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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最關心世人幸福的哲學大師──羅素！ 他以幽默而犀利的筆調，談幸福、工作、教育、文明與思想， 過勞與成功焦慮的轉念 × 技術轉型下的社會觀 × 在不確定世界中尋找安定感 一部回應當代生活困境的公共議題散文集。 ★《悠閒頌》不只是哲學隨筆，更是一部寫給忙碌時代的人生指南。 ☆ 面對過勞、焦慮與效率至上的社會，羅素提出幸福生活的關鍵原則。 ☆ 學會休閒、保有好奇、持續思考，找回不被工作吞沒的人生。
【內容重點】 「世界愈快，心愈慢。」 在這個人人忙著追趕進度、被生產力壓得喘不過氣的時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世紀的智者、哲學家－－羅素在近百年前寫下的《悠閒頌》，如今讀來依然令人驚訝地貼近當下。這不是一本鼓勵偷懶的書，而是一部重新思考幸福、工作與生活意義的經典之作。 羅素認為，現代社會崇拜效率與工作，卻忘了生活的意義。他主張，少一點勞碌、多一點思考，才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關鍵。閒暇不是浪費，而是培養創意、自由與思想深度的泉源。透過〈歌頌懶散〉與〈「無用」的知識〉等篇章，他鼓勵人們珍惜那些看似「沒用」、實則豐富心靈的事物——像是閱讀、藝術、哲學與觀察世界。 書中橫跨工作、社會、教育、文明與心理議題。羅素以幽默而犀利的筆調，探討建築如何影響社會公平，批判對金錢與權力的迷信，並分析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危險。他同時關心教育與青年的心理健康，指出好的教育應該啟發思考，而非單純灌輸服從。 在後半部，羅素從更廣的角度思考人類文明——從「人與昆蟲」的對比到「靈魂」的本質，從宇宙的浩瀚到內在的心靈，他提醒我們要謙虛、理性，也要保持好奇與敬畏。 《悠閒頌》不只是哲學隨筆，更是開創性的經典著作、一場關於現代生活的覺醒。羅素用平易而深刻的文字，邀請我們停下腳步，重新思考：我們為什麼而忙？又為了什麼而活？ 這本書是寫給每一位在壓力中仍想保持清醒、在混亂中仍渴望自由的人。當世界愈來愈快、焦慮愈來愈深，正是時候讀羅素。它提醒我們，在世界的喧鬧裡，仍要留下一點思考與隨想的空間。這些文章雖然寫於二十世紀三○年代，距今已近一百年，卻依然貼近當代人的焦慮與困惑，今天讀來仍格外有共鳴。
▌本書特色 ◎ 一次讀懂羅素的人生智慧 收錄精彩篇章，搭配導讀，輕鬆走進羅素的思想世界。
◎ 重新思考工作與幸福 從忙碌、效率到人生價值，找回更自在的生活節奏。
◎ 把哲學帶回日常 談焦慮、自由、教育與自我，回應現代人的真實困惑。
◎ 歷久彌新的經典之作 近百年前的文字，至今依然能照見我們的處境與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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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 英國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也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他不僅探討艱深的哲學與邏輯問題，更致力於將思想帶入日常生活，幫助人們思考如何活得更自由、更理性、更幸福，因此被譽為近代最重要的「幸福哲學家」之一。 羅素曾任教於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術成就橫跨數學、哲學、教育、政治、社會與倫理等領域。1920年赴中國與日本講學，對當時東亞知識界產生深遠影響。1950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他對思想自由、人文價值與公共議題的卓越貢獻。 |
