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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欲望與恐懼：如何再現最真實的歷史樣貌，阿蘭‧柯爾本的感官史講義

作者：
阿蘭‧柯爾本(Alain Corbin)
譯者：
林佑軒、周桂音
ISBN：
9789570534603
關鍵字：
裝訂：平裝
出版日期：2022-12-01

優惠價360元

定價： 480 元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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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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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文

不同的時間標記與判讀，如何改變人們生活習慣，切換四季色彩？
織品麻布的繽紛紋路，象徵何種階級複製與區隔慣俗？
家庭女傭為何既是「資產階級最親密的外人」，亦是「無產階級的特洛伊木馬」？
首都巴黎，如何從大革命的人頭滿地，幻化為美好年代的歡愉享樂？

當代感官史巨擘阿蘭‧柯爾本「最偉大的小書」!
十三篇精妙論文，述說歡悅與血腥共舞的十九世紀法國常民生活萬象。

從歡場、劇場、洗衣場到斷頭臺，欲望與恐懼在時間中流轉搖擺！

＝＝＝＝＝＝＝＝＝＝＝

社會關係的研究發展至最深入的層級：有機整體的層級。
由於不同社會階級間的距離，以及其對立程度之緊張，
這些龍蛇雜處的身體空間，便同時迸發反感以及欲望。
在這荒謬的劇場當中，遐想是如此深入滲透實際日常經驗，
若企圖不顧一切區分真實與幻想，或許只是徒勞。

＊

調查研究若回溯過往，必須考量當時的慣習行為，
它劃下了「被感知」與「不被感知」兩者之間的界線；
亦需理解當時的規範準則，
它決定了「言表之事」與「不可言說之事」兩者之間的比例分配。
歷史學家永遠無法完全確認他在研讀文獻時突然發現的某種感覺革新，
究竟代表情感體系與感官運用方式的轉變、抑或只是新的修辭形式，
使原本已存在的感受終於能被具體描述。
這些新詞的傳播普及，亦會塑造人們的言行舉止。

──阿蘭‧柯爾本（Alain Corbin）

【書籍簡介】

阿蘭‧柯爾本在這冊十九世紀研究的「起點論文集」中，提出一系列關於時間、身體、欲望、恐懼的嶄新思考與細密分析，重塑了我們對十九世紀的凝視方法，還原了這個被「錯誤幻想」所扭曲的時代的真實面貌：「色彩」與「氣味」在歷史舞臺上粉墨登場，生理焦慮與性產業的糾纏，構成了日常生活中的愛恨根源。在審查制度的箝制之下，欲望會遵循何種路徑？為何洗衣女工的身體能激發男子的幻想，而女僕之身卻被視為「無產階級的特洛伊木馬」，屢屢不被信任？劇院觀眾的現場騷動，竟能引爆社會動盪與政治派系的爭嚷與苦鬥？革命時期人頭滿地的首都巴黎，在路面血痕打理清洗之後，一夕化為煥然一新的現代清潔樣貌？

柯爾本持續關注日常生活結構中銘刻每一樁事件的所有標記，不讓自身被既定的印象與認知所阻。於是，本世紀的祕密將不得不在「時間、欲望與恐懼」的十字路口密切交會。他提倡對於「已逝情感與感官覺察」的追尋，不斷雕鑄一套嚴謹緻密的論述分析，費心鑽研花色各異的「社會想像」，邀請讀者共同打造出一部再現史（histoire des représentations），解開現實與想像的纏結：從織品材質、劇場騷亂、女傭形象到血流成河的革命期巴黎，發掘人們最為深沉的感官體驗，揭露法國十九世紀常民生活史曲徑萬象！

