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的莊稼：從農業發展到中國第一個王朝的政治生態學

布萊恩．蘭德 (Brian Lander)

美國布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布朗大學環境與社會研究所（Institute at Brown for Environment and Society）成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古代中國環境史，透過歷史學、考古學和古生態學的結合，探討黃河和長江流域的自然生態系統，如何漸漸被農田所取代。

蔡耀緯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譯有《東歐百年史．冊3》、《棉花、絲綢、牛仔褲》、《日不落．倫敦》、《逃離中國：現代臺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1921穿越福爾摩沙》、《大歷史：從宇宙大霹靂到今天的人類世界》、、《暗渡文明》、《間諜、虐待狂與巫士》、《平凡的美德》等書。

各界好評
導讀〈國家的生態邏輯〉／洪廣冀
繁體中文版作者序

卷首詩．載芟
紀年總表
周代年表

緒論
第一章　政治權力的本質
統治者與被統治者
國家如何成長
暴力、父權制與國家強化
 

第二章　孕育生機——人們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生態系
地理、氣候與生態
食物生產的起源，西元前八○○○至五○○○年
早期定居社會，西元前五○○○至三○○○年
複雜社會興起，西元前三○○○至一○四六年
 

第三章　牧民方略——中國政治組織的興起
東亞政治權力的起源
西周
春秋時代
戰國時代
 

第四章　雄踞西方——秦國到秦朝的興盛史
季節循環
秦的興起
秦的擴張
強國之道
秦的東遷
重建水景
 

第五章　守在倉廩——秦朝的政治生態學 
中央政府
地方行政
賦稅制度
農地使用
人類勞力
動物飼養
木材與金屬
 

第六章　百代秦政——中國歷代帝國如何形塑環境
結論——人類世的國家

各章註釋
參考書目
 

〈緒論〉

 我在加拿大育空地區（Yukon Territory）克朗代克河（Klondike River）河畔一頂小小的綠色帳篷裡，度過了二十一歲的夏天。長達一世紀的淘金撕裂了那裡的河谷，但育空地區仍是一處人跡罕至之地，面積大於加州，人口三萬，駝鹿比人口多了一倍。那年夏天使我領會了這樣的地景：人類在其中只是諸多動物之一，而非主導動物。隨著北半球的夏天步入尾聲，我在八月飛往香港，我至今仍能記起自己對於當地人群的驚愕—九龍地區每平方公里就有三萬人。這令我著迷，即使我如今仍愛著這個城市，卻又不禁視之為一片殘毀之地。隨著那一年我周遊中國各地，意識到人類已經把大半個次大陸上的自然生態系一掃而空，這種印象唯有加強而已。就連松鼠都從地景中被清除了，只能在山裡存活。

 那年我在香港大學攻讀早期中國哲學，以下這段出自《孟子》的話打動了我：「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孟子的這段話是對人性的寓言，也深刻反思了我們認知自身環境的方式。但我那時並沒有想得這麼深，只是詫異地發現，人們已經在這麼長時間裡轉化了中國的環境，因為我曾經以為環境問題是近代現象。我開始想知道中國的自然生態系在人類逐漸支配這片地景以前是什麼模樣，我到圖書館查閱，然後逐漸明白我想找的書沒人寫過。

 本書正是我探究這些問題的成果，但它與我當時尋找的答案大不相同。那時的我認為「環境」由人類社會除外的一切構成，那些省事地減少人口，好讓觀光客得以看見自然本身的國家公園正是箇中範例。我和許多北美人一樣，把人類歷史想像成新天地壓服自然，將自然轉換為城鎮和農地的某種過程，是從自然到文化的簡單轉型。直到我返回加拿大，發現了環境史這個領域，才明白這種對荒野的聚焦把我們誤導得多遠。我決心運用環境史方法研究古代中國，但當我通讀古典文本（先讀英譯本，直到我的中文進步為止），我卻找不出幾條明白談論環境變遷的其他引文。所幸，考古學和古生態學領域都產生許多相關資料，過去數十年來中國的建設熱潮，乃是考古學者的一大機遇，他們發掘出源源不絕的新發現，從種籽與骨頭到道路與城市，不一而足。或許最令人驚奇的是，大量寫在竹片和木片上的文獻也被發現了，其中多數是秦、漢這兩個中國早期帝國的法律條文與日常行政「文書」。這些文獻包含的環境問題資訊如此之多，使我逐漸明白，國家本身就是環境變遷的施為者。

 本書將政治制度比較研究與環境史方法結合起來，考察早期中國國家形成過程的生態學。它追溯在中華文明心臟地帶—黃河流域中游展開的這一過程，從農業起源直到中國第一個帝國敗亡。它聚焦於陝西省的關中盆地，該地區由於西安城以及拱衛中國第一位皇帝陵墓的兵馬俑，而馳名於中國境外。關中區域在東亞則以中國最偉大帝國—周、秦、漢、唐等朝代的首都所在地而聞名，其歷史重要性因此近似於西方史上的羅馬（Roman）。關中盆地在中國主要農業區之中位居最西北，這片適宜耕作的廣闊平原，因其絕佳的天然屏障而成為征伐敵人的良好基地，這就說明了該地何以一再成為帝國首都。黃河流域是研究早期國家的理想焦點，因為它是地球上極少數農業與國家並進的地點之一。正如本書所示，建立政治組織需要重組自然與社會，好讓它們能夠向國家提供資源與勞力。反過來說，這些體系一經確立，就成了環境變遷的強大力量。人類在東亞各地成為優勢物種的理由之一，即在於他們的政治體系如此成功地擴展並維繫農業。

