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倫視野下的歐洲史：從希臘雅典的榮光到普丁崛起，全新觀點和幽默解讀

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 )

西蒙．詹金斯

西蒙．詹金斯為英國著名歷史暢銷書作家，其著作尚有《英格蘭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England）、《倫敦史》（A Short History of London）、《英國最佳鐵路一百座》（Britain’s 100 Best Railway Stations）、《英國最佳教堂》（England’s Thousand Best Churches）、《英國最佳房舍》（England’s Thousand Best Houses）。他曾任《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與《泰晤士報》（The Times）編輯，以及《衛報》（Guardian）的專欄作家。

韓翔中

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歷史所碩士；臺灣大學哲學所博士生。

導讀  歷史學的藝術：記憶與遺忘   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汪采燁

作者序

譯者序

一、愛琴海的黎明：希臘的光榮時代2500-300BC

二、羅馬的崛起500BC-AD300

三、哥德人、匈奴人和基督徒300-560

四、查理曼的時代560-840

五、新歐洲人840-1100

六、基督教戰士1100-1215

七、國家的興起1215-1400

八、拜占庭之死1400-1500

九、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1450-1525

十、君王的競爭1525-1560

十一、宗教戰爭的時代1560–1660

十二、專制的盛期1660–1715

十三、從理性到叛亂1715-1789

十四、法國大革命1789-1804

十五、拿破崙時代的歐洲1804-1815

十六、維也納會議與失敗的改革1815-1840

十七、舊秩序的最後吶喊1840-1850

十八、義大利與德國1850-1900

十九、「以戰止戰」之戰1900-1918

二十、戰間期1918-1939

廿一、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

廿二、冷戰時期的歐洲1945-1989

廿三、過去與現在的糾葛1989-

廿四、後記

歷史大事

作者說明

參考書目 

第一章  愛琴海的黎明：希臘的光榮時代(西元前2500 至前300 年)

黎明之前：最早的歐洲人

作「神」總是能幫上忙的！（It helps to be a god.） 當宙斯盯著腓尼基的海岸，他的眼光落在美麗公主身上，公主名喚歐羅巴（Europa），正在海灘上嬉耍。慾火焚身的宙斯化身為一頭白色公牛溜達到公主身旁，歐羅巴將花環套在牠的頸上，並且爬上了牛背。根據詩人歐維德（Ovid）的作品記載，公牛遊走出海，抵達了克里特島（Crete），在這裡公牛與公主不知怎麼著，生下了一個兒子，他將是未來的國王邁諾斯（Minos），也就是獸人米諾陶爾（Minotaur）的繼父。從這場不太可信的遭遇之中，出現了一個國王、一個國家、一個文明、以及一個大陸。

我們對於後來被稱為歐洲的這塊地區的最早期居民所知甚少。史前遺

跡顯示他們包括了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s）與智人（Homo sapiens），他們的文化中有人類與動物，如同法國拉斯考斯洞穴（Lascaux）壁畫中所示。作於兩萬多年前，這些洞穴壁畫是驚人的美術，其藝術形象內含了刻畫真實的呼喊，以及暗示了共通的人性本質。在西元前七千年之後的某個時段，石器時代的遷徙者從非洲跨越了直布羅陀海峽，或從中亞地區向西遷移。他們建造的石陣經常結構巨大，例如英格蘭的巨石陣（Stonehenge），顯示一定程度的社會組織與工程能力。骨骸分析顯示，參訪巨石陣的人最遠來自於瑞士，足見早期的歐洲已經以旅行的方式相互連結了。

人類活動在發現製作青銅合金（錫加銅）技術後快速進展，這個技術得以製造各種器具與武器。青銅的製作意味著貿易，通常是經由海路，沿岸的聚落因此成長。歐洲內陸因為多是森林而難以深入，沿著河與海岸建立的聚落發展較易，使得此時歐洲竟然看似是個海洋文化，因為水路貿易遠較陸路容易。

西元前第五世紀後，考古學者追溯到了一個連續性的活動，使用原型印歐語言的庫爾幹人（Kurgan people），從安納托利亞離開亞洲往西遷徙。後來到了西元前第三世紀，凱爾特人（Celtics）也來了。貿易是這些人群活動的潤滑劑，手工品交易範圍跨越歐洲南北，分布在波羅的海、北海、地中海沿岸。人們旅行、人們相遇、人們學習！

