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社會階級的殘酷一面【★咖啡帝國 ★門牌下的真相】套書

奧古斯丁‧塞奇威克、迪兒德芮．麥斯葛（Deirdre Mask）

★咖啡帝國／作者簡介

奧古斯丁‧塞奇威克（Augustine Sedgewick）

哈佛大學博士，在紐約城市大學任教。他對全球飲食，工作和資本主義歷史的研究獲得了美國學術協會理事會，安德魯‧W‧梅隆基金會和哈佛大學的正義、福利與經濟學項目的研究金，並已發表在History of the Present,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Labor。他最初來自緬因州，居住在紐約。

★門牌下的真相／作者簡介

迪兒德芮．麥斯葛（Deirdre Mask）
來自北卡羅萊納州，以最優等的成績畢業於哈佛學院，後來回到哈佛大學法學院擔任《哈佛法律評論》（Harvard Law Review）的編輯，並在國立愛爾蘭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完成寫作的碩士課程。她曾先後任教於哈佛大學和倫敦政經學院，並於《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衛報》（The Guradian）發表文章。現在與丈夫和女兒們一起住在倫敦。

盧相如、韓翔中

★咖啡帝國／譯者簡介

盧相如

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畢業，目前為自由譯者，喜歡閱讀小說。譯作有《最後的外科醫生》、《記憶游離》、《凌空之夢：1974，我在世貿雙塔上走鋼索》、《告訴你有多好吃：我的第一本美食寫作書》、《滾貓不生苔：貓咪教你的人生哲學》、《大草原的奇蹟》等。

★門牌下的真相／譯者簡介

韓翔中
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歷史所碩士；臺灣大學哲學所博士生。譯作有《英倫視野下的歐洲史》、《榮格論心理學與宗教》、《數位時代的人權思辨》、《知識大百科》、《城牆》等書。

★咖啡帝國／名人推薦

專文導讀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萬毓澤

專文推薦

奧地利維也納獨立咖啡學院最高階咖啡師  鄭華娟

聯合推薦（依筆畫順序排列）

生態綠董事長　余宛如

臺灣咖啡研究室計畫主持人  林哲豪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創辦人　宋世祥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褚縈瑩

《咖啡帝國》將改變我們往後人生中所喝的每口咖啡。薩國不只單指薩國，咖啡也不單是咖啡本身，而是現代社會美好與矛盾方方面面的縮影，有如混合了民主政治、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綜合配方。其驚心動魄與令人流連的餘韻，不亞於我桌上剛喝完的那杯精品咖啡。咀嚼其中，才知道其中美味與隱藏在其後苦澀的由來。

──臺灣咖啡研究室計畫主持人  林哲豪

《咖啡帝國》作者奧古斯丁．塞奇威克真的是說故事的大師，從薩爾瓦多資本家詹姆斯．希爾的角度出發，寫了一個十九世紀延續至今的精彩咖啡故事。這讓手中的咖啡不只是咖啡，而是一個傳奇的延伸，也是看穿資本主義與當代消費社會之間密不可分關係的關鍵切入點。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創辦人　宋世祥

《咖啡帝國》文筆極為優美，絕不僅僅是堆疊剪裁史料；儘管文字常帶情感，卻未流於浮泛的批判。我相信《咖啡帝國》已經為全球史與商品史的書寫開拓了新的視界。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萬毓澤

這本書中文版的問世，將更開闊我們的全球視野，同時縮短了咖啡愛好者與專業咖啡歷史的距離；這是一本喜愛咖啡的人，儘量不要錯過的咖啡專業好書。

──奧地利維也納獨立咖啡學院最高階咖啡師  鄭華娟

作者巧妙地以十九世紀的「能量概念」及「熱力學原理」為軸，為讀者開展大英帝國商人在薩爾瓦多咖啡園的勞動力管理策略、鋪陳美國金元外交政策背後的新古典經濟學預設、標示薩國左派游擊隊所本的馬克思剩餘價值論。將一部成功結合科學史、勞工史、商品鍊研究的專業歷史著作，融在流暢的故事裡。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褚縈瑩

◆ 媒體讚譽 ◆

「涉及層面極廣，研究透徹……在抗議文學的傳統中，它更多植根於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而非馬克思。」

——亞當．戈普尼克（Adam Gopnik），《紐約客》（The New Yorker）

「塞奇威克這部扣人心弦的作品揭露了一種無處不在的商品製造的黑暗核心，這項商品每天早晨被人視為珍寶，在工作場所被奉為圭臬，在茶餘飯後受到讚揚。它為以下問題提供了一個具有壓倒性力量的答案：『透過這項日常商品與遙遠國度的人和地方所串起的連結意味著什麼？』」

——柯林．格林伍德（Colin Greenwood），《旁觀者》（The Spectator）（英國）

「難以言喻、令人振奮……《咖啡帝國》是一部資料豐富的原創性研究，它以令人信服的細節顯示了咖啡資本主義在過去兩百年裡，如何在不同時期為不同的人帶來了利潤和痛苦、安慰和恐懼……塞奇威克的偉大成就在於替宏觀經濟學披上了溫暖的、會呼吸的肉身。」

——凱薩琳．休斯（Kathryn Hughes），《衛報》（The Guardian）

「精心研究，場景設置生動，社會政治分析精細……《咖啡帝國》將你正在喝的這杯咖啡背後的歷史與現實暴露無遺。」

——《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

「令人印象深刻……對薩爾瓦多的勞工關係和整個資本主義的有力控訴。」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英國）

「塞奇威克先生的書巧妙地將所有這些線索結合在一起，並將眾多角色交織在一起，它是一個講述關於商品如何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將生產者、消費者、市場和政治聯繫起來的寓言。就像它所描述的飲品一樣，它令人大開眼界以及振奮。」

——《經濟學家》（Economist）

「塞奇威克以其對細節的敏銳把握，透過平凡的咖啡豆故事，描繪了大眾消費市場和現代零售戰略的崛起……《咖啡帝國》所傳達的深刻訊息更加廣泛……咖啡這個當今『無與倫比的提神飲料』，同時也是一個全球化的故事。」

——奧利弗．巴爾奇（Oliver Balch），《文學評論》（Literary Review）

「《咖啡帝國》（Coffeeland）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它將咖啡的歷史綜覽、人們對咖啡的依賴，以及全球經濟的研究等內容相結合。［……］ 塞奇威克不僅考察了咖啡及其來源，而且透過各種學科的方法考察了它對現代社會的全球影響：世界是如何被咖啡所推動，並完全依賴其在世界的經濟穩定。」

——《光譜文化》（Spectrum Culture）

「歷史學家塞奇威克以引人入勝的細節，探討了咖啡作為一種植物、一種作物、一種商品和一種強大的化學物質。」——《書單》（Booklist）

「發人深省，文筆優美……塞奇威克以具有廣度的分析咖啡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令人驚訝，他將歷史人物帶入生活的能力也令人驚訝……［一部］令人大開眼界的歷史。」

——《出版人週刊，星級評論》（Publishers Weekly, Starred Review）

「迷人交織的敘述，使我們每天所飲用的咖啡更加深不見底。」

——《柯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這個世界不是靠金錢、愛情或性來運轉。它靠的是咖啡。」

——佩德羅．馬塔．桑托斯（Pedro Marta Santos），《薩巴多》（Sábado）（葡萄牙）

 「咖啡的確代表了我們的文明——而很多人為此付出了代價。」

——布萊特．埃文斯（Brett Evans），《坎培拉時報》（Canberra Times）（澳大利亞）

★門牌下的真相／名人推薦

洪廣冀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葉　浩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蔡依橙　「陪你看國際新聞」創辦人
顏擇雅　作家／出版人

「本書對於世界各地街道名稱起源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是一個對地點、權力和身分之間交會點的嚴厲審視，透過作者引人入勝和發人深省的觀點，將三者聯繫在一起。」《時代雜誌》2020年度百大必讀好書（Time, “100 Must-Read Books of 2020”）

「這是一場有趣的探索，旨在追訴我們所居住的道路名稱起源與涵義……作者那令人生畏的訪談中看到許多鼓舞人心的好管閒事者，他們的憤慨、好奇心和雄心壯志促使他們去面對那些被冷漠官僚機構所忽視的問題。」――《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作者的迷人研究充滿了對於地址如何影響全世界人們的洞察力。」――《衛報》（The Guardian）

