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聽離開家的人，述說他們的故事
新移民在陌生的國度即便艱苦也從未放棄夢想，
我們如何能不具同理心呢？
本書透過一位文化人類學者及平權倡議者，
生動刻劃出在韓國的各國移民之生命軌跡、離散家庭，
以及他們跟母國的跨境連結。
這是韓國移民者的溫情書寫，亦具體映現台灣，
一起跟世界向「多元文化的公民意識」邁進。
全球化的多變時代，你我都可能成為離開家的人，
謹記「移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問題」。
在跨國婚姻與商業活動司空見慣的全球化時代，有一群人離開了家，前往異國尋求更好的出路──越南婚姻移民、尼泊爾非法移工、朝鮮族移工、僱用許可制下的蒙古移工、緬甸難民移工──他們來到韓國這個高度資本化的國家尋求一線生機，進入被要求學韓語、融入韓國社會的婚姻體制；從事韓國人不願意做的骯髒（Dirty）、危險（Dangerous）、辛苦（Difficult）的3D產業，只希望讓故鄉的親人過上好日子，讓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卻得因此承受韓國人異樣的眼光，忍受政治、社會與文化上的忽視和歧視，淪為韓國社會底層沒有名字與臉孔的失語者。
本書作者金賢美教授投身移民研究、田野調查十餘年，親身採訪這些在韓國無法發聲的移民、不見天日的移工，逐一記錄下他們的故事。讓人不禁反思，在高聲疾呼尊重多元文化、促進民族融合的同時，我們是否意識到鋪天蓋地的強勢文化如何掩蓋了少數群體的聲音？是否聽見少數群體的心聲與訴求？由於婚姻或工作而離鄉背井來到陌生國家的他們，需要的是更多的聆聽、理解與認同，而非片面、強硬的對待。從新移民到新住民，從單一同化到多元文化，在全球多元文化的趨勢下，但願更多人能聽到他們被掩蓋的聲音。
台灣開放婚姻移民定居，以及東南亞籍勞動工作者來台，已經長達三十年。我們必須傾聽移民的話語，共同打造有助於社會融合的「理解環境」，才有機會穿越性別、階級與國族的界線，讓離開家的人得到尊重與自由，實踐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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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心潔／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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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婚姻移民施芙英
來到韓國後，丈夫並未給她零用錢，她曾跟公婆一起出去買了幾件衣服，那是她唯一一次為自己花錢，有時她還會穿就讀中學的繼女沒在穿的衣服。婆婆會去市場買菜，而從手機到衛生棉都是丈夫買給她的，所以即便已經待在韓國兩年，她對物價仍沒有任何概念。
──越南婚姻移民阮玉英
阮玉英的丈夫曾給了岳父母家五千美元蓋房子，但由於越南物價急劇上漲和原物料價格上升，這筆錢還不足以蓋好房子，但他們實在沒有餘力再匯錢回去了。她是家裡的長女，對於無法照顧弟妹還讓父母操心感到很抱歉，因而常常掉眼淚。
──尼泊爾非法移工萊伊
萊伊認為總有一天自己會像其他人一樣，在無法告別的情況下被驅逐出境，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珍貴的物品整理好，收藏在一個小背袋裡，到了那一天再請別人幫忙寄回家──這個背袋代表他已經做好隨時離開的準備。
──朝鮮族移工金紹山
