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信中的商務印書館：張元濟致王雲五的信札，一窺百年前出版經營甘苦談

張元濟、王雲五

張元濟1867-1959
號菊生，浙江海鹽人。
1902年，進入商務印書館，使商務脫胎換骨，開始走入編譯出版事業。
1903年，主持編譯所，廣邀學者名流，投入編譯工作，使得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成為學者貢獻力量的地方。
1903-1920年，大量翻譯西方經典名著，使商務印書館成為當時全中國最大、 最有影響力的出版社。
1903-1915年，創辦雜誌，廣開社會風氣。
1904年，創刊《東方雜誌》，到1990年才停刊，是中國雜誌史上重要的一頁。
1905-1926年，辦校拍片，輔助教育。商務印書館不但編輯教科書，還自行創辦許多學校，「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為其之理想。

王雲五1888-1979
廣東中山人。
1921-1929年，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擴大出版方向。
1930-1945年，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領導商務印書館渡過艱苦歲月。
1946-1948年，國民政府經濟部長、財政部長。
1964-1979年，擔任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恢復商務印書館的教育理想。

前言　獻給出版的過去與未來
編輯說明
信札年表

一九二五年
一九三六年
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年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八年
與信札有關物件

附錄一　王雲五致張元濟書信
附錄二　《岫廬已故知交百家手札》所收張元濟信札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四日
編輯摘要
．商務高級職員薪資與津貼規定
．香港分廠糾紛解決與高級職員問題
．提議節省紙張、減少印數計畫，以符合商務現在經營情況

點校文字
岫廬先生閣下：昨日奉到本月六日　手教，傍晚又接覃電，均敬誦悉，謹奉覆如下。一、慶林薪水，原係四百元，小芳則六百元，弟九日去信言及多出之二百元，照代理通例，減半致送，則為一百元，合之本職四百元為五百元，徵取我　兄意見。後始查知久芸、康生月薪，均已支至四百元，另加車費五十元，則五百元之數，似有未合，與拔翁談及，拔翁意必須照小芳薪數致送，故以覃電奉達。今得覆電，正與　尊意相合，即由弟函知滬處，我　兄可不必再來信，續開董會時，當請追認可也【此信亦有內封並印記，外封亦有印記】。
二、前月十九日長函，蒙　重繕發下，業已收到。弟仍不欲傳觀，恐翰卿出示他人，擬俟有機會開董會時，再於席上傳閱。翰卿、延桂經弟屢駁，啞口無言，煽惑股東，恐無甚效力。
三、港廠忽生糾紛，業經消弭，聞之甚為欣慰。弟九日去函言及此事，係聞之仲明，弟殊不信，據云係翰卿來信如是云云。昨得　大函詳細見告，即向久芸查究，仲明之言究從何來？據云翰卿之信即係致久芸者，並無先已開除後因行兇重行收回，改作記過之語，不知仲明何以誤究？弟不敢謂其有意造謠，大約係戴有有色眼鏡所致，倘使其對他人亦如此云云，則不免有所影響矣。港處如尚印通訊錄，鄙意似可將經過詳細登載，俾眾周知。
四、承　示印書節省紙料前此已承見告又減少印數，新書銷路可靠，聞訊尤為快慰。然弟終慮疆土日蹙，困窮日甚，有如許工人，造成如許貨品，終覺可虞。即如前日登報最近出版之《叢書集成》第五期，不過裝箱存棧而已，拔翁受其同鄉數人詰問，拚命督催，弟再四解釋，曾言以英國之譽望，尚不免於賴債，我館何妨稍為拖欠，卒不見聽，終被催成一期，拔翁固可對同鄉，而公司則受損匪淺矣。弟見原料日貴，煤汽電力，無一不漲，設造成之貨，稍有積滯，受累匪細。昨日丁英桂來言，石印部無事可做，擬印《冊府元龜》，弟甚不贊成，已詳告久芸，請其面陳，此外並有減工之議，統祈　裁酌。
五、現在公司維持八一三以前局面，此為目前無可如何之辦法，戰事解決，我館力圖復興，以鄙意度之，必須減少一半人，甚或減少四分之三，此本係極大難事，惟其愈難，愈先籌劃，否則中華可以復興，我館終於困斃。此或為弟之過慮，然心所謂危，不敢不言，亦已請久芸密陳，並祈　鑒及。
六、前此弟曾建議全公司人員，必須寫日記單，伯嘉云業已計劃，不知曾已施行否？適之信已收到，前曾託代贈《校史隨筆》一部，不知已否寄去。小婿信蒙轉渝，感極，敬叩老伯母大人福安並頌潭祉
弟張元濟　28│10│14

世兄曾有在德國留學者，戰事起後，行止如何，甚以為念。

前言　獻給出版的過去與未來

張元濟先生與我的祖父王雲五是相知多年的好友，即使一九四九年面臨動盪而不得不出走時，我的祖父仍不忘隨身攜著張元濟先生諸多來信，直至帶到臺灣。張元濟先生來信的主要內容，公私皆有，而以公事為主，特別是集中在抗戰時期，與我的祖父不斷討論、共同努力，讓商務印書館能夠繼續運作下去，只要閱讀它們，就能深刻體會當年出版經營的甘苦。基於這批書信的研究價值，以及它們對商務印書館的歷史意義，臺灣商務印書館曾先後兩次出版，並定名為《艱苦奮鬥的歲月（1936-1948）：張元濟致王雲五的信札》。
二○二○年趁著王雲五紀念館進行整修時，我推動王雲五基金會與學術界進行合作，整理紀念館的館藏，特別是我祖父所留下來的各類文獻與文物。而先是在整理過程中，陸續發現數封並未收入的書信、相關物件；後來在臺灣商務印書館的倉庫清點時，又找到當年影印《岫廬已故知交百家手札》的底稿， 由於有這樣的成果，以及印刷、編輯各方面技術的進步，在與同仁們討論後，我們決定重新出版這批書信，並根據信件的主要內容，將名稱調整為《書信中的商務印書館：張元濟致王雲五的信札，一窺百年前出版經營甘苦談》。
這次出版重點，不僅在文字的內容，還包含著文字的載體，也就是信件本身，因此我們將全部書信甚至是信封、籤條，皆用高解析的方式重新掃描，盡可能將所有訊息都如實地傳達給讀者，讓讀者翻閱本書時，更容易體會當時的歷史情境。我祖父親手編輯《岫廬已故知交百家手札》時，曾收錄張元濟先生的八封來信、兩則電報，不過除一封信外，其它都已採入《張元濟全集》第一卷，經過考量，我們決定將這部分作為全書附錄，一併出版。
去年是商務印書館創辦一百二十五週年、臺灣商務印書館開業七十五週年，今年又恰好是我的祖父王雲五出生一百三十五週年，這時推動重新出版這本書，對我來說，無論於公於私，都是最好的紀念。最後，我要再藉這個機會，向讀者介紹王雲五基金會。我們已大致將館藏文獻與文物整理完畢，並挑出其中精華，在王雲五紀念館常設展出。我們會陸續出版整理成果，像是我祖父所留下的各類日記，或者有關臺灣政治史等方面的史料，與此同時，我們正在建置資料庫，以期日後讓各界更容易了解、方便利用館藏。我誠摯歡迎讀者前來參觀王雲五基金會，也非常期盼能與大家相互交流。

王春申　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
二○二三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