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2.0重量級鉅獻！
國際漢學名家馬世嘉一舉打破過往對清代邊疆政策的論述，
將文化史、思想史、地理學、政治學的研究融為一爐，
以清晰的思路娓娓論證──
清王朝並不是一個無力控制其邊緣地域的失敗政體，
而是擁有複雜的資訊獲取體系，以處理與邊疆共同體間的關係。
18-19世紀的清王朝，是否真如歷來所論，
是一個忽視對外關係、閉關自守的帝國？
答案若否，那麼清朝對邊疆的治理是採取什麼樣的模式？
此一模式又如何影響其對外的政策，乃至鴉片戰爭前後的表現？
馬世嘉學識淵博，以漢文、滿文、蒙古文及歐美文獻，
呈現第一手史料的銳利，考證翔實，刺穿陳見，
他以當時的英屬印度為核心，爬梳清朝的邊疆知識系統與治邊理路，
重探清帝國從邊疆政策到對外政策的轉向內幕，
並重新思考清王朝的世界觀和鴉片戰爭的歷史背景。
★亞洲國際關係學家和歷史學家必讀之作
★重新認識清朝對外關係的經典之書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蔡偉傑 專文導讀
清朝初期，政府對印度的理解充斥著各種歧異矛盾的觀點。這些觀點，有的來自漢朝至明朝的文獻，有的來自佛教徒、穆斯林、基督徒等背景的文獻，也有蒙古與西藏學者們的資料。儘管各異的地理世界觀交叉傳播、相互影響，仍存在著專有名詞、宇宙論、宗教、政治意涵上極為根本的歧異。
甚至到乾隆朝，朝廷四處蒐集的印度報告還是充滿陌生字彙。乾隆因此組織多語言團隊進行翻譯、整理、解釋，官員們還是靠著一些去過的人與傳教士，才能畫出大清帝國邊外領域的地圖。縱然花了這麼大的努力，對印度的理解也還停留在瞎子摸象。
時序進到19世紀，最初那幾年，清廷不甚清楚的世界觀，使得戰略與軍事已經落後其他亞洲與歐洲鄰國，而大英帝國當時已成為南方邊疆上的唯一強權。對多數與清廷有所接觸的外國觀察家而言，亞洲強權儼然產生革命性的翻轉。英屬印度的報告透過不同管道送到北京，仍然充斥不同地區習慣用語，就算北京當局開始對情況有些了解，也因為不同地理名詞，而認定不列顛在印度的擴張規模並不大。
乾隆之後，漢人文士研究地理與邊疆事務解禁，他們掌握更多資料，得以用更宏觀的角度審視帝國邊疆，也警醒到大英帝國的活動無所不在。身為清朝官員的魏源主張將地理名詞標準化，認為有助於整合大清對外的政策，可惜提案未被採納。而鴉片戰爭後清朝在對外關係所顯露的破綻，也使其面臨更大的挑戰。
馬世嘉在書中運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大英圖書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國立故宮博物院、日本東洋文庫等處的眾多檔案與圖書，並爬梳中、英、滿、日、法、德、藏、蒙、波斯等多種語言的史料，以印度為核心，條理清晰地重現清廷對外政策的世界觀。本書修正了歷來對清代與英屬印度強權之間的理解，並分析邊疆政策與對外政策在一個多民族帝國中的緊張關係，為關注亞洲的研究者與讀者提供了寶貴的思想養分。
海外學界一致肯定
這部博而不繁的新作，無疑將使我們重新思考清王朝的世界觀和鴉片戰爭的歷史背景。
──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
美國喬治城大學艾德蒙•沃爾什外交服務學院歷史學教授
馬世嘉利用漢文、滿文、蒙古文及歐洲材料，透過這部令人驚喜的處女作，重新思考過去五百年的亞洲史學編纂史。在本書中，作者無處不顯示出自己在駕馭多語言材料方面的淵博學識。
──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及歷史學講座教授
作者出色地修正了我們對清代中國與新出現的英屬印度強權之間關係的理解。清王朝並不是一個無力控制其邊緣地區的失敗政體，而是擁有複雜的資訊獲取體系，以處理與邊疆共同體間的關係。1850年之後，一種視野更寬廣的「對外政策」逐漸形成，以應對來勢兇猛的西方列強。
──克里斯托弗•貝利（C. A. Bayly）
劍橋大學維爾•哈姆斯沃思帝國史與海軍史講席教授
本書立論堅實，銳氣逼人，讀起來像一部偵探小說。「印度」的真正含義是什麼？它究竟在哪？它對清王朝而言意味著什麼？本書貫穿了政治史、外交史、文化史與思想史等領域，對於重構19世紀早期的中國史是一部必讀之作。
──蓋博堅（R. Kent Guy）
美國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歷史系教授
這是一部卓越的、為學界所亟需的著作，對於所有研究晚期帝制中國史和早期現代全球史的學者而言都是一部必讀之作。
──吳勞麗（Laura Newby）
荷蘭萊頓大學教授
作者清晰地論證了清朝統治精英如何積極參與知識與世界觀的建構，本書對於推動清史的研究可謂一大貢獻，也有助於重構我們對西方帝國主義時代中國對外關係史的理解。
