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人才庫與現代中國的命運

張瑞德、馮啟宏

推薦序1 張玉法／中央研究院院士
推薦序2 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特聘研究員 
全書提要

一　導論

二　智囊團：蔣介石的個人幕僚機構

第一節 國防設計委員會
第二節 南昌行營調查設計委員會
第三節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
第四節 參事室

三　養士：蔣介石對學人與刊物的贊助
第一節 蕭一山：建構「民族革命史觀」的國士
第二節《汗血》：文化戰場上的祕密武器

四　訓練：抗戰時期的幹部訓練工作
第一節 從講習所到訓練團
第二節 中央訓練委員會與抗戰時期的幹部訓練
第三節 蔣介石學校：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
第四節 戰時國民黨幹部訓練成效的檢討

五　建檔：侍三處與國民政府人事資料庫的建立
第一節 陳果夫與侍從室第三處的設置
第二節 侍三處的組織與運作
第三節 侍三處與黨政高級班學員的遴選
第四節 侍三處人事工作之成效與檢討

六　餘論
徵引書目
人名索引
後記
好評推薦
 

第二章　智囊團：蔣介石的個人幕僚機構

蔣介石屬於「剛毅型」的領袖，具有「英雄造時勢」的氣概。意志堅強，遇有強敵，可以退讓，但決不投降。其缺點即為盛氣淩人，寬厚不足，以至於雖想選賢任能，但每多無法如意。早在1919年，蔣介石對他自己性格上的缺點，即曾有過以下的反省：

人才難得，蓋由於自身精明不足，易為人欺，而不易為我用者半。又由於自身學業不足，易為人所輕視，而不願為我樂助者亦半也。總之，蠻橫輕浮者，易為人所棄。恕和寬厚者，必為人所親，吾自常有驕矜暴戾之色，盛氣淩人之勢，而又不能藏垢納污，虛心包容，此其人所以不樂為我所用也，以後應事接物之間，以渾厚寬恕四字，三注意也。

蔣介石早期權位不穩時，多方尊崇革命元老及前輩。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在1920到30年代均與蔣過往甚密，而對自己同輩的革命黨人和政治人物，如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葉楚傖、戴季陶、閻錫山、馮玉祥，蔣都以謙卑自居。廖早死，葉、戴漸形「老朽」，與汪、胡、閻、馮、李、白諸人，有分有合，有些人雖可共事一時，後來多半分道揚鑣。蔣早期掌握者，多為軍事機關，所用的人主要憑藉保定系、士官系，又培養出龐大的黃埔系。文人的親信中，邵元沖、陳果夫、陳立夫後來在政治、黨務方面有重大影響力。抗戰前他重用黃郛和楊永泰，戰時張群、宋子文、孔祥熙多承擔方面任務。蔣常自歎人才不足，例如1932年6月22日的日記：

為政在人，餘一人未得，何能為政？嘗欲將左右之人試量之，多非政治上人。戴季陶（傳賢）、陳景翰（韓）、余日章三友可為敬友，而不能為我畏友；其他如朱騮先（家驊）、蔣雨岩（作賓）、張岳軍（羣）、俞樵峰（飛鵬）皆較有經驗，而不能自動者也；其次朱益之（培德）、朱逸民（紹良）皆消極守成而已，無勇氣，不能革命矣。其他如賀貴嚴（耀組）、陳立夫、葛湛侯（敬恩）皆器小量狹，不足當事也。茲再將新進者分析之，黨務：陳立夫、張厲生、張道藩、劉健群、羅志希（家倫）、段錫朋、方覺慧、齊世英、方治、魯滌平、羅貢華選之。其他如內政、外交、經濟、法律、教育諸部，從長考選，不易多得也。

兩天之後，他又思考同一問題：

近思舊識幹部人才，幾無一得，而本黨原有之幹部，更難多得。季陶、益之較有幹才，而其消極、懶慢，不能為用，是為最大之不幸。其次則張岳軍、蔣雨岩、朱騮先，亦只能盡一部之責而已。

黨內幹部既然不能為用，蔣於是開始嘗試向學界求才。

中國自古受到科舉制度的影響，一直即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近代科舉制度廢除後，年輕人的心態開始產生了變化。知識分子有鑒於政局的動盪，加上受到「實業救國」宣傳的影響，總以為救國的根本，不在政治而在科學與教育，實業與學問。「政治乃是一件極無聊賴的事，他們是不屑去做的」。

不過到了1920年代，知識分子又發現政治的不上軌道使得實業不能發達，教育日益腐敗，學者也因為生活的不安定無法安心的研究學問，逐漸覺得過去觀念是錯誤的，以為政治的改進，原來也是建設事業的一個基本條件。於是過去立誓不入政界的人，也開始談起政治了。

此時正值蔣介石開始向黨外求才，自然吸引了不少知識分子的注意力，如北大教授陳衡哲即觀察到，「這個當局對於一班人才的意向，以前的不去說他。自從國難以來，卻不能不說是漸漸的改為友誼的，虛心的，甚至於誠意的了。雖然他們對於黨外人才的徵求與引用，仍不過是一個微之又微的開始。」這位中國第一位女教授和他的丈夫任鴻雋，均為胡適多年的好友，因此她的觀察，頗能代表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的看法。

