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晚清與中華民國（中國．歷史的長河，系列第10冊）

菊池秀明

菊池秀明

　　一九六一年生於神奈川縣。畢業於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部，東京大學研究所文學博士。曾任中部大學國際關係學部講師、副教授，現為國際基督教大學教授。專長為中國近代史，特別是太平天國、中國移民社會史、民族關係史。透過多次田野調查以及廣泛收集各領域文獻，力圖重現「太平天國及其時代」。

　　主要著作有《廣西移民社會與太平天國（正文篇、史料篇）》（風響社）、《太平天國與歷史學──客家民族主義的背景》（《岩波講座‧世界歷史20  亞洲的「近代」》，岩波書店）、《從太平天國看異文化接受》（世界史手冊65，山川出版社）。

廖怡錚

　　臺中人。畢業於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臺灣史研究所、早稻田大學日本語別科。著有碩士論文《傳統與摩登之間──日治時期臺灣的珈琲店與女給》、專書《女給時代──1930年代臺灣的珈琲店文化》，譯有《巨龍的胎動》、《觀光時代──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

〈擺脫偏見，發現中國近代史的新面貌〉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林桶法 李鴻章曾以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來形容十九世紀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二十世紀中國變化更為巨大，首先，政治體制從帝制走向共和，又從共和走向共產與民主對峙的局面；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家族制度逐漸崩解，男女雖未完全臻於平等，但婦女受教育者愈來愈多；農人仍是多數，但工商業蓬勃發展，人口往城市集中

【序章　南風──來自邊境復興中華的嘗試】
由近代意象看日本與中國／相反的兩部中國近代史／由南方邊境吹拂而來的新時代之風

【第一章「南風」吹拂──太平天國運動與列強】
洪秀全對基督教的接納與拜上帝會
探訪洪秀全故鄉的日本人／洪秀全的幻想與對基督教的接納／紫荊山上的傳教活動與破壞偶像運動
太平天國起義與攻佔南京
「天父、天兄下凡」與金田起義／太平軍進攻南京及其主張／太平軍的宣傳活動及其紀律
地上天國的現實與湘軍的登場
太平天國北伐及其失敗／天京的建設與《天朝田畝制度》／曾國藩與湘軍的創建
天京事變與第二次鴉片戰爭
太平天國的內部分裂／第二次鴉片戰爭與清朝／太平天國的外交與《北京條約》
《資政新篇》與太平天國的滅亡
洪仁玕至天京與《資政新篇》／太平天國的滅亡與常勝軍／太平天國運動的遺產

【第二章　動盪的中華世界──自強運動與甲午戰爭】
洋務派的登場與近代化事業
中國近代化的起源／慈禧太后的登場與自強運動的開始／自強運動的擴大與官僚資本主義
「中體西用」論的理想與現實
洋務派的思想及其源流／近代化與儒教的正統論／洋務運動與地方民族主義
「邊境危機」與中法戰爭
清朝統治的衰退與伊犁問題／緬甸與越南的動向／中法戰爭與邊境管理的僵局
圍繞著琉球與朝鮮李朝之間的中日關係
近代初期的中日關係與出兵台灣／清朝對邊境統治的重新思考與《江華條約》／中日之間在朝鮮問題上的糾紛
甲午戰爭與《馬關條約》
日本的戰爭準備與光緒皇帝的親政／東學黨起義與日本‧中國／甲午戰爭的爆發與李鴻章／《馬關條約》與臺灣民主國

【第三章　民族主義的誕生──戊戌變法與義和團】
列強瓜分中國與變法派的登場
政治都市‧北京／列強瓜分中國／《天演論》的衝擊與變法派的登場／強學會與譚嗣同的《仁學》
變法運動與戊戌政變
日本模式的提出／戊戌變法的開始／伊藤博文的中國行與戊戌政變
反基督教事件與義和團的登場
宗教性的時代／基督教的中國傳教與仇教事件／義和團的登場
北京的義和團與清朝、列強
義和團攻入北京／清朝宣戰與北京籠城戰／八國聯軍與《辛丑和約》
另一個義和團──中國人移民問題與抵制美貨運動
日本人的義和團觀與中國保全論／美國的反華僑暴動與黃禍論／抵制美貨運動與民族主義

