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系列叢書探討東亞矛盾現實的歷史淵源與形成過程，切入問題的核心。這個系列以學術研究成果為基礎，描繪了以日中韓為中心的東亞衝突與和解歷史的核心。
這是本叢書的第一冊，重點在介紹清朝歷史。作者從動盪的東亞視角出發，描繪出豐臣秀吉出兵朝鮮以降，直到近代日俄戰爭為止的東亞世界。並企圖從中發掘出東亞國家之間，長久的文化與政治糾葛，並據以瞭解當前東亞領土爭議與情感糾葛的根源。
明朝以儒教為基礎，區分「中華」和「夷狄」，建構起「朝貢一元體制」，為東亞秩序體系奠下基礎。這種「僵化」秩序體系，到了十六世紀，隨著明朝內外問題日益嚴重，這個體系也開始動搖。渴求中國物產的日本以走私的方式，打破海禁與朝貢貿易的限制，使「朝貢一元體制」喪失實質功能。明朝北鄰的蒙古也屢屢跨越長城，迫使明朝承認對蒙古有利的貿易條件。東亞的勢力開始變得多元，既有秩序也變得無法維持治安，因而呈現出動蕩不安的狀態。
在此背景下，興起於遼東的滿洲族建立大清國，並在因緣際會之下，以「蠻夷」身分入關統治漢族，從而成為「中華」正統。入關後的清朝，首先面臨的問題是，要如何取代明朝的「中華觀」，成為正統的中華帝國？而隨著清朝逐步將統治權擴及蒙古、西藏與穆斯林地區，清朝又要怎樣君臨這些地方。
清朝找出了與明朝迥然不同的答案。清朝與漢人的明朝不同，不堅持華夷之辯所建構的「朝貢一元體制」，因而在其漫長的統治期間，在不同族群區域採取不同方式的統治。即使到了雍正時代，清朝也提出與明朝的永樂皇帝一樣提出了「華夷一家」的說詞，但兩者在內容上卻完全相反。永樂皇帝的華夷一家以區分華、夷為基點，而雍正皇帝則重視「一家」，而不再區分華、夷，使清朝徹底成為「中華」。然而，重新建構出來的全新華夷秩序，雖然讓清朝得以轉化為「華」，不過當新的「夷」出現時，華夷之辯的老傳統就又再度復活。
隨著清帝國統治圈的擴大，在不同世界採取不同統治方針的統治手段，也逐漸受到挑戰，特別當清朝所建構的新華夷秩序在十九世紀末面臨自西方的挑戰時，整個東亞都受到強烈的衝擊。在西方各國相繼前來，並展現出它們的船堅炮利下，由西方傳入，以「民族」為基礎的概念，遂強烈地衝擊著仰賴多元建構的清朝。為了在西方的壓力下尋求因應之道，清朝捨棄原本的多元體制，轉而建構一元體制。然而，放棄多元統治的結果，反而讓通過此種制度而得以共存的各個族群，產生離心力，最終在帝國衰亡的過程中，紛紛尋求自主。
本書詳細敘述清朝的興亡並深入分析。我們從中可以讀到，清朝是如何從一個蕞爾的漁獵民族，逐步轉變為稱霸東亞的龐大帝國？清朝是如何將自身作為「蠻夷」的身分，轉化為「中華」的主人？又是如何在面臨衝擊下，採取創新的因應之道？當清朝的改革失去了既有的多元包容，這個王朝又是怎樣走向滅亡？
1 「盛世」的善後
社會不安
十八世紀下半的乾隆時代，的確是處於「盛世」的黃金時代。清朝到達鼎盛時期，文化輝煌燦爛。但所謂的黃金時代，往往是苦悶與衰退的前奏曲。在繁榮的背後，非同尋常的事態正悄然醞釀。
乾隆年間能出現黃金時代，需歸功於上一代的累積與當代的經濟繁榮，更仰賴周邊環境的促成。所以我們會稱乾隆皇帝是個幸運兒，然而禍福相倚，災禍早已潛伏在幸運之中。於是進入十九世紀後，後代子孫就被迫得歸還乾隆皇帝賒欠的幸運。
繁榮的十八世紀，驟然變成危機的十九世紀。關鍵在於轉變的前提，就潛藏在繁榮之中。我們必須仔細觀察這個部分。
旁觀者清，我們可以藉助同時代外國人的觀察，因此容我再度搬出馬戛爾尼。清朝舉朝上下，將馬戛爾尼與他部下們視為「外夷」，當成野蠻人對待。但馬戛爾尼一行人無視於此，他們目睹清朝的繁榮，孜孜不倦地展開實地考察。這也是他們千里迢迢從英國來到中國的一項重要任務。
