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信片串起的交流史：世界上第一個社群網絡的誕生與發展

莉迪婭．派恩(Lydia Pyne)

莉迪婭．佩恩

作家兼歷史學家，研究領域關注科學史、物質文化史。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歷史研究所（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Studies）擔任合作研究員。她的文章和論文曾刊登於《時代》雜誌（Time）、《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鸚鵡螺科學》雜誌（Nautilus）和《公眾領域評論》（Public Domain Review）等刊物。著有《七副骸骨：人類化石的故事》（Seven Skeletons: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ld’s Most Famous Human Fossil）、Genuine Fakes: How Phony Things Can Teach Us About Real Stuff、Endlings: Fables for the Anthropocene等書。

羅亞琪

羅亞琪

畢業於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翻譯學碩士班。興趣廣泛，對文字、語言情有獨鍾，譯作包括《權力與王座：貿易、征伐與基督信仰，中世紀如何奠定歐洲強盛的基礎？》、《1776革命未竟之地》、《不講理的共和國》、《運動健護全書》等。

由於派恩的研究主題時效性極短，她大大脫離其歷史記述的範疇是很合理的。她不但深入過去，也探索現今的各個離奇角落，尋覓各種奇奇怪怪的細節……。整個研究過程替這本書增加不少趣味……。派恩的書丟了許多大問題，足以重新形塑你思考明信片和其他事物的方式。──《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派恩帶領讀者進行一趟全球之旅，走過革命、社會運動、科學與科技大發現，還有充滿感性的個人連結……。《明信片串起的交流史》做了很棒的深度分析，以激發想法的觀點讓讀者看見，今天數位社交網絡上的一切，幾乎都是從明信片的生產、書寫和寄送開始的。──《那不勒斯生活雜誌》（Naples Lifestyle）

歷史學家派恩現在把焦點轉到了明信片的生產和收集上……。明信片製造成本不貴、訊息往往是快速寫成、郵資也只要一便士，感覺一開始就是被設定成讀過即丟的東西。但是，同一時間，如同派恩力圖展現的，明信片也能夠強化國家和地區身分、頌揚公民生活、描繪異國的奇人怪事、催促人們啟程旅行（「真希望你也在」）。──榮恩‧史萊（Ron Slate）／作家

派恩的《明信片串起的交流史》一書，技巧高超地講述了這小小一張函件是如何拯救美國郵政，成為今天以圖像為基礎的社群網站的根本。這本必讀著作是一部研究深入的通訊編年史，在喚起強烈懷舊感的同時，也替讀者建構了當下這一刻的歷史框架。──傑森‧法曼（Jason Farman）／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副教授

《明信片串起的交流史》敘事節奏快，讀起來令人愉悅，含有滿滿的誠心和資訊，完美分析、說明了這個受人喜愛的媒體之整個歷史。派恩的研究範圍很廣，針對我們如何在不同的時空表現自己、如何在遠方仍跟親朋好友保持密切聯繫等層面，提出許多精彩有趣的見解。這是一本很棒、讓人很有收穫的讀物。──珍妮佛‧克羅夫特（Jennifer Croft）／作家

在這本圖片精美、文字輕鬆的著作中，派恩向我們介紹了推特、簡訊和迷因的祖先──明信片。派恩用這本書證實這一小張寫有簡練訊息的卡片，其實充滿郵務體系、印刷技術、日常事物描繪的歷史演變，同時也傳達了人類對有形連結的永恆渴望。──香農‧馬特恩（Shannon Mattern）／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人類學教授

《明信片串起的交流史》不只是一部古雅的歷史書，還向一門失落的藝術致上敬意。派恩以非常具有說服力的方式將明信片當作一種特殊科技來觀看，而且還是具有革命、宣傳和感性功能的科技。本書充斥豐富的歷史圖像，搭配派恩詳盡地解說，一起描述這項科技經過了哪些演變。這本書不只柔軟感性，也充滿智慧。──希拉‧李明（Sheila Liming）／尚普蘭學院（Champlain College）副教授

