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傳（二版）【帝王傳記系列】

袁剛

袁剛 1953年生，江西南昌人，歷史學博士，曾師從王仲犖先生（章太炎弟子）。主要從事中國政治制度和思想史及中世紀中國政治史的教學與科研，任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已退休。出版個人專著4部，主編參著若干，刊發論文百餘篇。

「隋煬帝不似一般亡國之君，貪圖個人享樂而無所作為。事實上，隋煬帝心懷聖王志業『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而其興辦的各項工程，多可視為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朱振宏  

引言

第一章　顯赫家世　少年時代

第一節　久分必合　聖王再現

　　　　阿

第五節　帝王若竭生靈力　大業沙崩固不難

隋煬帝即位之初，就以其非凡氣度，驚人的魄力，徵發數百萬男女，大幹快上，舉辦了好幾件前人不敢放手大幹的工程。像營建東都、開鑿南北大運河、掘長塹、置關防、開馳道、築長城、置糧倉、造龍舟、巡遊江都、制羽儀等，幾乎每一件事都有其正當理由，幾項大工程也都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業，廣置離宮亦是為了巡狩之方便，也未必可一筆抹煞。然而，隋煬帝所幹每一件事既都是大好事，為什麼千年來卻是一片叫駡聲？把隋煬帝描繪成一個昏君暴君，豈不怪哉？冤哉？

隋煬帝蒙受了許多不白之冤，使許多有識之士奮起為他翻案。的確，只要比較一下與隋煬帝同處一個時代的其他君主，如同是亡國之君的北齊後主高緯、北周天元宇文贇、南陳後主陳叔寶，是鷹是雞就一目了然。這三個亡國昏君的共同特點是全無政治抱負，沒有建功立業之心，唯知一味享樂，天下大事國家政務全拋到九霄雲外，他們才是真正的昏君，當了皇帝擁有無上權力卻沒有半點責任心，沒有想為子民辦一件好事，與隋煬帝相比，真可謂天地之間天壤之別。

隋煬帝區別於歷史上諸多昏君的一個最大特點是，他不是一個只顧個人享樂而無所作為的君主，他想幹好事幹大事成聖王之業，想大有作為。但幹好事的心太大，結果走向了反面，成為亡國之君。舊小說有詩云：「禹王治水爭言利，煬帝修城盡道荒。功業相同仁暴異，須知別自有商量」 。舊史評隋煬帝曰：「山陵始就，即事巡遊，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盛治宮室，窮極侈靡」 。古人批隋煬帝侈靡荒暴，但也承認隋煬帝想仿效大禹、秦皇、漢武，成就一番聖王之業。然「功業相同仁暴異」，其結果是走向了反面，仁政和暴政的區分似乎就在於一念之差。不能說古人的論斷就沒有其一定道理，但舊史舊小說從正面提出了深刻的問題，卻不能從正面去作科學分析。何以聖王之業會變成亡國之政，古人只好歸於宿命，隋煬帝於是被描繪成一個天生的大壞蛋，所幹的好事也都只能是為了一人之淫樂，和周天元及高緯、陳叔寶兩個後主差不多，是昏暴之君，天生禍國殃民，以致亡國。因此對隋煬帝舉辦的所有「大業」都予以無情的否定，進而是大肆醜化汙蔑，使之與歷史事實相去甚遠。

近幾十年來，中外史學界本著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糾正舊史特別是舊小說的謬誤，試圖對隋煬帝營建東都、開鑿大運河、修長城、巡遊等事以及煬帝本人重新作出公正的評價，寫出了相當多的翻案文章。自從一九五九年第一篇公開為隋煬帝翻案的學術論文發表後，在六○年代初及八○年代以後，國內史學界就評價隋煬帝問題進行了兩輪學術討論。有不少學者提出，隋煬帝「雖是亡國之君，卻是有為之主」，他即位後順應歷史潮流，迅速把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推向了極峰，「是很有才能和氣魄的政治家」。是一位「同秦始皇、漢武帝一樣的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一生「作了不少有利於中國古代經濟文化發展的事業，對促進歷史的發展是有貢獻的」。他的「一系列國事活動，無不具有建設和發展統一國家的歷史內容，是個有重大歷史貢獻的傑出人物」。