十九世紀的時光算術

　　在十九世紀的法國，時光的步伐有無限多種，讓活動行程表亂成一團。在這個離我們仍然如此之近的時代，更換地方也等於更換時間。每座城市都以他們自己的日晷為準。面對如此的時間大雜燴，第一批鐵路公司要在他們的鐵路沿線強制規定以慢五分鐘的巴黎時間為準的時候，就遭遇到了困難；這短短五分鐘的時間差意在為遊客避免掉他們稍稍遲到所導致的惱人後果。
散亂的時間運用讓混亂更上一層樓。有個指標尤其能反映此一亂象：用餐時間極度不一。在鄉村，用餐的次數與它們在一整天的分布乃是根據地點、傳統、職業、季節、社會身分或地位而有所不同。十八世紀末，法國皇家醫學院（Société royale de médecine）遣人繪製一部部醫學地貌書（topographie médicale），這些人費盡辛苦，試圖畫出法國的民族學圖表，而以上述時間分布不均為對象的研究正構成該圖表的其中一項元素。以十年為一期的十九世紀農業調查，特別是一八五二年的那次調查就揭示了，要掌握歧異紛繁的大眾進食節奏，是有多麼困難。
法國大革命結束後不久，巴黎資產階級的dîner緩緩從下午兩點滑移至傍晚六點，於是就把souper更後推；從此，souper就被擺到了深夜時分，舞會或戲劇之後。此一緩慢的時間推移造成了以叉子進食的午餐興起。這樣的午餐較為私密，隨著一個個十年過去，內容也愈來愈充實。不過，外省的顯貴與巴黎的中產階級仍長久遵奉著古早的飲膳時間表。運用時間的不同方式日久年深積累著，於是在大城市，各種飲食習慣在時間上的不一致就維持了下來。用餐時間以及往往與之相繫相隨的飲食內容和餐桌禮儀一同躋身文化鴻溝的行列，其精緻化成為了十九世紀初的重大歷史事件。
克勒茲省（Creuse）的建築工人既保留了庄腳人的飲食偏好，也維持了鄉下的用餐時間，巴黎的工人無比蔑視他們，如此的態度揭示了社會時間（temps sociaux）的落差，這樣的落差甚至是在勞工階級自己內部發生的。離鄉背井的外省移工是來攢錢的，這些錢讓他們能夠維持、甚至增加家產或是榮譽性的資本，還讓他們能盡善盡美地執行其群體的婚姻策略（stratégie matrimoniale）；在漫長的時光中，他們的抱負與家庭圖景不斷演進。同時，他們對巴黎的工人懷抱著充滿優越感的同情，後者日復一日揮霍錢財，遵奉享樂至上的時間表，這些都證明了這些巴黎工人只曉得過一天算一天，在風雲不測的時勢波濤裡悲劇地載浮載沉。
時間長短的種種表現，因此與社會的種種表現合而為一；時光節奏的紛繁不一自然而然就與決定社會想像的各種分類方式協調一致。籠罩著聖日耳曼區（faubourg Saint-Germain）的是時間的單調無味，如此一成不變的光陰反映的是聖日耳曼區為久遠的記憶所支配，懷念著舊制度（Ancien Régime）。對這一方面，在統治階級的心中，好幾套系統彼此干涉擾動。首先，我們觀察到了一種本能的時間，這種本能的時間屬於必須配合大自然運轉的水手、牧人、農民。這些人在自己的體內感受到了周遭環境的指令，隱形的連結將他們與大千世界繫在一起，他們自動自發與氣象及生物節律共諧齊鳴；他們與自然環境共振，在社會金字塔的底層，他們確保了一套時間秩序穩定存續著，這套秩序似乎是永恆不變的，我們尚無法將之分析為一種文化事實（fait de culture）。浪漫主義者（romantique）熱切觀察人民，留心無生命之物與有生命之物的彼此聯繫，他們的追尋鞏固了上述對於庄腳人時間韻律的詮釋，如此的韻律被視作充滿意義的遺跡殘痕，訴說著遠古的過往。
在社會想像之中，與此一「本能時間」形成對比的，乃是社交以及「悠然沉潛」（otium）的時間。此等時間裡，支配時間運用的，乃是社會儀節。在衰微的十八世紀，貴族階級愈來愈遠離宮廷社會（société de cour）及其細緻繁複的禮節，一種交際的生活方式在貴族圈中運作流轉，這樣的社交生活以彼此款待、交談、娛樂活動為基礎，以「界」（société）、沙龍（salon）、「圈子」（cercle）為活動場合。此乃廣為人知的貴族模式。然而，其他人透過模仿，將此模式據為己有，重新詮釋此模式，加上一些精巧的區別策略（stratégie de distinction），這樣的過程一級一級向下連鎖發生，於是，自貴族以降，一路到「庶民資產階級」（bourgeoisie populaire），此模式都將逐漸成為規矩。很早以前，加布里耶．塔德（Gabriel Tarde, 1843~1904）及隨後的諾博特．伊里亞思（Norbert Elias, 1897~1990）都曾引人關注過上述機制的複雜性。
