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傳【帝王傳記系列】

晁中辰

晁中辰

1982年於山東大學歷史系研究所畢業後留校任教，擔任過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外關係史和明清史的教學與研究。

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傳》、《崇禎傳》、《明代海禁與海外貿易》、《明朝對外交流》、《李自成大傳》、《明代海外貿易研究》。

個人主編有《中國諫議制度史》、《中國改革通史．明代卷》、《中國冤案實錄》等數本，在國內外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

開頭的話

第一章 青少年時代

亂世嬰兒

從宮廷到就藩燕京

初露頭角

第二章 訓兵待舉

明太祖之死

建文削藩

眾謀士慫恿起兵

暗中準備

第三章 起兵靖難，鞏固後方

北平誓師

略定後方

勇挫耿炳文

大敗李景隆

第四章 轉守為攻，直取金陵

轉戰山東

轉戰河北

長驅金陵

第五章 南京稱帝

正大統

屠戮建文遺臣

蹤跡建文帝

勝敗之間

第六章 加強中央集權

設立內閣

再次削藩

任用酷吏

創設東廠

第七章 經營邊疆

經營東北和設立奴兒干都司

設哈密衛和改土歸流

封贈烏斯藏和經營南海

第八章 四方賓服

開明友好的睦鄰政策

通好西域

改善對日關係

鄭和下西洋

國王來訪傳佳話

第九章 下安南和征漠北

八十萬大軍下安南

首次親征漠北

第二次親征漠北

晚年三次出塞

第十章 文治有成

尊儒納士

三千文士修大典

臺閣派歌舞昇平

第十一章 屢興大工

營建北京

浚通大運河

修建大報恩寺等

第十二章 治國得失

知人善任

政無壅蔽

願「斯民小康」

唐賽兒起義

第十三章 家庭生活和立儲之爭

家庭生活

為奪儲兄弟鬩牆

傾太子明爭暗鬥

第十四章 思想、才識和一生功過

思想和信仰

才識、愛好和作風

千秋功罪待評說

結語

後記

再版後記

第一章 青少年時代

明成祖出生於元末的戰亂時期。那時群雄並起，互相爭戰，朱元璋與陳友諒正打得不可開交，以至於連給兒子起個名字的工夫都沒有，明成祖朱棣自稱是馬皇后嫡生，實際上他的生母是碽妃，為此演

義出許多的野史和傳說。明成祖長大後被封為燕王，就藩北平（今北京）。他娶徐達的長女為妻，成了他的好內助。燕王是諸塞王當中勢力最強的一個，在抵禦蒙古諸部的內擾中，他得到了鍛鍊，也初步展示了他的軍事才能。

亂世嬰兒

元末是個戰亂年代，大批老百姓流離失所。直是亂世出英雄，朱元璋異軍突起，以應天（今南京）為根據地，積極擴充地盤。朱元璋多妻多子，朱棣是他二十六個兒子中的第四子。其中有好幾個兒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誰。明朝建立時，朱棣已是一個八九歲的兒童。那時全國仍很凋敝，滿目瘡痍。這一切都在朱棣的幼小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出生於戰亂年代

元至正二十年（一三六○年）四月十七日，朱棣出生於當時稱作應天府的南京。應天，是順應天命的意思。四年前（一三五六年），朱元璋渡江攻下集慶（南京），就將集慶改名為應天。他要順應天命，推翻元朝，削平群雄，自己當皇帝。現在他又有了第四個兒子，照理應該好好慶祝一下，但軍情緊急，他甚至對自己的這個兒子都來不及看上一眼，便又到前線指揮打仗去了。至於怎麼樣為這個孩子取個吉祥名字，他更沒有工夫去琢磨了。

按照《明實錄》所描繪的當時情景，似乎朱棣一出生就注定要當皇帝。據書中描繪，朱棣「初生，光氣五色滿室，照映宮闥經日不散」。對帝王的這類記載在中國古代屢見不鮮。封建文人總要為帝王頭上增添些神祕的光圈，例如漢高祖劉邦，史書上說他頭上總繚繞著一片雲氣，不論他躲藏在哪個山溝裡，他的妻子也可以很容易找到他。明太祖朱元璋也是這樣，《明史》上說他出生時「紅光滿室」，致使鄰居們以為他家著了火。其實，這些所謂「真龍天子」和一般人出生時絕不會有什麼兩樣。如果說明成祖出生時真的與一般人有什麼不同的話，那也只是他出生的地方更多了一些戰火的硝煙。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順便交代一下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這是因為，當人們要深入了解一個成年人的想法和行為時，根據普通常識，應該從他的家庭背景和童年生活中去尋找線索。