關於營建東都洛陽，不少學者認為這是當時政治經濟形勢所決定，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隋煬帝營東都是戰略眼光遠大，是為了更好地控制山東及江南地區，以穩固隋王朝的統治基礎，是繼承其父隋文帝的未竟之業，不失為明智之舉。關於開運河，也是適應當時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有學者指出，隋煬帝在條件已成熟時不失時機地發起和組織了這一雄偉工程，完成了時代賦予的重大使命，建立了不可抹煞的功績。大運河的開鑿加強了南北經濟文化交流，促進了社會進步，權衡利弊，還是利大於弊。關於巡遊，也是有明確的政治目的，是為了加強對地方和邊防的控制，為了求治。巡遊與營造東都、開運河一樣，都不是單純為了遊玩享樂。學者們也都承認隋煬帝確有種種惡政，但歷史功績不容抹煞，不應全盤否定，等等。於是提出隋煬帝是一個「功大於過」的歷史人物。舊史舊小說在隋煬帝臉上抹了不少黑，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是歷史學者的神聖責任。有學者呼籲天下人還隋煬帝一個公道，不要以成敗論英雄，不要總把隋煬帝當反面教員。然而，要給歷史人物翻案或作最後結論，並不那麼簡單，尚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有的同志宣稱對歷史人物思想和活動應有具體分析，不但否認開運河、建東都、巡遊是「暴政」，而且否認隋煬帝是一個「千古暴君」，有人乾脆宣言：「暴君乎？英主乎？荒淫乎？雄傑乎？浮言不可枉信！」認為隋煬帝有功於民族國家，不但不是暴君，而且是一位偉大的皇帝。當然，這種過了頭的評價，學術界並不是一致同意，也有不少學者撰文認為隋煬帝「過大於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暴君，論者就隋煬帝「功大於過」還是「過大於功」論爭相當激烈，意見分歧很大。

本書對學界的論爭作了廣泛收集整理，試圖在吸收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再作進一步分析。正如前幾節所述，我們認為隋煬帝興建的東都、塹道、長城、運河、龍舟等每一項大工程在當時都有其一定理由，都不是單純為了享樂、遊玩，可以說沒有一件不是利在治國，而且實際上也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隋煬帝可謂對中華民族，對子孫後代作出了突出貢獻。特別是從主觀上看，隋煬帝的用心可以說都是好的，而且幹好事的心很大，很迫切，不是有如北齊後主高緯、北周天元宇文贇那樣不負責任地瞎胡鬧。營東都、鑿運河、巡江都等大役都不是一時心血來潮、隨心所欲之舉，而是經過通盤考慮精心策劃的「大業」，是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在營造東都、開鑿運河、巡遊江都之前數月，隋煬帝發佈了詔書，事先詔告天下。我們可以推測，從仁壽四年（六○四）十一月癸醜（二十一）詔發，至大業元年（六○五）三月丁未（初五）正式啟動營東都工程，辛亥（二十一）啟動運河工程，其間煬帝君臣對諸大工役是進行了詳細論證的。隋煬帝志向非凡，試圖追秦皇、漢武，成不世之功，這沒有什麼不好，像隋煬帝這樣雄心勃勃想幹大事業的皇帝在中國歷史上實在不多。況且所幹的每一件大業都是順應了歷史發展潮流，適應了當時統一後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別人想幹不敢幹，甚至連想也不敢想，隋煬帝狠狠心，一下子全都付諸實施，確實表現了隋煬帝是一位有為的君主，是具有遠見卓識有魄力的傑出政治家，這是他與高緯、宇文贇、陳叔寶等亡國昏君的根本區別。如果說要為隋煬帝翻案，我贊成先摘掉昏君的帽子，他不但不昏庸，而且有才有能，敢作敢為，是當時第一流的政治家。