西元前第三世紀青銅器時代晚期，歐洲出現了從東方、南方來的新客人。東來的日耳曼人來自亞洲草原地區與高加索山區，日耳曼人帶來了新的印歐語言，變體後化為不列托尼克語（Brythonic）、日耳曼語（Germanic）、斯拉夫語（Slavonic）、希臘語（Greek）、義大利語（Italic）等語系。他們來自內陸地區的身分可以從語言證明，他們的語言中有關於家族與農耕的字根，但是卻沒有海洋與航行。印歐民族提供的語言考古學（linguistic archaeology）加上DNA 的研究，持續地更新早期歐洲的故事。

傳入地中海的外來影響也有來自更遠區域者，諸如西元前兩千年之際，中國的黃河流域、印度河河谷、兩河流域的「肥沃月彎」、尼羅河流域等。遠在歐洲的人類聚落穩定之前，這些地區已經出現精湛的農業、建築、貿易與藝術，兩河流域還發展出了文字系統。這些地區當時已有城市、祖先崇拜與神明信仰，他們甚至有能力蓋大型建築，例如埃及的吉薩金字塔（Giza）高達146 公尺，握有世界最高建築紀錄，一直到十四世紀才被英國林肯大教堂（Lincoln Cathedral）超越。

歐羅巴的「兒子」邁諾斯，據說是克里特島邁諾亞帝國的奠基者，其國祚至少千年，約從西元前2500 至1450 年。雖然傳統上認為此地居民遷徙自埃及或兩河流域，但DNA 考古學發現邁諾亞人骨骸比較接近於古希臘人。他們是在東地中海地區貿易的民族，他們建造宮殿、建立殖民地，他們熱愛運動，還有「跳躍公牛」（bull-leaping）的特技。邁諾亞人的生活頗具和平氣氛，除了有活人獻祭的儀式以外，他們沒有戰士階級或對武威暴力的崇尚。從邁諾亞克諾索斯（Knossos）遺蹟的壁畫與陶器之中，我們可以看到克諾索斯俊美的年輕人過著喜悅的生活，這是「歐洲」文化序列中精緻的第一個環節。

而木材乃是青銅製造的重要原料，因此克里特島上的樹林砍伐殆盡之際，就是邁諾亞帝國衰落之時。雪上加霜的是一連串的自然災害，尤其是泰拉島（island of Thera）火山爆發，此事根據碳十四定年（radiocarbondating）約在西元前1630 年左右。這場浩劫引發了海嘯襲擊東地中海，克里特島聚落因此滅亡。這些影響還波及了愛琴海北方邁錫尼（Mycenae）的雅加亞人（Achaeans）─ 希臘半島的文明先驅。

愛琴海的黎明與移民遷徙

雅加亞人（或稱邁錫尼人Mycenaeans、或稱達南人Danaans）在西元前1450 至1100 年期間宰制了愛琴海域，他們是陸上民族，政體為王政，而他們的傳說、英雄以及線型文字B（Linear B script）影響了後來的希臘文化。他們與西臺人（Hittites）發生衝突，西臺人的領地在小亞細亞與黎凡特（Levant），長久以來限制了埃及人對北邊的擴張。西臺人是最初製作鐵器的民族，他們能夠製造堅韌的刀劍，殺傷力遠勝棍棒與石斧。與此同時代的發展是特洛伊城（Troy）的興起，而雅加亞人為了一位被誘拐的王后「海倫」（Helen）而攻打特洛伊城，時約西元前1180 年代。

重述了數個世紀，當然其中有加油添醋與精心雕琢的部分，這個最早記錄歐洲的故事在約西元前8 世紀時傳承到了詩人荷馬手中。該故事的內容是，這個部族由於鄰人行為的刺激，從事了極端的暴力復仇行動。雅加亞的崇拜對象不是靜態的祖先形象，他們的神祇是活躍的、「神人同形同性的」（anthropomorphic），男、女神明皆擁有著愛與憤怒、忌妒心與好奇心。如同人類一樣，神明也會謀劃、爭執、搏鬥。而他們「利劍」背後的支持力量，尚有後來歐洲最有力的「武器」─理性的精神。