「在一個過分強調不存在階級差異的國家所出版，一本批判階級差異的重要著作。」――《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書，回答了我們當中很少有人考慮過的問題：『為什麼街道地址很重要？』在她的第一本書中，作者將深入的研究與巧妙的寫作、令人印象深刻的軼事相結合，闡明了街道地址的巨大影響，以及沒有地址帶來的負面效應……在這本讓人大開眼界的書中，作者清楚了表明投遞包裹只是地址的重要性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不僅僅是今日，而是整個人類歷史上皆如是。」――《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

「一本非常有趣、內容廣泛的出道作……作者流暢的敘述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揭示了大多數人認為理所當然的日常生活其中一個面向的重要性。她介紹了一系列了不起的社會運動人士、歷史學家和藝術家，這群人的工作與街道地址的演變和意義產生交集。這部令人回味的歷史用全新的視角展現其主題。」――《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

「迪兒德芮．麥斯葛的書就在我的大街、小巷、大道和林蔭大道上。一部經典的命名法歷史――內容豐富、錯綜複雜、引人入勝。」――賽門‧加菲爾（Simon Garfield），《地圖的歷史：從石刻地圖到Google Maps，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On the Map: A Mind Expanding Exploration of How the World Works）作者

「我曾希望這本書能改變我對日常生活中經常被忽視、看似平淡無奇的事物的思考方式。我不知道它竟能如此改變我對生活本身的思考方式。」――湯姆‧范德比爾特（Tom Vanderbilt），《品味選擇題：隱藏在Netflix、Spotify播放列表、亞馬遜評分中，推薦「你可能也喜歡」的思維演算祕密》（You May Also Like: Taste in an Age of Endless Choice）作者

★咖啡帝國／目錄

導讀  盤根錯節的咖啡資本主義史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萬毓澤

推薦序  我們與咖啡的距離  /奧地利維也納獨立咖啡學院最高階咖啡師  鄭華娟

前  言  百年咖啡

第一章  伊斯蘭教的完美象徵

第二章  棉都

第三章  持續併發的火山

第四章  鰻魚

第五章  希爾斯兄弟

第六章  阿波羅的象徵

第七章  不可抗力

第八章  咖啡處理廠

第九章  壞運氣

第十章  饕客

第十一章  傳承

第十二章  咖啡樹洞

第十三章  玻璃籠子

第十四章  饑餓的種植園

第十五章  愛在咖啡種植園

第十六章  關於咖啡的事實

第十七章  美國處方

第十八章  咖啡問題

第十九章  革命種子

第二十章  紅色起義

第二十一章  戰爭引爆

第二十二章  屠殺

第二十三章  堆得高，賣得便宜

第二十四章  杯子背後

第二十五章  戰爭

第二十六章  浴火重生

★門牌下的真相／目錄

目次
推薦序　住址說了些什麼？　洪廣冀／國立臺灣大學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導論  街道地址為何重要？

第一部  發展
第一章  加爾各答：地址如何改造貧民窟？
第二章  海地：街道地址是否能阻擋瘟疫？

第二部  起源
第三章  羅馬：古羅馬人是怎麼找路的？
第四章  倫敦：我們的街道名稱是怎麼來的？
第五章  維也納：門牌號碼告訴我們什麼有關權力的知識？
第六章  費城：為何美國人熱愛編號的街道？
第七章  韓國與日本：誰說街道一定要有字？

第三部  政治
第八章  伊朗：街道名稱為何追隨革命分子？
第九章  柏林：納粹的街道名稱如何讓我們反省歷史？

第四部  種族
第十章  佛羅里達州好萊塢：為何美國人總要爭論邦聯的街道名稱？
第十一章  聖路易斯：金恩博士大道如何揭示當代美國的種族問題？
第十二章  南非：誰歸屬於南非的路牌？

第五部  階級與地位
第十三章  曼哈頓：街道名稱值多少？
第十四章  無家可歸：沒地址的人該住哪裡？

結論  未來：地址的末日已經降臨？
致謝
注釋

★咖啡帝國／試閱內容

前言  百年咖啡

多年以後，海梅．希爾（Jaime Hill，後稱小海梅）回想起自己遭到綁架那天下午，仍不免要怪罪自己的父親。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傍晚左右，小海梅正端坐在書桌前，打算寫信給他的女兒亞歷珊卓。當時萬聖節在薩爾瓦多算是一個嶄新的節日，卡斯楚於一九五九年在古巴發動革命之後，許多家庭遷入該國。「不給糖就搗蛋」的活動，很快就在首都聖薩爾瓦多的高級社區迅速流行起來，時年四十二歲的商人在家族企業中擔任執行者要角，並與家人同住。每一年愈來愈多穿著扮裝服飾的孩子，挨家挨戶進行要糖果的活動，然而為了安全起見，他們通常會搭車前來。即便如此，與即將到來的亡靈節相比，萬聖節的重要性仍因此相形見絀。在十一月初舉行的亡靈節，標誌著豐收季節的開始。

小海梅總是期待著收成季節到來，六個月的傾盆大雨終於換來藍天和微風吹拂，他的興奮之情足以說明這個國家的歷史。由於薩爾瓦多並未靠近大西洋海岸線，因此薩爾瓦多在一八二一年脫離西班牙獨立後便成為「死水」（backwater）。在這片農人自給自足的土地上，該國二十五萬公民中，只有四名律師和四位醫生，每年只有兩到三艘船停靠它的主要港口。這並不是說薩爾瓦多的公民很窮，確切地說，﹁窮﹂是一個相對的字眼，這個國家在商業上孤立的另一面，則是經濟上的平等。十九世紀中葉，在薩爾瓦多下船的歐洲旅客被這裡「沒有極端貧困」，以及土地富饒的景象所震撼。染料和香膏、高收益出口品，在鄉間生長茂盛，甚至連城鎮「都被熱帶果樹所包圍」，其中包括棕櫚樹，橘子，以及「闊葉大蕉幾乎長成一串串沉甸甸的金色果實。」正當外國遊客驚訝於這裡豐饒的自然物產，並看到這裡「非常適合熱帶農作物」生產時，多數薩爾瓦多人皆以集體耕種的土地維生。他們缺乏動力為遠端市場生產新的和不熟悉的經濟作物，更沒有動力為有經濟作物的人工作。按照傳統，該地區自給自足的農民害怕旱季的到來。每年十一月，面對數月的乾旱，薩爾瓦多人像他們的鄰居一樣，祈禱他們賴以維生的雨水回來。

十九世紀末，薩爾瓦多鄉村許多人的生活與數百年前沒什麼區別。太陽升起時，人們沿著狹窄的泥土路、載著農具，這條路從小村莊延伸到遙遠的菜園。傍晚，他們帶著當地市場上可以現吃或是販賣的食物返家。父母教給孩子們以這種方式生活所需要知道的一切知識。每年，當氣候出現轉變時，薩爾瓦多人就像他們在中美洲的鄰居一樣，會舉行家族對土地表示感謝的紀念儀式，並藉由裝飾墳墓、跳舞、唱歌、飲酒，呼喚庇佑他們的神靈。然而，其中有些薩爾瓦多人認為這種與過去深刻的延續性並不值得慶祝，他們的眼光望向更廣闊的世界，內燃機、電話和電燈，他們擔心的是自己的國家正在落後，而這群人掌握著不成比例的政治權力。起初改變並不明顯，但在一八七九年之後，薩爾瓦多人賴以維生的農業基礎遭到連根拔起，為開創另一個未來重新墾地。

一八八九年，當小海梅的祖父｜當時年僅十八歲的詹姆斯．希爾，從英國曼徹斯特來到薩爾瓦多時，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薩爾瓦多在歷經了兩個世代之後，成了一個全然不同的地方。「最令遊客感到吃驚的改變是」，一位美國旅客在一九二八年寫道，「全集中在同一件事情上：咖啡。一切與咖啡脫不了關係，每個人都直接或間接從事與咖啡相關的行業。」薩

爾瓦多農業部長自身也是咖啡種植者，在同一年說，「薩爾瓦多應該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卻只

