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R出沒！有神快拜！
胡適、蔡元培、傅斯年、陳寅恪、董作賓、顧頡剛、張玉法……
從近代中國到當代臺灣，看這群人如何撐起學術界的一片天！
───解密中研院的名家軼事，勾勒華人學術圈的發展輪廓───
為您獨家幕後直擊：原來這些學術大神也有超展開？
在那個權威的時代，敢跟蔣介石「頂嘴」的人，只有他！
到底誰欠傅斯年稿費？居然還逼得他親口「討債」？
女友探班是大忌？被發現之後為何大家都搶著辭職？
第一屆中研院院士選舉開跑！到底是哪些神仙在打架？
創立於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中研院），向來是華人學術圈裡領袖同倫的巍峨殿堂。對二十世紀的華人來說，開創建立現代意義的學術社群，舉步維艱，長路迢迢。中研院的發展歷史，是最好的一頁見證。
走過近百年歲月的中研院，一路上風風雨雨，積蘊了無數的逸事篇章，足可啟迪後世。青史故蹤，深富意趣。作者以第一手的史料，層層解密中研院早期的學術糾葛及重大爭端。
從自由主義者胡適，中研院首任院長蔡元培、《自由中國》雜誌創辦人雷震、史語所創辦人傅斯年、殷商考古專家董作賓、古史辨派代表顧頡剛、美國漢學家費正清，以至陳寅恪、吳晗、何炳棣、王叔岷、劉廣京、張忠棟、張玉法等人，名家薈萃各有專精，治學之餘亦與政治人物互相往來，機鋒處處，誕生許多不為人知的奇聞軼事。他們建立了一整個近代學術圈。本書補實並還原人際網絡，描摹了這頁璀璨歷史的吉光片羽。
想認識中研院的歷史，哲人間的交往，進而勾勒出臺灣、以至華人圈的學術發展概況，本書是不可多得的讀物。
潘光哲
潘光哲
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歷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約聘研究助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國際日本文化研究「外國人研究員」、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訪問學者、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董事長、胡適紀念館主任等職；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兼副所長。專業研究領域為近現代中國史與當代臺灣史。
著有《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天方夜譚」中研院：現代學術社群史話》等專書及學術論文五十餘篇，另主編《殷海光全集》（新版）、《容忍與自由：胡適思想精選》、《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等史料彙編。
獨家推薦（依姓氏筆畫序）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院士
江仲淵│歷史說書人History Storyteller粉專創辦人
陳建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劉維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謝金魚│歷史作家
Cheap│知識型歷史Youtuber
中央研究院的任務：胡適和蔣介石的「抬槓」
1958年4月10日早上9點，胡適在台北南港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就職典禮結束之後，旋即召開了中研院第三次院士會議。突然之間，冠蓋雲集，蔣介石總統與陳誠副總統都來到了院士會議現場。於是，胡適以院長身分宣布院士會議召開之後，便邀請蔣介石講話；接下來則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來賓致詞。等到他們都講完話，又輪回胡適致詞。沒想到，在這樣的場合裡，胡適居然會和蔣介石「抬槓」，把蔣對中研院的「期望」，結結實實地反駁了一通。胡適的這番話「火力十足」，讓人印象深刻，當時人在現場的人類學家李亦園教授，還只是民族學研究所的青年同仁，事隔將近半世紀，對這件事還是津津樂道：