馬戛爾尼詳細觀察的結果，沒有忽略被當時清朝繁榮至極的景象所掩蓋的危機徵兆。他被清朝當成野蠻人對待，但他斷定清朝的人們，「與現代歐洲各國的人民相比，已淪落為半野蠻人」。他還更進一步描述了清朝的具體現狀與未來。
「在遙遠的地方頻繁發生暴動，反映出民眾的真實情感，天命昭然若揭。」
「祕密結社擁有獨立不羈的傳統，雖受到嚴密監視，卻依然健在。」
「微不足道的衝突所迸出的火花，也許會引燃叛亂之火，延燒整個中國。」
「在我有生之年，要是清朝瓦解，也不會令人感到驚訝。」
這幾句話摘錄自馬戛爾尼的報告。馬戛爾尼逝世於一八○六年，此時清朝雖尚未「瓦解」，但卻燃起了「叛亂」的火苗，已經開始出現異樣，因此他的觀察可說相當透澈。
此處引用的句子雖然零散，但彼此之間並非毫無關係。首先我想請大家注意到的是，十八世紀當時，人口過度急速增加一事。有些漢人知識分子，也對此事會造成的影響感到憂慮，發出了警告。
譬如，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就指出，在十八世紀末，耕地增加的速度，追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整個社會將陷入貧困，可能會導致治安惡化。他也因此被稱作「中國的馬爾薩斯」。 還有日後，著名的學者與詩人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則主張應該讓剩餘人口遷入新疆開墾，以為眾人尋求出路。
漢人社會歷經人口爆發性增長後，變得巨大、多元，且具有流動性。遭到既成社會排擠的剩餘人口，他們無須向龔自珍請益，早已開始到處遷徙開墾，為自己謀求生存。
誠如所見，移民的生活相當嚴苛。他們也算是一種亡命之徒，他們尋求的靠山是所謂的「祕密結社」。這些團體脫離既存秩序，與擁護既成社會的勢力和權力對立，因此演變成帶有反政府色彩的地下組織，武裝起來，對抗官府的鎮壓。
也就是因為人口增加，所以移民增加；由於移民增加，「祕密結社」滋生，因此「頻繁發生暴動」。馬戛爾尼正確看透了，社會不安的情勢可能導致「引燃叛亂之火延燒」與「清朝瓦解」。
白蓮教之亂與鎮壓白蓮教徒
有許多移民聚集在湖北、湖南、廣西和四川等地的山岳地帶。那些地方也出現許多秘密結社，而且相當活躍，尤其是集中在四川、湖北和陝西三省的邊界地區。由於是邊界，因此往往是權力鞭長莫及之處；許多遷徙到當地開墾的移民主要來自湖北和湖南，該地普遍信仰白蓮教，還有許多以白蓮教為紐帶而組成的結社與宗教團體。
白蓮教的教義，是宣揚末日即將來臨，鼓吹人們只要信仰無生老母，即能獲得救贖。歷代王朝政權的體制教育傳授的是儒教，將白蓮教視為邪教，君臨漢人的清朝自然也不例外。
除此之外，移居者原本就容易與原住民產生摩擦，只要原住民與既有權力合作，信仰白蓮教、加入教會的人們，必然會遭到迫害和鎮壓。走投無路的白蓮教信徒們，終於在一七九六年，群起反抗當局。這即是白蓮教之亂。
這場叛亂並不怎麼有組織，也沒有明確目的，比如他們甚至未曾想過要推翻政權。儘管如此，清朝政府當局依然苦惱不已，必須耗費將近十年的時間，才能平定這場叛亂。總之是因為在軍事方面，常備軍未能有效發揮作用。
清朝的軍隊原本有兩個系統，分別是八旗和綠營。八旗是努爾哈赤創業以來就設立的軍事組織，他以狩獵組織為基礎，將所有滿洲人分成八個群體，分別隸屬於不同的旗籍。隸屬八旗的人們稱作旗人。清朝也將入關以前統治的蒙古人和漢人，同樣編組成八旗，他們與滿洲人共同肩負起軍事任務。八旗成為清朝的中堅部隊，並且占據權力中樞，成為統治階級與特權階級。