關切在單一主題『咖啡』上面。」

儘管在詹姆斯．希爾定居薩爾瓦多的十年間，該地進入咖啡的繁盛時期，不過身為移民，他被禁止擔任政治職務，但在將他的第二母國轉變為現代史上最集中的單一文化國家方面，他可以說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多。二十世紀下半葉，詹姆斯在種植園和咖啡處理廠中採用的做法，使得咖啡覆蓋了薩爾瓦多四分之一的耕地，種植園雇用了五分之一的薩爾瓦多人口。薩爾瓦多的咖啡種植園，每英畝的產量比巴西高出百分之五十，每年的咖啡產量占該國GDP的四分之一，占該國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在某種程度上因為詹姆斯的幫助，這些出口品最終大部分都被裝在美國超市貨架上顏色鮮豔的罐頭裡，而在同一時期，美國已經遠遠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咖啡飲用國家。

一個世紀以來，薩爾瓦多的收成有了嶄新的涵義，專為美國的咖啡飲用市場從事咖啡採摘和加工處理，而咖啡貿易的龐大收入也已不再屬於薩爾瓦多。

在希爾家族，咖啡收成的開始通常意味著唾手可得的回報，但一九七九年並不是一個正常的年分。和往常一樣，天氣及時變化帶來了晴朗的天空和乾燥的空氣，非常適合採摘和處理咖啡。然而，這些有利的條件，由於家庭內部和整個國家的發展而蒙上了陰影。小海梅是三兄弟中最年長的，最近其在家族企業中被降職，自二戰以來，他們的家族企業從咖啡發展到房地產、建築、金融和保險。更令人不安的是，昔日的政治衝突死灰復燃，使人們嚴重懷疑該年的收成是否豐盛。百年以來，咖啡將薩爾瓦多一分為二。在這個國家取得非凡的經濟生產力的同時，國家的基礎卻逐漸貧窮。全國百分之八十的兒童營養不良，曾經不存在的「極度貧窮」成了薩爾瓦多的兩個反差之一，另一個則是非凡的財富傳奇「十四大家族」，包括希爾家族在內，最初以咖啡事業起家，在持續經營之下，幾乎壟斷了土地、資源、經濟與政治。這群寡頭政治勢力在國外受過教育，坐在歐洲裝甲汽車的後座上，他們在商業和政府的權勢，使他們受到軍隊、私人保鏢、房屋周圍的高牆，以及其他所有人所保護。薩爾瓦多貧富差距的過程並非沒有受到挑戰，但在歷史上，反對咖啡資本主義的運動卻遭到了可怕的鎮壓，民眾的抗議情緒也一度被轉往檯面下發展。

儘管危險重重，卡斯楚在古巴取得勝利後，革命精神又煥發了生機。反過來，薩爾瓦多政府在美國的支持下，採取高度警戒之姿對抗在西半球的共產主義，以致命武力對付不斷升級的示威活動，示威現場由兼職士兵以及寡頭政治資助組成的「敢死隊」所形成的嶄新惡勢

力，更加大了衝突的規模。整個七○年代，一連串的綁架、失蹤和暗殺，導致了血腥的報復和廣泛的恐怖活動。接著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五日發生了一場政變。在薩爾瓦多歷史上，政府的強制性變革已經不是第一次，但從未能直接在政策和日常生活方面帶來明顯的變化。即使到了萬聖節，結果仍未明朗。

小海梅有很多話想對他的女兒亞歷珊卓說，她已經在維吉尼亞的福克斯克羅夫特中學（Foxcroft School）唸完高中，希望能夠繼續前往波士頓的大學修讀政治學。小海梅幼年時期就被送往羅德島（Rhode Island）的寄宿學校，在他住那兒的期間，他一直夢想著像祖父詹姆斯一樣回到家鄉種植咖啡。有一天，跟他一樣名叫海梅的父親突然在學校出現，並向兒子解釋由於他失去了視力，需要有人來接管家族企業。小海梅上了費城的華頓商學院的大學。畢業後，他在華爾街工作了幾年，然後回到薩爾瓦多實現父親的期望。

小海梅辦公室角落裡的一個老時鐘，指針來到四點十五分。他坐到打字機前，準備寫信給亞歷珊卓。此時，一輛吉普車和一輛小卡車向他的住處加速駛來，在門前急煞車。身穿員警和陸軍制服的士兵從吉普車中爬出來，清空街道，並用軍用的突擊步槍指揮交通。另一組戴著深色口罩、身穿橄欖色軍服的人馬從皮卡車上跳下，舉著烏茲槍衝了進來。陣陣槍聲擊倒了一名警衛，並在鋼製安全門上炸開一個洞。持槍歹徒衝進房子，經過一個被嚇傻的祕書，然後上樓。

小海梅在辦公室聽到樓下傳來騷動聲時，他的第一個念頭還以為是員警在追捕竊賊。當他聽到樓下傳出槍聲和尖叫聲時，他知道自己弄錯了。八年前，一個恐怖主義集團偽裝成馬路修繕工人，攔下了一輛載著埃內斯托．杜伊納斯（Ernesto Regalado Dueñas）所乘坐的汽車，杜伊納斯是小海梅的表弟。三天後，杜伊納斯的屍體被扔在大街上。小海梅的父親因此讓他買了件防彈背心，至此，恐懼開始與他如影隨形。

小海梅在一陣驚慌失措之下，抓起放在書桌裡的點四五口徑手槍，跑到洗手間躲了起來。他待在裡頭發現自己被困在那裡，手裡拿著手槍感覺就像拿著一個啞鈴。門的另一側傳來一個聲音呼喚著他的名字。小海梅放下了槍，緩緩步出浴室，與頭戴面罩的歹徒面對面。不一會兒，他的頭被套上了頭套，手腕被銬上手銬，一雙看不見的手抓住他的手臂，將他拖下樓梯，經過早已嚇得軟腿的祕書以及殞命的保鏢，然後拖往大街。「告訴我的家人，我毫髮無傷。」小海梅在歹徒的身後哭喊道，接著他臉朝下被扔進尚未熄火的皮卡車後面，在綠色的篷布下，卡車迅速駛離建築物，駛離市區，向西行，朝向曾經被稱為﹁咖啡之鄉﹂的目的地前去。

半個世紀前，通往聖塔安娜（Santa Ana）的道路崎嶇不平，得順著小路蜿蜒而下，才能進入倫帕河谷（Lempa River_）的寬闊盆地。下方的平原上，整齊建築的白色粉刷牆面，在三面環繞著茂密叢林的映襯之下熠熠生輝，紅瓦屋頂在和煦陽光的照射之下烘烤著。隔著一段距離來看，聖塔安娜是整個中美洲最美麗的小鎮──一九二○年代一位曾在此地駐足的美國記者定下的封號。

聖塔安娜在當時稱得上是薩爾瓦多的第二大城市，自一八八○年代開始，它便成為經濟繁榮的中心，至今仍在持續發展中，這都要歸功於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與加州開展的商業活動不斷增加。相較於人們對於一個全球繁榮之城寄予的期望，這個圍繞中央廣場形成的井然有序的城市網絡，似乎顯得「活力不足」，這是因為繁榮的性質並非由此界定。

多數生意是在城鎮邊緣以外、八千英尺高的聖塔安娜火山斜坡上完成的，聖塔安娜火山是薩爾瓦多最高的火山，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座死火山。在廣闊的火山表面上，從山麓一路來到陡峭的火山頂，散布著蓊鬱的綠色咖啡種植園。在收穫季節的每一天，從十一月到隔年二月，成千上萬的人在這些種植園工作，從黎明到黃昏，從早上六點到傍晚，持續採摘咖啡。在工作結束時，驢子背駝著一袋袋飽滿的麻布袋，公牛拖拉著裝載了滿滿紅色成熟咖啡果的運貨馬車，搖搖晃晃地從火山運送下山，途經塵土飛揚的聖塔安娜街道，前往該市眾多咖啡處理廠之一，將新鮮採摘的咖啡果加工成可供出口的咖啡豆。一年之中這個時候最繁忙的街道，有一條狹窄的道路，從城鎮中心向北延伸，穿過一排西班牙橡樹，橡樹的樹枝交錯生長形成了一條深綠色的隧道。在城市郊區，在道路開始從山谷底部爬升之前，稍微向右拐，左側出現了一個名為「三扇門」（Las Tres Puertas）的現代咖啡處理廠的大門。