隋煬帝決不是一個昏君，然而，他暴不暴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昏和暴並非同義詞，是兩個不同概念，不能混為一談。昏是昏聵無所作為，只顧玩樂荒政禍國，暴指殘酷無情，不恤民力，驅民於水火。當然，有的皇帝既昏又暴，如周天元宇文贇，但周天元沒有什麼才能，施暴的範圍有限，掀不起狂風大浪。昏君既無德又無才，而暴君則可能有才而無德，隋煬帝的政治才能是無可懷疑的，但他為君仁德如何，他對被統治的千百萬子民的態度如何，就成為評價他暴不暴的關鍵問題了。

要在理論上說明隋煬帝是一個暴君似乎比較容易，因為按照階級分析的觀點，隋煬帝殘酷壓榨剝削役使百姓，最後被農民起義推翻，他怎麼能不是一個暴君呢？然而，否認隋煬帝是「千古暴君」的翻案者卻提出：「試想，歷史上哪有一個有作為的封建帝王的豐功偉績不是和『民不聊生』聯繫在一起呢？那些威震一代的英雄豪傑，有誰不是以光輝和陰影為表裡呢？再說，在古代修好一條數千里的運河不付出極大代價是不可能的，那種要求隋煬帝既要完成這一工程又不許加重農民負擔的論點是不合情理的」。翻案者將階級分析的觀點放到了一邊，卻又宣稱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對歷史人物思想和活動應進行具體分析的要求和對英雄史觀的批判的觀點立言 ，這顯然造成了理論上的混亂。為了將道理講述得更清楚，我們還是以歷史事實來說話。

隋煬帝是卓越的政治家，他高瞻遠矚有魄力，順應歷史潮流要幹大事幹好事創大業，「大業」年號意味著輝煌繁盛。然而，如何完成其大業，如何把煬帝心中的好事、大事都幹好，流芳千古，成不世之功，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了。歷史沒有玩笑可開，好事可能變成壞事，事情可能走向反面。雖然皇帝權大無邊，可以調動一切，但也不能心想事成。特別是辦大事創大業更要付出沉重代價。所以，一個有責任心的最高統治者，在辦大事之前，就不能不考慮成就大事的主客觀條件。大業初年有沒有財力和物質條件支援如此浩大的一系列工程呢？從役的勞動人民是否承受得起？天下子民到底願意付出多少血汗作出多少犧牲來為後代造福，為今上建功？這是興辦大役的唯一決策者隋煬帝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

隋煬帝是否考慮了成就大業的客觀條件呢？我們認為像他這樣卓越的政治家，是不會不加考慮的。首先是物質條件，隋煬帝即位時，隋立國已二十五年，天下一統亦幾近二十年，由於先皇隋文帝的節儉儲積，隋國庫的確擁有巨大的財富。開皇十七年（五九七），「中外倉庫，無不盈積」，到隋文帝末年，「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所以元人馬端臨說：「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 。清人王夫之也說：「隋之富，漢、唐之盛未之逮也」 。到大業初年，正值「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赤仄之泉，流溢於都內，紅腐之粟，委積於塞下」。這就為煬帝大興工役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於是煬帝「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 。得以下決心大幹快上，大興工役，成不世之業。後來唐太宗曾對侍臣王珪說：「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認為「煬帝失國亦此之由」。

唐太宗所說雖有一定道理，但並不完全對，物質條件具備，不以豐富的財力籌辦大事，而死守庫房，是昏庸的表現。隋煬帝不至於當守財奴，失國原因也並不在此。但財力充沛，還必須考慮民力能否承受，對此，隋煬帝的考慮恐怕就未必盡當，其失國原因恐怕也可追溯於此。