金紹山曾是一名教師、銀行幹部和詩人，因為不想「老後造成孩子的負擔」而來到了韓國。透過介紹，他做過許多日薪制的工作，包括剝鰻魚皮、打掃游泳池、清掃桑拿房等，他說待了十個月後，自己已經淪落到韓國社會最邊緣的位置。
──蒙古僱用許可制移工孟克祖
孟克祖在通過韓國語能力考試之後，來到當地的行前教育機構受訓，負責的韓國教師警告他們喝酒要節制，因為「蒙古人死於職災的比率，還比不上酒後發生交通事故死亡的比率」。教師們經常把蒙古人形容為非理性且無法控制的，且宣稱能夠到韓國是他們的榮幸。
──緬甸難民海蒂
從緬甸逃往印度、再從印度逃往韓國的過程中，海蒂和父母完全失去聯繫，沒有任何人可以幫助她。她曾期待韓國牧師提供一個「庇護所」，卻因為莫名的理由經常遭到牧師鞭打，還被威脅要把她送回印度。
金賢美（김현미）
金賢美（김현미）
首爾大學英語教育系畢業，於美國華盛頓大學文化人類學系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主要關心的議題為「伴隨全球化而來的人類、資本以及文化的移動 」。2003年開始致力於韓國國內新住民的研究，十多年來研究了韓國的外籍配偶、經濟性移民、朝鮮族同胞、無證移工、難民等，多元化韓國社會裡的少數者生活與經驗。
傾向於以文化研究者的身分介入移民生活的實踐性研究方法，偶爾也會給予政府政策上的建言，目前擔任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外國人人權專門諮詢委員，同時也是移住女性人權會的會員。
其他著書有《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翻譯：跨越性別、人種、階級的界線》（2005），合著有《親密的敵人：新自由主義如何成為日常》（2010）、《我們都是陌生人：為了共存的多元文化》（2013）等。（以上書名均為暫譯）
杜彥文
杜彥文
政治大學韓文系學士班畢業。韓國延世大學韓國學研究所碩士畢業，現為同研究所博士班候選人。研究所攻讀韓國現代社會文化，研究韓國社會裡的移民。曾擔任首爾市外國人市民代表、政治大學韓文系輔系講師、內容力公司韓文版權專員。現為內容力公司特約譯者，翻譯作品有《祥子的微笑》，並曾寫作出版旅遊書《快點來江原道》。
看看韓國、想想台灣
張心潔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我們都離開了家》是一位平權主義研究與理念實踐者的溫情書寫。本書作者金賢美教授，進行超過十年的民族誌研究，見證書中的主角們在韓國社會的長期移住與工作經驗後，生動刻劃出遷移者生命軌跡、跨國家庭安排，以及與母國的跨境連結。作為文化人類學者，金教授精闢的研究視角，帶領讀者細膩地體察比本地社會底層生活更邊緣的移民文化。作為平權運動的倡議與行動者，金教授對韓國社會普遍存在的自民族中心主義、多元文化論述背後的父權陰影與階級假設直言不諱。她提出「多元文化的公民意識」這個概念：與移民共享公民權利，是足以克服新自由主義經濟危機的關鍵思路，也是讓公領域變得更加平等和公平的道路。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韓國從三十年前的主要人口移出社會，成為亞洲主要人口移入社會的發展脈絡。作者於此鋪陳來自亞洲十多國的移民，遷移到韓國的多重動機與途徑，以及韓國政府陸續接收婚姻移民、政治難民、移住勞工、同族移民的歸還移居（return migration），其相應制度、社經結構和文化變遷。第二部分，主題式呈現在受限的聘僱制度、被壓縮的生活空間、惡劣的勞動條件，以及對少數群體之文化帶有偏見，期待進行「同化式融合」的韓國社會，新移民接受無奈現實並盡力調適，亦未曾放棄追逐夢想的歷程。