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傳【帝王傳記系列】

雷家驥

雷家驥

　　祖籍廣東順德，1979年獲得教育部頒文學博士。先後在中國文化大學、東吳大學、中正大學歷史系所專任教授，也曾在兩岸著名大學兼任教席或短期講座。現任中正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中國中古史研究》創刊人兼總編輯。發表過期刊論文六十餘篇、會議論文十餘篇、專書九本，新近主編完成《嘉義縣志》十三冊。

正體版序
自  序 
導  讀

第一章  武氏家世
文水武氏的家世
武士彠傳奇性的發跡和發展
武、楊家族與婚姻

第二章  武氏的人格與初入宮
武氏的生卒與名諱
武氏的早期經驗與人格發展
入宮後的人格成長與成熟
貞觀皇帝的情感世界及其與武才人的關係
 
第三章  二度入宮及初期發展
二度入宮的原因與背景
「穢亂春宮」如何說
二度入宮的真相

第四章  皇后之路
狐媚偏能惑主，蛾眉不肯讓人
後貞觀時代—永徽政局的危機
永徽政局的陰暗面和皇后廢立的賄賂關說
皇后的廢立

第五章  從皇后到二聖：武后個人權威的發展
初馴師子驄：清除內宮隱憂
再馴師子驄：外朝初整肅
從皇后到二聖：三馴師子驄的結果
從二聖到天后

第六章  武后的家庭角色和母儀
武后與本家親戚
武后在夫家的母權伸張與母儀
家庭虐待：武后與她的非親生子女
武后支配慾下的親子關係

第七章  天皇晚年局面與太后臨朝
天皇晚年局面與天后的權力焦慮
天皇之死與授權之變
太后專權與廢帝殺子

第八章  政權鬥爭：臨朝與肅反
太后初改制與反對運動的第一波：揚州兵變與裴炎之獄
告密風起與反對運動的鎮壓
反對運動第二波：宗室聯反與燕啄皇孫

第九章  大周革命
天意與符瑞：革命的意識形態與行動
佛教、群眾運動與革命措施
舊王室的處置
反對力量的沉潛

第十章  女皇的治術：神道設教
天人感應致太平
佛教政治：彌勒降生和輪王統治
神道教化的設施

第十一章  女皇的統治風格
威權獨任
揮舞革命刑柄及其後果
眯目聖神皇：賞柄的運用

第十二章  大周的政治、經濟與財政
大周政治、人才與與政風
大周的戶口與經濟
大周的財政

第十三章  大周的國防外交
女皇統治前的國家形勢
大周西邊、西北邊的外交、戰略與軍事行動
大周北邊的國防與外交
大周國防外交的檢討

第十四章  大周的社會與文化
重役下的吏治腐敗、人口流動及社會安全
社會衝擊的其他因素和後續發展
女皇與禮俗、教育及其他社會文化
女皇與宗教

第十五章  情夫、親子與姪子：女皇晚年的感情與危機
女皇的第一個情夫
張氏兄弟與控鶴奉宸
親情的糾纏：一家兩系的繼承問題與情夫的介入
情夫與家屬危機以及政治危機

第十六章，神龍政變與大周覆亡
危機爆發：情夫惹禍與女皇引火
是誰反女皇
神龍擺尾：女皇的末路

附 錄  武則天大事年表

第一章 武氏家世
 
文水武氏的家世
　　
平林漠漠煙如織，長安京城籠罩於黃昏冥色之中，使者一行來至應國公宅。應國夫人楊氏率其家人拜舞接旨。使者展開詔書宣讀：
 
「於戲！惟爾武士鑊第二女，幼習禮訓，夙表幽閑，冑出鼎族，譽聞華閫，宜遵舊章，授以內職，是用命爾為才人。往欽哉，其光膺徽命，可不慎歟！」
　　
這年是大唐貞觀十二年（638），武士鑊第二女明空，行年十四歲。她奉詔入宮，使大唐國祚改寫的命運，正悄悄地步上了歷史的舞臺，中國歷史也展開了空前絕後的一頁。唯一的女皇帝－是開國皇帝，同時也是亡國皇帝，而且是一個迄今仍有爭議的女皇帝，將從此揭開她自己乃至國史的新里程。
　　
大唐開國至今已經二十一年，王室婚姻，皆取當世勳貴名臣的子女為對象。武明空的父親故利州都督．應國公武士彠是十六位「太原元謀勳效功臣」－唐朝開國功臣－之一。武士彠於隋朝煬帝大業十三年（617）追隨太原留守李淵起兵反隋，一路攻入關中，佔領西京長安，建立了唐朝，年號武德。武德元年（618）八月六日，皇帝論功行賞，分太原起義幹部為兩等功臣，均賜以「太原元謀勳效功臣」的勳號。其中第一等功臣只有兩人，第二等功臣則有十四人，武士彠名列二等功臣，當時他的職官是中央最高行政機關尚書省兵部的庫部郎－亦即兵部四司之一庫部司的司長。庫部司職掌全國武器軍備設施的政令，司長位列正五品，屬於政府的清要官。當時國家初建，群雄并列，戰爭方殷，士彠掌管全國的武器軍備設施，位任可謂重要。