──陸德芙（Jennifer Rudolph）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執行董事
本書打破了天下與朝貢體系的傳統解釋模式，將文化史、思想史與地理學、政治學、對外關係的研究融為一體。
──《中國研究書評》
作為對中國忽視對外關係這種陳舊觀點的回應，本書不僅做出了全面的修正，而且提供了思想史層面的敘事重構，由此產生的方法論同樣可以應用於清代政治史研究的其他領域。
──《中國學報》
本書對清朝地圖學、地理學和詞典編纂學的多樣化模式，及其如何拓展對早期現代世界的認識的討論，即使是中國研究領域之外的學者也能從中獲益良多。
──《東亞研究書訊》
作者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部具有說服力的清代對外關係史專著，檢視了1757年至1860年間朝廷瞭解和認識英屬印度的過程。書中分析了邊疆政策與對外政策在一個多民族帝國中的緊張關係，為關注亞洲的國際關係學家和歷史學家提供了寶貴的思想養分。
──美國《選擇》雜誌
清朝的情報蒐集與邊疆政策的轉型
──蔡偉傑（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
自一九九年代初起發軔的美國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學派」，近年來在兩岸學界受到頗多關注。該學派對過去以漢人視角為本位的清史研究提出商榷，強調應從滿洲統治者的視角出發，並利用過去較被忽略的非漢文材料（主要為滿文），將清朝放在早期近代歐亞帝國形成的脈絡中進行研究與比較。這樣的取向也引起了批評的聲浪。然而論者的焦點主要放在第一代的新清史學者如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與歐立德（Mark C. Elliott）等人身上，而忽略了新清史第二代學者的新發展。而在這些第二代學者中，馬世嘉（atthew W. Mosca）改寫自其博士論文，並於二○一三年出版的新書《破譯邊疆．破解帝國：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正是所謂「新清史二．○」的代表作之一。如今聽到由羅盛吉迻譯的本書正體中文版將由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我也感到十分高興。
作者於二○○八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聯合學程博士，在孔飛力（Philip A. Kuhn）、歐立德（Mark C. Elliott）與濮德培（Peter C. Perdue）等人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後曾於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與香港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並任美國維吉尼亞州威廉與瑪莉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歷史系助理教授，現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其研究興趣包括了中國與內陸亞洲史，主要關注大清帝國的對外關係以及清代地理與史學思想史。
本書所處理的問題主要有兩個：首先是自一七五至一八六年間，清朝皇帝、官員與學者們如何看待大英帝國勢力在印度的崛起？其次是對此一局勢的了解又如何影響清朝政策以便維護自身安全？本書鑑別了發生在這段期間的兩個主要變遷：一是清朝政府在對外政策上存在從多元化的邊疆政策過渡到一元化的對外政策；二是清帝國內部的資訊階序的變遷即邊疆相關資訊從初期由中央內廷獨占，到後來在地方官員與學者間得以自由流通的情況。清帝國並非用政策上的差異來區分不同的邊疆，而是帝國自身對威脅的感受主導了對外政策的選擇。基本上清朝在十八世紀中葉平定準噶爾後，就認為自身的安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而將目標轉向於維持新領地的穩定與和平上。
