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與原住民之爭【★1776革命未竟之地 ★不講理的共和國】套書

克勞迪奧．桑特（Claudio Saunt）、

克勞迪奧．桑特（Claudio Saunt）

美國喬治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專長為早期美國史及美洲原住民研究。桑特是獲獎無數的作家，第一本書《事物新秩序：財產，權力和克里克印第安人的轉型，一七三三～一八一六》（A New Order of Things: Property, Powe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reek Indians, 1733–1816）就以深刻的北美原住民族群個案研究，榮獲二○○○年美國南部史協會及美國族群史學會最佳圖書獎，一舉打響知名度。次作《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種族與美國家庭的瓦解》（Black, White, and Indian: Race and the Unmaking of an American Family）探索種族制度對十八世紀美國原住民南部混合種族家庭的影響，也獲得二○○五年南衛理公會大學頒發最佳非小說類圖書獎。

二○一四年，桑特撰寫了《一七七六革命未竟之地》，企圖挑戰既有歷史傳統，也就是一七七六年美國建國革命的主敘事。《一七七六革命未竟之地》從他的童年歷史學習經驗出發，反省美國人對自身國家歷史的片面認識。這次，桑特用他長年累積的北美原住民族研究為基礎，以一個更全面的視野，帶領眾人進入那個廣大、未知的十八世紀美洲西部大陸。

而在《不講理的共和國》當中，桑特試圖處理更為龐大的問題：原住民族失根的原因。此書原書出版之際，剛好碰到「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運動），桑特試圖藉由《不講理的共和國》，在一片針對弱勢族群權益的議題中，喚起原住民族權益的關注。

羅亞琪

羅亞琪

畢業於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興趣廣泛，對文字、語言情有獨鍾，譯作包括《與婚姻有約》、《1776革命未竟之地》、《運動健護全書》等。

★1776革命未竟之地／名人推薦

專文導讀

康培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褚縈瑩（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聯名推薦（依筆畫順序排列）

吳叡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馬雅人（FB 馬雅國駐臺辦事處大使）

謝哲青（知名節目主持人）

美國號稱「自由人的土地」，但它今日國界的形成，卻是東北十三州的盎格魯撒克遜建國者向大陸西向南殖民擴張，掠奪北美各原住民族土地與自由的過程。美國是現代民主共和政體的典範，但托克維爾所再三稱頌的「美國民主」的成長與確立，同時也是新共和國與舊帝國在新世界爭霸，最終成長為沒有帝國之名的大陸帝國的過程。本書揭露了如今已被遺忘的美國國家形成背後的基礎性暴力（foundational violence），令人深思。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吳叡人

空曠、被動、征服、遷移，可能是美國西部拓荒視角下，臺灣人對於十三州以外的原住民族歷史的想像與關鍵詞。《1776革命未竟之地》相當精彩地，帶給我們主流以外的視角，訴說好幾段「不為臺灣人知的歷史」。

──FB 馬雅國駐臺辦事處大使 馬雅人

在《1776革命未竟之地》中，我們看見了歷史的進程，捲入了更多外來因素與媒介營力，也加速了變動的步伐。終究全球人類的歷史，約略都是在此一時代加快了腳步，也擴大了互為影響的規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康培德

《1776革命未竟之地》雖然仍以今日的美國疆域為主要地理舞臺，卻以一種去美國中心的方式，縫合了種種歷史意識分裂。南北半球的對立、伊比利與大不列顛的對比、歐洲勢力的殖民競奪，甚至是殖民者與原住民族的盛衰消長，這些對立的框架不再足以呈現美洲。取而代之的，是一幅由多組棋手輪流對奕的繁複圖像。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褚縈瑩

★不講理的共和國／名人推薦

專文導讀（依筆畫順序排列）

陳毅峰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詹素娟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聯名推薦（依筆畫順序排列）

巴奈 歌手

黃居正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褚縈瑩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書中）這樣的危機，在二十一世紀以不同的方式上演，無論是保留地上礦產的開採、輸油管的建立、保育政策的需求、或是區域不均衡發展帶來的原鄉人口流失，都讓原住民族成為新的離散人群，進一步切斷人與土地的關連。……臺灣與地球上其他各地的原住民族，仍然必須在貪婪資本主義與狂熱種／國族主義的狹隘縫隙中……只是這次的任務更為龐大：不只在維護原住民族的主權，還在於抵抗全球的生態災難。

──陳毅峰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對原住民族土地與自然資源之剝奪與迫遷，不過是最外顯可見的強制同化手段。本書提醒讀者，時至今日，即使是自認最文明的國族國家，仍在繼續以神聖信託之名，藉由各種原住民族無能對抗的優勢統治技術，從事危害原住民族生存空間的罪行。

──黃居正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當我們讀到本書不無諷刺意味的談到美國白人「堅持這片土地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不是屬於在那裡耕作了許多世代的人們，而是屬於那些遲來的受益者」時，在當代概括承受歷史的臺灣人，也必須謙卑的警醒：千萬不要重蹈覆轍，因為我們都不是局外人。

──詹素娟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桑特挑戰「美國在一八三○年代通過《原住民遷移法案》（Indian Removal Act）實為無可避免」之說，明確指出驅離原住民與擴張奴隸制度之間的共謀關係，彰顯美國參眾兩院、總統與大法官的政治責任，批判聯邦官員在資訊、資源、人力不足下荒腔走板的驅離行動，更點名倫敦與紐約的金融家為土地投機炒作注入金流。在這個從上至下都不講理的共和國中，切羅基與塞米諾爾等原住民族依然強韌地打著司法與游擊戰，彰顯了桑特用以形容美國的「不值」（unworthy）一字。

──褚縈瑩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克勞迪奧‧桑特為美國歷史上這個許多人都記得、卻鮮少有人了解的重要篇章撰寫了極具權威性的紀錄。桑特透過精妙又記錄詳實的著述告訴我們，渴望得到土地的莊園主、想要鞏固權力的南方政客以及紐約的銀行家是如何促成美國史上最大型的驅離活動。這些人遇到了懂得運用資源的原住民，動用手邊的一切資源好讓自己留在家鄉。這個關於偷竊、失土、官僚體系新把戲以及令人難以想像之暴力的悲慘記述牽動著我，是很少有歷史書能夠做到的。《不講理的共和國》將會讓你以全新的角度思考美國歷史，幫助你明白今天一些不平等現象的根源。這是近年來關於美國史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應該列為每個美國人的必需讀物。」

──哈佛大學萊爾德‧貝爾歷史學教授、《棉花帝國》（Empire of Cotton）作者斯溫‧貝克特（Sven Beckert）

「《不講理的共和國》探討的是權力，內容詳細描述金錢、口才、政治野心和白人至上主義如何結合在一起。桑特向讀者展現了美國種族階級制度的代價。」

──《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專欄作者大衛‧卓爾（David Treuer）

「克勞迪奧‧桑特……把聯邦政府的背叛、大規模的驅離活動以及殲滅式的暴力行為等定義了1830年代的三件事情結合起來述說……桑特結合了近年有關奴隸的研究和自己深思熟慮的成果，將原住民的驅離和國內的奴隸貿易視為兩條並行的眼淚之路、道德觀極度失敗下的經濟成就。」