【第四章　大清帝國的日暮黃昏──末代皇帝與辛亥革命】
清末中國人的日本留學與日俄戰爭
一百年前的日本留學熱潮／留學生的派遣與日本衝擊／留學生的反清與反日本
孫文的登場與日本
孫文的生平與洪秀全／興中會的成立與廣州起義／與宮崎滔天的相遇／兩廣獨立計畫與惠州起義
革命派的成長與中國同盟會
激進派留學生與孫文／革命派的成長／中國同盟會的成立／中國同盟會中的孫文
謀求救國之途
梁啟超與中國同盟會的論戰／中國同盟會的路線對立與內部糾紛／光緒新政與張謇的立憲改革
大清帝國的日暮黃昏與辛亥革命
宣統皇帝溥儀之生平／攝政王的政治與鐵道國有化問題／同盟會中部總會與武昌起義／袁世凱的再登場與清朝的滅亡

【第五章　「民之國」的試煉──袁世凱政權與日本】
中華民國的成立與《臨時約法》
一顆子彈之後／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與《臨時約法》／袁世凱的開發獨裁與地方民族主義
二次革命與袁世凱政權
孫文訪日與日本對辛亥革命的反應／善後大借款與二次革命／袁世凱政權與其特質／中華革命黨與孫文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二十一條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日本佔領青島／《二十一條要求》與中國／反日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
袁世凱的帝制復活與日本
袁世凱的野心與不安／古德諾與帝制運動／日本的動向與坂西利八郎
護國運動與軍閥混戰的揭幕
護國運動與袁世凱之死／段祺瑞政權與西原借款／清朝復辟事件與護法戰爭

【第六章　青年的季節──五四運動與馬克思主義】
《新青年》與北京大學
天安門事件與五四運動／北京大學的改革與蔡元培／制定國語與關於女性解放之議論
魯迅與文學革命
魯迅的日本時代與公務員生活／文學革命與〈狂人日記〉／《阿Ｑ正傳》與中國社會
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
兩個講和會議／五四運動的開始／運動的擴大與拒絕簽署條約／日本留學生的動態與吉野作造
馬克思主義的接收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中國對馬克思主義的接納／共產國際與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以及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

【第七章　革命尚未成功──第一次國共合作與北伐】
華盛頓體制與孫文的革命方針
孫文的「大亞洲主義」演講／《華盛頓條約》與軍閥混戰／陳炯明的聯省自治與馬林
第一次國共合作與蔣介石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成立／黃埔軍官學校與蔣介石／孫文的北上與逝世
〈無花的薔薇〉與北伐開始
魯迅與三一八事件／蔣介石的崛起與中山艦事件
北伐的展開與湖南農民運動
魯迅的廣州行與北伐軍的勝利／北伐下的政治抗爭與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視察
四一二事件與國共合作的崩壞
南京事件的發生與蔣介石／共產黨的上海起義與四一二事件／國共合作的崩壞與魯迅

【第八章　內憂與外患之下──南京國民政府與九一八事變】
北伐再起與出兵山東
張作霖炸死事件與日本／蔣介石的下台與訪日／濟南事件與佐佐木到一
北伐成功與南京國民政府
張學良的登場與南北統一／關稅自主權的恢復與日本／中原大戰與廣州國民政府
毛澤東的山區革命與圍剿
偉大的鄉下人‧毛澤東／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設與梁漱溟／圍剿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九一八事變與末代皇帝
柳條湖事件與日本／戰火的擴大與南京國民政府／末代皇帝的再登場

【第九章　築建抗日長城──滿州國與長征‧西安事變】
滿州國的成立與其現實
一二八事變的爆發與魯迅／滿州國的成立與善意的惡政／李頓報告書與侵占熱河
安內攘外與長征的開始
安內攘外政策的提出與第五次圍剿／起死回生的長征／遵義會議與周恩來
高漲的抗日情緒
蔣介石的抗戰準備與獨裁體制／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與魯迅／日本分離華北與一二九學生運動／義勇軍進行曲與《八一宣言》
西安事變與張學良
苦惱的東北軍統帥／用事實回答／被監禁的蔣介石／蔣介石‧周恩來會談實現