導論　昔日的發明與今日的再發明
明信片幾乎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一被發明出來，就受到無止境地歡迎，在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達到商業高峰。明信片之所以成為如此歷久不衰的媒體，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於它是人與人之間的有形物質連結。

第一章　簽名、貼郵票、寄出——郵政的歷史，從史前說起
交換訊息最古老可追溯到至少一萬兩千年前的澳洲，當時原住民會把訊息刻在木棒上，讓信差帶到遠方。郵務對於複雜定居的大型社會而言，是維持日常生活運作不可或缺的元素。

第二章　明信片的量產——墨水、紙張、印刷，以及參與感，構成個人化明信片
明信片雖需要仰賴紙張、墨水和印刷技術不斷反覆地相互作用，但還有一個獨特的元素，使它們有別於其他形式的大量印製媒體——「參與」是明信片之所以為明信片的必備條件。

第三章　公關與宣傳——相機與真實照片明信片的力量
假如將真實照片明信片比喻成IG，那麼當時的明信片自然會出現食物、寵物、口號或引句、朋友的照片，當然還有自拍。明信片宣傳品透過個人化和迎合群眾期待，反映出一個地方對某個全球現象的表達方式。個人印刷技術的興起，讓每個人都可以記錄自己的敘事和故事。

第四章　我玩得很開心，真希望你也在——明信片在促進觀光中扮演的角色
明信片一直是證實一趟旅行的存在、連結寄件者與收件者，以及把這兩個人跟某個地方連結起來的手段。明信片也可以把某些地方商品化，使這些地方變成令人眼熟的景點。

第五章　從已經不復存在的國家寄來的明信片——見證國之興衰的有形物品
就算一個國家已死，也不表示它的民族、文化和歷史跟著地理疆界一起滅亡。住在十九和二十世紀死國的人們，他們的生命可以透過明信片等物質文化進行追溯。來自死國的明信片除了展現殖民主義、帝國的建立和國家神話的創造，也講述了社會重組的複雜歷史。

結論　明信片的來世
明信片常常是在完全無意的情況下被保存起來的，被塞在書裡、混入書信和照片中……，隨著時間過去，要探究明信片背後的意義和意圖是很費力的，因為其中蘊含的私人連結已遺失，但它們卻開始轉變成歷史文物。明信片的來生不只有保存和收集，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能透過藝術、圖像學展現。