但為何清朝會相信在平定準部之後，自身的安全會得到基本保障？特別是十八世紀中葉以降，清朝周邊的國家與民族都被捲入當時歐洲帝國主義的殖民擴張中，其中又以大英帝國為甚，但是清朝卻沒有因此而產生危機感。作者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關鍵在於清帝國的地理與地緣政治思想。在當時的清朝，無論是官員或是學者，對當時的地緣政治知識都必須跨越不同語言與文化的障礙，缺乏一個標準化的框架，這點相當不利於整合不同的區域知識。直到後來政策辯論的非官方渠道、戰略性挑戰的新意識，以及地理學的進步打破了邊疆政策的獨占後，清朝才首次出現了將不同邊疆視為整體的對外政策。大英帝國在亞洲的擴張及其威脅事實上比準噶爾更甚，因為此一威脅很有可能迫使清帝國放棄多元化的邊疆政策，而採行協作程度更高的一元化的對外政策。但是要認識到這樣的威脅需要對不同邊疆的資訊進行同步分析，而這正是邊疆政策所禁止的取向，因此清朝實際上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簡言之，清朝缺乏所謂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考量。
本書除前言與結論外，正文一共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清帝國的世界視野」由第一章〈許許多多的印度：清朝地理學常規中的印度，一六四四─一七五五〉構成。
在此，作者從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史典範理論出發，說明清初的地理學就類似於其理論中的前典範科學（pre-paradigmatic science），充滿了各種互相牴觸與競爭的理論。不管是儒家《尚書‧禹貢》中的九州四海論、佛教中以須彌山為軸心的四大洲論、伊斯蘭教中以麥加為世界中心的論點，或是歐洲傳教士傳來的七大洲五大洋的理論，都無法找到一以貫之的世界觀來整合解釋。然而當清朝學者試圖弄清楚何者為真時，他們能仰賴的對象一般是本國商人、水手與旅人，但是這些人很可能吹噓自身經歷，而外邦人又被懷疑可能故意提供不實資訊，因此雙方說法都無法輕信。到最後清朝地理學者只好將各種異聞「姑錄存之，備參考焉」，導致了地理不可知論產生。相較清朝地理學以文本敘述為主，西方地理學則以數學地圖製作為主，因此為了得出準確的位置與地名，西方發展出一套評估資訊階序的系統，而引入經緯度系統則是西方地理學的巔峰，這是雙方最大的差異。就傳統中國對印度的了解，源自於梵文Sindhu的身毒，後來被天竺所取代，而佛教傳入中國後則引入了印度一詞。後來還有滿蒙同源詞的厄訥特克（滿語Enetkek、蒙語Enedkeg）、源自藏語的甲噶兒（Rgya-gar）、源自察合台文的痕都斯坦（Hendustan）、明末耶穌會士引入的印第亞與莫臥兒（源自波斯語的Mughul），以及回民習用的欣都斯塘（Hindustan）等等。縱然這些稱呼的來源極度多元化且存在庫恩所言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但由於清初對於追蹤印度的情報並無迫切需求，也因此能夠容忍這種不可共量性。這種情況直到一七五五年清朝進軍準噶爾後才有所改變。
第二部分「鍛造一個多民族帝國：邊疆政策的頂點」包括了第二章〈征服新疆與「欣都斯坦」的出現，一七五六─一七九○〉、第三章〈圖印度：製圖學脈絡下的地理不可知論〉，與第四章〈發現「披楞」：從西藏看英屬印度，一七九○─一八○○〉。
第二章從「欣都斯坦」一詞的出現討論乾隆朝中葉對於印度認識的提升。在征服東突厥斯坦的過程中，當地和外國報導人提供的情報引起了清廷對於葉爾羌以南地區的注意。這些情報提供了北印度與莫臥兒帝國末年混亂的政情，對於熟悉印度作為佛教發源地的乾隆皇帝而言，這些可信度高的情報對他的世界觀構成了極大的挑戰，而他吸收這些資訊的結果後來也反映在他的詩文當中。然而由於忽略了來自南方海疆的情報，「欣都斯坦」與印度的關聯仍舊是一大問題。
在第三章中，有別於之前對文本資料的分析，作者從清廷所製作的地圖來分析清朝對印度的認識。清廷的地圖製作始於康熙年間，這些地圖的範圍不僅含括了清朝以外的國家，如阿拉伯、波斯與印度，同時也已經開始使用西方地圖常見的經緯度。然而前述的地理學上的不可知論仍舊影響了清廷的地圖製作與接受效果。在繪製有關清朝治下的領土時，這些宮廷地圖所提供的資訊被認為是具有權威性的；然而在描繪外國時，宮廷地圖的權威性則大為降低。清朝官員和學者僅有在查無其他相關材料時，才會參考這些地圖的相關資訊，因此這些地圖僅僅被視為是解釋外部世界的諸多版本之一，並不具權威性。
第四章從廓爾喀之役與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出使中國探討清廷對於英屬印度的了解。正當清朝將注意力放在欣都斯坦時，大英帝國的勢力已經悄悄在印度半島上立穩腳跟。一七九一年廓爾喀二度入侵西藏，乾隆皇帝派兵平亂。基於情報與外交聯絡的需求，清朝將軍與位在加爾各答的英國總督取得聯繫。不久後，一七九三年英皇喬治三世派遣的馬戛爾尼使團在造訪北京時，馬戛爾尼本人已經預料到清朝對於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擴張有所擔憂，後來也有跡象顯示，最晚在一七九四年，清廷已經知道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擴張及其在廣州貿易之間的關係。然而由於葉爾羌、西藏與廣州三邊的報導人在人名、地名等用語上的不同，加上滿文、耶穌會士與中文在用詞上的差異，在情報整合上出現極大困難。這導致清廷並未意識到大英帝國威脅的嚴重性，也因此這兩起事件並未成為清廷由邊疆政策過渡到對外政策的契機。
