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賽局：地緣政治混亂時代，金融政策與民主制度的下一步

海倫‧湯普森（Helen Thompson）

劍橋大學政治和國際研究系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同時還是劍橋大學克萊爾學院（Clare College）的研究員，長年研究能源的政治經濟學，以及二十一世紀民主、經濟與地緣政治破壞的歷史。她定期為《新政治家》雜誌撰寫專欄，並且是Podcast《談談政治》的定期撰稿人，曾為《紐約時報》、《倫敦書評》、《金融時報》、《衛報》、《外交事務》等出版物撰寫文章，內容涉及英國脫歐、歐盟、大流行病的經濟學、能源和氣候政治以及中國崛起的地緣政治。她的上一本書是《石油與西方經濟危機》（Oil and the Western Economic Crisis）。
 

劉維人、盧靜

劉維人
自由譯者，譯有《暴政》、《心智操控》、《修辭的陷阱》等社科書籍，以及《世界上最完美的物件：鳥蛋》、《集體錯覺》等自然科普。譯作賜教：warren1_liu@hotmail.com

盧靜
自由譯者，譯有《操弄》、《末日》等社會科學書，以及《遊戲設計的藝術》。喜歡研究文化間的移植和融合。譯作賜教：rutkking@gmail.com。

兩人共同翻譯《末日》、《後疫情效應》、《西方的自殺》、《欲望分子多巴胺》、《民族重建》等書。
 

推薦序  絮亂時代的真實著作／郭瑞祥
臺灣版序  這個世代地緣政治的樞紐──臺灣

引言 潰亂
Part 1：能源與地緣政治
1. 石油紀元的開端 
2. 不可能的石油保障 
3. 歐亞大陸的重塑

Part 2：最後的救世主
4. 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 
5. 中國生產，美元支撐 
6. 美好舊日已遠

Part 3：國債體系與代議崩解
7. 民主時刻
8. 民主稅務的誕生與衰亡
9. 改革之路步履維艱

結語：最大的劇變尚未到來
注釋

2.不可能的石油保障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油價已經連續下滑了五個月。但是面對價格下跌，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反應卻是維持產量。然後油價就暴跌了。二〇一四年夏季的油價曾突破每桶一百美元，但到了二〇一六年初，油價已掉到每桶三十美元以下。
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這些行動是由沙烏地阿拉伯主導的。該國的動機很複雜，而且很可能自相矛盾。首先，沙烏地阿拉伯面臨著美國頁岩油的挑戰。頁岩油是很常見的一種石油礦藏，但傳統鑽井無法開採，通常需要使用水力壓裂（hydraulic fracturing）技術。雖然過程中有增有減，但整體來說美國的能源生產已經衰退了三十年，如今終於靠著頁岩油和頁岩氣，重回主要能源生產國的地位。二〇一〇年，美國每天總共會生產八百六十萬桶原油、液化天然氣和其他液體；二〇一四年的產量提昇為一千三百萬桶；二〇一九年更上看一千八百四十萬桶。 在二〇一〇到二〇一四年間，美國從OPEC國家進口的石油減少了三分之一；二〇一九年更將下降到二〇一四年的一半。同時，在二〇一〇到二〇一四年之間，美國的油氣出口量成長了大約四分之三；預計在二〇一九年會比本世紀初高出約百分之三百六十，超過沙烏地阿拉伯的出口量。對沙烏地阿拉伯而言，出口能力不斷成長的美國石油業將成為該國在亞洲市場上的頭號競爭對手，這也會讓美沙關係變得更加複雜。
但這些不只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問題，也是中東地區其他國家的問題。儘管沙烏地阿拉伯大力支持敘利亞反抗軍，但敘利亞政權在俄羅斯和其競爭對手伊朗的支持下依舊完好無損。由於俄羅斯和伊朗政府都很依賴石油收入，油價下跌就是逼迫兩國撤出敘利亞的施力點。《紐約時報》在二〇一五年初引用了一位沙烏地阿拉伯外交官的發言：「如果石油能為敘利亞帶來和平，沙烏地阿拉伯就沒有理由放棄達成協議。」
只是，無論哪一個動機比較重要，打壓油價都沒有達成任何目的。雖然頁岩油的產量下滑，但許多虧損的頁岩油公司都能輕易獲得廉價信貸以便維持運營。伊朗和俄羅斯也沒有被嚇得退出敘利亞。相反地，在石油輸出國組織拍板定案的十個月後，俄羅斯就出兵干預了敘利亞。同時，由於沙國對《伊朗核協議》十分不以為然，因為協議取消了針對伊朗石油出口的多項制裁，讓伊朗的石油收入大幅成長。
結果不出所料，原油價格戰、敘利亞問題的失敗，以及對伊朗問題的分歧，都讓美沙關係變得嚴峻。二〇一六年四月，美國國會正在審查一個允許美國公民為九一一事件控告沙烏地阿拉伯政府的法案。沙國威脅，只要該法案通過，就要拋售手中持有的美國公債組合。結果，國會通過該法案後，歐巴馬就否決了該法案，只是國會又推翻了他的否決。話說回沙烏地阿拉伯，即將受封王儲的穆罕默德．賓．沙爾曼（Mohammed bin Salman）宣布了一項計劃，以結束他口中「國家對石油的依賴」。隔月，美國財政部就一反四十年來的拒絕態度，公布了沙烏地阿拉伯美元資產的詳細資訊，這彷彿是在警告沙烏地阿拉伯，以前那種不可或缺的地位可能宣告結束。
