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頓挫：自由與威權衝撞下的政治抉擇

黃克武

黃克武
1957年生於臺北，美國史丹福大學歷史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專長領域為中國近代文化思想史、政治史。主要著作：《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1994）、《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1998）、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2008）、《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2010）、《近代中國的思潮與人物》（2013）、《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2016）、《顧孟餘的清高：中國近代史的另一種可能》（2020）、《反思現代：近代中國歷史書寫之重構》（2021）等；並編有《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同舟共濟：蔣中正與1950年代的臺灣》、《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嚴復卷》等十餘部著作。

中央研究院院士 王汎森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　潘光哲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劉季倫

（依姓氏筆畫排列）

本書述說胡適的政治生活與影響，別開生面；有意瞭解現代中國知識人與政治權力的讀者，必然開卷有益。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　潘光哲

此書寫胡適的蹤跡大綱，寫他的進退存亡、行藏用舍，也就寫出了左右夾擊下自由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曲折。描他的情懷小樣，描他接受蔣介石的美金餽贈，描他在雷案中的內疚彌深，也就描出了他無兵無將、無權無勢，而仍然堅持以「公共輿論」來改變中國，至於對蔣犯顏直諫的難能可貴。自由主義因此不再只是一種抽象的理念，而是面對現實中的艱困橫逆，步步展開，卻又節節頓挫的歷史現象。

從顧孟餘的清高，到胡適之的頓挫，黃克武寫出了那未能成真的另一種可能；讓讀者流連、遺憾，終而掩卷興歎。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劉季倫

　序　　胡適與政治

第一章　導論：胡適檔案與胡適研究

第二章　舊學與新知：胡適對赫胥黎思想的認識及其限制

第三章　一個流產的結盟：胡適與研究系（1919-1922）

第四章　道不同而相為謀：胡適、蔣介石與1950年代反共抗俄論的形成

第五章　一位「保守的自由主義者」：胡適與《文星雜誌》

第六章　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的糾結：1950年代港臺朝野的五四論述

第七章　蔣中正、陳誠與胡適：以「三連任」問題為中心（1956-1960）

附　錄　五四話語之反省的再反省

在釐清胡適與《文星》雜誌的關係之前，我們須要了解胡適在1949年前後的變化，以及胡適與蔣介石和《自由中國》的關係。1948年底，胡適在蔣介石的協助之下，匆匆離開北平，其後轉赴美國，在美國東岸住了大約九年（1949-1958）。在1949年前後，胡適一直給予蔣介石「道義的支持」，而且心繫臺灣。1949年8月5日美國政府公布《中美關係白皮書》（United States Relation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次日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送了一本給胡適。胡適在超過千頁的白皮書上留下詳細的批注。他提到該書所論「大致公允」、「大致不差」，然美國人「忽略了八年抗戰中中共的擴大」，不了解「共產黨的本質與陰謀」。後來他撰寫《史達林策略下的中國》並影響到蔣介石的《蘇俄在中國》一書，兩者均是針對「白皮書」的觀點提出辯解。

其實，反省1949年的重大變化是當時知識分子共同的議題。1949年11月由雷震主導的《自由中國》創刊，第一期由旅居美國胡適撰寫〈「自由中國」的宗旨〉列於篇首，他又掛名「發行人」。不過此事未經胡適認可，胡適得知之後，有些不悅，他在寫給雷震的信中表示：「我最不高興的是你用我的姓名為『發行人』。這是作偽，不是發起一個救國運動的好榜樣。我想請你老兄考慮，另請一人為發行人」。1951年8月，胡適又因〈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一文引發軍事機關的關注，「正式辭去『發行人』的銜名」。儘管如此，《自由中國》雜誌社仍堅持要求胡適擔任此職。這是因為雷震等人認為以胡適為招牌，可以有「擋箭牌」、「保護傘」的效果。他們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表示：「中國現階段的民主自由運動—即僅就爭取言論自由這一點來看，非由您積極領導不可」。從1949-1953年之間，胡適在該刊發表約十篇文章，對《自由中國》表達支持之意。1952年12月，胡適在〈《自由中國》雜誌三周年紀念會上致詞〉又坦承感到「慚愧」，期望由實際負責的朋友（指雷震）擔任發行人。至1953年初，《自由中國》發行人才改為以雷震為首的編輯委員會（胡適列名委員）。然而雷震仍表示：「本刊在名義上雖已變更了發行人，在精神上仍是  先生主持的」。胡適多次辭去發行人之職，似乎顯示他雖願意支持自由民主運動延續憲政法統、爭取言論自由與學術獨立，然不願意擔當碰撞權威的「龍頭」、不想和蔣翻臉，也不希望蔣介石感到他們有「顛覆政府」、取而代之的企圖。