【第十章　邊境的街道與人們──香港、臺灣及上海】
作為異文化窗口的香港與上海
顯示時代活力的邊境／草創時期的香港與上海／日本音吉與唐行者／近代文明的洗禮與東亞同文書院
臺灣與日本型近代的走向
臺灣總督府與後藤新平／《臺灣青年》與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霧社事件與《莎韻之鐘》
大革命時代的上海與香港
五卅運動與省港罷工／臺灣共產黨與朝鮮人的獨立運動
尾聲‧魯迅的遺言與日本人
魯迅之死與內山完造／鹿地亘的日本人反戰同盟／二十一世紀的日本與中國

主要人物略傳／歷史關鍵詞解說／參考文獻／年表／索引

◎由近代意象看日本與中國
 
本書的內容是中國近代史，我想以一個問題來作為正文的開端：請問，正在閱讀本書的你，對於書名上的「近代」一詞，有什麼看法呢？
 
多數的日本人，對於「近代（modern）」一詞，通常抱持著正面的印象。舉例而言，「近代」一詞，可以讓日本人聯想到明治時代所流行的「文明開化」，像是男性剪成短髮 配上西洋服裝的打扮、鐵道旁的煉瓦歐風建築，以及醫療技術的進步與學校等。近代日本引進歐洲文明與資本主義化，可說是為日本人帶來了富裕舒適的生活。
 
那麼，本書所要述說的中國，又是何種境況呢？而「近代」一詞在中文的意義上，至少在回顧中國歷史時所伴隨的，往往是沉重、消極的印象。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近代」，是一個屢受外國侵略，面臨著國家、民族存亡危機的時代。
 
舉例來說，現在中國所推行改革開放政策的雛形，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九七五年，由當時的周恩來總理所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在這個口號中，並未採用「近代」一詞。最直接的理由是，根據中國官方的時代劃分，認為自鴉片戰爭起，至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為止，為中國的近代史，其後則是現代史。由此可見，對中國人而言，近代史被認為是一段屈辱、抵抗侵略的歷史。
 
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中國終於能夠洗刷近代以來所飽嚐的屈辱。其中最好的例子，便是鴉片戰爭後成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在經過一百五十六個年頭之後，於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此外，於二○○八年所舉辦的北京奧運，就如同當時東京奧運對日本人的意義一般，是一個讓中國人切身感受到新時代即將到來的里程碑。
 
當然，要清算過去的歷史，需要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而現在的中國，也還身處在這一段過程之中。二○○一年，日本在教科書上將侵略行為正當化的記述，再次引燃教科書論述的戰火；二○○三年在西安、二○○五年在中國各地所發生的反日遊行等，不時趨於緊張的中日關係，顯示出即便是今日，苦難的近代史仍是多數中國人所共有的「負面記憶」。

◎相反的兩部中國近代史
 
本書所記述的中國近代史，具體而言，指稱的是鴉片戰爭後的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至中日戰爭 爆發前的一九三六年。若要用一句話來形容此一時期，便是「復興中華的嘗試」。然而，究竟該如何對這一項嘗試做出評價，中國史學家們的意見始終存在著很大的分歧，而原因必須從現代中國這數十年來劇烈震盪的政治中來探索。
 
日本真正開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契機，是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過去日本人總是輕視中國，並對侵略（中國）之事實保持視而不見的態度；當時，這個被稱呼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的誕生，帶給日本人巨大的衝擊。人們也試圖從中國近代史中，尋求另一種可能性，亦即是否存在著與一九四五年因戰敗而挫折的近代日本，另一種不同「近代」的可能性。
 
由此為發端的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將重心放在闡明中國革命成功的理由之上。特別是日本的研究，是在冷戰的體制之下，以批判軍國主義的復活、推進社會民主化的政治課題之下所開展出來的成果。
 
然而，這些研究大多偏重於與中國共產黨相關的革命運動歷史，比起實證性的分析，反而是帶有先入為主的成見，以「是否在革命上有所貢獻？是否反對革命？」之標準來評斷善惡。此外，中日之間直到一九七二年才恢復建交，對日本而言，中國可說是「尚未見面的情人」，包裹著一層神祕的面紗。因此，當時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想必也會出現背離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淪為偏向理念性的研究成果。
 
