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取材豐富，重現東漢末年的歷史風雲，全面論述曹操的一生，對於其事功及諸多重要思想進行有系統地梳理和研究，肯定他對中國歷史的頁獻及歷史地位。
★重新認識曹操，一個真實的、完全不同於《三國演義》或《三國志》的形象。
★第一部有分量地全面再現其生平的傳記，並對其功過給予適度的評價。
亂世之奸雄，抑或治世之能臣？
曹操在魯迅心中就是一個英雄！
魯迅曾說：「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志演義》，更而想起戲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東漢末年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文學家、書法家。三國中曹魏政權的締造者，以漢天子的名義征討四方，對內消滅二袁、呂布、劉表、韓遂等割據勢力，對外降服南匈奴、烏桓、鮮卑等，統一中國北方，並實行一系列政策恢復經濟生產和社會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國的基礎。曹操在世時，擔任東漢丞相，後為魏王，去世後諡號為武王。其子曹丕稱帝後，追尊為武皇帝，廟號太祖。
本書為其作傳，對曹操的事功進行全面總結，對其諸多重要思想及其實踐，以及中國歷史上對曹操的諸多評議都作了評述。讀者將在書中看到一個真實的完全不同於演義作品的曹操形象。
張作耀
作者
張作耀
1931年生，山東平度人。1955年考入山東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先後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馬列主義研究院工作；1977年調至人民出版社，歷任編審、編輯室主任、副總編輯等職，且為《新華文摘》及《新華月報》之主編。曾兼任北京歷史學會常務理事、郭沫若學會理事、中國期刊協會理事等。半個多世紀以來，主要從事政策理論研究和書刊編輯工作。學習和工作之餘，致力於個人學術研究。論文有《也談太平天國革命性質》、《中國農民戰爭與宗教關係》、《〈論語新探〉初辨》、《孔門弟子異同論》、《孟軻》、《廖仲愷思想芻論》，以及有關曹操和劉備、諸葛亮等歷史人物的諸多專題論評等；編著或主編的工具性、知識性書籍有《中國歷史便覽》、《大哉孔子》、《中國歷史辭典》等；學術專著有《曹操評傳》、《曹操傳》、《劉備傳》和《孫權傳》。
第一章 動蕩的社會背景
曹操，姓曹名操，一名吉利，字孟德，小字阿瞞，沛國譙（今安徽亳州市）人。他死於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西元二二○年三月十五日），終年六十六歲。據此推算，他的生年當在東漢桓帝永壽元年（一五五）。
曹操處在一個社會動蕩的時代，社會矛盾空前尖銳。
俗話說，亂世出英雄。此話很有道理。正是這種特殊的歷史環境培育了曹操，並且為一大批人，特別是為曹操提供了發揮才幹、表演自己，最終實現自我價值的舞台。換言之，如果沒有東漢中晚期的社會動亂，東漢則不會滅亡得那麼快，也不會出現曹操、諸葛亮、劉備、孫權等一批叱吒風雲的人物。
未來，東漢初期國家復歸統一，摒棄了王莽的諸多擾民措施，陸續實施了一系列緩和社會矛盾的政策，省減刑法，釋放奴婢，假民公田，輕徭薄賦，勸民農桑，整頓吏治，「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並規定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社會的確出現了一段相對穩定和經濟發展的時期。但好景不長，前後不過六十多年。嗣後，統治集團很快走向腐敗，巧取豪奪，謀權謀利，互相傾軋，最終把社會推向動蕩不安，把東漢朝廷推向滅亡。這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莫過於外戚和宦官的專權及其鬥爭。