元朝末年，由於統治集團日益腐朽，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各種社會矛盾迅速激化，各地人民的起義鬥爭此起彼伏。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五月，劉福通等人以「重開大宋之天」相號召，在河南發動了大規模起義。因為起義軍戰士頭上都裹著紅巾，所以歷史上就稱之為「紅巾軍」。

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年），劉福通在亳州（今安徽亳縣）擁立韓林兒為小明王，建立政權，國號「宋」，年號「龍鳳」。接著兵分三路大舉北伐，深入西北和東北地區。後來，劉福通攻占汴梁（今河南開封），便以汴梁為國都號令各地。

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起義取得初步勝利後，全國各地的白蓮教徒紛紛起兵響應。那時，明成祖的父親朱元璋還是個遊方僧，他看到天下大亂，便丟棄了僧人的衣缽，毅然參加到郭子興的隊伍中。郭子興看他才略出眾，便把自己的養女馬氏嫁給了他，這就是後來被明成祖稱作生母的馬皇后。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年）郭子興病死，朱元璋就成了這支隊伍的統帥。他接著率領大軍渡過長江，並於第二年攻占集慶（今南京），改名應天府，作為自己的根據地。  朱元璋雖然在實際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但他並沒有馬上稱帝，而是仍然「用龍鳳年號」，自己只是稱吳國公。朱升這時向他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策略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他按照這種思想，令將士屯田，盡力興修水利，以保證軍糧供應。因此，朱元璋的勢力很快壯大起來，成了一支與群雄逐鹿中原的勁旅。

這時，北邊的元政權還在進行垂死掙扎，各地還有一些與農民軍為敵的地主武裝，有的地主武裝還頗為強悍。除此之外，與朱元璋政權並存的割據勢力還有數支，而對朱元璋威脅比較大的是陳友諒和張士誠。

陳友諒原是徐壽輝的部下。徐壽輝是長江中上游的紅巾軍首領，在蘄水（今湖北浠水）稱帝，國號「天完」，年號「治平」。後來，陳友諒把徐壽輝接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不久便把徐壽輝殺掉，自稱皇帝，國號「漢」，年號「大義」。他擁眾數十萬，與朱元璋展開激烈的爭戰。

張士誠以平江（今江蘇蘇州）為都城，自稱誠王，國號「周」，年號「天佑」。他不屬紅巾軍系統，對元政權時降時叛。

另外，浙東還有一個方國珍的割據政權，也有相當勢力。在四川，明玉珍還建立了一個大夏政權，年號「天統」，定都重慶。這些割據勢力你爭我奪，都想取元政權而代之。由此可以看出，明成祖出生前後以至他的童年時期，中國正處於一個戰火紛飛的動亂年代。幾乎與明成祖呱呱墜地的同時，前線傳來了陳友諒進攻太平（今安徽塗縣）的告急文書。陳友諒果然攻陷了太平，並要接著進攻應天。在這軍情緊急時刻，也難怪朱元璋顧不上為兒子取名了，他必須馬上到前線迎擊敵人。朱元璋收復了太平，並追擊陳友諒到九江，迫使陳友諒奔回武昌。

當時，朱元璋的西邊是陳友諒，東邊是張士誠，自己處於兩面受敵的不利形勢下。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陳友諒和張士誠還相互聯手，想消滅朱元璋。按照謀士劉基的建議，朱元璋決定先消滅陳友諒，回頭再收拾張士誠。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年），朱元璋和陳友諒進行了著名的鄱陽湖大戰，雙方幾乎都傾注了全部兵力。陳友諒出兵六十萬，大戰船數十艘，而朱元璋只有二十萬人，用的是小船。但朱元璋的軍隊上下一心，士氣高漲，結果大敗陳友諒，將陳友諒用流矢擊斃。朱元璋消滅了陳友諒這支勁敵後，揮師東進，消滅了張士誠，迫使方國珍投降。至此，南邊的半壁河山已成了朱元璋的天下。但直至他登極做皇帝，中國大地上的戰火仍未平息。稱帝後又經過數年征戰，他這才基本上統一了全國。這種長期的戰亂，不能不在明成祖幼小的心靈上留下深深的印記。

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年）舊曆年底，朱元璋準備轉過年頭就要正式登極做皇帝了，看到自己已經有了七個兒子，自然是滿心高興。這時形勢已經粗安，他決定要為兒子們正式取名了。十二月二十四日，他祭告太廟，把自己渡江後生了七個兒子歸因於祖上的陰德：

