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動與人際關係

作者：

黃寬重

ISBN：
9789570532166
關鍵字：
裝訂：平裝
出版日期：2019-07-01

優惠價391元

定價： 460 元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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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試閱

推薦序文

南宋，讀書人的黃金時代！

本書採全新觀點及視界，開展南宋新形象──

以藝文交流為根基，廣闢人脈網絡；

透過藝文活動，建構專業知識社群，

茁壯秀異的文化力、社會力、生命力。

南宋讀書人，交揉知性與感性，

在群強環伺的半壁江山，不僅持妥政局，

更為歷史寫下驚奇的轉折。

南宋偏安積弱？錯！

揭開文弱假象，

南宋以強大的文化軟實力，

奠定往後一千年各朝代發展的雛形。

南宋文人絕非低吟淺唱的書生，

他們有見識、有個性，

視藝文素養為關鍵能力。

在動盪的時勢中，

以多元的人際關係，穩定政局；

在藝文中包容政治，而非排斥。

他們專業分工、著書立說、關懷鄉里，

形成獨特的「社群力」，

開啟社會多面向發展的新樣貌。

本書要點：

1.首以〔緒論〕闡述南宋特殊的立國形勢與隨之衍生的政治文化轉變，協助讀者掌握南宋一朝的概略認識。

2.〔議題編〕跳脫傳統單一事件或領域的視角，整合南宋史各領域的成果，關注政治與文化之間的交互作用，尤其強調南宋晚期的重要性，希冀對南宋歷史發展提出較宏觀的論點。

3.〔研究編〕各篇雖有側重的主題，但主要都在呈現士人群體促成的社會力與文化力滋長：

(1)藉由士人間的藝文交流，得知世家大族如何以藝文建構傳承、拓展人際關係。

(2)分析士人群體以鑑賞珍稀文物作為交流媒介，如何由藝文活動發展為專業知識建構。

(3)以劉宰為個案，討論在政治與社會環境變化下，南宋士人在廟堂之外追求的生命意義。

4.〔評述編〕二篇，其一評述當代重量級唐宋史學者鄧小南教授所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其深度非一般的書評可比擬；其二闡述已故中國社會史學者陶希聖先生思學歷程與其禮、律研究之貢獻。

南宋立國，既承襲北宋，亦有所創新。此時期所形塑的政治與社會文化傳統，影響中國以後的千年歷史，其中士人群體更扮演引領發展的關鍵角色。本書作者黃寬重教授，長期耕耘南宋史學，卓越超群。此次彙集近十年來探討南宋政治與文化連結性之研究，嘗試從跨領域視角觀察南宋歷史的多元面貌，開啟南宋史學的新里程。

餘論：從士人藝文交流到移動社會的知識建構

宋代是傳統中國士人文化高度發展的標誌性時代。此時期社會經濟復甦繁榮，朝廷文治政策帶動了教育普及，加之以印刷術發達蓬勃，業舉求宦人數激增，催生出以知識為身分認同的士人群體。士人所掌握的知識，由傳統典籍擴展至文學、書畫、金石鑑藏等藝文修為，由個人興趣雅好衍生為士人群體互動的重要媒介；不論為官或居鄉，都是士人生活最重要的文化資本。平日無事時，知識、藝文能怡情益性，增進人際情誼；政局動盪時，因知識、藝文交流所搭建的互動網絡則成為緩解緊張局勢或人際關係的可能良方。同時，在趙宋皇室崇尚藝文的風尚引領下，右文好古、重視文物典藏融入有宋一朝的文化政策，朝廷藉由有形的藝文活動展現無形的政權正統；朝野文化活動多元而豐富，政治意識也不時交織於文藝之中。

迨至靖康之難，士人群體經歷了王朝傾覆危機，維繫國家繼存的使命感愈形強烈。在北宋時期，士人群體間漸次發展出成熟的跨區域、甚至全國性資訊交流網絡，到了南宋時期，國家政策與人事布局遞嬗難測，士人群體更頻繁利用這些資訊交流網絡，密切關注王朝南渡後的內政外交時務，觀察輿論動向。然而，此一網絡不僅承載著士人群體之間的政治溝通，也是知識、藝文乃至情誼交流的載體。藉此網絡載體，士人以知識、藝文為核心交流互動的文化產物，如詩詞書畫、金石鑑藏，得以持續在士人群體中流傳、討論，進而發展為系統性知識。