宦官並沒有奪取漢家的皇位，但治史者稱「宦官亡漢」，這是很有道理的。史載，東漢章帝（西元七六—八八年）死後，年僅十歲的和帝（八九—一○五）繼位，竇太后臨朝，竇憲專權，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竇憲兄弟把持朝政，和帝想奪回權力，但無法同內外臣僚接近，只有宦官在自己身邊，於是便同中常侍鄭眾定計除掉了竇憲。鄭眾因功封侯，遷大長秋，乘勢預政。宦官用權自此開始。這個頭一開，竟至不可收拾，遂使以後百餘年間的東漢朝廷的內部鬥爭更加迅速激化。時而太后臨朝，外戚掌權；時而宦官得勢，專斷朝廷。皇帝成了他們的傀儡。
在這些外戚和宦官的專權及其鬥爭中，有幾次對曹操的出身、為人和事業的影響尤為微妙和深刻。順帝、桓帝期間，外戚梁商、梁冀父子先後為大將軍。梁氏父子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曾試圖同宦官相勾結，把許多宦官的子弟薦舉到地方做官。曹操的先祖、宦官曹騰同梁氏父子完全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史載，漢順帝死後，沖帝夭亡，質帝繼位年八歲，少而聰慧，但不懂事，當面竟說梁冀是「跋扈將軍」，不久被梁冀毒死。在立嗣問題上，太尉李固、司徒胡廣、司空趙戒等三公要員都向梁冀建議「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據說，「朝臣莫不歸心」，梁冀亦在猶豫。曹騰因曾受到過劉蒜的怠慢，心有不滿，因而當夜造訪梁冀，對冀說：「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這段出於私心拒立嚴明之君的說辭深深地打動了梁冀圖謀長久專斷朝政的心。於是梁冀第二天便重會公卿，「意氣凶凶，言辭激切」，宣布立蠡吾侯劉志（即桓帝）。梁冀專權，得到了宦官曹騰的支持，這在外戚與宦官的鬥爭中是極為特殊的一頁。這不僅使梁冀得以長時間秉政，而且也使曹騰獲得比其他宦官要好得多的名聲。曹操出身於宦官家庭，但並不袒護宦官，甚至反對作惡的宦官，主張殺掉罪惡大的宦官，但他又不同意盡誅宦官，於此可以體察到一點微妙的因素。
延熹二年（一五九），桓帝同宦官單超等五人共謀殺死梁冀及其宗親，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者三百餘人。宦官再次專權，單超等五人皆被封為縣侯，世稱「五侯」。「五侯」貪縱專權，「皆競 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五侯」死後，中常侍侯覽、小黃門張讓相繼用權。宦官勢力越來越大，「猥受過寵，執政操權，附會者因公褒舉，違忤者求事中傷，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僕妾盈紈素。」桓帝死，外戚竇武與中常侍曹節等迎立十二歲的劉宏為帝（即靈帝，一六八—一八九）。竇武與太傅陳蕃等痛恨宦官曹節、王甫等竊弄國權、混亂海內，謀劃將他們除掉。謀洩，宦官王甫等先發制人，假傳聖旨逮捕竇武等人，武等以兵相抗，不敵而死。竇太后也被軟禁起來。事後，宦官的權力更加大了，甚至在設官立制上確立了他們的地位。諸如讓曹節兼朝官，領尚書令。不久，趙忠、張讓等十常侍貴寵用事，皇帝將他們比之如父母，竟說：「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並先後以趙忠為車騎將軍，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授予兵權。
西元一八九年漢靈帝死，皇子劉辯即位，何太后臨朝，何進掌握了政權。先是宦官想殺何進，何進倖免；何進掌權後，「憤蹇碩圖己，陰規誅之」，把蹇碩殺了。袁紹勸何進盡誅宦官，何進尚在猶豫不決之時，宦官首先發難，殺死何進。然後，袁紹盡殺宦官二千餘人，繼而董卓引兵 洛陽，廢劉辯，殺何太后，立劉協，是為漢獻帝。自此，一場歷時數十年、規模空前的軍閥混戰開始了。