    仰承先德，自舉兵以來，渡江生子七人。今長子命名曰標，次曰樉、曰棡、曰棣、曰橚、曰楨、曰榑。

這時明成祖已經七周歲，他這才和眾兄弟一樣有了自己的名字。

朱元璋不只是為兒子們取了名，而且還制定了後世子孫取名的規則。他的每一個兒子都作為一支，每一支都擬定了二十字輩分，作為一世，名字中的另一個字則臨時確定。明王朝這種宗室命名規則在《明朝小史》中有詳細記載：

帝以子孫蕃眾，命名慮有重複，乃於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為一世。以某字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定議，以為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曕、祁、見、祐、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靜、迪、先、猷。

但名字的下一個字也不能隨便取，而是要「按五行相轉」。例如，朱棣這個輩分的都屬木德，他的兒子朱高熾，屬火德；孫子朱瞻基，屬土德；曾孫朱祁鎮，屬金德；玄孫朱見深，屬水德。以後則周而復始地循環，意在傳之永久。但人們看到的卻是，朱元璋為子孫們擬定的那二十字只用了一半，他所建立的明王朝就壽終正寢了。

生母之謎

明成祖的生母是誰，居然還是個謎，這在常人看來似乎不可思議。但這個謎確實存在，數百年來一直撲朔迷離，長期吸引著許多學者進行探討和考證。從問題的實質來看，就是嫡子和庶子的問題。

中國古代存在著事實上的一夫多妻制，尤其是封建帝王更是如此。正妻生的兒子稱嫡子，非正妻生的兒子稱庶子；正妻被稱為嫡母，其他的妾被稱為庶母。對帝王家來說，嫡子和庶子在名分上有重大差別。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死了，皇位要由嫡長子繼承，即使嫡長子死得早，如果嫡長子有兒子，也要由嫡長子的嫡長子來繼承，其他庶子則不得覬覦。只要是嫡子，即使不是老大，也更靠近了皇位一步。

明成祖自稱是馬皇后所生，自然也就是所謂嫡子了。明成祖從侄兒建文皇帝手中奪取皇位後，馬上指使臣下編寫了《奉天靖難記》，記述了靖難之役的經過，為他歌功頌德。此書一開頭就寫道：

今上皇帝（明成祖），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生五子：長懿文皇太子，次秦王，次晉王，次今上皇帝，次周王也。

《太宗實錄》是仁宗時修的，仁宗自然也稱自己的父皇為高皇后所生。此後，各種正史都沿用了這種說法。因此，人們大都不知道其中隱藏著一個不小的謎。明成祖事實上並不是高皇后所生。從明清以來的各種史籍來看，有關明成祖生母的說法大致有五種：一是如上所說，高后生了五個兒子，第四個兒子就是明成祖朱棣；二是懿文太子和秦、晉二王都不是高后所生，只有明成祖和周王為高后所生；三是高后生懿文太子和秦、晉、周王，明成祖是達妃所生；第四種說法影響比較大，謂明成祖乃元順帝的妃子所生；第五種說法是，明成祖乃是碽妃所生。

經過學者們長期多方考證，現在已可以肯定，明成祖的生母不是高皇后，而是碽妃。這種說法最可信的證據是南京《太常寺志》對孝陵神位的記載：

    左一位，淑妃李氏 ，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

太常寺是掌管皇家宗廟禮儀的官署，《太常寺志》對皇家血統的記載自然較為可信。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太常寺對孝陵配享神位的記載是不敢胡來的。可惜的是，這本《太常寺志》現已失傳，我們無法親自驗證。但明代學者有的看到了，並記載在自己的書中，因而是可信的。例如明代人何喬遠記道：

臣於南京見《太常寺志》，云帝（明成祖）為碽妃所生，而玉牒則高后第四子。玉牒出當日史臣所纂，既無可疑。南（京）太常職掌相沿，又未知其據。臣謹備載之，以俟後人博考。

何喬遠是萬曆時進士，曾官南京工部，博覽多聞。他親自看到南京《太常寺志》的記載，雖「未知其據」，但這種紀錄本身就是很有價值的，也是可信的。正因如此，談遷在《國榷》中也採用了這種說法：

文皇帝，御諱棣，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碽妃。玉牒云高皇后第四子，蓋史臣因帝自稱嫡，沿之耳。今南京《太常寺志》，載孝陵附享，碽妃穆位第一，可據也。

在中國古代，宗廟神位有「左昭右穆」的規則。這裡說「碽妃穆位第一」，也就是右邊第一。這和前面的記載是一致的。

明末清初人錢謙益和李清對此事還進行了考證。李清見到《太常寺志》的記載很吃驚，去問大名士錢謙益。錢謙益雖然博學，但也不能確定真假。李清在明末曾任大理寺左丞，錢謙益在南明弘光朝任禮部尚書。在弘光元年元旦謁祭孝陵時，二人利用他們身為大臣的方便條件，趁機打開孝陵寢殿，「入視果然，乃信」。