相比之下，沙國和俄國的關係從二〇一六年下半開始，就有明顯的改善。隨著頁岩油在石油市場上已牢不可破，石油輸出國組織和俄羅斯都希望油價回彈。二〇一六年九月，普丁和沙烏地阿拉伯國王達成了石油合作協議。三個月過後，OPEC又同意和俄羅斯組成一個名為OPEC+的新壟斷聯盟，並削減原油產量。二〇一七年十月，沙國國王前往莫斯科，進行了史上頭一次國是訪問，兩國領導人對於沙烏地投資俄羅斯能源計劃，以及俄羅斯出售防空飛彈等事都達成了共識。
然而，由於兩國聯盟背後的邏輯有問題，預期之外的影響也接踵而來。為了對抗頁岩油而聯合調漲油價，反而是幫助了頁岩油生產商。況且，兩國政府在天然氣上的利益也不一致。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沒有出口天然氣，但俄羅斯卻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氣出口國。美國必須靠天然氣船才能出口頁岩氣，而俄國除了船，還有管線可以使用。因此可以想見，普丁願不願意容忍OPEC+為美國油商帶來的好處，取決於美國政壇如何對待俄羅斯在歐洲的天然氣利益。而他看到的是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美國國會針對參與鋪設北溪二號（Nord Stream 2）天然氣管線的公司實施了新的制裁，導致主要承包商停工。目前這條橫跨波羅的海，連接俄羅斯和德國，全長一千兩百三十公里的天然氣管線，大約還有一百五十公里尚未完工。
幾週後，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的石油聯盟在Covid-19的侵襲下迅速瓦解。隨著中國需求下降、油價逐漸下滑，普丁也發現了一個重創頁岩油產業、打擊頁岩氣在歐洲市場競爭力的好機會。但是對沙國來說，中國卻是最大的客戶，因此讓油價快速上漲至關重要。被普丁的拒絕後，穆罕默德決定在二〇二〇年三月七、八日這個週末大量出售沙國原油，以搶下市場上殘存的需求。這個決定導致了油價暴跌，美國頁岩油產業的未來也陷入危難。這樣的情況讓美、沙、俄三國決定共同建立一些底線，這可是史上頭一遭。有報導指出，為了逼迫穆罕默德讓步，川普曾在四月二日致電王儲，告訴他如果不照做，美國國會就立法撤回對沙國的軍事支持。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上來看，世界在過去十年間變得更不穩定；有部分原因是因為美國的能源力量增長，讓世界三大石油生產國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同時，美國與俄羅斯也開始爭奪向歐洲的天然氣市場，就像兩國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爭奪石油一樣。想了解美國力量的結構性變化是如何攪亂原本的均勢，就要先回顧冷戰時期的美國力量。在這段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美國即便在軍事力量最鼎盛的時期，也難以持續在中東發揮地緣政治影響力，以及為什麼俄羅斯的能源力量對於北約地緣政治來說，一直都是結構性的分裂因素。
分裂的歐亞
在二次大戰後，要維持掌握世界的力量就得同時仰賴核武器、讓貿易航運維持自由的海軍、擁有各國用於進口的國際儲備貨幣以及國內的石油蘊藏，而同時掌握這一切的就只有美國。小羅斯福和杜魯門政府最初就是靠著美元，才能運用這分力量，穩定戰後的歐亞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小羅斯福政府便試圖建立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在一九四四年的布列敦森林貨幣會議上，美國首席談判代表哈里．懷特（Harry White）堅持美元只能兌換成黃金，或是其他匯率與美元掛鉤的貨幣。除了要求以金本位確立美元的主導地位，他還希望防止其他國家未經美國同意就大幅貶值貨幣。事實上，在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提供各國信貸以維持貨幣匯率時，懷特就想到美國可以藉此控制其他國家獲得美元信貸的條件。他還希望以地緣政治來限制其他國家取得美元：作為盟國的蘇聯可以分配到信貸額度，作為敵國的德日則不會有信貸額度，尤其當美國財政部想要徹底毀壞德國工業的前提下，更不可能核准。
然而，懷特對美國金融力量的信任卻幾乎沒有考慮一九四五年的軍事現實。小羅斯福並不希望美國持續以軍事介入歐亞大陸，因此承諾美軍會在兩年內撤離歐洲。他當年就在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上表示，他希望世界可以不再有聯盟、勢力範圍或是權力平衡；為了維持秩序，他希望建立一個安全架構，讓美、蘇、英、中四個二次大戰的主要戰勝國共同管理全球事務。然而，這個集體安全架構並沒有手段能強迫蘇聯從東歐撤軍；美國的金融力量也同樣辦不到。當杜魯門當上總統，停止貸款給蘇聯以後，史達林就沒有繼續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動力了。
