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裔美國人，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現任教於紐約城市大學巴魯克學院（Baruch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專長為伊朗和中東歷史與政治。2010年入選歷史悠久的美國文理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AAS）院士，該機構堪稱學術研究的最高榮譽殿堂。他也被公認是當代伊朗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
二十餘年來，亞伯拉罕米安致力於撰寫伊朗史相關書籍，扭轉世人的誤解。《政變》一書獲致國際好評，更被伊朗獨立公共知識分子委員會選為年度歷史書，於國內造成風潮。另著《發明邪惡軸心：關於朝鮮、伊朗和敘利亞的真相》（Inventing the Axis of Evil: The Truth About North Korea, Iran, and Syria）、《現代伊朗史》（A History of Iran）、《兩次革命夾縫間的伊朗》（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等作品。
這股對彼此的敵意根源於一九五三年的一場政變。在政變中，美國中情局推翻受到高度民意支持的穆罕默德‧穆沙迪克（Muhammad Mossadeq）政府，進而替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國王（Muhammad Reza Shah Pahlavi）的獨裁統治奠定基礎。而這場一九五三年的政變，又源自於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三年伊朗與英國之間的石油危機。一九五一年四月，伊朗國會選出穆沙迪克為總理，明確授權他將英國持有的英伊石油公司國有化。這件事引發了名為英伊石油爭奪戰的國際危機，起因即為伊朗政府接管石油設施。隨著在海牙國際法庭與聯合國的激烈爭論、英國對伊朗實施的石油禁運、入侵伊朗的祕密計畫以及外交關係破裂，危機逐漸升溫。美國以「誠實的中間人」身分提出一系列所謂的妥協方案，試圖緩和危機，然而這場危機卻沒有平息。到了一九五三年，美國中情局以及通稱「軍情六處」（MI6）的英國祕密情報局（SIS）推翻了穆沙迪克。這二十八個月不只在伊朗歷史上，也在該國與英美兩國的關係上形成了決定性斷層。人們常說，烙印在大眾記憶中的重大戰事與革命，能明確決定分隔出「事發前」與「事發後」的時刻。同樣的道理，對伊朗人民的記憶與政治文化而言，一九五三年政變也是這樣的事件。
市面上已有許多一九五三年政變的相關著作，也有許多書的主題是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三年的石油危機。我們大可以問，為何還需要出版一本相同主題的書？然而本書的目的是基於以下兩種個別的基礎，去質疑之前著作所建構的普遍認知。本書質疑的第一個普遍認知是，英國在協商時抱持善意，而美國認真地試圖擔任誠實的中間人，最後卻因為穆沙迪克不願讓步而無法達成妥協方案，其原因每每追溯到人們假定他具有的「心理特質」和什葉派的「殉教情結」。即便是同情穆沙迪克的作者，也聲稱只要立場不那麼強硬，他應該能夠達成公平正義的妥協方案。例如概述大英帝國的衰落以及專門探討英伊危機的美國歷史學家威廉‧羅傑‧路易斯（William Roger Louis）就主張，英國接受伊朗石油國有化的原則，卻因為穆沙迪克「非理性的行為」，遂與美國共同決定推翻他。本書則持相反觀點，認為無法達成妥協方案只是因為爭執的核心在於誰能控制石油產業這一直接問題。誰能開採、製造、提煉和輸出伊朗石油？控制權是在伊朗政府或在英伊石油公司手中，或者有可能在當時人稱七姊妹（Seven Sisters）的七家龐大國際石油公司手中？對伊朗而言，國有化意味著掌控國家主權；但對石油公司而言，伊朗石油國有化意味著西方國家失去掌控權，一九五○年代初的西方國家不可能接受這種情形。雖然英國人和美國人將偽國有化，也就是有名無實、理論上而非實際上的國有化大肆宣揚為「公平的妥協」，它充其量不過是個毫無意義的悖論，最壞的情況下則是個虛偽的煙幕彈。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三年間，英國人和美國人根本不願意以任何方式接受真正的石油國有化。
我們可以用各種不同的史料拼湊出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三年發生的危機。其中有些近年來已經開放查閱，尤其是一九七九年革命之後的史料。之後更名為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的英國─伊朗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 AIOC，後文均稱英伊石油公司），已將大量檔案捐給英格蘭的華威大學。這些檔案內容豐富，不只有該公司談判立場的資訊，還有企業內部的營運狀況，特別是其勞資關係。時時遵守三十年規定的英國政府已經將一些相關檔案解密，包括內閣、外交部、領事館，以及燃料與電力部（Ministry of Fuel and Power）。這些文件收藏在倫敦的英國國家檔案館（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其前身為英國公共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當然，軍情六處的檔案依舊不對外開放。
延宕三十多年之後，一九八九年，美國國務院終於將一些有用的史料釋出，編入依年代集結成冊的《美國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較廣為人知的名稱是FRUS。然而，其中伊朗部分還是有大量難以解釋的間斷。很難令人相信的是，在當時會有好幾天，有時甚至是好幾週，德黑蘭與華盛頓之間沒有任何通訊往返，更何況這幾天剛好是伊朗發生重大危機之時。美國歷史學會（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曾抱怨美國國務院沒有遵守自己的解密規定，還找各種藉口延遲發表伊朗相關文件；針對瓜地馬拉與剛果的文件也是如此。