有人還在詩詠中記載此事：

高后配在天，御屋神所棲。

眾妃位東序，一妃獨在西。

成祖重所生，嬪德莫敢齊。

一見異千聞，「實錄」安可稽？

碽妃為明成祖生母，還有一個有力證據，即南京大報恩寺中對碽妃的供奉。明成祖即位後，以報答高皇后母恩為名，在原來天禧寺舊址上修建了大報恩寺，讓一些僧人為母親祈福。但是，寺內正殿中供奉的卻是他的生母碽妃。只是殿門經常封閉，外人難得一見真相。陳雨叟在《養和軒隨筆》中記有此事：

幼時遊南京大報恩寺，見正門內大殿封閉不開。父老言，此成祖生母碽妃殿也。妃，高麗人，生燕王，高后養以為子。

關於明成祖生母問題，著名的明史專家吳晗和黃雲眉都做過精細考證，皆得出碽妃是其生母的結論。現在已可以肯定，明成祖的生母不是高皇后，而是碽妃。至於碽妃是朝鮮人，還是元順帝的妃子，抑或是碽妃原是朝鮮人，先被元順帝納為妃，後又被明太祖納為妃，則諸說紛紜，難以詳考。

之所以花那麼多筆墨來考證成祖的生母問題，此因這個問題不只關係到他的身世，而且深刻地影響到他一生的行為。這個問題成了他一塊重大的心病，總想千方百計地掩飾，唯恐別人知道了他的老底。例如，《明太祖實錄》本來已在建文年間修好，但他即位後又一再命史臣重修。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掩飾生母真相；一些文臣就因為修纂得不合成祖心意，因而或早或晚地丟了

腦袋。仔細看一下《明實錄》就會發現，明成祖經常聲稱自己乃高后所生，在一般人看來，這似乎毫無必要，甚至可以說有點神經質。例如，在發動靖難之役時，他告訴將士：

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國家至親。

當他率兵攻入南京以後，他在發布的詔書中又稱：

朕為高皇后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王得興兵討之。

似乎他一稱自己為嫡子，起兵奪取帝位的理由就更充分了似的。當他的侄子晉王濟熺來朝時，他又賜書給他，說道：

吾與爾父皆皇考妣所生，自少友愛深厚。

這種不時申述一番自己生母是誰的做法，不要說對一般平民而言為多餘，就是在歷代帝王中也是絕無僅有的。但也正是這些看似多餘的申述，使我們看到了隱藏在言辭後面的「廬山真面目」。

明成祖生母傳說及社會思想根源

明成祖隱瞞生母真相，謊稱為高后所生，其目的在提高身價，為自己當皇帝尋找血緣上的根據，這已昭然若揭。與此相反，社會上還有一種對明成祖帶有諷刺意味的說法，這正像蒙文史書《蒙古源流》卷八所記，說明成祖的生母是蒙古人洪吉喇氏。她原是元順帝的第三福晉——太師洪吉喇特托克托的女兒。她入明宮時已經懷孕，生下的明成祖就是元順帝的遺腹子。

這種說法的荒謬是顯而易見的。儘管朱元璋的嬪妃中有蒙古人，但明成祖決不會是元順帝的遺腹子。以朱元璋的精明和剛毅，他絕不會把一個已懷身孕的元主妃納為自己的妃子。如果真有此事，也絕不會瞞過他的眼睛。再說，明成祖生於至正二十年（一三六○年），到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年，即洪武元年）八月時，徐達才率軍攻克大都（北京），元順帝這才倉皇逃往漠北。如果元順帝的妃子歸了朱元璋，也只能在此以後，而這時的明成祖已經九歲了。

有關帝王的這類傳說，在宋代以前極為罕見，宋代以後卻漸漸多了起來。例如，元末龍鳳政權的首領韓山童自稱是宋徽宗九世孫，所以龍鳳政權的國號為「宋」。有人說韓山童的兒子韓林兒「乃瀛國公次子」，韓山童收養為自己的兒子。所謂瀛國公，是指南宋末代皇帝趙顯，他降元後被稱為瀛國公。還有一種傳說，謂元順帝並不是元明宗的兒子，而是瀛國公娶了元朝公主後生的，由元明宗收養長大。清代以後，社會上廣泛流傳乾隆帝不是雍正之子的說法，而是說他的生父乃是漢族官僚陳閣老。文藝家們還以此為題材，編寫了不少小說和戲劇，致使這種說法越傳越廣。聯繫到前前後後的此類傳說，我們對有關明成祖的那個傳說也就不以為奇了。