眼見蘇聯擴張無法制止，杜魯門和其後繼者選擇訴諸戰爭以外的手段來遏制蘇聯繼續和美國競爭。於是在冷戰的前幾年，美國接受了蘇聯統治東歐、德國東西分裂，但美國也出兵保護了西歐、將紅軍拒於北緯三十八度線，並阻止蘇聯將地中海納為通往中東的門戶並如華盛頓擔心的那樣影響伊朗。只是杜魯門深知，這些軍事和經濟的付出，就算是美國也難以獨自承受。原本地中海應該是英國的責任。但早在一九四七年，英國就已經無力繼續提供希臘和土耳其政府任何經濟和軍事援助。為了向國會證明這些承諾的合理性，杜魯門提出了杜魯門主義，宣稱任何「自由的人民」都會指望美國提供經濟援助來保護他們。
為了鞏固戰後西歐安全的基礎，杜魯門政府並沒有急著成立軍事聯盟，而是先成立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再一次提供各國經濟援助。再加上美國的核保護傘（nuclear umbrella），杜魯門希望藉著資助西歐經濟重建來消弭蘇聯的軍事威脅，並挫敗義大利和法國共產黨的氣勢。但他的希望，卻要仰賴西歐尚不存在的政治條件。杜魯門政府認為，如果要讓馬歇爾計劃成功，就必須以獨立繁榮的西德為中心，將西歐的經濟統合起來。因此，西德受到的待遇，和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後的德國完全不同－－或者說，是跟小羅斯福時期財政部對戰後德國的安排完全不同。美國會直接援助，而非提供貸款和融資，並且保證西德不會被要求賠款或償還債務。美國還準備利用自己的金融力量，推動其他西歐國家和西德合作，組成以關稅同盟為中心的經濟聯邦或是邦聯。在背後的政治邏輯是，西歐國家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都處於弱勢，並面臨著共同的敵人；而在歷史上，美國人正是為了解決這種政治亂局，才會在一七七六年從邦聯走向聯邦。
然而，不可能將美國經驗移植到西歐。儘管根據馬歇爾計劃的條件，西歐國家有義務制定轉型為經濟聯邦的計劃，但他們始終只達成了一分減少貿易壁壘和建立歐洲支付聯盟（European Payments Union）的協議。而且由於英法在歐洲以外的貿易收入，都不是以美元來支付，所以兩國都是非常勉強才順從了這分協議。在他們看來，保障西歐安全的重點並不是建立經濟聯邦，而是依靠跟華盛頓之間的軍事同盟，因為該聯盟承認德國和蘇聯會威脅和平。一九四八年，英法和荷比盧聯盟（Benelux）簽訂了布魯塞爾條約（Treaty of Brussels），建立西歐聯盟（Western Union）承諾共同防禦，並希望最終能說服美國加入。接著，蘇聯封鎖柏林，讓杜魯門改變了主意，也證明了五國的遠見。於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立，美國（還有加拿大）明文承諾，一旦有任何人攻擊西歐聯盟的五個國家，以及丹麥、冰島、義大利、挪威和葡萄牙等國，就會採取回應。
北約象徵著美國國策的重大轉向。這是美國第一次在和平時代和歐亞國家結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個名字，正是為了遮蓋西半球和歐亞大陸之間的鴻溝，讓人忽略這是場地緣戰略的巨變。但義大利和和葡萄牙的加入，卻暗示著門羅主義已經被重新定義，囊括了整個北大西洋。打從北約成立之初，包括駐歐美軍的基地在內的同盟軍事投資該由誰買單，就是個刺眼的問題。原則上，每個成員國都必須繳交一定比例的國內生產毛額的作為會費。不過實務上，西歐國家這時都幾近破產，因此他們承諾提供的資金基本上都只是出一張嘴。
除了這些像地雷一樣的地理和財政問題，北約也沒有立即解決西德的安全困境。直到一九五一年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ECSC）成立，才為德法和解奠定了某種基礎。畢竟，法國和西德之所以大力支持煤鋼共同體，就是希望藉由超國家組織控制德國的煤炭資源和魯爾區的鋼鐵工業，來消弭兩國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但此一考量，也讓西德對於面對蘇聯的立場一直猶豫不決。關於這點，杜魯門從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開始，就相信西德必須重新武裝。但北約的架構意味著，要將西德納入其中，就需要建立一支國家軍隊來維護西德完整的主權。但法國政府很難接受這點，於是他們提出了歐洲防務共同體（European Defence Community，EDC）作為替代。但這個方案是直接要求每個成員國交出軍隊，由一個超國家機構來指揮，並期望在未來轉型為政治聯盟，英國當然不會考慮這種提案。一九五二年，法國政府終於和煤鋼共同體的其他五個成員國達成協議，準備成立防務共同體。但法國國會卻頂著美國施加的巨大壓力，拒絕批准這分條約。最後，由於艾森豪完全不打算對西德重整軍備一事讓步，西德終究還是加入了北約。