清朝入主北京以後，將明朝舊有的漢人軍隊重新編組成綠營；光就人數而言，綠營遠勝過八旗。八旗集中駐守在首都以及幾個要地，是真正的軍隊；相對地，綠營則散布在許多地點，各地人數都不多，看來比較像是執行警察的任務。所以當時的漢人社會中，除了這些常備軍與反抗政權的祕密結社之外，並沒有太多武裝集團。
然而一旦發生叛亂，駐紮在各地的綠營與被派去平亂的八旗軍，看來都派不上用場，不但缺乏戰鬥意志而且無能。百年下來，他們已習慣和平，失去了常備軍該有的樣貌。
譬如，他們經常實行的作戰策略中，有一項稱作「堅壁清野」的戰術，是將居民完全收容在城牆之內，深掘壕溝，堅守城內，將城外的土地燒得一乾二淨，斷絕叛軍的補給。字面上看來似乎是個有模有樣的戰術，但簡而言之，也意味著常備軍並未認真應戰。
儘管如此，還是得執行軍事作戰，作戰時間拖得越長，軍費就越高。既然個別的部隊無能，至少也必須動員相當的人數，於是投入的軍費就愈來愈龐大。清朝政府為了鎮壓這場白蓮教之亂，不得已只好從財政上支出數千萬兩，北京國庫裡原有的積蓄幾乎為之一空，此事人盡皆知。
但是光靠綠營和八旗，還是無法平定叛軍。在平亂過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的，是所謂的「團練」。
發生叛亂的地區，當然並非所有人都參與叛亂。多數的居民並不想成為亡命之徒，所以他們試圖改善並守護既有的社會秩序。移民、邪教、叛亂，對他們而言，既是麻煩也是威脅，因此他們的戰鬥意志和士氣也都比常備軍更加高昂。於是便讓當地居民持有武器，訓練他們能夠以自己的力量，對抗、擊退少數的叛軍。這就是「團練」，也就是組成某種自衛隊與義勇軍。
據說，面臨戰鬥之際，是由「團練」打頭陣，綠營隨後，殿後的八旗則是督戰。總之無疑這種對策確實奏效，清朝政府終於在一八○四年，接獲叛亂結束的報告。
連鎖反應
但白蓮教之亂依然是發生在，距離北京甚遠之處。所以在中央政府裡，真正對叛亂發展趨勢感到焦慮的人，也許只有天子嘉慶皇帝。當時清朝位居要職者的危機感就是如此薄弱。
然而就像馬戛爾尼所預言的，當時的情勢，即使「整個中國」都爆發那類叛亂，也不足為怪。果然，與白蓮教之亂相同時期，和越南勾結的海賊在南方的海上橫行無阻，甚至向北擴張至臺灣海峽。
越南方面很快就收手，不過海賊依然猖獗不已。雖稱之為海賊，但沿海居民只要與他們進行買賣，就能確保航行安全，因此倒不如說他們是武裝商人，是從前的鄭成功和倭寇捲土重來，也許更正確。這被稱作「艇盜之亂」。
艇盜之亂亦發生在遙遠的南方，而且還是在海上，所以說不定中央政府更不感到有任何迫切性，因而地方當局也遲遲未著手處理，直到一八一○年才開始試圖加以鎮壓。儘管如此，沿海治安惡化的情況，此後也未曾好轉。不久，連英國都捲入其中，導致鴉片走私日漸盛行。
而且，這種趨勢也已經不只出現在遠方，終於連首都附近也發生非同小可的事件，即是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的天理教之亂。此處的天理教，當然與日本的天理教 毫無關聯，是前面提到的白蓮教的別支。當時全副武裝的天理教教徒，在華北的河南、直隸和山東的交界地區，群起叛亂。
倘若僅是如此也許還好，但有一位響應叛亂的人物名為林清，他聚集黨徒，在擔任內應的宦官帶路下，於九月十五日，攻入北京的紫禁城內。當時嘉慶皇帝正好前往內蒙古的熱河避暑，不在宮中。日後即位成為道光皇帝的二皇子，親自開槍應戰，守住宮廷。
天理教已在宮內安排通風報信的內應，因此他們的起事與南方的白蓮教徒不同，是有計畫性的，而且帶有鮮明的反政府色彩。因為這場叛亂發生在北京及其附近，所以本身並未持續太長時間。不過他們既已侵犯紫禁城，事情就非常嚴重。