一九七八年開始施行的改革開放政策與中日之間正式的交流活動，為中國近代史研究帶來了巨大的變化。隨著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對知識分子的鎮壓及迫害等，中國現代史的黑暗面被搬上了檯面，以革命勝利為頂點的歷史模範受到了極大的震撼。再加上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要求政治民主化的中國學生遭到政府的鎮壓，以及東歐、蘇聯等社會主義諸國的瓦解，對於革命中國的幻滅，也是無法避免的。親眼目睹中國社會「落後」狀況的日本人，也不再將中國視為日本應該學習的近代榜樣，而是普遍地認為，中國只是一個極其普通的發展中國家。

面對上述的現實狀況，多數日本人的想法開始改變，認為眼前的中國並非是因為革命而出現的新社會，而是在革命之後仍維持傳統特質的社會。加上外國人可以長期停留在中國國內，有助於加深對於中國的觀察與理解，特別是在近代史的研究領域中，出現了許多利用日本國內無法取得的史料而發表的研究成果。
 
儘管經過了上述的努力與嘗試，希望能夠勾勒出中國近代史的新輪廓，但從現在的角度看來，卻還是存在著許多的侷限。因為這些嘗試，是從相對於過往農村革命史的主流出發，注重改革史而非革命史，重視都市史而非農村史的研究。即使許多歷史事實確實因此獲得釐清，但終究不過是填補這塊研究上的空白罷了。用較為苛刻的眼光來看，只不過是將政治情勢上的變化（由毛澤東的革命路線，轉換至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反映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上的結果。
 
更重要的問題是，過往的這些努力與嘗試，雖然在單一、細部的歷史上累積了詳細的研究成果，卻無法取代過往的革命典範模式，提出一個統括的、完整的歷史圖像。這在今日的學術界中可說是共通的問題，在中國近代史的領域中，專史內的分類愈來愈細化，導致統合、概括的概念與研究難以生成。
 
◎由南方邊境吹拂而來的新時代之風
 
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二○○三年十月，新聞報導了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逝世的消息，享年一百零三歲。繼張學良於二○○一年逝世之後，宋美齡的逝世，也代表本書所涉及的中國近代史上的主要登場人物，皆已仙逝。
 
說到張學良，記憶猶新的是，張學良在一九九○年接受日本ＮＨＫ（日本放送協會）電視台的採訪。為了讓日本的年輕人知道中日之間曾有著這麼一段不幸的歷史，時隔半個世紀，現身於公眾媒體上的張學良，精神奕奕地述說著那段陳年往事。中國有句成語為「蓋棺論定」，這兩位最後的當事人（張、宋）逝世，也正提醒著我們，該是以冷靜的態度來評論這個時代的時候了。

那麼，我們又該如何來描繪中國近代史才好呢？本書嘗試從「南方邊境吹來新時代之風」的視角，來捕捉這個時代的剪影。太平天國的起義、辛亥革命、國民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運動等，都是興起於南方大地，而後朝向北方發展。自強運動、變法運動等改革運動及新思想、新文化的接納與創造，擔負其中的重要角色與中心人物，也大多出身南方，或是以當時已發展的邊境街道作為運動推進的舞台。

眾所周知，地大物博的中國，南北兩地是完全迥異的社會。南方為稻作區，主食為稻米；北方則是小麥區，以麵類為主食。而代表北方的北京話，與香港、廣州人們所說的廣東話，更是互不相通，宛如兩國不同的語言。連接著地平線一望無際的平原，以及由乾燥黃土所覆蓋的華北大陸，與山川河流密布、地勢高低起伏、臨海與外國相通、開放的華南地區，遑論風景，就連人們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也是各有特色，互不相同。或許兩地的人們，在價值觀上也是相異的。

正如本叢書系列在各卷中所述說的一般，在近代以前，中國歷史上的新風氣往往是興起於北方邊境。中國文明每逢動盪時期，總是能夠吸收周邊世界所勃興的能量與活力，實現復興和擴張，延續數千年的命脈。承擔著這一項使命的旗手，是由北方而來的各部遊牧民族，外來的文化刺激也多是藉由內陸的貿易通道（絲路）傳遞進來。

當蒙古時代的海上交易以及大航海時代之後，世界各國間的交流網路逐步建立，情況也隨之不斷的變化。不過，宣告著新時代來臨的南風席捲中國全土的時刻，可說是本書所關心的「近代」以後，才真正開始的。本書的登場人物──洪秀全、孫文，以及孫文的後繼者蔣介石，皆是以南方邊境為出發點，將熱情傾注在稱為「北伐」的北上作戰之中。此外，以南方的農村根據地為出發點的毛澤東，其邊境革命也是朝著黃土高原的盡頭──延安，一路播下新時代的種子。換言之，所謂的近代中國，是中國史上首次由南方開始復興之路的時代。