到了一九五五年，北約已經讓西歐安全有了基本架構，但地基並不穩固。西歐要建立安全聯邦（security federation）的難處，在於歐洲內部的地緣政治存在太多拉扯；為了財政艱難的北約，美國必須承擔龐大的支出；而且此時冷戰正在蔓延到歐洲之外，接受美國的核保護傘也會為西歐帶來龐大的風險。對歐洲內部來說，無論是關稅同盟還是防務共同體，建立聯邦的主要目的都是為了保障安全，因此北約一成立，這些措施都變得多餘了；然而，就算能證明美國的防禦承諾不可靠，歐洲也只能以經濟為基礎來組成聯邦。一九六〇年代，戴高樂就曾設法推翻這個難題，但是沒有成功。因此，雖然歐盟確實在一九九〇年代靠著單一市場和局部的貨幣聯盟，建立了類似經濟聯盟的東西，它的防禦事務依然是外包給本質上不穩定的北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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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正是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幾十年的時間。在一九五〇年，石油在全世界消耗的能源總量中只占了兩成；一九六〇年，這個比例成長到了百分之二十七；到了一九七〇年，這個比例就躍升到了百分之四十。在美國，石油在一九五〇年便取代煤炭，成為最重要的單一能源，而且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七〇年間，石油的總消費量又翻了一倍。在一九七〇年的法國，石油占了能源總消費量的五分之三以上；在義大利，這個比例幾乎達到四分之三。雖然在兩次世界大戰和戰間期，石油的地位就至關重要，但主要仍是用於軍事領域；一九五〇年代之後，它的影響力則進入了國內經濟和日常生活，尤其影響了交通運輸。我們可以從汽車普及率來理解石油的影響：儘管一九二〇年代的美國，汽車已經相當普遍，但歐洲國家要到一九六〇年代才能看見美國的車尾燈。
早在消費量大幅成長之前，國內缺乏石油蘊藏的西歐國家該從哪裡進口，就是地緣政治上的頭等大事。冷戰開始後，杜魯門政府鼓勵西歐各國使用更多石油，因為此時波蘭已經落入蘇聯掌控，他們不能再依賴波蘭出口的煤炭。但西歐在和平時期變得更依賴石油也有風險。杜魯門和他的顧問希望控制西歐的石油來源，他們不希望西歐或日本購買蘇聯的石油，因此在一九四九年，美國政府就對蘇聯進口實施了禁運。
但杜魯門也不希望西歐和日本像以往那樣依賴從西半球進口石油，而是打算將美國和委內瑞拉的產量保留給自己專用；畢竟相較於西半球，沙烏地阿拉伯、蘇聯、伊朗和伊拉克才是全世界最大的油庫。所以最好讓西歐轉而依賴中東進口的石油，美國則充當最後一線的應急供應商。
這個戰略的基礎，是美國必須支援基礎建設，讓中東的石油能順利運送到歐洲和日本。在日本這邊，唯一的作法就是靠油輪將原油運出波斯灣。但在西歐這裡，杜魯門政府則是協助鋪設了一條跨阿拉伯輸油管（Trans-Arabian pipeline，Tapline），經由敘利亞將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輸送到黎巴嫩海岸的西頓。在此之前，中東的石油運輸主要是依賴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輸油系統，將原油從伊拉克輸送到地中海東岸；跨阿拉伯輸油管落成之後，就能補足該系統的不足。
從中東向西歐供應石油，也挑起了有關美元霸權的議題。因為英國可以使用英鎊，從伊拉克和伊朗的英國公司購買石油，而英國政治人物也很清楚，這些石油對於英國的國際收支（balance of payments）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緩衝。對手中缺乏美元的西歐國家而言，用英鎊計價的石油也很有吸引力。如果西歐人要跟中東的美國公司購買石油，就需要使用美元。因此，馬歇爾計劃的一部分目的，就是提供美元讓西歐國家購買石油，其資金大約有百分之二十是在直接或間接地支援進口石油。 
但美國對戰後歐亞大陸的盤算，有著一個根本的問題。儘管中東也被視為冷戰的戰場，但從杜魯門到詹森，歷屆美國總統都不願意在中東駐軍，也不願意派美國海軍前往波斯灣執行重要任務。他們擔心的是美國的軍事承諾過度擴張，以及國內民意反彈，因此儘管印度獨立讓英國失去了過往維持波斯灣地區安定的軍事資源，美國還是需要英國維持在中東的帝國勢力。在冷戰初期對莫斯科的作戰計劃中，美國需要從英國的埃及基地部署空襲。為此，杜魯門也提供金援，協助英國在蘇伊士運河興建阿布蘇耶基地（Abu Sueir base）。但華盛頓也擔心英國的帝國勢力持續留在中東會壞事。考慮到這點，艾森豪繼任後就選擇和反英國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妥協。一九五三年，埃及獨裁者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上台後，艾森豪便利用美國的金融力量促使英國撤出蘇伊士運河地區，並關閉阿布蘇耶基地。後來當納賽爾投入蘇聯陣營，艾森豪只也能鼓勵英國和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國組成反蘇聯的軍事同盟。但他仍拒絕考慮讓美國加入《巴格達公約》（Baghdad Pact）。
土耳其在一九五〇年代也引發了一連串棘手的問題，至今仍影響著美國對待歐亞大陸的方針。一九四六年，史達林對土耳其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讓蘇聯和土耳其聯合控制達達尼爾海峽，導致杜魯門下令美軍艦艇進入地中海，並批准了空軍行動。無論杜魯門如何誇大援助希臘和土耳其對圍堵蘇聯的必要性，真正讓美國做出行動的依舊是能源現實主義；在私底下談及這些在地中海的承諾時，杜魯門的解釋是：「你拿地圖來看就懂了。」儘管史達林幾乎沒給希臘共產黨什麼支援，但對於杜魯門來說，防堵蘇聯從中東獲取石油才是希臘和土耳其真正的價值。就在杜魯門要求國會撥款給希臘和土耳其的同一天，美國四大石油公司也簽署了共同經營阿美石油公司的集體協議，這並非巧合。 