這部分精彩之處，在於作者深入剖析移民工的母國社會與家庭，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影響的多重面向，導致移民工必須持續調整工作與家庭策略，包括延長勞動年數來因應子女在母國高漲的生活費，或是以反向移民（reverse migration）來兼顧經濟與子女養育的需求。上述過程是分析移民議題容易被忽視的「母國因素」。第三部分則參照歐洲經驗，探討東亞社會依循「父權家庭式的福利模式」（patriarchal family-oriented welfare model）的意識型態，思考「移住民的權利為何也是我們的問題」可能存在的迷思，以及突破迷思的多元視角。
隨著金教授如實地描繪身處社會邊緣的移民工生命起伏，讀者不難發現，台灣與韓國在成為人口移入社會的過程，有許多相似之處值得互相參照，也可藉此反思對待移民工的社會氛圍與態度。例如：婚姻仲介提供「韓國生活說明書」中對通婚媳婦的傳統美德期待；透過商品化國際婚姻結合的越南女性與韓國男性，在有限的經濟條件下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逐步建立情感的連帶，是部分台灣男性與東南亞女性通婚家庭的寫照。而「不管是在中國還是韓國，都沒有活著的感覺」的朝鮮族，可能反映在台陸籍人士的身分認同；蒙古工程師到韓國農畜產業從事勞動工作的複雜感受，或許與在母國擁有高學歷，卻選擇來台擔任看護工的東南亞女性相似。因專業技術被雇主重用的無證移工萊伊，每隔一週會到老人安養院擔任志工，把二十二年的韓國人生放在背袋，隨時準備好一旦被抓到，就必須在三天到一週內出境回尼泊爾。是否也提醒讀者，台灣城鄉的工廠與農地，亦存在即使付出勞力維持社會日常運作所需、努力參與公民社會，卻必須擔心被通報的「逃跑外勞」呢？
《我們都離開了家》是一本知識含量極度豐富的人文科普書，適合多重需求與不同背景的華語讀者。透過金教授的文字，讀者將深刻感受，本書主角面對不被主流社會理解與聆聽的無奈，依然發展出獨特的自我規範與移民文化。這些「從不起眼的國家來的人」，在不起眼的角落生活與工作，透過「邊緣的存在」所感知到韓國社會的日常歧視與結構問題，是主流人群無從體驗的真實。即使身為無證移工，韓語能力日漸進步，工作表現受到肯定後，對於能夠參與全球注目的「韓國製造」（Made in Korea）過程，亦感到無比喜悅。
台灣開放婚姻移民定居，以及東南亞籍勞動工作者來台，已經長達三十年。移民工母國的歷史語言與飲食文化，日漸受到公民社會的關注。本書作者再三強調，比文化展演與共享美食更關鍵的行動，是我們必須傾聽移民的話語，共同打造有助於社會融合的「理解環境」，才有機會穿越性別、階級與國族的界線，讓離家的人得到尊重與自由，實踐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當我們試圖了解移民工在台灣生活的日常點滴與支持需求，用彼此感到舒適的方式與角色，建立新的連結與關係，不只有助於學習彼此的多元生活觀，亦可能提供解決生活危機與競爭矛盾的靈感，體現作者提倡的「多元文化的公民意識」。
我與金教授第一次相遇在二○一一年的夏天。當時我到韓國進行博士論文的田野研究，比較越南移民女性在台灣與韓國的通婚和移住經驗。對於第一次到韓國，因外國人身分租屋不便，住在「考試院」體驗韓國文化的我，金教授在百忙中提供關鍵的指點，並表達身為前輩的暖心關懷。後來，我們陸續在台北、首爾與美國西岸的城市會面與交流。金教授熱情而有趣的性格、批判而不失幽默的學術洞見與社會觀察、對晚輩的無私建議，總讓我受到深切的鼓舞與啟發。期盼《我們都離開了家》中文版的問世，不只帶來對移民工社會融合議題更深入的思辨，台灣社會在厭惡排斥與同情施捨「他者」這個二元光譜上，也能進入同理與尊重的第三次元。認可「移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問題」，受益者不只有移民。全球化的多變時代，或許在不久的將來，你我都可能成為離家的人。