這類傳說的流行有其社會根源。首先，一個新的王朝建立後，一些舊朝遺老不願與新朝合作，對新朝不滿，便編造傳播這類傳說，把新朝天子說成是舊朝的遺脈，藉以抒發對舊朝的懷念，同時也是對自己屈事新朝的一種精神安慰。

其次，宋元明清是我國歷史上又一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時期，漢族和少數民族交替稱帝，從而為這類傳說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時，這類傳說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漢民族和少數民族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已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一個特點。

再者，朱元璋多妻多子，他有二十六個兒子，十八個女兒。他嬪妃成群，其中既有蒙古人，也有朝鮮人。吳晗曾指出：「元璋子孫中有蒙古、高麗血統，是毫無問題的。」他的嬪妃中還有他以前的勁敵陳友諒的妃子，從而演變出一個故事，說他的兒子潭王原是陳友諒的遺腹子。與此相似，有些人把明成祖說成是元順帝的遺腹子，也就不足為怪了。

最後，朱元璋建立明朝後，以猛治國，許多士大夫被不明不白地殺掉，僥倖活下來的也是在朱元璋的屠刀下戰戰兢兢地生活。建文帝繼位後，優待文人，一改朱元璋原來的做法，重用知識分子，方孝儒等人改官制、復井田，也都得到他的支持。因此，士大夫們在建文時頗為得意。

明成祖通過靖難之役奪得帝位，推翻了建文帝，大殺建文舊臣。方孝儒這個文人首領被誅了「十族」，其株連之廣曠古未有。另有「瓜蔓抄」之類，使大批文人受株連被殺。因此，一些野史筆記把明成祖描寫得十分邪惡。這也正是明成祖後來形象不佳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醜化明成祖的傳說就傳播開來，說他是元順帝的遺腹子就是其中之一。

這種傳說還有其思想根源。在封建社會，人們最重視血統的純正，尤其是帝王之家，更不能有絲毫的混亂。皇帝是國家社稷的代表，皇帝被稱為「天子」，即上天之子，按照天意來統治國家和百姓。倘若其血統不純，豈不是對上天、對國家社稷的褻瀆！ 如果明成祖不是朱元璋的兒子，而是元順帝的遺腹子，他還怎麼有資格當明朝皇帝呢？ 如果人們接受了這種傳說，明成祖在人們

的思想意識上就失去了當皇帝的合法性。

另外，宋代理學大興，這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思想。它吸收了儒家的一些傳統思想，也吸收了佛家的思想養分。佛家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生死輪迴、因果報應。北宋理學家邵雍還創立了所謂的「先天學」，實際上是一種繁瑣的神祕的象數學體系，即認為一切事物都有一定的形象和數量，並用以解釋一切自然界和社會現象。對於歷史，則用宿命論和循環論來進行解釋，認為王朝的興替都由天命所定。例如朱元璋當皇帝後就經常說，宋朝的運數已終，上天就讓沙漠真人入主中國。現在元朝的運數又已終結，就要由他順應天命來當皇帝了。元順帝從大都北逃，朱元璋認為他是順天命，所以對他諡號為順帝。在這種思想影響下，人們製造了明成祖是元順帝遺腹子的傳說，其中寄託著天命和因果循環的神祕色彩。

陰暗人格，輝煌帝國：大明永樂帝的性情與文化

王鴻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所長

朱棣，一個膽大包天的冒險家，罪惡滔天的犯罪份子。最大的竊盜者，大說謊家。父死未久，他就籌謀造反，以有限兵力，力抗王師五十萬。數年征戰，死傷無數，終得大位，卻殘殺前朝舊臣，手段殘酷，誅連甚廣。得位後，即大肆改寫歷史，甚至不認生母，篡改出身。他權力欲望強大無比，也在權力掌握上登峰造極。以一個人的角度來看，他的人生可說已發展至於極致——擁有極端的人格，極端的人生。

永樂帝，在中國歷代帝王中，亦屬出類拔萃，不遑多讓於歷代名君。他威加海內，遠及漠北海外，武功不輸秦皇漢武；政權操持，乾綱獨斷，多用能臣治世，可比唐宗宋祖。尤其，帝位穩固後，他還一再御駕親征，最終死於征戰途中。如此堅決勇毅，至以身相殉，除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外，古今帝王何人能及？武功之外，其文化建樹，更影響深遠，明人慣以「文皇帝」相稱，因其蓋棺論定之謚號為「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明成祖朱棣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是個難解的謎。君心難測，當時近傍伴隨的親信，後世為之立傳的史家，乃至他本人，恐怕都難以掌握。朱棣可說是個性格極端的人，心機深不可測，又喜怒無常。臨事不懼，卻也有猶豫難決之時。惠帝初即位，有意削藩，對他深感忌憚，刻意提防，在北京城內外，佈下天羅地網，對他嚴密監控，而他竟然動心忍性，假裝瘋癲，瞞過所有戒慎恐懼的監視者，猝不及防地衝破網羅，迅速破除防軍，直奔東北。又以詭計擄得深悉兵法，又防之甚深的寧王，收編其精兵朵顏三衛，成為造反利器。此一代梟雄心計之深，令人防不勝防，可謂當世無敵。然則，他又難以自制暴怒，當其攻入南京時，謀師姚廣孝力勸不可殺望重士林之方孝孺，謂「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蓋恐其斷絕文化命脈，離異法統，無法收拾人心。造反成功之朱棣，深知其中利害，卻終於忍無可忍，暴露殘酷本性，留下千古惡名。