引言：潰亂
新冠疫情來襲之時，西方已經經歷了整整十年的潰亂。二〇一九年末，北美和歐洲的民主普遍脆弱不堪。美國眾議院彈劾了唐納．川普（Donald Trump），指控他向烏克蘭總統弗拉迪米爾．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施壓，協助他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抹黑對手喬．拜登。脫歐公投的結果是否應該執行，也讓英國政爭持續了三年半，直到保守黨在二〇一九年大選獲得壓倒性勝利才告一段落。但到了隔年，鮑里斯．強森的新內閣卻又面臨蘇格蘭分離主義者的壓力；後者的理由也極其單純，因為脫離歐盟並非蘇格蘭的主流民意。而在德國的圖林根自由邦，當地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CUD）也曾聯合極右翼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AfD），推舉自由民主黨（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FDP）的代表成為新任邦總理，引得聯邦總理安格拉．梅克爾怒斥這是「不可原諒」的選擇，也是「民主政治上糟糕的一天」。
同時，地緣政治也顯得山雨欲來。二〇二〇年一月，美國和中國政府似乎正準備終結延續兩年的貿易戰。但香港爆發的大規模抗議和美國國會通過的相關法案，卻讓美中關係更形緊張。與此同時，中東局勢也不平靜，從北方的敘利亞到南方的葉門都烽火不斷。部份衝突甚至暴露出北約內部長期存在的嫌隙。二〇一九年秋天，川普總統第二度試圖從敘利亞撤軍，允許土耳其士兵挺進該國北部。土耳其的行動和川普的支持惹惱了法國總統艾曼紐．馬克宏（Emmanuel Macron），他表示「我們正在見證北約腦死」。但沒過多久，梅克爾就跟他撇清關係，堅稱：「從德國的角度來看……北約是我們的安全盟友。」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川普獨斷地下令刺殺伊朗對外軍事行動的首腦卡西姆．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以報復伊朗支持伊拉克民兵攻擊巴格達的美國大使館的行為。見狀，強森、馬克宏和梅克爾暫時拋下英國脫歐的爭議，發表了一篇聯合聲明，主張「需要立刻緩和局勢」。媒體和政治評論家也像發了瘋一樣，質問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是即將爆發。
在二〇一九年的冬季，幾乎每個地方的經濟前景都是一片愁雲慘霧。經過三年的跌跌撞撞，聯準會－－也就是美國央行－－終於放棄讓貨幣恢復正常。二〇一九年九月，銀行之間互相借貸的隔夜貨幣市場凍結，重現了二〇〇七年八月金融海嘯爆發時的情境。聯準會沒有正面承認自己的方向，但確實又回到了創造貨幣購買資產的做法，也就是所謂的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兩個月後，歐洲中央銀行也恢復了量化寬鬆政策，但仍在等待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定這樣做在德國是否合法。就連這十年來對世界經濟卓有貢獻的中國，也明顯放緩了成長速度。
能源方面則似乎走到了轉捩點。二〇〇九年以來，全球年度石油產量首度下滑。消耗量與生產量之間的差距，達到了二〇〇七年以來的最高峰－－當年的油價最高曾一度飆升到每桶一百五十美金。金融海嘯之後的信貸環境，使得大量資本湧入美國的頁岩油產業。但如今，由於氣候變遷的壓力越來越大，投資人紛紛拋棄了美國和歐洲的石油公司。如果這發生在十年前，人們可能會認為石油產業將會衰落好一陣子，但如今的人卻從中看到希望的證據，認為世界將會在三、四十年內拋棄化石燃料，轉而使用綠色能源。
Covid-19正是在這一片混亂之中從天而降。疫情的影響不可忽視，卻也讓我們有機會理清這潰亂的十年。許多曾對二〇一〇年代造成產生重大影響的分歧，在二〇二〇年又再次復甦。
我們無法用幾個簡單的理由來解釋過去十年的潰亂。儘管如此，很多原因跟影響都彼此相關。拿英國脫歐來說，這件事跟英國國內政治、英國沒有加入歐元區，以及歐盟僵硬的憲政秩序都脫不了關係。但還有一些表面上看起來無關，實際上卻牽涉更廣的改變在推動英國人的決定。二〇一一年油價飆漲時，美國聯準會和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並未做出回應。但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卻把利率提升了兩倍。而當英國經濟開始復甦，歐元區卻嚴重衰退。之後的幾年裡，英國都在無奈地充當南歐國家的救命稻草，眾多南歐人民湧入英國找工作，而歐洲央行則在在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的領導下，試圖尋找德國憲法法院可以容忍的方法，以實施資產購債計劃（asset-purchase programme）買下成員國的債務。等到德拉吉終於說服梅克爾考慮他的想法，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已經差不多決定要同意脫歐公投的訴求了。不過，正當首相準備舉辦公投時，德國在敘利亞難民危機中對歐盟展現出不成比例的影響力，也讓卡麥隆很難說服選民繼續留在歐盟。
