不必丘明所記，而固已足貴，君子擇焉可也。（見左傳補注序）

（三）孔子春秋與左氏春秋實在是兩部書，所以顧炎武日知錄也說：「春秋因魯史而修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交於中國，則以創列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間用夏正，其不出一人明矣。」左氏春秋是集合各國的史書而成，此種議論實由唐朝趙匡發其端，他在「春秋集傳纂例」書中說：「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釋春秋，傳成以後，蓋其弟子及門人見嘉謀事　多不入傳或有雖入而復不同，故各隨國編之而成此書，以廣異聞爾。」所說集諸國之史甚確，但說「以釋春秋」則非，然較為春秋作傳比較更近於真象。不如說他們是兩部書更可靠。並且左邱明雙姓與左氏春秋的左不同，所以朱熹在「語類」中就以為「左氏倚相之後」，所以後來記載楚事甚多。並且比如隱公元年，春秋所記共七條，而左氏春秋就有十三條，有時春秋有而左氏春秋沒有的。也有相反的時候。這些皆能證兩書的不同。

細看春秋與左氏春秋皆開始自魯隱公，而所書紀年只以晉國事而論，亦始於晉文侯，早過於曲沃莊伯，而杜預曾見過真本紀年，他在後序中說：「曲沃莊伯三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就是公元前七百二十二年，從此以後各國史料始見豐富，這也不足為奇怪的事。觀詩經中，雅多作於西周，彼時東方列國尚無國風，衛武公所作抑篇尚用雅的詩調，即因衛尚無他自有的詩調。國風的開始在於平王東遷以後，由此可見。東遷是在公元前七百七十年。再以出土的銅器而論，東周時代者多屬列國的作品，與西周銅器多屬王室者不同。由此觀之，東遷以後，文化中心也隨著政治中心而漸向東方轉移，列國的史料開始愈加發達，這也是自然的現象。漢書藝文志尚載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內容雖然不能詳細知道，大約也是記載同左氏春秋相類的故事。

（四）再細研究，兩書不太相連，並非如公羊傳穀梁傳的為的解釋春秋而作。茲舉一兩條為例作證據比如桓公元年末尾說：（1）「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而二年開首就說（2）宋華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可見（1）同（2）兩條本來相連，後經劉歆或杜預兩書相合後，始有現在的現象。又如桓公五年（1）「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就說：（2）「春，自曹來朝，書曰『實來』，不復其國也」此類尚多，舉此例以概其餘。

所謂左氏春秋是「以列國之史參之」，這話甚有道理。比如宋國的事常舉六官的姓名，晉事常舉三軍或六軍帥佐的姓名，必是抄自宋晉各國史官所記載的。

至於漢以後又發生劉歆請立左氏傳於學官的問題，見漢書三十六卷楚元王傳，劉向是楚元王的玄孫，而劉歆是他的兒子。他移書太常博士書責讓他們，他又將左氏傳與公羊穀梁二傳並列為釋經的傳。其實漢朝學官已近於功名的途徑，多立一科目則舊者必有所畏懼，因此必引起爭端，所謂「利祿之途然也」就是這種理由，書甚長現在不能博引，閱者可翻楚元王傳即能明白，所以在此不必細講。因為這種原因，劉歆必須將左氏春秋改為春秋左氏傳，而博士弟子必說「左氏不傳春秋」，以不抵制。至西晉杜預更「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見杜預春秋序）遂成現行的體系，杜並解釋為「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見上序中）以辨別兩書的不同各點，而不欲說他們是兩部書。自唐以後遂相仍而不改，商務此書也不好例外；若獨創一格，反使讀者莫名其妙了，只在序中略說明我的見解。

至於編纂的經過亦當略述如後，最初今註由我口述而由文長徐女士筆錄，至於今譯則由劉翠溶女士擔任，這是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以前的情形。這時劉女士往美國哈佛大學讀書，自隱公元年至僖公二十八年共九十一年，恰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三分之一相近。以後我自己寫了幾年就由我口述而由李敏慧女士筆錄，輔以其妹李素貞襄助抄寫，以底於成，特記於此並誌對諸位的感謝。後又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黃慶樂技士為畫得春秋時代全圖，以成全書。

民國五十九年二月夏正元旦高陽李宗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