──《大西洋雜誌》的凱特琳‧費茨（Caitlin Fitz）

「這是一個重大成就……【桑特】成功做到一件非常難得的事：摧毀歷史的進程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假象，還原當代人所面對的多種可能性。」

──《華盛頓郵報》的尼克‧羅密歐（Nick Romeo）

「這是一個強大無比、清晰明瞭的記述，將歷史事件與親身經歷這些事件的人交織在一起……桑特沒有試圖草率帶過敘述中較複雜的部分……他也很清楚，文件紀錄其實過度放大了留下文獻的那些人的聲音。在他的記述中，各個原住民社群內部及不同原住民社群之間的多元經歷都被囊括進去了。」

──《紐約時報》的珍妮佛‧扎萊（Jennifer Szalai）

「克勞迪奧‧桑特在他精彩的新書裡表示：『對北美大陸的征服從沒有發生任何近似【即檢討】的情況。』在許多關於美國史的著作中，1830年代大規模驅離原住民族群的討論仍然過於簡略。驅離活動對法律、文化和社群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日，這本重要的生力軍對此進行了威力強大的探討。」

──耶魯大學歷史學與美國研究教授、同時也是西部休休尼族的內德‧布萊克豪克（Ned Blackhawk）

「這是一本我們很需要的書，詮釋了美國史上一個長期被誤解的不光彩篇章。」

──《華盛頓郵報》的彼得‧科澤斯（Peter Cozzens）

「《不講理的共和國》糾正了美國正典，展現一個強硬的總統、陷入僵局的國會以及對金錢的慾望是如何聯手創造出一段舉國丟臉的羞恥歷史……這個引人入勝的故事邀請我們所有人反思我們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科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傑出教授伊莉莎白‧芬恩（Elizabeth Fenn）

「全面徹底的研究，悄無聲息的怒吼。」

──《明星論壇報》的克里斯‧休伊特（Chris Hewitt）

「這本書提出強而有力又動人心弦的論點，主張政府在1830年代贊助的驅離活動是美國原住民命運的可怕轉折點……這個重要研究把美國歷史一段不安擾動的時期詮釋得很好。」

──《科克斯書評》

「這是一個強而有力、佐證充分的著作，證實美國原住民的驅離是政治選擇，而非無法避免的悲劇。這本尖刻的論述強迫我們用全新的角度檢討美國史。」

──《出版人週刊》

★1776革命未竟之地／目錄

導讀 連結北美洲與福爾摩沙──跨越既有認知的全球史／康培德教授

導讀 縫補那分裂的美洲史意識／褚縈瑩教授

導論

序言 西部投機：韓德森的外西凡尼亞殖民地

• 俄羅斯人來了
  1. 軟金：阿拉斯加的阿留申人與俄羅斯人
  2.  
  3. 為了獨立之戰：聖地牙哥起義
  4.  
  5. 首次接觸：殖民舊金山
  6.  
  7. 跨越科羅拉多高原
      
•  
• 分割北美洲　

5. 被改造的森林：哈德遜灣公司與坎伯蘭豪斯
6.  
6. 大發現：黑山與拉科塔民族
7.  
7. 惡人入侵：奧沙吉人的家園
8.  
8. 圍困：深南部內陸

後記

謝辭

引用書目縮寫

注釋

★不講理的共和國／目錄

導讀一：把人趕走了以後呢？美國南方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的相互加持／陳毅峰老師

導讀二：透過歷史，才能得到正義／詹素娟老師

導言 「文字會騙人」

第一部分 白人至上主義和印地安領地

第一章  原民國度

第二章  喬治亞州的白人

第二部分  華盛頓市的觀點

第三章  辯論

第四章  「欺瞞的嘴與膚淺的心」

第三部分  籌備最好的計畫

第五章  行動計畫

第六章  霍亂來襲

第四部分  資助驅逐計畫

第七章  金融家

第八章  「一群愛耍計謀的投機者」

第五部分  從驅離到殲滅

第九章  一八三六年：充滿戰火的南方世界

第十章  刺刀的刀尖下

第十一章  這不是罪

後記  驅離的代價

★1776革命未竟之地／試閱內容

軟金：阿拉斯加的阿留申人與俄羅斯人

在海洋哺乳動物的育雛季節，七名阿留申人離開家鄉，動身前往地平線以外的國度。這群人包含一對夫妻以及兩、三名孩童，前者來自面積僅四平方公里的薩馬爾加島，孩童們受到父親命令，為了解那些顛覆他們生活的民族，踏上危險的旅途。在一七七五年六月一日，他們登上十五公尺長的俄籍單桅帆船聖保羅號，朝西邊前進。船上有超過七千張的狐狸和海獺皮，而他們的目的地是西伯利亞。五十七天後，船長伊萬‧索洛維夫（Ivan Solov’ev）將這艘「強壯笨拙」的船停泊在距離阿留申村莊四千公里的鄂霍次克。這個由一百三十二棟「悽慘的木屋」所組成的小社區位於西伯利亞東岸的沼澤地上，是船隻用來啟程前往堪察加半島和美洲的俄羅斯港口。駐船水手和哥薩克人很愛喝酒，有多少「海獺幣」──當地貨幣的名稱──就買多少酒。他們身上處處是壞血病的症狀：皮膚蒼白、雙眼凹陷、大片瘀青，全因飲食缺乏新鮮蔬果又攝取大量酒精所致。

        在這座破舊又孤立的城鎮，其中兩名阿留申人表示他們希望盡快返家，不要再繼續前往那些「偉大的俄羅斯城市」，另外五人則跟著父親和兄弟採獵的皮毛一起到了雅庫次克。這趟長達一千兩百公里的旅程橫跨崎嶇的山脈、多沼的森林和永凍平原，天氣好時需花費六週完成，但在冬季則有可能耗費兩到三個月的時間。阿留申人第一次看見森林──阿留申群島的自然環境原本就沒有樹木──及在艱苦路途中喪命的無數腐敗馬屍。每年一月，氣溫平均可降到零下四十度，在有大海幫忙調節氣候的群島，他們從未經歷這樣的寒冷。後來一個新加入的成員寫到，冰冷「刺入體內，直達『骨髓』」，而且這「絕對不是譬喻而已」。

        在雅庫次克，冬季來訪的旅人總認為空氣「總是瀰漫著雪花」，隊伍中的一名女子去世了。其餘四名倖存者持續向西南方前進，沿著勒拿河行走兩千公里，最後來到貝加爾湖附近的一個小小拓居地──卡楚格。他們在那裡遇到當地的布里亞特人，他們會騎乘有角的牛隻，並使用這些牛隻工作。後來，他們還途經羊群以及耕作良好的小麥、黑麥與大麥田。繼續前行兩百五十公里，他們終於抵達伊爾庫次克這個有著兩萬居民的大型城鎮。

        這座城市有醫院、劇院、學校、肉店、魚市和市集，使阿留申人的聚落相形見絀。畢竟，他們最大的村落也只住了幾十人。事實上，全世界的阿留申人（約一萬六千人）加起來都不及東西伯利亞這座首府的人口數量。每年，來自阿留申群島的數千張皮草和西伯利亞的數百萬張皮草都會匯集到伊爾庫次克，其龐大的倉儲營運規模是阿留申人完全無法想像的。在這裡，皮草會根據品質劃分等級，最好的會被送到歐俄地區，其餘的則通過貝加爾湖，抵達色楞格河的河口，接著再到上游的恰克圖。