因此，九月十七日，在事件發生的兩日後，嘉慶皇帝尚未回到北京，就先下詔罪己。他在詔書中說，這次的事件，「總緣德涼愆積」，「以致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
雍正皇帝在《大義覺迷錄》中，同樣對漢人闡述了漢、唐、宋、明「未有之事」；當時他指的是「華夷一家」的和平與光榮。相距近百年後，而今發生的史上未曾有之「事」，卻是皇城遭到侵犯的事件與屈辱。兩者正好完全相反。從雍正皇帝，經過乾隆皇帝，再到嘉慶皇帝，不僅時代轉變了，清朝也變得截然不同。
嘉慶與道光
當時不光是爆發這類重大事件而已，在這前後發生的小規模暴動和叛亂，簡直不勝枚舉。從太平的十八世紀進入險惡的十九世紀後，時代確實變了。以漢語來說，即是從「盛世」轉入「衰世」之際。
兩者的對比相當鮮明。於是倘若稱「康乾」為「盛世」，那麼乾隆皇帝無論如何都是一位明君，那倒也無妨。話雖如此，但若將歷經「衰世」的嘉慶皇帝和道光皇帝父子兩人，都視為昏君的話，就不正確了。
要是將乾隆皇帝稱為明君，那麼不論就個人或身為帝王而言，嘉慶皇帝與道光皇帝也都稱得上是毫不遜色的明君。誠如前述，清朝由於其政權體質，為了延續政權，就必須施行善政。在那方面，無庸置疑的，兩位皇帝都天資聰穎而且能秉公行事，皆是勵精圖治、施行善政的君主。倘若談到認真誠懇，這點他們大概遠遠勝過乾隆皇帝。
如同乾隆皇帝對父親雍正皇帝很冷淡，嘉慶皇帝對父親乾隆皇帝在位期間的作為，也多有不以為然之處；乾隆皇帝駕崩不久，他立即處置乾隆皇帝寵信的大臣和珅，從此事也可明白這點。他面臨重大事件之際會下詔罪己，展現誠實以對的態度，這也與一心一意追求虛榮的父親有所不同。
總之，嘉慶皇帝在位的二十年間，天天忙著為「盛世」收拾善後，當局勢總算穩定下來時，就輪到繼位的道光皇帝接棒了。
道光皇帝也當然不是無能之輩。在天理教徒侵犯紫禁城的事件中，就已證明他的資質。父親嘉慶皇帝曾命他設法平息當前的險惡局勢，他即位之後為了挽回情勢，便依照各地的實際情況推動改革。
因此在道光年間，賢能的大官輩出。陶澍在江南，也就是漢人地區的心臟地帶，斷然堅持改革鹽業專賣制度，便是極佳的例子。日後因為鴉片戰爭而聞名的林則徐，也可算是其中一人。如果嘉慶皇帝與道光皇帝處於不同時代，父子兩人理當都被視為明君和賢君，並獲得極高的評價。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無論他們是何等明君，施行何種善政，但治績卻難以稱得上突出。想來大概還是因為時代的緣故。至少在漢人居住的中國，已進入與上一個時代截然不同的階段。始於白蓮教之亂的一連串事態，顯示出從前在繁榮之下累積的社會矛盾逐漸浮現，而且，以往維持治安的機制已無法應付現況。
情況已發展到，以往的制度、組織與方法，皆束手無策的地步。重點不在於皇帝的個性和資質，以及能力和作為，更重要的是整體制度的問題。然而，統治機構的規模和功能不僅依然如故，而且由於已習慣繁華與安逸，行政品質更是大幅下滑。
譬如，儘管急遽通貨膨脹，但稅收與俸祿的金額還是維持不變；上自宰相，下至小官，即使不奢侈揮霍，也很難維持生計。雍正皇帝在百年前，增加津貼、肅正綱紀，諸如此類的改革業已前功盡棄。
漢人社會變得巨大，變得多元；相形之下，政府權力不僅相對地、也絕對地縮小，而且變得軟弱無力。漢人社會的規模，已遠遠超出政府權力所能承載的範圍。儘管底下的統治機構似乎已出現制度疲勞的現象，但嘉慶皇帝與道光皇帝還是將上一代的「盛世」賒欠的帳款，清理到某種程度，總算不至於破產。因此我們應該來看看他們父子兩人的本領。