隋全盛時有人口約四千六百餘萬，人力資源也是豐富的，但並非取之不盡。舉辦大型公共工程雖可說民力能夠承受，如隋立國之初文帝就營造了比東都洛陽規制更大的長安大興城。但如果連續舉辦大型工程，民眾從役的承受能力就有一定限度。然而，隋煬帝考慮的不是民役的限度，而是其強大的皇權到底能徵集到多少人。隋煬帝相信，權力無限，徵調的人力也就無限，因此，民役是沒有限度的，皇帝可以隨心所欲地舉辦他想辦的一切大型工程。

隋煬帝手中有錢有糧，而且有權，不僅具備了經濟條件，更加具備了政治條件，政權力量令人生畏，即使沒有經濟條件，也可用政治強力實行超經濟強制，只要有了權，沒有條件可以創造條件。皇權可以支配一切，只要皇帝一聲令下，就可能化作全民行動，君權無限，國家人力、財力、物力高度集中，當然也就具有巨大的能量，幹出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大事業。

從主觀上講，隋煬帝是想幹好事，幹大事，利國利民，成聖王之業。然而，要成就大業舉辦大型工程，必須役使千百萬子民來貢獻體力，否則，將一事無成。我們知道，封建專制國家的基礎是一家一戶從事個體生產的小農，小農經濟最脆弱，經不起折騰，正如馬克思所言：「對小農來說，只要死一頭母牛，他就不能按原來的規模來重新開始他的再生產」 。在生產力極其低下，沒有大型機械的古代，要開鑿千里運河，修築萬里長城，談何容易，全靠勞動者一雙手，一鍬一鍬地鏟，一石一石地搬，封建政權只能依靠政治強力，行政命令，徵集大量役夫，搞人海戰術，才可能興辦大型工程。於是幾十萬、幾百萬農村丁壯被迫離開農業生產，被官府徵調從役，每徵發一次大役，不但必然要影響農業生產，致使「耕稼失時」而破產，而且必然有大批青壯勞動力因工傷勞累而死亡。而農業是古代社會的基礎，農民是國家的基石，先儒宣言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道理，封建統治者不是不知道。因此，舉辦大型工程理應慎重，皇帝必須首先考慮子民能否承受，要考慮子民的生存狀態。大型公共工程不是不能辦，但要掌握一個「度」，這個「度」就是子民的承受能力，不計成本濫用民力，驅民於水火，役黔首於死地，無視人民最起碼的生存權利，就必然產生暴政。隋煬帝錯就錯在這裡，暴就暴在這裡，亡國之由亦在於此，他大興工役，虐用民力，大大超出了人民的承受「度」，從而形成苛暴之政。

有史家指出：「使用民力過度，妨礙生產自然不好，但不能這樣就把開運河這件事否定掉，斥之為暴政。古代各王朝土木工程沒有一件不是使用民力過度的，秦始皇、隋煬帝的大興土木是兩個突出的例子，只要這種土木工程對當時與後代有利，就應該肯定。如果簡單斥為暴政，勞民傷財，那古代就不應該有什麼土木工程建築了。如果沒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工程，社會也談不到能有什麼發展」 。此話初一看，似乎很有道理，但若仔細分析，就會發現言過其實。古代大大小小的工程固然要搞，更何況利國利民，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工程呢！但是大工程為什麼不可以在當時民眾能承受得起的限度內有計劃地適當地搞，而要爭時間，搶速度，役使百萬民眾一哄而上，不顧人民死活搞人海戰術，使民眾死亡相屬呢？民眾最起碼的生存權利不能不受尊重，不能因成一人之功業而叫萬民就死。也不能為造福後代就要叫當代人作無謂的犧牲。大運河工程固然重要，但為什麼就不可以搞得慢一點，十年工期不算長，至少可使被役民眾喘口氣，得以保全性命，留給一點最起碼的生存權，也算是皇帝給人民的德政。況且，歷史也並沒有要求隋煬帝一人一朝去完成千里運河工程，實際上南北大運河也是春秋至清幾千年不斷挖掘的成果。要人民付出代價可以，但不能付出死亡的代價。

