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大綱【出版83週年紀念版】

錢穆（1895-1990）

錢穆先生字賓四，歷史學家、儒家學者、教育家。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美國耶魯大學讚譽錢穆先生為：「一個古代文化的代表人和監護者」。
七歲時入私塾讀書，十八歲任教於無錫三兼小學，開始教學生涯。1918年，第一本著作《論語文解》（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23年，任教江蘇省無錫第三師範學校。1930年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1931年於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講授中國通史，於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及北師大兼課。1935年，出版《先秦諸子繫年》。1937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根據任教北京大學中國通史課程講義，開始撰寫《國史大綱》。1935年，出版《先秦諸子繫年》，1939年完成《國史大綱》書稿，1939年夏，至香港親自面交書稿給王雲五先生，1940年6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國史大綱》。1950年，在香港成立新亞書院。1960年赴耶魯大學講學，獲頒耶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同年赴歐訪問。1967年，遷居臺北；1968年，遷入素書樓，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8年冬，中國文化大學聘先生為史研所教授，先生長年在家中授課，直至1988年因病而停止授課。
1990年6月遷出素書樓，8月30日病逝於臺北寓所，歸葬蘇州太湖西山湖濱。
 

錢穆（1895-1990）

錢穆先生字賓四，歷史學家、儒家學者、教育家。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並稱為嚴耕望所評選的「現代四大史學家」。美國耶魯大學讚譽錢穆先生為：「一個古代文化的代表人和監護者」。
七歲時入私塾讀書，十八歲任教於無錫三兼小學，開始教學生涯。1918年，第一本著作《論語文解》（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1923年，任教江蘇省無錫第三師範學校。1930年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1931年於北京大學歷史系任教，講授中國通史，於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及北師大兼課。1935年，出版《先秦諸子繫年》。1937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根據任教北京大學中國通史課程講義，開始撰寫《國史大綱》。1935年，出版《先秦諸子繫年》，1939年完成《國史大綱》書稿，1939年夏，至香港親自面交書稿給王雲五先生，1940年6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國史大綱》。1950年，在香港成立新亞書院。1960年赴耶魯大學講學，獲頒耶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同年赴歐訪問。1967年，遷居臺北；1968年，遷入素書樓，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8年冬，中國文化大學聘先生為史研所教授，先生長年在家中授課，直至1988年因病而停止授課。
1990年6月遷出素書樓，8月30日病逝於臺北寓所，歸葬蘇州太湖西山湖濱。

★上冊

導讀 《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
引論
第一編　上古三代之部

第一章　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中國史之開始虞夏時代
　一　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
　二　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
　三　夏代帝系及年歷
　四　虞夏大事
第二章　黃河下游之新王朝——殷商時代
　一　殷代帝系及年歷
　二　殷人居地之推測
　三　殷人文化之推測
　四　殷周關係
第三章　封建帝國之創興——西周興亡
　一　西周帝系及年歷
　二　周初之封建
　三　西周勢力之繼續東展
　四　幽王見殺與平王東遷

第二編　春秋戰國之部

第四章　霸政時期——春秋始末
　一　春秋年歷及分期
　二　霸前時期之形勢
　三　齊桓晉文之霸業
　四　霸政衰微後之大夫執政
　五　春秋時期之一般文化狀態
第五章　軍國鬬爭之新局面——戰國始末
　一　戰國年歷及分期
　二　從宗法封建到新軍國之種種變遷
第六章　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先秦諸子
　一　春秋時代之貴族學
　二　儒墨兩家之興起
　三　學術路向之轉變
　四　士氣高張
　五　貴族養賢
　六　平民學者間之反動思想