「非法人士」的誠實人生──無證移工萊伊的故事
盛裝在背袋裡的二十二年韓國生活
「這些是如果我被抓到的話，希望別人幫忙寄回故鄉而蒐集起來的東西。」二○一二年六月，當我訪問萊伊的工廠時，他把房間角落背包裡成堆的照片和紙張拿給我看。尼泊爾人萊伊於一九九一年來到韓國，在京畿道一間家具塗裝廠工作了十八年。二十二年來，他一直是「非法」勞工。「非法」勞工經常稱自己是「非法人士」，萊伊因此一直活在擔心遭到取締的不安之中。他知道總有一天自己會像其他朋友跟同事一樣，在無法告別的情況下被驅逐。面對取締和驅逐，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珍貴的物品隨時整理好，到時請別人幫忙寄回家。韓國二十二年的生活被收藏在一個小背袋裡，放在房間的角落。這個背袋代表萊伊已經做好隨時離開的準備。
他的物品裡，最重要的是女兒五個月大和兒子六個月大時所拍的照片。尼泊爾人認為孩子第一次吃東西時比滿百日跟滿週歲更重要。萊伊的兩個孩子都在韓國出生，在女兒五歲、兒子一歲時，母親帶著他們一起回去尼泊爾。這是萊伊為孩子們拍攝的唯一的照片，因為裡面包含了在韓國共同生活的記憶而顯得更為珍貴。此外萊伊還小心翼翼地收藏著哥哥寄來的信，哥哥將他辛苦賺的錢所支付的全部花費仔細記錄下來後寄給他。信裡記載了有關蓋房子時所花費的水泥和電費等費用、借錢給誰以及收到多少錢等資訊，這些信件說明了萊伊辛苦的工廠生活如何在尼泊爾發揮影響。二十二年前離開尼泊爾的萊伊，透過哥哥的來信證實了自己的存在感。他的背袋裡還有一九九六年在韓國結婚時收到的禮金紀錄，以及兒女的生日時從朋友和同事那裡收到的禮金紀錄。萊伊認為自己所收取的，將來一定要還，所以不管住在哪裡或做什麼事，都不會丟掉這本筆記，雖然他過著難以預測的「非法」移工生活，卻認為不管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遵守社會禮儀並維持自己的聲譽。
像萊伊這樣的無證移工，如果被抓到並轉移到外國人收容所，就再也回不來了。某一天他會突然人間蒸發，在不能跟朋友告別的情況下，三天到一週內便被驅逐出境。像萊伊一樣，在無證移工聚集的家具工廠園區，有很多被遺留下來的狗、衣服、生活用品、口罩、手套在等著主人回來。我在研究移民問題的過程中，也得適應這種突如其來的失蹤。當然，移住勞工突然換電話號碼或聯絡不上的情形也時常發生，然而，昨天才見面或約好在週末吃飯的人，被出入境管理局的取締小組抓到而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是只有在無證移工身上才會發生的事。對當事人和被留下來的人來說，這樣的現實令人感到相當憤怒和無助。「不人道」的取締與驅逐制度，只是韓國無證移工所承擔成本的冰山一角而已。雖然韓國社會的經濟繁榮和奢侈的消費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這些低收入移住勞工，但他們在韓國的滯留卻被認為是一種不當且非法的行為。大約有十七萬嫻熟工作的「非法」移住勞工沒有其他選擇和機會，只能期盼不要被取締小組抓到。
夢想成為歌手的青年成為「非法人士」
