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迫與自由

西蒙‧韋伊（Simone Weil）

西蒙‧韋伊（Simone Weil, 1909-1943）

猶太裔法國哲學家、和平主義者、神祕主義思想家。生於1909年，1928年入法國高等師範學院，她是西蒙娜波娃的同窗，師從阿蘭，關注工人處境，被稱為「紅色貞女」（la vierge rouge）。

畢業後任高中哲學教師，投身工人運動，並在納粹崛起其間參與過營救德國左派成員，接待過流亡巴黎的托洛斯基，但終身未加入共產黨。後來她又親自參與工廠勞動，留下筆記《工人的處境》，被卡繆引為必讀之作。西班牙內戰時，她短暫參與過反法西斯陣營的國際縱隊，同陣營的還有歐威爾、海明威、聶魯達、卡繆、畢卡索等。

1937至1938年間，她經歷了重要的神祕體驗，深入基督教神祕主義思想，並開始以大量的筆記整理、反思過去與當下的公共活動。二戰爆發後，她先領著父母取道卡薩布蘭卡前往紐約，然後又潛回英國倫敦，加入自由法蘭西反抗軍。

1943年8月，在完成了戴高樂臨時政府要求她撰寫的「國是建言」後，因拒絕接受比法國占領區人民每日配給還更多的食物，導致過度虛弱，病逝於療養院。戰後，卡繆編輯了一系列她的遺稿，使韋伊得到廣泛的關注，蘇珊‧桑塔格、艾略特、米沃什都曾盛讚過韋伊著作中的精神力量。

楊依陵

楊依陵

法國國際影音創作暨導演學院（École international de creation audiovisuelle et de réalisation）畢業，自由譯者。

「韋伊是法蘭西給當今世界的一份珍貴的禮物……她在現代世界占有獨一無二的位置，這歸因於她思想上完美無缺的延續性。……她的一生，是堅決而瘋狂的一生。在我看來，在人類的共同弱點這個視角上，韋伊的重要意義必須得到重估。」

──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波蘭詩人，諾貝爾獎得主）

「韋伊和她的理念之間有種令人感到痛苦的同一性，作為精神之現代苦役最不妥協而令人不安的見證人，她當之無愧。」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作為一個思考政治的人，一如在任何其他方面一樣，西蒙‧韋伊都是無法歸類的。她的同情所具有的悖論性，是促成其均衡的原因。一方面，她熱情地擁護平民，特別是受壓迫者──被人的邪惡與自私所壓迫的人，以及被現代社會的無名力量所壓迫的人。……另一方面，她在本質上就是個離群索居的人，以及個人主義者，深深恐懼著她所謂的集體──現代集權主義所創造的怪獸。她在乎的是人的靈魂。

她對人類權力與人類責任的研究，揭露了某些陳腔濫調當中的謬誤，這些陳腔濫調現在依然流行，而在戰爭期間則被當成道德興奮劑。」

──T. 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你是救世軍嗎？」

──托洛斯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 [Leon Trotsky]）

「她的才智、苦修主義、奉獻精神與決然勇氣，我都十分佩服，只是我不能把她看成我的同道人。」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我從《神聖人》（Homo sacer）之後便一直沒有放棄的對法律的批判，正是根植於韋伊。」

──喬治‧阿岡本（Giorgio Agamben）

「我們相信音樂帶給我們的情緒，可以讓我們在事後體驗到西蒙娜‧韋伊所謂的『絕對的安靜』──電影中最偉大的音樂。」

──澤貝紐‧普萊斯納（Zbigniew Preisner，奇士勞斯基《紅白藍三部曲》、《十誡》編曲家）

推薦序  尋找革命的靈魂         梁家瑜

法文版序（一九五五年）

前景：我們是否正朝著無產階級革命邁進？

對技術官僚、國家社會主義、蘇聯及其他問題的思索

論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

反思自由與社會壓迫的起因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斷簡

對革命與進步等理念的批判性研究

對服從與自由的沉思

論馬克思主義的矛盾

一九四三年倫敦斷簡

馬克思主義學說存在嗎？

附錄：與托洛斯基的對話（對話後的摘記）

前景：我們是否正朝著無產階級革命邁進？

（收錄在《無產階級革命》，158期，1933年8月25日）

為了空洞的盼望而頭腦發熱的凡人

我對他們只有鄙視

——索福克勒斯

    許久之前早已預見的時刻到了，資本主義正要看著自己的發展，被無法跨越的極限給打斷。無論我們如何詮釋[資本]積累的現象，顯然資本主義根本上指的就是經濟擴張，而資本主義式擴張，距離迎頭撞上地表極限的時刻已然不遠。然而社會主義卻未曾顯現一絲即將到來的跡象。我們正處於轉型的時期；但轉型成什麼？沒有人有一丁點概念。更驚人的是這種毫無自覺的安全感，讓我們在這轉型過程中彷彿處於某種確定的狀態中，以至於幾乎在任何地方，對於體制危機的評論，都成了老生常談。當然，我們永遠都可以相信，社會主義終將在明天之後到來，並讓這種信仰變成某種責任或是德性；只要我們日復一日地將明天之後理解為眼前這天的後天，我們就能確保自己永遠不會失望；但這樣的精神狀態，和那些勇敢地相信——好比說——末日審判的人，幾乎沒有區別。如果我們想要像個男人一樣地通過這個幽黯的時代，我們就得像索福克勒斯筆下的埃阿斯一樣，必須要克制自己，不要為了空洞的盼望而腦袋發熱。