        一七二七年簽署的條約規定，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貿易一律必須通過恰克圖或特魯海圖，這個更東邊、更偏遠、商業活動從未特別興盛的地方。恰克圖有幾棟富裕商人的高級住宅、一支龍騎兵的分遣隊，還有一個掌管葉大黃（跟歐洲人常見的大黃不同）乾燥、磨粉和分級程序的倉庫。俄羅斯政府壟斷這種昂貴根莖植物（據說它有寶貴的藥用功效）的買賣，還有一個藥材商隨時負責批准每一筆交易。其中，最珍稀的大黃會送到聖彼得堡，供御用藥房使用。此地進口的貨品則包含棉花、絲綢與茶葉。

        俄羅斯商人提供皮草做為交換。每年，兩百萬到四百萬張的西伯利亞松鼠皮會運至恰克圖。西伯利亞也產狐狸、黑貂和豢養的虎科動物的皮草。阿留申群島則出產狐狸皮以及所有皮草當中最珍貴的海獺皮，用在中國貴族的朝廷服飾上。海獺的皮毛是所有哺乳動物當中最密的，估計每一平方英寸就長有百萬根毛髮，是海狗的兩到三倍、狗的十八倍。十八世紀有無數人描寫這些毛草的美麗光澤。一七四一年伴隨維圖斯‧白令到阿拉斯加探險的博物學家蓋歐格‧史特勒（Georg Wilhelm Steller）便表示：「這些皮草的光澤超越了最烏黑的絲綢。」（史特勒對海獺肉也十分激賞：「蠻美味的」，母海獺比公的「軟嫩美味許多」。）在西伯利亞的海岸，海獺皮會以十到十五盧布的價格賣出，在伊爾庫次克賣三十到四十盧布，而到了恰克圖則可賣到一百到一百四十盧布的價格，整整翻漲十倍。在一七七○年代，皮草貿易幾乎占了俄羅斯海關收入的百分之八。

        令人吃驚的是，恰克圖每年賣出數百萬張皮草仍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因此俄羅斯商人只得仰賴另一個北美洲的皮草來源。克里獵人會在距離阿留申群島東邊四千公里的加拿大中部，將河狸和水獺皮賣給哈德遜灣公司，哈德遜灣公司再把這些皮草送到倫敦。到了倫敦，公司會將皮草出口到聖彼得堡或是鄰白海的阿干折斯克。在一七七○年代，每年都有四萬到五萬張皮草完成這趟曲折的旅程。遠距貿易創造出來的其中一個匯聚點是，這些皮草當中有數千張會被帶到烏拉爾山脈以東的托波爾斯克，接著再靠雪橇運到恰克圖，跟阿留申的皮草一起收進倉庫。整趟旅程（圖三描繪的路線）約耗費一到三年的時間。源自北美的海獺和河狸皮就這樣往不同的方向──往東一萬四千公里、往西七千公里──繞了世界一圈。最後匯聚在俄中邊界的一個偏遠地區。這些皮草接著會從那裡被放在駱駝背上或牛隻所拉的雙輪推車上，前往北京侍奉中國皇室。

※

不過十年前，阿留申人相信世上所有的俄羅斯人就只有乘著漏水的小船探索他們島嶼的那幾百人。在一七七○年代，十六艘俄羅斯船隻來到群島蒐集皮草，每一艘都為當地居民帶來災難性的影響。聖保羅號在這方面不是特例。就在英國士兵在北美另一頭接受波士頓大屠殺審判的不久之前，這艘單桅帆船在一七七○年九月離開鄂霍次克展開五年遠征。船長伊萬‧索洛維夫雖不識字，卻是個經驗豐富的航海家，來自托波爾斯克這個在歷史上協助俄羅斯征服西伯利亞的城鎮。索洛維夫和他七十二名的船員先是在千島群島過冬，如往常般一邊狩獵、一邊為來年儲備糧食。等到一七七一年七月出發前往阿留申群島之時，已有十六名船員去世。

        聖保羅號尋找皮草的路徑雖然很多人走過，卻依然充滿險峻。在十七世紀，皮草捕獵交易人（promyshlenniki）已經走過西伯利亞。這些外來者在沙皇的武裝部隊協助下往東挺進，一邊追尋珍貴的黑貂皮草、一邊為俄羅斯政府宣示土地。在這擴張活動的核心有兩個重要的概念，一路影響到遙遠的阿留申人：貢品（iasak）與人質（amanaty）。獻給俄羅斯政府的貢品通常是以皮草來計算，而為了確保人們繳納貢品，官員會從當地抓走人質。進貢帶給當地人很大的負擔，而且徵收貢品的手段也很殘酷。無數民族──薩摩耶、通古斯、雅庫特、尤卡吉爾等族──都承受了沉重的壓力，其中有很多民族甚至完全瓦解。十八世紀的俄羅斯人把這些人看作西伯利亞的「紅人」，相當於北美洲的印地安人，而西伯利亞則是「我們的祕魯」、「我們的墨西哥」或「我們的東印度」。

        到了一六七○年代，皮草捕獵交易者已將西伯利亞許多地區的黑貂捕殺殆盡，只剩下價值不高的松鼠和白鼬。他們一邊繼續挺進，一邊征服當地民族，最後在世紀末抵達堪察加。謠傳東方存在著「偉大的國度」，再加上對亞洲和美洲地緣政治關係感到不確定，促使俄羅斯沙皇彼得一世及其後繼者支持維圖斯‧白令的「東海」探險之旅，希望找到連接北美洲跟西伯利亞的陸橋。結果，生於丹麥的白令發現了後來以他命名的海峽，而他本人則在一七四一年第二趟旅程將近尾聲時過世。倖存的船員從現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島嶼帶回了海獺皮，啟動了一場淘金熱，只是淘的不是黃金，而是俄羅斯人口中的「軟金」。到了一七五○年代，皮草捕獵交易人早以在阿留申群島進行捕獵與交易活動，獲取數以千計的狐狸和海豹皮草，當然還有最珍貴的海獺皮草。

        阿留申群島像一道巨大的新月劃過北太平洋。在一七七一年的八月，聖保羅號抵達群島最東端，那裡的海獺和狐狸仍舊不少。一路上，船隻途經烏姆納克島，看見海拔高度兩千一百公尺的弗謝維多夫火山：這座巨大的火山坑綿延十公里，不斷冒出濃濃的黑煙，占據了島嶼的北部；在抵達阿留申群島之中最東邊、最大的烏尼馬克島之前，聖保羅號還在面積僅有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阿昆島停留過；而經過西邊另一個較大的島嶼烏納拉斯卡島時，索洛維夫船長只有繞過去。六年前，這座地貌起伏大、海岸線崎嶇的島嶼才剛發生過屠殺事件，而索洛維夫正是事件的主角之一。

        在一七六三年，撒迦利亞和以利沙伯號、三一號、約翰號以及阿德里安和娜塔莉號，這四艘船造訪了烏姆納克島和烏納拉斯卡島。這兩座島嶼是阿留申群島當中較大的島嶼，俄羅斯人在四年前才剛發現。這些船的船長從當地的阿留申人那裡徵收貢品，又帶走人質，以確保貢品即時繳納，他們自己也不會有危險。接著，如烏納拉斯卡島、烏姆納克島和鄰近島嶼的阿留申人所預期的，他們將船員分成狩獵小隊。阿留申人設想了一個計畫。根據索洛維夫的記載，當地居民會「先表示友好」，當俄羅斯人分頭進行狩獵和貿易時，再突襲他們。「用這樣的招數」，他們希望「殺死所有的俄羅斯人」。