即使在卸去發行人的職務之後，胡適仍支持《自由中國》，1953-60年間在該刊發表了二十多篇文章，也曾捐款贊助。胡適在這些文章中表達出對時局的分析與批判。其中如1955年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自由中國》卷12期7）表現出直言敢諫的精神；1956年底的〈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小故事給蔣總統祝壽〉（刊《自由中國》卷15期9「祝壽專號」）亦表現出對蔣的批判。此外在1959-60年，他也明白表示反對蔣介石三度連任總統。

1957年底在《文星》創刊之時，胡適也面臨了一個人生的轉折。胡適在仔細考量之後，決定接受蔣介石之任命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並於1958年四月自美國返臺就職。這涉及1949年至1956年之間胡適與蔣介石之間在思想上交往，以及蔣對胡的經濟資助。此一角色或許使他與反對威權統治之自由主義運動刻意地保持一定之距離。這樣的謹慎態度與傅正（1927-1991）等《自由中國》核心份子在1958年時對胡適的觀察是一致的。傅正認為胡適不肯「冒這種風險」來組反對黨、「不足以寄託擔當扭轉大局的希望」。傅正寫下他與友人的共同看法：「胡博士要在學術上有甚麼驚人的成就恐怕很難。而要想胡博士在政治上領導反對黨則更難」。殷海光也出於相同的原因，對胡適有所不滿，他說「早年的胡適確有些光輝，晚年的胡適簡直沉淪為一個世俗的人了。他生怕大家不再捧他，唯恐忤逆現實的權勢，思想則步步向後溜」。殷海光又說：

胡適則始終跟實際的政治權勢糾纏不清，所以難免作權勢的工具……當著一個權勢結構和意底勞結除訴諸武力以外絕對不能訴諸理智來改變，加入幾個忠心分子當官兒，怎能改變？胡適的淺識薄見，實在自誤又誤人。在我同胡適私人接觸時，我的內心立刻產生二人相距千里之感。

傅正與殷海光都對胡適與現實的糾結以及不肯勇於抗爭之氣概有所批評。這也透露出胡適在雷震案發生前後所表現出的基本態度，亦即願意堅持理想而抗爭，卻同時也願意為顧全大局而妥協，不走向與當權的決裂。這樣的態度使《自由中國》之中的激進者（傅正、殷海光，也包括雷震）感到不滿。

胡適雖不願直接衝撞政治權威，然在言論市場上仍有不少的支持者。1958年之後他所代表的政治主張與文化關懷，因為《文星》的努力推廣，而發揮了影響力。《文星》雜誌中最積極鼓吹胡適思想的人包括毛子水（1893-1988）、李敖（1935-）與徐高阮（1914-1969）等人。毛子水為胡適在北大的學生，他在《文星》上撰寫〈胡適之對於我們現代思想的影響〉、〈胡適思想對現代中國青年的影響〉、〈胡適傳〉等文，指出胡適提倡白話文與「新文化運動」，對學術思想界與青年人「治學方面」有重大的影響。李敖認為胡適的貢獻不在學術，而在自由民主思想的傳播（所謂「播種者」的角色）；徐高阮則認為他代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個趨向，即是在肯定傳統文化之精華的前提下，學習西方近代文明。這三個方面正是胡適一生思想的重點。1962年後《文星》由李敖接棒，轉向較激烈的政治批判，該雜誌成為五四精神傳統與《自由中國》的繼承者。這一轉型無疑地深受胡適思想之激勵。從《自由中國》到《文星》雜誌所形成的思想傳統，在戒嚴時代發揮了傳播自由主義理念的「思想的動員」之作用，以筆桿子的力量推動了臺灣民主化的發展。