第三部分「轉變的時期，一八○○─一八三八」則由第五章〈十九世紀初英屬印度與清朝的戰略思想〉與第六章〈在中國沿海發現英屬印度，一八○○─一八三八〉組成。
第五章討論十九世紀大英帝國在亞洲的進一步擴張與清朝的反應。一七九八至一八○五年間，英屬東印度公司打敗了印度半島上最強大的對手馬拉他人（the Marathas）後，英國在印度的勢力已經無人能挑戰了。在拿破崙失敗後，英國海軍在印度洋與中國海上也無人能敵。許多亞洲與歐洲國家當時都已警覺到英屬東印度公司的威脅，其中有部分也曾經向清朝求援。然而清朝卻置之不理，僅持續蒐集相關情報而已。在印度與歐洲國家努力尋找盟友時，清帝國卻有意地避免與其他國家結盟，並且準備僅靠一己之力保護邊疆。如果要了解清廷的動機，有必要重建清朝從海疆、西藏與新疆角度所見的情勢。
第六章探討一八○○至一八三○年間，清朝的邊疆政策與其無視拿破崙戰爭期間英國在亞洲的擴張有何關係。在這段期間，雖然清廷的對外政策並沒有顯著的改變，但是在正式的官方通訊以外，對於外界已經出現更為完善且靈活的看法，而這也逐漸動搖了清朝邊疆政策的基礎。在十八世紀的清朝，國家壟斷了對外政策的討論，然而一七九九年乾隆皇帝駕崩之後，清帝國的軍事史、方略與外國地理作品開始引起了漢人文士的討論。這也受到當時經世學風的影響，其成果主要反映在阮元所編纂的《廣東通志》上。另外，西方地圖雖然在這個時期得到更加廣泛的利用，但是清朝的官員與學者仍然對其存有疑慮。雖然當時少數清朝學者認知到大英帝國的擴張，但是他們相信這對清朝威脅不大。一八三○年代，由於鴉片貿易被視為是白銀外流與銀價高漲的主因，鴉片問題遂成為朝野與經世學者關注的議題，英屬印度作為鴉片產地也因此受到注目。而由於後來鴉片戰爭的影響，使得整合不同邊疆的情報日漸重要，因而促進了外國地名的標準化，這也為後來破除清朝地理學上的不可知論與對外政策的出現奠立了基礎。
第四部分「對外政策及其局限」包括了第七章〈鴉片戰爭與英帝國，一八三九─一八四二〉與第八章〈對外政策的浮現：魏源與清朝戰略思想對印度的再詮釋，一八四二─一八六○〉。
第七章討論鴉片戰爭的爆發與英屬印度的地位在清朝戰略中的提升。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之際，英國戰艦進入渤海灣，這也是自一六九○年準噶爾蒙古大汗噶爾丹以來，再次有外國軍隊進逼北京。然而清朝發現自己對於來自海上的攻擊，缺乏有效的反制能力，因此朝野大臣開始苦思應對之道。在各種反制方案中，英屬印度的重要性浮上檯面。林則徐等人接受了外籍顧問的建言，認為英國地狹人稀，其財富與力量主要來自印度。因此若能切斷印度與英國的聯繫，英國的實力將大受打擊。雖然鴉片戰爭的範圍主要限制在南方海疆，但是清朝官員與學者的注意力逐漸轉移到英國在印度與阿富汗的勢力，並且思考應對之策。隨著新需求的出現，過去的戰略、官僚制度與地理思想也開始轉向。
第八章討論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朝對於英國戰略的轉向以及當中印度角色的轉變。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結束後，最早開始反思清朝地理與戰略困境的學者首推魏源。在努力蒐集各種材料（特別是西人著作）的情況下，他才可能提出跨越清朝海疆與陸疆的對外政策，而這也打破了過去邊疆政策的地理與地緣政治設想，即地理學上的不可知論以及進取的對外政策，利用所有潛在的戰略優勢以達成單一目標。到了一八四○年代中葉，思考清帝國在內亞的戰略位置時，已經不能忽略英國與俄國帝國主義在當地的勢力。雖然魏源的進取主張遭到駁斥，但是防衛性地緣政治思想已經變得更加一致與集中，把各個邊疆視為彼此孤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
結語以「邊疆政策與對外政策之間」為副標，說明此一政策轉向在清史與歐亞歷史上的意義。一八四二年以後，清廷的邊疆政策已經破產，而一八四六年英國在征服旁遮普後取得與清朝劃定西藏邊界的權利。一八四六年廓爾喀再度警告清朝，如果尼泊爾被英國征服，那麼英國將對西藏造成威脅。清朝對此事的處理則標誌了從邊疆政策朝對外政策的轉向。駐藏大臣琦善在奏報秦噶畢（Joseph Gabet）與古伯察（Régis-Evariste Huc）入藏經過時，首次確認披楞即英吉利。此後，即便清朝在對外政策上採取守勢，但已經不能再忽略不同邊疆之間的政策協調需求。一八六一年總理衙門的設立就是例證，後來李鴻章與左宗棠對海防與陸防的辯論，更說明了清朝的大臣深刻理解到海疆與陸疆息息相關。可以說，發現英屬印度一事對於理解曾在清帝國治下的地區及其現代史而言，具有深遠的意涵。