然而隋煬帝不顧人民死活，不但好大喜功，而且急功近利，大興工役來得十分急，且多而集中，在大業初年半年內，連續下令掘長塹、營東都、鑿運河、造龍舟、巡遊江都、制羽儀等，役使男女數百萬。而且，此役綿綿無絕期，一項工役尚未完成，新的工役又起，一次巡遊剛完馬上又接著另一次巡幸。百役繁興，六軍不息，竭盡國力，大興土木，惟權力意志是用，根本不考慮民眾的承受能力，「視億兆如草芥」 ，不把民眾最起碼的生存權利放在眼裡。因「土木之功不息」，隋煬帝時的民役苛重不僅遠遠超過文帝之時，而且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文武雙全的亡國之君：隋煬帝的功過評價再定位

朱振宏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說到中國歷史，人們經常將「秦漢」與「隋唐」進行參照比較，不僅是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輝煌的王朝代表，也是因為秦、隋國祚雖短暫，但都結束此前長期分裂割據時代，下啟漢、唐盛世基業。毛澤東在〈沁園春•雪〉的下闕中曾評價中國歷史上幾位著名的帝王「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作為亡國之君的隋煬帝自然是未入毛澤東的點評。然則，論性格，隋煬帝卻是文采與風騷兼俱；論武功，隋代疆域最為遼闊的階段，也正是在隋煬帝的大業時期。唐修《隋書》，評價隋煬帝云：「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內，紅腐之粟，委積於塞下」（《隋書•煬帝紀下》「史臣曰」）。有學者曾說過：秦始皇做過的事，隋煬帝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沒有焚書坑儒；隋煬帝做過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沒有開運河。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譽，隋煬帝卻落個萬世唾罵的惡名。

　　國內外有關隋煬帝傳記著作不少， 隨著2013年江蘇揚州曹莊隋煬帝墓的發現，對於隋煬帝的功過評價，又掀起一波熱議。 袁剛先生的《隋煬帝傳》是筆者管見國內外有關隋煬帝傳記中徵引史料最為豐富，讀後極具啟發性的一部歷史人物傳記。除「引言」與「結語」外，全書共分十章、三十四節、七十八目，約五十六萬字。第一章介紹隋煬帝楊廣的家世、出生與時代背景。第二章敘述楊廣青年時代北禦突厥、南平陳朝與安輯江南事蹟。第三章論述楊廣如何由坐鎮江都，歷經十年苦心經營，從晉王最終被立為儲君的過程以及在「仁壽宮變」所扮演的角色。第四章談及煬帝即帝位後，進行包括營建東都、掘塹、置關防、築長城、開運河等一系列浩大工程。第五章講述煬帝在位期間的文治特色、改革目的與創新項目。第六章綜述煬帝多元的興趣與非凡的才華。第七章探討煬帝巡遊各地與大業年間對外關係。第八章分析煬帝三征高麗的原因與造成的結果。第九章討論雁門事變後煬帝避居江都、各地割據勢力的相互競逐，以及「江都宮變」煬帝被弒。第十章藉由唐朝「亡隋之轍 殷鑒不遠」作為總結。結束語的標題「莫道有才能治國  須知亡國亦由才」，畫龍點睛的蓋棺隋煬帝的歷史定位。

　　綜觀上述可看出，本書全方位、系統性的介紹隋煬帝的一生，囊括與隋煬帝相關的所有內容，特別是有關隋代歷史上極具爭議性的議題，書中都有深入的論辯分析，並迭出新意，茲略舉數例以明之：