大門外，運送員領著他們工作的牲畜到接收站，這裡的工作人員迅速將新鮮的咖啡果送入咖啡處理廠。接下來幾天將從咖啡果中萃取出咖啡豆，經過洗淨的程序後，通過水道輸送到日曬廣場，這個廣場就位在處理廠後面的一大片空地。廣場一角，棕色磚塊上塗有醒目的白色線條，畫出約網球場大小的區域，其間還畫上雙走道。

廣場另一側的小高樓上，聳立著一幢優雅的兩層新蓋建築。該建築被視為西班牙殖民復興（Spanish Colonial Revival）風格，一九一五年巴拿馬太平洋國際博覽會（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之後廣受歡迎。舊金山博覽會（San Francisco fair）為慶祝巴拿馬運河的開通所搭建而成的新式建築，擁有輪廓分明的白牆、寬闊的外部樓梯、圓柱狀入口、紅瓦屋頂和窗。屋內，詹姆斯．希爾那個身材嬌小、擁有一雙黑眼睛的妻子和他們的一大群孩子──十個孩子當中，只有七個倖存──與詹姆斯這個身材矮小，身高六英尺，臉上戴著金屬框眼鏡的英國人同住。自一九二○年起，他替自己建立起「薩爾瓦多咖啡國王」的美名。

這個美名可以說名副其實，但是儘管如此，它還是帶有意想不到的諷刺意味，即其持有者時而為此津津樂道，時而又試圖掩飾。一八七一年，詹姆斯．希爾出生於維多利亞女王區的英格蘭，在曼徹斯特工業區貧民窟長大，曼徹斯特是一個以貧困和污染而聞名的地區。一八八九年，在他前往薩爾瓦多時幾乎默默無名，與咖啡根本沾不上邊，他透過將紡織品賣往國外，藉此逃離曼徹斯特陰鬱的天空，和籠罩在他身上的陰霾。

在許多方面，紡織品生意與咖啡之間有著天壤之別。布料是一種不起眼卻穩定的交易，畢竟它是基本的必需品。相比之下，咖啡卻像是遊走在農業和財務的鋼索上。這些脆弱嬌貴的樹木需要經過多年辛苦勞動和精心照料，才會有豐碩的成果。更糟糕的是，任何咖啡作物的最終價值，完全取決於國際市場的動盪程度，使得咖啡成為當時流行的敘事小說的背景和主題，以及冒險和毀滅的寓言。

然而，詹姆斯．希爾從這個不太可能的開始出發，建立了一個咖啡帝國，包括他的鄰居和聖塔安娜火山的競爭對手在內，許多人開始考慮這個咖啡帝國也許是全薩爾瓦多最好，也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事業。詹姆斯．希爾在一九五一年去世時，旗下共掌管了十八個咖啡種植園，提供﹁三扇門﹂處理廠咖啡豆原料，種植面積共有三千英畝，在收成的高峰期雇用了近五千名員工，每年大約產出兩千噸可供出口的咖啡豆，豐收年更獲利高達數十萬美元。儘管令人印象深刻，但詹姆斯．希爾的咖啡帝國的完整覆蓋範圍，無法用英畝、樹木、員工、生產噸數或是獲利金額來計算，它為千里之外成千上萬的咖啡飲用者提供了一個「展示場」──出於某種原因，他們想知道自己所喝的咖啡來自哪裡，以及咖啡豆在當地的生長狀況。

亞瑟．魯爾（Arthur Ruhl）經常四處遊歷。一八九五年，他離開了伊利諾州羅克福德童年時期的家園，前往哈佛。四年後，他在紐約展開記者生涯，因此有機會周遊世界。一九○二年，他在曼哈頓地底進行地鐵的挖掘。一九○八年，他與萊特兄弟一起待在凱蒂霍克（Kitty Hawk）海灘；一九一○年美國獨立日，他在灼熱的雷諾（Reno）見證了傑克．約翰遜（JackJohnson）擊敗了吉姆．傑佛瑞斯（Jim Jeffries）的「拳王奮鬥史」（Great White Hope）；一九一四年，美國海軍陸戰隊占領墨西哥城時，他曾在墨西哥的韋拉克魯茲（Vera-cruz）；一九一五年加里波利（Gallipoli）大戰時，他曾到前線；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前，他早就來到俄羅斯；他從世界各地將他觀察細膩、讓讀者讀來親切的文章投書到《哈潑》（Harper），《科利爾》（Collier）和《世紀》（The Century）。

魯爾的冒險經歷教會他，如果從固定的角度看待一件事，世界並沒有那麼大，而且每天都在縮小。他寫道：「汽車，廣播和報紙集團，更不用說電纜和現代輪船，世界縮小的速度遠超過許多足不出戶的人們所能想像。」他出於個人喜好，喜歡待在擁有舒適的旅店、崇尚運動與健康、舉止良善、擁有乾淨的街道，還有稱職的交通警察的地方，在規範良好的鄉村俱樂部裡喝上一杯雞尾酒，但魯爾並沒有天真地將舒適與進步混為一談。他並不反對改變原則，他只是好奇想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一九二七年的一個早晨，魯爾來到曼哈頓最南端，登上隸屬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的大白香蕉船，前往中美洲。他希望前往「美好的哥斯大黎加」（Nice Little CostaRica）、「麻煩的尼加拉瓜」（Troubled Nicaragua）、宏都拉斯、瓜地馬拉和「繁忙的薩爾瓦多」

（Busy Salvador），近距離了解這個「曾為牧區以及父權共和政體」的國家，如何被吸引到

現代世界的潮流中，及其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在這裡無論好壞，美德被以數量（速度、

 高度、人口、利潤！)來衡量，高效率（能源、省時、環境衛生和機器的魔力）則被譽 為天才。

亞瑟．魯爾在薩爾瓦多找到了他想要的東西。電話和電力線管道位於﹁嶄新且非常完美的城市街道之下，政府高官承諾高速公路和機場將很快到來；士兵般的員警部隊經過美國人的訓練，令人信服地戴上頭盔和軍用皮帶的裝備。陣容龐大、辛勤工作、種族混雜的農民階級，不像哥斯大黎加那樣「白」與「民主」，也不像瓜地馬拉那樣充斥「印第安人」而難以溝通。

儘管魯爾停留在首都那段期間，覺得自己像是回到了加州南部，但是令他難以忘懷的是他待在「一個大多數工人每天只能得到不到半美元的地方」，地下管線上方的嶄新鐵製人孔蓋時常遭到偷盜，並被當成廢棄品出售。在這座城市度過了愉快的幾天之後，他清楚意識到「薩爾瓦多的一切都圍繞著咖啡」。魯爾事先已與當地人聯繫，之後便搭上前往聖塔安娜的火車。

在聖塔安娜火車站迎接他的是詹姆斯．希爾的三個兒子中的其中一個，他最近剛從加州大學返家，開著他父親的車。當他們在「三扇門」停下來時，魯爾步下車，向眼前這位冷靜、精明、文質彬彬的英國人打招呼，這位英國人不僅負責招待魯爾，也向他導覽這個地方。彼時詹姆斯．希爾已近六十歲，他帶著賓客前往緊鄰住處和處理廠的「試驗性種植園」參觀，一邊走一邊用他手上那支粗壯的手杖戳著樹木周圍的黑壤土，一路上用他那獨特的曼徹斯特口音，愉快地談論著咖啡的生活和知識、土壤和樹木、價格和工資、政變與革命、種植園夥伴和「他的工人們」，他將自己在薩爾瓦多四十年來的經驗向魯爾娓娓道來。

參觀結束後，兩人在詹姆斯．希爾以倫敦金融市中心為藍圖所打造的辦公室裡稍作休憩。在輕鬆隨意的氛圍之下，詹姆斯．希爾再次觸及嚴肅的主題：薩爾瓦多正面臨複雜的政治和經濟問題，為確保咖啡產業不受到影響，他已採取重大的應變措施，家族中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年輕一代也參與其中，並被寄予厚望。他倆之間的談話宛如在談論生意經，然而當魯爾聆聽著詹姆斯．希爾冷靜地預測薩爾瓦多的未來時，一股不安感油然而生。他不禁感覺到詹姆斯談論的內容，一方面代表了這個世界的變化莫測，另一方面卻也明顯令人感到「古怪」。

