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你是外國籍，但你流著中國人的血，
所以你是中國人！」
白色恐怖──在台灣歷史上的一個巨大的集體創傷，有不少東南亞「華僑」同樣遭受黨國機器所迫害，他們沒有「中華民國國籍」，卻只因著「大中華民族主義」以及「血統主義」的論述，枉受好幾十年的酷刑以及牢獄之災，造就了這些東南亞受難者一輩子的傷痛！
而這些東南亞的受害者的故事，有許多未被世人所知，更因為「省籍對立」之故，漸漸地被遺忘在歷史的潮流之中──
在轉型正義的路上，或許我們更要破除「省籍對立」，
修復記憶、揭露真相，才能彌補歷史的傷口！
本書首度跳脫「反共」及「反獨」的論述框架，重新爬梳「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脈絡
透過作者詳盡的史料分析以及與受難者的訪談，以嶄新視角檢視黨國時期國家如何透過民族主義的論述，以及黨國時期下的中華民國與東南亞華人受難者之間的關係。透過受難者的親身經驗，更能了解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外交關係、主權國家觀念之差異，以及反共產黨與海外華人國族認同變遷的歷史。
［名人專文推薦］
「對於陳欽生的遭遇，杜晉軒在訝異之餘，憑藉著同鄉情誼與一股義憤，四處奔波探訪那個年代曾被困在台灣『異獄』馬來西亞前輩，逐步重建現在台灣人不願想起的那個年代。若不是杜晉軒鍥而不捨誠意十足，這幾位當年吃盡苦頭的『僑生』，不會願意重提悲慘往事，我當然也就不會知道這段黑暗隱晦的歷史。而所謂的「轉型正義」，也就缺了最離譜的一塊拼圖。」──張正（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創辦人）
「出生馬來西亞的杜晉軒，長期從家族史、個人史的視角，描繪並思考主體的歷史命運，他的核心關懷，是個體與國家的複雜關係，特別是東南亞華人的身分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糾葛。他更關注的是，當這些認同課題又與現實上的國共權力鬥爭糾纏不清時，主體的命運如何？在杜晉軒筆下，他們或者被迫（或許自以為是「自主」）選邊站，成為國共某一方的讚聲者，或者被迫流離，失去自由，甚至生命消亡。」──楊翠（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任委員）
「杜晉軒這本《血統的原罪》是第一本系統性講述這群生不逢時，在東亞民族國家邊界重劃的歷史巨變之中誤觸認同雷區而受難的海外華人故事的著作。作者不僅深入、細緻地重建了許多不同個案的受難歷程，同時也對悲劇發生的原因提出了有力的解釋。透過這本書所提供的個案，我們或許可以初步整理出這群在台灣土地上受難，卻被台灣人被遺忘的受難者的輪廓。」──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杜晉軒
杜晉軒
馬來西亞籍旅台媒體工作者。數年前導綠島旅遊時發現，原來綠島監獄（現為國家人權博物館）曾關了三位馬來西亞僑生，即蔡勝添、陳水祥、陳欽生。後來在友人的介紹下，認識了陳欽生前輩，因此展開了對台灣戒嚴時期東南亞籍政治犯研究的旅程。
（內文取自第一章）
進入一九七〇年代後，隨著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祕密訪中，「中美關係」的改善，讓退居台灣的蔣介石政權對於能否保住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日漸惶恐。最終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五日的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各國通過了聯合國大會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依據此決議取得原由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所擁有的席位與代表權，國民黨當局憤而宣布「退出」聯合國。