本書餘論將藉觀察士人群體間的文化活動與交流，呈現南宋時期因多國政治格局與社會型態轉變而產生系統性知識建構的文化現象。藉此觀察，一方面希望能與讀者共同重新理解本書各篇章的歷史意義，另方面也希望能拋磚引玉，期待學界能對南宋系統性知識建構的文化現象有更多挖掘與討論。

一、移動社會與見識新知

南宋士人群體藉文化交流逐步建構系統性知識的文化現象，與宋代特殊的社會型態與內外局勢息息相關。在宋代，人群基本生活型態仍以定居農業為主；不過較之漢、唐時期，宋人的移動性特別顯著—— 移動者性質與因素更為多元、人數更為龐大、頻率也更為繁密——眾多原因促成了宋代移動社會的形成，尤以此時期的官僚體系設計、多國競合的政治格局，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等因素最為關鍵。

趙宋王朝的官僚體系與相應的人才選拔制度，是此時期人群頻繁而常規性移動的重要推力。宋代以科舉取士，為了讀書業舉，士人近則赴縣、府，遠則赴太學求學；又為了求取功名，必須參加鄉試、省試、殿試。不同層級的教育與考試使士人必須離鄉背井，在外地轉徙流動。有幸中舉任官者，受避籍、避親、輪調等制度的規範，必須赴異地任職；任職期間則因省親、待闕、致仕、守喪、罷黜等因素，時常往返於任所與故鄉。各類負責監察職務的官員，以及奉命出使或迎賓的官員也都經常處於旅途之中。加上士人之間遊賞性的文化活動，同樣讓士人、官員在不同地理空間之間轉換，接觸不同的人群與事物，移動因而成為宋代士人生命世界中的重要元素。

其次，兩宋時期多國競合的政治格局也創造了大量的移動人口。趙宋王朝長期處於強敵環伺之下，鞏固國防為王朝存續之所繫。以南宋為例，朝廷雖藉稱臣納貢以冀維繫與金、蒙的和平協議，但終不敢因和忘戰。為了強固戰備，在江淮邊防線上布置了多達五、六十萬的正規軍，警戒守衛以防敵兵進犯；同時，也在嶺南地區成立地方軍，以防堵茶、鹽私販武裝叛亂，維護地方的治安。然而，為了防止軍隊久駐一地形成在地勢力，反而對中央構成威脅，不論是防邊正規軍或境內地方軍都必須依照輪調番上規定移動換防。因此，在宋廷防衛維穩的軍事部署下，為數龐大的各類軍旅也成為宋代常規移動的人群之一。

遊走各地的各類行商則是另一種性質更為駁雜、行動較無組織性的移動人群。在強敵環伺下，無論和戰，趙宋王朝都必須積極擴大財政收入，以因應耗資龐大的軍事、外交行動。宋廷推行了各種增益國稅收入的政策，如茶鹽專賣、設市舶司專責海外貿易，以及在宋金與少數民族的邊界設置榷場，專責境外貿易。加上境內商品經濟發達，各類行商、坐商為追逐利益，輸有運無，活躍於規模不一的大小市鎮，乃至臨時性市集。這些商人像螞蟻雄兵般聚集移動，從水陸運販物品，移動頻率最高。此外，僧道、術士等遊方人士亦不在少數，其足跡遍及境內域外，無遠弗屆。

性質多樣、為數龐大的常態性移動人群，構成了宋代活絡的社會風貌。行旅者往來道途，常有機會見聞異地新奇的風土人情，不乏以口傳或文字記錄見聞者，或藉通信與親友分享，或收錄於個人筆記中，甚或整理紀錄，彙為具主題性的專門著作。著名的例子如陸游的《入蜀記》、《吳船錄》，或樓鑰的《北行日錄》，都屬旅行歷程的見聞記錄；趙汝适的《諸蕃志》與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則屬於對境外見聞的經驗彙集。其中，《諸蕃志》一書除了描繪海外諸國並兼記外來物產之外，更是趙汝适以提舉市舶司身分，彙整對海外物產所知，向好奇新事物的知識界分享。這類見聞記載遂成為宋代士人群體獲取新知的媒介。