希臘早期所謂的「宮殿文化」時期大約在西元前1200 至1150 年之間，其結束的原因無法確認是木材耗盡或是自然災害，如火山爆發或瘟疫。接下來西元前1100 至900 年的時期，被稱為希臘的「黑暗時代」（dark age），此時又有新的入侵者來到愛琴海，多利安人（Dorians）到了希臘半島、愛奧尼亞人（Ionians）到了小亞細亞沿岸，而他們的名字後來成為古典建築風格的名稱。DNA 顯示連現代希臘人都是早期邁錫尼人的後裔，顯示新入侵者雖能征服但卻未能取代之。

結果，內陸的人口從以宮殿為中心的聚落區往沿海的較小城鎮遷移，但地理形勢限制了這個擴張，而此地的交通接觸主要是靠海路。希臘「城邦」（polis）因此興起，城邦是一個小型的自治群體，需要所有自由公民參與防禦。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說，這樣的城邦讓自身可以「盡可能地以平等關係組成」，當然如此說法不包括女人、奴隸與外邦人。這些沿海小邦孕育了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自我負責與獨立精神的雛形，以上精神可以代表著希臘觀點中一個人類社群應有的要素─ 終極而言這也是做人的格調所在。

在西元前800 年時，眾城邦的總人口數約莫為80 萬，他們超越了愛琴海的狹窄濱岸，往南向地中海、往北向黑海擴張；其定居地最遠可以到達西班牙，於此他們與泰爾（Tyre）、西丹（Sidon）的腓尼基人接觸且有潛在的衝突。腓尼基建立的城市迦太基（Carthage）據說建立於西元前814 年，其位置在今日的突尼西亞。而希臘人則沿著地中海北岸，移居至西西里、義大利甚至法蘭西。希臘人採用了腓尼基字母並進行充分的整合，這套字母版本一直沿用到今日。

這段期間地中海區域的希臘移民區大約有一千之數，其規模、人口與

財富都遠高於愛琴海的原居地。西西里島的艾格里詹敦（Agrigentum）與南義大利的席巴瑞（Sybaris）成為大型城市，後者的富饒程度甚至造成了「席巴瑞式」（sybaritic）一詞，意為「奢侈淫逸的」。這些說希臘語的殖民地居民將希臘文化傳遍了地中海，殖民地區甚至也會參加泛希臘的奧林匹克賽事（自西元前776 年以降舉辦），這種行動就像是美國人橫渡大西洋造訪歐洲原鄉一樣。

古代城市邁立特（Miletus）最能夠代表這個時代。邁立特位於今日土耳其海岸的博德羅姆（Bodrum），它被波斯人摧毀之後於西元前479 年重建，它的網格式街道如今已被發掘卻處於棄置狀態，現代訪客可以走在鋪砌的街道上、走入房舍、攀越劇場、登上堡壘向海洋方向俯瞰。一陣暖風從愛琴海上拂來，吹過了這片山坡美景。

這些街道滿載著旅人遊記筆下的遙遠地域、奇特行為、活躍的心靈與暴躁的衝突；如斯觀念正反映在神明與英雄的故事之中，像艾芙蘿戴緹（Aphrodite）、赫密士（Hermes）、波賽敦（Poseidon）、伊亞森（Jason）、海克力斯（Heracles）與忒修斯（Theseus）。最重要的是，這些殖民者是充滿好奇心的人們，時人希羅多德（Herodotus）便評論道：「每一年，我們甘冒艱險、耗費巨資派遣船隻出海遠至非洲，去問當地人『你是誰』、『你們的律法是什麼』、『你們的語言是什麼』」，反過來說，為什麼「對方從不派船來問我們呢」？這個問題顯示出的內涵，正是後代歐洲文明的重大特質。

波希之戰與雅典的興起

西元前第七世紀時，希臘半島上的城邦發展出了新的政治制度。在磨難與錯誤中，哥林多（Corinth）、斯巴達（Sparta）、雅典（Athens）等城邦找到了和平共處之道。王政體制轉變為貴族政治（aristocracies）、寡頭政治（Oligarchies）與僭主政治（tyrannies），他們對於自由、正義、公平的資源分配等問題有所探討。雅典的德拉科（Draco）在西元前621年發布了嚴苛的法律，其中包括游手好閒者當處死刑的規定；有此一說，德拉科法典不是用墨水記載，而是用鮮血寫就。這些法律稍後由執政官梭倫（Solon）加以修改，將權力分享給公民之中的資產階級；梭倫的改良作法是公民權（civil rights）概念的濫觴。