致謝
註釋
參考書目

第一章 簽名、貼郵票、寄出——郵政的歷史，從史前說起
    
在一九○九年，美國郵政陷入了危機。那年六月三十日關帳時，帳務顯示出有一千七百萬美元的赤字，而且毫無擺脫這場財務危機的希望。
一千七百萬美元的赤字不是一筆小數目。就在十一年前，美國於一八九八年十二月十日簽署巴黎條約（Treaty of Paris）時，曾支付兩千萬美元給西班牙（Spain），要該國割讓關島（Guam）、波多黎各（Puerto Rico）和菲律賓群島（Philippines）的主權給美國。也就是說，美國郵政在一九○九年的虧損，相當於美國政府為了終結已進行三個月的美西戰爭所花費的支出（把通貨膨脹算進去，當年的一千七百萬等於今天的四億八千三百萬美元）。歷史學家丹尼爾・吉福德說：「當時，那是郵政部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赤字，調查、指控、提議解決方案幾乎馬上就展開了。」
可是，短短兩年後，美國郵政在一九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宣布，他們有了二十萬美元出頭的盈餘，相當於今天的五百七十萬美元以上。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答案是：明信片。
    到了二十世紀初，明信片已經是個龐大的產業。有數千億張明信片在世界各地被製造、購買、寄送和傳遞。明信片在美國愈來愈受歡迎，就跟全球各地一樣。一九○九到一九一一年間，美國人寄收的明信片數量大約成長了一倍。鄉村和都市人口都寄出了數億張明信片，在美國郵政極需人民多寄點東西的時期，讓這個產業賺進許多利潤。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專欄作家弗雷德里克・哈斯金（Frederic Haskin）在分析一九一○年的美國郵政危機時寫道：「平均一百二十張明信片的重量是一磅，所以郵局每遞送一磅明信片，就能得到一點二美元，不像一般運輸平均一磅只能收九或十美分。因此，明信片生意對郵局來說，利潤非常豐厚。」
我們知道是明信片郵資帶來的營收，協助美國郵政達到一九一一年的盈餘數字，但是還不知道郵局當初是怎麼讓自己陷入財務危機的。根據這點，美國郵政總長法蘭克・希區考克（Frank Hitchcock）在一九○九年表示：「近期的調查顯示，郵局虧損的兩大來源為第二類函件與鄉村投遞服務。第二類函件的虧損逐年增長，現在已經超過六千四百萬美元。至於十幾年前才開始推動、成長速度史無前例的鄉村投遞服務，這服務所造成的虧損，已達到將近兩千八百萬美元。」
　　　　換句話說，美國郵政最初的財務危機，跟人們寄送的實體物件類型以及地理位置有關。將郵件送到住在鄉村地區的美國人手上，比都市郵件還花錢。
　　四十多年前，也就是一八六三年，美國國會批准在達到人口與經濟標準的城市推行免費投遞到家的服務。一座城市的人口必須達到一萬人、總郵務營收達到一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二十萬五千美元），才能推動家家戶戶人工投遞的服務。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的郵件投遞服務週一到週五都有，每日數次。然而，要將信件送達到原本服務範圍以外的地點，並依循可預測又可靠的投遞時程，很快就讓郵局面臨緊迫的經濟壓力。例如，在一九○五年的巴爾的摩（Baltimore），郵差一天送信次數可能會有七次之多。然而，到了一九二三年，投遞服務已經簡化成我們熟悉的一天一次；同年，郵局也規定新房子一定要裝信箱或投信孔，這樣投遞速度才會更快，郵差不用等住戶出來收信。
　　把信件送到城鎮是一回事，但在十九世紀中葉把信件送到散居的鄉下和小村莊又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回事。美國政府在鄉村地區沒有提供免費的投遞服務，因此私人郵件投遞公司便滿足了這項需求。直到一八九三年，喬治亞州（Georgia）議員湯瑪斯・E・華森（Thomas E. Watson）努力促成法案通過，鄉村免費投遞服務（免費到城鎮以外的地區進行配送）才成為明文規定的服務。到了一八九六年，鄉村免費投遞服務的範圍進一步擴大，甚至擴及難以到達的地方，但有些地區實在太過偏遠，不可能每日投遞，例如位於大峽谷（Grand Canyon）底部的哈瓦蘇派（Havasupai）原住民社區，一個星期只能投遞三次。