第三編　秦漢之部

第七章　大一統政府之創建——秦代興亡及漢室初起
　一　秦漢帝系及年歷
　二　國家民族之摶成
　三　第一次統一政府之出現及其覆滅
　四　平民政府之產生
第八章　統一政府文治之道——由漢武帝至王莽
　一　西漢初年之社會
　二　西漢初年的政府
　三　西漢初年的士人與學術
　四　中央政府的文治思想之開始
　五　漢武一朝之復古更化
　六　士人政府之出現（昭宣元成一段）
　七　漢儒之政治思想
　八　王莽受禪與變法
第九章　統一政府之墮落——東漢興亡
　一　東漢諸帝及年歷
　二　東漢之王室
　三　東漢外戚與宦官
　四　外戚參加王室之由來
　五　宦官參加王室之由來
第十章　士族之新地位——東漢門第之興起
　一　士族政治勢力之逐步膨脹
　二　東漢之察舉與徵辟制度
　三　太學清議
　四　黨錮之獄
　五　門第之造成
　六　東漢士族之風尚
第十一章　統一政府之對外——秦漢國力與對外形勢
　一　兩漢國力之比較
　二　西漢與匈奴
　三　東漢與西羌

第四編　魏晉南北朝之部

第十二章　長期分裂之開始——三國時代
　一　魏晉南北朝之長期分裂
　二　舊政權之沒落
　三　離心勢力之成長
　四　新政權之黑暗
　五　思想界之無出路
　六　三國帝系
第十三章　統一政府之迴光返照——西晉興亡
　一　西晉帝系及年歷
　二　西晉王室之弱點
　三　胡人之內地雜居
　四　懷愍被虜與人心之反映
　五　文化中心之毀滅
　六　新宗教之侵入
第十四章　長江流域之新園地——東晉西渡
　一　東晉帝系及年歷
　二　東晉一代之北伐與內亂
第十五章　北方之長期紛亂——五胡十六國
　一　五胡十六國撮要
　二　十六國前後形勢之大概
　三　五胡十六國大事簡表
　四　胡人之漢化與胡漢合作
第十六章　南方王朝之消沉——南朝宋齊梁陳
　一　南朝帝系年歷
　二　南朝王室之惡化
　三　南朝門第之衰落
第十七章　北方政權之新生命
　一　北朝帝系及年歷
　二　北方之漢化與北方儒統
　三　魏孝文遷都及北魏之覆滅
　四　北齊北周文治勢力之演進
第十八章　變相的封建勢力——魏晉南北朝之門第
　一　九品中正制與門閥
　二　學校與考試制度之頹廢
　三　南渡後之僑姓與吳姓
　四　當時之婚姻制度與身分觀念
　五　北方的門第
　六　郡姓與國姓
第十九章　變相的封建勢力下之社會形態（上）——在西晉及南朝
　一　漢末之荒殘
　二　農民身分之轉變
　三　西晉之戶調制與官品占田制
　四　南渡之士族
　五　兵士的身分及待遇
第二十章　變相的封建勢力下之社會形態（下）——在五胡及北朝
　一　五胡時代的情況
　二　北魏均田制
　三　西魏的府兵制
第二十一章　宗教思想之瀰漫——上古至南北朝之宗教思想
　一　古代宗教之演變
　二　東漢以下之道教與方術
　三　魏晉南北朝時代之佛教
　四　北方之道佛衝突
　五　隋唐時期佛學之中國化

第五編　隋唐五代之部

第二十二章　統一盛運之再臨——隋室興亡及唐初
　一　隋代帝系及年歷
　二　隋代國計之富足
　三　煬帝之誇大狂
　四　唐代帝系及年歷
　五　貞觀之治
第二十三章　新的統一盛運下之政治機構——盛唐之政府組織
　一　宰相職權之再建
　二　地方政治之整頓
第二十四章　新的統一盛運下之社會情態——盛唐之進士府兵與農民
　一　唐代之貢舉制
　二　唐代之租庸調制
　三　唐代之府兵制
第二十五章　盛運中之衰象（上）——唐代租稅制度與兵役制度之廢弛
　一　由租庸調制到兩稅制
　二　自府兵到方鎮與禁兵
第二十六章　盛運中之衰象（下）——唐代政府官吏與士人之腐化
　一　政權之無限止的解放
　二　政府組織之無限止的擴大
第二十七章　新的統一盛運下之對外姿態——唐初武功及中葉以後之外患
　一　安史之亂以前
　二　安史之亂以後
第二十八章　大時代之沒落——中葉以後政治社會之各方面
　一　唐中葉以後之藩鎮
第二十九章　大時之沒落（續）
　一　唐中葉以後之宦官
　二　唐中葉以後之朝士與朋黨
第三十章　黑暗時代之大動搖——黃巢之亂以及五代十國
　一　流寇與唐室之傾覆
　二　五代十國
　三　契丹之興起
　四　中原民眾之疾苦
　五　中國之南北分裂