二、見聞彙整與知識建構

迨至南宋時期，士人記錄新奇事物的文化現象進一步衍生出嘗試建構系統性知識的趨勢。士人將新見事物整理歸納入既有知識之中，或與過往記錄相互比較，進而系統性地分類，彙集為具特定主題或觀點的專門著作。

在宋人著作中，這類嘗試建構系統性知識的案例所在多有，探討菊、茶、竹、牡丹、荔枝、花、榖、果、香料等植物物種者，尤為常見。如史鑄的《百菊集譜》，即是大規模採集、參考既有菊譜，建立嚴謹的體例，以菊類植物為主題，系統性梳理相關知識。又如范成大的《梅譜》，除了介紹自家所種植百株梅樹之外，也評比不同畫家展現梅之神韻的不同技法，討論梅之神韻如何與文人致力表達的精神相連，使梅成為繪畫中的文化符碼。范成大更將梅樹介紹與當時風行詠梅詩連結，凸顯出梅作為南宋士人文化活動中的重要主題。這些將物與飲食、繪畫連結的現象反映出在北宋藝術化文物的基礎上，南宋士人進而藉著書寫紀錄，將藝術、文化與日常生活相結合，組織為更具有脈絡性的知識。

在行旅交游中，士人因著對新事物的好奇喜愛，加以記錄、蒐藏，豐富而多元的知識因此融入南宋士人生活中。士人比較、分類所記事物，形成專門知識，這些知識在士人群體的資訊交流網絡中流傳、討論，再藉由出版或其他不同形式的文化活動與傳播途徑，更加深入基層社會。當各類以專門知識為主軸的譜錄日漸增多，譜錄遂進入圖書蒐藏者的視野，成為目錄文獻學中獨立的著述類別。宋代私人藏書家尤袤在其《遂初堂書目》中，便在子部增列了以前沒有的「譜錄類」，依物品性質分類——主題涵括古物、文房、飲饌、植物等——收錄當代各類專項單類物品的六十三部著作。尤袤蒐集大量宋代譜錄，在閱讀、比較後進行系統性分類，此舉體現了當代士人記錄其經歷見聞的各種新舊事物，並組織彙整為系統性知識的文化現象；此一蒐集、閱讀、分類、書寫撰述的過程，恰恰展現出南宋士人為周遭事物建構知識系統的企圖。

這些新衍生的專門性知識與以經典為中心的儒學並不相扞格，宋代士人往往以博學、雜學或小道之學定位這些專門性知識，並將之融入既有的儒學知識體系之中，或至少與儒學共存相生。以數術之學為例，廖咸惠藉研究真德秀、文天祥的知識觀，指出儒者與釋道交鋒，在抗拒之餘仍互相取法。她與劉祥光的研究同樣指出，宋人面對科舉、仕途巨大的競爭壓力，無論個人仕途或家族發展均順逆難料，因而乞靈於風水、堪輿等數術；數術之士與儒者同受儒家經典的教育訓練，前者常見因業舉不遂而轉以數術知識謀生，為人預測禍福，數術之士與其知識得到士人官僚普遍接納，雙方互動頻繁。正因此，在掌握儒家經典之外，士人另發展出「小道亦道」的觀點，將兼修天文曆算、術數視為「博學」，從而擴大了知識的涵攝範圍。類似專門知識形成，以及與既有儒學知識體系的共生現象，也出現在醫學領域：中國傳統醫學本是由個人之間傳授的知識與技能，但宋代朝廷設立專門機構，將醫學知識的授受納入官方教育訓練體系。士人習醫並以之為業的人數增加，儒家價值遂滲透至醫學知識與教育之中，儒醫觀念於焉產生；以技藝為主的醫學融入了儒者的價值觀，形成新的知識體系。