　　在這些新開闢的鄉村路線上投遞信件和刊物的郵差，真的累積了很多行走里程數。到了一九○一年，進行鄉村免費投遞服務的郵差所完成的總里程數，已經超過了十萬英里（約十六萬公里），該服務的成本約為一百七十五萬美元，雇用的郵差超過三萬七千人。這些數字仍不斷增加中，因此九年後，共有四萬零九百九十七位郵差走過九十九萬三千零六十八英里（約一百五十九萬公里）的路程，花費郵政部三千六百九十一萬五千美元（相當於今天十億美元以上）。這項服務很快就被居住在鄉村地區的美國人視為理所當然；然而，鄉村免費投遞服務消耗郵局資源的速度更快。
　　在一九○八年，郵政總長喬治・邁爾（George Meyer）在眾議院小組委員會（House sub-committee）面前作證。他說：「鄉村投遞服務嚴格來說雖然無法自給自足，但是確實讓營收大幅增加。換句話說，信件是從中心地區發到鄉村投遞服務的對象手中，因此業務都被歸功給大型的郵局。」到了一九○九年，郵局處於極大的困境，曾考慮乾脆中止鄉村投遞服務來減少開銷。這項提議馬上遭到強烈反彈，美國人完全不接受。
商討投遞議題的同一時間，郵局也正式承認六大類函件，其中包括明信片。在一九○五到一九○九年間，鄉村地區的郵件投遞數量已經遠遠超過了寄件數量。不過，若以「明信片類別」來說，在鄉村路線上收取的明信片數量比投遞數量還多，這是唯一一類能做到這點的函件。在一九○五到一九○九年間，投遞到鄉村路線的明信片增加了百分之四百一十，但在同一路線上收取的明信片數量，則是增加百分之八百四十六，也就是說，從這些地方寄出的明信片比投遞過來的還要多。這樣的社會模式顯示，沒有都會氣息的田園風光是適合造訪和寫明信片回家的地方，但可能不是絕大多數美國人居住的地方。
因此，明信片打破了美國的城鄉文化區別，成為郵局的救命索。美國人不僅會寄明信片，而且是寄很多很多的明信片。吉福德說：「鄉村地區的美國人傳遞的是理想化的自己。在時局艱困的時候，那些如詩如畫的田野、穀倉、柵欄和農舍可以創造另一種敘事，營造出美麗、健康、繁榮的景象。」在一九○七年六月到一九○八年六月之間，美國人寄了六億六千七百萬張明信片。〔一九○八年的聖誕節冒出兩百萬張明信片，癱瘓了布魯克林（Brooklyn）的郵局，而一九○九年又迎來新一波的明信片熱潮。〕根據一九一○年的普查數據，吉福德估算這平均等於是「全美的每一個男女老少，一年會寄出七張明信片，而且還沒把收藏在冊子和鞋盒裡不曾寄出的那些算進去。」
簡言之，在一九○九到一九一一年間，美國人寄明信片的頻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明信片如此受歡迎，可能會讓郵政部的會計大吃一驚——他們負責統計和記錄每年寄出的數億件信函——但是把明信片賣給美國人的商人可是一點也不意外。愛荷華州滑鐵盧（Waterloo）的一位明信片業者在一九○九年寫道：「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努力讓明信片的生產者相信，這門生意絕大部分是在鄉村地區獲利的。」
明信片熱潮出現的時機正好，成為解決郵局財務危機的獨特妙方。雖然美國人從十九世紀中葉就開始寄收明信片，但是這時候出現了新的明信片類型，隨之而來的還有新的量產技術，讓人們對於購買和寄送明信片產生新的預期心理。吉福德認為：「偏遠和鄉村地區的美國人，因為搭上這股受歡迎的明信片熱潮，為苦苦掙扎的郵政部帶來救命索。這條救命索是由一張張明信片編織而成的。」明信片創造了足夠的收入，把郵局的赤字轉變為盈餘，同時也終止了有關停止每日鄉村投遞服務的討論。
有趣（但或許不叫人意外）的是，一九○九年並不是郵局第一次面臨財務危機，也不是最後一次。例如，在一八四七年，郵局出現財務困境，最後是仰賴跟寄件者收取郵資，而非向收件者收費，才將危機緩和下來。這個做法剛開始實施時受到很大的反彈，但很快就變成美國郵政系統寄信的新常態。然而，明信片確實化解了美國郵政一九○九年的財務災難，而且在後來的整整十四年內都平安無事。
在大西洋的對岸，明信片對英國的社會結構也發揮了同樣重要的作用。皇家郵政（Royal Mail）在一九○九年賣出八億三千三百萬張明信片的郵票，等於該國每一個男女老少平均買了將近二十張。根據歷史上估計的數字，在一九○二到一九一○年間，共有六十億張明信片使用皇家郵政寄送，除了連結大英帝國本島的居民，也將殖民地的前哨據點跟本島連結起來。不是只有美國人熱愛明信片，世界各國都出現這樣的熱潮。