殺方孝孺可謂一怒而壞大事，除此，成祖性情不穩，小事亦可觸使大怒。他曾因太子迎駕遲緩而將東宮大臣下詔獄，名臣三楊之一的楊溥，即因此坐牢十年。事實上，朱棣父子間的矛盾由來已久，其嫡長子朱高熾因身體肥胖，性情溫和，和他個性相異，自來不為所喜，日常即提心吊膽，惶惶揣測君意。此易怒之君父曾在宴會場合中，無故對之怒罵不已，甚至自白時有易儲之意。如此怒言實則已動搖國本，斯非有心計者所應為。尤其，他深寵勇悍之二子朱高煦，以致在靖難過程中，感激其搏命救駕，而示意繼位有望，為之埋下不臣之心。九死一生得來的帝位，將傳予何人，竟成難測之謎，以至在父子、諸子間勾心鬥角。專制皇帝本人難測的心意與失控的怒言，就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為此權鬥之局添加柴火。朱棣，在激烈鬥爭中取得最高權位，又迅即將此權位推向激烈鬥爭中。這位凶狠的奪權者，到底在想什麼？難道他的不斷戰鬥的人生，也在心中自我交戰不已？

朱棣性喜冒險，終身爭逐戰場，戰鬥對他而言，大概是種享受。其身旁之人，有與之氣味相投者，可以情投意合，共進退相支援：如其正妻，徐達之女，仁孝皇后，當燕王靖難時，她與長子留守，「親率諸將校妻擐甲登陴」，堅守王城。如其二子朱高煦，與之在戰場上，出生入死，打下江山，居功不讓，至有竊位之心。朱棣深知其野心，非但不加制止，且有縱容挑撥之意，以至促之步其後塵，終於起兵造反，卻成寇敗亡。愛之而害之，攻於心計，深悉權力迷人之朱棣，對此愛子究竟存何居心，著實令人費解。其親人中，或許只有這兩個「強人」可與之莫逆相得，其他性格較為平易者，恐怕都有伴虎之感，特別是他的權位繼承人朱高熾。

朱高熾在君父之暴虐下，幾已至於精神崩潰。祝枝山所著《野記》有兩則記載：其一，朱高熾體胖不擅騎射，朱棣下令減其飲食，有官員不忍見其饑餓，私下供食。朱棣得知後，將此人剁成肉醬。父親如此殘酷對付善待自己的人，朱高熾的心理創傷恐怕非比尋常。其二，朱棣一再猶豫後，終於決意立儲長子，派人召之。朱高熾突然受召，竟驚恐至「頗欲自裁」。這些大概是在宮中傳述的流言，未必全然可信。不過，亦可想見永樂帝家居生活實甚緊張，乃至充滿恐怖氣氛。此種情勢且越演越烈。《明史．后妃傳》中敘及王貴妃時說：「帝晚年多急怒。妃曲為調護，自太子諸王公主以下皆倚賴焉。」顯然棣的急躁易怒，已讓周遭親人不時處於暴風圈，他已成親近家人的夢魘，人人畏之如鬼神。固然伴君如伴虎，然則永樂帝之多急怒，恐怕已非常態，或許另有特別的身心疾病——朱鴻教授即謂：「成祖患有癲癎症，是癲癎人格的政治人物。這種類型的政治人物，多有十分野蠻卑鄙，殘酷嗜殺之個性。」

朱棣個性頗為矛盾：他心計深沉，堅忍不拔，卻又不時暴怒，難以自制；他英明果斷，卻又蠻橫殘暴；他執迷權力，也迷失於權力，挑撥諸子權鬥，促使子孫相殘，愛子逐權敗亡。他是個充滿鬥爭性的人，善於挑起人的鬥志，能得人效死，他也讓自己及旁人的生活不時處於鬥爭中，充滿暴力、血腥與創傷、死亡。從個人角度來看，他，是個極度陰暗的人。