在二十世紀中國胡適是一顆耀眼的星星，是與魯迅齊名的一位文化英雄。他在學術上、教育上成就非凡，更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因而在五四之後中國知識界、輿論界取得了領袖的地位。一直到今天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胡適紀念館與胡適墓園還是許多人訪問、瞻仰的熱門景點。從很多方面來看，胡適無疑地屬於人生的「勝利組」，是很多人仰慕的對象。然而在光鮮亮麗、歡喜熱鬧的背後，他卻有頗為失意的一面，甚至常常讓人感覺他是孤獨的。1961年底李敖在〈播種者胡適〉一文中就說「別看他笑得那麼好，我總覺得胡適之是一個寂寞的人，其實這個年頭，凡是有點真『人』味兒的，沒有不寂寞的，何況是個有個性的人呢？」 的確，胡適的孤獨與寂寞一方面源自他是一個「有個性的人」，以及他所引起的社會爭論，所謂「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流言或受到的「圍剿」，然而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出於他在評論時事、參與政治時所感受到的頓挫。

1918年7月12日胡適返國之後，在上海新旅社曾發願「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談政治」， 不過後來卻無法遵守信條，有所徬徨。1920年代之後，一方面他與陳獨秀、李大釗等《新青年》的好友因理念不合分道揚鑣，另一方面他又因為要求學生不要參與學生運動，反對學生罷課，而受到左翼青年的抨擊。 在這一段期間胡適等北大學人也嘗試與梁啟超所領導的研究系合作，最終卻未能成功（參見本書第三章）。在1947年刊於《大公報》上的一個演講紀錄〈我們能做什麼？〉之中談到他從「不談政治」到「不得不問政治」的心路歷程：

一個沒有軍隊支持，沒有黨派協助的個人能做些什麼？……以我個人為例，我民國六年回國，當時立定志願不幹政治，至少二十年不幹政治。雖然真的過了廿一年才幹政治，但是不到二十年我卻常常談政治，先後我參加或主持過《每週評論》、《努力週報》、《獨立評論》和《新月》等政治性的雜誌。因為忍不住不談政治，也可以說不能不問政治，個人想不問政治，政治卻時時要影響個人，於是不得不問政治。

上面的談話反映出胡適對政治的看法，他一生都不曾改變這種既想堅持獨立自主精神，而與政治保持距離，又不得不涉入政壇的態度，亦即徘徊在學術與政治之間。 他從返國初期決定二十年不談政治，希望能沉潛於學術與教育工作，超然治學，然而最後卻忍不住「言論的衝動」， 「不得不問政治」，以輿論來參與政治，甚至在1938-42年間出任駐美大使。他說這不只是因為「個人想不問政治，政治卻時時要影響個人，於是不得不問政治」，而且「國家際此危難，有所驅策，義何敢辭」。 他答應江冬秀「我聲明做到戰事完結為止。戰事一了，我就回來仍舊教我的書。請你放心，我決不留戀做下去」。

1942年9月，胡適卸任駐美大使之後，在美國又居留了四年，至各地講學。1946年7月回國就任北大校長。余英時先生指出返國之後的胡適的「社會角色」有一個重大的改變。他不但是「教育、文化、學術界的領導人物，而且也是政治界的象徵性領袖」、「他並無實質的勢力，但有巨大的影響」。此時他曾憧憬在國共鬥爭中能以「超黨派」的立場自居，然而遺憾地「內戰將中國知識人迅速地推向兩極化……中間再也沒有迴旋和中立的餘地」，最後「一個沒有軍隊支持，沒有黨派協助的」胡適只有選擇站在國民黨政府的一邊。 1949年之後他一方面基於道義的責任支持蔣介石，為他出謀獻策（參見本書第四章），另一方面又從民主憲政的角度大力批判蔣，然而當雷震、殷海光等人勸他出來領導反對黨之時，他又猶豫、推託，不肯「跳火坑」。這也涉及胡適在面對政治權威的態度，他一方面勇於抗爭，另一方面又不走極端、不肯冒險、不作烈士、不撕破臉，在必要時願意與政治權威妥協（參見本書第五、六、七章）。另外一個常被人舉出來的例子是胡適對吳國楨案的態度。1953年3月吳國楨辭職赴美，1954年在美國雜誌上發表文章批評台灣是「警察國家」。胡適公開撰文，並發出一封信嚴厲批判吳國楨。說他毫無責任與道德感，文章充滿欺騙美國人的謊言，存心汙衊自己的國家和政府。