導論　昔日的發明與今日的再發明

　　明信片是一種非常個人的物品。
　　曾經寄過或收過明信片的人，在寫下或讀到「看到這個讓我想起你！」、「真希望你也在！」、「等不及見到你！」、「這張照片是我們下榻的飯店，海灘的真實景象，真的跟明信片的一樣美！」等字句時，一定知道這點。明信片的內容總是簡短、貼心、直切重點，因為卡片上沒有什麼空間，寄件者只能草草寫下幾行字。
　　然而，明信片蘊含的不只背面那幾行字。明信片傳遞訊息的方式有千百種，包括上面印製的圖片、量產的機制，以及幫助明信片完成旅程的郵政網絡。寫在明信片上的文字雖然言簡意賅，它本身卻相當複雜，這是史上最早出現的全球社交網絡媒體。明信片將人與地理連結起來，又反過來讓地理跟人產生連結。
　　歷史學家估計，在二十世紀的前二十年，全球流通的明信片數量約有兩千億張。明信片可以輕易量產，要歸功於發展了數百年的印刷技術；明信片能在世界各地順利寄發，則多虧了發展數千年的社會建設。
　　明信片幾乎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一被發明出來，就受到無止境地歡迎，在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達到商業高峰。明信片之所以成為如此歷久不衰的媒體，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於它是人與人之間的有形物質連結——「寄件者寫下這段訊息，再寫上寄送地址，貼上郵票，然後把它寄給我。」其他任何形式大量印製的媒體，不會形成這種寄件者與收件者之間的實體連結。
　　歷史學家艾莉森・羅利（Alison Rowley）在跟我討論她針對俄國革命（Russian Revolution）期間的明信片所做的研究時，舉了一個歷史實例：「一九二○和三○年代的蘇聯（Soviet）囚犯在流放期間也收過明信片──囚犯可以收明信片，但是信件等其他書面溝通形式則遭到禁止。囚犯會撫摸明信片上的字跡，描出每一個字母，因為那是他跟寄件者之間的實體連結。」
　　無論是跨大西洋（transatlantic）的女性選舉權運動，還是新興的中產階級觀光業，抑或是一九○○年代初期萌生的新聞攝影領域，以及今天寄發的明信片，明信片都在孕育人際關係，一次透過一張照片連結全球各地的人們。