「對我來說，胡院長任內，從民國47年4月10日他就任開始，一直到民國51年2月24日他在蔡元培館開會時倒下去過世，在三年幾個月間，有兩件重大的事情。第一件重大的事情，對中央研究院，對我個人來說，都是很難忘的，那就是民國47年4月10日，胡院長就職典禮上發生的一件事……。這一次典禮蔣老總統特別來主持，開會地點在蔡元培紀念館。胡院長是蔣老總統費了一番精神邀請來擔任院長的，因此胡院長就職時蔣老總統特別親自來了，來了之後還講話，在他的講話中不知為什麼忽然說到共產黨在大陸坐大可以說與五四運動的提倡自由主義不無關係，這樣的說話對胡先生來說當然是非常尷尬的，因為五四運動跟他有密切的關係，他是重要的推動者。結果老總統講完之後，胡先生站起來繼續答話，他的答話讓大家臉色都凝住了，他一開始就說「總統你錯了」，在當時那麼威權的時代，他這樣講使全場的人臉色都變白了，氣氛非常緊張，老總統卻很有風度地主持完會議，只是在胡院長任內就未再來過南港了。這一件事，胡院長的表現可以說確實為中央研究院在追求學術自由與獨立上樹立了一個里程碑（李亦園，〈本院耆老話當年〉）。」
歷史學家呂實強教授，那時是近代史研究所的青年同仁，當天也「恭逢盛會」，只是，他的回憶，卻不太一樣：
「【胡適院長的】就職典禮在新落成的史語所考古館舉行，若干政要與學術界的領導人物都來參加，蔣中正總統與陳誠副總統亦均親臨。在蔣總統的致詞中有一段說：「我對胡先生，不但佩服他的學問，他的道德品格我尤其佩服。不過只有一件事，我在這裡願意向胡先生一提，那就是關於提倡打倒孔家店。當我年輕之時，也曾十分相信，不過隨著年紀增長，閱歷增多，才知道孔家店不應該被打倒，因為裡面確有不少很有價值的東西。」胡先生致答詞的時候則表示：「承總統對我如此的稱讚，我實在不敢當，在這裡仍必須謝謝總統。不過對於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總統是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所謂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權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學說，凡是不允許人家懷疑的、批評的，我都要打倒。」總統聽到胡院長這一段話，立即怫然變色，站起身來便要走，坐在他旁邊的陳誠，趕快拉他坐下，這樣總統方在典禮結束時告辭離開（呂實強，《如歌的行板——回顧平生八十年》，頁213）。」
李亦園與呂實強兩位教授，都從1955年就入院服務，套用台灣軍隊的術語，兩人算是「同梯的」，自然都是中央研究院在台北南港五十年風雨的見證者。可惜的是，兩位前輩教授的回憶，和本來的歷史場景，多少有些出入。例如，依據文字紀錄，胡適就任研究院院長與第三次中研院院士會議的地點，正如呂教授的回憶，都是中研院史語所的考古館樓上；不過，蔣介石總統出席的是院士會議而非胡適的院長就職典禮，呂教授的回憶，也非盡為正確（《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冊7，頁2659、頁2661）。至於蔣介石和胡適「抬槓」的重點，與「五四運動」或是「打倒孔家店」，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蔣介石當天的談話，官方的紀錄並不完整（蔣介石，〈對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致詞〉，《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27），推測言之，他應該沒有事先準備講稿。胡適的回應，基本內容可以見諸《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還好，當時《聯合報》、《中央日報》等報紙紀錄猶在，綜合歸納起來，猶可知其雙方交鋒的大概。
就蔣介石一方言，他認為中央研究院是全國學術之最高研究機構，所以就應該擔負起「復興民族文化」的任務；而且，在他看來，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惟一工作目標，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則吾人一切努力均將落空，因此希望今後學術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來求其發展。
蔣介石又推崇胡適，「最令人敬佩者即為其個人之高尚品德」，因為：
「今日大陸上共匪以仇恨與暴力，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發點，其目的在消滅我國家之傳統歷史與文化，而其重點則為毀滅我民族固有之倫理與道德，因此胡適先生之思想及其個人之德性，均不容於共匪，而必須予以「清算」，即為共匪摧毀我國倫常道德之一例。」
因此，蔣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與學術界人士，一致負起恢復并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之責任」；他還說：