武士彠是功臣，當然有「勳」；但是庫部郎位任縱然重要，卻也還算不上是「貴」。直至武德三年（620），士彠昇為正三品部長級的工部尚書，同年武德皇帝將軍隊作了一次調整，把關中的主力部隊劃分為十二軍，各給予軍號，原駐在醴泉道的改稱為井鉞軍。武士彠大約在這時曾經一度兼統此軍為軍將，稍後又以本官檢校右廂宿衛的禁軍。唐朝官僚制度，三品以上就是國之大臣，掌握大權的行政中樞是尚書省，由尚書令、僕射和六部尚書組成權力核心，世稱八座，而工部尚書即是尚書八座之一，可見武士彠已經躋身政府高層。十二軍是唐朝政權的核心武力，士彠兼統其中一軍，甚至又指揮右廂禁軍，更見武德皇帝對他的信任與重用。也就是說，從武德三年以後，武士彠已經名符其實的是「當世勳貴」，所以其女日後被召納入宮，應不至於意外。
　　
不僅如此，武氏在太原附近的文水縣聚族而居，士彠的兄弟和宗人對唐朝的開國也有一定的功勞，而成為「太原元從」。
　　
他的長兄武士稜原來務農，追隨起義，官至司農少卿，封宣城縣公，武德皇帝利用他的專長，令他常居苑中，主持農囿之事。士稜之子君雅襲爵，官至鎧曹參軍，其子希玄後亦襲爵，為貞觀皇帝的右勳衛。次兄士逸也有戰功，武德初為齊王府戶曹，封安陸縣公，後來累授益州行臺左丞。又有文水宗人武恭，也是唐朝元從，制授諫議大夫。

可見文水武氏可能有一批人，因為武士彠之故，追隨武德皇帝李淵太原起義，立有大小不等的功勳，至此都已做官。是則文水武氏在唐初政壇，應有一定的份量。後來李敬業起兵反武，駱賓王為他撰寫〈討武氏檄〉，聲討當時臨朝武太后之罪，竟至說她「地實寒微」，實際上是政治文宣的因素居多。

不過就社會的角度看，駱賓王的說法事實上也頗有他的根據，不至於完全誣蔑武家。中國從魏晉南北朝以來，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新階級，他們世代做官，依照他們世代官位的高低，高的形成了大士族，或者稱為世族、大姓、高門，次者成為小姓，先世沒有做官的則是寒素。世族高門掌握，甚至壟斷了社會和政治的資源，即使到了南北朝後期和唐朝前期，他們的家人已經很久沒有做官，但是其社會地位也還沒有消失，僅只是政治上的衰敗門戶而已，一般人仍然不惜花大錢和他們的子女結婚，攀附他們的門第。這種現象世稱「賣婚」－就是買賣婚姻。中國人好面子重身份，只要能力所及，對婚喪二事大都極盡奢華舖張，自古已然。唐朝人選擇婚姻有三個標準－門第、財富和功名，而以門第為第一優先。如今為了抬高自己身份，不惜慕人祖宗，攀附他人門戶，所以武德皇帝之子貞觀皇帝－也就是著名的唐太宗－在即位後對此風氣極為痛惡，予以嚴厲批評，說是無禮和無恥，下詔修《氏族志》，必須以尊「崇我唐朝人物衣冠」作為評定門第的標準，書成頒行於天下；然而社會觀念植根已深，風尚依舊，也沒有為之改變。這一年正是明空奉詔入宮之年。
   