接著，就讓我們來看看，與這股南風一同吹起，復興中華的嘗試與苦難的一齣戲劇。面對著列強（也包括過去的日本）的侵略，如何從不斷的挫折與失敗中重振雄風，宛如不死鳥一般浴火重生的中國，想必能夠為生活在這個不透明時代的我們帶來勇氣。

作者繁體中文版專文序

從百年前的歷史，摸索未來的樣貌

　　繁體中文版之序文，執筆於二○一六年。

　　本書的簡體中文版本於二○一四年付梓出版之時，筆者在序文中首先述及的，便是感謝各個國家在二○一一年日本東北發生大地震時期的諸多援助，特別是來自臺灣鉅額的捐款。身為一位日本人，筆者也希望在本書序文的開端，能夠明確地向雪中送炭的友邦表達感謝之意。

　　◎東亞國家，如何和今日的中國相處？

　　接著，筆者在簡體中文版的序文中提到，偏執於發展競賽，爭論「誰才是東亞霸主」的思考模式，實為愚昧幼稚。確實，甲午戰爭導致了清朝的衰頹以及日本統治臺灣的結果，與此同時，日本也被捲入了帝國主義戰爭的連鎖漩渦之中。筆者認為，比起爭奪東亞霸主的地位，我們學習一百年前的歷史，更應該將之體現在如何靈活運用彼此的特色與個性，構築雙贏的關係。

　　撰寫本書之時，許多日本人仍然將中國視為發展中國家，採取蔑視、輕視的態度。不久，中國的經濟出現飛躍性的發展，逐漸成長為大國；對此，日本或許是因為無法接受這項事實，焦急地想奪回第一名的寶座。筆者在簡體中文版的序文之中，一方面介紹了居住在日本的中國人，他們內心的苦惱掙扎：究竟要留在日本，抑或是返回中國的躊躇；另一方面也批判了日本的政治動向—不願接納鄰近的他人，對中國採取敵對的態度。

　　儘管如此，在其後的數年之間，東亞的情勢出現了更大的變化。中國發展成為具有優勢性、壓倒性影響力的國家，在其高壓統治的政治手段面前，東亞的人們面臨新的問題：該與中國維持著什麼樣的互動關係？二○一四年，臺灣和香港接連發生了太陽花學生運動與雨傘運動，這或許是在向中國為了與屈辱的近代史劃清界線，高唱「振興中華」、過分地滿足國家自尊心的排外行為，所提出異議的行動吧！

　　筆者在二○一六年前往臺北與香港之時，曾經嘗試探詢年輕世代們，對於東亞的未來以及與中國關係的意見。原以為他們會強烈地表述作為臺灣人、香港人的認同意識，沒想到他們的反應卻是沉著冷靜，相互尊重擁有不同背景的對方意見，無論是本省人、外省人，甚至是從中國來的留學生等。甚至還被他們追問道：「在日本，安保法和修憲等議題成為討論的焦點，日本的年輕世代們有什麼看法呢？」這讓筆者深刻地感受到臺灣與香港的成熟，前者是作為一個多元化公民社會，後者是作為一個「無法擁有民主卻自由」的空間。

　　這些成果，究竟是如何孕育出來的呢？毋須贅言，這是在高壓與殖民統治之下，一路堅持抵抗的臺灣人、香港人所努力得來的果實。而當我們將視野擴展到東亞全體之時，當然也不能忘卻，持續以中國、日本以及這些地區為活動舞台的改革者、革命者們的影響力。本書的宗旨，也希望能夠盡可能地站在中立、客觀的立場，描繪出這些鬥士們的足跡。