對於胡適在政治上的表現，目前學界一個很流行的看法是將胡適的妥協、支持蔣介石與國民黨政府的態度與雷震、殷海光等人的抗議精神做一對比，再進而指出前者懦弱、後者勇敢。

最早批評胡適「膽小」、「懦弱」的人可能是唐德剛。他在《胡適雜憶》（1979）裡說：「適之先生是一位發乎情、止乎禮的膽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談戀愛，他也搞不出什麼『大膽作風』」。 有一次唐德剛問李宗仁對胡適的看法，李的評價是「適之先生，愛惜羽毛」。唐很同意，他說：

這四個字倒是對胡先生很恰當的評語。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愛惜羽毛」的。愛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書生，則生不能食五鼎食，死也不夠資格五鼎烹，那還能做什麼大政治家呢？

他指出胡適的懦弱在雷震案中充分表現：

胡適之是造不了反的……平時喜歡湊熱鬧。事未臨頭，可以說是口角春風，天花亂墜；大事不好，則張惶失措，執轡三失。胡先生這個懦弱的本性在當年所謂「雷案」中真畢露無遺。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臉，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樣子，我前所未見，看起來著實可憐見的。後來我拜讀了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記》，尤覺這位老秀才百無一用之可憐。「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先生對這件事始終是內疚彌深。

楊奎松在《忍不住的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2013）也持此一觀點。此書主要研究1949年之後留在大陸，面對以群眾路線來「思想改造」而被整肅的知識分子張東蓀、王芸生、潘光旦等人。作者對他們的遭遇表示同情與理解，並批評那些「唱高調」、「責備求全」地主張知識分子要有「風骨」，面對威權不應「軟弱」，要有「獨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之人，提出「中國知識分子軟弱是偽問題」，他說用「軟弱」二字並無法清楚解釋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軟弱」有不同的性質，故應更深入瞭解每一個人的歷史情境。每一個人最後變得軟弱弱都很複查，其實「他們三人的軟弱背後是志願與強迫的結合，既有發自內心的順服，也有中共體制的外在因素」。 但是頗令人訝異的是楊奎松卻不那麼同情胡適，而更為肯定雷震與殷海光。他說：

胡適從來沒有放棄過他的自由主義立場和對民主政治的希冀。……但是他和其他人一樣，一遇到他認為會影響到政府穩固和國家利益的問題，他的自由主義一定會打折扣。最典型的就是隨國民黨政權退出大陸後，因誓稱「我願意用我道義力量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他不能不在蔣介石政府的政治高壓下，改取「容忍比自由重要」的態度，這和雷震、殷海光等人堅持自由、爭民主的不妥協態度，恰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楊奎松認為胡適為蔣介石做「諍臣」、「諍友」的想法與王芸生的觀念「如出一轍」。1952年解釋王芸生向共產政權「投降」的理由，是「決心改換陣營，來做新政權的諍臣策士」。 這一種愛國愛民，寧願犧牲小我成全國家與集體，「把自己對國家的希望乃至個人命運同政府綁在一起，再正直的知識分子，也難免會被迫矮化自己的人格」。

對楊奎松來說，在中國現代史的視野中，如果要討論誰才「稱得上是真正的知識分子」的話，雷震、殷海光是不能不提到的代表性人物，「他們是因為相信和追隨國民黨去了台灣的，但他們並沒有因此就默認了國民黨在台灣的所作所為，而是敢於為普通百姓出頭來爭公平和正義」。

金恆煒的《面對獨裁：胡適與殷海光的兩種態度》（2017），也採取類似的觀點。此書用比較的方式，將胡適、殷海光兩代自由主義者，面對國民黨與蔣介石的態度做了比較，認為前者重視「容忍」，受蔣資助而支持蔣介石政權；後者強調「自由」，1949年後「斬斷與蔣政權所有的臍帶關係」，不支持蔣介石政權。相對於胡提出「容忍比自由重要」的話，殷海光則認為「自由更重要而不應容忍」。對作者來說，殷海光由一個崇尚法西斯、尊崇蔣介石的知識分子蛻變為反蔣大將，受蔣憎恨的一位自由主義者，反映出知識分子的風骨，且類似西方公共知識分子。他的結論是1949年之後，在台灣面對獨裁者之時，胡、殷兩人採取不同的態度，蓋棺論定，胡適或許「只剩『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這句格言」，而「殷海光在政治上的啟蒙與作用，遠非胡適可比」。