在這影響台灣命運的二七五八號決議文誕生前，一些東南亞華人也不得已被捲入了兩岸政權以「祖國」自居的冷戰鬥爭中，他們的命運也因此被改變了。
再見南方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日，家境困苦的陳欽生，還記得那天他好不容易付了台幣七千多元的註冊費，上完了一堂課，沒想到這卻是他一生人中最貴的課！從此他再也未完成他在成功大學化工系的學業了……。
陳欽生記得那天台南天氣非常好，完全沒預料到會有所謂「暴風雨來臨前的寧靜」。下課後的下午五點多，陳欽生準備回到位於台南市勝利路一三九巷的住處，原打算先洗個澡，再到他當時的女友家裡用餐。
就當陳欽生走到家門前的巷口轉角處時，一位約莫四十多歲，西裝筆挺的男子攔住了陳欽生的去路，他問道：「同學！同學！請問你認不認識一位叫陳欽生的同學，他也住在附近。」陳欽生不覺有異，反倒覺得怎麼湊巧問到他了，他便回：「怎麼這麼巧，我就是，請問有什麼事嗎？」
後來陳欽生才明白，原來這是台灣調查人員對目標設下的一貫伎倆，目的是為不讓嫌疑人馬上逃走。那位調查人員告訴陳欽生，陳欽生有位姓蔡的親戚來了台北，還帶了東西給陳欽生，但礙於太忙，特意請他南下接陳欽生上台北。個性純樸的陳欽生不疑有他，便答應一同北上，原本他要求先回住處拿些錢和換件衣服，並告訴房東一聲再北上，但調查員生怕有變，連忙跟陳欽生說：「不用了，不用了！馬上就會回來。」陳欽生自嘲他就這樣傻傻地上了調查員停在巷子口的黑色轎車，時隔近半世紀才再回到台南這傷心之地。
自從一九六八年夏天在台北蘆州僑生先修部畢業後，除有次同前女友到台北縣的烏來遊玩外，陳欽生幾乎再也沒有到過北部。對家境貧窮的陳欽生而言，可以有人免費載送他到台北玩就再好不過了，只是一上了車，陳欽生才猛然想起，他有姓蔡的親戚嗎？
在車上，陳欽生被兩個壯漢夾坐在後座中央，不祥的氣氛讓陳欽生急忙問：「有什麼事嗎？我想起來，我似乎沒有姓蔡的親戚呀！我根本就不認識他。」其中一調查員回他：「什麼事？你自己做的事，不要裝傻，我們台南調查站已經跟蹤你好幾個月了。」
一切都太遲了，就算陳欽生一開始沒答應去台北，恐怕他也會被強行押上車，因為他後來才從前女友那得知，原來調查局人員早闖入他房間，並將他十多本日記、集郵簿、姐姐送的金戒子、哥哥送的手錶等私人財物用品給沒收了，他們不會輕易讓陳欽生離開。
陳欽生記得開了一整夜的車才到達台北，隨後便被扣押在三張犁「招待所」審問了兩週，這期間他沒見到所謂的親戚。後來陳欽生才曉得，原來那調查員所說的「姓蔡的親戚」是有其人的，所謂親戚就是他那就讀中興大學的遠親陳水祥，而姓蔡的人則是比他早半年被捕的中興大學馬來西亞僑生蔡勝添，他們三人最終是到了綠島監獄才互相碰上面的。
相互承認的倫理學
吳叡人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唯有經由相互承認我們的自由，權利始被實現。」─黑格爾，《法哲學》（1821）
當代政治論述所謂的「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一詞，一般指涉一個國家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嘗試去糾正獨裁政權時代政府以國家權力侵害人民權利的不正義作為的政治工程。在這個意義下，轉型正義計畫處理的主要是發生在單一國家邊界內部的國家暴力問題。然而我們不能忘記，現代國家暴力往往發生在跨國脈絡之中，具有國際性的起源，因此轉型正義問題必然包含了經常被忽略的國際面向。源於跨國脈絡的國家暴力情境不勝枚舉，例如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造成的征服、領土移轉與殖民統治（例如二戰時的納粹與日本帝國主義 ）、國家形成（如台灣的二二八事件、韓國的四三事件 ）、以及地緣政治對抗（如冷戰期美國保護下的台灣、韓國與智利，以及蘇聯霸權下的中、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等。