直到一九九○年代初期，來到韓國的大多數移住勞工都未得到政府認可，而是以旅遊或投資簽證進入韓國後再找工作的「非法」滯留者。當時的移住勞工都在未持有工作簽證的狀況下工作，所以每個人的處境都相同。萊伊是在實施產業實習生制度之前來到韓國的第一代移住勞工。由於尼泊爾幾乎沒有工業設施，尼泊爾人只能以農業養家餬口，許多人為了籌措教育和生活費用而到海外工作，萊伊家的男性平都有到海外移住工作的經驗。他的父親和兩個哥哥曾做過英國傭兵，並在香港、汶萊和新加坡等地當過軍人。萊伊還說，如果他再長高一點，應該就會跟他的兄弟一樣成為英國傭兵。他從家鄉的高中畢業後，曾作過登山助手一段時間，但沒有賺到什麼錢。本來想當拳擊手，卻因為父母親的反對而作廢，而當一名唱歌謠（cock song）的尼泊爾傳統歌手的夢想，也因為看不到未來發展而放棄。一九八八年，他第一次到沙烏地阿拉伯當移住勞工，並在溫室裡工作了兩年。工作雖然不困難，但萊伊是在喜馬拉雅山的安納普爾納（Annapurna）寒冷地區長大的，忍受不了炎熱的天氣。再次返回尼泊爾後，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他付給仲介費用，製作了護照和簽證。在韓國還鮮為人知的時候，他就從在韓國和尼泊爾之間進行貿易的商人那裡聽說韓國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仲介也懂得「掌握先機」，了解韓國工廠需要外國人力的急迫性。萊伊當時在尼泊爾支付了六萬五千盧比（約為一百五十萬韓元），跟其他人一起經由香港、泰國和台灣，最後抵達金浦機場。其中有兩位不幸地在機場就被立即遣送回國，另外九人則宣稱要來觀光十五天，並在仲介提供了「滯留資金」後安全通過海關。
仲介答應幫他在京畿道附近的工廠找工作，但卻消失得無影無蹤，萊伊一個人無依無靠，不得不依賴自己的好運和韓國人的善意過活。在語言不通的地方唯一可以信賴的仲介突然消失，不要說工作，連生存都成了問題。他一開始待在旅館裡面餓肚子好幾天，幸運的是，旅館的阿姨是韓戰期間從北方逃過來的難民，於心不忍之下煮了點東西給他吃。之後，他偶然在路上遇見一位尼泊爾女性，在她的幫助下來到了安山，在安山做焊接工作幾個月後，某天在一家超市的公用電話前，一名韓國男子走過來問道：「你是從哪個國家來的？」萊伊回說從尼泊爾來的，男子又問道：「要不要來我這裡工作？」萊伊就這樣得到在「養豬場」的第二份工作。
養豬場的老闆曾經到沙烏地阿拉伯和利比亞當過移工，很有看人的眼光，他一眼就看出萊伊是來韓國找工作的外國人。對萊伊來說，養豬場的工作儘管辛苦，卻讓心情感到放鬆。尼泊爾幾乎沒有工廠，他也從來沒有在工廠工作的經驗，因此養豬場的工作雖然「骯髒卻讓人放鬆」。萊伊和其他無證移工一樣，被編入勞動和休息不分的二十四小時勞動制度裡，忙碌的時候要從上午八點工作到隔天早上六點，一天工作二十二個小時，工作內容包含準備豬飼料、清除污水、分隔母豬和仔豬，一天雖然只睡兩小時，但還是靠著年輕氣盛以及移工的毅力撐了過來。一開始月薪是四十五萬韓元，一年後調到九十萬韓元，萊伊在養豬場工作三年存的錢，讓他能夠在故鄉博卡拉買一棟房子。
之後他搬到家具工廠園區，在同一間家具塗裝廠工作了十八年。工廠裡最多的時候曾經有十一名員工，現在卻只剩下萊伊一個人。工作通常從早餐後開始，到了晚上七、八點就能完成，但必須等候送貨卡車到達而隨時待命，要塗漆的物品有時在晚上九點之後，甚至在凌晨三、四點才送達。萊伊是工廠裡唯一的員工，身兼勞工、廠長、守衛、送貨員和經理。工資一開始是九十萬韓元，後來慢慢增加到一一○萬韓元，現在則是兩百萬韓元。
他的身上留下了當無證移工二十二年來的痕跡。用來剝離油漆的酸侵蝕到體內，使得膝蓋發生病變，塗漆時過度使用右肩肌肉，使得右臂肌肉出現下垂的症狀。曾經打過拳擊鍛鍊出健壯體格，並夢想成為傳統歌謠歌手、懂得流行時尚的萊伊，現在的模樣跟過去有很大的不同。
從緩刑期的生活朝向穩定的生活──冕馬難民的故事
少數族群難民海蒂所得到的自由
海蒂是冕馬的欽族人，出生於冕馬東南部的欽邦（chin state），目前在京畿道的某地擔任英語教師。她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獲得韓國教會牧師的邀請，以「傳教簽證」前來韓國。二○○五年進入韓國後，她有一年多的時間以傳教士的身分生活，當簽證過期、正考慮申請難民時，剛好被出入境管理局的官員抓到，在外國人收容所待了一年六個月。