西元前508 年，雅典發生一場反對貴族的政變，領導者是資深政治人物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他的目的不是為了支持某一個大家族，他提議的是讓雅典全部的男性公民統治城邦，公民不再以家族頭銜辨別身分，而是根據他們的「政區」（deme）。議會成員與政府公職是以抽籤方式產生人選輪流擔任，只有執政官資格才限制留予有資格的候選人。同時，行為失當的官員可能在公眾直接投票的「陶片放逐法」（ostracism）之下判處流放十年的處罰。

克里斯提尼設計的民主制度頗符合城邦生活的親密性，不是有代議士的間接民主。抽籤名單大約包含五萬名自由男性公民，此乃是「參與式政府」（participatory government）的起源。雅典議會的集會場所至今仍存，就在衛城（Acropolis）下方的普尼克斯（Pnyx）山丘，是一塊充滿石堆、岩盤、岩洞的奇特地點。說來古怪的是，我僅知的克里斯提尼的紀念像─位於美國愛荷華（Ohio）州議會。

西元前六世紀，希臘的安穩受到了東方威脅。波斯國王賽流士（Cyrus，在位期間559-530BC）在西元前546 年攻到了愛琴海畔，波斯占據了小亞細亞以及希臘的愛奧尼亞群島（Ionian islands）。西元前499年，愛奧尼亞的希臘人反叛後被波斯嚴厲鎮壓。波斯王大流士（Darius，在位期間520-486BC）派兵討伐支持愛奧尼亞人的雅典人，結果卻於西元前490 年時敗於馬拉松之役（Battle of Marathon），據說陣亡人數懸殊─波斯6400 人對上雅典192 人。一名士兵菲尼皮德斯（Pheidippides）一路跑回雅典宣達捷報，宣畢後力竭死去；為了紀念其壯舉而舉辦的馬拉松比賽，一直延續到今日。最終，波斯人在薩拉米斯（Salamis）海戰與普拉提亞陸戰中敗北而遭擊退。

希臘人在寡擊眾的劣勢之下獲得勝利，這場勝仗的原因經常被歸於較為精良的鐵製武器與對男性體能的崇拜。希臘作戰時富有紀律，男人們為了保衛家庭、家族而戰。希羅多德記錄了希臘將軍德米斯特克利斯（Themistocles）在薩拉米思之戰前的演講，要求人們的竟不是效忠城邦，而是忠於「人類的高貴本性」。民主制度的建立至此僅二十年之久，但卻已可藉此訴諸公民個人，保衛個人的自由、群體的自由而對抗暴政。

波希戰爭是歐洲史上重要的一章。如果波斯人戰勝而占據希臘與愛琴海，那麼巴爾幹半島與地中海也很可能落入其掌握。如此，此地的人民就可能受到東土政制、宗教、風俗的影響。因為此時「歐洲」的概念尚未問世，如果上述狀況成真，那麼「歐洲」可能永遠不會出現了。即使如此，波希戰爭提醒我們的是，歐洲最初是被亞洲人所開墾殖民的，從此之後，歐洲的歷史便與亞洲脫不了干係。

雅典的黃金時代

波希戰爭中，雅典在希臘眾邦中居於執牛耳之姿。雅典擁有軍事上與文化上的優勢，並且在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 478-404BC）時期達到國力顛峰，並且發展成帝國，擁有納貢的附庸島嶼、愛琴海畔殖民地共三百多座。西元前461 年，公共演說家伯里克理斯（Pericles，執政期461-429BC）成為雅典的領導者，他利用陶片放逐法排擠了保守派政敵克蒙（Cimon）。伯里克理斯主政的三十多年是雅典的「黃金時代」。伯氏是一個有涵養、自制、有改革理想的人，據說能夠動搖其感情者只有他的愛人艾斯帕希雅（Aspasia）。他在西元前449 年與波斯媾和，但是卻與提洛同盟的某些城邦長期處於衝突狀態。