「倫理道德實為吾人重建國家，復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必須此基礎鞏固，然後科學才能發揮其最好效能，民主才能真正成功，而獨立自由之現代國家亦才能確實建立起來（《聯合報》，1958年4月11日；參考同日《中央日報》）。」
中央研究院是國家的最高學術建制，胡適身為院長，自然對研究院究竟應該朝什麼方向發展，承擔什麼樣的任務，做出許多思考。然而，這樣的方向和任務，應該以學術自身的邏輯與需要為依據。蔣介石的講話卻要求以「復興民族文化」做為研究院的任務，還指定學術研究必須得配合「反共抗俄」的使命。「斯可忍，孰不可忍？」胡適當然非駁不可。
不過，胡適的回應，固然針鋒相對，卻又曲折委婉。蔣介石希望「恢復并發揚我國固有文化與道德」，胡適則說：
「我們的任務，還不祇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蔣介石】總統對我個人有偏私，對於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領導反共復國的任務立場上，他說話的分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這是他的熱情所使然。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復國的任務，我們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
蔣介石認為中共「清算」胡適，是「摧毀」中國「倫常道德之一例」；胡適的認識，卻完全兩樣：
「我被共產黨清算，並不是清算個人的所謂道德：他們的清算我，是我在大陸上，在中國青年的思想上，腦袋裏，留下了許多「毒素」。……
共產黨為什麼反對我？因為我這幾十年來對學生講：我考證《紅樓夢》、《水滸傳》是要藉這種人人知道的小說材料提倡一種方法，教年青【輕】人有一種方法，等於孫行者身上有三根救命毫毛，可以保護你們不受任何人欺騙，什麼東西都要拿證據來，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種方法可以打倒一切教條主義、盲從主義，可以不受人欺騙，不受人牽著鼻子走。我說：被孔夫子牽著鼻子走固然不是好漢，被朱夫子牽著鼻子走也不是好漢，被馬克斯、列寧、史達林牽著鼻子走，更不算是好漢。共產黨現在清算胡適，常常提到這幾句話，認為胡適一生做的學問，都是為了反對馬克斯主義的。……」
來到台灣之後的蔣介石，念茲在茲的是「反攻大陸」，消滅「朱毛匪幫」。為了要證成他要打倒的對象中共是如何「倒行逆施」，所謂摧毀中國傳統的「倫常道德」，毀滅中國的「傳統歷史與文化」，就是他慣用的論證措辭。相形之下，胡適卻是廿世紀中國「反傳統」的急先鋒之一。在他看來，如果中國傳統裡蘊含著值得珍視的成分，那也是全世界人類文化所可共享同潤的，非中國所獨有。
因此，當蔣介石強調「倫理道德實為吾人重建國家，復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的時候，照胡適「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思路，就得追問：所謂的「倫理道德」，究竟指的是什麼？套用胡適的話，如果不能拿出證據來，反而被蔣介石強調的「倫理道德」牽著鼻子走，還要用以做為「重建國家，復興民族，治標治本之基礎」，實在不是「好漢」。中央研究院當然沒有肩起「復興」那不可證成的「民族文化」之任務的必要。可以說，對於什麼是中國傳統這個問題，蔣介石與胡適當天的交鋒，正具體顯現了兩種極端不同思路的爭戰。
當然，對於學術和國家之間的關係，蔣介石與胡適的認知，表面上即使不能說是南轅北轍，實質上還是道分兩途。蔣介石希望中研院的「學術研究」能夠配合「反共抗俄使命」，胡適回應強調的卻是真正的學術，「在反共救國復國上，的的確確可以有幫助」。
胡適舉了法國的巴士德為例子，說「研究微生物」有成的巴士德，得以促成了蠶種、釀酒的改良，牲畜瘟疫的防治；而在研究蔗種上有很大貢獻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先聞，則是他舉的第二個例子。所以，胡適認為，
「我們的任務，還是應該走學術的路，從學術上反共、救國、復國……。」
言下之意，要怎麼樣走「學術的路」，要想如何「從學術上反共、救國、復國」，其實是學術界自己的事，與政治領域的最高領導者無關；在學術的世界裡，蔣介石不會也是「一言九鼎」的領袖。