近年已有學者開始注意到抗戰時期與戰後國民政府延攬大批學者專家，進入各種政策規劃設計機構。事實上，早在戰前十年，國民政府時期，蔣介石所直接掌控具有智庫性質的智囊機構，即有國防設計委員會，南昌行營調查設計委員會、侍從室與參事室。本章擬依序討論以下各機構，並對其得失與影響進行評估。
 

第一章　導論

本書擬探討蔣介石以一軍人出身的國家領袖，如何吸引人才，培訓幹部，協助其治理中國，並檢討其成敗得失。全書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為導論，說明研究動機，並對過去研究成果進行回顧。第二章「智囊團」，依序討論國防設計委員會、南昌行營調查設計委員會、侍從室和參事室四所蔣介石所直接掌控的智囊機構，發現這些機構所做的設計工作各有貢獻。國防設計委員會所參與的法幣改革和所制定的三年計畫，對戰時經濟甚至戰後海峽兩岸，均產生深遠的影響；南昌行營調查設計委員會所規劃的新生活運動和中國文化學會，對於協助「政治剿共」和「文化剿共」，也發生了一定的作用；侍從室在黨政政策研究方面，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成果，即為1945年國民黨六全大會政綱的研擬。侍從室彙整黨內各派立場各異的政策意見，整合為大多數人均能接受的政綱，將國民黨的經濟政策，由傾向統制經濟（計畫經濟）轉型為計畫自由經濟，並且嘗試建立社會安全體系，對於日後台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建設，產生深遠的影響。在外交方面，侍從室第五組和國防設計委員會在戰前為蔣介石最重要的諮詢機構。

1938年蔣介石在陳布雷的建議下設立參事室，1941年蔣又命陳布雷和王寵惠在國防最高委員會內設置國際問題討論會，專門研究戰後國際問題。此二機構出現後，侍從室在外交決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即大為縮減，無法與其在黨政決策上的重要性相比，不過仍積極介入中日秘密外交、韓國獨立運動等活動，並出席重要國際會議，協助蔣介石進行「元首外交」。國民政府的決策機構眾多，包括行政院、國民黨中常會、國防最高委員會等，各自均參與部分的決策制定，而侍從室在其中往往扮演最後「把關者」的角色。例如在戰前「五五憲草」審查的過程中，貫徹蔣介石的意旨，將內閣制的憲草法案轉換為大權集中於總統的憲法草案；又如在年度政府預算案的審查過程中，協助蔣執行最後把關的工作。

蔣介石除了利用以上各智囊作為養士的場所，並且利用他個人的「特別費」，長期資助一些學人和刊物。第三章即以蕭一山和《汗血》為例，說明他們在蔣介石長期資助下，雖然均能不負厚愛，在建構「民族革命史觀」，增加政權的合法性和壓制左翼聲勢上，產生一定的效果，不過從長遠上看，畢竟仍未能扭轉國府在宣傳上的劣勢，查禁左翼書刊時所使用的粗暴手段，更使國府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

蔣介石在1938年被推選為國民黨總裁後，開始大量培訓黨內幹部。而歷經了黃埔訓練到廬山訓練，蔣介石針對黨政軍幹部以中央訓練委員會及中央訓練團為核心，全面開展了史上最大規模的幹部訓練。本章第四章即探討中央訓練團創辦與發展，特別是有中訓團內有「蔣介石學校」之稱的「黨政幹部訓練班」，更是本章著墨的重點，試探蔣介石是怎樣訓練他的幹部，並進行成效評估與檢討。

本書第五章論述重心則是放在掌管中訓團黨政訓練班畢業學員人事管理業務的侍從室第三處身上，特別是人才資料庫的建立問題上。故本章內容，主要是將已經發表的研究成果重新梳理並加添新開於的史料，探討侍三處的組織及他們是如何督訓黨政班畢業學員。另外，為了替國家儲備未來棟梁之材，蔣介石決定從黨政班畢業學員中挑選成績優良送至「黨政高級訓練班」培訓，此一選訓工作也是由侍三處主導。黨政高級班的訓練內容為何，侍三處如何進行遴選，黨內派系的反應如何，均是本章節敘述的重點。

本書的第六章則指出蔣介石的這些智囊機構，在沒有內憂外患的安定環境下（如戰前十年和戰後台灣），尚可發揮各自專長，規劃各種建國方案，並逐步付諸施行，不過他們一旦進入正式行政體系，表現即未必優異，一般說來，學者從政在文教、外交或是與其所學相關的領域，較易有突出的表現，但是在其他的領域，則未必優於一般的官僚，主要原因在於歷練的不足和政治手腕的不足。更重要的是，這批從政的學者雖然均主張漸進式的改革，反對中共的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但是對於中共的發展及優點，並無深刻的認識，因此要求其對抗中共，則遠非其能力所能勝任。

國民黨在遷台後，蔣介石痛定思痛，決意改造黨的組織。而黨的幹部，正是改造工作的重心所在。故國民黨宣稱，幹部制度的建樹，正是政造工作積極努力要達成的目標，並在〈幹部政策綱要〉中開宗明義稱：「幹部為本黨權力機關」。幹部既然是國民黨遷台後的中堅，但是過去民國史學界對於國民黨幹部的養成方式及訓練方法以及蔣如何用人等問題卻缺乏一個整體性的論述。本專書之出版，即在解決此一學術研究上的缺憾。由於本書研究的範疇過去並未有相關論著做系統性探討，書中立論若有不足之處，尚祈先輩前賢不吝指導與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