經過宦官與外戚的專權與鬥爭，中央的權力和威望削弱了，地方官的權力增大了，一些州郡牧守，競相擴充自己的勢力，手握重兵，成了實際上的各據一方之主。漢末軍閥，包括曹操充分利用了這一條件。誰有地盤，誰有兵，而且指揮得當，誰就能不斷發展自己，壯大自己，最後取得一定成功。曹操是最為成功中的一個。正如劉昭所說：靈帝「大建尊州之規，竟無一日之治。故劉焉牧益（州）土，造帝服於岷、峨；袁紹取冀，下制書於燕、朔；劉表荊南，郊天祀地；魏祖（曹操）據兗（州），遂構皇業」。更如范曄所說：「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操）因之，遂遷龜鼎。」
黨錮是影響東漢末年社會的又一重大事件。外戚與宦官交互專權，競相貪暴，不管哪方上台，帶給人民的都是災難。特別是宦官勢力的發展，「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阻斷了官僚士大夫的進遷之路，引起了士族知識分子的強烈不滿，起而反抗，最終釀成「黨錮之禍」。黨錮雖然禁錮了黨人，但在客觀上卻活躍了黨人的思想，推動了士族知識分子公開議論朝政的風氣的形成。史載，「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士人勢力沒有削弱，反而增強了。外戚集團想依靠他們、利用他們。許多中央和地方的官僚以自己能同「黨人」沾點邊為榮。宦官集團內部也起了分化，不少人同情「黨人」，站到「黨人」一邊，他們的弟子也著力自覺地脫離同宦官的干係，而想方設法使自己士人化。曹操就是這樣的一個宦官的後代。
士人議論朝政、褒貶人物，形成風氣。這種風氣，影響著已經做官的士族知識分子，同時也激勵著諸多隱士關心社會。東漢末年及三國期間有那麼多在朝的或鄉居的知天下大勢的智謀人物出現，都可在這裡找到其最初的直接或間接的聯繫。
東漢末年，黃巾起義，繼而軍閥混戰，是曹操得以成其大業的再一重要歷史背景。宦官與外戚交互專權，加速了統治集團的腐敗，增重了農民的負擔。宦官們「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又加天災頻仍，水災、旱災、蝗災、風災、雹災、震災等等接連發生。天災人禍，民不堪命，流離失所，餓殍遍地。勞動人民為了活命，不得不鋌而走險——造反、暴動。諸多農民起義，雖然失敗了，但鼓舞了勞動人民的反抗鬥志，同時也給漢朝政權以沉重打擊，動搖了它的根基。漢靈帝中平元年（一八四），一場大規模的全國性的農民起義—黃巾起義終於爆發了。
黃巾起義是張角兄弟發動的。張角，河北鉅鹿人，創太平道，以宗教形式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史稱張角「奉事黃老道，蓄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咒說以療病，病者頗癒，百姓信向之」。張角分遣弟子周遊四方，發動群眾，十餘年間徒眾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起義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嚇壞了漢朝統治者，急發「天下精兵」，遺中郎將盧植、皇甫嵩、朱儁等討黃巾軍。
黃巾起義雖然被鎮壓下去了，但它的歷史影響卻是不可估量的。它使漢王朝的統治勢力削弱了，根基動搖了；它點燃了反抗漢朝統治者的烈火；另一方面，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用兵者和州郡守、地方豪強，甚至一些野心家趁機招兵買馬發展了自己的勢力，很快形成了一些各霸一方的軍事集團，客觀上為軍閥混戰創造了條件。