從大脈絡來說，胡適對蔣介石，實在不盡滿意；只是，在時代的變局裡，蔣卻是「無可奈何」的抉擇。一九四九年中共軍隊渡過長江時，胡適公開表示對蔣介石予以「道義力量來支持」；到了台灣之後，胡適也盡可能對蔣介石提出各式各樣的意見。遺憾的是，蔣介石對胡適，往往「表裡不一」。像是胡適於1952年9月15日致函蔣介石，主張「國民黨應廢止總裁制」，「國民黨可以自由分化，成為獨立的幾個黨」等等意見，並舉土耳其為例，請蔣參考。蔣介石接得此函，在9月23日的日記裡說，這是胡適的「書生之見，不知彼此環境與現狀完全不同也。中國學者往往如此，所以建國無成也」。同年底，胡適來台，12月13日早上10點，與蔣介石在日月潭涵碧樓見面，兩人又有一番「抬槓」，依據蔣介石日記：
「……胡適之來談，先談臺灣政治與議會感想，彼對民主自由高調，又言我國必須與民主國家制度一致，方能並肩作戰，感情融洽，以國家生命全在於自由陣線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戰民主陣線勝利，而我在民主陣線中，犧牲最大，但最後仍要被賣亡國也。」
所以，蔣介石批評說：
「此等書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為共匪所侮辱殘殺，彼之今日猶得在臺高唱無意識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難得之運，而竟忘其所以然也（《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11）。」
蔣介石「歡迎」胡適提出意見和建議，卻將之視為「書生之見」，批評胡適「書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為共匪所侮辱殘殺」，極盡輕侮蔑視。然而，在胡適七十歲生日的時候，他卻又受到總統蔣介石、副總統陳誠，乃至於已位居權力核心的北大門生的崇隆歡慶。蔣介石玩弄胡適的「兩面手法」，可見一斑。因此，從蔣介石對胡適的「兩面手法」脈絡而言，蔣介石對胡適這回的公開「抬槓」，明裡不置一辭，心裡應該不會好受。所以，李亦園教授說，蔣介石在胡適擔任「院長任內就未再來過南港了」，是否顯示他對胡適當場反駁自己「耿耿於懷」，固然沒有資料可以證明，卻也不是無跡可察。
胡適與蔣介石私下會面「抬槓」的時候，必然繁多難數。不過，胡適與蔣介石私下的「抬槓」，沒有多少人得以親睹其實況。在公開場合裡，胡適和蔣介石彼此之間，應該是客客氣氣，「揖讓也君子」，因此，在研究院的這場「抬槓」，必然讓人「大開眼界」。得以親逢其盛的李亦園和呂實強教授，對此長存記憶，理有應然。所以，即使他們的述說，稍有小疵，也未必可以都得到文字佐證（例如，身為副總統的陳誠是否有「膽量」拉了蔣介石總統一把要他坐下，實在難能驗證）；但是，胡適不向政治強人低頭，不對最高領導唯唯諾諾的風骨，絕對是鐵錚錚的歷史事實。
大江東流，時過境遷，應該不會再出現指定中央研究院任務究竟何在的政治領袖了。然而，中研院做為一方自由與獨立的學術殿堂，絕非理所當然，一路平坦；胡適對蔣介石談話的這番公開「抬槓」，就是具體例證。因此，回顧這樁陳年往事，正如李亦園教授的評價，胡適「為中央研究院在追求學術自由與獨立上樹立了一個里程碑」，後世必將追懷永遠，法式無懈。
改定版序
創立於一九二八年的中央研究院（以下或簡稱中研院），屹立至今八十年，仍是華人學術社群裡領袖同倫的巍峨殿堂。在廿世紀的華人世界裡，戰亂不絕，紛擾不已，中研院的創設、維繫、成長和茁壯，實在是歷史的異數。走過九十年歲月的中央研究院，一路行來，風風雨雨，正積蘊了無數的逸事篇章，足可啟迪後世。這部小書，就是個人在專業學術領域耕耘之外，略施副力，研治書寫中研院的歷史典故和前輩風範的成果。
當然，史學工作者回首舊軌陳跡，與個人當下的現實關懷，密不可分。這部小書的觀照視野，往往難免反映自身生活世界的感觸所及。例如，筆者述說傅斯年怎麼評鑑吳晗的學術業績，釋論青年周一良如何在學術的世界裡自由翱翔，講述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中研院曾經意欲「進軍西北」的故事，其實都是對當前學術生產體制的現實，進行歷史的反思，藉以指陳，此際學術生產體制的「合理性」，並不見得是「理所當然」。對於中研院的學術領袖和政治事務的千絲萬縷，本書也有所勾描，希望我們不為一時之間的治激情左右，跳脫黨派偏見，體會品味個人政治抉擇的多重意義。理未易察，善未易明。計較是非對錯，做出打圈或打叉的唯一選擇，往往只會讓複雜多樣的歷史圖像，變得那麼單調失真。