在本書所運用的史料上，作者主要使用了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大英圖書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國家圖書館、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及日本東洋文庫等處的檔案與圖書資料。涉及的研究語文包括了中、英、滿、日、法、德、藏、蒙、波斯與察合台文等。這不僅延續了美國新清史第二代學者使用多語種檔案以反映清朝作為多民族帝國的研究旨趣，並且在深度與廣度上也有所提升。
在過去討論清朝對外關係的研究中，清朝被認為是閉關自守且拒絕現代化的天朝，對於英國的富強一無所知。然而作者在本書中透過整合廓爾喀方面的情報與馬戛爾尼（George Marcartney）在信件中表達的顧慮，說明了在馬戛爾尼使團訪問北京前後，至少清朝在當時已經認識到英國在印度與廣州的勢力。即便這種認識還是相當模糊，且並未感受到英國的強大威脅，但清朝對於外界並非一無所知。可以說，本書對之後研究清朝對外關係的學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來學界勢必得整合更多元的角度和材料去看待清朝的對外關係，才可能有更加全面的認識。
重新思考清朝對外關係
在地緣策略的展望中，有兩項因子推動了從邊疆政策到對外政策的調整：盛行的外在世界概念──即其基本實際形狀與清帝國和其他國家在世界中的配置，以及在此地緣政治情境下，設想如何在最大程度上確保帝國安全。關於外國發展的新資訊，顯然能引領帝國策略的再策劃。或許沒那麼明顯的是，策略設想本身，就可能強烈地影響到官方與學者規劃政策時，所得到的資訊完整程度與形態。在清朝這個案例中，情報蒐集、處理與解釋的方式，由智識遺產、官僚程序以及對帝國安全的評估所形塑。由此基礎出發，就有可能調解前述清帝國與外在世界關係的兩種相互矛盾之視野，以及資訊在形塑這些視野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直到最近，人們一直認為一八四○年以前帝制中國的對外關係取向，主要受到一理想世界秩序的意識形態成見所型鑄。由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的努力啟其先河，在其所建構的普遍架構之解釋中，明清在對外關係上存在一種基於華夏自我中心意識形態（Sinocentric ideology）的「中華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並藉由統稱為『朝貢體系』的諸制度程序所彰顯。這個世界秩序本質上為一種中國本部（帝國政府之）行政體系的外延」，並設計來強化──或看似用以強化──以皇帝為中心對外族的分級階序。儘管理論上皇帝宣稱其為普世主宰，但與其說該體系之主要目的是為了掌控中國實際對外狀況之經濟與軍事利益，毋寧說是向國內大眾證明外國人承認且臣服於皇帝的權威。包括貿易獎勵、宗教與文化壓力，以及偶爾一用的斷然興兵動武等種種方式，都是用來製造表面的順從。
在這個詮釋之下，君主與官員們在歸類與管理外族時，顯現出抱持著一套在本質上是先驗的體系（a priori system），該體系毋庸仔細審視個別屬國的實情，或其彼此間的動態。費正清因此主張，中國苦於對外國強權相關知識的匱乏，這情況造成中國對外有根本的誤解而僅有貧乏的外交選擇，尤以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前期為最。在費正清的經典研究《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中，他簡要評論了一些主要的清代地理學成果，且僅僅將這些成果視為貧乏的、「無可救藥地混亂的」、在實務上無用的：「這些中國關於西方夷狄的俗說、愚昧、混亂之樣板，並未呈現出些獨特的觀念與評估，在人們的心目中無法留下什麼印象」，而這就是造成中國「在與西方接觸時欠缺智識上之準備」的一項因子。