依照這種社會觀念與標準，武家的確不是高門大姓。
　　
根據後來李嶠奉大周女皇敕令所寫的〈攀龍臺碑〉和《新唐書》卷七四上的〈宰相世系表〉所述，武氏係并州太原郡文水縣人，出自姬姓，是周平王少子之後。因為周平王少子生時手上紋理有一「武」字，後代遂以武為姓氏。降至武明空第八代祖武念，官拜北魏洛州刺史．歸義侯。七代祖武洽，官至北魏平北將軍、五兵尚書、晉陽公，別封大陵縣。此下五代祖武克己、高祖武居常，皆曾襲繼壽陽公之爵。大陵在隋朝改稱為文水，故成為文水縣人。
　　
又據〈宰相世系表〉，武明空從七代祖武洽已下，直系均有任官的記錄：
 
六代祖神龜為祭酒，
五代祖克己為本州大中正、司徒．越王長史，
高祖居常為北齊鎮遠將軍，
曾祖儉為北周永昌王諮議參軍，
祖父華為隋東都丞，
父士彠為唐工部尚書，封應國公。

基本上，除其父親以外，即使所載是真的，武明空自第五代祖已降，所任都是幕佐之官，算不上是顯宦之家，因此也算不上是閥閱高門。不過，除非有史料可以推翻〈宰相世系表〉的記載，否則文水武氏儘管不屬於高門大姓，但是也不至於如〈討武氏檄〉所說的「地實寒微」。武明空「革命」當了大周皇帝後，曾於聖歷元年（698）八月，命令姪孫武延秀入突厥和親，突厥可汗默啜告訴來使說：「我世受李氏恩，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並且移書說：「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小姓，罔冒為婚，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外國元首罵武周王室為「小姓」。小姓的社會門第不及大姓，但卻也不至於寒素，或者可以反映文水武氏當時社會地位的真相。無論如何，文水武氏在當時傳統社會中，僅能屬於小姓等級的門第；但是在她入宮之年以後，則因是新貴而屬於甲族，不過猶未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可。
 
武士彠傳奇性的發跡和發展
　　
武士彠是武華的第四子，鄉里民間傳說他是一個經營林業的木材商人；不過〈攀龍臺碑〉卻說他出生時就有帝王之象，才兼文武，人格如何高，學識如何優，材幹如何好，這麼多優點令他名動當世朝，使到隋文帝屢加辟召，司徒楊雄、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宏、兵部尚書柳述等公卿大臣，爭相向他抗禮求教。李嶠奉命寫〈攀龍臺碑〉之時已經是大周王朝的時代，此碑是女皇為頌揚其父武士彠－這時已追尊為「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帝」－人格功德之碑，後來唐朝史臣修撰國史之時，懷疑它和舊史有「過為褒詞」和「虛美」之嫌，不足予以深究，不免對武士彠的事跡大加刪削，以至也有過為刪削之嫌。
　　
事實上，文水武氏是地方上的小姓，子弟們也不一定都出仕做官。根據史書的記錄，南、北朝以降門第子弟窮哈哈或無仕者，所在多有，不算稀奇。青年時期的武士彠，經營木材很可能即是他的生意之一，所以史書說他「家富於材，頗好交結」。近世有些學者據此推論武士彠以鬻賣木材為業，是木材商人，值隋朝屢興鉅大土木工程，因而致富，因此判斷他是投機善賈之流。經商致富之說，大抵可信。筆者以為，投機是善賈之能事，好交結應酬也是商場的常習，根據士彠的發跡事跡看，他的確是能觀時通變之人，這也正是他的長處所在，使他所以能成為唐朝的開國功臣。

武士彠經商致富與隋煬帝即位後大興土木以事建設有關，其中重大工程之一是營建洛陽為東京。大業元年（605）營建東京既是重大的工程建設，遂由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兩位宰相分別擔任營建的正、副使－楊達後來就是武明空的外祖父。大約明空之父武士彠販賣木材入東京，利用關係與財富，常與權貴交結，一時傾動當朝。其間，他曾招致楊素的猜忌，想構以禍端，幸虧他經商的優點適時發揮作用，因為交結廣、神通大，得到楊雄、牛宏等權貴的營護而免於禍，從此深自隱匿，以求自保。無獨有偶，後來女皇的情夫張易之兄弟，也曾利用他們的權勢販賣木材及其他買賣，為時人所側目與批評，給女皇帶來了危機。
 