 多數語言中的「中國」（China）一詞源自「秦」，這個名稱是恰如其分的，因為秦所建立的帝國體系，對於締造我們如今稱作中國的這一實體居功厥偉。秦複雜的官僚機構，當然是悠久歷史的結晶。日後成為中國的政治實體之起源，可追溯到約莫四千年前黃河流域中游的城邑，一脈相承的商、周、秦、漢國家正是由此興起。如今位於中國境內的其他地點，也有著同等成熟的新石器社會，但把這些社會稱為「中國」卻是時空錯置，因為它們在中國政治與文化傳統的最初形成過程中幾無作用，這些區域日後遭受征服、殖民，才成了「中國」。中國文化的形成始終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雜糅過程，但帝國中心到頭來往往居於上風。這些帝國都有著擴充農業的根本誘因，在東亞地景的馴化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本書探討政治權力的生態學，時間從約莫一萬年前農業起源，到西元前二○七年秦帝國滅亡；我會把政治體系的生態學留待下一章。在此我們會想像一般人在四個不同時期的生活，藉以說明這段時間內發生的變化。我們會看到農業體系如何與時俱進，終至產能足以創造出大量可靠的盈餘。政治制度逐漸興起，運用這些盈餘，餵養投入基礎設施興建或戰鬥等非農業勞動的人口。久而久之，這些制度隨之擴張，掌控更多土地與人民。到了本書結尾的西元前三世紀，國家已經壯大到足以調動千百萬人的資源。國家運用這些資源，以人類若繼續生活在小型分散群體就絕不可能達成的方式，將生態系改頭換面。

 我們的第一站是西元前四五○○年前後，位於西安附近的姜寨村，考古學者稱那個時期為仰韶時代。這個村莊座落在小片灌木叢和林地散布的一處稀樹草原上，秦嶺山脈聳立於南面，該村居民數百人，他們居住的草泥土（wattle and daub）房屋，環繞著中央廣場排成圓形。被馴養的動物只有狗和豬，牠們無拘無束四處晃蕩。人類聚落稀疏，野外則是老虎、野生水牛等危險動物的家園，或許這正是村莊由一道深壕溝圍繞的原因之一。人們每年焚燒聚落周圍的小片土地種植小米，產生出縱橫交錯的植被，引來了鹿，讓牠們更容易被獵捕。居民也獵捕其他野生動物，藉以取得肉類和製作衣物的毛皮；他們也把麻和其他植物纖維編織成布。他們捕捉許多魚、烏龜及其他水生動物，並採集種類繁多的野生植物資源，作為食物、藥物及材料。他們往往在夏秋兩季利用一切野生果實和堅果樹，拋棄在村莊周圍的種籽往往長成樹木，該地區日後的居民，會欣羨於這些人飲食中的食物之多樣。
 華北農業體系的長期發展，則是第二章的主題。人們在數千年間學會了培植愈來愈多種類的動植物，每一種新近馴化的物種都提升了改造環境的能力，人們也繼續發展更好的品種和新技術。農耕也讓人口得以增長，莊稼地、葡萄園和放牧場因此日漸取代了自然生態系，多種科學的進展使我們愈來愈清楚了解人們的飲食，以及他們改造環境的方式。土壤研究協助我們理解變動的氣候，化石孢粉（fossil pollen）讓我們了解區域的植被；燒過的種籽及其他大型化石，則揭示了人們正在栽種的作物種類和生長於其中的雜草；動物骨骸向我們透露人們飼養或獵捕的動物種類；人骨中的穩定同位素（stable isotopes）讓我們了解人們的飲食，骨骸狀態則透露了他們的健康情況，古代DNA分析使我們得以追溯人口與馴化物種的系譜。我們從這一切來源得知，姜寨及其他仰韶時代遺址的人們，向眾多不同物種採集食物和材料，這些物種既有野生的、也有培育的。他們的健康程度因而高於許多後繼者，即使周遭生態系的草莽程度，也讓他們更有可能踩到蝮蛇或遭遇大熊。
 

這是關於人類在華北如何從眾多動物的區區一種，演變為支配物種的故事。我撰寫本書的宗旨是要將環境引入西方對於早期中國（early China）的學術研究，並論證古代中國歷史與環境問題的關聯性。我起初打算撰寫一部關中地區的生態變遷史，但中國的環境考古學者往往專注於新石器時代，我所能掌握的歷史時代生態資訊也就不夠充分，因此我選擇聚焦於政治故事。在歷史學者看來，撰寫政府比較容易，因為古代中國的許多文本都出自國家官員之手，但非人類的相關證據卻很難找到。不過考古學者和地球科學家如今正在發表許多精彩的研究論著，要是我們將這些論著和文字證據結合起來，也就愈來愈有可能研究中國生態長期變遷的歷史，就像我的其他出版著作那樣。華語的文字記載包含為數龐大的環境相關資訊，我希望歷史學者能夠學習與考古學者和科學家攜手合作，一同揭示東亞生態系隨著時間而變遷的歷史。
 

我十分樂見我這本書能以完整的中譯本在臺灣出版，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譯者為了使本書內容符合該國官方典範，而不得不進行的微妙改動。本書看待國家試圖維持不偏不倚的立場，因為美國的反政府思想往往服務於有錢人的利益，但我如果能用中文寫作的話，可能會把終章定名為國在山河破」。本書的主要貢獻在於說明國家根本上有意以可供課稅的農業生態系取代自然生態系，而我主張這股動力內在固有於一切政治組織，這就意味著我們的環境危機之根深柢固，超出多數人思考所及，環境問題並不始於工業化，也不會經由簡單的技術進步就得以解決。我希望本書能經由早期中國政治發展的生態學分析，向讀者提供看待今日社會生態與政治的新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