軍閥混戰給人民帶來了更深的災難。數十年間，群雄割據，「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你爭我奪，無有休止之時。這些大大小小的封建軍閥，就是各個地方事實上的大小皇帝。軍閥混戰，受苦受難最多最大的是老百姓。老百姓渴望安定和統一。有本事的割據稱霸者，相對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在戰爭中發展了自己，成為一方之主；平庸之輩和逆潮流者、對廣大民眾施暴不恤者，受到歷史的懲罰，由強變弱，由大變小，最終或被吞併，或被消滅。
曹操是最善於在這歷史的大風大浪中游泳的健將。他有效而成功地利用歷史提供的機遇，從相對微弱的力量基點起步，在鎮壓農民起義和軍閥混戰過程中，發展了自己，壯大了自己。他雖然帶著未能最終統一中國的歷史遺憾而死去，但也無時不自我流露出成功的自豪。不可否認，曹操是最大的成功者。他適應並改造著這一歷史環境，戎馬倥傯，馳騁疆場，智詐並用，為自己的子孫打下一方天下。在這一過程中，他重視發展自己的勢力，同時也重視不斷總結現實和歷史的經驗教訓，豐富自己的思想。所以，到頭來人們可以罵他的為人，但不得不承認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軍事家、政治家、思想家。
導讀 奸賊或英雄—亂世的曹操
王安泰
千百年來，「曹操」是你我耳熟能詳的名字。提起曹操，大家信手拈來就是一段亂臣賊子或蓋世豪傑的故事。過去史家讚頌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傑」，但也留下「貪殘虐烈無道，于操為甚」的評價。自《三國演義》刊行以來，一句「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經過〈捉放曹〉等戲曲的改編傳播，曹操奸絕的形象在大眾心中生根，戲台上始終以象徵奸角的白臉面貌現身，成為負面歷史人物的代表。
時至今日，替曹操「恢復名譽」的翻案文章已逐漸翻新了大眾的歷史認識，流行歌曲〈曹操〉引領人們哼唱的那句「爾虞我詐是三國，說不清對與錯」，可以說是當下對於曹操評價的寫照。只是大家所認知的曹操形象，不再限於傳統的忠奸評價，但也未擺脫以勝敗論英雄的價值觀。在多數人眼中，曹操是雄踞中原的「三國」主角之一，然而依此思維展開的「三國」其實是歷代創作者迎合閱聽者情感需求，不斷加工改編的故事。在論風流人物之前，我們必須先體認到曹操是一個生活在東漢王朝的真實人物，曾經號令諸侯的他，是時代的締造者，但其所作所為也是時代的產物。
曹操的仕途始於二十歲那一年（靈帝熹平三年，西元一七四年）被舉孝廉入京為郎，不久被任命洛陽北部尉。此前幾年士人儒生不滿宦官把持朝政、違法亂紀，結合外戚和官僚勢力，向皇帝上書諫言，要求嚴懲不法宦官，引發士人與宦官集團的激烈衝突。政爭之中宦官倚峙皇帝寵信，反過來指責士人結黨誹謗朝廷，大批士人因此遭緝捕入獄，眾多官員被罷黜免官，禁錮終生。桓帝延熹九年（西元一六六年）、靈帝建寧元年（西元一六八年）兩場黨錮，使得許多士人、儒生與官僚，異常痛恨把持朝政的宦官。曹操入京兩年之後的熹平五年（西元一七六年），靈帝又因為不滿大臣為黨人申冤，下詔擴大黨錮範圍，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有任官者，一律罷免，禁錮終身，並牽連五屬（五服制下的親屬，見《後漢書‧黨錮傳》）。
洛陽政壇長年籠罩在黨錮陰影之下，士人官僚和宦官形同水火。不難想像出身宦官養子家族的曹操，即使克盡職責，執法無懼宦官權勢，欲在京城樹立威名，依然無法獲取士人集團的認同，因此失意於政壇。東漢末年群雄割據，士人競相投靠各地握有軍隊聲名顯赫的勢力領袖，無論是祖上四世三公，名門之後的袁紹、袁術，或是流有漢王朝宗室血脈，自身又係名士的劉表、劉璋等人，均曾被輿論視作匡復天下，振興漢室的領導者。然而現實的發展並不符合士人的期待，最終是軍功聞名但家世不顯的曹操在洛陽迎漢獻帝，挾天子以令諸侯，又平定群雄、領有華北，士人集團不得不與曹操合作，並無心悅誠服之意。曹操要對抗的不僅是那個混亂的時代，盤據各地的勢力，還包括了這些打從心底排斥他的士人集團。