三、訊息傳遞與知識建構

學界既有研究從譜錄、方術、醫學等面向，捕捉到南宋時期士人群體系統性建構專門知識的文化現象。此一文化現象同樣展現在士人群體的藝文活動中，深化了士人對書畫文物的認識與掌握，對特定文物的真偽鑑別與研究論辯，成為南宋時期士人藝文交流的顯著特徵。

崇尚圖籍文物收藏是有宋一朝的政治文化傳統。趙宋皇室熱衷於蒐藏書畫、金石，藉持有有形的文物，建立與歷代正統政權的歷史與政治連結，以體現趙宋王朝統治的合法性。皇室風尚引領，加之以國家文治政策推波助瀾，以藝文為核心的各式活動蓬勃於朝野。萌芽於北宋士人官僚群體間的復古運動，則由下而上與國家崇文風尚相銜接。士人致力蒐藏古典書畫文物，並以之印證經史，建立新說，使藝文收藏鑑賞由具象的物質賞玩，逐漸發展為抽象的知識建構。歐陽修蒐集拓片，輯成《集古錄》，開金石學研究之先河，便是文物與知識結合日益緊密的例證。爾後，如蘇軾、王珗、米芾等詩詞書畫名家引領風潮下，書畫文物的藝術價值日顯，士人蒐藏之風益盛；而重視文物的風尚，在趙宋王朝經歷靖康之難後，仍在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權與江南士人群體之間延續。

由具象的物質賞玩到抽象的知識建構，是宋代士人藝文交流的顯著時代特色。由此知識建構的視角出發，我們可以重新理解本書研究編三組論文所揭示南宋士人文化活動的歷史意義。

首先，以樓鑰為案例的兩篇論文，呈現崇尚文物收藏的政治文化氛圍下，以藝文賞鑑為核心的君臣互動，帶動起士人官僚群體藝文活動風潮；世代仕宦的名門大族不僅致力於書畫文物收藏，更積極養成子弟的文物鑑賞能力，以積累從政的文化資本。樓鑰案例體現了具象的物質持有、賞玩，以及南宋士人如何環繞具體的「物」開展交流互動。

本書兩篇探討蘭亭序的研究則指出，南宋以降士人藝文交流所出現的文化現象：士人之間開始圍繞特定「物」而形成社群，並以該特定物為核心，形成、創造專業知識，此專業知識又持續在士人群體之間交換、傳播乃至再創造。士人之間經常以書畫文物作為交流情誼的媒介，藉題跋、序、記，討論文物真偽與價值，從而發展為論辯、研究，並建構起具主題性的專業知識。在宋人文集中，保存了許多對特定金石文物的考證與評價。這些專業知識甚至逐步發展為具有系統性觀點的專門性著作。如桑世昌的《蘭亭序》與俞松《蘭亭續考》二書，正是在考訂、評賞蘭亭序書帖之外，整合與《蘭亭序》相關議題

以形成系統性知識的學術性著作。

以知識建構為觀察視角，思考本書所呈現劉宰的在地文化活動，則呈現出士人鄉居時對在地風土人情的知識蒐集與建構，進而創造地方價值。更重要的是，劉宰案例揭示出，在南宋系統性知識建構的文化現象中，書信是士人群體之間知識交流與建構的重要媒介。

劉宰是南宋中期基層士人官僚，四十歲就以身體殘疾為由，辭官返回鎮江金壇，此後鄉居長達三十年。即便身居鄉里，但劉宰仍舊高度關注時政，以書信為管道，與在朝執政者、其他在地方任職的官員，或與他同樣鄉居的士人交換意見，就宋金關係、地區政治、社會現象積極建言；他更曾結合鄉人，推動三次大規模的賑飢活動。劉宰的心路歷程、活動事蹟充分反映在其《漫塘集》所收錄的書信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劉宰與親友的魚雁往返，除了政局、社會情況的訊息交換，也藉書信內容提及劉宰與親友之間頻繁而大量的相互饋贈。例如提及李埴將其父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贈與劉宰，李道傳也以其兄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舊聞正誤》二書相贈；劉宰也曾收到袁肅致贈其父袁燮文集。劉宰本人也伴隨書信將《朱子語類》贈與知宜興縣趙與悊，以《朱子語類》及《近思錄》等朱熹著作，送給鄉人湯鎮。