    在整個歷史上，為了解放被壓迫者，人類一直在鬥爭、受難、死去。他們的努力儘管並未淪為徒勞，但除了以某個壓迫性政權取代另一個之外，從沒獲得別的成果。馬克思曾經注意到這點，他相信能夠以科學的方式證實：我們的時代已然不同，被壓迫者的鬥爭，現在將獲得某種真實的解放，而非某種新的壓迫。正是這個宛如某種信經一般持續存在於我們當中的觀念，必須加以重新檢視，除非我們打算執拗的閉眼不看過去二十年來的事件。讓我們免於那些人 的幻滅，他們在為自由、平等、博愛戰鬥過後，在一個美好的日子裡發現：他們所獲得的，如馬克思所說，是步兵隊、騎兵隊、與砲兵隊。他們原本還能從歷史的驚嚇中得到某種教訓；更悲慘的是那些在1792或1793年殞歿的人，他們在大路旁或是邊境上，相信自己為人類的自由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我們終將在未來的戰役中逝去，那就讓我們盡力為自身的消逝做好準備，以澄明的目光，看清這個我們將要拋下的世界。

    巴黎公社已經給了我們一個範例，不單是工人群眾在運動中的創造性能力的範例，同時也是在反抗有組織的壓制時，自發性運動在根本上的無力的範例。1914年8月標誌了無產階級大眾組織在體制框架中的失敗，不論是在政壇或是工會的領域裡。從那時起，就應該徹底地放棄對這種組織模式所寄予的盼望，曾經抱著這種盼望的不只是改良主義者，還有恩格斯。相反地，1917年10月將會開啟全新而燦爛的展望。我們終於找到方法，能將合法行動與不合法的行動相連結，將有紀律的運動者的系統工作與大眾自發的激憤相連結。應該在世界各地建立共產黨，以傳達布爾什維克黨的知識；共產黨應該取代社會民主黨，早在1914年8月，羅莎‧盧森堡就說社民黨「臭如腐屍」，很快就會消失在歷史的舞台上；共產黨應該會在短時間內掌握權力。在1871年的巴黎之後，緊接著是1905年工人在聖彼得堡自發創造的政權，應會穩固地在俄羅斯矗立，並將很快地覆蓋整個文明世界的表面。確實，外國粗暴的帝國主義介入，可能會碾碎俄羅斯的革命，使這些美好的展望歸於虛無；但除非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不然，列寧和托洛斯基肯定已經在歷史中，準確地導入這一系列的轉化，而非別的轉變。

    十五年就這樣流過了，俄羅斯革命並未被碾碎。而它外在與內在的敵人也都被擊潰了。然而，在地球表面上的任何地方，包括在俄羅斯境內，都沒有什麼蘇維埃 ；在地球表面上的任何地方，包括在俄羅斯境內，都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共產黨。「臭如腐屍」的社會民主黨十五年來持續敗壞政治氣氛，而這完全不是屍體會做的事；若說它最後終於大體上被掃除乾淨了，那完成這工作的也是法西斯主義，而不是革命。誕生於十月的政權 ，原本若非擴張就是消亡，而十五年來，這個政權在自己國境之內，已經很好地適應了環境；而現在它在國境之外所扮演的角色，正如在德國的事件所清楚顯示的，是要掐死無產階級的革命性鬥爭。反動的資產階級終於體認到自己正要失去一切擴張的力量，並自問：為了未來的戰爭，此刻是否不能和蘇俄政權建立攻守同盟，以利用這個政權（參見5月27日的《德意志匯報》）。說真的，這個政權非常像是列寧以為自己建立了的那個政權，就它幾乎徹底排除了資本主義所有制而言；但在其他所有方面，卻都恰好是其對立面。實質的言論自由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不論是以印刷、打字、手稿，甚至是單純地以言說的形式，都不可能表達某項自由的判斷，而不冒著被關到集中營的危險；在蘇維埃體制的框架底下，政黨的自由競爭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黨掌權，他黨下監」；原本共產黨注定要為了自由的合作，將那些最忠誠、最有意識、最具有文化與批判精神的人集結起來，但這樣的共產黨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單純的行政機器，書記處手上一件被動的工具，照托洛斯基自己的話說，不過是徒具黨的名字罷了；以民主方式運作來領導經濟與政治生活的蘇維埃、工會與合作社都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那些機構，雖然頂著相同的名稱、卻已被削減為單純的行政機器；為了確保能獨力抵禦外侮與守護境內秩序而組織起來的武裝民兵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常備軍和警察，他們非但不受控制，武裝還遠勝沙皇的部隊百倍；最後也最重要的是，在等待「每個廚師都能學會如何治理國家 」的那刻到來前，原本應該要確保政府運作、經由選舉產生、持續受到監督、並可免職的公務員，業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常設的、無法究責的、自行遴選成員的官僚體制，這個體制藉由將一切經濟與政治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上，掌握了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巨大權勢。