詹姆斯．希爾活到了八十歲。他出生於世界首屈一指工業大城的工人階級家庭。在他於一九五一年去世之前，被公認為是最道地的薩爾瓦多人，也是世界上最根深柢固的寡頭統治者之一。當時，曼徹斯特與聖塔安娜已經不像詹姆斯首度離家時那般遙遠。在詹姆斯．希爾活到八十歲的這段歲月中，即從美國內戰結束到冷戰開始之間的幾年中，正如亞瑟．魯爾所觀察到的，世界變得愈來愈小。鐵路、輪船、汽車、飛機、電報、電話、收音機、電影，和其他新穎形式的燃料、電力和治理管轄形式，將曾經彼此孤立的人、事、物匯集在一起，使其不再遙不可及。當前不僅是我們所稱的全球化昭然若揭的時代──同時也是將「全球」一詞首次應用於涵蓋整個地球現象的年代。

更是一個「全球從未有過如此相互聯繫」的時代，「互連」一詞首度被用來描述個體的相互連結本身被更大的體系相互鏈接。

許多歷史學家認為，幾十年來全球緊密相連形構了現代世界的基礎。咖啡的歷史，貫穿於一個全球相互連結與轉變的更龐大的故事架構之中。四百年前，喝咖啡不過是鄂圖曼帝國的一種神祕習俗，甚至在英語中找不到與咖啡相對應的字；如今咖啡儼然成為地球上最廣泛使用的字。三百年前，咖啡只在葉門做商業性的種植培育，並只交由一小批商人控制供給。今天，咖啡已經成為七十多個國家，超過兩千五百萬人所種植的經濟作物。兩百年前，咖啡是社會特權階層的一種奢侈享受，咖啡廳成為分享思想、對話、藝術、政治和文化的地方。它是無與倫比的工作提神飲料，每天裝滿全球數十億個咖啡杯，供給將近三分之二的美國人飲用。一百年前，拉丁美洲的種植園主和美國的商人關注低價咖啡帶來的後果，於是開始嘗試教導美國的咖啡飲用者關於咖啡種植的條件及其重要性。如今，咖啡已成為領導公平貿易的產品，相較於其他任何一種商品，我們會更加去思考世界經濟的運作及其應對方式。

基於這些原因，人們常說「咖啡連接了世界」。的確，咖啡從神祕的穆斯林習俗到成為附庸風雅歐洲人的奢侈品，再成為無處不在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它的轉變講述了一個關於世界如何形塑的故事。可以肯定的是，跟隨詹姆斯．希爾從曼徹斯特到聖塔安娜火山，從他的咖啡種植園、處理廠到舊金山的烘焙廠和美國主要咖啡品牌的真空密封罐，再到雜貨鋪、廚房以及全美各個休息室和咖啡館，這一路以來揭示了相隔遙遠的人、地和物，如何愈發準確地以相互連結的關係運行：世界的連結一詞取自近年來一本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

然而這不過是故事的一半。

現代歷史同時朝向兩個方向發展。新的連結孕育了更深一層的新分歧。十九世紀，世界經濟增長了四十四倍。一八五○年至一九一四年間，世界貿易增長了百分之一千，全世界從未見過如此令人眼花撩亂的財富創造。然而，生活在溫帶氣候和工業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們，與生活在熱帶氣候和農業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伴隨全球連結的日益緊密而不斷拉大。

一八八○年發展中的工業社會，人均收入是世界其他地區的兩倍；到一九一四年，數字增長了三倍；一九五○年時，數字則擴大到了五倍。世界貧富的劃分與咖啡飲用者和咖啡工人的劃分一致，前者主要集中在工業化的北半球，後者更集中在以農業為主、永遠處於發展中的南半球。咖啡作為世界最貧窮地區最有價值的農產品，在形成這種分化方面扮演了核心角色。

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裡，咖啡已經成為一種極具價值的商品。現今每年的出口額超過兩百五十億美元，零售額更是高出許多倍，而這實際上是對世界上最貧窮國家的壟斷。

咖啡不僅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是全球資本主義歷史上最重要的商品之一，也是全球不平等歷史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咖啡不僅「連接了世界」。相反地，它在過去與現在提出了一個難以回答、而且是個既複雜又必然產生的問題：這種透過日常事物與遠在他方的人連結意味著什麼？

★門牌下的真相／試閱內容

導論  街道地址為何重要？
紐約、西維吉尼亞與倫敦
    在某些年間，紐約市議會通過的地方法令中，有四成關於街道名稱變更。讓我們花點時間想想這件事。紐約市議會之於市長，類似於美國國會之於總統 。紐約市議會有五十一位議員監督全美最大的學校系統與警察機關，而且他們有權決定全球人口最稠密之一區域的土地使用。紐約市議會的預算高過多數的州，它的人口數在全美排名第十二。此外，紐約街道大多早在十九世紀就已被命名或編號，有些名稱甚至可以追溯到當年曼哈頓只不過是個荷蘭貿易據點的時代，例如史岱文森街（Stuyvesant）與包厘街（Bowery）。
    然而，我要再重申一次：在某些年間，由紐約市議會通過的地方法令當中，有四成內容是街道名稱的變更。
    市議會通常將重點放在紀念街道名稱，紀念街道名會置於常規地圖的頂層。所以當你走在城市當中，你可能會身在西第一〇三街，卻抬頭看見自己也是在「亨佛萊．鮑嘉街  」（Humphrey Bogart Place）。或者，當你在百老匯與西第六十五街時，你同時就在「李奧納德．伯恩斯坦街」（Leonard Bernstein Place）；你在西第八十四街，你同時也在「埃德加．愛倫．坡街」（Edgar Allan Poe Street）；或是東第四十三街就是「戴維．本—古里安街」（David Ben-Gurion Place）。最近，市議會核准史泰登島（Staten Island）的「武當幫區」（Wu-Tang Clan District），布魯克林（Brooklyn）用以紀念「聲名狼藉先生」（Notorious B.I.G.）的「克里斯多福．華勒斯道」（Christopher Wallace Way），還有皇后區（Queens）的「雷蒙斯道」（Ramones Way）。光是二〇一八年，市議會就在一百六十四條街道的原名外又加上新名。
    但是，在二〇〇七年時，紐約市議會否決了一項以卡爾森（Sonny Carson）來重新命名街道的提案，抗議者為此走上街頭。卡爾森是位軍人出身的黑人社會運動者，他發起「黑人抗快克運動」（Black Men’s Movement Against Crack），且組織遊行抗議警方暴力，同時促進社區對於學校的影響力。然而他也提倡暴力，擁護殘酷的種族主義思想，當一位海地女性指控某家韓國店鋪主人對她進行攻擊，卡爾森遂組織人們杯葛所有韓國雜貨店，示威者們呼籲黑人不要付錢給「長得不像我們的人」。卡爾森曾被問及，他是不是個反閃族、反猶太（anti-Semitic）人士，他回答道，「我反對白人，但可別把我反對的對象限於一個族群」。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則說：「在命名本市街道上，大概沒有任何人的名字會比卡爾森讓我覺得更適合。」
    可是，支持此項命名提案的人主張，卡爾森早在別人關心布魯克林之前，就已經在積極地組織他的布魯克林社區。市議員巴倫恩（Charles Barron）是前黑豹黨（Black Panther）成員，他表示，卡爾森這位韓戰老兵所關閉的販毒店家數量，比紐約市警局還要更多。卡爾森的支持者訴求道，不要用他最挑釁的言論來評斷他的一生。雖然如此，卡爾森在非裔美國人社群中也是備受爭議。當黑人市議員康姆利（Leroy Comrie）收回他對街道命名的支持票時，巴倫恩的助理普朗莫（Viola Plummer）表示，康姆利的政治生涯已經完蛋，就像一場「刺殺」，後來康姆利受到警方的保護（而普朗莫堅持，她的意思是「政治生涯的刺殺」，而不是實際的刺殺）。
    當市議會最終否決卡爾森命名提案，卻同時卻准許《法網游龍》（Law & Order）演員歐巴赫（Jerry Orbach）與編舞家艾利（Alvin Ailey）的命名案後，數百位布魯克林居民蜂擁至貝德福德─史特維森特（Bedford-Stuyvesant），將自己製作的「桑尼．阿布巴狄卡．卡爾森大道」（Sonny Abubadika Carson Avenue）標誌懸在蓋茲大道（Gates Avenue）上。市議員巴倫恩指出，紐約市長期以來都在榮耀有缺點的人，包括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這位蓄奴的「戀童癖」，巴倫恩向憤怒的群眾喊道：「我們要在這裡發起全面的街道易名行動，擺脫那些奴隸主的名字。」
    布朗克斯區（Bronx）的米拉迪（Theodore Miraldi）投書《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道：「為什麼社區領袖要花時間去擔憂街道的命名呢？」好問題！米拉迪先生，我們何必介意任何街道命名問題呢？
    我會回到這件事，但首先，先談另一個故事。      