江勇振的《捨我其誰：胡適》第四部的第4章「自由誠可貴，反共價更高」中更進一步地批判1949年前後胡適在政治上的表現。他認為胡適主張「反共至上，而且全力支持蔣介石」， 故胡、蔣兩人「有志一同」、「志同道合」。 作者用胡適1950年在美國的演講、學術討論會的文章、發言等，不斷強化他是「右傾偏執」 的「冷戰鬥士」：1949年冷戰格局之下，胡適是一名反共的鬥士，「他不但是美國式的『冷戰鬥士』，而且是美國「冷戰鬥士」中的「冷戰鬥士」。他是美國『冷戰鬥士』裡，最極端、最好戰、最鷹派的『冷戰鬥士』」。 1954年吳國楨案之中，「為了反共，為了在美國人面前維護蔣介石這個唯一有武力可以反攻大陸的政權，胡適不只甘願淪為蔣介石的打手，而且不惜說謊、抹黑」。 在思想方面，為了支持胡適的反共主張，作者認為胡適「晚年思想不是自由主義……所能形容的」，而是美國在1960年代以後興起的「新保守主義」，其特點「不在對內的經濟政策」，而是「在於其外交政策，亦即，反共，以及用軍事、政治、經濟的力量來確保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胡適晚年「與其說胡適是一個中國人，不如說他是一個美國人」。

上述的幾個研究雖有部分參考價值，也呈現出胡適政治參與的一些特點，然筆者對他們對看法卻有所保留。首先，我贊成楊奎松的觀點，在探討1949年前後書生與政治的課題時，「中國知識分子軟弱是偽問題」，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係只用「軟弱」二字，並不能解釋得清楚。胡適、王芸生、潘光旦等人無疑有他們軟弱、妥協、容忍的一面，然而面對「威權」之時，不管此一威權屬於「無限制的政治核心」（an uninhibited political center），亦即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如極權國家那樣偏到國家領袖身上；或是「有限制的政治核心」（inhibited political center），如蔣介石的威權統治，亦即國家領袖與民間社會平分秋色而僅有部分的制衡效果，在這兩類體制之下，要批判政治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楊奎松可以同情理解張東蓀、王芸生、潘光旦的「軟弱」，以及1949年後許多在極權統治下「停止思想，集體轉向」的一代人，他應該給予胡適更多的掌聲。我們可以反問，在類似的情境之下，我們是否能夠更勇敢？或做得更好？而且歷史上還有許多比上述這一些所謂軟弱者更軟弱的人。他們或者選擇自殺，或者選擇徹底地向當權者投降、交心。 以筆者曾經研究的賀麟來說，他本來支持新儒家，而且與蔣介石關係密切。他在1945年所寫的《當代中國哲學》對蔣推崇備至，他說蔣的力行哲學「特別值得我們了解，因為了解他的哲學，即是了解他的人格何以偉大」。 1949年時他選擇留在中國大陸。此一抉擇對像於他這樣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無比嚴峻的考驗。賀麟做出他自己的抉擇，也為他的抉擇付出代價，最後他澈底地接受中共的改造，直至80歲還申請加入共產黨。 這些故事又給我們何種啟示？再者，從長遠的歷史發展來看，像雷震、殷海光那樣抗議威權乃至殺生成仁，是否一定比胡適對威權的妥協更具有洞察力（perspicacity）、 更對未來的發展有利，這也是一個可以辯論的議題。

筆者採取的方式是類似楊奎松的作法。我們未必須要總結或闡釋某種歷史必然的規律，再做出歷史判斷，一個更恰當的處理方式是盡可能詳盡地用史料來說明知識分子的命運是如何發生的，剖析其中有一些性格的影響和偶然的機遇，這些因素的結合，如何一步步地將歷史人物推向最後的結局，藉此來反映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人在國共對峙的大時代之中個人生命的浮沈。至於他們是勇敢還是懦弱，或許就留給讀者自行判斷。