    像這樣的一個政權是全新的，這使它變得難以分析。托洛斯基堅持聲稱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工人國家」，儘管有某些「官僚主義的扭曲」，而對這樣一個政權而言，就其擴張或消亡的必然性而言，他和列寧所搞錯的就只是期限而已。但當量的錯誤達到了某種規模，我們就能相信這是某種質的錯誤，換句話說，錯的是這個我們想要定義其存在條件的政權的性質本身。另一方面，稱一個國家為「工人國家」，但卻又解釋說：在經濟與政治上，這個國家的每個工人，都完全任憑一個官僚種姓擺佈，這似乎是個惡劣的笑話。至於他所謂的「扭曲」，這個字眼在一個所有特徵都與一個工人國家理論上的特徵徹底相反的國家裡，這個字眼特別格格不入，彷彿是在暗示：這個史達林式的政權，是某種俄羅斯革命的異常或是病態。但病態與常態之間的區別沒有什麼理論價值。笛卡兒說過，一個出了問題的鐘，並不是鐘錶原理的例外，而是某種不同的機器，它服從於自身的原理 ；同樣地，這個史達林式的政權，也不應被視為一個出了問題的工人國家，而應視之為某種截然不同的社會機器，由構成這個機器的各種機關所界定，其運作方式則符合這些機關的本性。這些機關在一個工人國家裡，應該是由工人階級民主地組成的組織，而史達林政權裡的機關，則清一色是集中化行政底下的部門，而整個國家的經濟、政治與精神生活，則都得仰賴這些機關。對於這樣一個政權而言，「擴張或是消亡」的困境非但不再真實，甚且不再具有意義；史達林的政權，作為一個行使壓迫的政權，和法蘭西帝國對其鄰國一樣具有傳染性。認為史達林的政權只不過是個過渡階段的觀點，不論是過渡到社會主義，還是過渡到資本主義，看來都是同樣武斷的觀點。對工人的壓迫，並不是邁向社會主義的一個不證自明的階段。在馬克思看來，「官僚的、軍事般的機器」，對於透過簡單地累積成功的改革，持續向著社會主義邁出步伐的可能性而言，是種貨真價實的障礙；毫無疑問，這架機器並未失去這種特性，因為和預期相反，它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活了下來。至於資本主義的復辟，這只能產生自某種殖民活動，這種復辟完全是可能的，理由是所有帝國主義所共有的貪婪特質，以及蘇聯在經濟與軍事上的衰弱；然而，至今為止，各個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競爭，使得各方力量之間的比例未能壓倒俄羅斯。無論如何，蘇維埃官僚體系絲毫沒有轉向屈服的樣子，因此，在任何意義上，「過渡」這個字眼都是不恰當的。沒有什麼能讓我們斷言：俄羅斯國家的官僚體制在自己的統治之外，會為別種統治鋪路，不論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的統治。事實上，布爾什維克主義所訓練的戰士們一直藉由各種尷尬的解釋，試著讓自己避免承認1917年10月所提出的展望當中的根本錯誤，而這些解釋則和這些展望一樣建立在偏見之上，這偏見就是下面這句被當成教義的斷言，認為當前只會有兩種類型的國家，即資本主義國家與工人國家。對此教義而言，誕生自十月革命的這個政權的後續發展，帶來了最慘重的失望。至於工人國家，它從來沒在於地表上存在過，除了在1871年的巴黎還曾經存在過幾個星期，以及或許在1917和1918年的俄羅斯存在過幾個月。相反地，十五年來，這個統治了六分之一個地球的國家，卻和任何其他國家一樣具有壓迫性，而它既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是工人國家。馬克思肯定沒有預料到過任何與之相似的東西。但對我們而言，馬克思並不如真理來得珍貴。