　　起初，我並沒有計畫寫一整本關於街道地址的著作；相反地，我一開始只是要寫封信。我曾住在愛爾蘭西部，我寫了張生日卡片給身在北卡羅萊納（North Carolina）的父親。我把郵票貼在信封上，僅僅四天後，卡片就出現在我父母親的信箱裡。我大概不是第一個這樣想的人，但寄這張卡片的花費，比想像中還要便宜。 而且，愛爾蘭跟美國是怎麼分享這筆費用的呢？難道郵局有封閉的祕密房間，裡面坐著會計，計算這兩個國家該得到多少便士嗎？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我找上萬國郵政聯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它建立於一八七四年，是全世界歷史第二悠久的國際組織，其根據地在瑞士的伯恩。萬國郵政聯盟協調全系界的郵政系統，我很快就沉浸於它的網站當中，這網站出奇地令人著迷，其中解釋了網路銀行（e-banking）的辯論、非法毒品的郵政警務，還有較為光明面的內容例如「世界郵政日」（World Post Day）、「國際寫信大賽」（international letter-writing competition）。
    這解答了我的疑問：萬國郵政聯盟有套複雜的系統，可以決定各國在跨國郵件寄送時對彼此收取的費用。疑問解決後，我看見一項叫做「地址全世界，人人有地址」（Addressing the World, An Address for Everyone）的活動，在此，我首次得知，這個世界上大多數家庭是沒有地址的。萬國郵政聯盟主張，「地址」是讓人們脫離貧窮、獲得信用制、投票權、接觸全球市場的最便宜方法之一。這不僅是開發中國家的問題而已，我隨即得知，連美國某些鄉下地區都沒有街道地址。我在下一次返家時，借了我老爹的車，決定開往西維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親眼瞧瞧沒有地址會是什麼樣子。    

　　我遇上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要怎樣找到莊斯敦（Alan Johnston）。莊斯敦是我朋友的朋友，他向郡政府提出訂定街道地址的請願。他所居住的街道從來沒有名字，而他從來沒擁有過住址編號，如同多數麥道威郡（McDowell County）居民一樣，他必須去郵局領信。當他首次試圖購買電腦時，Gateway電腦公司的女職員詢問他家住址，對方說：「你一定住在某條路上，你一定『在』某個地方吧」。對方後來聯絡了電力公司，還派出代表進行三方通話，才確定莊斯敦的所在處。有時候，送貨員可以找到莊斯敦，但有時候則找不到。莊斯敦經常得開車到四英里外的威爾屈（Welch，人口數一千一十五人），去與UPS的新司機會面。
    亞倫給我他家的交通指南，大概有半張紙那麼多，但我打從第一個轉彎處就已經迷路了，接著我發現，在西維吉尼亞這裡有群全世界最熱心的指路人。有個打赤膊在他草地上忙活的人，奔過一條交通來往繁忙的路來告訴我，要在社區醫院處左轉。但不知為何，我竟然右轉，到了一條長滿葛藤的路上，愈加前行，路愈來愈窄，於是我順著原路回頭，在溼熱的天氣裡，我看見有個人靠著他的皮卡車旁。我於是搖下車窗。
    我告訴他：「我要去普雷密爾（Premier）。」普雷密爾是莊斯敦居住的小型獨立村莊。那個人望著我，端詳我爸的長型黑色車，開口說：「你迷路了。」他的評論非常正確。我向他詢問方位，但他搖搖頭說：「我必須帶你過去，不然你永遠都找不到那地方。」在我反對無效之下，這位陌生人掐熄香菸，駕著他的皮卡車，領我走了一英里到一條比較大的路上，我瞧見莊斯敦囑咐要注意那座老廣播電台。那位先生按按喇叭之後便驅車離開，我向他不斷揮手，直到我已遠離他的視線之外。
    現在我知道自己比較接近目的地了。莊斯敦先前跟我說，如果我開過B&K貨運公司，那我就過頭了。所以當我的車經過B&K貨運後，我又迴轉掉頭。有兩位市府工人在路邊耙東西，我停下車向他們確認，我的方向是否正確。？
    他們一邊擦去額上汗水一邊問我：「對方指的是哪家B&K貨運？這條路上有兩家B&K貨運公司啊。」我以為他們在開玩笑，但他們的臉色一派認真。
    接著，我在路邊遇到一輛紅色皮卡車，駕駛座上是位戴著卡車帽的年長牧師。我試圖向他描述我要去哪裡，然後帶著一絲希望，我告訴他，我要去見莊斯敦。他點頭道：「喔！莊斯敦啊，我知道他住哪。」他暫停下來，企圖導引我，到最後，他開口問我：「你知道『我』家在哪嗎？」
    我不知道！

　　最終，我找到那道沒有標誌的急轉彎，引領我到達莊斯敦住的石子路上，我停在一輛淡藍色的大客車旁，那是莊斯敦和他妻子修好的車。我得知莊斯敦的朋友以一種大型的西維吉尼亞比斯吉稱呼他為「貓頭」，而莊斯敦在當地稱為「谷地」的迂迴石子路上過著不錯的生活，他在濃密的樹林裡擁有一間溫暖、堅固的木屋，屋內牆壁上掛滿他妻子與孩子的照片。莊斯敦的父親過去在附近的煤礦工作，而莊斯敦家族從來沒離開過本地。我們談話過程中，莊斯敦一邊彈撥著吉他，他全身衣裝都是丹寧布，灰白的頭髮綁成馬尾。
    很顯然他需要一個地址，他對此有沒有什麼想法呢？
    他告訴我：「好幾年前，當我還在念學級學校（grade school）時，有一堆史戴西家族的人住在這『谷地』，從那時開始，當地人就稱這裡為『史戴西谷地』（Stacy Hollow）。」

★咖啡帝國／序文

你每天手中的咖啡怎麼來的？喝咖啡如何從鄂圖曼帝國的神秘習俗，逐漸轉變為許多人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為什麼咖啡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分別集中分佈在全球（已開發的）「北方」與（開發中的）「南方」？為什麼許多人都希望透過「公平貿易」改善咖啡農的生活？

《咖啡帝國》討論的就是以薩爾瓦多——曾是世界第四大咖啡生產國——為核心的一部盤根錯節的咖啡資本主義史。

1889年，來自曼徹斯特的詹姆斯‧希爾（James Hill，1871-1951）以薩爾瓦多為基地，打造出影響深遠的「咖啡帝國」，也使自己戴上「咖啡國王」的王冠。其家族事業由咖啡往外延伸，成為壟斷多數經濟與政治資源的權力菁英。然而，在咖啡資本主義之下，薩爾瓦多卻陷入極端貧困，五分之四的兒童營養不良。不僅如此，薩爾瓦多還成為美國與古巴的角力場，政治始終動盪不安，並在1980年爆發內戰，一直持續到1992年。

如作者所言，咖啡透過「帝國與奴隸制」來到拉丁美洲，在拉美已有長遠的歷史。詹姆斯‧希爾到達時，薩爾瓦多早已獨立建國，但咖啡的生產依舊緊緊扣連著帝國主義的脈動。《咖啡帝國》描寫了薩爾瓦多政府如何渴望種植並出口咖啡，並以「自由主義改革」為藉口，透過各種法律手段從「落後」的印地安人手中奪走「未開墾的肥沃土地」，並以軍隊鎮壓反抗。馬克思在描寫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時，曾說「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而咖啡資本主義在薩爾瓦多的打造過程也是如此。

在討論薩爾瓦多之前，《咖啡帝國》描寫了曼徹斯特，當時全球「棉花帝國」的工業中心，也是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包括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1845）在內，許多作品都生動刻畫了曼徹斯特工人的處境。用作者的話來說，當時的曼徹斯特見證了「所有強大的新型治理和技術形式相結合……用來榨取空前數量的艱苦勞動人口」。