        在烏納拉斯卡島上，阿留申人偷襲撒迦利亞和以利沙伯號的狩獵小隊。四名倖存者沿著海岸線逃回自己的船，卻看見一個櫃子被沖上岸，接著是船的殘骸與碎片，最後是夥伴被砍得慘不忍睹、四散在海灘各處的屍首。過了數個月，他們找到三一號，卻得知除了他們自己，撒迦利亞和以利沙伯號的三十七名船員當中只有三名倖存。

        原來，三一號也遭到攻擊，且很快就被摧毀。骨瘦如柴的船員因為同伴減少又得到壞血病，沒有辦法控制船隻，最後在大風大浪之中被吹到烏姆納克島，撞毀在岩岸。當晚，阿留申人襲擊了五十四名船難者。一七六四年七月，那場襲擊中倖存下來的十二名船員建了一艘皮製小船，繞了這座島嶼划行，尋找在群島之間進行貿易的第三艘船──約翰號。結果，在一個俄羅斯人建造的蒸汽浴地點，他們只找到焦黑的骨架以及被勒斃的二十名同胞，約翰號無人生還，因此究竟發生什麼事並沒有紀錄，一九七○年考古學家才發現了蒸汽浴和船員的遺骸。沒多久，撒迦利亞和以利沙伯號以及三一號的逃難者，被最後一艘倖存的船隻阿德里安和娜塔莉號所搭救。一七六四年九月，索洛維夫停泊在烏納拉斯卡島，才得知皮草捕獵交易同僚歷經的一切苦難。

        做為報復，索洛維夫在五次交手中殺了至少七十名阿留申人。他堅持：「我比較希望和他們好好談，讓他們斷了邪惡的念頭，跟俄羅斯人和睦相處。」但，十九世紀初受訪的年邁皮草捕獵交易者記得的卻不是這樣：有一次，索洛維夫被激怒後，「當場」殺了一百名阿留申人。他們回想當時，說那起血腥事件「很可怕」；還有一次，索洛維夫炸掉了一個裡面有三百名阿留申人的防禦措施，並用槍和刀擊殺沒被炸死的倖存者。一名交易人說，索洛維夫一共殺了超過三千人，這可能是誇大；另一名交易人則堅稱，他沒殺超過兩百人。然而，烏納拉斯卡島只有少少幾千個居民，就算只有兩百人罹難，也會對當地人口造成重大的打擊。

        多年後，阿留申人堅稱索洛維夫是造成他們人口銳減的主要原因。他們說，這名俄羅斯船長殺了數百或數千人，很多人看到他接近就四處逃跑。此外，他還喜歡摧毀他們的拜達卡──阿留申人製作的小舟。一名俄羅斯人說，這些小舟是他們不可或缺的狩獵工具，「就像農夫的犁和馬一樣重要」。這些用皮覆蓋的小舟要花超過一年才能完成，因此為了趕工造舟，有許多難民死於飢餓或風吹雨淋。

        一七八九年三名當地人回憶道，索洛維夫在烏納拉斯卡島和周遭的島嶼「射殺所有的人」。據說，他還做了一個冷血的實驗：他會把阿留申人排成一排，然後射殺第一個人，看看子彈有辦法穿過幾個人。有一次，村民逃到烏納拉斯卡島東邊的雞蛋島；這是一座躺在深度很深的海水中、懸崖峭壁高度達一百二十公尺的小小島。其多岩的海岸線讓索洛維夫難以接近，但他在第二次嘗試時成功登陸，殺死了躲在那裡的男女老少。阿留申人說：「那次屠殺非常殘暴，小島周圍的海水都被那些跳水或被丟進海裡的人的鮮血染紅。」

★不講理的共和國／試閱內容

「文字會騙人」

丹尼爾士維（Danielsville）位於喬治亞州（Georgia）北部的貧瘠紅土丘陵之中，這裡原本是個沒什麼好頌揚的地方，但在一八三六年七月四日這天，丹尼爾士維卻有大肆慶祝的理由。這天是美國的六十歲生日，將近一百名麥迪遜縣志願兵連（Madison County Company of Volunteers）的成員聚集在理查森．漢考克（Richardson Hancock）上尉的莊園遮雨棚下，並圍繞著一張「鋪張豐盛」的餐桌而坐。漢考克十來個的奴隸在一旁服侍。這群在遮雨棚下狂歡的人，歌頌國慶日慣常會出現的主題：美國政府（「全世界最平等、最棒的」）、愛國主義（「最高尚的熱忱」）、美國人民（「勇敢、慷慨又愛國」）。不過，他們也讚美了幾位當地英雄，首先提到的有來自昆內特縣（Gwinnett County）的托馬斯．錢伯斯（Thomas Chambers），因為他在慶典前幾天，才剛在現今亞特蘭大（Atlanta）南邊一百英里左右的地方，取下了「一個印地安人的頭皮」。受到錢伯斯的事蹟所激勵，其中一名志願兵韋爾（A. G. Ware）站起身，宣布他隨時願意前往任何地方，「向我們這片土地上的蠻族仇敵報復」。塞繆爾．威利福德（Samuel Williford）不想在氣勢上被贏過去，他吹牛說，他甚至可以無償這麼做。其他人紛紛表達了類似的意願，希望「印地安人」會被屠殺殆盡，並承諾會把他們「趕出」這個地區。

在國慶日同一週，州義勇軍涉過泥濘溪流，突襲紮營在喬治亞州西南部的一群失土原住民，並殺死了二十到三十個難民。逃過一劫的倖存者留下了一條條的血跡；美軍部隊強迫一千六百名的原住民男女老少，前往停靠在阿拉巴馬州（Alabama）蒙哥馬利（Montgomery）的汽輪。其中，原住民男子被迫綁著鐵鍊行走；在阿拉巴馬州南部，士兵把一群原住民追到一處沼澤，射殺了當中的四人；同年夏天，在田納西州（Tennessee）和北卡羅來納州（North Carolina），美國公民手持牛皮鞭和山核桃製成的棍棒，將原住民家庭趕出自家的農場，失土的原住民躲到阿帕拉契山脈（Appalachian Mountains）茂密的森林裡避難，奮力抵禦飢餓；在佛羅里達領地（Florida），約四千名美軍在共和國六十歲生日那天，跟長久住在佛羅里達的居民打仗。不久前，他們才將四百五十位原住民經由水路送往西部，原住民跨越了墨西哥灣（Gulf of Mexico）、上溯至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iver）。這些遭驅逐出境的窮苦原住民，最終只有三百人活著抵達目的地，也就是一個稱作印地安領地（Indian Territory）的地方。