與脫歐一樣，川普會在二〇一六年大選中獲勝也有一段特殊的背景，那就是在美國長期以來的分裂。但除此之外，地緣政治的因素也不可忽略，除了美國當時正重新崛起，成為世界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以外，中國在二〇一五年後的工業戰略以及俄羅斯重返中東，都對川普上台影響甚鉅。某種程度上，川普能夠勝選，是因為他讓美國選民相信，共和國沒有在其長處發揮強大的力量，又在弱勢的領域遭人制肘。也就是說，二〇一六年總統大選中其實是個地緣政治的抉擇，這背後的結構性邏輯是，中國正和俄羅斯走得越來越進，而把中國當作敵人的川普，擊敗了把俄羅斯當作敵人的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贏得這場選舉。
而川普擔任總統這段時間，也破壞了原本的穩定局勢。他先是公開將北京視為戰略競爭對手，讓美中經濟關係升級成直接的地緣政治競爭，並對歐洲和北約造成產生了明顯的衝擊。不過，川普政府雖然將中國在科技領域的威脅，看得比俄羅斯在中東局勢的軍事威脅更嚴重，卻也同時對俄羅斯擺出比前任政府更強硬的姿態，利用美國頁岩油產業的榮景，抗衡俄國對歐洲的天然氣出口。面對美國力量全面的重新定位，歐洲國家不僅和華府爭吵不休，內部也陷入一片混亂，梅克爾在北約問題上對馬克宏的指責便是一例。
儘管川普是靠著地緣政治動蕩而上台的，但從他上任開始，這些問題就開始衝擊美國的民主政治。從他上任第一天，他正當性就飽受質疑，一些反對者堅稱他是因為地緣政治才會崛起。希拉蕊甚至提出缺乏證據的指控，聲稱他是弗拉基米爾．普丁的「傀儡」，而這個指控也讓後來的特別檢察官勞勃．穆勒（Robert Mueller）出手調查俄國對二〇一六年大選的干預。
川普擔任總統的正當性爭議，遠遠不只是擔憂俄羅斯將手重新伸入白宮，或是反對川普像個老粗一樣蔑視美國總統的實質和象徵性份量。這反映的是有相當多美國人不願意接受這名由二〇一六年大選決定的總統。同樣的問題在二〇二〇年大選變得更戲劇化也更危險，最終導致川普要求副總統否決國會對選舉人團投票的認證，並在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煽動暴徒攻入美國國會。民主制度的運作必須讓輸家心服口服，但目前美國選舉顯然無法辦到。
關於過去十年的危機，市面上已經有了很多文章，也有很多討論。這些評論通常圍繞著民粹式的民族主義、二〇〇七到二〇〇八年的金融海嘯，以及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崩潰。 但這些說法並沒有解釋到很多系統性的問題，更幾乎沒有指出能源問題是地緣政治問題和經濟斷層的一大肇因。
然而把發生在疫情前的十年危機視為民粹主義反抗以及民族主義回歸的前奏，其實非常誤導人。因為從歷史來看，民族主義向來和民主政治形影不離。如果把「國民生活在同一個政治權威下並有某種民族共同感」視為民粹主義對民主制度的外來干預，那我們終究無法理解代議民主為什麼總會面臨困境。早在二十世紀初，一些敏銳的觀察家就發現，普選民主的普及跟民族主義的興起，有著同樣的政治背景。從這個歷史分析看來，美國民主之所以無法取得敗選者服氣，是因為美國的民族意識就算沒有完全消失也已經減弱許多，卻沒有適當的政治環境，打造出另一種更具包容的美國民族意識。
有些人哀嘆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潰敗，但這其實彰顯了他們忽略歷史的態度。跟能源和金融有關的結構性變化，總是會造成地緣政治動盪。一九四四年，各國在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建立了戰後以美元為基礎的新貨幣制度，主導的美國官員更將之設計成美國國威的源泉。再加上美國不僅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生產國，還可以嚴格限制西歐國家如何處理對中東石油的依賴。不過，隨著美國經濟越來越依賴從外國進口石油，理查．尼克森又在大衛營渡假時單方面撕毀了整個布列敦森林匯率制度。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地緣政治，便是由二〇〇〇年代下半葉的新貨幣與能源轉型所造成的，其影響力在十年後的今天依舊沒有消褪，而綠色能源革命又正要開始。
為了替過去十年的潰亂找出更全面的解釋，我認為有必要參照數段不同的歷史，並相信要將這些歷史交錯對照，才能找出背後的因果關係。當然，這場潰亂對各個民主國家，特別是對美國造成的衝擊，都有一些具體的原因。但同時，這場潰亂也可以看成是一系列結構性衝擊的結果，影響逐步蔓延各地，並遍及地緣政治、經濟和國內政治等領域。
從這十年來的多場大規模變遷，都可以看出其中的因果作用。比如世界經濟和政治地理都在洗牌重整。在一九八〇年代，東亞的工業化和電腦技術進步，讓北美、西歐和亞洲比較繁榮的地區連結成一整個經濟圈。但就在這時，中國卻開始向歐亞內陸拓殖基礎建設，並與美國競爭起科技領域的支配地位，跨洋經濟圈便就此風流雲散。歐亞內陸的經濟開始擺離帝國遺緒，任何一個地方的發展都足以牽動整片大陸。大西洋－太平洋地區的經濟疲弱，也衝擊了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在這段時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但將中東這塊能源寶地納入勢力範圍的行動卻徹底告吹。美國的能源成長和經濟衰落瓦解了中東和土耳其的穩定，也讓歐洲政局更容易受到東南方鄰居的動盪影響。