然而在二○○○年，一份叫做威爾伯檔案（Wilber document）的美國重要研究外流到《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當時美國政府正含蓄地為一九五三年政變道歉，做為主動與伊朗和解的表現。這份文件最初以摘要形式出現在紙本報紙上；然後又以八十頁的刪節版放在報紙的網站裡；接著又有一份刪節較少的一百六十九頁版本（其中許多人名都經過編寫）出現在另一個名為「地窖」（Cryptome）的神祕網站；最後同一個網站又出現較長的版本，並具體指出一些人名。唯一祕而不宣的是一份附錄，其中列出了在政變中被軍情六處和中情局收買的記者與政客。
這份由中情局歷史部門委託製作、名為「推翻伊朗總理穆沙迪克」的文件，作者是唐納‧威爾伯博士（Dr. Donald Wilber），他由考古學家轉行成間諜，是個會說波斯語的中情局首席特工。這份文件的用意既是做為一九五三年政變的檢驗報告，也是未來其他地方政變的參考手冊。作者在序中坦言，他提供「適用於類似行動的建議」。雖然對政變提出清楚的梗概，但他極有可能執行大量的自我審查，因為他很清楚這份文件不只會在中情局內流傳，也會傳遍五角大廈、國務院、白宮，甚至是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近年來除了開放的政府史料之外，還出現大量訪談、自傳、傳記、回憶錄、個人歷史和私人文件可做為補充。以上資料散見在伊朗國內外的報紙、期刊、雜誌、編輯的著作及私人出版品中。最有助益的資料就是穆沙迪克親信顧問在他死後出版的回憶錄。此外，伊朗國內與海外的口述歷史計畫提供了很有價值的新資訊。其中最重要的就屬哈佛大學的「伊朗口述歷史計畫」，以及柏林的「伊朗左翼歷史計畫」（Iranian Left History Project）。前者由哈比卜‧拉耶瓦迪博士監督執行，訪問了一百三十二位巴勒維政權下的知名人士，其中大多數人可說是舊時代的菁英分子；後者由哈米德‧艾哈邁迪博士主導，拍攝一百二十六位住在伊朗國內外的異議分子，有些人在一九五三年政變中曾是軍官和共產黨員。這些訪談，以及出版於一九七九年革命之後的回憶錄，提供我們在政變後可聽到的保皇黨有用的反駁意見。在軍情六處和中情局准許讓埋藏多年的檔案重見天日之前（這一天不太可能來到），我們這些歷史學家也只能充分利用上述形形色色散見各處的史料，拼湊出有條理的一九五三年伊朗政變樣貌。
導讀 改變伊朗與英美關係的一九五三年
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陳立樵
《一九五三：伊朗關鍵之年，一場被掩蓋的政變》（The Coup: 1953, The CIA, and the Roots of Modern U.S.-Iranian Relations）（以下簡稱《一九五三》）為美國的伊朗籍學者埃凡德．亞伯拉罕米安（Ervand Abrahamian）在二○一三年出版的著作，談論一九五三年英美兩國顛覆伊朗政府的活動，今日出版中譯本，有助於讀者在伊朗通史的基礎上，多了對於特定議題之認識。感謝臺灣商務印書館引介這本書、邀請我撰寫這篇導讀，也感謝譯者何修瑜認真又有效率的翻譯。
二十多年前，筆者因撰寫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的碩士論文，而接觸到亞伯拉罕米安的著作。其中，一九八二年他出版的《兩次革命夾縫中的伊朗》（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是我瞭解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的基礎用書。為了好好閱讀這本經典，第一次在 Amazon網路商店買英文書的經驗就給了亞伯拉罕米安。那本書將近六百頁，花了近兩千元新台幣，由於當時筆者尚未大量接觸與購買英文書，所以從郵差手上拿到書的那一刻，頗有「成就解鎖」的感覺。
亞伯拉罕米安所寫的《一九五三》，運用了大量的英國與美國的外交檔案。儘管已有很多學者運用這些外交檔，但亞伯拉罕米安卻指出其中的問題，也就是許多關於一九五三年政變的美國檔案至今仍然沒有公布，導致人們無法看到政變的全貌。筆者任教的輔仁大學圖書館購買了美國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s）自一八八三年到一九五九年的伊朗檔案，應是臺灣唯一能夠從外交檔案來瞭解美伊關係的資源，但其中也沒有關於一九五三年政變的檔案。至於在網路上已公開可使用的《美國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有許多內容無法接續，顯示出美國並不想讓人們知道當時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二○一八年中國大陸學者石斌的著作《「清除人民黨」：一九五三年美英對伊朗的準軍事行動》提到，二○一七年《美國外交文件》雖公布了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部分的新檔案，但內容仍然有限。近期亞伯拉罕米安又出版了一本新書，書名為《伊朗的石油危機：從民族主義到政變》（Oil Crisis in Iran: From Nationalism to Coup d’État），已有書評提到該書運用新的美國解密檔案，說明了美國介入伊朗內政並不是短時間內的決定，而是醞釀了一段時間的規畫。該評論提到的新解密檔案也許就是指二○一七年的那一批，就期待日後有機會取得該書，看看亞伯拉罕米安如何用那些檔案再次解釋一九五三年政變。至於英國，亞伯拉罕米安也說，它們一樣沒有完全將檔案解密。
至於伊朗的官方檔案，亞伯拉罕米安看似沒有使用，但其實很有可能是他無法使用。回想筆者在伊朗短暫的研究經驗，大致知道即使是伊朗人也不見得能取得資料。儘管外籍人士可進出檔案館，可是檔案調閱與購買需耗費相當多的時間，空手而歸的機率很大。附帶一提，今年（二○二二年）國際足總世界盃B組（2022 FIFA World Cup Group B）比賽，對戰者中有美國、英國、伊朗三隊。在英國研究巴勒維政府的伊朗籍學者阿勒凡迪（Roham Alvandi）在賽前於推特（Twitter）貼文說，輸球的那一方就要公布一九五三年政變的檔案。這則貼文相當有趣，可見無論哪一方，至今都還是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
陳達鏞(Jin Dal Y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