學界已知宋代士人常藉序、記、題跋等文體，討論文物價值，整合討論時空環境與學術源流變遷。劉宰案例體現出，除序跋文類外，書信往來與詩文、著作互贈，也是當時士人擴大知識連結的途徑。劉宰與親友的書信往返，除了有助我們更具體瞭解信中所及書籍的出版流傳之外，他對書籍內容與學術價值的評論，也有助勾勒宋代士人如何傳遞及評價典籍著作，透過討論形成相關專業知識。劉宰並非南宋中期碩儒名宦，其著作便已呈現如此豐富的專業知識建構與交流現象，相信若廣泛蒐集、探究其他宋人著作，可以對南宋士人的藝文、知識交流有更具學術意義的刻畫。

宋代特殊的立國環境與政治發展，使得在朝任官的各級官員、乃至地方士人，都對政治社會環境變化格外敏感，時常以奏劄書信，相互討論朝政或切身問題，提出個人觀察與感受。宋人文集中保留大量書信，如理學大儒朱熹的文集便保存書信超過二千封，鄉居士人劉宰的文集也收錄書信兩百七十餘封。書札是宋代士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環節，宋代士人重視人際關係、愛好文物蒐藏，故而常在傳遞書信時，隨附各式禮物餽贈友人，也常在贈送自己或時人的詩文與學術著作時，透過書信討論其學術價值。較之於學界現有對序、記、題跋等文體的研究，藉助書信與文物知識連結的議題尚待開展。若能將從書信中得到的觀察，與序、記、題跋研究整合，將有助學界更全面而深入掌握南宋知識建構的文化現象。此外，上述南宋士人對各項知識的探索、彙整、形成專業知識論述的現象，若能進一步與理學思想的系統性與史學論著體例發展結合，將更能凸顯南宋時期建構系統性知識的時代特色。

南宋國祚一百五十三年始終處在風雨飄搖的政權危機中，士人雖在艱難的政治環境中成長，但卻享有江南豐厚的社會經濟資源。南宋士人以知識爭取功名，戮力仕進，面對政治力強力滲透的現實世界，則藉藝文怡情益性，廣拓人脈網絡，開闊知識領域；困頓時，士人則居鄉扎根基層，致力地方建設，整個基層社會呈現充滿活力的自足風貌。在傳統中國的歷史洪流中，無論是政治、社會文化或智識學術發展面向，南宋士人都扮演著為後世奠基的承先啟後角色。本書由南宋士人文化活動出發，爬梳此時期藝文與政治的交織；未來如何廣泛利用史料，將宋代政治與文化連結討論，開拓更具學術意義的研究議題，從而更清楚而全面勾勒兩宋士人文化發展脈絡，並評價其對中國後世之影響，值得學界持續探究。

南宋歷史的新認識

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方震華

談到南宋的歷史，讀者心中不免浮現「重文輕武，積弱不振」的印象。史家以「文」與「弱」來描述南宋一百五十年歷史發展的特色，不僅是由來已久的傳統；研究者要舉出相關的例證，也不困難。此種既定印象既由來已久，難免使人覺得南宋是中國歷史上不甚光彩的時代，或認為在理學之外，南宋沒有太多值得注意之處。受此影響，即使是以宋史為研究專業的學者，在選題上多以討論北宋為主。本書作者在四十多年前開始投入南宋史研究時，所面對的學術環境大致如此。因此，如何凸顯南宋歷史的意義與特色，無疑為其研究的首要目標。

作者早期的研究以政治、軍事為主，透過討論南宋朝廷收大將兵權、接納北方歸正人來歸、建立地方性軍隊以弭平內亂、與高麗的交往互動等議題，呈現南宋歷史的特殊性。這些研究都要從零散的文獻中蒐集出龐雜的史料，特別是利用數量眾多的南宋詩文集，需要極大的精力和耐心，在當年實屬少見，遂能逐步建立個人的研究特色。但是，在此過程中，作者也敏銳察覺到整體史學研究潮流的轉向。一九八○年代以降，中國社會史研究成為顯學，政治、軍事史受到的關注減少。為了與更多的學者對話，作者開始進行南宋士人家族的研究，並結合之前對南宋地方武力的研究，呈現官方與民間力量在基層社會中既合作又對抗的互動關係。研究者不能閉門造車，自外於歷史學的新發展，但也要避免落入跟風搶進的陷阱。如何因應趨勢演變，並兼顧自己的學術興趣與特長，作者的學術發展歷程也許可供其他史學工作者參考。