★下冊

第六編　兩宋之部

第三十一章　貧弱的新中央——北宋初期
　一　北宋帝系及年歷
　二　宋初中央新政權之再建
　三　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
　四　宋室內部之積貧難療
　五　宋代政制上的另外兩個弱點
第三十二章　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慶曆熙寧之變法
　一　學術思想之新曙光
　二　慶曆變政
　三　熙寧新法
第三十三章　新舊黨爭與南北人才——元祐以下
　一　熙寧新黨與南人
　二　洛蜀朔三派政治意見之異同
　三　道德觀念與邪正之分
第三十四章　南北再分裂——宋遼金之和戰
　一　金起滅遼
　二　遼帝系及年歷
　三　金滅北宋
　四　南宋與金之和戰
　五　南宋之財政
　六　南宋金帝系及年歷

第七編　元明之部

第三十五章　暴風雨之來臨——蒙古入主
　一　蒙古之入主
　二　元代帝系及年歷
　三　元代之政治情態
　四　元代之稅收制度與經濟政策
　五　元代之軍隊與禁令
　六　元代之僧侶
　七　元代之士人與科舉制度
第三十六章　傳統政治復興下之君主獨裁（上）——明代興亡
　一　明代帝系及年歷
　二　傳統政治之惡化
　三　廢相後之閣臣與宦官
第三十七章　傳統政治復興下君主獨裁（下）
　一　明初的幾項好制度
　二　明代政制之相次腐化
第三十八章　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上）——自唐至明之社會
　一　經濟方面
　二　文化方可
　三　南北政治區域之劃分及戶口升降
第三十九章　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中）
　一　黃河與北方之水患
　二　北方社會所受外族及惡政治之摧殘
第四十章　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下）
　一　南方江浙一帶之水利興修
第四十一章　社會自由講學之再興起——宋元明三代之學術
　一　貴族門第漸次消滅後之社會情形
　二　宋明學術之主要精神
　三　宋明學者之講學事業
　四　宋明學者主持之社會事業

第八編　清代之部

第四十二章　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上）——清代入主
　一　滿洲興起至入關
　二　明末流寇
　三　南明之抗戰
第四十三章　狹義的部族政權之再建（下）
　一　清代帝系及年歷
　二　清代對待漢人之態度
　三　清代政制
　四　清代之武功
第四十四章　狹義的部族政權下之士氣——清代乾嘉以前之學術
　一　明末遺民之志節
　二　乾嘉盛時之學風
　三　政治學術脫節後之世變
第四十五章　狹義的部族政治下之民變——清中葉以下之變亂
　一　乾嘉之盛極轉衰
　二　洪楊之亂
　三　湘淮軍與咸同中興
第四十六章　除舊與開新——清代覆亡與民國創健
　一　晚清之政象
　二　晚清之變法自強
　三　晚清之廢科舉興學校
　四　戊戌政變與辛亥革命
　五　辛亥革命以後之政局
　六　文化革命與社會革命
　七　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
　八　抗戰勝利建國完成中華民族固有文化對世界新使命之開始

第一章　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中國史之開始虞夏時代

上古史為全部歷史之起點，應須求一明瞭之知解，然人類歷史總可推溯到無人可說之一境，則上古史之探索，終不免於只成為一種比較近理之測想。

一　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

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可分兩途述說：一、史前遺物之發掘。二、傳說神話之審訂。
史前遺物發掘，可分三部分述之：