地緣政治一發生巨變，就會打破國內政治勢力的平衡，嚴重衝擊內部政局。這些變動在歐洲造成的後果尤其劇烈，光是該從什麼角度看待和應對巨變，就引起了激烈的政治爭辯。歐盟是一個由民主國家組成、形似國家的聯盟，依賴北約等外部強權來保障安全，而它的正當性有部分是來自「民族國家已經過時」的觀念。對外依賴加上內部變數眾多，使得歐盟本身和其成員國都極易受到地緣政治變動影響。
另外，在二〇〇八年過後，貨幣環境的經濟緩衝機制（shock absorber）減弱，使各國面臨經濟衝擊時，很容易引發連鎖效應。此時，全球債務水準來到和平時期的歷史新高，而利率水準也降到史上罕有的低點。這種情況在歐元區引起的動盪格外劇烈，因為歐元區建立的時代背景和現在完全不同，它的結構非常僵固，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適應。而在這段期間，歐元區又將自身的結構性問題輸出到更多歐盟國家。
地緣政治和貨幣環境的交互作用，加劇了各自的影響力。最直接的影響，是美國的頁岩油靠著舉債蓬勃發展，挑戰了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的能源地位，中東和歐洲也隨之陷入不安。同時，各國央行的債務融資穩定了金融市場，讓脫歐之類危及地緣政治的變化，能夠不受到市場恐慌的制約。當前的貨幣環境增強了美國的金融實力，也讓美國的貨幣政策變得比以往更有地緣政治的色彩。聯準會能夠決定哪些國家可以在危機時期獲得美元信貸，而他們對利率和量化寬鬆的決策，也會限制其他的經濟體。這個變化的威力之大，抵銷了大西洋－太平洋經濟圈即將瓦解的壓力。因此，即便中國的勢力在其他領域有所成長，貨幣依然是中國的罩門，影響甚至能波及歐洲。
本書對這個世界的刻劃會以能源為中心，從地緣政治開始探討第一段歷史。這段歷史的起點，是美國憑著豐富的石油和資本，崛起成為地緣政治大國，因為那時候石油正逐漸取代煤炭，成為軍事力量的能源基礎。這場變化導致歐洲列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控制日薄西山的鄂圖曼帝國而展開激烈的競爭，同時英國和法國都已經欠了美國大筆債務。歐洲國家為了爭奪石油，不讓美國專美於前所引發的衝突，也是戰間期歐洲危機的根本原因；但最後決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的，仍然是美國的石油和財力。戰後，西歐各國便高度依賴美國在北約架構下提供的軍事保障，以及從中東進口的石油。不過從這時候開始，中東和土耳其就是北約的一大困擾，因此即便大英帝國正日漸式微，西歐還是必須依賴英國在波斯灣地區殘存的影響力。到了一九七〇年代，英國開始從中東撤軍，歐洲依賴能源進口的問題，也便成了美國的問題。各種難處累積起來，使得北約各國在蘇聯、土耳其和中東問題上選擇了南轅北轍的道路。
漫長的冷戰也留下了龐大的遺產；儘管中國的所作所為影響更鉅，美蘇競爭的遺緒依舊隨處可見。就石油和天然氣而言，美國已經達成了一九六〇年代以來前所未有的能源自主，和其極端的金融槓桿相輔相成。但這份新入手的力量，不但造成了中東的地緣政治浩劫，也使得中國憑借對外國原油的依賴，在石油市場上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在歐洲的天然氣市場上，最強大的競爭對手則是俄羅斯。美俄之間的競爭，又對冷戰在烏克蘭和土耳其周圍留下的地緣斷層造成了龐大的壓力。中國雖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但在再生能源和相關的金屬原料方面，也據有龐大的規模優勢，如今綠色能源已經成為和化石燃料一樣，成為地緣政治最大的不穩定成因。
本書的第二段歷史則是從經濟著眼。這段歷史從一九七〇年初期開始，其關鍵是貨幣和金融，並延續了上一段的能源巨變。當時布列敦森林體系在歐洲美元匯兌市場的壓力下崩潰，西方國家又在中東原油出口價格暴漲下遭受重創。後續一連串的危機也促成了歐元的誕生。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末，貨幣、石油和金融環境趨於溫和，中國也逐漸融入全球經濟活動。就在這時，石油供應再次出現問題，國際美元匯兌的風險加劇，引發了一系列新的衝擊。為了應對這些新問題，西方各國的央行官員又引發了一連串事件，最後在二〇〇七、二〇〇八年引發一波又一波的金融海嘯。
美國、歐盟和中國的應對政策又一次重塑了世界經濟。世界各地高築的債台，都讓人確信一切再也無法回到過去。聯準會創造了債務極其廉價的信貸環境，並且充當其他國家大型銀行的最後貸款者。歐債危機破壞了歐盟與歐元區之間的關係，英國也開始醞釀脫離歐盟。歐洲央行最後雖然成功轉型，但也讓歐元區陷入政治困境。而在過去十年的發展下，中國對全球經濟，特別是對歐洲經濟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但它同樣嚴重受到美國聯準會新策略的箝制，習近平帶領中國轉形成高科技製造大國的野心，也引來強烈的反彈。在各種壓力交相競爭之下，全球經濟已成為地緣政治衝突越演越烈的戰場。