　　◎重新定位中國近代史上的要角

　　在本書付梓出版後，出現了諸多研究成果。特別是在二○一一年前後，也就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的這一年，許多關於孫文及革命派的研究著作紛紛出版問世。此外，ＮＨＫ也首次播出關於蔣介石的紀錄片節目。上述這些研究成果與節目，都與本書內容沒有太大的差異，此次的出版，為了維持原著的創見，並未施予任何的變更與修改。讀者或許會感受到，本書強調袁世凱的「強人」形象，且對於蔣介石與毛澤東的批判，筆者採取較為收斂的態度；相對於此，對於孫文的評價卻是較為辛辣。孫文向來是以「國父」的身分，成為眾人崇敬的對象；反過來說，孫文也成為一個難以單純用「個人」的角度來評價的對象。正如本書所述，孫文至逝世前仍舊是一位戰士，在日本發表大亞洲主義的演說，勸戒日本切勿追隨歐美列強的「霸道文化」，其所散發出的耀眼光輝至今仍未消退。而孫文所揭舉的軍政、訓政、憲政之政治進程計畫表，雖然無法在他逝世之前付諸實現，但在今日的臺灣，或許可以看見其憲政理想綻放花朵、結出果實。站在如此的觀點之上，將自己定位在「孫中山的接班人」之中國政府，也應該誠實地面對當前臺灣的現狀，而不應該走向另一條新的「霸道」。

　　在此次繁體中文版本付梓之時，筆者想事先提出幾點聲明。本書是講談社出版《中國的歷史》系列叢書中之一冊，在第十章中大篇幅地記述關於日本統治時期的臺灣，其原因是為了說明臺灣與香港相似，皆是作為中華世界的邊境，帶有與中國大陸相異的歷史特質，並非主張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此外，本書的重點是放在近代日本與中華世界之間的關係歷史，臺灣的近代史也是一個重要的主題，無法斷然地切割捨棄。

　　◎繁中版完整重新翻譯本書的重要意義

　　在簡體中文版中的序文也已述及，本書主要是描述一九三六年以前的歷史，也就是七七事變發生以前，並未直接講述中日戰爭的原委以及南京大屠殺事件。對於如此的書寫架構，或許會有人批判筆者未能正視歷史吧？然而，本書一開始便已預定將討論年代截至一九三○年代初葉為止，並補足本系列叢書第十一卷—《巨龍的胎動：毛澤東、鄧小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天兒慧）一書的內容，加入一九四五年為止的內容。關於南京大屠殺事件，天兒氏已經將與中國學生的討論內容書寫成文，為避免重複，筆者僅進行最小限度的記述。此次，簡體中文版未能翻譯出版的第十一卷，預計也納入繁體中文版的出版計畫之內，望讀者能參照一併閱讀。

　　最後，以臺灣商務印書館為首，筆者想要向參與繁體中文版出版計畫的諸位，致上感謝之意。特別感謝這項出版計畫，願意採取重新翻譯全文的方式、而非將簡體中文版直接轉譯為繁體中文版，當初因關於中國政治情勢而被刪除的原文，因而得以完整翻譯問世。當然，筆者絕非否定出版簡體中文版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在嚴格的出版審查之下所付出的努力。筆者也殷切期盼，有朝一日，在中國國內，客觀的研究成果能夠不受出版審查的限制，完整重現研究者的心血結晶。

專文導讀

擺脫偏見，發現中國近代史的新面貌

　　李鴻章曾以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來形容十九世紀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二十世紀中國變化更為巨大，首先，政治體制從帝制走向共和，又從共和走向共產與民主對峙的局面；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家族制度逐漸崩解，男女雖未完全臻於平等，但婦女受教育者愈來愈多；農人仍是多數，但工商業蓬勃發展，人口往城市集中的現象更為明顯。然而中國的「近代」和日本的「近代」確實不同，多數的日本人，對於「近代（modern）」一詞，通常是懷抱著正面的印象，可以讓日本人聯想到明治時代所流行的「文明開化」；在中文的場合，至少在回顧中國歷史時，「近代」一詞所伴隨的往往是沉重、屈辱的印象。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近代」，是一個屢受外國侵略，面臨著國家、民族存亡危機的時代。

　　即使邁向現代或者說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體制，中國對外並未逃脫外侮，內部並未擺脫紛爭與貧窮，到底清末以來中國面臨那些問題？民國的成立又為何不能脫離困境？中國近代以來變化的過程，不僅中國人有義務去了解，亞洲的日本人甚至更多的外國人對此課題亦深感興趣。美國方面在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持與帶領下，出版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序列，其中第十冊、第十一冊晚清篇，第十一冊及第十二冊是中華民國史（台北：南天出版社，1987、1999出版），這四大冊集結一些學者的觀點進行論述。個人方面如史景遷（Jonathan Dermot Spence）撰寫《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上帝的中國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等書，引起不少的討論；然而通俗而全面的論著相對有限。