楊素向來負冒財貨，營求產業，在東、西二京和諸方都會處，置有物業以千百數，素為時議所鄙。是則士彠因為經商應酬而得罪了楊素，應有可能。總之，武士彠曾經得罪楊素而逃隱，極可能是一個事實，因為女皇革命之後，曾下制禁錮楊素及其兄弟的子孫，不許他們擔任京官和侍衛，也許與此事有關。
　　
士彠逃隱後開始注意局勢的變化，及至隋煬帝大業七年（611）對高麗用兵失敗後，國內亂局開始擴大，反隋起義逐漸蜂起。在這種環境氣氛之下，士彠遂想到要出山，決定往事功方面發展。不論他的真正動機究竟如何，這時煬帝實行廣募驍勇、掃地為兵的政策，士彠參與隋軍，可見他是有志從軍立功，以求仕宦的。　　　
　　
士彠在此之前沒有任何資歷，出山後當上了鷹揚府隊正。隊正統領五十人，是府兵制的最低常制長官。〈攀龍臺碑〉對武士彠在隋末的軍事表現著墨極重，用以表彰父親的軍功，其目的是透過頌揚先人的積德累功，作為武周早有天命的論述依據，遂使此碑所述有過為褒詞和虛美偽冒之事。碑誌在中國一向是用以諛美死人的，只要不過份相信，也就無傷大雅。
　　
鷹揚府隊正只是一個小軍官，而太原留守李淵則系出隴西李氏，是今上（隋煬帝）的表弟，身份官爵俱高，武士彠怎樣結交上他，以致成為唐朝開國功臣？

根據〈攀龍臺碑〉的說法，士彠要出山時，諸兄素聞李密－當時反隋群雄之最有實力者－之名，乃勸他前去投靠。「李密雖有才氣，未能經遠，欲圖功業，終恐無成」，士彠告訴他們。顯然他的出山不是要自立山頭，而是要投靠明主，以「圖功業」。適逢此時（大業十一年，615），李淵奉詔往山西討捕起事人民，撫慰地方。他行軍於汾、晉之間，休止於士彠之家，因蒙士彠顧接，乃得以結交。至十三年（617），李淵奉詔坐鎮太原為留守，於是引用士彠為行軍司鎧，成為留守府主管軍事裝備的幕僚。所以後來攻入長安，他就順理成章地官拜庫部郎，掌管全國的武器軍備設施。
   
士彠雖為留守李淵所引用，卻是副留守王威之黨，不是李淵的心膂之託。士彠觀察李淵，以為此人「雄傑簡易，聰明神武，此可從事矣」，於是攀附不遺餘力；李淵也常往武宅「樂飲經宿，恩情逾重」。長官與部屬之間有信任和默契，有遊樂和享受，應是常有之事；只是士彠與李淵兩人身份地位懸殊，結交也不久，關係卻如此快速的發展，應是士彠刻意奉迎的結果，所以後來李淵對武士彠說，「嘗禮我，故酬汝以官」，正是指此而言。這時的李淵，對武士彠來說可能只是可居的奇貨，全力投資以期日後獲得鉅大的報酬。反之，李淵一方面因為得人款待，另一方面又鑑於他曾是成功的商人，想借用他的經營長才以協助處理軍事裝備，所以也就引用士彠為行軍司鎧。事實上，李淵在太原廣結豪傑，史載當鄉長的晉陽（即太原）富人劉世龍就曾因人引見於他，李淵「雖知其細微亦接待之，以招客」。
   
由於武士彠原非李淵的心膂之託，因此李淵沒有讓他參與起兵及進攻關中的任何重大決策。不過，武士彠對大唐的「太原起義」另有貢獻。
　　
大業十三年，李淵鑑於群雄競逐之局已成，隋室終不可挽救，於是也想策馬參與逐鹿。猶豫之間，一時不能遽定。武士彠某晚夜行，聽到空中「有稱唐公（李淵）為天子者」；又夢到「從高祖（李淵）乘馬登天，俱以手捫日月」，於是具狀告訴李淵。這事雖事涉迷信，但在相信天命的當時，無異是勸李淵起義，可以增強其信心，所以「高祖大歡，益以自負」。另外又呈獻所撰兵書給李淵，等於教李淵用兵作戰。李淵請他幸勿多言，許以將來成功之後，「當同富貴耳」。