正是如此的複雜性導致了統治階級的日常生活步調極度不一，小說就為此提供了佐證。紹琉公爵夫人（duchesse de Chaulieu）梳洗打扮長達幾個小時，然後還要進行拜訪、晚餐、看戲、舞會、音樂會，她這些繁重的忙活就顯得遠較聚集在柯夢小姐（Mlle Cormon）素樸的沙龍裡的阿朗松（Alençon）「上流社會」的生活步調更令人精疲力竭。更別提在瓦洛涅（Valognes），兩位杜夫德黎斯小姐（demoiselles Touffedelys）家中那暮氣沉沉的遲緩了。小說在這方面證實了：關乎時間的行為實踐，其種種社會表現乃是與空間的圖像緊密相連。
歷史學家比較少強調的，是移地度假（villégiature）漸漸傳開來成為風俗時，古典時代的「悠然沉潛」這樣的模式占據的分量。共和國晚期與帝國初期的古羅馬貴族提供的生活藝術（art de vivre）對十八世紀、然後十九世紀的菁英階級影響深遠；如此的影響力首先作用於英國，然後及於歐陸。政治家、作家西塞羅（Cicéron）在圖斯克魯姆（Tusculum），詩人賀拉斯（Horace）在薩賓（Sabine），政治家、作家小普林尼（Pline le Jeune）在毗鄰奧斯提亞（Ostie）的勞倫通（Laurentes），上述諸位的生活方式在喬治時代（1714~1830）的英國鞏固了、豐富了誕生於上個世紀的「退休」這個流行風尚。在啟蒙時代的法國，同樣的生活模式也深深影響了各地的學院院士所展現的令人心嚮往之的幸福生活圖景。若不將對這種乞靈於古羅馬人的「高尚端莊地悠然沉潛」（otium cum dignitate）的如此嚮往考慮進來，我們就無法解釋十九世紀法國資產階級的志向為什麼這麼小；當時的法國資產階級對在工業、商業打拚發展或多或少表現出鄙夷之情，他們嚮往著賺不了多少錢卻能為他們獲取威望與愉快消遣的政府職位，這自然是來自拉丁文化深遠的流傳影響。省長，行政或司法官員，教授──我們以脫離時代脈絡的眼光，盡情嘲笑過他們對古典作家的痴迷──甚至還有一大部分的企業主，比起積累資本的豪奢，都顯得更嚮往靈感來自古羅馬名流的自我工藝（technologies de soi）的實踐。
然而，也絕不可否認另一種時間模式帶來的競爭。此種時間模式稱為「資產階級模式」，在此種模式中，工作毫不猶豫吞吃了時間。不久前，德國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為如此的行為準則給出了定義。在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諾博特．伊里亞思（Norbert Elias）的眼中，這樣的行事準則表露了將規範內化的機制、文明進程（procès de civilisation）的完成。個人期待著透過把時間完全奉獻給勞動，來在社會上擁有更好的聲譽、維持或改善他在社會這個大雜燴裡的地位；他尤其盼望能以此獲得更高的自尊。否則，我們又如何理解那一位詹姆斯．德．羅斯柴爾德（James de Rothschild，著名猶太銀行家族羅斯柴爾德家族巴黎分支創始人）的行為舉止，如何理解這位在那個時代數一數二富有的人將他的人生澈底奉獻給工作呢？

儘管圖景與實踐行為一直維持著多元樣貌，社會對於時間的規範卻隨著一個個十年過去，愈來愈嚴格。互相依賴的網絡愈來愈密集，這就約束了個人；經濟成長與社會生活的迫切需要；電信系統的設置──這一切最終導致了種種參考物的標準化。確實，這在法國顯得來得特別晚。要等到一八九一年才出現一道法律，將首都時間加諸國土全境。要到一九一一年，法國才正式採用格林威治子午線（méridien de Greenwich）。然而，一九一二年時，卻也是在巴黎，一場國際會議召開了，訂立了全球時間。跟隨著當代歐洲文化史、思想史學家史蒂芬．柯恩（Stephen Kern, 1943~）的腳步來思索這個全新的步調統一，為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圖景所帶來的調整，會是有益的。這個新的統一讓個人的一個個日子歸併入大社會的日常事件所打造的時間線變得容易。此外，上述時間、空間種種參考基準的擴大，也讓日常步調逐漸失去了神聖色彩。在這點上，法蘭西第三共和國（1870~1940）反教會的政策以及針對教堂鐘聲及宗教儀式隊列的抵抗加速了法國大革命期間已大幅開展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