　　◎三大論史特色，一改中國近代史的悲情敘述

　　本書為日本講談社於二○○四年至二○○五年間出版的「中国の歴史」叢書，此系列的十二部作品，反映了日本學界當時中國史研究成果的集體著作，時間自夏王朝開始，下至清末民國，以御繁為簡的寫作方式，重新引領人們認識中國歷史的發展。日本學者有為大眾著書的傳統，這既是一套大眾讀本，又兼具學術性；本書《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為第十冊，由菊池秀明撰寫。菊池秀明（一九六一年～）是日本東洋史學者，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畢業，東京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部博士，國際基督教大學教授，專門研究中國近代史特別是太平天國。外國人研究中國史一般而言較無法全面且精準掌握中國時代的脈絡或精髓，然而菊池秀明卻能精準掌握中國近代以來的發展脈絡，既運用史料，又能跳脫學術論述的框架，本書有幾個特徵：

　　其一，具有獨特的視角：首先以南方邊地吹來的新時代之風的視角，來剪影這一時代。中國從秦漢以下的王朝，一直以北方為重鎮，雖然隨著運河的開通，南方的經濟與文化逐漸重要，但政治上仍然呈現北重南輕的現象，近代以來南方所帶動的影響愈來愈重要。作者觀察到太平天國運動、辛亥革命、國民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運動，都興起於南方大地，而後向北發展。洋務運動、維新變法運動等改革運動及新思想、新文化的引領者，有愈來愈多人出身南方各省。

　　由於作者專研太平天國，對於太平天國崛起的因素及其影響提出獨到的見解，書中提到：「軍紀嚴明的背後，也是利用唯恐觸犯天父的恐懼心理，而讓太平軍實現了領先於當時的高度道德水準。」、「太平天國所提出的﹃天朝田畝制度﹄以及《資政新篇》的內容，作為中國所追求的兩個烏托邦理想，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前者﹃大同﹄的烏托邦理想，由清末維新變法派所繼承，在毛澤東時代的人民公社實際推行。後者的近代化路線，則是由清末的洋務運動開始施行，並連接著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更為重要的是，抵抗列強干涉這一點，在隨後的中國歷史上，不斷的重演。」對於日本發動甲午戰爭，以日本學者的觀察，不是站在日本民粹的立場，認為：「明治天皇在開戰後表示：﹃這回戰爭，是大臣的戰爭，而不是我的戰爭﹄，拒絕派遣特使前往伊勢神宮和孝明天皇陵墓報告。換言之，甲午戰爭走向開戰征途的決定，已經凌駕了天皇個人的意志。」對於洋務運動方面認為：「洋務運動之中，自始至終貫徹到底，對儒教文化毫不動搖的自信，也顯示出了孕育出古典文明的中國社會，在面對並接受異文化時的態度和方式。甲午戰爭後，﹃日本模式﹄被大肆宣傳之事實，可以看出經過兩次鴉片戰爭都未曾動搖的﹃中華﹄自信，在經過這場戰爭失敗的衝擊過後，終於出現了變化。」對於九一八事變的情勢，作者提到：「關東軍的作戰行動能夠順利推展的主要原因，在於張學良所率領的東北軍採取不抵抗並撤退的方針。」這些觀點都頗有見地。

　　其二，御用史料的能力甚佳。菊池秀明除了對太平天國的史料有充分的了解外，對於影響中國文學甚大的魯迅之相關作品，如《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也能如數家珍。中日關係中，尤其是與中國歷史有關的細微日方史料，這是本書的一個亮點。書中提及的日本軍閥政治家桂太郎田中等，也可與戴季陶《日本論》中的評述參證，更能掌握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世界最終戰論》的意念。除了嚴謹的史料之外，作者也參酌一些稗官野史的資料，並引述一些小故事，增加全書的可讀性。