一、舊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
   此事始於民國九年，在甘肅慶陽為首次。此後陸續發現甚多。
（一）早期舊石器時代
   民國十八年在河北房山周口店發現古代猿人之完整頭骨，考古學者名之曰「北京人」。其年代距今約五十萬年，中華民族當為其直屬後裔。其時北京人已知用火，當早於歐洲人用火三十萬年以上。其他遺物，周口店發現亦甚豐。其後在陝西藍田陳家窩，發現藍田猿人，與北京猿人時期相同。又有山西芮城匼河與西侯度村等十三處。其中芮城兩址時代更早。後有廣東曲江馬壩村發現「馬壩人」，時代稍後於「北京人」與「藍田人」。則是在遠古時代，吾中華民族之祖先，殆已遍布華南、北。
（二）中期舊石器時代
   在華北發現者，多在山西、陝、甘高原一帶。自汾水流域北至河套，南緣橫山山脈。甘肅慶陽所發現，亦屬此期。華南有湖北長陽出土「長陽人」。
（三）晚期舊石器時代
   此期距今約不過一萬年。遺址發現，遍及南北。惟黃河、長江下游各地，則尚未發現有此等遺址。

二、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
（一）黃河中下游
   一為民國十年在河南澠池縣仰韶村所發現，稱為「彩陶文化」。其分布地區，以豫西、晉南及渭水中下游為中心，西至渭水上游，東至豫中，南至漢水中上游，北達河套。遺址發現，多在河流兩岸之台地，分布極稠密，已發現者約達千處以上。其中如西安半坡最早遺址，據測定，距今可達六千年。陝縣廟底溝早期遺址，距今亦逾五千年。其時已知經營原始鋤耕農業，兼事漁獵。
   二為龍山「黑灰陶文化」。分布地區較「仰韶文化」為廣。西起陝西，東至海濱，東北至遼東半島，東南至江蘇，發現遺址三百餘處。此一期之文化，乃自仰韶文化發展進步而來。又可分較早「形成期」與較晚「典型期」之兩期。如河南陝縣廟底溝，即在仰韶文化之上層。安陽後岡則在殷墟之下層。此皆屬「龍山文化」之較早形成期。如山東歷城龍山鎮城子崖及日照西城鎮諸地，是為「龍山文化」之較後典型期。此時期之文化，鋤耕農業已甚進步。陶器開始採用輪製，並以精造黑色光薄的蛋殼陶為其特色。並已有城堡建築，以牛、羊、豬之肩胛骨為卜。
（二）長江中下游
   有湖北京山縣屈家嶺之發現。其分布範圍，為以長江及武當山、桐柏山、大別山所環繞之江漢地區。其時期晚於仰韶，而早於龍山。其中如淅川遺址，據測定距今可達四千至五千年。此一地區之文化，已普種水稻。狩獵、紡織均相當發達，有豐富多彩的繪畫藝術。
（三）其他
   如黃河上游，川、滇西南地區，東南沿海，塞北草原及東北地區，西北高原，青藏高原各處，皆有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在此不備及。

由於此等發現，遂使國人古史觀念，漸漸脫離了三皇五帝之舊傳說，轉移到有物可稽之新研尋，此不可不謂是近六十年來吾國人古史知識上一大進步。

   國人此六十年來之發掘考古工作，因於材料陸續發現，遂使因之而起之推論亦陸續改變。如仰韶、龍山兩期文化，以前認為其各自獨立發展，今已遭一致之否定。至西方學者早有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西來之臆測。民國十年發現仰韶彩陶上繪幾何花紋，西方學者仍認其與中亞、南歐一帶有關係，但今亦無人置信。據最近考古學家一般之意見，綜合舊石器、新石器兩時代遺址之發現，大體認為中國文化最早開始，應在山、陝一帶之黃土高原。東至太行山脈，南至秦嶺山脈，東南至河南西北山地，西北至河套地區。自此逐步向東南發展。及至新石器時代，當轉以渭水盆地及黃河大平原為中心。由仰韶彩陶文化向東發展，形成龍山文化。向西傳播，乃至黃河上游以抵西北高原。在此六十年之發現中，尚不見西北地區有舊石器時代之遺址，則中國民族中國文化西來之說，可以不攻而自破。