近二十年來，史學研究又經歷一波新的發展，文化史研究蔚為風潮，產生諸多影響。其中之一是促成以研究實物、視覺材料為主的藝術史蓬勃發展，進而獨立成為一門新的學科。本書〈研究篇〉的六章，是作者立基於過去的研究，參考藝術史的議題、史料與方法，從中發掘南宋藝文活動中的社會、政治、文化意義。這不僅代表作者在研究上的另一次轉折，對未來南宋史研究的開展也都極具意義。就我個人觀察，作者的貢獻大致可分從四個層面來分析。首先，文藝活動對於南宋君主與文臣的重要意義。宋代立國之後積極崇尚文治，除了廣納文士進入政府，圖書與文物的典藏也成為展現趙宋皇室「右文」的象徵。統治者也深信書籍傳達的知識有益於治國，乃將藏書豐富的三館祕閣視為儲材之地。靖康之難後宋室南遷，昔日的典藏盡失，以各種方式重新蒐集文物、圖書，不僅具有象徵王朝中興的意義，文藝活動也是君臣之間互動的重要方式。在此情況下，文藝活動成為統治階層日常生活的一環。由於趙宋皇室特別喜好東晉王羲之（303～361）父子的書法，遂使〈蘭亭序〉成為宋代流行最廣的帖本，仿效王羲之等人「修祓褉事」的蘭亭雅集也成為南宋文士熱衷的聚會形式。本書利用與〈蘭亭序〉、蘭亭雅集相關的史料，呈現文藝收藏與相關聚會活動對於文士交游的重要性。這有助於改變過去以儒學為中心，來觀察南宋知名學者生平的習慣。在現代學術專業分工的背景下，史學家往往忽略了宋代的知名學者皆為「通儒」，具有廣泛學養和興趣，琴棋書畫、賞玩古物都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也許有時他們會稱書法等技能為「小道」，卻未必真有輕視之意；很可能是因為這些是士人必備的基本素養，才稱之為「小」。因此，藝文活動與南宋士人文化的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

順此脈絡，作者接續討論文藝活動如何協助人際關係的建構。作者透過對樓鑰（1137～1213）、尤袤（1127～1194）、王厚之（1131～1204）、沈揆、汪逵（1141～1206）等人的文藝收藏與生平活動，說明累世仕宦的名門致力培養子弟對書畫、古物的鑒賞能力，也憑藉資財進行大量的藝品文物收藏。藉由延請知名士人為自己的藏品作評論或撰寫序跋，藝文鑑賞成為擴張人脈的重要媒介。尤其文官在仕途受挫時，得以藉此排遣寂寞，並繼續維繫聲望與人際交遊。作者注意到，透過藝文活動或興趣所建立的人際網絡有其特性；由於不建立在追求權力或利益的基礎上，此種情誼的維持往往不受外在政治環境的影響。多數宋代文士由於追求仕宦，不免因政策歧見或權力之爭而陷入黨派對立。相對的，士人藉文藝聚會與活動所構成的網絡，往往可以超越政治立場的分歧，減緩政治鬥爭造成的緊張，紓緩不同黨派之間的對立。如此一來，南宋雖然政爭迭起，卻不致於衍生長期或大規模的政治迫害，這一點是討論南宋政治時必須注意的。