除此以外，當李淵祕密進行起兵部署時，武士彠還有以下兩件功勞。
　　
第一件是當李淵以另一起事集團劉武周進據汾陽宮為借口，命令二郎李世民和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基等各募兵集結之時，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對此懷疑，尤其因長孫順德、劉弘基二人原是逃兵，故欲予以逮捕審判。武士彠勸告兩位副留守，說二人是唐公之客，逮捕審判他們則必與唐公大起糾紛，使王威等不敢行動。其次是留守司兵田德平想建議王威等審按募兵的狀況，士彠又勸止他說：「討捕兵馬的兵權總隸於唐公，王威、高君雅等不過只是寄主罷了，他們又能怎樣？」所以田德平也停止了行動。這兩件事的擺平，使李淵能順利進行募兵和集結，尋即舉兵起事。
　　
十三年五月李淵起兵，逮斬王威和高君雅，建大將軍府，用士彠為鎧曹參軍。接著隨軍進攻關中，期間以功拜壽陽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從平京師，遷光祿大夫，賜宅一區於長安。同年十一月，李淵扶立隋恭帝後，又錄前後功效改封為義原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翌年－隋恭帝義寧二年，唐武德元年（618）－五月，煬帝死訊傳至，李淵廢恭帝自立，開建唐朝，此即武德皇帝，後來的唐高祖。武士彠稍後被任為庫部郎，賜以「太原元謀勳效功臣」銜。至武德三年更遷拜工部尚書，躋身「當世勳貴」之列。不僅如此，武德皇帝除了履行「當同富貴」的諾言之外，為了答謝當年受到武士彠的盛待，更另封其兩兄為郡公，聲言「欲使卿一門三公」云云。
  
唐朝史臣說武士彠「首參起義，例封功臣，無戡難之勞，有因人之跡」。

也就是說他只是因為從龍首義，故依例封為功臣而已，這評價就武士彠上述的表現來說，顯然甚不公平。縱使不論武士彠在李淵起兵前夕所立的功效，單從他在《大唐創業起居注》的確名列於少數幕僚的名單中，一直為李淵管理和供應軍備之事來看，顯然也是甚為稱職的，因此也就不能說他當時不重要。如果缺少他在軍備後勤的有效策劃和支援，李淵的部隊能如此順利攻進關中嗎？中國人論戰一向著重戰場表現，「戡難之勞」指的是指揮若定的統帥，和衝鋒陷陣的將士，後勤支援常遭忽視，就如同看打球只注視前鋒攻進一樣；不知有效的後勤支援，也常是致勝的關鍵。武士彠勝任鎧曹參軍之職，可以從李淵平定京師後，即起用他為兵部庫部郎一職看得出來，三年後昇遷他為工部尚書，應當也與借重此才幹有關。就是說李淵始終借重武士彠的經營管理長才，這也是他所以成為開國功臣的原因之一。
   
武士彠從武德三年至八年左右擔任工部尚書，中間曾因參與令典的編修，因此進爵為從一品的應國公。唐初慣例上常用武人為都督、刺史，是則位為尚書、曾任軍將的武士彠，外放為都督而出掌方面，應是遲早之事。
　　
隋末佔有淮南地區的是杜伏威．輔公祏集團，武德二年（619）杜伏威請降入朝，所部由輔公祏統領。公祏於武德六年（623）八月反唐，武德皇帝命趙郡王李孝恭為行軍元帥，李靖為副，率領李勣等七總管往討，至翌年三月平定，遂授孝恭為東南行臺左僕射，李靖為行臺兵部尚書。其年行臺廢，孝恭轉為揚州大都督，李靖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丹陽連罹兵寇，百姓凋弊，李靖鎮撫之，吳、楚以安。不過，尋因突厥入侵，李靖於武德八年（625）八月改任安州都督，奉命率軍北上抵抗，遺缺由武士彠接任。士彠在八月以後以權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的官銜，赴任接替李靖。所謂「權檢校」就是暫時代理的意思，〈攀龍臺碑〉說皇帝約武士彠「期以半年」，即指此而言。不料士彠此去，就再也沒有回任中央的機會了。