三、殷墟之發現
遠在清末，已有人在河南安陽發掘殷代所用龜甲占卜文字，而發現其地為古代之殷墟。此一遺址之年代，已遠在有文字記載之歷史以後。在此遺址所得器物，已遠後於石器時代，而代表了很進步的青銅器時代。其間有一部分遺物，可證其直接因襲於龍山文化而來者，如卜骨、如黑陶皆是。在殷墟之後岡，上層有白陶，今稱之曰「小屯文化」。中層黑陶，即代表「龍山文化」。下層彩陶，乃代表「仰韶文化」。是其地乃不斷有陶文化。

目前關於考古發掘之成績，大略可言者止此。
傳說神話之審訂，近人為之尤力。如顧頡剛等所編集之古史辨。
然中國民族本為一歷史的民族，中國古史早已歷經古人不斷努力，有一番卓越謹嚴而合理的編訂。

 最著者莫如孔子之作春秋，與司馬遷之為史記。子不語怪力亂神，春秋「其文則史，其事則齊桓、晉文」，已為一部極謹嚴的編年史，歷史觀念至是已絕對超出「神話」之範圍而獨立。司馬遷為史記，謂：「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自負以史記繼春秋之後。五帝首黃帝，三皇傳說早未列入。至史記所載五帝帝系，後人亦多駁辨。如三國時秦宓、北宋時歐陽修等。故三皇五帝之舊傳說，在中國歷來史學界，本未嚴格信守。

今求創建新的古史觀，則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亦應稍加修正。

從一方面看，古史若經後人層累地造成；惟據另一方面看，則古史實經後人層累地遺失而淘汰。層累造成之偽古史固應破壞，層累遺失的真古史，尤待探索。此其一。各民族最先歷史無不從追記而來，故其中斷難脫離「傳說」與帶有「神話」之部分。若嚴格排斥傳說，則古史即無從說起。即後代史亦強半由傳說追記，未必皆出歷史事變時人當身之記載。此其二。且神話有起於傳說之後者，如先有關羽之傳說，而漸變成神話。不能因神話而抹殺傳說。如因看三國演義而懷疑及於陳壽三國志。此其三。假造亦與傳說不同，如後起史書整段的記載與描寫，或可出於假造，以可成於一手也。如尚書之堯典、禹貢等。其散見各書之零文短語，則多係往古傳說，非出後世一人或一派所偽造。以其流傳普遍。如舜與禹其人等。此其四。欲排斥某項傳說，應提出與此傳說相反之確據。否則此傳說即不能斷其必偽或必無有。亦有驟視若兩傳說確切相反，不能並立，如謂某人某日在北平，而另一說則謂見其某日在南京。而經一番新的編排與新的解釋，而得其新鮮之意義與地位者。如知某人乃以是日乘飛機自北平往南京也。此其五。
而且中國古代歷史傳說，極富理性，切近事實，與並世其他民族追述古史之充滿神話氣味者大不相同。如有巢氏代表巢居時期，燧人氏代表熟食時期，庖犧氏代表畜牧時期，神農氏代表耕稼時期。此等名號，本非古所本有，乃屬後人想像稱述，乃與人類歷史文化演進階程，先後符合。此見我中華民族之先民，早於人文演進，有其清明之觀點與合理的想法。

大體上研究古史，應有其相當之限度，凡及年歷、人物、制度、學術等等，過細推求，往往難得真相。

一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不夠按年逐月推求。後世如劉歆三統曆以下迄於皇甫謐帝王世紀、邵雍皇極經世等書，無論其推算不可信，即謂推算無誤，亦往往歷數十百年無一事可考，豈不於研治古史仍屬徒勞。二則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人物個性活動之事業尚少，若專從人物言行上研求古史，則仍是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套舊觀念，不免多帶有神話與教訓之意味，亦不得古史真相。三則因古代文化演進尚淺，並不如後代有種種政治制度、學術思想等之並起，若從此方面研尋古史，則不脫漢代經學家「三代質文相禪」種種假想之範圍，所謂儒者託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