為何從曼徹斯特寫起？因為這正是詹姆斯‧希爾成長的地方。他將曼徹斯特的經營管理模式運用在薩爾瓦多的咖啡種植園和咖啡磨坊。本書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描寫他如何透過各種手段，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組織並榨取男工、女工甚至童工的勞動力，讓他們日復一日種植、採摘、篩選和加工。和英國的工廠一樣，薩爾瓦多的咖啡種植園也施行了「任務制度」（計件制）；但希爾進一步將工資分為「現金」和「食物」兩個部分，盡可能以提供食物的方式壓低成本並規劃「合理」的工作量（例如一般工人每天能完成兩項「任務」，並得到兩頓食物；若更努力一點，則可完成三項「任務」，從而三餐都有著落）。希爾還在種植園內發行貨幣並當作工資支付給工人，供其在園內的商店消費。而如何讓人心甘情願勞動？答案是飢餓。因此，必須禁止工人取得種植園中一切可以果腹的食物，例如水果和其他豆類植物。希爾甚至為此建立了一支警衛隊，在種植園裡全天候駐守。

但本書並沒有進行簡單的道德譴責，而是將希爾的行動扣連至維多利亞時代的世界觀（如認為「自然界是一台能夠生產機械工作的巨大機器」的「生產力主義」），以更深入理解其行動邏輯。另一方面，工人也不是逆來順受的傀儡，也會發展出抵抗的手段。從曼徹斯特到薩爾瓦多，與嚴酷的工廠制度相伴相生的，還有左翼思想與行動：「為反對以饑餓為基礎的咖啡種植園生產制度，薩爾瓦多產生的人民共產主義的核心論點是，如果做人就是要挨餓，那麼政府的目標應該是供給而不是剝奪，是飽足而不是饑餓。」

晚近越來越多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試圖從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視角書寫「商品史」（commodity history），透過特定商品的起源、生產、貿易與消費來描繪更寬廣的世界圖像，尤其是殖民統治、奴隸制、資本主義之間錯綜複雜的歷史。茶、糖、棉花、菸草、咖啡、香料、巧克力等，都是重要的研究主題，涉及的學科至少包括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政治經濟學和飲食人類學。2013年出版的《全球史、帝國商品、地方互動》（Global Histories, Imperial Commodities, Local Interactions）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文集。

我們也可以將《咖啡帝國》放在這個架構下來閱讀。《咖啡帝國》文筆極為優美，絕不僅僅是堆疊剪裁史料；儘管文字常帶情感，卻未流於浮泛的批判。我相信《咖啡帝國》已經為全球史與商品史的書寫開拓了新的視界。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萬毓澤