士彠的留任揚州，和他在任上的政績有關，碑文說他「降北海之渠，未踰期月；盡南山之盜，詎假旬時。然後商旅安行，農桑野次，化被三吳之俗，威行百越之境」，使管區日漸安定、經濟日漸恢復。因此，當武德九年半年約期屆滿之時，調回中央的不是武士彠而是李孝恭，揚州大都督則由襄邑郡王李神通繼任。原因是因為有當地「父老數百人，詣闕上表，乞更留一年」，所以璽書褒美，讓士彠留任。同年下半年，武士彠協助李神通遷移州府及居民自丹陽遷於江北，使廣陵從此成為州治，得以專揚州之名，這也是武士彠的一種政績。士彠的經營長才，也應由此作觀察。
　　
就在同一年－武德九年（626）－六月，天策上將．尚書令．秦王李世民發動玄武門兵變，逼其父皇交出政權。至八月，世民以皇太子身份即位，是為唐太宗。世民以太子執政期間，中樞高層換了一批人，主要由秦府人馬出任要職。所以此時徵召武士彠入朝，對他僅是止於寵賜頻繁，事以殊禮，以安撫父皇舊部罷了；尋而卻另以鎮守戰略要地的理由，將他改授為豫州都督。
　　
翌年－貞觀元年（627）－十二月，因利州都督李孝常謀反伏誅，督區政情不穩，乃改授武士彠為利州都督。士彠赴任後迅速將餘黨撫平，故又得璽書褒美，增邑五百戶。也就是說，貞觀皇帝實際上亦是看重他的經營長才。貞觀五年（631）底，士彠以利州朝集使的身份回京述職，並在十二月領銜上表，奏請封禪泰山而不獲允許，可見他在政壇仍然相當活躍。武士彠的奏請雖然不獲許，不料卻在三十五年後，由他的二女兒—大唐天后—推動並完成了此盛舉，真是天意！是月稍後，武士彠改任為荊州都督，直至九年（635）五月，太上皇（李淵）死訊傳至荊府，武士彠悲慟萬分，乃嘔血而死。士彠死狀馳奏朝廷，貞觀皇帝聞之，嗟悼說：「可謂忠孝之士！」乃追贈為禮部尚書，諡號為「定」。

武德九年秦王世民兵變逆父，改朝換代之際，秦府班底當道，這是他不能回任中央官的原因。不過，事有焉知非福者，他一再外放為都督，而且都是有危機或戰略之地，所以纔有機會發揮他的經營管理之才，大抵以維持社會治安為主，恢復經濟為次，政績不錯。依照唐朝諡法：「大慮安民曰定，安民法古曰定，追補前過曰定，安民大慮約定，純行不爽曰定。」可見士彠因為歷任都督，有安民之功，所以被有司建議諡為定。如果不因人廢言，武士彠不失為一個幹材。他的發跡雖然頗富傳奇性，但是絕非僅因從龍首義而例封功臣，一個平庸的馬屁精而已。
　　
貞觀皇帝對武士彠並無特別的恩遇，贈官不是最高級的三公官，也不列他入「凌煙閣功臣」名單之內。武士彠後來一再被追尊，與其女武明空被貞觀皇帝之子－後來的唐高宗－寵愛有關。追贈并州都督是在明空為昭儀之時，追贈司空、司徒．周國定公是在明空為皇后之後。及至武后與高宗並稱「二聖」，更被追崇為太原郡王，食邑五千戶，以文水縣三百戶充奉陵邑，置令、丞已下諸官，他的廟諱和祖先名諱皆禁止冒犯。武后以太后身份臨朝以後，又追崇其父為魏王，食邑一萬戶。降至大周革命前夕，更追尊為忠孝太皇。革命後，於天授元年（690）尊為孝明高皇帝，廟號太祖，陵墓稱為昊陵，聖歷二年（699）改昊陵署為攀龍臺，即是〈攀龍臺碑〉的由來。

正體版序
 
　　這本書因緣意外而寫，卻自2001年發表以來即獲好評，並先後收入「中國文庫」及「人民文庫」，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此次之所以授權其他書局再版，主要是因港臺的師友親戚希望能看到正體字版，而又值與北京人民出版社的期約已屆，故而委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正體版本，其他出版社出版簡體本。
   
　　本書既是改版，一些平時即已注意到可能有錯誤的小地方，當然再予查證、修訂或補充，不在話下；不過有些讀者的意見，則似宜在此作一總回應，以免辜負他們的善意和指教。
   
　　第一是關於武則天本人及其家屬的名字問題。筆者思考再三，仍然以為原來之研究結論可以成立，並為此而分別在《中國中古史研究》創刊號與第七期，發表了〈武則天外家及其生母的名諱〉、〈從唐人命名取字習慣論武則天及其親戚的名字〉兩文，以回報善意指教。其中有一佚名人，於網路指教筆者，謂太平公主之名不應是令月，認為筆者的駢文解讀標點有誤。筆者亦為之思考再三，竊意若從文體論而言，該讀者的高見實可成立，本人對之致上敬意！但若從則天為其自己與親子的命名習慣，以及用駢體書寫表奏時起首未必就須講究駢儷整齊的慣例言，則筆者仍宜維持原來的判斷，僅在第六章提及公主的名諱處，補充一個較長的腳註以為說明。
   