第二、我同意楊奎松與金恆煒將胡適定位為「自由主義者」，而且他「從來沒有放棄過他的自由主義立場和對民主政治的希冀」。我認為胡適一生的思想雖有變化，然無疑地可以定位為一位畢生支持自由、民主、憲政的「自由主義者」。 雖在危急的情況之下，為了國家的安定與生存，他的自由主義會「打折扣」，而這樣的作法並無損於一個自由主義者之立場。嚴復有類似的觀點，根據嚴復的判斷，清末民初之時，中國的安全仍受到威脅，為求生存，以及社會安穩，因此不能像美國、英國那樣，給予個人充分的自由，而應「減奪自由」。 嚴復的觀點來自彌爾。彌爾在《論自由》一書中說：在「一些被強敵包圍著的小的共和國，隨時有被外來攻擊或內部騷亂推翻的危險，以及在精神及自制上一有些許懈怠，也易成為致命損害」的情況之下，不適合實施自由體制。 這樣看來，嚴復、胡適在國家危亡之時「打折扣」的自由主義是符合英國自由主義之標準。

在此我想引用張忠棟先生《胡適五論》中的〈在動亂中堅持民主〉與〈為自由中國爭言論自由〉的兩篇文章，來說明胡適的立場。 根據張忠棟的研究，胡適看到世界文化有「共通的趨勢」，亦即是在「民主」體制之下以科學的方法解決人類痛苦、促進經濟發展：「世界文化的共同趨向有三個，一是用科學的成績解除人類的痛苦；二是用社會化的經濟制度來提高人類的生活；三是用民主的政治制度來解放人類思想，發展人類的才能，造成自由的獨立的人格」。胡適談到民主的內容包括「人味的文明社會」、「容忍異己的文明社會」，以及「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之自由」等等特點。 他特別注意言論自由。1949年之後胡適在《自由中國》中積極爭取言論自由，而且從對出版法的修正案、雷震案，以及1962年2月死前在院士會議的談話， 均重申「自由中國」的意義在於要有言論和思想的自由，足以顯示他在晚年對於言論自由的立場並未改變。他所說的「好人政府」則結合了儒家的「德治」以及民主與科學。胡適的觀點與新儒家如牟宗三在《政道與治道》一書的看法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兩人都認為民主是一個普遍性的價值而中國文化的發展即是傾向這個價值的歷史過程。

尤有進者，筆者認為胡適是一位「保守的自由主義者」。此處所謂的「保守」是相對於方法與態度的「激進」而言，是對「自由主義」一詞的界定。胡適所採取批評或參與政治的方法是一種溫和漸進、和平改革的方法達到一點一滴的改進。這種方法主要有兩個含義，一是和平的政權轉移；一是允許批判與反對意見，而運用立法的手段，做到具體的改革。 而且在面對權威時，要把批評限制在當局所允許的範圍之內，避免「危害國家」。這種既保守、又自由的態度也是李敖所說的「我們可以看到胡適為人熱情的一面，但他的熱情絕不過度」、「說他叛道離經則可，說他洪水猛獸則未必」。 這與胡適肯定杜威實驗主義的精神有內在的關連。胡適的保守面向也與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嚴復、梁啟超所開創的「調適性」的思想傳統有關，此一思路與譚嗣同所開創的「轉化性」的思想傳統不同。轉化思想追求高遠的理想，甚至不惜以烈士精神為理想捐軀。 就此來說，胡適的「保守」也出於他相信「政治是一種可能的藝術」。