    我們時代的另一個致命的現象——我指的是法西斯主義——也不比俄羅斯國家更容易套進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綱領之中。當然，在這個主題上，也有些陳腔濫調的說法，專用於讓人免除艱難的反思義務。正如同蘇聯是個多少被「扭曲」了的「工人國家」，法西斯主義則是個建立在譁眾取寵之上的小資產階級群眾運動，是「資產階級在革命勝利之前的最後一張牌 。」因為工人運動的墮落，讓理論家們將階級鬥爭描述為一場決鬥，或是一場有意識的對手之間的遊戲，而每一樁社會或政治事件，則都被描繪為對手的某種詭計；這種想像和唯物主義之間的關係，並不會比和希臘神話的關係更多。少數的巨富、大工業、和反動派政治人物，有意識地捍衛他們所認為的資本主義寡頭統治集團的政治利益；但他們完全無法像法西斯主義一樣，挑起或是避免挑起這樣一場群眾運動，甚至連操縱一場運動都做不到。事實上，對於法西斯主義，他們有時給予協助，有時與之鬥爭；他們徒勞地試圖將它馴化為溫順的工具，最終自己卻在它面前屈膝下跪。確實，正是因為一個被激怒的無產階級的存在，讓他們覺得這種屈服是兩權相害取其輕。然而法西斯主義絕不只是一張他們手上的牌。就此而言，希特勒把胡根堡像個傭人般辭退，並且還不顧克虜伯的抗議，其作法之粗暴意味深長。同樣不應忘記的是，法西斯主義徹底終結了誕生於資產階級政權的政黨競爭，任何資產階級專政政權，就算是在戰時，也還未曾廢除過這種競爭；為了取代政黨競爭，法西斯主義建立了某種結構多少相似於俄羅斯政權的政體，就像托姆斯基所說的定義：「一黨掌權，他黨下監」。我們還可補充的是，黨對領導人機械般的順從，在這兩個例子上是一樣的，在這兩個例子上也都是透過警察機構得以確保的。但若沒有經濟上的絕對權力，政治上的絕對權力就一無所是；同樣地，法西斯主義試圖讓自己在經濟領域上接近俄羅斯的政權，方法是將經濟與政治上的權力，集中到國家領袖的手中。但在這個領域裡，法西斯主義迎頭撞上了它所不願摧毀的資本主義所有權。這裡有個我們難以預見其後果的矛盾。然而，正如同俄羅斯國家的機器（mécanisme）不能以單純的「扭曲」加以解釋，法西斯主義這個根本的矛盾也不能以單純的譁眾取寵加以解釋。我們能確定的是，如果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只有在經過多年漫長的努力、耗盡了自身的衝動之後，才獲得了集中的政治權力，那相反地，國家社會主義 在不到六個月的時間裡，就取得了相同的成果，並保留了巨大的能量，試圖走得更遠。尤其是，正如某間匿名的德國大公司在報告中所指出的——《人道報》在引述時並未意識到其中的重要性——面對國家支配的威脅，資產階級深感憂慮。希特勒還確實設立了某些擁有至高權力的機關，可以判決工人或老闆十年的強迫勞動，並將企業充公。(未完)

推薦序

尋找革命的靈魂──《壓迫與自由》中文版序

/梁家瑜（台灣高中哲學教育推廣學會秘書長）

　　對許多讀者而言，西蒙．韋伊（Simone Weil，1909-1943）彷彿是個幽靈，會不小心出現在其他作者的筆下，但卻又面目模糊。這一方面與韋伊著作的出版史有關：她所有的作品都在她過世後才編輯成書，生前只有少數文章發表在一些罕見的雜誌上。因此從第一本書的出版開始，她就彷彿是個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聲音──她確實已經不屬於這個世界。這種奇特的現象，使得她身後一直難以擺脫基督教聖徒的形象。

　　另一方面，台灣讀者對韋伊的印象不深，也跟韋伊作為思想家的生命歷程有關。韋伊在世的時期，並未與當時的思想界有太多的互動，她一生中也並未刻意追隨學術流行，賺取名聲；相反地，她深入參與的，卻正好是台灣出版較少的共產主義運動。事實上，韋伊生活於兩次大戰期間的戰間期，這也造成台灣讀者認識她的困難。

　　正是因此，本書的中文版具有特別的重要性。透過本書，讀者可以更清晰地理解西蒙．韋伊作為思想家的生平，以及韋伊所反思的主題；最重要的是，出於歷史的理由，這些主題與韋伊所處的時代，對我們而言並未真的成為過去。換言之，本書是一片拼圖，同時屬於三幅圖像：韋伊生平、共產主義運動，與當代中國。本文將依序說明，希望有助於提供讀者更清晰地認識韋伊，以及這位獨立的思想者與我們的關係。

一、韋伊：行動的生命

　　本書最初的編輯是阿貝爾．卡繆，出版於1955年，是卡繆收錄於「希望」叢書的韋伊文集第六冊。特別的是，這是韋伊死後出版的作品中，第一本以她生前發表過的文章為主的文集；換言之，本書可能最接近韋伊生前為人所認識的形象。

　　卡繆編輯的版本共有十篇文章，本版中文版並無更動，只在最後加上了一篇附錄，並依據最新的全集版，選擇適當的註釋加以補充。全集版(指由法國加利瑪出版社所出版，於1988年到2012年，共分七卷)為大部分文章標註了發表或書寫年份，本版置於每篇標題底下，讀者根據年份標記便可發現：卡繆收錄的文章，從1933年起，到1943年止，分屬1933年（三篇）、1934年（一篇）、1933-38年（一篇）、1937年（三篇）、1943年（兩篇）。在進入本書內容之前，我們要先以此作為座標，簡述韋伊的生平經歷。

　　1909年，韋伊誕生於巴黎的一個世俗化猶太人的中產家庭裡。因為家裡並不施加猶太教教育，韋伊一直沒有清楚的猶太人認同，反而發展出對各種文明與宗教的普遍興趣。在就讀亨利四世中學時，受教於當時著名的新康德主義哲學家阿蘭（Émile-Auguste Chartier，Alain，1868-1951），對她的一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28年，她重考考進了著名的高等師範學院，是該校招收的第二屆女學生。1931年，以相當於碩士的學歷畢業，考取教師資格。