從歷史來看，明成祖堪稱千古名君，武功蓋世，超邁前人。清朝官修《明史》對之評論道：「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隕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的確，明成祖本身能征善戰，以武力奪得帝位後，更好大喜功，動員大軍征戰南北，威及海外，他派八十萬大軍征服安南，五次御駕親征漠北，派遣鄭和六下西洋。這些都可說是震古鑠今的軍事行動，將大明帝國的威望推至頂峰。然則，凡此種種勞師動眾之舉，也可說只是出於皇帝的好大喜功，是舉全國之力以滿足其個人之權力虛榮，事實上，真正有經世之志與現實認知的大臣多反對此舉。專制獨裁的永樂帝，一意孤行，馬上得天下，又馬上治天下，刻意讓帝國統治一直處在軍國體制下，藉不斷的軍事行動讓皇帝之權威更得遂行，然文官團體的勸阻之力亦與日俱增，而帝國財力也越來越窮於應付如此窮兵黷武。因此，大明帝國的武功成就，大概也只能在永樂朝至於極盛，難以為繼，且留下諸多殘局，等待後人收拾。

永樂帝真正獲得文臣肯定，且影響深遠的非凡成就，主要還在於文化方面。他登極後，不斷下令編纂各種書籍，其中《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更總結儒學經典詮釋，成為天下士人科舉必讀教本，具有統一思想之作用。而《永樂大典》更是曠古未有之煌煌巨著。這些文化大工程的不斷進行，當然不是出於朱棣個人的特具文化修養或喜好，其背後實有不可告人之居心。《明史》在盛讚其「成功駿烈」之後，更結語道：「然而革除之際，倒行逆施，慙德亦曷可掩哉。」後世學者亦多論言其文化建樹實乃意在掩蓋其篡逆之道德汙點，藉儒學以文過飾非。甚至，此殘德之君，竟有意在文化建構中，一步又一步地為自己營造「聖王」形象。篡奪治統後，進而窺伺道統。如此文化野心，較諸其武功成就，毫無遜色，也堪稱「遠邁漢唐」了。陰暗的心靈，追求至上之光環，亦可謂駿烈矣。

朱棣篡位後進圖聖名，欲結合治統與道統，固可言其野心不止或掩飾慚德，然亦可謂乃情非得已，蓋此文化工程之推動有其不得不然之勢。「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這是永樂朝必須面對處理的問題，文化工程之啟動與此密切相關。方孝孺是明初文宗宋濂之高徒，繼承其文學地位，且在道學方面，更勝乃師，《明儒學案》將之列為篇首，為明初道學第一人，天下士人皆馬首是瞻。而朱棣一怒而忘天下，誅其十族，禁絕其著作，此舉形同對當時學術思想界下達戒嚴令，而在全力禁錮方孝孺的文化影響力後，乃不得不另闢蹊徑展開政治文化的建構工作。

朱棣登極後，為強調其政權之正統性，除再三申明己為太祖皇帝之正統繼承人，將延續其統治政策外，同時對明太祖之統治政策不斷重新詮釋，積極塑造大明王朝乃德治政權，從而為永樂朝之統治屬性作定位。登極不到一年，先後向帝國外部大敵與國內整體官僚，宣示大明王朝將進入和平統治時期，而統治要道乃以禮樂為主，藉此積極建立其政權之正統性、合法性，乃至神聖性。他一方面極度尊崇太祖皇帝，強調其制禮作樂，治道昭明，得與古聖先王並列。另一方面，在頌揚太祖時，強調自己是其正統繼承人，進而由此表白自己積極講究禮樂之學，有意走向聖王之治。承先之外，他更在太子的教育上大作文章，以儒學為本，建立起結合聖賢學的帝王學，從而發展一套可以家傳的聖王傳統。永樂七年時，他親自編寫《聖學心法》，作為太子進學之用。意圖將帝王學與聖賢學合而為一，為大明帝國建立「聖王傳統」。清代四庫館臣對此頗加譏刺，謂：「成祖稱兵篡位，悖亂綱常，雖幸而成事，傳國子孫，而高煦、宸濠寘鐇之類接踵稱戈，咸思犯上，實身教有以致之。而乃依附聖賢，侈談名教，欲附於逆取順守。……至於殺戮諸忠，蔓延十族，淫刑酷暴，桀紂之所不為者，夷然為之，可謂無復人理。……天下萬世豈受此欺乎？」將成祖視為殘酷更甚桀紂的暴君，如此批評頗為苛刻，卻也是事實。悖亂綱常的暴君，竟然自許為聖學傳人，更令人難堪，懷疑其意圖藉聖賢名教，以掩飾篡位罪過。不過，這也可見永樂帝推行文治的用心良苦與處心積慮，而如此用心經營下，其統治政權得到合理化，且進而提升大明帝國的統治境界，使之往「聖王」之路前進，以施行禮樂為目標，從而展開文化建設工作。