★門牌下的真相／序文

推薦序　住址說了些什麼？
洪廣冀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各位手上這本書的英文主標題為「Address Book」，表示這是一本關於 ［「address」的書。看到「address」一詞，率先躍入心頭的中文翻譯當是地址、地址與網址，再來便是該詞的動詞意義，即公開演說與致詞，如說林肯總統著名的蓋茲堡演說，英文便是「Gettysburg Address」。為何「address」一詞具有這樣的雙重含意？這是我看到迪兒德芮．麥斯葛（Deirdre Mask）這本書的英文書名時，心頭浮現的疑問。
於是我查了語源學辭典。原來，「address」一詞的起源可追溯到十四世紀法文的adrecier 與拉丁文的 addirectiare 。ad代表to，而directiare 有直接的意思，兩部分加總起來的含義是導向、瞄準與引導。到了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address開始出現對著人演說、做出指示之意。至於「住址」這個含義，則要到十八世紀早期才出現，到十九世紀初才逐漸確立為「居住的地方」，即「place of residence」。 
語源學辭典無法告訴我們為何address一詞會經歷從動詞到名詞、從導引到居住地的轉變。各位手上這本「address book」則提供了可能的解答。作者麥斯葛出身北卡羅萊納州，畢業於哈佛大學，曾在哈佛法學院擔任《哈佛法律評論》（Harvard Law Review）編輯，又在國立愛爾蘭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攻讀寫作，於哈佛大學和倫敦政經學院任教，同時在《紐約時報》、《衛報》等著名刊物上發表文章。麥斯葛認為，「address」一詞的出現與轉變關於「權力」，包括「命名的權力、塑造歷史的權力，還有決定誰重要、誰不重要，以及為何重要的權力」。她強調，「我們常將街道地址想成單純的實用與行政工具，但其實它們呈現的是一部更加恢宏的故事，敘述著數百年來權力是如何移轉與蔓延」。
麥斯葛是如何得到這個結論的？或者說，是什麼樣的機緣，讓法律出身的麥斯葛，踏上這趟地址的探索之旅？在「導論」中，她說她的動機來自一些日常生活的小體會。比如說，她驚訝地發現，在某些年間，紐約市議員花了大量時間爭論街道名稱──就連仿若四平八穩、以開國元勳傑佛遜為名的街道，都有議員批評，紐約市民為何要接受一位「蓄奴戀童癖」的街道名？在瀏覽萬國郵政聯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的網站時，她又發現，這世界上多數家庭是沒有地址的；事實上，當紐約議會諸公們正爭論合適的街道名時，美國某些鄉村地區連街道名都沒有，更不用說以街道名構成的地址。不僅如此，她也得知，「給地址」（addressing）竟被該聯盟視為「脫離貧窮、獲得信用、取得投票權、接觸全球市場的最便宜方法之一」。這些林林總總的小發現激發了麥斯葛的好奇心。她驅車前往美國西維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的鄉村地區，想了解這些沒有地址的人們是怎麼過日子。她的發現是，對當地人而言，沒有住址不代表貧窮、落後，每個人仿若無根之萍地漂浮在虛空中，無法著陸。恰好相反，她看到的是緊密的、強韌的在地社群；面對政府（以及接政府標案為當地人編地址的電信業者）的說詞，像是「若你們沒有地址，救護車就找不到你們」，當地人回答，當他們需要緊急就醫時，有朋友可以載他們過去。遠水救不了近火，遠親不如近鄰；近鄰不需要政府與電信業者編的地址，就可以找到彼此。對當地人而言，有了地址，意味著政府、警察、稅務機關、法院可以找到他們；也因為如此，他們的日常生活，開始要為帳單、稅單、傳票等事煩憂。
麥斯葛的住址之旅就此展開。她先來到加爾各答與海地，探討當地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如何透過「給住址」來根除貧民窟與推動公共衛生。緊接著，她帶領讀者來到歷史上的羅馬、倫敦與維也納，探討住址的概念與給住址的實作是如何出現。援引社會學者史考特（James Scott）的《如國家般地看著》（Seeing Like a State），她認為該轉變與近代國家的形成（state-making）有著密切關係。史考特為耶魯大學的政治社會學者，著作等身，《如國家般地看著》是當中最有名的一本。依據史考特，十八世紀早期，略具雛形的現代國家，看待自然與社會的方式，起了莫大變化。國家開始汲汲營營地計算國境內的自然資源，彷彿那就是國家的資產，而要管理這些資產，國家得替自然劃界，再把這劃界後的自然，在地圖上一一定位，屬於國家的，一點都不能少，一絲也不能放。對於原本以血緣、地緣，或各種理由組合起來的社會，國家也如法炮製。社會中的個人要有戶籍，而戶籍要跟地籍綁在一起，有了這樣的組合，國家可以清點你有多少財產，看今年可以跟你徵多少稅。於是，國家要address（導引）社會往「文明」的方式發展，關鍵就是給社會裡的根本單位設個address（地址）。那麼，是什麼驅使著國家做此轉變？麥斯葛認為，這是啟蒙精神的延續。當波義耳、康德等自然哲學家倡議人皆有理性、而人之所以為人，便是人會運用這個理性，觀察、分類與描述這個世界，國家也開了眼，社會則從國家的眼中，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也據此迎向、逃逸、模仿國家那凜冽的目光。值得注意的，麥斯葛不打算拿理論來解釋歷史；在她的敘事中，國家不是如史考特所稱的單數（「a state」）；既然住址是在國家與社會的你來我往中產生，各地的住址系統必然存在著差異。於是，麥斯葛告訴我們，與歐洲各國不同，美國偏好用數字編號的街道；而在日本，街道不過是街區與街區間的空隙，不用說編號了，往往連名稱都沒有。
在後續的章節，麥斯葛的筆觸益發沈重。讀者開始察覺，麥斯葛之所以要訴說這些住址的奇聞軼事，恐怕不只是為了要解決日常生活的好奇，而是要緩解成長過程的切身之痛。麥斯葛為非裔美國人，是奴隸的後代。她的母親曾住在布朗克斯、布魯克林與哈林區，而非裔、女性、居住地點三個因素的加總，讓她幾乎動彈不得。在一九七○年代的紐約，麥斯葛寫道，「海洛因一包只賣兩、三美元，時代廣場上皮條客橫行，地下鐵車輛無一不被塗鴉」；她也說，「我媽從沒學會游泳，因為泳池那裡有一堆戀童癖，她從來沒學會騎單車，因為公園裡都是毒販」。至於麥斯葛自己，她雖未經歷過她母親曾經歷過的；然而，成長於北卡羅萊納州的她，也對該州以南北戰爭中的南方英雄為名的街道與地名，感到不自在；並且，由於學校多為白人學生，她也不敢表達她的不自在。在種族與階級的章節中，麥斯葛告訴讀者許多類似的故事。我們看到，以黑人民權鬥士金恩博士命名的街道，非但沒有達到彰顯種族平等的效果，卻成為污名的象徵；彷彿住在街上的人們就是黑的，而黑就等同於矮人一截。我們也看到，當一心一意想要找工作的遊民因為沒有住址而無法翻身，紐約建商竟可付錢來購買「中央公園西大道」、「時代廣場一號」這樣的「浮華地址」（vanity address）。作為住址的「address」從來不是中性的，它同時也在大聲地說話（address）。某些住址之所以說話比較大聲，就是因為住址本身就牽涉到隔離、排除、噤聲與消音。 
在種族與階級的章節後，麥斯葛的這本書也到了尾聲。她希望讀者多想的是，如果說住址的出現係反映啟蒙的精神，為何住址反倒與啟蒙揭櫫的人人生而平等、人性的解放、自由作為人類根本權利等理想背道而馳？麥斯葛也告訴我們，在當代世界中，以住址來啟蒙世界的計畫正在持續。她介紹了由幾個年輕創業家所啟動、辦公室位於西倫敦的三詞地址系統（what3words）。該計畫的巧妙之處在於，將全世界以三乘三公尺的方格區分開來，但每格不用座標，而是用三個詞的組合來表示。該系統用了四萬個詞，共有六十四兆種組合方式。根據該系統，麥斯葛告訴我們，泰姬瑪哈陵（Taj Mahal）的中央位於「懷疑・轟炸・小巷」（doubt.bombard.alley），而艾菲爾鐵塔（Eiffel Tower）則位在「嚇人・演化・尿布」（daunting.evolves.nappy）上（順道一提，依據該系統，臺灣大學位在「降落・推算・告訴」）。麥斯葛表示，不僅年輕的創業家，如Google與臉書等巨擘都加入這場為全世界設立地址的熱潮。不過，麥斯葛說，在書寫這本書前，對這樣的計畫，她樂觀其成；但她現在不那麼肯定了。她說：「若說我從這本書裡學到什麼，那就是人們對於路名這件事未必想法一致。數位地址可以繞過關於路名意義的爭論，然而我喜歡這些爭論，爭論會分化社群，但是爭論也是使社群之所以為社群的成分」。很明顯的，按照三詞地址勾勒出的空間系統，就讓地表上每個三乘三公尺的方格，彼此間斷了聯繫。要知道隔壁的住址，我們無法從自己的住址推算出來，也無法以社群共同的空間感來定義，我們得去查閱那間位在西倫敦辦公室發展出來的APP。麥斯葛寫道，至少在十八世紀，人們捍衛這樣的社群感與相應的空間感；因為，他們知道，那些為官員寫在家門前的號碼，意味著「他們會被找到、被徵稅、被巡邏、被統治」；居民也明白，「為這個世界設置地址，並不是一個中性的舉動」。麥斯葛以一句問句結束全書：「那我們知道嗎？」
我相信，在閱讀麥斯葛這本《門牌下的真相》時，讀者一定會好奇，臺灣有沒有自己獨特的住址史？雖然，我們現在還欠缺如麥斯葛一書般面向群眾的地址書，但在歷史地理學者的努力下，臺灣地址史的重要篇章都已經到位。例如，在一篇發表在《臺灣史研究》的文章中，施添福教授表示，在長達半世紀（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總督府先經由土地調查（一八九八至一九○五年），「為島上的土地建立了一套大小字（街庄與土名）地理空間單位系統」，再以該系統為基礎，「調整或創設各種管理臺灣土地、人民與社會的制度」。施添福教授認為，日治時期前的臺灣社會是以血緣與原鄉地緣組成的社會；不過，在總督府以「地理空間單位系統」的治理下，構成社會的人們得以「擺脫血緣的羈絆，突破原鄉地緣的束縛」，並「透過長期的守望相助，增進互動、促進了解、彼此認同，而建立一個以空間為基礎來維繫人群關係的社會」。黃雯娟教授則在一篇發表在《地理學報》的文章中，探討前述空間系統於戰後臺灣的轉型。依據她的分析，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甫自日本手中接過臺灣的行政長官公署，公布〈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宣稱「為破除日本統治觀念起見」，凡「具有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顯明為日本名稱」的街道名稱，都得在當地縣市政府成立後的兩個月內修改，以「發揚中華民族精神、宣揚三民主義、紀念國家偉大人物、適合當地地理或習慣且具有意義」的名稱取代之。於是，黃教授告訴我們，原本以街廓式的町名系統（町的空間通常是街廓範圍，也有一部分是以街道為中心），以及相應的明治町、大正町、若松町等名稱，被以道路為軸線而重新編排；往往只是各町之間隙的道路，開始被命名為中正路、中山路、民權路、民族路與信義路等等。當然，隨著政治解嚴、本土意識興起、轉型正義等趨勢，政府與民意代表，就如同紐約市議員一般，爭辯著什麼才是最本土、最能代表臺灣、政治上最為正確的街道名。同樣的，如同麥斯葛筆下的海地、加爾各答與倫敦一樣，臺灣社會也出現各式各樣的努力，以更精準、更難以辯駁、更無模糊與協商空間的地理系統來促進發展與終結貧窮。當然，我們也可看到，面對這套號稱能放諸四海皆準的絕對空間體系，不乏社區與部落發動各式抵抗，拒絕己身的歷史與空間觀被收斂為該體系中的點。這個島嶼的統治者，就如史考特筆下的國家一樣，從啟蒙思潮中汲取靈感，試著內化那套國家的視角。不過，或許因為統治臺灣的政權更迭過於頻繁，且臺灣社會的組成分子來源複雜，可以預期，臺灣的地址史不會只有一部，必然還有許多篇章，等著被一一說出。
行文至此，我不禁好奇，最近臺灣出現什麼關於「地址」的新聞。於是，我以地址為關鍵字，搜尋幾個新聞網站。不出所料，多數涉及地址的新聞是與防疫有關。在新冠肺炎肆虐的當下，住址顯然是政府展開防堵、匡列、隔離、評估的基本單位，且政府也透過手機訊號、警察與村里長，來確定可以找到那些該被找到的人。我也注意有則新聞，內容大致是，某位女子至溪邊打水漂而招惹到某黑道大哥的鬼魂，即便求了平安符都無法擺脫糾纏。該女子於是求助三太子，央其出面與鬼魂商量。是晚，女子便夢到有個房間，房內有個鋪著紅桌巾的桌子，桌上有個牛皮紙袋。女子打開紙袋，發現當中有個住址。循著該址，女子找到黑道大哥的家人，辦完法會超渡後，大哥鬼魂就此消失。
如麥斯葛所言，設置住址從來就不是個中性的舉動，而住址也不會是個免疫於價值判斷的點。並且，就算是發明家與大企業，援引各式各樣新型的地理座標系統，讓設置住址更趨中性，而住址也更為客觀或冷酷無情，我們還是可以預期，人們還是會賦予住址各式各樣的意義。我們也有理由相信，即便在一個啟蒙到起乩、徹底除魅的世界中，地址還是會如兩個圓接觸的切點一般，沒有直徑與圓周，但卻是溝通不同世界與場域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