然古史並非不可講，從散見各古書的傳說中去找尋，仍可得一個古代中國民族活動情形之大概。此種活動情形，主要的是文化狀態與地理區域。

凡古書傳說中某王某國起某地、都某城，與某國某君戰於某地，某氏族來自某方等，實為研尋古史地理之較有線索者；然亦有須經審細考訂處。如史記言黃帝：「東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後人遂疑其行蹤之超逴，近於神話。不知崆峒本在河南境，莊子所言襄城、具茨、大騩、廣成，地望皆近。熊湘即熊耳山。與崆峒同在一省。釜山者，覆釜山，一名荊山，見唐書地理志。與華潼為近，所謂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荊山」是也。黃帝又與神農「戰於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縣鹽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濁澤，一名涿澤，即涿鹿矣。然則黃帝故事，最先傳說只在河南、山西兩省，黃河西部一隈之圈子裡，與舜、禹故事相差不遠。司馬遷自以秦漢大一統以後之目光視之，遂若黃帝足跡遍天下耳。此就黃帝傳說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釋，而其神話之成分遂減少，較可信之意義遂增添。將來若能與各地域發掘之古器物相互間得一聯絡，從此推尋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動之大概，實為探索古史一較有把握之方向。

《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

   一九五○年我在香港新亞書院修業，曾有幸在錢穆先生親自指導下·細讀《國史大綱》，並寫成全書提要一冊。每篇提要都經過錢先生評閲，有所審正。不但如此，在閱讀和審評的過程中，我對於書中不甚瞭解或略有疑難的部分一一向錢先生請教，他都詳細解答，必待我疑滯盡消而後止。根據這一特殊的經驗，我想借此機會說明：我為什麼十分熱衷於將《國史大綱》推薦給新一代的讀者。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九，錢先生在北京大學及西南聯大連續講授「中國通史」一課，六年之中不斷起草、修改和增補此課的講義，至一九三九年六月始完成《國史大綱》全書的撰述。所以《國史綱》是一部中國通史教科書，從初版（一九四○年）到今天已七十六年了。我們都知道，教科書每隔三、五年便必須重新撰寫，至少也要大幅度地修訂，否則便不能將最新的知識包涵在內了。但《國史大綱》在七十多年後的今天，史學界仍視之為不可不讀之書，隨時隨地都出現重印的要求，不但在臺灣如此，在大陸和香港也無不如此。由此可知，《國史大綱》早已從教科書轉變成中國史學領域中的一部經典了。
   中國史學上的經典究竟應該怎樣界定呢？我們必須上溯到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在〈報任安書〉（見《漢書》本傳）中說：他撰寫《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兩千多年來，這三句話已成為中國史學著述的最高標準，《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等都因為符合此標準而被尊為不朽的史學成就，即所謂「經典」也。《國史大綱》便是繼承了這一史學傳統的現代經典。如果用現代概念來表達，「天」指歷史上客觀存在的力量，不是人的意志所能隨便轉移的，「人」則指人的主觀力量，可以在歷史上發生實際的創造作用。從這一意義說，《國史大綱》不但以「究天人之際」為它的主要工作，而且還將這一工作的進行置之於一貫通性系統之下。其次，「通古今之變」更是《國史大綱》的一個根本宗旨。無論是制度、政治形態、經濟體系或士階層功能，錢先生都分別追溯其歷代變遷的軌跡，然後更對各方面的變動加以綜合觀察，以凸顯中國史的特色所在。至於「成一家之言」，在錢先生的《國史大綱》來說，即是建立一系統觀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將中國史的整體動態儘可能客觀地呈現出來。所謂「客觀呈現」是指在眾多史料中找出確切的證據，足以證明所采用的系統觀點。因此所謂「系統觀點」決非任意得來，而是從初步泛覽廣大史料中逐漸形成的假設。《國史大綱》便是在這一程序中建成了「一家之言」，因此出版以來很快取得了權威的地位。用柯靈烏（R.G. Collingwood)的說法，即「建立起自己的權威」(“constitution of one's own authority”)，這是「－家之言」在英文中天造地設的表達方式。
   為什麼在現代無數的中國通史中，《國史大綱》獨能出乎其類而拔乎其萃呢？讓我從嚴耕望先生的觀察和評論開始。嚴先生入錢先生之門比我早，而且是錢門史學成就最大的學者，所以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國史大綱》重版增訂，錢先生特請他代為校閱，並提出增刪意見。嚴先生讀過《國史大綱》已多次，這次再通讀一過，「益加驚佩」。一九七三年二月五日校畢全書後，他在日記中寫道：