朱棣本人的文化素養究竟如何？大概也是個歷史之謎。楊士奇所修的《太宗實錄》說他：「勤學好問，書一覽輒記，終身弗忘。五經子史皆該貫，而旁通天文地志百家之書，得其要領，日從明儒講論無厭倦意。」這恐怕是溢美之辭。不過，他在登極以後，或出於愛好，或出於作態，相當積極地表現他追求知識的熱忱，這種知識熱情，也成為推動文化工作的動力。他在永樂元年，動亂方息之際，就下令翰林編書：「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一年後，編成《文獻大成》，他不滿意，下令重修。命禮部多方徵求人才，且選拔各級學校學生擔任繕寫工作。參與此編輯工作者達數千人，開館於文淵閣，這已遠非翰林院之一般編纂工作，而是一項全國性的龐大文化工程了。此文化工程，歷時約三年，至永樂五年完成，「書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百五本，更賜名《永樂大典》。」明人認為「其書為古今第一浩繁」。此書完成後，朱棣親自撰寫序文：「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盡開物成務之道，極裁成輔相之宜。修禮樂而明教化，闡理至而宣人文。……朕深潛聖道，志在斯文。」在其序論下，《永樂大典》的編輯意義被無限上綱，成為具有「神聖性」的工作，是永樂朝禮樂之治的重要標誌，是他推行聖道的表徵。

永樂大典的編纂固然是龐大的文化工程，其意義也被永樂帝無限上綱。不過，真正對明代學術文化影響最深，且遍及一般士人的，還是三部《大全》的編纂。只是，這三部儒典的完成相當急促而粗糙，差不多就在一年內編好。顧炎武痛斥這個編輯工作「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根本是個詐騙行為，毀壞儒學。四庫館臣更多所嘲諷：「大全龐雜萬狀，沙中金屑本自無多」。然則，無論其編纂水準或學術價值如何，這三部大全的編輯目的本來就是以政治權威來整合學術，從而建立起「正統儒學」，由此完成治統對道統的統合。大全編成後，朝廷下令「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于六部併與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此後三部大全透過官方的儒學教育系統，傳遞至於統治教化所及之處，成為士人知識學習上最基本、最權威的讀本，可說是欽定的教科書。文皇之編修大全，可謂目標清楚而成果斐然，它完成帝國學術的「正統化」，而此正統儒學又透過科舉制度，植入全國士人腦中，統一其思想。誠如明中期大儒丘濬（1421-1495）所言：「太宗文皇帝又取聖經賢傳，訂正歸一，使天下學者說誦而持守之，不惑于異端駁雜之說，道德可謂一矣。」這種思想與道德的權威，直到王陽明成為一代教主時，才遭遇挑戰。

朱棣並非學術人物，卻對學術發展有重大影響。從宏觀的學術史來看，甚至可以說，明代學術史上最具關鍵性的兩個人是：朱棣與王陽明。朱棣所欽定的正統儒學，決定明代前期學術議論的範圍與調式，王陽明對朱棣所定之正統儒學提出挑戰，開啟明代後期學術討論的不同空間，也造成往後學術議論的爭訟不已。

朱棣殺方孝孺，一時斬絕讀書種子，乃重新展開種種文化建構工作，逐步以治統整合道統，以至建立起一套正統儒學，以之統轄全國士子之學術思想，為時近百年，其文化意圖宏大，而影響極為深遠，更勝其武功成效。文皇帝之謚號，可謂實至名歸。

朱棣是個性格極端複雜，情感波動巨大，卻也充滿謎團的人；永樂帝是個雄才大略，極具權威，且擅用權威，而在武功文化都超卓前人，乃至意圖整合治統與道統的「聖王」。明成祖是個充滿戲劇性，極具爭議性的帝王，他有意仿傚唐太宗，而其實際表現，無論功過善惡，威權矯飾，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歷來史家對此一代帝王，多有爭議，聚訟不已，近代學者也有不少專書著作，如：朱鴻著《明成祖與永樂政治》（1988）、商傳著《永樂皇帝》（1989）、毛佩琦、李焯然合著《明成祖史論》（1989）、蔡石山著《永樂皇帝》……。晁中辰教授這本《明成祖傳》成書於1992年，不算早出，相較前述諸作，內容上更為全面，章節以時為序，自朱棣青少年時代，至於稱帝施治，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面，以至其家庭生活與思想才識，可謂面面俱到，立場上不偏不倚，內容上述多於論。整體而言，是部平允詳實的著作，可讀性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