　　其三，深入淺出、引人入勝的敘述。菊池秀明指出：「了解日本和中國的歷史，從中學習，不拘泥於任何偏見和既成的觀念，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真實的中國—我們面臨著許多的課題要解決，而中國確實是一個充滿了魅力的社會。」確立了本書的大方向，談到甲午戰爭之後清廷前往來日本的學生愈來愈多，菊池秀明分析，日本被選為留學國家的最大理由是，中國為引進歐洲的學問、技術，而以日本的經驗為參考。此外，日本確立了立憲君主制，比起採用共和制的歐美各國，清政府更能夠放心地派送留學生。但是：「到日本的留學生們，由於日本與中國在生活習慣上的差異，受到了文化上的衝擊。首先，他們吃不慣日本的食物。其次，中國留學生最害怕的，莫過於日本的地震和澡堂。」

　　書中對人物的觀察，著重洪秀全、孫文、袁世凱、末代皇帝、胡適、魯迅、蔣介石、毛澤東等人，從生活到實際的影響，如談到孫文時指出：「不管孫文擁有多少缺點，或是最後的結果如何的未臻完全，無庸置疑的是，孫文確實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進。」提到蔣介石則指出：「蔣介石與將近二十位的同志、部下成為結拜兄弟，在他掌握權力的過程中，非常細心地構築起自己的人際關係網絡。」也不吝於褒許袁世凱，認為：「他是一位具有卓越的記憶力與觀察力，並充滿﹃敏銳好奇心﹄的人。」

　　本書並未對中日戰爭詳加敘述，也未觸及國共內戰之課題，反而以︿邊境的街道和人們——香港、臺灣和上海﹀，做最後的結尾。菊池秀明認為，這三個地方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處在中國世界的邊緣，曾作為殖民地或租界接受外國的統治，社會積累了與異文化交流的經驗事實。這三個社會都是象徵近代的地方，無論喜惡與否，它們都帶有中國其他地區沒有的特性。

　　正因為這裡是中國世界的邊境，也可以說是聚集了近代中國隱藏的可能性和能量的地方。香港、臺灣和上海，這三個地方，不僅聚集了近代中國隱藏的可能性和能量，直到今天，這三地也依然是聚集中國隱藏的可能性和能量最多的地方。還原歷史原貌，探究每一個事件的真實意義近代以來，中國面臨許多戰爭，外來的侵略如：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日本侵華戰爭（抗日戰爭）等；內部的戰事也未曾間斷，如：太平天國戰役、辛亥革命、南北戰爭、北伐戰役、中原大戰、國共內戰等，不論對外或內部的戰役都帶來極大的影響，作者雖未一一細數，但已能掌握其間所帶來的衝擊，可惜有關中日戰爭僅稍微提及，亦未探討國共內戰，此其美中不足之處。此外，災難有雙重的構造，其意義需要透過歷史演進的過程才能顯露出來，中國歷史上的永嘉與靖康之難，都是歷史的災難，但同時也帶來南方文化的發展。加拿大的民國史專家拉里（Diana Lary）於《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一書提到：「戰爭帶來破壞性極大，這個效應在戰爭結束後，通常還會繼續影響著人們，那就是家庭的離散。」或許從文化發展的角度而言，戰爭對被移民地區的人文與地域的發展產生了質變與量變，中國西南地區如果沒有抗戰時期的遷徙，大學的數量仍然有限、教育與文化或許仍然受忽視，經濟的發展或許仍然是邊陲；台灣如果沒有一九四九大撤退，大陸中原文化不會迅速在台灣茁壯，人們可能無法直接而全面地欣賞到中國過去精緻文化的作品。作者以政治及軍事史為主軸，未能加強論述，此為本書另一可加強的地方。

　　不論如何，以一位日本的東亞史學者而言，已屬不易，全書最後，菊池秀明引用魯迅先生說的：「世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認為此話適合與本書中的那些革命者，也表現了前途迷茫的混亂情況下，不斷尋找革命前途的近代中國的足跡。目前社會上愈來愈重視大眾史學（普及史學），然而歷史的敘事除趣味性之外，重要的是還原歷史的原貌，並能多一點關懷才有其價值。作者身為日本人，能擺脫過去日本看待中國的優越感，而將感情放在近代中國的發展上，提供一個看待中國歷史的新角度；畢竟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今，中國已成為一個必須慎重以對的全球大國，同為東亞住民，臺灣讀者更需要有別於以往的片面認知，從更多元的方向認識中國，這是本書值得引進與推廣的原因。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林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