近年來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問題的討論中最大的盲點，就是戰後國家暴力問題的國際脈絡。作為一個在歷史上反覆被不同強權支配，國家認同不穩定的地緣政治邊陲，戰後台灣所發生的國家暴力從一開始就具有清楚的國際面向。具體而言，二戰後盟國主導的領土移轉導致台灣被捲進了三重的跨國性國家暴力之中：（一）中國在新領土建構國家權威所導致的暴力 （二二八事件）；（二）中國本土國共內戰向台灣的延伸（五〇年代初期白色恐怖）；（三）冷戰 （韓戰爆發後國府在美國默許或支持下的恐怖統治）。在這整個過程中，台灣人民在美蘇兩強所界定的地緣政治格局之下，處在來自中國的兩個敵對政權的夾縫之間，被他們需索忠誠，非紅即白，動輒得咎。這就是戰後台灣轉型正義問題的起源。
比較少為人知的是，當時有不少來自中國大陸與台灣以外的國際人士也被捲入這場「爭奪人民」的認同戰爭，意外成為台灣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例如國民黨海軍在一九五三、五四年之間曾扣留行經台海的兩艘中波海運公司的貨輪與一艘蘇聯籍貨輪，拘捕了多名波蘭、蘇聯籍船員，以及一九六〇年代以後發生的多件來台的東南亞籍華人（多數為留學生）為主的政治案件等。前者可以理解為全球冷戰交戰雙方在第一線的衝突事件，看似不可思議，其實構圖單純明快，然而東南亞華人則被捲入了冷戰結構下相互影響的多重區域性衝突──台海兩岸的國共衝突、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與東南亞華人移民國家的新興民族主義的衝突，乃至移民國內部的對立（左右／族群）等，涉及了多重而變動的敵我關係，性質極為複雜。
杜晉軒這本《血統的原罪》是第一本系統性講述這群生不逢時，在東亞民族國家邊界重劃的歷史巨變之中誤觸認同雷區而受難的海外華人故事的著作。作者不僅深入、細緻地重建了許多不同個案的受難歷程，同時也對悲劇發生的原因提出了有力的解釋。透過這本書所提供的個案，我們或許可以初步整理出這群在台灣土地上受難，卻被台灣人被遺忘的受難者的輪廓。
首先，本書所討論的二十餘名東南亞華人受難者，絕大多數來自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此外也有來自泰國、英屬模里西斯與菲律賓的個案。除了泰國這個老牌獨立國家之外，其餘皆是戰後殖民地解放浪潮中先後獲得獨立的新興國家，民族主義高漲，對於住民的認同與忠誠特別敏感。而除了菲律賓華人尚未獲准歸化之外，所有其他受難者在遇難之時均擁有居留國（或殖民地）身分。換句話說，他們都是不折不扣的「外國人」。明明是外國人，國民黨卻從血緣主義的角度，主張他們「都是中國人」，因此對他們具有管轄權。一個流亡海島的政權不只依然抱持大陸帝國的「海外民族主義」（作者語），甚至還加以實踐，將這些鄰近新興獨立國家的公民予以「國民化」。血緣式中國海外民族主義對新興國家公民民族主義的挑釁──這是一切悲劇的根源。
其次，涉案者大致可區分為四個主要類型─被綁架或誘騙來台的大陸歸僑、留學生（亦即所謂「僑生」）、媒體人，以及尚未完全確認案情的其他類型，不過四類中絕大多數為新馬留學生，佔了三分之二以上。毫無疑問，這是以來自新馬地區的東南亞華人留學生為主體的受難者群體。為什麼當時會有那麼多新馬地區華人留學生來台就學？主要原因是，獨立後的馬來西亞採行種族主義政策，限制華文高等教育，而新加坡剛成立的華文南洋大學門檻甚高，於是迫使大批當地華人青年向外尋求深造機會，但當時中國大陸又處於文革的混亂期，於是「自由中國」台灣成為最合理的選項。當然，冷戰期美國的政策性誘導，也是促使這批華人知識青年來台求學的重要推力。