　　第二是一位同行學者在《唐研究》發表一篇正式書評，文中對本書內容謬賞有加，但亦指出一個數據有誤。不過，該同行稍後電郵給我，說明是他弄錯了。對此同行閱讀之仔細以及不吝賜教，筆者亦區區致上敬意！
   
　　如今正體字本即將發行，竊思宜對此次出版有所說明，以奉告於讀者，是用略為之序。
 
導讀
 
　　唐太宗李世民目睹隋朝二代亡國的慘劇，又鑑於自己啟動兵變取得帝位引發皇子的野心，因此在他死前念念不忘，無非希望皇位傳承順利，國家長治久安。於是大唐的第三任皇帝高宗在父親妥善的安排下即位，但不到五年、十年，太宗為兒子所娶的皇后，以及兩位接受遺詔託付的資深大臣先後被廢。在政治舞台上，反而意外出現了一位身份地位只算中上的入宮女子武則天，竟然絕地逢生、峰迴路轉，從尼觀到後宮到朝廷逐步掌握越來越大的政治權力，最後纂奪大唐。當我們回顧這個古往今來僅此一例的歷史時，不禁要問她究竟緣何開創此一局面？中國史上不曾有女性出身一介宮人，最後竟然登上政治權力的頂峰。一路上多少凶險、障礙與反對者，竟然都被化解。難道這一切單憑她個人的手腕與心機，就能輕易找出最佳的策略與手段，加以執行，達成目標？

　　在唐朝，人們常從漢高祖之妻呂后執掌朝政，扶植本家勢力的歷史前例來看待武則天的崛起。實際上，兩漢太后在皇帝死後臨朝稱制、任用外戚的事例很多，除了呂后差點危及劉氏政權，真正纂奪成功者是王莽。但從來也不曾像武則天這樣由皇后成為太后，然後自己稱帝。而且，武則天在她邁向權力頂峰的路途上，剛開始反而沒有充份借助本家男性的力量，所以武則天走出來的權力之路與過去的歷史不同。

　　相較於唐朝人多比附武則天為漢代的呂后，現在學者比較注意北朝以來女主握有大權的現象，比如北魏孝文帝之祖母文明太后，以及北方家族中「一家之婦」舉足輕重的角色，從這兩點論證武則天的權勢來自胡人家風的影響。李唐皇室確實頗有胡人風格。但漢代以外，即便是被認為具有漢人本色的宋朝，同樣也有皇后、太后影響政局的現象。總之，在帝制時代的政治構造中，皇后、太后具有相當程度的地位，所以晚清末年還出現了慈禧太后這個著名的例子。即使在帝制結束之後，讀者依然可以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的歷史上，看到最高領導人的妻子在政壇中舉足輕重，甚至掀起政爭的權能。所以，雖然中國政治被認為一向由男性掌控，但女性在許多地方或明或顯扮演重要的角色。

　　從當時家庭的風俗來看，喪夫的主婦主持家政，培養子女，同時照顧本家的父母與兄弟姊妹等，兩個家庭維持良好的關係，彼此照應扶持，這其實是唐代一般士大夫家庭的常態。但隨著子女成長，開啟了家庭的世代轉換，原本辛苦撐持門戶的主婦交棒給下一代的兒子和媳婦來主家。如果把這個家庭史的常態放進武則天的處境中，有兩個特殊之處：一是這個家庭擁有整個天下，即唐帝國。二是武則天在喪夫之後成為整個家族最高的領導者，但此時她已經六十歲了，卻依舊牢牢掌握權力。任何違逆她意思的人，都將遭到處罰。

　　皇帝與其後宮、子女，在許多方面和一般臣民的家庭有非常大的差異，但也有和一般普通家庭的共通性。所以本文作者花費了許多篇幅，嘗試從一個家庭、家族的角度來呈現唐高宗、武則天與其子女之間的關係。透過這樣的解說，我們不會只把他們當作特殊情境下的皇室家庭，而是從北朝以降家族生活的型態與親子關係來理解。從而讀者將更深刻感受到，帝制時代的許多政治現象，看似費解，但其實應從家庭、家族的角度來理解。在本質上，帝國的某些層面仍然只是個家。因此武則天掌權之路的基礎，究竟是鋪在「嫡妻」之權（即皇后）或太子的「母權」（即太后）上？還是訴諸廣大臣民對「女權」的支持？還是她直接掌握的「皇帝」之權？