一生著述豐富，影響遍及全球。羅素以清晰、睿智而富有人文關懷的文字，陪伴無數讀者面對焦慮、壓力與人生困境，至今仍被譽為引領現代人追求幸福與理性人生的重要思想家。
譯者簡介
梁永安
臺灣大學哲學碩士，專職翻譯工作者，譯有《盲眼刺客》、《啓蒙運動》、《帕德嫩之謎》等。 |
目錄
▌導讀 〈機器會替我們工作，但誰替我們思考？〉 / 鐘穎（愛智者） ▌序
第一部｜為什麼我們活得這麼累？ ——重新思考工作、成功與幸福
第二部｜社會怎麼塑造了我們？ ——教育、文化與集體期待的影響
7. 建築與社會
第三部｜世界為什麼讓人焦慮？ ——權力、制度與極端思想的威脅
11. 西方文明 －－文明能否保持理性與進步？
第四部｜怎麼活得自在又有力量？ ——心靈自由、自然謙卑與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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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
二、「無用」的知識 靠出賣朋友而飛黃騰達的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斷言：「知識就是力量。」這無疑是他從人生經驗中總結出的成熟教訓，但它並不適用於所有知識。例如，托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曾希望能知道神話中的女妖賽蓮（Sirens）唱的是什麼歌，但就算他弄清楚了，也無法幫助他從地方法升官為郡長。培根所設想的那種知識，是我們所謂的「科學」。他強調科學的重要性，其實是姍姍來遲地繼承了阿拉伯人和中世紀早期的傳統，根據該傳統，知識主要由占星學、煉金術和藥理學組成，而所有這些學科在當時都屬於科學的分支。那時所謂的博學之士，是指掌握了這些學問並因此獲得魔力的人。十一世紀初的教宗西爾維斯特二世（Pope Silvester II），只因博覽群書，就被世人認定是與魔鬼勾結的魔法師。莎士比亞筆下的普洛斯彼羅（Prospero），雖然只是個虛構人物，卻代表了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對博學之士的普遍想像——至少在法力方面是如此。培根相信，科學能提供比古代通靈術士所夢寐以求的更強大的魔杖。（現在我們知道，他是對的。） 在培根時代達到頂峰的英國文藝復興，其實是一場反抗「功利知識觀」的運動。古希臘人熟悉荷馬史詩，就像我們熟悉流行歌曲一樣，是因為喜歡，並非為了追求學問。但十六世紀的人若不先吸收大量的語言學知識，根本無法讀懂荷馬。他們仰慕希臘人，且不希望被拒於希臘人享受過的那些樂趣的大門之外，因此他們模仿希臘人——無論是在閱讀經典上，還是其他較難啟齒的方面，皆是如此。在文藝復興時期，學習是「生活樂趣」（joie de vivre）的一部分，就像飲酒或談戀愛一樣。這不僅適用於文學，也適用於更嚴肅的研究。大家都知道霍布斯（Hobbes）第一次接觸歐幾里得幾何的故事：他隨手翻開書，看到畢達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驚呼道：「天哪，這不可能！」然後他倒著讀回去證明，直到讀到公理部分，終於心服口服。沒人會懷疑，這對他來說是個銷魂的時刻，完全沒有被「幾何學可以用來測量土地」這種功利念頭所玷污。 誠然，文藝復興時期確實發現古代語言在神學上有其實際用途。人們對古典拉丁文有了新的鑑賞力後，最早的成效之一，就是揭穿了《偽伊西多爾教令集》（forged decretals）和《君士坦丁獻土》（Donation of Constantine）的真面目，證明其為偽造。此外，由於在《拉丁通俗譯本》和《七十士譯本》中發現了種種錯誤，使得希臘文和希伯來文成了新教牧師們在打筆戰時必備的裝備。