帝制中國的對外關係之基本指導元素，在後續研究（特別是那些關注中國與歐洲國家之政治互動者）中持續被視為與現實的世界觀相牴觸。儘管在學界探索何為驅策清朝對外關係之力量的過程中，內部政局的因素逐漸大過意識形態，但中國外交仍然被視為是向內觀照的（inward-looking）且流於維持「表象」。衛思韓（John E. Wills, Jr.）曾提出，清朝統治者（尤其是康熙皇帝的後繼者們）防禦性地關注禮儀形式而非外在現實，因而「一種對幻覺的危險倚賴，將是中國對外政策上持續不斷的錯誤」。鮑拉切克（James Polachek）尤其強調「對外政策的『宮廷政治』（‘court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這種情況把對外在世界的評論報導，詮釋為國內議事日程所喬裝的代理鬥爭，尤以鴉片戰爭前後數十年為甚。而該時期所產生的主要地緣政治分析成果，較諸為了獲取評分成績所作的爭辯「相去幾希」。如果清朝官方與學者對危險的外在趨勢顯得無知無覺，那也就沒什麼理由得去探索引發他們政策選擇的情報材料與策略思考了。
關於清代地理學常規（practice）上的學術研究也是類似的情況，直到最近才開始考慮清朝的政治與策略意涵。迄今最大的中國地理子領域研究──明清地圖學研究，以文化史與思想史的觀點，投注可觀的心力於闡明歐洲地圖與「科學的」地圖學技術在中國備受爭議的接納過程。至於地圖與書面材料可能如何影響國家與私家學者的策略視景則受到忽略，就連地圖資料有可能轉換在意識形態上已確立的世界觀的這種見解都存在著爭議。在最近關於海洋領域的研究成果中，唯有在鴉片戰爭當時及隨後時期，關於外在世界的知識以及中國策略思考的演化，才被視為該主題的兩個面向。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清朝對內亞與中亞的政策迥異於其追向海洋歐洲強權的政策，但直到過去二十年間，這個想法才被併入重新思考整個清朝對外關係的研究主軸之中。和對海上邊疆的研究著重於清朝在一八四○年以後面臨的多次敗北不同，有關清廷內地政策之研究，卻反而強調清朝在征服與統治西藏、青海、回部以及將近蒙古全境的老練與務實，看重其政治策略的成功。在不受狹隘、華夏自我中心式的設想障蔽之下，可以看出清朝的滿洲統治者使用了種種後勤、技術以及管理上的創新手法，較諸同時代歐洲、俄羅斯各政府所實施的建國計畫，不遑多讓。清朝在內亞擴張與守護其利益的作法，和其他「近現代」國家相仿。
滿洲內亞政策的成功，部分得歸因於其著重使用資訊以組織並執行外交與軍事行動。在中央管理上，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曾指出，通信的傳遞與歸檔，以及商議政策的方法，乃是為符合大規模作戰之後勤需求，改革而得的。較佳的溝通與計畫，搭配上關於蒙古政治文化的精密知識，皆有助於清朝綏靖草原。無論是蒐集自外國的資料或由宮廷所繪製的地圖，皆為清朝「在控制中亞的鬥爭中所使用的武器」。換言之，實用主義、靈活性以及混合武力、詭道與外交的卓識，讓清帝國得以支配內亞，而這項成就足以媲美同時代任何其他帝國的征服。
因此，當代學術成果在描述清朝在內亞的對外關係時用了主動、積極等字眼，卻在描述中國本部之海疆時使用被動、消極等詞語。何以十八世紀的清帝國，在某一舞臺上展現出如此具有活力的傑出表現，卻又在下一世紀顯得無法在他處複製該項成功？有一種解答，是將清朝對外關係沿時間與空間斷層分割為較小、較易處理的單位，認定內亞與海洋領域具有本質上的差異，還認定帝國在十九世紀時的能力較諸其在十八世紀之高峰期已極度萎縮。這些區分有其效力。一般公認，在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的數十年內，清政府的能力受限於財政危機，這反映在官僚管理之效率與紀律的明顯衰退、社會動盪與叛亂上。約莫同時，中國在全球經濟中之地位也進入了重大的相對衰退狀態。
欲解釋清朝對外關係的風格轉變，若僅依憑對區域或時期的先入之見，而不試圖理解清朝君主及其部院大臣們如何基於其可獲取之資訊以擬定策略，則仍然會造成誤導。強而有力、具侵略性的對外政策，是清朝用以保障蒙古草原之計畫的一部分。此對外政策以擊敗準噶爾、遏阻俄羅斯擴張為目標，在其常規中顯現出了「近現代」的特性。儘管一六七○年代至一七五○年代間，主要在內亞舞臺上，清朝的帝國構建與其他歐亞各地所進行者，顯得最具比較性，但也不意味著清政府為該區域特地預留一種帝國主義的特殊風格。一旦準噶爾的威脅消除、對蒙古的控制能獲得確保，清朝在當地的政策即由攻勢作戰，轉為以費正清所謂朝貢體系般的控制技術來維持穩定的邊疆。在清朝領域的西部邊緣，朝貢的先例並非為意識形態的理由所服務，反而「不多、不少，恰好是個外交用工具箱……裡面充滿著各類器具，每個器具都是數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統治者們曾試用且檢測過的。」換言之，帝國對不同邊地並無絕對的政策區別，毋寧說是所遭受的威脅之本質引領帝國對外政策的不同選擇。