伯里克理斯認為政治是由公共責任與個人義務交織而成，再以法治加以鞏固。伯里克理斯時代雅典簡直是一顆知識靈感上的彗星，在愛琴海上熠熠生輝。雅典衛城由大理石建築構成，供奉雅典娜（Athene）的帕德嫩（Parthenon）神廟成為世界奇觀，自古至今的建築師將其視為典範。供奉其他神明的廟宇圍繞著帕德嫩而建立，帕德嫩以下則座落著戴奧尼瑟斯（Dionysus）劇場與廣場。這些建築的經費來自於提洛同盟，但財政的沉重負擔也使同盟成員苦不堪言。

伯里克理斯認為，公民生活是與藝術結合在一起的。雕刻家菲迪亞斯（Phidias）為伯氏的好友，他改變了過去形式化的人像藝術，帶來新的寫實主義（realism）與優雅風格。劇作家梭福克理斯（Sophocles）、佑理比底斯（Euripides）與伊士齊勒斯（Aeschylus），他們解析了人們的愛情、野心與復仇。諷刺作家亞里斯多芬尼斯（Aristophanes）讓希臘人笑笑自己；歷史學者修西提底斯（Thucydides）提醒雅典人，他們曾經立下偉大的功績，同時犯有巨大的錯誤；希帕克拉堤斯（Hippocrates）研究疾病，認定疾病乃自然現象而非靈異現象。

雅典也為蘇格拉底（469-399BC）找了一個位置，這位聖賢要求人們善用理性。蘇格拉底認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生命主體，不受到普羅米修斯神話（Promethean myth）的束縛；若想追求真理與智慧，只要敞開心靈面對周遭的世界，把人們當作人自身看待，而不是介意人們背後的社會集體或神祇。蘇格拉底呼籲人使用理性、批判迷信、並勇於質疑權威。最重要的是，蘇格拉底說，人有好奇的本性，能夠不受禁錮的探問下去。

蘇格拉底是辯證法（dialectical method）的宗師，對於問題加以質疑與挑戰。蘇氏的高徒柏拉圖（429-347BC）將蘇格拉底的觀念加以系統化，建立一個包含倫理與政治的思想體系，通用於所有人際關係以及個人與城邦的關係。現代學者認為，柏拉圖的國家意識型態（statist ideology）與當代強調個人至上的觀念形成強烈對比；柏拉圖思想是人類史上首次將正義與自由結合的政治態度，這個理念是要呈現每一個人（公民）對社會的義務。柏拉圖在西元前387 年設立了雅典學園，這也是他的弟子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BC）多年的家園。雅典學園是歐洲思想的搖籃，文藝復興時期拉菲爾（Raphael）在梵諦岡（Vatican）的偉大壁畫將其喚醒了。

雅典的名聲在歐洲歷史上時而被重振、宣揚。雅典「發明」的民主是

短壽的。雅典在知識、學術上的遺緒有賴於希臘化、羅馬時代學者的紀錄與保存。而雅典黃金時代的成就在歐洲史上始終傲視群倫，我第一次讀到與雅典有關的知識時還是個學生，而它至今仍是一個讓我充滿驚奇的泉源。這個內海裡的小角落，竟可以對人類有如此深刻的了解與創見。歐洲文明這個概念裡頭如果沒有雅典，簡直是無法想像啊！

聖文森海岬（Cape St. Vincent）的峭壁高聳而荒涼地坐落於葡萄牙的海岸，這裡是歐洲大陸的西南角。我們在這裡可以望見夕陽沉入大西洋，古代的歐洲人曾經相信到達此處就是抵達世界的盡頭；每天入夜時分，他們認為自己在這裡看見了散發光與熱的源頭沒入海洋，並於隔天清晨重生，此處正是最容易形成這類傳說的地方。在這片荒蕪的懸崖峭壁上，人們向外看見的只有一望無際的大海，而在他們背後的，是那一塊乘載歷史洪流的大陸。

歐洲是歐亞大陸西北邊的一個中型半島，它自葡萄牙海岸延伸，往北遠及北極地區、往南到達地中海、往東則至高加索與烏拉山山脈；而這道歷史上多變的東方邊界，如今僅僅以粗糙的金屬路牌標誌著分野。歐洲沒有沙漠地帶，且只有一道山系，亦即著名的阿爾卑斯山脈；大部分地區擁有肥沃的沖積平原以及溫和的氣候，如今人口共有7.5億，大概是美國的兩倍。