胡適的自由主義雖有一些「保守」的傾向，他的觀點與墨子刻教授所說西方從亞里斯多德到柏克（Edmond Burke）等「保守主義」思想傳統仍有根本的差異。筆者利用中央研究院胡適檔案館的數位資料庫，發現胡適不太注意英國的保守主義者柏克，他的言論之中不曾提及柏克的保守主義，他的藏書中有兩本柏克的著作，然卻並無仔細閱讀的紀錄。 根據墨子刻教授，保守主義是以現代化為前提的一個哲學，但有好幾個在現代化之前就有的看法：一、政治不能完全道德化（這一點與中國傳統「德治」或「君子之德風」而「君仁則莫不仁」的想法不同）；二、視政治為一是非揉雜近乎悲劇的過程，而政治的進步有賴韋伯（Max Weber）所說的「責任之倫理」（an ethic of responsibility）——即認識到政治既不可能全然免於暴力之不道德和悲劇面；三、將民主政治視為道德上良莠不齊的各種集團的比賽，而且認定此乃正常的政治活動，因為一個政黨本就是這樣良莠不齊的集團；四、政治規範的哲學依據不是一個絕對的，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宇宙真理，而是習俗、成規與合情入理的一般見識（conventional wisdom）。 胡適的自由主義有一小部分保守主義的成分，包括他認為政治是可能的藝術、政治活動中有不可避免的悲劇的發生，故需要妥協等，然而整體來說上述的四個預設與他的觀點仍有明顯的不同，他的自由主義受儒家影響（如德治的觀念），傾向「樂觀主義的認識論」與「樂觀主義的人性論」，仍奠基於韋伯所說的「終極目的之倫理」（an ethic of ultimate ends）。 簡單地說，他可以說是一個「保守的自由主義者」，但不是「保守主義者」。

第三、有關1949年之後胡適與蔣介石的關係，筆者同意雙方在反共方面有共識，然而不宜將雙方的關係說成「志同道合」。拙見以為將雙方關係描繪為「道不同而相為謀」可能更為適合。上述胡適所秉持的民主憲政之道與蔣介石的威權政治之道截然不同，只是雙方為了「反攻復國」的共同目標，在「道不同」的情況之下相互容忍、彼此合作。這也是雙方磨擦不斷的重要原因，其中的細節在本書之中有詳細描述。

胡適對蔣介石的態度也受到儒家傳統影響。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堅持道德的理想主義，亦即主張「內聖外王」、堅持「士志於道」、「從道不從君」、「道統高於治統」。因而具有墨子刻先生所說的「政治思想中的烏托邦傾向」，墨先生認為：

中國人多半認為道德是客觀的，並將這種道德觀念蘊涵於政治活動中，形成共識，這與傳統的內聖外王的最高政治理念有關係。《大學》中要求將反躬自省的個人道德放大到國家的層面，因而要求仁政、德治。但是又由於道德有客觀的基礎，於是就容易出現二分法的危險，也容易以過高的標準來批判、期待現實政治的運作。

胡適在這方面並不是一個例外，他無疑地相信自己的自由主義信念代表「道統」，而蔣只是「治統」。胡適的「國師」作用即是從民主憲政的角度來規勸、抑制蔣介石的施政。1962年2月胡適過世之時，蔣介石的日記記載「晚，聞胡適心臟病暴卒」，後來又說「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這顯示胡蔣關係的矛盾與衝突。胡適一生都忠於他的自由民主理念，也熱愛他的國家，並熟讀古書而深受中國思想傳統之影響。將胡蔣關係說成是「志同道合」、或者認為「與其說胡適是一個中國人，不如說他是一個美國人」，是對胡適的不敬，更是對歷史的不忠。

我相信胡適是人，他的言行思想自然不會沒有可批評之處，「但批評必須從大處著眼，而且要抓到癢處，深中肯綮，才能夠叫人折服」。 本書的各章即企圖利用各種案例說明胡適在思索政治問題、面對政治權威時所遭到的「頓挫」以「知人論世」。胡適的個案對我們認識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具有重要的意義，面對內憂外患，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幾乎都出於「忍不住的關懷」而直接、間接地涉足政治，而最後能夠「以義相交」、「得君行道」或全身而退的人卻少之又少。胡適的經驗不僅可以讓我們來對比1949年之後留在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之命運，或對照在海外從事「第三勢力」知識分子的命運， 以反省書生與政治的關係，也可以思索在二十世紀國共對抗、美蘇對峙的冷戰格局下，中國所經歷的曲折顛躓。

本書是筆者多年來有關胡適研究的論文集，我的主要動機是想為胡適先生畢生與威權鬥爭來捍衛自由理想的生命經驗，留下一些後世可以採借的「思想資源」。本書得以此一面貌的呈現要特別感謝林桶法教授與台灣商務印書館的支持。我希望讀者能和我一樣，從胡先生的經歷中體認到面對威權的艱苦與堅持自由理想之可貴。

黃克武

2021年5月12日於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