本書的最後一段歷史則是關於民主。歐洲和北美各國向來認為要調合眾人的政治生活，代議民主是最穩定、優秀的治理架構。然而代議制民主就跟每一種政府體制一樣，隨著時間過去，體制建立時的地緣政治和經濟條件也隨之變化，讓原本的設計不再平衡。另外，歷史上的民主制度向來都很依賴某種民族的觀念，這種觀念雖然有必要，卻也可能會破壞穩定。
早在代議制民主初露頭角之時，這些缺陷就已經存在了，對美利堅合眾國來說更是不陌生。每當經濟危機跟債務扯上關係，這種缺陷就會冒出來。在一九三〇年代的大蕭條期間，歐洲就有一些民主政權垮台；而在美國，富蘭克林．羅斯福則是推出新政，將美國人塑造成經濟的命運共同體，重建美國人對民主的情感。儘管有對美國的種族政治妥協，但它仍是以改革以拯救民主的典範。二戰過後，西歐各國的政府也接受了民主國家應該對國內經濟負責的觀念，讓各國選擇以稅收，而非國際借貸來籌措國家支出的資金。
但一九七〇年代的地緣政治和經濟變遷，卻逐漸瓦解了這種民主政治。在財政上，政府越來越依賴國際資本市場，對公民的依賴逐漸降低。開放的國際資本流動，加上嶄新的貿易協定，讓北美和歐洲的製造業更容易將工作機會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越來越多財富朝高度國際化的金融部門集中。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以後，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都對提高勞動條件等經濟改革訴求越來越沒有反應。
在這種情況下，民主國家就變得非常容易受到財閥的意向左右，也更難以改革。以美國來說，這種變化就引發了各種和公民權有關的衝突。而在歐洲，貨幣聯盟和大量增加的貿易協議，則讓政客在國內選舉很難提出方向，最後掏空了選舉，也侵蝕了民主的正當性。歐洲民主國家和美國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分歧，這些分歧在過去十年間，在大西洋兩側都引發了各式各樣的潰亂。比方美國就大剌剌毀棄了「選舉需要取得輸家認可」的規範。而法國的老牌政黨則是軟弱無能，在選舉中絲毫沒有競爭力；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街頭抗議，會像法國的黃背心運動（Gilets Jaunes）一樣漫長。
無論是事件的細節，還是對當今政治動盪的解釋，本書對這三段歷史的書寫都稱不上詳盡無遺。但我分析這些歷史是為了尋找綜觀的解釋，是為了勾勒藍圖，而不是要準備開庭用的證據。在談到民主時，本書的重點是美國、英國和歐盟的元老國。雖然我偏重討論經濟衝突和地緣政治的力量，而非文化和宗教，但我並非暗示政治可以簡化成這些物質因素。真要說的話，我會強調時間是民主國家不穩定的根源，正是因為單從物質條件來解釋還不夠。自由主義相信歷史會逐漸遠離宗教、走向繁榮和民主，但這顯然是錯的，因此本書其實還需要補充一段歷史，才能說明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初的宗教和文化歷程，對歐洲和北美的政治造成了什麼影響。
如今氣候變遷已經成為火燒眉毛的問題，所以看到本書還把化石燃料當成前兩段歷史的重心，甚至到了第三段仍繼續提及它們，或許會讓人覺得不太對勁。但就像物理學家傑弗里‧魏斯特（Geoffrey West）在暢銷科普書《規模》（Scale）中嘴砲過的一樣：「笨蛋，重點永遠是能源。」這話說得一點也不錯，不先了解石油和天然器的生產、輸送和消費，就無法了解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初的經濟與政治史。
要在理解世界如何從過去發展到今天的樣貌，絕對沒有東西的重要性能與石油相比。它能推動船舶和飛機，所以擁有石油就是擁有軍事實力。此外我們也很清楚，石油是當今日常生活的基礎。從商業化農業必須的化肥和殺蟲劑，到陸地與海上物流的所需的卡車和船隻，食物生產的每一個環節都仰賴石油。從石油提煉的石化產品也是塑膠和醫療設備不可或缺的材料。對綠色能源的宏願來說，這也帶來一個問題，就是製造太陽能板、電池和電動車都需要石油。
儘管我們對新能源的未來懷抱希望，但石油和天然氣的重要性在短期內並不會因此下降。石油和天然氣很明顯是這造成十年潰亂的一大因素。但同樣地，如果忽略了綠色能源，也很難理解這十年的政治。當能源成為所有文明的物質基礎，能源變化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人類歷史發展至今，所謂經濟發展就一直意味著消耗更多的能源。而現在綠色能源這麼熱門，其實就是人們希望能透過新的科技，改變兩者長久以來的關係。 
不過把能源和政治結合起來分析，往往都會發現時間上的不連貫。工業革命讓人類學會使用古代儲存的陽光當作能源，徹底顛覆了經濟模式和生態時間，也破壞了人類與生物圈的關係，而隨著資源枯竭，經濟活動越來越依賴技術創新。但這種改變也讓政治充滿了集體的物質衝突和文化衝突。如果光談能源就可以充分解釋過去十年的政治潰亂，那麼本書第二部份就有好一部份可以拿掉，第三部份也幾乎不用寫了。但當前政治的問題，也有不少是政治本身所造成的。就像我們每次使用能源都會產生熵，也就是額外逸失的能量；嘗試建立和維持政治秩序，也必然會埋下讓未來失去秩序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