歐洲在人口數量方面並無優勢，世界其他地區在幅員、文明、經濟等方面皆可與之匹敵。歐洲的帝國主義霸權是在西元兩千年的尾聲出現，雖然壯觀但卻曇花一現。可是，歐洲的多樣性與武力優勢、活力與經濟力量、高超的科學與文化性創意，使得它在人類歷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即便是今日這樣一個相對沒落的時期，歐洲仍然是吸引世界各地學者、旅人、難民、移民的匯集之處。

「歐洲」一詞首先出現於西元前第六世紀，當時所指的是希臘以北的大陸區域。「歐洲」的邊界為何，人們自古以來都沒有確定的共識。起初，「歐洲」一詞與羅馬帝國的範圍畫上等號，後來它又是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的同義詞；而事實上羅馬帝國與基督教世界的範圍其實超出了今日歐洲的範疇，包含了許多亞洲與非洲的地區。歐洲的東部界線從來沒有確定過，但人們大約同意是以烏拉山、黑海以及高加索山為界，這樣的分野包括了俄國的歐洲部分，但是卻排除了博斯普魯斯海峽以東的土耳其與喬治亞。

關於歐洲大陸的簡史，其內容重點一定是政治，是人們對權力、土地的爭奪。霍布斯（Thomas Hobbes）認為，人們生性就是要衝突的；雖然關於這種衝突競爭是否必然以暴力的方式進行，乃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歐洲歷史的起點確實是始於那些戰勝者、統治者而非被統治者；這是關於一塊大陸上人們對權力競爭的故事，而至少到近日為止，這個故事的主角仍是戰爭，以及戰爭的始與末。即便到今日，歐洲人對於如何與他人和平共處一事，依然找不出一個完整的解答；而歐洲人對於「歐洲」究竟是什麼，也始終爭執不休。

我意識到歷史就是爭論的源頭，有些歷史學者會認為以政治觀點解說歐洲史是偏狹的取向，此取向忽視了那些權力的受害者如窮人、奴僕、女性、移民與外來者等。當然，這些人有自己的歷史，其真實性與「我的歷史」是相同的。另外，對於曾經處在歐洲帝國枷鎖之下的外國人，看待歐洲的觀點自然亦有不同。我只能重申，這本書是有關歐洲這塊大陸上，伸張與分配權力的故事，而這個故事乃是其他所有故事的起點。

我要講的歐洲史是具有傳統性的歷史學。我將歐洲的歷史予以分期，最廣義而言，有古典時代（the classical world）、中古時代（the Middleages）、國家興盛時期（the growth of states）、以及現代（the modernera）。古典時代包括希臘與羅馬；中古時代包含基督教的勝利，基督教世界從地中海世界一直傳播到北歐，相應的尚有神聖羅馬帝國的興起以及伊斯蘭教如何進入地中海地區；國家興盛時期顧名思義，此外尚有宗教戰爭與王位繼承戰爭，以及十七、十八世紀的思想革命；到最後一段時期，我會以上世紀的浩劫以及歐洲的重建作結。

在這整個歷程中，我會特別點出曾經糾纏著歐洲史的爭議，期望讀者可以由此進一步探究。我也意識到，不同的觀點可以將歐洲史劃分成不同的「時代」，而各種觀點會在歷史課題上有所分歧，例如希臘與羅馬對於古典文化的重要性；拜占庭帝國對於歐洲發展的意義；穆斯林入侵對於歐洲的影響；教會在歐洲史上衝突中占有的角色，以及教會對於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與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是扮演促進亦或阻礙的角色。對以上諸多不同觀點，我能做的就是在過程中點頭表示知悉。

這是一本歐洲史，不是歐洲列國史。本書嘗試描述歷代各國彼此之間的互動，並且發展出一個共同、集體的歐洲意識。從地理上可以看出，某些區域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占有更為關鍵的作用，這點將會主導我的論述內容。我們關注的區域，將會從東地中海地區轉向西地中海，然後越過阿爾卑斯山，抵達中歐的大河流域。法國、德國以及他們的鄰居於過去一千年至今，乃是歐洲歷史的核心。相對而言，伊比利半島、不列顛群島、斯堪地那維亞以及東歐的角色，是屬於較為間歇的、外圍的。我知道這個說法排除了許多國家，對那些國家的人們來說，這麼做是草率的，例如我自己的故鄉威爾斯（Wales）在其中就沒有擔綱要角。但是，這是一部歐洲整體的歷史，而不是歐洲各部的歷史。