一八三六年的夏天，正值「印地安人遷移政策」（Indian Removal）那十年，這個政策名稱不論在當時或現在都未曾改變。印地安人遷移是本書的主題，但除非是基於歷史脈絡的理由，我不會使用「印地安人」（Indian）和「遷移」（Removal）這兩個詞。「印地安人」是今天許多美國原住民族引以為傲的稱呼，但若要用來形容十九世紀被趕出故土的那些多元個體和族群，這個詞所象徵的那些充滿誇大想像、華而不實的聯想，將會扭曲我們對過去的理解。說到印地安人一詞，我們會聯想到野蠻、原始，或是高貴、與大自然結合；我們會說印地安人堅忍、勇敢，也會說他們懦弱、不值得信賴；會說他們高尚，也會說他們注定滅亡。我們不稱印地安男子丈夫或父親，而稱他們為「戰士」，並稱印地安女子則是「印地安婆」（squaw）、「未婚少女」（maiden）或「背婦」（burden bearer）。他們的政治領袖叫做「酋長」（chief），他們的族群或民族叫做「部落」（tribe）。簡單來說，印地安人跟其他人不同。這個標籤讓人聯想到好多刻板印象，蒙蔽了我們的腦袋，使我們不可能看清過去。在美國史的脈絡之下，這個詞會令人聯想到悲劇和必然性，創造出一團濃霧，模糊了共和國初期，美國政治人物和他們的選民所做出的決定。「遷移」也不適合用來描述政府資助的八千人驅離活動。一八三○年，麻州（Massachusetts）議員愛德華．艾瑞特（Edward Everett），他在眾議院的一場辯論會表示，「遷移」是一個「很輕的字詞，而文字會騙人」。不管是當時或現在，這個詞都沒有傳達出任何強迫或暴力的意味。這項政策的擁護者創造了「印地安人遷移」這個用法，但不僅其中的兩個組成詞大有問題，還有另外一個缺陷：3在十九世紀，人們不是自己遷移到新的地方，就是因為犯罪而遭到遷移。可是，「印地安人遷移」這個不尋常的構詞方式並未點出是誰遷移誰。是印地安人自行遷移的嗎？這個詞含糊得十分巧妙。

有其他方式可以描述美國在一八三○年代對原住民做的事。人權主義者在寫到二十一世紀的事件時，提到了「強制遷徙」（forced migration），但不只我一個人認為這個詞跟真正發生的事件相去甚遠；「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也有被提出，但這個在一九九○年代波士尼亞戰爭（Bosnian War）期間被廣泛使用的宣傳用語，因為過於含糊、甚至讓人感覺掩飾了暴力，而合理地受到了批評；「種族滅絕」（genocide）一詞則點出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這個事件符合聯合國在一九四八年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Convention on Genocide）所下的定義嗎？那些歐洲殖民者與他們的後代，在某些時間和地點無疑是帶著種族滅絕的意圖行動，但是發生的頻率和規模卻還有爭議。4因此，我把焦點放在別的地方。我使用另外三個詞來描述美國在一八三○年代的政策。第一個是「驅逐出境」（deportation）。驅逐出境是由政府執行，說明了聯邦政府驅離原住民族這個行為下，背後的行政與官僚作業。此外，由於一個國家只能將在自己國土內的人驅逐出境（國界以外的地方必須訴諸外交手段或武力），「驅逐出境」一詞也指出美國在一八三○年代對原住民族主權的攻擊，因為聯邦政府和多個州，把自己的管轄範圍和權力延伸到不屬於他們的土地。為了點出這整件事蘊含的暴力事實，我也將美國原住民族遭連根拔起的狀況指稱為「驅離」（expulsion）。這個詞具有歷史正確的優勢，因為當時這項政策的反對者和受害者就有使用到這個說詞。在恰當的時候，我還會用到第三個詞，是從行兇者那裡借用的──他們曾在某些時候說，自己的目標是「殲滅」（extermination）。

我會想要進行這項研究，靈感來自從我爺爺那裡得到的信件。他在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從匈牙利（Hungary）逃亡到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Cleveland），之後一直有跟住在匈牙利東北部沙托勞爾堯烏伊海伊（Sátoraljaújhely）的父母和手足通信，直到一九四四年納粹將他們送到奧斯維茲（Auschwitz）集中營為止。閱讀這些信件時，我開始重新思考一個世紀以前，發生在我現在位於喬治亞州雅典（Athens）的家附近的驅逐出境事件。雅典這座城鎮有一些主要道路的路名，例如蘭普金街（Lumpkin）、克萊頓街（Clayton）和狄林街（Dearing），都是取自於在這場更早期的驅逐活動中扮演全國性要角的當地歷史人物。一八三○年代驅離原住民各族的活動，以及二十世紀發生在土耳其、希臘、納粹德國、蘇聯等地，由政府資助的大規模驅逐出境活動，兩者有好幾處驚人的相似點。在這兩個時期，行政官員都說到「文明」不可避免要向前進，因此驅逐「難以同化」的族群是「必要」的，並提及他們為了處理這個情況所構想出來的「偉大」計畫。這些傲慢的言語，在在掩飾了這些行為背後的殘暴與混亂。

「印地安問題」（Indian question）相當於美國的「猶太人問題」（Jewish question），都是好的話會採取父權主義（Paternalistic）的解決方式，壞的話則是執行驅離或殲滅。《喬治亞報紙》（Georgia Journal）在一八二五年寫到：「『印地安人』就像猶太人、吉普賽人、奴隸和『自由的黑人』一樣，是『一種較低級的公民』」。該拿他們怎麼辦呢？到了一八三○年代，「印地安問題」這個說法已經在美國普遍流傳；大約十年後，「猶太人問題」開始頻繁出現在英語語境中，不過這個詞，其實源自於十八世紀晚期俄羅斯入侵波蘭的時候，而一八三○年代的美國公民，他們經常會將這起歷史事件跟契羅基族（Cherokee）的驅離事件做比較。一八二九年，來自沙凡那（Savannah）的羅伯特．坎貝爾（Robert Campbell）寫到：「至少俄羅斯不像美國，沒有要『殲滅當地人口』」。7時常說自己非比尋常的美國，在這個例子中並沒有那麼獨特，就跟許多曾資助大規模驅逐的國家一樣，事實上，美國還是現代最早執行這種政策的國家之一。

然而，我沒有要系統化地比較現代曾發生過的各種驅逐活動。我更有興趣的是，探索美國誕生的頭一百年間，這個國家所發生的驅逐出境事件。本書提出了三個互有關聯的論點。第一，這起由政府執行的原住民族大規模驅離事件是史無前例的。乍看之下，這個主張或許很愚蠢，因為從英國人踏上北美大陸的那一刻開始，他們就已經開始驅趕原住民族。到了一八三○年，這座大陸最初的住民，他們在美國密西西比河以東約一百萬平方英里的土地中，只剩下十萬平方英里的土地。雖然如此，當我們綜觀漫長的北美失土史，包括先後失土的皮科特人（Pequot）、納拉甘西特人（Narragansett）、瓦婆濃人（Wampanoag）、雅瑪西人（Yamasee）、圖斯卡羅拉人（Tuscarora）、瓜萊人（Guale）和納切斯人（Natchez）等等，美國一八三○年代的大規模驅離政策確實是首例。先前的幾十年，英國、西班牙和法國的殖民者，是藉由征戰、引介致命病毒、破壞環境和改變信仰等方式趕走原住民族，但是這次，美國則是透過人口普查、財產清單、地籍圖、驅離登記、交通票證等正式的國家行政文件，迫使美國原住民族就範，最後在藉由一趟又一趟經由步行、馬車或汽船前往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旅程，為每次的驅離畫下句點。