在這裡，我們碰觸到這群受難者被捲入的第二層次衝突，也就是移民國家的內部矛盾：英國殖民者創造了一個多族群並存，但尚未整合的英屬馬來亞，而馬來人建國精英則將它改造成馬來人霸權下的種族隔離制國家（apartheid state），使當地華人在尚未完全土著化前就成為新國家種族歧視的受害者，因此創造了他們出走（exit）的動機。然而出走並未引導他們抵達迦南地，反而把他們不由分說地帶進了台灣的火燒島。
第三，主要涉案理由可歸納為以下五種─與中共關係（歸僑）、在居留國的左翼背景（僑生──左翼思想、馬共、砂盟）、言論獲罪（媒體人）、受台灣本地案件株連者 （哲學系事件 ），以及反共機會主義者。這五類罪名都與反共有關，但又可分為與中共的直接關係，以及在移民國家的左翼背景，也就是與中共的間接關係。這是這群年輕人捲入的第三層衝突─台海兩岸的國共對立。
最後，有部分個案更涉及了跨國合作，如台灣與馬來西亞警察政治部的反共情報合作，以及菲律賓政府在國府要求下強制遣送于氏兄弟來台受審 （「送台」 ） 的案例。在這裡，我們看到移民國內部矛盾不僅是種族的，同時也涉及了左右的意識形態對立。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理解到這整個跨海追捕共產黨戲碼背後，存在著一個冷戰下美國主導的東南亞反共同盟的國家暴力協作計畫。冷戰與其跨國性國家暴力，就是這群受難者所捲入的終極衝突。
讓我們reload這幅圖像吧：那是一個民族國家重劃邊界，政治共同體區隔敵我、排除他者，個人的命運受到巨大結構性力量所任意擺佈的亂世。這群青年困在兩大陣營，三個祖國之間，被需索忠誠，左右為難，動輒得咎，稍有不慎，立即化為齏粉。儘管如此，他們依然熱烈渴望生命，他們離鄉背井，追求知識，堅持一種傷痕累累，但卻有尊嚴的存在姿勢。
晉軒這本著作，是目前關於這段冷戰期的複雜悲劇唯一一本系統性研究，筆者閱讀之後獲益良多。本書不僅釐清了戰後台灣白色恐怖史上一個重要而被忽視的跨國脈絡，也為現代東南亞民族國家形成史補白，讓我們得以經由一個個跨界的生命史，清楚捕捉到國家邊界形成過程的暴力性。不只如此，晉軒也在書中痛切陳詞，反覆致意，指出這場跨國暴力悲劇的根源存在於戰後中華民國荒謬、反動的血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以及由此衍生的國籍、「華僑」與「僑生」等政策。就此意義而言，這本書可謂馬來西亞留台學生杜晉軒進行的一場個人的轉型正義鬥爭─或者用黑格爾的話說，一場個人的「承認的鬥爭」（struggle for recognition）。經過三十年的民主化與民主鞏固實踐，如今台灣已經是一個尊重人權法治的民主國家，而過時的國籍法也早在兩千年代初期修訂，本書所訴說的悲劇應該已經不會再重演了。然而如同晉軒所提醒的，制度已改，物理性暴力不再，但「華僑」「僑生」的荒謬觀念依然根深蒂固，民主化的台灣至今依然在對東南亞獨立主權國家的華人公民行使「祖國」的象徵暴力。他的提醒讓我們理解到，原來台灣距離一個真正的獨立國家還很遙遠，因為不管我們如何努力「脫華」，如何拼命「建國」，我們的心中依然潛藏著一個中華帝國的黑暗幽靈。只有當我們完全擺脫帝國的幽靈，只有當我們終於懂得為我們加諸於他人的象徵暴力致歉，只有當我們終於學會如同渴望他人承認 （recognize）一般地承認他人──只有在那個時候，我們台灣人才有資格宣稱，我們是一個獨立民主國家的公民，我們成為了真正的自由主體。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八日，完稿於瘟疫來襲陰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