序言──多元化的東亞
一切皆始於豐臣秀吉
日本史上最蠢的愚行，莫過於十六世紀尾聲，豐臣秀吉（一五三七－一五九八）的出兵攻打朝鮮之舉。
豐臣秀吉本人稱之為「入唐」，自詡是展開征服中國大陸的壯舉。在二次大戰前，日本也曾有人讚美豐臣秀吉是當時向大陸擴張的先驅。然而，今日給予的歷史評價，大概都是負面的。無論身處何種立場的日本人，評價都沒有太大的差別。
儘管如此，在日本列島依然稱此舉為「出兵朝鮮」，這個稱呼還算中立。相對地，這個事件在朝鮮半島被稱為「倭亂」，而在中國大陸則列入明朝的「萬曆三大征」之一；彷彿僅是提及此事，便散發著否定的意味。
我們日本人對此也已經不再感到有任何不可思議。因為此舉，小如招致豐臣政權崩潰，大至不論對日本列島、朝鮮半島或中國大陸，皆招來巨大災禍；留下的僅是無數人的犧牲與怨聲載道，堪稱名符其實的「愚行」。
況且這項「愚行」，並非已成為前塵往事，對日後亦帶來巨大影響。影響所及不光是肉眼可見的事物，甚至遍及我們未必能意識到的地方。
像是現在依然險惡的日韓關係，以及「反日」問題等，其實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當然這其間已相隔超過四百年的歲月，故而「出兵朝鮮」未必與現代的局勢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也沒有人會將豐臣秀吉與現代放在一起思考。然而，若要定位目前中、日、韓相互之間的關係與情感淵源，也不可能上溯到比此更早之前。
「愚行」的淵源與重現
因為一切全然肇始於這項日本史上最愚蠢的行為。話雖如此，但不論這個構想多麼愚蠢，要是沒有能夠落實為行動的條件，豐臣秀吉也不可能做出如此愚行。這些條件當中，包含了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
仔細想想，列島上的人們團結一致，越過汪洋大海，攻入半島與大陸，這是史上第一次。過去也不是未曾發生過，雙方以武力相爭的事件。但是過去的「蒙古襲來」， 即蒙古跨海進攻日本，日本只能迎面還擊。
然而，到了豐臣秀吉的時代，雙方卻攻守互換。這就表示，日本列島在這三百年間，已蓄積了足以派遣大軍跨海遠征的經濟、軍事與政治力量。日本當時剛從戰國時代過渡到天下統一的時代，正值大開發和高度成長的時期，生產力與人口大幅倍增。豐臣秀吉能做出史上最愚蠢的行為，也正是因為擁有那股源源不絕、持續增強的充沛實力。
「出兵朝鮮」確實與豐臣秀吉之死同時畫下休止符，不過一切並未就此結束。至少，此後東亞歷史發展的前提，即是奠基在「出兵朝鮮」所造成的結果之上。不論如何愚蠢之舉，既然是已經發生的事實，就不可能一筆勾銷。
東亞的歷史，終於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迎來日清戰爭（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日本在這兩場戰爭中獲勝後，合併朝鮮半島，於「滿洲」確立勢力範圍，豐臣秀吉「入唐」的構想可以說，時隔三百年後終於實現了。中、韓存在的「反日」情緒，也是奠基於此。
「入唐」的構想
倘若將豐臣秀吉的「出兵朝鮮」，歸因於建立「近世」日本的高度成長，那麼日清戰爭與日俄戰爭就是日本「近代」化的成果。實力增強，無疑是日本能「入唐」的一項條件。列島在二次大戰後依然持續發展，日本仍保有經濟大國的地位；因此就半島與大陸的立場而言，對日本抱持警戒，想來也是理所當然之事。