　　認識韋伊的人都提過她的幾個主要的特點：堅強的意志、對真理的熱情、高度的同情心、與強烈的自卑與輕生傾向。在韋伊六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據說她因為聽說前線的士兵缺乏食物（或是襪子，根據不同版本的說法），便拒絶吃糖（或是穿襪子），為了與士兵一起受苦。九歲時，俄羅斯爆發了十月革命，韋伊則在一年後向她的家人宣布自己是個布爾什維克（Bolshevists）。韋伊在這兩則軼事中對他人苦痛的認同，終其一生都鮮活地展現在她的言行當中。最好的例子或許是她和西蒙．波娃相識的經歷：在巴黎索邦大學的校園裡，揣著共產主義雜誌的韋伊，對波娃表達了她如何期許革命：讓窮人能有東西吃是最重要的。聽到波娃說「人生的意義也很重要」後，韋伊竟然絲毫不留情面地回了一句：「顯然，你沒餓過肚子。」在大學那幾年裡，她激進的革命主張引來許多注目，其中一個保守派老師便稱她為「紅色貞女」。

　　1931年取得教師資格後，她被分派到外省當高中哲學老師。她的教學很受學生歡迎，但卻引起了家長的擔憂：她不照課綱，直言不諱地與學生討論時事，並且不掩飾自己的政治立場。結果是：學生愛上哲學、會考卻只有少數人過關。但相較於她的教學，真正給她帶來麻煩的是她的政治參與：她熱心地幫助工人組織，帶隊與市政府談判失業工人津貼。這對韋伊而言並不算甚麼，在大學時她就協助過籌組工人學校，到了外省後除了教女高中生，也教工人哲學──韋伊相信，真正的經典是大眾才能體會的，二流作品則是給知識份子讀的。但她參與工運引起當局不滿，後來把她調到其他城市去。

　　1932年夏天，她去了一趟德國，想親自瞭解德國的現況。當時的德國共產黨是西歐最強大的，她正是在德國認識了托洛斯基的兒子。回到法國後，她公開撰文表示對法西斯主義的擔憂，但當時她的法國友人無人相信她的預感，沒人相信納粹黨會取代威瑪共和主力的民主派和強健的德國社會主義政黨。

　　1933年，希特勒掌權，沙特前往德國希冀親炙現象學運動，韋伊則發表了〈前景：我們是否正朝著無產階級革命邁進〉，托洛斯基隨即撰文回應，在那年聖誕，兩人的筆戰最終在韋伊家的客廳化為舌戰，亦即本書特意收錄的〈與托洛斯基的對話〉。這年有另外兩篇文章被收入本書，都與她對蘇聯的思考有關，而這部分也是受到希特勒掌權後，蘇聯對德國封閉邊境，拒絕接受逃離德國的共產黨員的事實，以及韋伊親身參與營救德國共產黨員的經驗所影響。

　　1934年，她請了一年休假，進入兩間工場當女工。這一年的工廠生活，嚴重傷害了她的身心，她從此與頭痛為伍。而這艱辛的一年留下的文字中，一份是卡繆和鄂蘭都在著作中提到的《工人的條件》，另一份則是本書主體的〈反思自由與社會壓迫的起因〉。

　　1935年，她在休假造訪葡萄牙時，經歷了第一次重要的神祕體驗。在傍晚的漁村聽見婦女在戶外禮拜過程中吟唱聖歌時，她體會到「基督教就是奴隸的宗教......而我就是奴隸當中的一個。」從此之後，她有過數次的神祕經驗，並且吸引了許多傳記作者與研究者的注意。但本書收錄的〈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斷簡〉提醒我們：神秘體驗並未讓韋伊離開工人運動，而研究者也主張她在政治思想上，可說是一以貫之的。

　　1936年，另外兩件事給她帶來深刻的影響。那年五月，法國爆發大罷工，同時，里昂．布魯姆領導的社會主義黨派第一次贏得大選，結果達成了馬提尼翁協議（Accords de Matignon），法國工人爭取到了罷工權、組織權（可自由組織民主運作的工會）、有薪假、四十小時工時、集體協商權等，是法國左翼的一大勝利。本書中收錄的兩篇韋伊寫於1937年的短文〈對革命與進步等理念的批判檢視〉和〈對自由與服從的沉思〉，都提到了這個事件。

　　另一件1936年的重要事件是西班牙內戰。韋伊認真思考過道德責任，決定放棄她一直堅持的和平主義立場，加入這場戰爭。她的同袍很快就發現她不適合拿槍，因為深度近視，而她又在為同袍做飯時燙傷了腳，被迫從前線退下。就在她離開前線後不久，她的小隊便遭遇重大失敗，全員喪生。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1940年6月13日，巴黎宣布為不設防城市。韋伊當天和父母一起上街，看到告示，連家都沒回便直奔巴黎的里昂火車站，幸運地在最後一刻逃脫了納粹德國占領區。五天後，停戰消息傳來，韋伊再度面對她的和平主義立場，又做出必須反抗的決定。

　　因此，在1942年，她為了父母安全，領著雙親抵達紐約後，便又在那年冬天前往英國倫敦，加入戴高樂領導的自由法蘭西反抗軍。她提議了一個計劃：在法國建立戰地護士的地下網絡，作為地下游擊隊的精神激勵，但一直沒被採用。為了阻止她跑回法國本土，反抗軍給了她一個任務：為復國後的建設擬定一份大綱。韋伊交出的成果是1943年的《扎根：人類責任宣言緒論》。據說戴高樂並沒有讀完。然而在199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為了建構全球倫理（global ethics），提交給聯合國〈普世人類責任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esponsibilities），翌年為了紀念〈世界人權宣言〉，又發表了〈人類義務與責任宣言〉（Declaration of Human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顯然聽見了韋伊的思考。