美國政府在一八三○年代資助的驅離行動，成為世界各地殖民帝國的典範。雖然強迫遷移政策至少可追溯到新亞述帝國（Neo-Assyrian Empire，西元前九一一～六○九年），但是畢竟美國的大規模行動在時間上比較靠近現代，是有野心的政體可以利用現代行政工具實現哪些事情的晚近實例。在一八三○年代出版著作《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的亞歷西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該年代之初便曾經親眼看到喬克托人（Choctaw）跨越冰冷的密西西比河的「肅穆奇觀」。雖然他對這項政策的態度不明，但他的卻認為美國在擴張時展現的精力與決心，是法屬阿爾及利亞（French Algeria）的模範。法國在一八三○年占領阿爾及利亞不到五年，殖民者就已經開始用「原住民」這個原本只用來指涉新世界居民的詞，來稱呼當地居民。法國官員觀察到，美國「不停受到談論」。美國政府資助的驅離活動，在一八四○年代也占據了高加索地區（Caucasus）俄羅斯官員的心思。在俄羅斯驅逐五十萬人前不久，據傳曾有地方官員對一名美國外賓這麼說：「這些切爾克西亞人（Circassian），就跟你們美國的印地安人一樣。」該世紀接近尾聲時，非洲西南部的德國帝國主義者也將美國做為榜樣，打算以進步的名義驅逐當地居民，而這是覬覦非洲大陸龐大資源的歐洲官員們共同的目標。納粹征服東歐期間，希特勒曾打了一個著名的比方，將「本地居民」（indigenous inhabitants）跟「印地安人」畫上等號，宣稱「窩瓦河（Volga River）肯定就是我們的密西西比河」。

這些為了實現自我利益而做出的令人不安的比喻，不但沒有說明做出這些比喻的政治人物是什麼樣的人，也沒有說明美國在一八三○年代真正實踐的是什麼樣的政策。歐洲官員知道美國堅持不懈地將領土擴張到整座大陸，但卻鮮少花時間了解細節。雖然如此，那些比喻確實顯示了，其他帝國認為美國的政策有其值得注意和欽佩的地方。當這些官員在計算、評估、驅逐，有時甚至殲滅自己國界內的居民時，很少不會想到快速躍升世界舞台、使各國欽羨不已的美國。本書強調的第二個跟上面所說的論點有關的重點是，一八三○年代政府資助的驅離行動，對原住民族和美國來說都是一個轉捩點。克里克（Creek）酋長尼哈．米柯（Neha Micco）對克里克同胞說，驅離政策是「他們所能遭遇的最可怕的惡事」。偉大的契羅基酋長約翰．羅斯（John Ross）寫到，這是「為了擺脫我們而設計的。」喬克托酋長喬治．柯爾伯特（George Colbert）則堅稱，讓數以千計的家庭失土是「篡位的行為︙︙歷史上沒有能夠與之比擬的事件。」許多美國白人也抱持相同的看法。紐約上州（Upstate New York）的居民便寫到，「要是原住民遭到驅離，那將是『我們共和體制難以磨滅的羞恥』」。另有一群來自俄亥俄州波提吉縣（Portage County，位於伊利湖〔Lake Erie〕附近）的人表示，國會的行為將會決定「我國未來的歷史學家，是會稱頌他們的手段，還是把這個年輕自誇的共和國貼上惡名與羞恥的標籤。」

驅離政策改變了長久居住在這座大陸上的居民，他們與新住民之間的地理關係。雖然幾乎是打從殖民之初，界線、保留區和中立地帶就已經在地圖上將兩大族群分隔開來，但意圖使原住民族完全消失在密西西比河以東的政策（雖然沒有明文寫在一八三○年代的法案中，但意圖便是如此），依然十分不同凡響。誠如一位激動的反對驅離者所言，國會授權「將印地安人趕出美國國界，甚至是這座大陸。」英國的貴格教徒（Quaker）威廉．霍維特（William Howitt）寫到，密西西比河「是美國人的貪婪與印地安人的滅絕之間的界線。」地理隔絕創造了一條西進疆界，甚至到美國在十九世紀往太平洋擴張的期間，軍隊仍透過殺害原住民或將他們集中在邊緣地帶的方式，維護此西進疆界。

十九世紀後半葉曾發生著名的平原戰爭（Plains Wars），戰爭在一八九○年的傷膝河大屠殺（Wounded Knee Massacre）中畫下了句點。但是，當第七騎兵團（Seventh Cavalry）在南達科他州（South Dakota）射殺超過一百五十名的男女和孩童，並將他們集體埋在一個大墓坑時，他們也同時徹底結束了一八三○年代建立的政策。本書還提出第三個關鍵點：驅離原住民絕對不是無可避免的。這件事不應該有任何爭議，因為大家都知道，歷史上沒有什麼是早就注定好的。然而，我們卻接受了驅離倡議者的說詞，翻轉道德的兩極判斷。那些倡議者聲稱，北美大陸原住民太過原始，無法在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地方生存，原住民則極力否認這樣的說法。但是，我們也可以選擇相信，是這座大陸的新住民是太過貪婪，無法允許原住民留下來（有一派學者把這種機械式的帝國主義稱作「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

有關過去事件是難以避免的陳述，我們應該要像針對未來做出的預測一樣，抱持懷疑的態度。要想像一個不一樣的歷史，其實並不困難。像是，抵制聯邦預算、反對奴隸制擴張、致力讓原住民皈依基督教，或是那些不喜安德魯．傑克森（Andrew Jackson）或純粹不想推翻當下政策的國會議員，當時能找到足夠的共識暫時團結在一起，共同阻擋驅離原住民的行動。變幻莫測的國內政治，或能延遲進一步的行動幾年，直到一八三七年的經濟大恐慌減緩驅趕原住民的氣勢。接著，越來越嚴重的區域危機或能暫時中止整個氣勢。到了一八五○年代，南北戰爭近在眼前，原住民族群或許還會繼續住在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家園（當時確實仍有數千人住在那裡）。這個版本的歷史雖然無法逆轉數百年的疾病與失土情形，卻能讓原住民在共和國境內熬過戰前的黑暗歲月，待在發展成熟的州縣，而非那個被稱為印地安領地、實行種族隔離的隸屬領土。他們可能會有更多時間談判、延宕、妥協和抗拒，戰後或許就能得到一個聚落，使他們繼續留在國家的核心，而不是被流放到最西邊、不斷推進的邊緣。

在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把奴隸制描述成道德墮落，甚至哀嘆南北戰爭死亡的七十萬人是「對作惡之人的懲罰」的二十幾年前，另一個將擔任美國總統的人，曾經譴責這個國家對待原住民族的政策是「一團令人作嘔的膿包」。當時在眾議院服務的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他在一八四一年的日記中寫道：「這是這個國家令人髮指的罪孽之一，我相信神有一天必會加以審判。」南北之間的分裂，迫使美國白人正視這個國家對奴隸制的傾注程度，進而解放、接納四百萬名奴隸。美國白人做這件事並不甘願，這彰顯了從很多方面來說這個國家的重建仍在持續。相較之下，對北美大陸的征服從來沒有發生任何近似的情況，鮮少有人認真反思這件事在美國崛起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與失去家園的人們之間的持續互動也十分有限。二十世紀的族群驅離活動涉及數百萬人。兩百年前的武器雖然毀滅性較小，失土的人數也比較少，但當時的局勢卻沒有比較不殘酷。《不講理的共和國》要講的，便是通往印地安領地的故事，這是現代世界中，最早由政府所資助的大規模驅離行動之一。