或許正因如此，曹操登上丞相大位，施政唯才是舉，講求實效的政治思維明顯異於標舉名教之治的士人風尚。東漢政府選官任人以德行為首，個人道德品行優先於才學表現，曹操自己也是通過舉孝廉（地方郡國向中央推舉孝子廉吏為官）的途徑進京任官。然而建安十五年（西元二一○年）曹操發布的〈求賢令〉引漢高祖劉邦無視非議，重用「盜嫂受金」的陳平之事，言明即使是私德違逆倫常、行事貪贓枉法之徒，只要能輔佐大業，依然可用之。其後曹操又兩度下令徵才，建安十九年（西元二一四年）〈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稱「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建安二十二年（西元二一七年）〈舉賢勿拘品行令〉更責令各方薦舉人才，縱使「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只要具備治國用兵之術，切不可失之。
具體分析曹操在建安年間的政策，曹操並非純粹導向功利主義，一昧追求軍政之功無視操守德行，而是審時度勢，認為才德兼備之人稀缺難尋，若退而求其次，才能較德行更為重要。用人唯才的政策違背東漢士人強調德行優先於才能，或者有德者必有才的準則，也改變東漢兩百年來的官吏選任制度，對於當時社會帶來一定的衝擊。曹操坐擁大權卻缺乏士人集團支持的困境，促使他變通制度來壯大政治勢力，但也坐實了士人對其有才而無德的負面評價。其後九品中正制的建立與司馬懿的奪權，正是士人集團蓄積已久，針對曹操與曹魏政權以才為重政策的反撲。
張作耀先生《曹操傳》以淺顯易懂文字，明白簡要地敘述曹操的一生。作為一本傳記，本書收羅記載曹操的文獻史料，依次講述曹操出生入仕，起兵逐鹿中原，最終攀上權力頂峰的人生經歷，又旁及曹操的家庭關係，分析曹操的個性特點。不過，本書不僅只是一部曹操的編年史，書中章節也介紹了當時的官僚制度、社會文化發展，客觀討論東漢王朝覆亡過程，盡力呈現曹操與漢末群雄所面臨的險峻局勢，探討曹操的謀略與政策。
《曹操傳》也從各種角度描繪了曹操，全書最後的〈今古論曹評議〉之章列出世人對於曹操的評價，並且分析歷代論曹的立場，可說是一篇曹操形象史，深具參考價值。關於曹操的惡評，最早出於同時代的敵手袁紹。袁紹陣營的文士陳琳撰有〈為袁紹檄豫州文〉痛斥曹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歷數曹操罪狀，其中又以設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專職盜墓一事最為影響視聽，「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之景，讀來讓人深感駭異。陳琳指稱曹操領兵盜墓，至今並無證據，也未見其他記載，但檄文所述已足夠煽動人心。於史有徵的徐州屠城與張繡之叛等事件，更讓人非議曹操性格譎詐殘酷又溺好聲色，導致曹氏治下「虐亦深矣，其民怨矣」。但在另一方面，曹操是個有才之人，軍事與文學表現一再為人稱道。更值得注意的是，曹操求賢不論出身德行，並且知才惜才。陳琳在袁紹敗亡後歸附曹營，曹操愛其文才，不念舊惡納之更是一例。
曹操複雜多面的人格特質，一直是三國故事引人入勝的重要關鍵。雖說出身官宦家庭，曹操入仕之初卻不屬於「人生勝利組」，受制於無法改變的家世背景，曹操無緣成為世道尊崇的高節名士，在政壇難有作為，甚至免官回鄉。身為當世認可的知名軍事戰略家，曹操後半生得意於沙場，儘管時有失敗挫折，但他不以為恥、坦然面對，反映了曹操的真性情，也是曹操的魅力所在。請各位隨著本書，從頭再與曹操面對紛亂詭譎的政局，慨歎「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同走一回硝煙四起的烽火大地，體會這位沙場老將「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得意。
文浩(Felix Wemheu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