　　1943年8月24日，韋伊病逝於英格蘭肯特郡阿許佛的療養院。病逝前，她拒絕醫生的要求，不願接受比她所認為的法國占領區人民所能得到的配給更多的食物。在這一年，除了《扎根》之外，她有另外兩篇文章收錄於本書：〈一九四三年倫敦斷簡〉與〈馬克思主義學說存在嗎？〉，後者與《扎根》一樣，都是未完稿。而《扎根》的結尾，事實上也強調了本書的部分主題：勞動的精神性。她過世這天，距離本書第一篇文章發表的日子，正好經過了整整十年。因此，我們可以說，本書的主題，是韋伊終其一生都在思考的問題。

二、韋伊與共產主義　　

　　那麼，韋伊在本書中思考的是哪些問題？她為何要思考這些問題？而她的思考又得出了什麼成果？

　　單看目錄中的各篇標題，讀者可能會以為韋伊的重點在於批判馬克思主義。但從前述的韋伊生平看來，她並不是一個反對工人運動的人－－正好相反，她最在乎的就是人類的受苦，而她在本書中對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者所提的批評，是以同志的身分提出的。因此，韋伊究竟是以誰為同志，試圖與誰對話，就得回到她的時代才能理解。

　　韋伊與托洛斯基的爭論──本書的開篇與附錄──發生於1933年，亦即第三國際期間。「國際」的歷史有助於我們迅速掌握本書論述的背景。

　　第一國際，正式名稱為國際工人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存在於1864到1876年間，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第一國際的結束，與普法戰爭後巴黎公社被血腥鎮壓有關。

　　第二國際，正式名稱為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存在於1889到1916年間。恩格斯在初期扮演過要角。列寧於1905年加入。共產主義運動重要的理論發展時期，包括民主改革派與革命派的觀點都有。第二國際的結束，與一次大戰前力主反戰的法國重要代表讓．饒勒斯（Jean Jaurès，1869-1914）遇刺、以及一戰爆發有關。

　　第三國際，正式名稱為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intern），存在於1919到1943年間－－正好是韋伊宣布自己是個布爾什維克到過世的時期。第三國際是共產主義運動第一次取得一個國家的政權，並進而推動世界革命，徹底放棄第二國際時期的改良主義主張。第三國際結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蘇聯參戰的決定。

　　至此我們可以看到：

‧韋伊在本書中的批評，都發表於第三國際時期。

‧韋伊批評的主要對象，是第三國際的領導人與第三國際的政治體制。

‧韋伊對第三國際的批評是基於共產主義理想，包括第一與第二國際時期的理念。

‧韋伊看到了每個國際都無能處理國際戰爭，不是解散就是背叛革命。

‧韋伊將反思從第三國際延伸到馬克思的思想上。

　　有了這個背景認識，我們便可理解韋伊在書中提到的一些事件與現象。例如，當韋伊提及巴黎公社，並指出巴黎公社是「自發性運動在根本上的無力的範例」，她是同時在批評馬克思以及列寧兩代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人對巴黎公社的反省，這兩代人都相信公社的失敗在於奪權不夠徹底，沒有掌握銀行，也沒趁勢以武力「剝奪剝奪者」，第一國際就此走向解散；但韋伊緊接著就提第二國際的解散，再緊接著提出了第三國際在蘇聯的領導下「掐死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性鬥爭」，再接著檢討連流亡在外、創立第四國際的托洛斯基的觀點，彷彿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演進在韋伊看來都錯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韋伊的批判中可以看出她堅持第一與第二國際時期的部分理念，包括：實質的言論自由、政黨間的自由競爭、無產階級政黨內的民主、武裝的民主化、一切公職由人民選舉與監督等等。這些理念到了第三國際全部消失無蹤，這是韋伊反思的起點（必須指出，同樣的批判，在列寧奪權之初，已經由西歐的其他共產黨提出來過）。

　　韋伊由此出發，首先批判第三國際已經淪為官僚專政體制，緊接著，她指出蘇聯的官僚專政和納粹的官僚專政並無不同，再來，她指出美國的專家治國也是同樣的官僚專政。可見，韋伊緊咬著壓迫的現實，不受政治教條遮蔽視線。這樣的思考自然會惹火教條主義者，事實上，正因為韋伊是同志，因此更讓信仰教條的同志怒不可遏。1933年的三篇文章，都引來不少批評，但韋伊的思想不會就此打住，而且她第二年就去工廠當女工了。

　　教條主義正是韋伊批判的第二個重點。而在對教條主義的批判中，有趣的是，韋伊很可能比她的同時代人更接近馬克思。她明白指出，馬克思提出的是一種方法，不是一套結論，我們必須用他的方法來診斷自己的世界，而不是拿他對他的世界的診斷來治療我們的世界。在韋伊看來，官僚是新的專政，世界已經不再是馬克思所認識的樣子，美國、德國與蘇聯都是一樣的壓迫體制。而在這樣的壓迫下，要發動世界革命，無異於欺騙。