如此看來，不免令人心生疑惑。為何列島的人們，一旦力量增強，就會想要重蹈「入唐」之舉呢？倘若唯獨豐臣秀吉一個人這麼想，或許可以視為愚行。然而豐臣秀吉的「入唐」失敗了，列島的人們理當深覺愚蠢，卻為何還會執意再度「入唐」呢？而達成「入唐」之舉，為何需要歷經如此漫長的時間呢？在這三百年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有些觀點疑點重重，閃爍其辭。然而我們若不能看清這其間大致的來龍去脈，或許又將重蹈愚行。
說來「入唐」之舉，是列島意圖凌駕半島與大陸而發動攻擊。這個構想本身，其實原本就非比尋常。列島的歷史和文明既遠遠落後於半島與大陸，而且列島所形成的國家和文化也遠遠不及大陸與半島，這是一般的歷史常識。倘若列島上的人們，對彼此之間的這層關係有所自覺，那麼應當不會輕易做出「入唐」之舉，但是在現實的歷史中卻並非如此。既然如此，我們就有必要稍微觀察一下同時代的情況吧！
《國性爺合戰》
日本的近世，是反映城市庶民生活的町人文化蓬勃發展的時期。當時最先進的京都、大阪一帶，迅速發展出成熟的町人文化。這即是所謂的元祿時代（一六八八年至一七○四年）。
十八世紀初的近世日本，最流行的娛樂就是說唱曲藝──淨琉璃。在淨琉璃的代表作中，有一齣名為《國性爺合戰》的劇作；作者是舉世聞名的劇作家──近松門左衛門。
《國性爺合戰》的主角是和藤內，他的父親是明人，母親是日本人；劇情概要如下：
起兵造反的李蹈天，勾結韃靼王，滅掉統治中國的明朝。明朝忠臣吳三桂救出皇子，將之藏匿於九仙山。皇子的妹妹栴檀皇女逃到海上，漂流至日本平戶。發現栴檀皇女的漁夫老一官（也就是鄭芝龍）在二十多年前奉明朝皇帝之命來到日本，後來娶了一名日本女子為妻，就在此地落地生根。鄭芝龍夫妻與其子和藤內，遇見皇女後，為復興明朝，便返回中國。
和藤內為尋求同父異母的姊姊錦祥女的丈夫韃靼將軍甘輝協助，前往獅子城。在途中，和藤內誤入竹林，擊退猛虎，收服了湊巧前來狩獵的韃靼士兵為手下。
和藤內抵達獅子城後，甘輝在錦祥女以死相勸下同意出兵相助，之後他們又在龍馬原與吳三桂重逢。於是一行人前去討伐韃靼，攻擊南京。最後他們終於擊敗敵人，擁護皇子即位，復興明朝。
這齣高潮迭起、以圓滿結局收尾的劇作，於日本正德五年（一七一五）在大阪竹本座首演之後，創下連續上演長達十七個月的紀錄。
至今，在歌舞伎中仍會上演這齣劇目，筆者不懂表演藝術和戲劇，雖概略介紹了劇情，但完全不曉得這齣戲的精華與緣起。然而即使木訥如筆者，也能明白一點，即是這齣劇作是根據東亞的史實而創作的。
劇中背景
鄭芝龍與吳三桂，都是真名實姓；和藤內的稱號是「延平王國性爺鄭成功」，撇開「國姓爺」刻意使用不同的字以外，鄭成功亦是確有其人，且他也真的擁有日本血統。
當然劇中情節，並未完全依據史實，甚至可以說是完全虛構。當時因為日本實施「鎖國」政策，日本人無法前往海外。然而在這齣劇作中，擁有日本血統的英雄，足跡遍及列島、大海、大陸，並且大顯身手；情節既驚險又富有異國情調，因此風靡了當時已習慣生活在太平安逸之中的人們。
關於此劇在戲劇和娛樂方面的評價，就不再多談。大概也無須從今日，或其他立場，來評論作品的高下。筆者也無意不識趣地說些，不按照史實、胡說八道之類的評語。
真正的史實，本書中將會詳盡敘述。不，是必須非要詳述不可。因為這樣大家自然就會明白這齣戲是虛構的。
然而，之所以會在此冗長介紹這齣虛構的劇作，是因為當時既然會創作出這種劇情，而且人們也接受這種劇情，便清楚透露出當時日本人的心態與思維方式。這個部分就歷史角度而言，是值得進一步思考的。