而古希臘羅馬的共和格言，也被引用來作為政治抵抗的依據：清教徒用來對抗斯圖亞特王朝，耶穌會士則用來對抗那些脫離教皇掌控的君主。然而，這一切都是古典學術復興所產生的「果」而非「因」，因為早在路德出現的近一個世紀前，這股復興古典的風潮就已在義大利如火如荼地展開了。文藝復興的主要動力是心智的愉悅，是為了恢復藝術與思辨中某種豐富性與自由：這種豐富與自由，曾在無知與迷信給心靈戴上眼罩的歲月裡消失殆盡。 人們發現，希臘人並非只關注純文學或藝術事務，他們也投入精力研究哲學、幾何學和天文學。因此，這些學科是受人尊敬的，但其他科學就比較受質疑了。醫學確實因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蓋倫（Galen）的大名而顯得高貴，但在這中間的時期裡，醫學幾乎侷限於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手中，而且與魔法糾纏不清，難分難解。這也是為什麼像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這類人的名聲會毀譽參半。化學的名聲甚至更臭，直到十八世紀才勉強變得體面。 於是，懂希臘文和拉丁文，加上懂一點幾何學和天文學的皮毛，成了一個「紳士」公認的知識裝備。古希臘人向來瞧不起幾何學的實際應用，直到他們走向衰頹時期，才給天文學找了個「用處」，也就是偽裝成占星術。十六、十七世紀的人研究數學時，大體上繼承了希臘人那種「不帶功利色彩」（disinterestedness）的態度，並且傾向忽略那些因與巫術掛勾而被視為低俗的科學分支。到了十八世紀，一種更廣泛且務實的知識觀開始逐漸萌芽。而到了世紀末，這股轉變的風潮被兩件事驟然加速：一是法國大革命，二是機器的興起。前者重創了傳統的紳士文化，而後者則為那些「非紳士」的技能（ungentlemanly skill）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驚人揮灑空間。在過去的一百五十年裡，人們愈來愈質疑「無用」知識的價值，並日益相信：唯一值得擁有的知識，是那些能應用於社會經濟生活的知識。 在法國和英國這類保有傳統教育體制的國家，功利主義的知識觀尚未能完全稱霸。舉例來說，大學裡仍有一些中文教授，他們鑽研中國古典經籍，卻對孫中山的著作一無所知，儘管正是孫中山締造了現代中國。也仍有一些學者，他們對古代歷史的涉獵，僅止於那些文筆風格純正的作者所記載的時期——也就到亞歷山大時代為止的古希臘和到尼祿時代為止的古羅馬。至於其後更為重要的歷史，他們卻僅僅因為記載者的文采低劣而拒絕了解。然而，即便是法國和英國，這項舊傳統也正在凋零，而在俄國與美國這些更現代化的國家裡，它更是早已徹底絕跡。例如在美國，教育委員會指出人們在商業信函中只需用到一千五百個單字，因此建議學校課程應避免教其他的字。英國人發明的「基礎英語」（Basic English）走得更遠，將必要詞彙縮減至八百個。「語言具有審美價值」這種觀念正在消亡，人們開始認為文字的唯一目的就是傳遞實用訊息。在俄國，對實用目標的追求甚至比美國更徹底，所有教育機構的教學內容都必須服務於某個顯而易見的教育或政府目的。唯一的逃生口是神學：為了捍衛「辯證唯物主義」免受資產階級形上學家的批評，少數人必須研讀德文原版的相關經典，少數教授必須學習哲學。但隨著正統思想日益鞏固，這小小的漏洞也終將被堵死。 現在不管在哪裡，人們愈來愈不把知識本身當成好東西，也不認為知識是用來培養開闊胸襟與人文素養的；相反地，知識僅僅被當成學習技術的一個零件。這是科學技術和軍事需求造成社會愈發緊密結合的結果。因為現在經濟和政治的牽連比以前更深，社會壓力也就更大，逼得每個人都得活得讓周遭的人覺得你「有用」才行。學校也是如此。除非是專為富豪設立，或是（如在英國）那些因歷史悠久而地位不可撼動的學府名校之外，一般的教育機構都不能愛怎麼花錢就怎麼花。它們得讓政府滿意，證明自己是有用的，而方法就是：教會學生謀生技能，並且灌輸他們愛國思想。