　　這便牽涉到韋伊對革命與反抗的思考。如果對馬克思而言，革命具有普羅米修斯的氣概，那對韋伊而言，反抗就有安蒂岡妮的堅決。不是說要放棄反抗，而是要放棄反抗會成功迎來新天新地的幻想。反抗屬於願意為了愛而接受命中注定的悲劇的人。

　　為什麼要這麼悲觀？如此一來，還有什麼自由的盼望可言？

　　這只能從韋伊的哲學人類學假設來理解。韋伊常被稱為神秘主義者，以及柏拉圖主義者，這至少在一個意義上是對的：韋伊確實強調1.) 人是有靈的活人；2). 靈的邏輯是超自然的邏輯；3). 此世服從自然的法則；4). 自然的法則就是物的法則；5). 沒有超自然的介入，人就沒有解放的可能。在韋伊看來，馬克思堅持拒絕超自然，這使得他希望以所謂科學的方式論證的盼望──解放的盼望──成為矛盾。這矛盾只能透過用對待超自然的方式對待科學來解決──這正好是韋伊所謂的十九世紀的信仰。馬克思主義成了教條，其根源早在馬克思的思考中便已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韋伊的馬克思主義反思，儘管有獨特的柏拉圖主義與神祕主義思想根源，但卻可能沒有當時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最新進展。1932年，本書第一篇文章之前一年，馬克思早年的《一八四四經濟學哲學手稿》（巴黎手稿）才剛由蘇聯方面公開，影響要到更晚才會出現。至於當代對於馬克思手稿與其思想發展之關係的研究，就更不可能是韋伊當時可能會有的思想資源了。然而韋伊確實意識到恩格斯對馬克思的作品可能產生的影響，因此只能說，韋伊提出了許多同輩要到二戰後才開始思索的問題，並在其時代限制下，盡力回應。

三、代結語：韋伊與我們

　　韋伊的馬克思（主義）批判結束於未能完成的手稿。韋伊死後，二戰終結，冷戰開始，意識形態話語重新主宰了人們的政治思考，而存在主義哲學家們則開始高舉參與（engagé）的大旗。而曾經比誰都更積極參與的韋伊，則被當成了心靈高潔、苦修禁慾、精神超脫的現代聖徒，說來不無諷刺──儘管韋伊自己早說過，「那些想要思考、想要愛、想要全然純粹地將激勵他們情感與精神的事物置換到政治行動中的人，他們只能被割喉謀殺、甚至被自己的人民所拋棄，在死後被歷史所玷汙」。如此說來，一點偏頗的再現算不上什麼。重要的倒是，我們是否能自己思考韋伊與我們的關係。

　　至今為止韋伊著作中仍未被中文世界挖掘的，是韋伊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批判。這方面就連在英語世界裡，也只有一本文集，並且不算全面。相對於此，因為中國施特勞斯學派的勃發，韋伊在中國進入了古典學的視野。相較之下，英語世界的發展反而更接近本書的主旨。過去韋伊研究一直以神學與宗教哲學為主，然而隨著英語世界政治哲學的復甦，以及政治神學的興起，韋伊開始吸引英語世界這兩個領域學者的目光。除了重新找出過去不受重視的韋伊作品，關於韋伊的論文集與專著也持續浮現，引發的對話包括韋伊與傅柯、德勒茲、巴特勒（Judith Butler）等當代哲學家的關係。最近的進展則是劍橋出版的當代政治哲學概論中，將韋伊與鄂蘭(Hannah Arendt)、歐克秀（Michael Oakeshott）、施特勞斯（Leo Strauss）、沃格林（Eric Voegelin）等政治哲學家並列，足見韋伊的政治思想日益受到重視。

　　而身處東亞的我們，顯然會有和英語世界不同的眼光。韋伊在本書中批判的第三國際雖然結束於1943年，但第三國際建立的政權卻大多延續到東歐劇變與蘇聯瓦解為止，除了在這兩件國際政治大事之前執行八九年六四北京天安門大屠殺的政權。

　　要理解我們與韋伊的第三國際批判的關係，我們得回到1932年，本書第開篇前一年，史達林決定清理蘇聯共產黨史，他主導的成果就是1938年開始在《真理報》（Pravda）上連載、同年匯集成冊的《蘇聯共產黨黨史簡明教程》（History of the All-Unio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s]: Short Course）。該書當年迅速傳入中國，成為中國共產黨主要的宣傳與學習教材。本書中除了特定教條的宣導（例如社會發展五階段論、民主集中制等），重點在於路線鬥爭與階級鬥爭尖銳化：蘇聯革命史成了路線鬥爭史，史達林成功奪權則成了路線正確的依據。毛澤東的正統地位則是依照同樣的路線鬥爭詮釋確立的。