檢驗不同的時間、空間下對政策的改變，前述結論就浮現出來了。君主與官員們對於帝國的地緣政治態勢在理解方式上的改變，在清朝對外關係的寓意上最為重大，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任何中央政府能力的衰落。一般公認，在十八世紀晚期的某個時點上，亞洲其他地區還在熾烈進行著帝國構建之時，清政府卻從中轉向了。這裡再次重申，對準噶爾的最終勝利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性，創造了一種無異於某些美國評論家在冷戰閉幕時所聲稱的「歷史之終結」。縱然乾隆仍將繼續發動邊疆戰爭（某些戰爭甚至曠日持久且血腥），卻似乎不再有相鄰強權危及帝國本身。清政府在為了戰爭而組織起來的刺激下持續成長、改革，以至於如同濮德培（Peter C. Perdue）所言：「邊疆軍事挑戰的終結，造成官僚體制失去了活力。」清朝君主們追求行政中央集權、密集的資源榨取，以及技術上的創新，以求勝過其敵國外患且維持自家的社會秩序。一旦其周遭不再有重大對手，「脆弱、自滿與僵固」便開始顯現。
概括說來，征服中國後，控制蒙古的軍事力量仍舊是帝國安全最重要的面向，因此準噶爾帶來的挑戰就備受注意。就層次上而言，清朝對準噶爾在資源與策略創新上的投注都異於施諸其他相鄰民族者。朝廷不願在其他地方作盤算的諸般策略──主動遣使、正式條約、先發制人的攻擊──皆獲允用以對付這個敵人，即便讓乾隆吃足苦頭的緬甸之戰亦不足與之相比。23從而，解釋清朝對外關係，最重要的元素既非區域例外性，亦非中央政府的能力起伏──這些當然也是相關元素──毋寧在於皇帝、學者與官員對於外在力量所帶來的風險之理解方式。若此為然，則吾人對情報與策略間的連結就需要較此前更多的關注了，而這個聯結既是清朝謀國者們所認識到的，也是他們得出結論的依據。基於這個取徑，筆者主張：清朝策士們的推理與他們在其他同時代歐亞諸帝國的儕輩相較，並沒有政治、文化意識形態，或是經濟因素上的根本區分。相反地，清朝政策之所以歧異於其鄰邦，乃至最終使其國防付出巨大成本，實肇因於清朝在一七五七年征服準噶爾後，對於主要的地緣政治動力以及外國威脅之程度具有迥異的認知。
這引起了第二道難題：何以清帝國在阿睦爾撒納奔亡後即相信其自身基本上安全無虞？且此時此刻歐亞大陸上其他帝國，包括某些極貼近清朝邊境者，正展開狂熱的生存鬥爭，即所謂「全球帝國主義之第一紀元」，何以清朝卻減緩其競爭性的國家構建？七年戰爭（一七五六─一七六三）見證了英國東印度公司以主要陸上強權的身分在印度興起，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則是一世界性的鬥爭，幾乎牽連至亞洲各個角落，而英俄間的「大博奕」（the Great Game）未幾即開演。密集的對抗不僅局限於歐洲各帝國間：迄至一八四○年，幾乎每個環繞清帝國的政體，從澳門經大陸東南亞、印度、尼泊爾至阿富汗而北上至俄羅斯，皆深深陷入連鎖的領土鬥爭──在這些鬥爭中，英帝國尤以英屬印度為其核心角色。清帝國受到如此密集的戰火與外交捭闔所環繞，為何其竟謝絕參與此一幾為普世性的聯盟布局、大戰略計畫以及密集監控──這些清帝國才在數十年前卓越地從事過的活動──卻恰恰相反地甚至放鬆了其國家構建之努力？何以其地緣戰略分析會從盛行的歐亞趨勢中脫隊？
了解此中歧異的關鍵，就在於清帝國的地理與地緣政治思想。清廷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其異趣。歧異不必然表示缺乏精密的情報蒐集或資訊處理。檔案紀錄顯示，清廷至少獲致大半在其周遭所發生的重大軍事交戰之情報──包括發生於印度者。許多情況下，當時國外事務的詳細情形可輕易地由國內及國外的報導人處取得。尤有甚者，所有這些材料皆交託予一體系，該體系集中處理情報蒐集、歸檔、檢索以及出版，以資指導萬一遭遇複雜的後勤與軍事行動之所需。乾隆一如同時期之歐洲君主們，乃一案牘勞形之「皇帝官僚」（royal bureaucrat），並有一批忠貞、聰智且勤勉的臣僕追隨。
清政府之所以對其策略環境之認知迥異乎其他歐亞帝國，主要歸因於地緣政治世界觀與策略思考間的相互關係。對準噶爾的軍事行動，儘管在執行上橫亙後藏至內蒙古之遙，但卻是彼此毗鄰且相對易於追蹤的。準噶爾政體的本質與結構，對於熟悉草原戰爭之手段與目標的清朝滿、蒙精英軍事顧問而言並不構成問題。甚且，拜準噶爾威脅深度之賜，朝廷得以指揮對敵方活動的常態監控。一旦該威脅解除，清廷之焦點即轉向至維持其已擴大之既有領土。在內亞邊疆，投注於蒐集與分析情報之能量也有所衰微。中央政府的關注分化到一大片互相分隔的邊疆上，而情報蒐集則局限於直接相鄰的邊境威脅上。雖然清政府很成功地保持和平而不陷入無謂的外國糾紛泥淖中，卻也失卻其辨析潛在威脅的能力──即便可獲得與這些威脅相關的巨量情報。較諸準噶爾的威脅，釐清英國在亞洲的活動遠具挑戰性。這得將非毗鄰的軍事、外交行動拼湊合觀，且需梳理不熟悉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之意義所在。結果是兩者互相強化：只有大規模威脅所造成的恐懼才能夠證明與邊疆政策決裂而改轅易轍的行動是正當的，但要釐清這樣的威脅卻又得將獲自帝國周邊的情報加以綜合，而這種作法又正是立基於邊疆政策的取向所抑制的。