這種趨勢與其他現象一脈相承，正是同一股潮流導致了義務兵役、童子軍、政黨組織，以及媒體對政治狂熱的煽動。我們現在比過去更盯著自己的國人同胞看：如果我們自認為是好人，就焦慮地想去幫別人；如果不是，至少也焦慮地想讓別人來幫我們。我們看不慣任何人悠閒度日，不管他享受的生活情調有多麼高雅，我們都覺得刺眼。我們認為人人都該做點事來推動某種「偉大理想」（管它是什麼理想）。尤其是想到還有那麼多「壞人」在搞破壞、必須被阻止時，這種急迫感就更強了。所以，我們已經沒有閒情逸致去學習任何知識了，除非這些知識能變成武器，幫我們去爭奪那些我們認為重要的東西。 狹隘的功利教育觀確實有其道理。在開始謀生前，時間有限，而「有用」的知識無疑非常有用。它造就了現代世界。沒有它，就沒有機器、汽車、鐵路或飛機。但也必須補充一句，沒有它，也不會有現代廣告或現代宣傳。現代知識大幅改善了平均健康水準，同時也發現了如何用毒氣毀滅大城市。與過去相比，我們這個世界的所有獨特之處，都源於「有用」的知識。目前沒有任何社區擁有足夠的這類知識，教育無疑必須繼續推廣它。 然而，撇開文化修養與直接功利可以結合的情況不談，擁有一些對提升工作效率毫無幫助的知識，其實有各式各樣間接的大用。我認為，現代世界最糟糕的一些特徵若想改善，就得多鼓勵人追求這種知識，不再死命地只追求專業能力上的精進。 在大多數人，當意識活動完全集中在某個特定目標時，往往會引起神經紊亂，精神失衡。例如，大戰期間主導德國政策的人在潛艇戰問題上犯了錯，導致美國加入協約國一方。任何一個剛接觸這議題的人都能看出該政策是不明智的，但當權者由於精神過度集中，缺少休息，無法作出理智判斷。同樣的情況也可見於任何長期壓抑自發衝動去執行任務的團體。日本帝國主義者、俄國共產黨人和德國納粹分子，都有一種因過度專注於特定任務而產生的緊繃狂熱（tense fanaticism）。當任務真的像狂熱者所想像的那麼重要、那麼可行時，結果可能會是輝煌的。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狹隘的視野導致他們無視某種強大的反作用力，或者，使他們將所有這些反作用力都視為魔鬼的傑作，認為必須以懲罰和恐怖來對付。不僅孩子需要「玩耍」，成年人也一樣需要。所謂「玩耍」，指的是一段純粹為了享受當下快樂，而不帶有任何其他目的的活動。然而，如果要讓「玩耍」真正發揮調節身心的功效，前提是你必須能夠在那些與工作完全無關的事物中，找到樂趣與興致。（本章未完） |
推薦序文
〈機器會替我們工作，但誰替我們思考？〉 ◎鐘穎（愛智者） 二十世紀的思想史上，羅素（Bertrand Russell）是一個幾乎無法忽略的名字。 他既是邏輯學與分析哲學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公共知識分子與社會評論者。他與懷特海合著的《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改變了現代邏輯學的面貌；他對分析哲學的開創，使二十世紀英語哲學走向一條全新的路徑。一九五○ 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評審理由並非因為學術專著，而是肯定他以清晰、理性與人道精神書寫公共議題的散文。 羅素一生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反對戰爭，也批判極端意識形態。他既不向集體狂熱屈服，也不沉溺於抽象理論。他關心的始終是：文明如何在理性與自由之間取得平衡？人類如何在巨大的制度與機器力量中，仍然保有精神的獨立？ 這本散文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 表面上，它的主題看似分散。羅素談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談教育與知識，談建築與社會風氣，談科學的發展，甚至談到昆蟲是否可能在未來取代人類。