藝文活動既可建立友誼，作者進而呈現「朋友關係」在南宋時代發揮的影響力。作者指出，許多南宋士人面對複雜的政治局勢，會力圖建立多元的朋友關係，在遭遇政爭時可藉以趨吉避凶。至於劉宰（1167～1240）的個案，則顯示「友誼」所建構的人際網絡，能夠使一位賦閑鄉居的文官糾集官府與民間的資源投入當地的賑災，進而取得全國性的聲譽，產生廣泛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劉宰因長期拒絕出仕，從未身居要津，但當朝的文、武官員對他的揄揚，使其得以成為具有全國性聲望的「名賢」，不同時期的執政者皆有意延攬，以求展現朝廷「禮賢」的決心。這不僅使我們對宋代鄉居文官的角色有了新的認識，更顯示「友誼」造成的廣大影響。在中國傳統社會的「五倫」關係的討論中，「朋友」一向較受忽略。這可能是因為相對於其他的「四倫」，朋友關係幾乎不受特定法律或習俗的約束，研究者無法像分析「父子」、「君臣」、「夫妻」或「長幼」關係那樣，從歷朝的律令規範或儒家經典注疏入手。再加上建立朋友關係的建立方式十分多元，「友誼」的內涵也很複雜，常令研究者有無從下手之感。本書雖未能系統性討論南宋時代的朋友關係，卻藉由劉宰、樓鑰等人的社交活動，具體呈現人際網絡對於士人生涯發展的重要影響。由此看來，「朋友關係」在未來具有很大討論的空間，是中國史研究上極具開展性的課題。

劉宰的生平既顯示朋友關係的影響力，也可促使學者重新思考基層社會研究的取徑。傳統的社會史研究，傾向將「政府」與「民間」、「中央」與「地方」當成二元對立的關係來看待。流行於美國學界的南宋士人「地方化轉向」（local turn）之說，正是此種研究方式的代表。此說主張多數南宋士人開始疏離中央政府，致力投入地方事務，藉由在家鄉建立的人脈與影響力，長期維繫家族發展。就劉宰而言，他長期拒絕出仕，卻積極投入地方公益活動，整合地方上精英的力量，共謀造福百姓。又修撰《京口耆舊傳》，建立家鄉先賢的歷史，形塑鄉里意識與地方認同。據此，劉宰當視為「地方」或「民間」力量的代表，是「地方化轉向」的例證。問題是，劉宰在鄉居期間，與當朝的文、武官員保持良好關係，擁有全國性的聲望，朝中執政者幾度想加以召用。他也藉書信向當權者提出建言，甚至明白建議權相史彌遠（1164～1233）辭官返鄉，而不懼直言招禍。由此看來，劉宰身居鄉里，卻未曾「疏離」朝廷，因而同時擁有地方性與全國性的影響力，這一點正顯現中央執政者對地方社會力量的包容與吸納。因此，「政府」與「民間」的對立關係，或「中央」與「地方」的二分概念，實難以適用於劉宰的身上。這是否代表在討論南宋基層社會時，中央政府與地方民間力量之間既有矛盾，又相互合作的史實應更為平衡地來看待？本書作者目前正針對劉宰及其時代進行更為全面的研究，未來當可對此提出更深入的詮釋。

以上的討論著重於闡述本書在開創新議題上的貢獻。回顧近二十五年史學研究重大變化，除了議題的推陳出新外，研究方法的變化更是明顯。受益於數位化資料庫的不斷建立，研究者藉由檢索工具，可以快速取得大量的文獻資料。與此同時，諸多古籍經典點校出版，使得部分研究者只使用點校本，不再注意文獻的成書時間、版本流傳等問題。《全宋文》的編成出版，更加速此一發展。一些研究論文不再引用個別的文集，只使用《全宋文》，儼然將其視為宋代文集最佳且唯一的版本。針對文獻使用上的問題，作者在〈議題編〉中反覆舉例，強調研究時必須注意文獻的性質、成書脈絡與版本流傳；引用墓誌、行狀等傳記文獻，必須多方比對，不可輕信記錄者的一面之詞。唯有留意分析文本產生的時間背景、作者與傳主之間的關係、傳主生前的人際網絡等事項，才能較為確實地掌握史實。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的書寫時的避諱與評價前後不一等問題，在古代中國的各個時期都曾發生，只是南宋傳世文獻的數量遠大過前代，不同文本間的矛盾更容易被比對出來。因此，作者對研究者的箴言，值得所有史學工作者警惕。顯然，高品質的史學研究無法只靠快速翻閱或利用關鍵字檢索來達成，利用傳記資料庫固然可以得出量化數字，或繪製出複雜的人際網絡線圖。但是，若要呈現這些數字或線圖的具體意涵，仍必須回到具體的事例之上。讀者透過閱讀本書，當能感受到作者引用史料的豐富與分析的細緻，從而理解為何作者要反覆強調深讀、細讀宋代文獻，而非先有想法，再尋求快速在史料中尋找支持想法的證據。