　　釋疑：關於隋煬帝的出生時間，《隋書》、《北史》與各類史書，均無明確記載，要知道《隋書》修成於唐太宗貞觀十年（636），距隋亡不及二十年；《北史》完成於唐高宗顯慶四年（659），距隋煬帝被弒亦僅四十年，主持《隋書》的魏徵、顏師古、孔穎達；纂修《北史》的奠基與完成者李大師、李延壽等人，皆生活在隋朝，可說是當時人記當代事。然而，相較於隋文帝楊堅的出生時間，《隋書》與《北史》都有清楚詳實的記載，反觀時代更近的隋煬帝楊廣，則含混不清，著實令人不解。作者指出唐初君臣論政的核心是「以隋為鑒」，站在官方立場，將隋煬帝作為反面教材，極力突出隋煬帝的昏暴無道進行貶責，修史材料的取捨，有意無意抱有偏見，煬帝生日的失載即與此政治意識有關。也就是說，明知而不載，反映初唐修史者對隋煬帝的極度蔑視。同樣的，史書對於煬帝與蕭后的婚期和婚禮缺載的原因，也應作如是觀。

　　辨誣：開皇九年（589）平陳後，對於如何處置寵冠后宮、以鬼道迷惑陳後主的寵妃張麗華，《隋書》與《北史》的〈高熲傳〉云：「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而高熲「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司馬光《資治通鑒》甚至記載楊廣因此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熲。」。作者認為楊廣在奪得帝位前一直是矯情飾貌，況且母后獨孤氏最恨好色納妾，楊廣不可能如此敗壞自己的名聲和功業。且《陳書》和《南史》的記載正好相反。《陳書•張貴妃傳》：「晉王廣命斬貴妃，牓於青溪中橋」；《南史•張貴妃傳》：「晉王廣命斬之於青溪中橋。」，都肯定張麗華是楊廣下令處死的。《陳書》的作者姚思廉之父姚察，當時正在陳朝任官，對隋滅陳時建康的情況比較清楚，後來唐人許嵩所撰《建康實錄》就沒有依從《隋書》、《北史》的錯誤，明確記張貴妃為晉王楊廣所殺。是以，有關楊廣欲納張麗華一事，此為唐初史臣有意貶隋揚唐，醜化隋煬帝的曲筆。這也提醒我們，舊史對隋煬帝的記敘描寫，存在著很大的失實失真與醜化，我們在運用這些史料時，更應秉持謹慎的態度甄別評估。

　　質疑：《資治通鑒》記載，隋文帝仁壽二年（602）八月獨孤皇后崩逝後，時任太子的楊廣「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作者認為獨孤皇后是楊廣的政治靠山，是謀奪儲位主要支持者，對於母后支持自己成功奪嫡，楊廣是感激不盡的；母親的死，楊廣不但失去了政治上的堅強後盾，而且將直接面對來自各方面的反對力量，能否順利繼嗣接班，也成了問題。是以，楊廣恐未必如《資治通鑒》所言表面悲痛欲絕，但在自己府內卻談笑如常。且《隋書》、《北史》皆未見此記載，此乃司馬光據小說家言。

　　辨偽：關於隋煬帝營建東都洛陽，《資治通鑒》取杜寶《大業雜記》的說法：「章仇太翼言於（煬）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為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脩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為然。」。要知道章仇太翼原為廢太子楊勇的門客，又在仁壽宮變前參加柳述集團，反對楊廣，怎麼會在煬帝剛即帝位不久，便出現在煬帝身邊，成為煬帝的親信？而煬帝竟由他一言而產生遷都的效力。司馬光不採正史詔令，代之以野史小說，此乃企圖寓褒貶善惡於敘事之中，用以貶低隋煬帝的政治眼光和才能。

　　比較：我們知道隋文帝與隋煬帝都崇尚佛教，然兩帝對佛教的態度是不同的。作者指出隋文帝尊佛重在修功德，並不研習佛教義理，其所推崇乃北方風格的佛教，注重修、造像等宗教實踐，而少究經義。隋煬帝信佛但不佞佛，三教併重以儒為先，既修功德更重義理，所推崇的是南方風格的佛教。隋文帝對佛教迷信至深，認為得天下、統一天下是由佛教之力；煬帝卻是尊佛但不迷信，重視佛教戒律，嚴格限制度僧與建寺數量，佛教必須納入政治控制之下。書中對煬帝和智顗和尚以及天臺宗、三論宗的關係都有詳細的論述。