總之，清朝對外關係中最重要的變數，在於朝廷與私家學者認為他們將面臨的是種分隔的、地方化的挑戰，抑或是單一的、整合的、使全帝國都被捲入的危機。對十八世紀的西歐各帝國而言，他們的對手將迫使他們從事全球規模的作戰，這件事是不言自明的，故而從全帝國的利益與目標來看，地方境遇亦不可僅視作孤立事件。最近，研究歐洲與亞洲其他帝國的學者們，發現辨析統治者們決定其廣大版圖上整體利益之「大戰略」（grand strategies）十分有用。對於本書研究時期中之多數情況而言，清朝政治家與學者們即便在最鬆散與最抽象的層級上，也從未設想一可理解的「大戰略」，理由之一在於他們對清朝利益的判斷與其鄰邦之評估差距懸殊。藉由重構出清朝君主與官員們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影響他們的智識與政治因子，本書將證明這些差異乃肇因於在推理驅策下對於外部情況的回應，而這種推理與指導他們英國對手的預設，並無基礎上的不同。因而並非意識形態，實乃分析的規模造就了清朝謀國者與其對手的區隔。隨著時間推移，至少有某些清朝觀察家已由跨越諸多小邊疆的「高高在上的分離」（masterful disengagement），轉而具有可與其主要對手相匹敵的「大戰略」了。而這個轉換軌跡正是本書所欲講述的故事。
本書的核心論點，就是在十八世紀至一八六○年間，清帝國開始了一場由邊疆政策到對外政策的轉變。本論點既已構劃於此書之中，此處我則想藉此機會，在這篇序中再次把兩項值得更強調的重點複誦出來。其一，是清朝與準噶爾之間的長期戰爭所具備的重大意義。清朝在對準噶爾戰爭中，其所用以逐步削弱並最終克服了準噶爾這個勁敵的，那巧妙的情報蒐集與戰略布局，歷史學家們猶未完整將之重構出來。對清朝的皇帝以及官員們而言，在這些複雜的戰役中，他們必須在一大片廣袤遼遠的土地上蒐集情報，同步考慮一大群涉入者各自的利益算盤，包括西藏、土爾扈特蒙古，北向經裏海至俄羅斯、哈薩克乃至瑞典。在雍正宮廷中，藉由在清政府服務的耶穌會士之助，備製了首創的一批地圖，這證明了清帝國在此時期對中亞所投入的關注。筆者個人的研究主張，對於清帝國而言，無論在海疆或陸路皆至關緊要的英屬印度這個強權，是個較諸準噶爾政體而言，更為散逸難解的現象。在這個基礎上，本研究把清朝的對準噶爾戰爭之表現歸類到屬於「邊疆政策」而非「對外政策」。即便如此，在對準噶爾戰爭的種種舉措中，清廷實際協調出的樣貌，比起一八六○年以前其他各方面，可以說是最接近一種融貫的「大戰略」的情況。就算只因為清政府對準噶爾更加了解，就可以建構出這麼有效的戰略；就算清政府之所以對準噶爾比起對英屬印度更加了解，也不過就在於準噶爾對清政府而言是更熟悉的，我們也並不該說這就使得清政府在內亞與中亞的那大膽且精密的作戰有所失色了。再者，許多首次警醒清帝國有關當代印度政局發展的情報渠道，都在準噶爾戰役中就已開啟了。清朝對準噶爾政策及其在後來面對歐洲各帝國之威脅的回應，有必要再做更多的研究。
在時間序列的另一端，決定將本書的最終分析定於一八六○年左右，則是基於篇幅上的要求，並不意味著此後的事件就不那麼重要。我主張，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所提出的世界觀，隱隱具備革命性的潛力。在這個世界觀當中，可以把地理學資料置入一個整合式的看待世界的概念裡，而此前任何時代中，都不可能這麼樣地看待世界。而這個世界觀還把地理學上的洞見搭配上一整套戰略議程，這套戰略議程，至少在魏源看來，將可使清朝重歸太平強盛。雖然我認為比起此前的清朝觀察家們而言，魏源的戰略思想對西方帝國主義及其戰略有著較佳的理解，但我並不主張這點就必然使魏源具有「現代性」，更不主張他的計畫是建立在正確的假設之上。魏源的作品使得「對外政策」成為可能，而隨著時局之變遷，對外政策更成了宰制清朝戰略思考的政策，但我並不認為到了一八六○年之際對外政策就已成為主流。相反地，地理學上的謎團和諸多那種我稱之為邊疆政策的手法，在一八六○年以後仍保留了下來。從某方面來看，中印關係在一八六○年以降雙方互動更為密切之後，變得更有趣了。在此，我僅僅主張，在一八四○年到一八六○年間是個分水嶺，此前具壓倒性優勢的邊疆政策，在這段時期開始了那長久而緩慢的、向著對外政策的傾斜。
本書之撰就，出自於筆者相信著：若能較好地分析清朝與印度的互動以及清朝對印度的理解，將可釐清清朝的戰略推理及其地理學成果。儘管筆者對此主題提出了一種解釋，卻也知道這種解釋仍有討論空間，也希望往後的研究者能估量它、強化它，甚或在挖掘出其缺失並發現新證據後能夠揚棄它。在本書有幸得以譯成中文後，這種修改並進步的過程將可大幅加速。對此，我對於那些在中國史領域的專業同道們的洞見與斧正寄予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