對廿世紀的華人來說，開創建立現代意義的學術社群，舉步惟艱，長路迢迢，中央研究院的歷史，正是最好的一頁見證；這頁歷史涉及的重層樣態和豐厚意涵，更是多樣難盡。相較於正式的學術研究成果，或是比較全面的歷史紀實之作；這部小書，不過只是中研院璀璨歷史的吉光片羽，絕對不是對這九十年歷史進行全面而成體系的研究。惟則，筆者問學研史致知，總自期能夠盡可能逼近歷史原來本相，還原歷史本來場景。像是胡適在怎麼公開場合反駁蔣介石對中研院的「期望」，筆者的敘述，固然參照當時親歷其境的學界耆老的回憶，卻總希望能夠逼近歷史的本來樣態，遂乃比較各自回憶述說的出入所在，並與既存的文字紀錄相對照，庶幾或可求實存真。因此，凡是本書涉及的課題，個人總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多方查找史源，進行研究，述說所本，自需立足於先賢研究業績，或是以個人既有之研究成果為基礎。為免繁瑣，本書諸文之史源與立論基礎，概列入書末的「徵引書目」，以便有心的讀者覆覈查找。
本書舊版，問世於二○○八年。當時許多史料，猶未公開，筆者的書寫，自難求全。例如，〈中央研究院的任務：胡適和蔣介石的「抬槓」〉一篇，筆者初始的描摹，自是輕描淡寫。現下諸如中研院胡適紀念館的檔案已經全面電子化，檢索入手甚易；呂芳上教授領銜主編的《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復且已然問世。凡此新出史料，為濃描細說胡適和蔣介石「抬槓」之後的故事，大有助力。筆者遂乃再擬新稿，以顯新境。至於個人學術研究的成果，多少有所進展，也略予改寫，期可以較臻完整美善的樣貌，奉獻讀者。至於附錄諸篇，述說劉廣京與張忠棟、張玉法幾位教授的學術與生命歷程，既因為他們都是恩惠於筆者的業師，廣京與忠棟先生遽歸道山以後，感懷師恩，筆者自有彰顯師道行誼的責任與義務；也因為廣京先生和玉法先生都是中研院院士，忠棟老師則是中研院美國研究所（現在的歐美研究所）的研究員，他們的學術業績都和中研院密切相關，也是中研院院史的多重采風的一頁。
細心的讀者或許會發現，本書的許多故實陳跡，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密切相關。因緣所在，實反映個人學術生命的歷練和成長。一九九五年，承杜正勝與王汎森教授的厚愛，筆者有幸進入史語所工作，主要承擔協助該所珍藏《傅斯年檔案》的整理工作業務。俟《傅斯年檔案》的整理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承黃寬重教授之命，筆者又負責整理王韜手稿《蘅華館雜錄》，迄二○○一年夏峻事。同年八月，筆者即幸運地轉任近代史研究所的專職工作。筆者的問學求道之路，得以接觸《傅斯年檔案》與《蘅華館雜錄》這兩分珍貴的史料，參與它們的整理工作，實為罕有之機緣。在史語所工作六年，承乏這兩項工作業務，更是厚植治學基礎最為紮實的訓練過程，較諸少林寺幼稚沙彌之習蹲馬步以立昂揚武林之基，不遑多讓。經此一役，個人治學之所得，永植長存；對史語所先賢前輩的風誼，亦稍有知稔。細數中研院的整體歷史，史語所正與院同壽長青，多少舊事，深富意趣，足可發人深思。筆者既有幸多識與史語所相涉的青史故蹤，偶有思慮，即引徵舊檔故書，敷衍成文，自對史語所前輩行誼與互動往來的歷史，勾勒較多，著墨較深。二○○八年秋，筆者方始結束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的工作，返台任職，意外承蒙時任近史所所長陳永發院士提名任命為胡適紀念館主任，近水樓台，親近掌握胡適的相關史料，更為便利；對適之先生的風範掌故，瞭解愈多，撰稿更形易易。凡此因緣所締，對於杜正勝、黃寬重、王汎森與陳永發幾位教授的厚愛提攜，謹此特別表示謝意。
本書諸多篇章的促生園地，是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聯合會出版的《山豬窟論壇》。對於共同參與這項事業的林美容、張茂桂、胡台麗、高明達教授等前輩同仁，以及主編《山豬窟論壇》的陳儀深、楊晉龍兩位兄長，亦特此深致謝悃。「儒以文亂法」，本書的若干文章刊諸《山豬窟論壇》之後，或引起不同的看法，必須感謝中研院李遠哲前院長與個人前任直屬長官陳永發所長的寬容涵蓄。南京的邵建先生，多番推薦本書若干篇章轉發於中國的報刊雜誌，其誠可感。台北的蔡登山先生，首先積極鼓勵筆者集結這些文字；初版的簡體字本，承青島的薛原和北京的曹凌志二兄，付出大量的心力。本書新版得以出版問世，有賴林桶法教授等人的支持，尤需銘謝他們的厚情深誼。這部小書的問世，如果能夠引起讀者對於中研院歷史的興味；讓公眾對於這方清醇的學術天地，是在什麼樣的世變大局裡得以維存長續，能夠略有認識和理解，那將是筆者最大的榮幸了。
潘光哲謹誌
初稿於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時正旅居北美麻州劍橋
再稿於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時逢胡適先生逝世六十七年
文浩(Felix Wemheu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