　　評價功過：本書在第一章、第五章、第十章，以及文末的結語，用了不少篇幅討論如何對隋煬帝的功過進行評價。作者不是對其行事進行量化，也不是空泛的以「功大於過」或「過大於功」簡單描述。隋煬帝不似一般亡國之君，貪圖個人享樂而無所作為。事實上，隋煬帝心懷聖王志業「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隋書•煬帝紀下》），而其興辦的各項工程，多可視為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大業之政一件一件地看都是德政，符合時代要求的大好事，但加總起來，就成了人民難以承受的大暴政。何以如此？隋煬帝之所以列為暴君、之所以謚號「煬」，其暴就在於濫用權力，不恤民力；其「煬」就在於「去禮遠眾」、「逆天虐民」，忽略統治下人民的生存狀況。評價帝王功過，不在於帝王身懷多少才能，不在於成就多少帝業，而應著眼於為直接統治下的人民生存狀態，帶來了甚麼影響。換言之，作為衡量判斷是否為有德之君，就是考察他是如何對待人民生存為首要關鍵。

　　除上述外，袁剛先生對於煬帝營建洛陽、修築運河、在位期間馬不停蹄的巡幸各地的原因，都有深入的討論和精闢的見解，而不是單純以「好大喜功」、「剛愎自負」一筆帶過。在結語中，袁剛先生從明君、暴君、昏君、庸君四類，綜合比較北朝末年到初唐的十二位帝王，也著實發人省思！

　　本書的另一大特色是對史料的蒐集運用。史載，武德四年（621）五月，唐平洛陽王世充「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泝河，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新唐書•藝文志一》），由於舟覆使大量典籍湮沒不存，造成唐朝初年修纂隋史時，資料嚴重匱乏，也為後世研究隋史者，常有史料不足之感慨。袁剛先生則是窮盡文獻典籍，本書所徵引的史料，除了正史、隋唐筆記、詩文、唐宋所編各種文集、類書外，還廣泛蒐羅釋家佛典傳記，諸如：《善見律毘婆沙》、灌頂《國清百錄》、《隋天臺智者大師別傳》、道宣《廣弘明集》、《續高僧傳》、《集神州三寶威通錄》、《集古今佛道論衡》、法琳《辨正論》、士衡《天臺九祖傳》、志磐《佛祖統紀》，又兼及石刻史料（如趙明誠《金石錄》、王昶《金石萃編》）、歷史地理（韋述《兩京新記》、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宋敏求《長安志》、徐松《唐兩京城坊考》、畢沅《關中勝蹟圖志》）、敦煌文書（斯坦因「敦煌漢文文書第613號」）、明清小說（袁於令《隋史遺文》、齊東野人《隋煬帝豔史》、褚人穫《隋唐演義》）等不一而足，將能利用的資料，竭澤而漁、網羅殆盡，又參考撰寫期間中外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真正做到傅斯年先生所說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精神。此外，書中另一亮點是，各章節適時運用隋煬帝的詩文，以及大量徵引唐朝與後人對隋煬帝的詠史詩，使讀者更能生動鮮明瞭解隋煬帝的性格。書名雖然是《隋煬帝傳》，但涉及內容涵蓋整個隋代，甚至上溯至西魏、北周，下延至初唐時期，也可以將本書視為一部簡明版的隋朝通史。

　　受限於導讀的篇幅，不能「劇透」太多，本文僅能就書中精彩的篇章，挑選其中一、二，進行概略性介紹，有興趣的讀者自可細細品讀，或進一步參看書評， 相信對隋煬帝會有不同的認識與全新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