〈議題編〉的另一貢獻是指出南宋中後期研究的可行方向。從政治和軍事的角度來觀察南宋中後期的歷史，不免認為這是一個政局動盪、外患嚴重的時代。這是因為南宋自嘉定十年（1217）起，先後與金及蒙古政權交戰，直到亡國而後已；國內政壇則因皇位繼承與對外政策造成爭議迭起，當權者箝制異議，打壓政敵，持續造成朝廷人事的動盪不安。但是，這樣的印象卻未必符合當時士大夫的實際感受。作者指出，寧宗嘉定（1208～1224）以後，雖面臨外患與政爭的問題，但對於江南地區士大夫生活的影響不大。這是因為南宋政府在邊境大量修築城堡，使得多數的時間裡，戰火被有效限縮在長江以北的地區。至於政爭雖造成朝廷人事的不斷更迭，卻未造成大規模的政治迫害。在此環境下，長江以南地區的經濟持續發展，士大夫受惠於此，得以繼續投入藝文與學術活動，造成新知識的建構有顯著發展。本書的〈餘論〉即針對這一點，提出對南宋學術的新觀察。作者指出南宋社會的移動性超過前代，行旅往來的見聞為士人提供新知，進而衍生出系統性知識的建構。書寫各種實物的「譜錄」，將各色物品結合飲食、繪畫，形成以「物」為中心的知識體系。此種傾向也反映在士人對書畫文物的掌握上，關於特定文物的真偽鑑別與研究論辯，成為南宋時期士人藝文交流的顯著特徵，這對其後的士人文化發展有奠基之功。由此可以看出，本書側重說明南宋時期在學術與文化上的新發展，強調南宋對於元、明時代的影響；而作者早年研究則是從政治、軍事措施來闡述南宋史的特殊性，著重於凸顯與北宋傳統間的差異。儘管側重的層面前後有別，作者的意圖都是希望脫離對南宋政治史的刻板印象，引導讀者關注此時期歷史的多元風貌。

以上對本書的討論都是從專業史學研究的角度出發，部分的讀者可能只想要對南宋的歷史有概括性的理解，而無意於詳讀專題式的論述。我會建議此類讀者閱讀本書的〈代緒論〉。這一章是作者藉由彙整近年來重要的研究成果，提出自己對南宋歷史的特色的看法。全篇先以南宋立國情勢與政局發展為背景，接著鋪陳出當時士人的社會活動與群體意識，最後以士人在文學與藝術上的多樣風貌作結。作者處理宏觀議題的能力與視野於此展現無遺，也讓讀者一窺南宋文化所具有的承先啟後特性。至於本書的〈評述編〉是對陶希聖（1899～1988）、鄧小南（1950～）這兩位著名學者的學術內涵進行介紹與評論。陶希聖是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重要推動者，尤其是創辦和經營《食貨》雜誌，提供學術發表的平臺。作者因長期協助《食貨》的編輯，得以根據親身的觀察，對陶先生的為人與貢獻進行詳細描述。鄧小南對於宋代「祖宗之法」的研究，是廣受重視的作品，作者與鄧先生相交多年，在四次細讀全書後，對於本書的內容與貢獻，作出詳細的介紹與評論，其深度非一般的書評可比擬。事實上，一位學者研究風格的形成，固淵源於自身的性情、關懷與努力，也與師友的引導與砥礪密切相關。透過〈評述編〉，讀者不僅可對陶、鄧兩位的學術有所理解，也能對本書作者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簡而言之，本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不僅南宋歷史的整體脈絡進行介紹，也有細緻的專題研究，更對研究方法提出獨特的見解。讀者可依自身的興趣與需求進行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