　　武則天從皇后到皇帝，都不可能獨理眾務，必須透過選用人才，即調整領導集團（宰相班子）的組成與運作方式來執行她的旨意。武后首先憑籍丈夫高宗對他的信任和依賴，扶植、收編中低階官員來抗衡反對她的力量，分散其他大臣的權力。從過去到現在，總是有人會選擇依附在掌權者之下，成為打手，享受榮華富貴。此外，她還仰賴兩種人來協理國政，一是宮中有才學的女性，比如上官婉兒或她自己的女兒太平公主，二是從科舉考試選拔出來，具有文學才華的文士提供參謀。最後，她在司法系統中起用酷吏，摧毀政敵，並在意識型態、禮儀祭典與文化象徵等層面上進行各種佈置，提昇自己的地位。

　　當我們細覽本書，可能會悚然心驚。因為中國史上，儘管改朝換代不免引起流血衝突，但很少在四十年間，發生如此頻繁的政治鬥爭與迫害。鬥爭的範圍從皇帝的后妃到舅舅，甚至不只李唐宗室，被整肅的對象包括她自己的親生子女與內外姻親，一直到朝廷的功臣與文武官員，一個又一個的家庭、家族都陷入被懷疑、投獄、刑求、流放、甚至處死的待遇。過去稱此為酷吏統治，用現在的話來說即「白色恐怖」。雖然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生殺大權，從太宗、高宗以降陸續都因為政爭而有所株連，而真正擴大到濫刑濫殺則是起於武則天。許多案件往往無中生有，小事化大，最後不但精確打擊目標，更牽連許多無辜的人。

　　不過，進行政治鬥爭難道是容易的事？大唐帝國以律令格式的法制體系來運作，許多事務都必須按照規章來辦事。理論上，律令格式的法定程序有相當程度的嚴格性。上至皇帝、皇后，乃至大臣，都無法輕易隨心所欲以個人好惡來決定人事物的安排懲處。既然如此，武則天如何在律令法制的框架中進行恐怖統治？尤其帝制中國的政治文化向來強調傳統、慣例，尊重制度。但另一方面，理論上與實質上，皇帝也擁有絕對權力來打破慣例、創造傳統與建立新制度。當我們反省到法律體制與白色恐怖的共存時，不禁要問：是整個法制的結構原本來就比較鬆散？還是剛硬的權力具有無比的切割與破壞力？否則，白色恐怖如何施行？無論如何，武則天設法在政治機關與法制體系中找到管道和間隙來施展意志，鞏固政權，實為其最了不起、也最可怕之處。

　　為什麼武則天的恐怖統治沒有引起許多反抗？她果真牢牢掌握宮城禁軍的向心力？只要最高統治者下令，不論內外文武官員與各級軍人對女皇是否心悅誠服，但命令就是命令，即便討伐的對象是興復唐朝的李唐宗室，或有功於國的忠臣名將，透過這個缺乏個人意志與判斷、但功能與運作良好的官僚系統與軍隊組織，女皇輕易啟動鎮壓機器，輾碎任何不服從的反抗者。這並非理所當然之事，也並非不會重演的歷史。因為在歷史上有許多獨裁權力引起眾多反抗而瞬間覆滅的例子，但也有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徹底迫害、撲滅任何微小、甚至沒有威脅的異議者。武則天的白色恐怖之所以成功，難道是內建於中國皇帝制度或中央集權這個操作系統的強大功能嗎？

　　武則天邁向最高權力的路上，之所以一路履險為夷，沒有出現真正有力的反對者，或許是因為朝野士民久已習慣她作為政治權威的地位與形象。從西元655年她立為皇后；隔年舉行皇后專屬的盛大禮儀「先蠶禮」，強調皇后統領天下婦女；660年開始為身體不適的高宗提供政治意見；664年，武后在朝廷上垂簾，隱身於高宗身後，更進一步涉入朝政；隔年，高宗、武后前往泰山封禪，武后領導由女性組成的命婦群體，在封和禪兩大典禮中主持次要但不可或缺的儀式。674年，武后本人領銜提出十二項重大政策的建議書，獲得高宗採納並施行。還有其他許多正式盛大的場合，武后或與高宗一起，或她單獨一人，接見百官與各國使節。總之，直到685年高宗過世，武后這三十年來已逐步成為高宗一人以下，遠高於宰相、萬人之上的至尊者。因此，儘管在皇帝制度的政治體系中，從來沒有為皇后安排如此突出的角色，但武則天長期以來已經在朝野士民的心中烙下她也是至尊的印象。這就是被統治者對掌權者的習慣與順服，信任與尊崇，以致於最後只能被權力擺佈，無法形成集體的抵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