議題橫跨政治、文化與文明反思，看似零散，實則都圍繞著一個深層問題——現代文明是否正在被「過度功利」與「過度行動」所支配？ 在書的前半部，羅素對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都有冷靜而清醒的批判。他並非出於情緒反對，而是指出兩者共同的危險：都高度組織、強調效率與行動，把個人納入龐大的集體目標之中，將勤奮與服從視為最高美德。當工作成為道德本體，人便不再為了生活而工作，而是為了工作而生活。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看來，相較於目的正確但手段錯誤的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對文明的傷害更為深遠。這對任何時代與任何社會都是一種提醒：當愛國主義與政治熱情升高之際，更需要保留理性距離；當政治理念被反覆強調之際，更需要允許懷疑與討論的空間。對言論自由與思想多樣性的保障，始終是文明自我修復的重要機制。 在〈歌頌懶散〉一文中，他提出一個在當時頗具震撼力的主張——現代機械生產力足以讓人每天只工作四小時。 這句話，在工業化仍以長時間勞動為常態的年代，顯得近乎挑釁。然而，當我們身處人工智慧與自動化快速發展的今日，它反而呈現出預言性的洞見。機器的巨大生產力，本可以為人類換來閒暇；問題在於，我們是否知道如何使用這份閒暇？ 羅素為那些被視為「無用」的事物辯護：閱讀、沉思、藝術、興趣、遊戲、好奇心。他認為文明真正的成果，不在於產量，而在於精神生活的豐富程度。歷史上少數階級能創造哲學與藝術，是因為他們擁有閒暇；現代科技第一次讓閒暇的普及成為可能。若人類仍然讓自己陷入無止境的忙碌，那就是成為一種文明的錯置。 值得注意的是，羅素所說的閒暇，與古代斯多噶哲學家的立論點並不相同。斯多噶式的悠閒，往往建立在奴隸制度之上，是少數人的特權；羅素所構想的閒暇，建立在機械生產力的公平分配之上，是一種社會結構可能帶來的普遍自由。 但這本書並非只談工作與懶散。 羅素也批判教育若只剩技能訓練，而忽略培養心智的廣度與懷疑精神，社會將充滿專家，卻缺乏思想者。他為「無用的知識」辯護，指出知識的價值不僅在於實用功能，更在於培養一種分寸感，使人不致在民族主義或集體激情中失去理性。他對建築與公共空間的討論，也是在關注環境如何形塑人的精神氣質。 若從更深層觀看，這些看似分散的議題，其實都指向同一個核心——人類若將效率與組織推至極端，卻不保留精神的空間，文明便會失去平衡。 這一點，與榮格心理學有著意想不到的呼應。 榮格指出，那些被視為「無用」的內在經驗——夢、象徵、沉思、藝術——正是人格整合與個體化的關鍵。若一個人只活在功能與角色之中，而沒有與內在世界建立關係，他便會變得空洞，並無節制地將內在陰影投射到外界。 羅素從文明層面提醒我們：沒有閒暇的社會，容易走向狂熱與衝突。榮格則從心理層面提醒我們：沒有內在空間的人，容易將焦慮與黑暗外推為敵人。 兩人的路徑不同，但都在為一種「看似無用」卻至關重要的價值辯護。 在 AI 時代，這本書顯得格外值得重讀。當機器可以完成更多工作，人類的課題不再只是如何生產，而是如何生活。如果我們無法學會與閒暇相處、培養興趣、發展沉思能力，即使每天只需工作四小時，我們依然會焦躁不安，甚至自行製造新的忙碌來填補空虛。 羅素的聲音冷靜而清澈。他不鼓吹懶散，也不否定努力。他真正關心的是，努力是否仍然為了人，而不是讓人為努力本身而活。 這是一個高喊「財務自由」的時代，但羅素提醒我們，自由並不只是脫離勞動，而是擁有選擇精神生活的能力。自由不是減少工作，而是在不必工作的時候，仍然知道自己要成為誰，仍然知道多出來的時間該如何運用。 真正的文明，不只體現在產量與效率，更體現在人是否願意為那些無利可圖卻能滋養靈魂的事物保留空間。那裡，才是人類文明得以延續的火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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