　　第三國際隨著二戰結束，但其教條的現實影響則延續下來。1956年，在史達林過世後，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發動批判史達林，在秘密報告中就批判了《蘇聯共產黨黨史簡明教程》，影響所及，本書停止出版，史達林在死後遭到全世界的批評，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卻反而堅持史達林模式，不惜發動文化大革命。當然，對毛澤東而言，史達林功大於過，正如同毛澤東功大於過一樣。然而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之前，韋伊便已經批判過第三國際的意識形態，並且是從形上學、認識論到政治理論都包含在內的全面批判。而儘管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似乎已經換了一張臉孔，但韋伊的思考卻因此更值得參考：她批判馬克思並不是因為支持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對她而言，那都是同樣一種把科學當信仰、把物質當神的世俗宗教罷了──「自由主義的使徒[……談到生產時，用的是真誠的宗教語調」，如此一來，中國成功企業家公開表示六四大屠殺是「最正確的決定」，也就沒什麼不好理解的。

　　如今，我們又再次處在韋伊當時的處境：共產主義彷彿形勢一片大好，國際上剛經歷過經濟蕭條，全球秩序似乎又處在危險平衡當中。韋伊的同時代人，不論是工運同志還是知識圈的文化人，沒幾個人聽得懂她在說什麼。如今，距離她宣布自己是布爾什維克，已經將近百年。共產百年的歷史還沒走完，而韋伊用靈魂對壓迫與自由所做的反思，我們是否比前人更有能力傾聽呢？這未必是肯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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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版序                  （一九五五年）

    我們此時出版的這部文集，其核心是是西蒙‧韋伊本人長年視為其主要作品的一份研究，即〈反思自由與社會壓迫的起源〉一文。這篇長達一百一十四頁的打字稿，原本寫於一九三四年。西蒙‧韋伊多次談及本文，不論是和周遭的親友，或是在我們收集到的信件裡。每次，她的宣稱都證明了她賦予這篇鴻文特殊的重要性。附屬於本文的大量提綱、筆記與斷簡，也顯示了這篇作品在她生命中的特殊地位。直到一九四○年，在她試圖離開法國的時候，她還在信中告訴她的朋友：

……在巴黎，我落下的公事包裡，有一份手稿，一份篇幅很長的打字稿，標題我忘了，但卷首有引自史賓諾莎的題詞。這篇文章主要分析的是政治與社會壓迫，討論這些壓迫恆常的起源、它們的機制、以及它們當下的形式。那是一九三四年的時候寫的。但也同樣十分符合當前的現實。我相信，這篇文章值得費心保存，不應就此消失。但我不知道把它帶到您家裡是否是謹慎之舉。您留著自己讀、自己評判吧……先前沒讓這篇文章付梓出版，我現在非常後悔。起初，因為形式上的缺點，我希望能重新寫過，但我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允許。這篇文章現在也沒法出版了。相反地，詩倒是可以出版，我想。我把它託付給您。請別忘記。因為它已經不在我手上了，而我們也無法預知未來如何，我離開時並沒有還能回來的想法。這並不只是因為眼前形勢的理由。我一直都有自己會這樣離開的念頭。

    眼前這部文集，收集了西蒙‧韋伊在社會與政治批判上的研究，而〈反思自由與社會壓迫的起源〉闡發了主導其他所有篇章的主要論點，因為這是作者特別憂慮的問題，是西蒙．韋伊永遠無法擺脫的折磨，這折磨甚且主要是在她的宗教思想之中：不義帶來的折磨。

    無論如何，在馬克思之後，西方就未再產生任何更具穿透力、更具有預言性質的政治與社會思想，而本書將詳盡檢視他的教義。在一九三五年，韋伊將這篇作品交給阿蘭後，阿蘭在信件中對她作出如下的回應：

    [……]您這篇作品是最上乘的作品；希望能有後續文章，重新闡述所有的概念，社會分析也得重做一次。您的典範將勇氣給了對本體論與意識形態感到失望的各個世代。「批判」正等著他的工人。您是否能擬定一份提綱？或者僅只是草擬也行。無論如何，您最新的這篇作品指出了一條寬敞的大道。《自由評論》現在只捕捉各種碎碎片片的想法，未來可能會成為《批判筆記》。請考慮一下。[……]

    我認為，重要的是，一篇純粹批判的作品中，應該排除對於蘇聯的攻擊。對於官僚體制的分析（舉個例），絲毫不應建立在對史達林政府的調查之上。（同樣地，對於整體物理學的純粹批判而言，愛因斯坦的作品也不是合適的對象。）知識本身就會產生運用；這是知識的風險。但批判應該免於錯誤與重述。而此處最嚴重的錯誤，應該是混淆了質料與形式。對象永遠不能給出證明。[……]

    一份極為新穎的作品。（康德還是）應該會小心避免一切論戰的表象。我跟您這麼說，因為我心裡就是這麼想的。但我可以肯定，如果《自由評論》刊出您的作品，您的文章將能完全依照您想要的樣子面世。我甚至相信，您在〈壓迫〉中的分析以及您關於工作的學說，其意義絲毫不會被政治熱情所減損。我深信，這一類作品，形式上完全屬於您，內容既嚴肅又嚴謹，又有連續性與整體性，只有這類作品能開啟下一個未來與真正的革命，其弧線無限地接近當今的混亂（或當今的秩序）。這些解釋都說得不好；但同時我也沒什麼需要向您解釋的。我眼中看來確切無疑的只是：能讓您離開自己的天職的，只有義憤。請記得我的話：厭世是種錯誤……

                                       您的兄弟 ，阿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