同情弱者、喜愛貴族，這種情感或許是日本人的天性，恐怕今日也依然如此。若從同樣的劇情概要來看，「韃靼王」的反派角色與復興明朝的大義，兩者毋寧皆是當時日本人的價值觀，而且幾乎是同時代的東亞的共通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本身即是所謂的「中華思想」與「華夷思想」，因此當時的日本人，甚至是一般庶民也都擁有相同的價值觀。
《華夷變態》
庶民既已如此，更何況是知識分子。
距《國性爺合戰》問世的半世紀之前，在日本出版了一本名為《華夷變態》的書籍，書中匯集了所謂的「唐船風說書」。「唐船風說書」是約莫自十七世紀中葉起，提交給江戶幕府的一種報告書，內容紀錄了，從搭乘中國船隻來到日本的船員身上有系統地蒐集到的中國情報。簡而言之，《華夷變態》無非是一本海外情報的資料彙編。
然而，為何會將這本中國情報彙編命名為《華夷變態》呢？為此書命名的人，是受聘於江戶幕府的儒學家──林春齋。林春齋於延寶二年（一六七四）撰寫的序文中，除了敘述明朝滅亡一事之外，並如此寫道：
清朝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也。……頃間，吳、鄭檄各省，有恢復之舉。其勝敗不可知焉，若夫有為夷變於華之態，則縱異方域，不亦快乎。
「華」是中華，「夷」是夷狄；「吳」指的是吳三桂，「鄭」則是指鄭成功一族。林春齋在這段評論中，顯然是得知發生於同時代的三藩之亂與鄭氏的行動之後，從外國人和旁觀者的立場，對明朝招來被視為「韃虜」、「夷狄」的清朝推翻之事，稱快不已。《華夷變態》的書名中，則寄託了期待明朝與漢人恢復「中華」政權的願望。正是由於嚴肅的儒學教義與輕快的町人娛樂文化之間的差異，才得以激盪出與《國性爺合戰》相同的創作視角與思考方式。
那無非不過是身為「夷」的日本人，將自己與「華」重疊，並且將自己和明朝與漢人一視同仁的，極為自我中心的情感和邏輯。當時，期盼自己才是「華」的想法，在日本風靡一時。
東亞秩序與清朝
我們在此可以發現兩個論點。
一是視漢人為「中華」的論點，這是自明朝以來即有的刻板印象。這並非僅是存於腦海中的思想和理念，而是長久以來也實際發揮了維持東亞秩序的功能。
另一個論點是，對漢人的中國文化雖深表敬意，但認為已經不應該再由漢人繼續獨占「中華」。這種「中華」的概念，雖然與第一個論點有些許矛盾，但已日漸擴散。原本應該屬於「夷」的朝鮮自視為「小中華」，日本則自認是「日本型華夷」，皆已不甘心無條件地附屬於「正統中華」。
日本人在尊重中國為「中華」的同時，也經常會將自己與「中華」重疊，即是源於這種心理與邏輯。於是《國性爺合戰》與《華夷變態》，正說明了這種潛藏於日本人心中的「中華」概念，可能無遠弗屆，無所不在。
若再回顧到更早的時代，上溯到《國性爺合戰》問世的百年之前，豐臣秀吉「入唐」的構想中，早已潛藏著這種「中華」概念。日本想要打倒明朝、征服明朝，不論這是再怎麼愚蠢的誇大妄想，仍然等於是意圖推翻華夷的上下秩序。
當時，華夷意識與中華思想中的「中華」，已不再是中國獨有的自尊意識，而是普遍成為整個東亞地區的思考模式。因此日本人雖甚至未必被納入華夷秩序之中，卻也受到影響，而抱持著相同理念。何況是像朝鮮、越南等，更接近中國的國家和地區。
東亞已不再是由中國與漢人獨占「中華」的一元秩序。而君臨天下，主宰如此多元化的時代與東亞長達三百年的，正是清朝。
在《國性爺合戰》中，以「韃靼王」比喻清朝，是令人憎惡的「夷」；但在現實的歷史中，「國性爺」鄭成功終究未能打倒清朝。這樣的清朝，到底是如何回應時代的趨勢呢？變得多元化的「中華」，究竟邁向何方呢？其抵達之處，究竟又有什麼呢？這些都是本書將探討的主題。
德國百萬訂閱菲力醫師（Doc Feli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