海蒂是家中的獨生女。她的父親在政治上是支持翁山蘇姬的全民盟成員，因為參與運動而被政府逮捕；母親則是出於宗教因素而非政治因素，希望得到信仰「自由」而逃難到印度。一九九九年海蒂十八歲時，離開了父母到一所基督教寄宿學校就讀，最後一個學期的才藝表演之夜（talent night），她製作了一張有照片和漫畫的宣傳海報，也因此帶來了麻煩。討論翁山蘇姬的問題或透過表演和印刷等文化形式鼓勵民主化是一種犯罪行為，因此學校附近的冕馬軍隊CAMP13看到了這張海報，便打算把海蒂抓走。
海蒂在老師的幫助下成功躲避開槍追趕的軍人，逃離了冕馬來到母親所在的印度。之後，她在加爾各答的一所神學院學習基督教教義五年，但不幸的是，她的母親在印度被抓到並送回冕馬，海蒂的安全也未受到任何保障。
之後，在與神學院有聯繫的韓國牧師邀請之下，她獲得傳教簽證，來到了韓國。海蒂認為韓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並希望在這裡擔任傳教士，同時照顧孤兒和生活貧困的孩子。來到韓國後，她和牧師以及牧師的家人住在一起，相信牧師會鼓勵和安慰自己，因為他很了解在她身上發生的事。然而，她很快就意識到自己被當成了「賺錢的工具」。海蒂在教會的附屬幼兒園教英語，從上午七點到晚上七點，一天內休息的時間只有二十分鐘。
我早上七點鐘醒來，教導牧師的兩個孩子英語直到八點。教完這一小時英語後，八點去幼兒園，到學生家（搭幼兒園巴士）去接孩子們。然後從九點到十二點半繼續教孩子們，午餐時間只到一點，必須在二十到三十分鐘內用完餐。下午一點到七點繼續教英語，這些孩子是教會聖徒的孩子，從小學到高中課程都要教，一直到七點。接下來一個小時，則要準備幼兒園上課的教材，再回家教牧師的孩子，帶他們用英語讀《聖經》。通常會讀到九點，看當天情況而定。
從冕馬逃往印度、再從印度逃往韓國的過程中，海蒂經歷了極度的恐懼，當時她和父母完全失去聯絡，獨自一人，沒有任何人可以幫助她。在海蒂的人生中，教會是唯一的避難所和信仰之地，她曾期待韓國牧師提供一個「庇護所」，卻因為表情「沮喪」等理由經常遭到牧師鞭打，還被威脅要把她送回印度。無論遇到什麼樣的痛苦，海蒂都秉持著「與神同行就是幸福，神會為我做好準備」的強烈信念──儘管她甚至懷疑牧師相信的神跟自己相信的神是不是同一位。她每天花十四個小時教英語，每個月掙得的七十萬韓元中，仍會捐出三十萬給印度的孤兒院。
最後，海蒂離開了邀請她來的牧師，去投靠另一位女牧師。然而，兩位牧師卻開始爭奪海蒂的「所有權」，最後她不得不回到當初邀請她來的牧師那裡。她認為自己被當成了「商品」交易：「英語教學是一門生意，英語補教業顯然是他的事業，而我是這個行業的勞工。」
傳教簽證一年的居留期限剛過，海蒂就在路上被出入境管理局的職員抓到，送到了外國人收容所。等於剛逃離牧師的掌控，就被韓國政府拘留。在外國人收容所待了十八個月，這段期間她申請了難民身分，但被拒絕了兩次，只好提起訴訟。最後，在公設辯護人的幫助下，海蒂於二○○九年得到了難民身分的認可。她至今仍記得第二次開庭時，韓國法務部難民調查官向她提出的問題：「翁山蘇姬的生日是哪一天？」以及「翁山蘇姬的童年是怎麼過的？」官員認為，如果參與反政府活動的經歷是真的，又當真這麼尊敬翁山蘇姬的話，應該要知道她的生日。但海蒂並不知道翁山蘇姬的生日，對她所屬的欽族來說，生日並沒有特別的意義，他們不會慶祝孩子的出生，也沒有人記得別人的生日。她對韓國的難民調查官感到非常失望，因為他們認為尊敬且跟隨翁山蘇姬，就應該記得她的生日，而不能理解欽族是與主流的緬族擁有不同文化的少數民族。對於自己的「政治信念」被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問題驗證，讓她感到非常不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