我關注的主要是那些曾經在這場大故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他們的影響是超越國界的，他們是領導人物，例如奧古斯都（Augustus）、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英諾森三世（Innocent III）、查理五世（Charles V）、凱薩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拿破崙（Napoleon）、希特勒（Hitler）、戈巴契夫（Gorbachev） 等。作為經濟學出身的學者，我對於資源、財產在政治上的作用有深刻認識，但是這並不是一部經濟史，這也不是一部文化史。我在書中適當之處，會提及眾多歐洲的偉大知識分子、藝術家、作家與音樂家，因為他們照亮了這段歷史。因此，蘇格拉底（Socrates）、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格列高里一世（Gregory the Great）、莎士比亞（Shakespeare）、歌德（Goethe）、貝多芬（Beethoven）、黑格爾（Hegel）與馬克思（Marx）等人出場了，他們是這場通史大劇中重要的「古希臘合唱團」（Greek chorus）。

許多主題會在歷史敘述過程中浮現，目的是要讓敘述得以具有連貫性。在這個敘述之中，其中一個重大的主題是暴力以及運用暴力的科技；另外一大主題則是雙元要素，一方面是希臘、羅馬文化，另一方面是基督教信仰與倫理。以上兩者的影響塑造了一個外在的精神性權威（externalmoral authority）凌駕個人，但同時也刺激個人的思想反抗國家或宗教的威權。此外，尚有兩個進一步的主題，其一是自希臘時代以來，對於合法統治力量以及如何讓此力量獲得共識的苦苦追尋；另一則是貿易、資本的創造性動能驅動了民族國家的成形。最後一個主題，則是以上諸多力量為何會讓歐洲在二十世紀時幾乎自毀。從那個危機之中，提煉出歐洲給予當代世界的最佳遺緒，此即民主政治體制下的社會市場經濟（social marketeconomy）觀念。

我嚴格地讓歷史敘事符合編年順序，因為我相信歷史若要有意義，我們必須了解時間的因果順序；因此，我盡可能避免迂迴、回溯、跳躍時間的論述方式。如果不是歷史敘事重點之處，我會予以忽視；反之，對於那些重要的人物或觀念，我會詳加著墨。最後，有鑑於二次大戰之後歐洲統合遭遇的諸多困難，這個故事的結語是否適合稱為「結論」，我對此頗為猶豫。

我個人對於當今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以及衍生出來的歐元區（eurozone）等體制一直頗為懷疑，但是我對於它造成的合作性活力並無質疑。透過本書的寫作，我對於歐洲的敬意愈高。雖然我知道那些歐洲史上的壓迫、殘酷以及至今持續發生的過失，但我認為它仍是這個世界上傑出的一隅，擁有豐厚的文化、領導力與善意。我學到的是，歷史上的歐洲外交是多麼容易崩潰並陷入混亂與血光之災；我還學到了，希冀統合歐洲且成為一個政治實體的嘗試是多麼容易失敗。如何在統一性與多樣性之中保持平衡，這一直是歐洲政治的關鍵挑戰。我會在結語的時候，再回到這個主題。

以一個簡短的評論為導言作結。這本小書的對象是時間或心力有限的讀者。有些學者主張教導歷史時必須重視深度勝過廣度，我反對這種說法，因為深刻性必須隨著廣博性而來，而缺乏廣博性的歷史學是沒有意義的。對於人類活動的大事紀缺乏認識的人，彷彿是空蕩蕩舞台上的孤立個人；而一個無法談論歷史的人，他其實也說不出什麼有意義的話。脈絡（context）是一種「對比例的意識」（sense of proportion），而脈絡乃是一切。

我贊同西塞羅（Cicero）所說的，「一個對歷史無知的人永遠都是兒童」（to be ignorant of history is to be always a child）。但是，歷史看來像是一系列隨機事件，充斥著扭曲與壓迫、把誇大的忠誠化作一種武器，還有那常駐的憂傷；這也是為何歷史學的藝術不僅在於記憶什麼，而且在於了解應該遺忘什麼。歷史學是要將過去的時光予以編輯、敘事，而這正是一本簡明歷史書應當承擔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