★1776革命未竟之地／序文

西部投機：韓德森的外西凡尼亞殖民地

「認為一座大陸可以永遠被一座島嶼所統治，是十分荒謬的一件事。」湯瑪斯‧潘恩在一七七六年於《常識》這本激勵美國革命分子的知名宣傳小冊中這麼說道。他還表示，這場戰爭「不是單單一座城市、一個國家、一個省份或者一個王國的事情，而是涉及一整座大陸的事，且這座大陸至少占據地球上可居住地區的八分之一。」就如愛國者大衛‧瑞姆賽（David Ramsay）所言，這八分之一後來可說占據了「地球四個角落的一角」，等著從「暴政和壓迫」之中解放。我們都知道這個解放故事後來是怎麼演變的，雖然我們有時候對某些細節並不是那麼清楚。美國革命支配了我們對這座大陸早期歷史的認知，乃至於一七七六這四個數字組合，本身就足以在我們的腦海喚起假髮、鵝毛筆與《獨立宣言》泛黃的抄本等意象。但，組成大陸會議、形成大陸軍（並使用大陸幣支付薪酬）的那些殖民地只占據整座大陸實際上的一小部分而已──準確來說，是將近北美大陸的百分之四。

        在一七七六年，形塑這個國家的事件在整個北美洲各地都有發生，不僅僅只是在東岸。在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島，俄羅斯人正在蹂躪阿留申村莊；在舊金山，本土原住民族首次接觸到歐洲人；在臨海的聖地牙哥，庫米亞印地安人抵抗西班牙人，起義失敗後，造反者在後續數個月當中承受了苦果；同一年，蘇族發現了黑山。許多美國人對這些故事幾乎都是一無所知；這些歷史就跟我們在當下這一刻目睹的事件一樣叫人吃驚、難以預測。這些，就是《一七七六革命未竟之地》的主題。

        我在舊金山長大，距離美國革命的發源地波士頓四千公里之遙。英國士兵和美國的急召民兵在一七七五年四月於列星頓和康科德交戰之際，舊金山還不存在。一七七六年六月底，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的前一週，荷西‧莫拉加（José Joaquín Moraga）在西班牙人所稱的悲苦溪（Arroyo de los Dolores）的湖畔，樹枝建了小屋。這就是悲苦傳教站，舊金山的第一個殖民開拓地。在大陸的另一端，一個年輕的共和國正在成形；然而，舊金山卻照著自己的步調發展。一八○八年，詹姆斯‧麥迪遜成為美國第四任總統前夕，俄美公司（Russian-American Company）的員工伊萬‧庫斯科夫（Ivan Kuskov）偷偷在舊金山埋了一塊銅匾，上面寫著：「屬於俄羅斯的土地」。四年後，他會在北邊不到一百六十公里處建造俄羅斯的軍事基地羅斯堡（Fort Ross）。

        小時候，我對音樂的興趣大於對這些過往的興趣，因此多年來對自己出生地的歷史所知甚少。我的暑期音樂營剛好辦在俄羅斯河，這條河在羅斯堡南方數公里處流入太平洋。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對這條河的名字感到疑惑：它到底是叫「急流河」（Rushing River），還是「俄羅斯河」（Russian River）？急流河好像比較有可能。就當時的我所知，俄羅斯跟加州一點關係也沒有，而且把「急流」的字尾g刪掉，變成跟「俄羅斯」相近的字，對我這個爵士音樂明日之星來說一點也不奇怪。畢竟，爵士樂演奏家邁爾士‧戴維斯（Miles Davis）所出的專輯當中，我最喜愛的就是《工作》（Workin’）、《蒸騰》（Steamin’）、《放鬆》（Relaxin’）、《煮飯》（Cookin’）等密紋經典，全部都去掉的字尾g。所以，我覺得這條河的名字一定是「Rushin’」才對。

        我對歷史的無知還有其他事情可以佐證。我八歲那一年，適逢美國建國兩百周年，我很開心地要去看世界上最大的生日蛋糕。我記得，這個生日蛋糕上描繪了美國革命的各個場景，被裝在貨車裡跨越大陸送到舊金山。然而，後來閱讀相關的歷史紀錄時，我卻發現這跟我的記憶有一點出入。這個六邊形的三層旋轉蛋糕確實很大，高九公尺（頂端那隻高一點五公尺的鳳凰不算）、重十七點五公噸。然而，這個巨怪從來就沒有跨越大陸，而它上面的那十八幅畫描繪的也不是美國革命。原來，我記憶裡的那個蛋糕是舊金山當地的一位蛋糕師傅為歡慶這座城市建立兩百周年而做的，紀念的是這座城市的歷史事件，包括法蘭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發現德瑞克灣的事蹟以及西班牙人的到來。由於舊金山的歷史跟國家兩百周年所慶祝的那些史實大為迥異，四年級的我竟然把這個蛋糕當作是對波士頓、費城和東岸其他地方的歌頌。

        我對俄羅斯河和舊金山兩百周年慶的誤解，誠然顯示我小學上課不夠認真，但這其實也是一種很常見的現象。美國人對這座大陸早期歷史的認識，大多不會超出形塑美國的北美十三州。就像索爾‧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的知名作品──刊登在《紐約客》封面的《從第九大道看世界》（“View of the World from 9th Avenue”）──所描繪的深度經過縮小的北美大陸一樣，每當我們往西邊看時，早期的美國歷史會迅速地從我們的歷史視角中縮減，在距離大西洋海岸短短幾百公里的地方消失在地平線上。

        跟這樣目光狹隘的觀點相比，我們其實可以把早期的美國看作是從一個海岸延伸到另一個海岸，囊括了居住在其中的所有民族。這個令人興奮的視野會揭露廣闊的土地和眾多的北美民族，其蘊含的故事是我們所不熟悉的。我們雖跟這些土地有緊密的連結，就居住在上頭，卻對它們的早期歷史所知甚少。

        《1776革命未竟之地》探索了美洲在一七七六年的九個地方，場景十分多元，包括阿留申群島、聖地牙哥、佛羅里達海灣海岸及薩斯喀徹溫河（我刻意忽略了當今的國界，納入位於今日加拿大草原上的坎伯蘭豪斯，並跟著一群十八世紀的印地安人跨越佛羅里達海峽，抵達哈瓦那）。然而，這些地方其實具有令人意外的關聯，有時是透過貿易網絡及遠方的倉庫、有時則是透過在虛構大於事實的地圖上規劃遙遠殖民地的那些帝國行政官員加以連結。

        在許多的連結點之中，有兩個特別突出，因此成為我安排後面各章的依據。第一個是個名叫恰克圖（Kyakhta）的遙遠地帶，位於今日俄羅斯與蒙古的交界。今天，這座城市混雜了木製房屋、蘇聯時期的公寓建築、布爾什維克紀念碑以及頹圮的俄羅斯東正教教堂，但在兩百五十年前，這裡卻是改造了北美大西洋海岸的國際貿易中心。