   此次校閱，比較仔細的看了一過，得益不少，益驚佩賓師思考赦銳，識力過人。早年我即欽服賓師境界之高，誠力之卓，當上追史遷，非君實所能及。再讀此書，此信益堅。……即此講義，已非近代學人所寫幾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項背，誠以學力才識殊難兼及！

   他也顯然把錢先生和前後兩司馬相提並論，甚至認為他的「境界」和「識力」尚在司馬光之上。嚴耕望這一論斷是專就「通史」而說的，所以最後特別指出：《國史大綱》雖脫胎於講義，「已非近代學人所寫的幾十部通史所能望其項背」。他用「學力才識殊難兼及」來解釋其他通史撰人何以寫不出像《國史大綱》這樣高水平的著作，我大體上是同意的。但這是以主觀能力為標準在錢先生與其他通史撰人之間劃一道界線。現在我想換一個角度，從著作的性質來辨別《國史大綱》與其他通史的客觀異同何在。這裡我要借用章學誠的史籍分類來說明問題。《文史通義．書教下》云：

   《易》曰：「筮之德圄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當竊取其義以槩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似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抉擇去取，故例不拘備而其德為圓。

   章氏將史籍劃分為「撰述」與「記注」兩大類，大有助於我們對中國史學傳統的理解，所以這一分別大致已為近代學人所接受。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概念上，他把「撰述」和「記注」分作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工作，但他同時也深知，在實踐中，二者互相關涉，因而是離不開的。在他的構中，「撰述」是史學的最後歸宿，然而史家並不能憑空撰史，而必須建築在「記注」的堅實基礎之上。所以他特舉例指出：司馬光《通鑑》之所以能成為一家「撰述」，其憑藉全在劉邠、劉恕、范禹諸人所輯考而成的長編°(詳見《文史通義》外篇三〈報黃大俞先生〉)這一長編便相當於章氏謂「記注」。易言之，他的「記注」一辭內容很廣泛，舉凡原始史料的收集、整理、編年以至考訂等都包括在內。所以他說：

   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投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文史通義》卷五〈浙東學術〉)

   這裡「史纂」與「史考」屬於「記注」，而「史學」則是他特為重視的「撰述」，與我們一般用的概念不同。
   根據上述的章氏分類，我認為錢先生的《國史大綱》顯然屬於「圓而神」的「撰述」，而其他家所寫的通史則大致應該歸類於「方以智」的「記注」。這是兩種不同型的史學作品，但在學術價上則處於分庭抗禮的地位。我相信祇有這樣看待，其他通史才能得到比較客觀而公允的評價。近代史中也有一些曾流行一時，受人推重的作品，其中「整輯排比」、「參互搜討」，也頗為可觀，因同樣在學術上作出了重要貢獻。最明顯的例子是呂思勉先生的著作。他通貫全史之作有《白話本國史》（一九二二）、《中國民族史》（一九三四）丶《中國通史》（上冊，一九四○；下冊，一九四五）丶《先秦史》（一九四一）、《秦漢史》（一九四七）丶《兩晉南北朝史》（一九四八）丶和《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九）等。其中《白話本國史》「為通史開一新紀元」（顧頡剛語，見他所著《當代中國史學》下編「通史的撰述」一節。）而四部斷代史，共約三百萬言，更是他畢生精力所萃的鉅構。這裡我要特別指出，這四部書原是上海開明書店所籌劃的「國史長編」，最初擬請錢穆先生撰寫，錢氏則轉懇呂先生承擔這一大計劃。（見《師友雜憶》，全集本，頁五四。）所以呂先生這四部書其實是一部中國通史的前半段，因篇幅過大而以斷代方式刊佈而已，並不是通常涵義中的「斷代史」。在這四部之外，他還有「宋遼金元史」與「明清史」兩部未成史稿，可惜沒有人加以整理；這更證明他寫的是一部通貫性的「國史長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