        第二個連結點是位於巴黎左岸、羅浮宮對岸的格林勃艮飯店（Hôtel de Grinberghen）。一七六三年二月，法國、英國和西班牙的官員在此簽署了《巴黎和約》，正式結束七年戰爭。數千公里外各自占據一地、面對截然不同挑戰的北美各民族，全都感受到帝國主義者在法國首都進行的協議所帶來的影響。雖然在很多方面毫不相干，這些民族卻都像同一個車輪上的輪輻，因在格林勃艮飯店簽署的條約而連結在一起。

        阿留申群島的阿留申人、加州北部的米沃克人與科斯塔諾人、深南部的克里克印地安人以及其他本書提及的民族雖然不會讓人立刻聯想到波士頓那些持著步槍的急召民兵，但是他們的故事跟那些較為人所知的美國革命歷史一樣，適用於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大陸各地的北美民族當時也深陷於環境、政治、經濟方面錯綜複雜的關係之中，既無法完全掌控，也無法充分理解。遠距貿易將阿留申人跟中國貴族連結在一起，但是雙方都對彼此一無所知，也不曉得這些商業活動對貿易鏈的兩端造成多大的影響；西班牙人來到米沃克人與科斯塔諾人的土地上，引發一連串無意造成的生態浩劫，且在當時基本上沒有體認到後果之重大；半個地球以外的帝國主義戰爭搗亂了克里克印地安人的地區經濟，讓所有涉及其中的人只能盡力應付變化莫測的商業流向。在今天這個時代，全球貿易興盛、傳染病興起、生物多樣性流失、氣候快速變遷等現象也都是我們自己引起卻又超出我們全面控制與認識的範圍。因此，我們或許比以往都更要能夠理解、明白十八世紀北美民族的經歷。

        在我們的歷史想像中，一七七六年通常只會侷限在北美十三州。我們經常造訪波士頓的酒館和教堂、跟隨大陸軍踏上紐澤西佈滿車轍痕跡的泥土路，並居住在威廉斯堡，鮮少離開距大西洋海岸幾百公里的地方。我們仔細研究當時的消費者行為和文化表達、探索菁英與平民、男性與女性、自由之身與奴隸的日常生活、分析軍事策略和政治言論──這些全是限縮在東岸的研究主題。但，與此同時，在阿留申群島、阿肯色河、黑山、深南部內陸等北美各地區，也有精彩的故事在展開。本書敬邀讀者一起延伸自己的眼界，發掘革命未竟的大陸。

★不講理的共和國／序文

透過歷史，才能得到正義／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詹素娟

美國，這個無論在影劇、文學、藝術、旅遊、留學、移民與國際現勢等面向，看似臺灣人最孰悉的國家，卻難說有多少人了解它的形成歷史。即使對美國種族問題稍有認識，而在二○○八年歐巴馬當選美國首位非裔總統時激動不已的人，大概也很少意識到歐洲白人與非裔人口進入美洲的過程中，當地原住民究竟遭遇了什麼。至於美國白人在十九世紀所謂「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信念驅使下，如何在領土西進擴張中剝奪原住民土地、滅絕原住民生存與傳統文化，即使是美國人也未必理解認識，遑論太平洋此岸的島民。然而，細讀本書，我們對發生在十九世紀初葉的彼岸歷史，竟不得不感到熟悉，有如身受。

本書以一八三○年由美國眾議院、參議院投票通過的《印地安驅離法案》與執行過程為主軸，詳盡描述喬治亞、阿拉巴馬、密西西比三個南方州的宣教師與莊園主，如何提出在當時國境邊界的密西西比河以西土地上打造原住民專屬領地的概念，並透過政治過程、媒體論述，與北方州代表合縱連橫，最後藉由法令制定、條約簽署，讓這個原住民群體強烈反對、社會爭議不斷的法案，付諸執行的過程與影響。作者引述眾多史料，尤其是原住民的雙語請願書、報紙、歌詞與一幕幕慘烈傷痛的情景與死亡數字，呈現了「不管怎麼樣，原住民都會輸」的無奈與抗爭，讓讀者沉痛哀悼。而作者特別指出的「法律成為迫害原住民的工具」，更使人返求諸己，面對與思考臺灣原住民族的歷史。

作為臺灣人，無論你是哪一個世代的移民後裔，都必須面對一個根本性歷史處境，那就是大多數人的家園係建立在原住民族──無論是法定原住民或尚未取得法定身分的平埔原住民──的傳統領域上。而今日的所有原住民族群，在歷史上都曾經歷殖民者征戰、生態環境破壞、語言文化喪失、傳統信仰改變、認同污名化的過程。且與美洲原住民境遇相似的是，臺灣原住民也同樣經歷部落移動合併、集體遷徙，以及來自國家收編、漢民侵奪、生活貧困、貨幣需求等因素造成的土地流失，最後竟「流浪在自己的土地上」。

然而，在歷史表象的類似下，本書所描繪的美洲案例，即一八三○年代從密西西比河以東朝西部遷徙的數萬原住民，在數十年與白人共居東部、受到白人宗教文化與經濟體系影響，儘管已經具有主體性，也深知如何利用、操控白人的教化政策，卻仍必須離棄自己的土地、深愛的家園，舉家投入長途旅程，遭逢陌生地的災害、疾病，只為了淨空東部、成就白人世界，並進而推展西向邊界，而這一切不免讓我們聯想到起始於十八世紀初、終結於十九世紀末的臺灣番界政策。

一七四四年，跨海考察臺灣原漢關係、土地應墾或禁的福建布政使高山，對當時的乾隆皇帝提出了「使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清界而後，漢民勿許深入山根，生番勿許擅出埔地」的政策建議，並在一七六○年落實施行。此後，經歷多次變革，此政策直到牡丹社事件後、一八七五年才解除，也就是學界所謂的「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儘管施行的原因、方法、結果並不相同，卻與美國殖民協會關於「黑人在最西邊，黃人在中西部，白人在東邊」的想像若合符節。而清帝國將平原族群挪置淺山地帶、打造隔離空間的政策，也導致中央山地的原住民展開自發性移動，以遠離不斷侵入淺山的外來殖民者。無論是官方或民間的邊界作為，都對原住民族造成一波波離而散之的骨牌效應。

而另一種足以和美洲強制驅離對照比較的歷史，則是日本殖民帝國自一九一○年代開始執行的移住政策。作者所描述「透過人口普查、財產清算、地籍圖、驅離登記、交通票證等正式的國家文件，迫使原住民就範」，在臺灣總督府對原住民的集團移住政策中幾乎完全再現。而國家應用法令、制度，藉由公民身分的給予、限制或解釋──如日治初期關於「生番法律地位」的辯論，以及由此衍生的土地權益問題，則讓我們不得不深究，國家與原住民之間的法律關係可以是刀之兩刃，省思此法律關係，如何因傷害了原住民而成為了惡法。

無論如何，當我們讀到本書不無諷刺意味的談到美國白人「堅持這片土地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不是屬於在那裡耕作了許多世代的人們，而是屬於那些遲來的受益者──也就是蘇格拉底和他的同伴口中所稱的『喬治亞州的白人』」時，在當代概括承受歷史的臺灣人，也必須謙卑的警醒：千萬不要重蹈覆轍，因為我們都不是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