　　明信片也跟說故事有關。雖然十九世紀初期到中期之間的明信片（當時稱為「郵遞卡片」、「私人郵卡」或「郵政卡片」）大多沒有圖像，但照片很快就變成人們心目中典型或「正統」的明信片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使寫了千言萬語，也敵不過一張照片，照片明信片上影像表達的訊息，肯定比擠在背面訊息欄的內容還多。明信片提供了一個簡單、立即的視覺故事。
　　這麼多年來，明信片上出現過哪些圖像？簡單來說，就是什麼都有。迷人古雅的風景是相當受歡迎的主題，著名或重要人士的正式肖像也是；建築、城市或工程傑作的影像，驗證了城市或國家計畫的價值意義；有些明信片印有諷刺漫畫、商業廣告和政治宣傳；有些明信片印有地圖和劃分明確的國界；有些印有簡單的墨水素描；明信片上可能有穿著清涼的女士等煽情照片，也可能有不怎麼煽情的全家福；曾經，甜美到令人難以忍受的嘟嘴Q比（Kewpie）嬰兒圖超級受到歡迎（一九一○年代的美國明信片，我說的就是你們）；當然，還有以佳節問候為主題的明信片。總之，你說得出來，我就敢保證在明信片上曾經出現過。
……
　　明信片印製、販售、郵寄和接收的規模之大，讓它們成為有史以來人類交換過最大量的一種人造物品。
　　要鑽研明信片的歷史有很多種方式，但是任何一部明信片史都不可能完整。明信片雖然是一種大眾媒體，卻也是可隨手丟棄的一次性物品。這就表示，明信片的歷史紀錄必定會有缺漏，要將全世界的明信片完整歸檔是不可能的。
　　很多明信片史是以特定的圖像或地理主題（如「紐約市的歷史明信片」），或者印刷類型（如「美國節慶明信片」）來探索明信片。這些狹隘特定的研究方式通常只聚焦在特定製造商生產的明信片，如美國極具代表性的柯特・泰希公司（Curt Teich & Co.）明信片或倫敦拉斐爾・塔克父子公司（Raphael Tuck & Sons）生產的平版印刷人像明信片。有些明信片史則聚焦在特定的明信片技術上，像是柯達的「真實照片」明信片。明信片有多少種類和風格，就有多少種談論明信片歷史的方法。
　　本書所要講述的是另一種明信片史。我沒有為了闡述文化或視覺史，而鎖定特定類別的明信片圖像，我選擇把焦點放在明信片的物質生活上，將它做為有形、社會和個人的物件看待。本書講的是明信片的生命週期和網絡，其中包含印刷文化、觀光、政治宣傳、科技等主題，也會談到所有跟明信片有關的人造物品的來世。
我認為，要瞭解明信片，我們必須思考從楔形文字泥板到印刷贖罪券的一切，要探討郵政系統、攝影、政治宣傳和歷史地理學。觀看一張明信片時，我們其實是在看過去數千年來人們針對溝通、科技以及如何將訊息與媒體互相搭配所做出的決定的總和。這些全都是打造明信片這個媒體的工具。
　　我希望，這個範圍廣大的研究途徑可以提供不一樣的方式，釐清全球網絡是如何建立的，而發展維護這些網絡所仰賴的科技和社會基礎又是什麼。我收錄了經典明信片和知名明信片製造商的故事，還有研究和寫作期間遇見的個別明信片的趣事。我相信，這些真實故事可以襯托過去一百五十年存在過的無數明信片、寄件者和收件者。
　　在整個研究期間，我以第一手的經驗學到一件事，那就是明信片十分個人，而且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剛開始寫這本書時，我沒料到自己會如此依賴家族成員收藏的明信片或是援引自己的明信片經驗。但是，完全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明信片自己選擇了這樣的方式，因為明信片要我們明白，全球社交網絡是透過個人的故事與連結建立起來的。我愈是深入研究明信片的故事，愈是在這些故事中找到我自己和我的家族。
　　例如，我的外曾祖父羅伯特・博爾斯（Robert Boles）有個鞋盒，裡面保存了數百張在一九○五到一九二○年間寄給他的明信片，這正好是歷史學家口中所說的「明信片的黃金時代」。他的女兒、也就是我的祖母，多年來一直留著這些東西，後來把它們交給我的母親，她一直對我父親那邊的家族史很感興趣。我開始為本書進行背景研究時，母親便將明信片盒傳給我，她認為這些家族紀念品可以把全球的明信片現象變得更有人性。她想得沒有錯。
　　我翻看鞋盒裡的明信片時，發現外曾祖父羅伯特的明信片大部分都是在一九一○年代初寄送的，寄件者是位於奧克拉荷馬州（Oklahoma）的親朋好友。〔羅伯特的父親阿爾弗雷德・博爾斯（Alfred Boles）是一名律師，後來當上法官，所以羅伯特也保留了一些宣傳阿爾弗雷德法律事務所（Alfred’s law）的明信片。〕當中有些明信片印有可愛的圖像，有些印有節日問候語。很多都印了不同城鎮的建築物照片，善用美國小鎮的氛圍。有幾張含有充滿種族和性別歧視意味的迷因圖（Meme），在訊息欄潦草地寫了一九一一年的嘲諷文字。這個鞋盒就像個迷你時空膠囊，收羅了五花八門的明信片印刷技術，以及各式各樣二十世紀初的人寄發明信片的理由。研究家族的明信片收藏，讓我更明確地知道，我在更龐大的機構收藏中想要尋找的是什麼。
……
每當我提到這個寫作計畫，總是會被問：「明信片？你在寫一本跟明信片有關的書？現在還有人會寄明信片嗎？」這個問題的簡短答案是：「不，的確沒有人會寄明信片了。」
……
　　「還有人會寄明信片嗎？」這個問題的簡短答案是「不」，可是，這不是故事的全貌。人們寄明信片的頻率雖然不如以往，但還是有人會寄明信片。例如，美國在二○一六年和二○二○年的大選，明信片便是鼓勵美國選民投票的媒體之一。
此外，明信片也展開了獨特的來世，變成受到藝術家和收藏家喜愛且歷久彌新的媒體。因此，明信片仍持續流通，只是不像以前那樣總是或只能透過郵政系統流通。過去幾十年，歷史明信片在藝術與媒體領域重新流通，不斷被當作視覺代理使用。即使從來不曾寄出或收到明信片的人，也知道明信片這個媒體「應該」做什麼。
　　明信片在人類通訊史上留下無法抹滅的痕跡，任何一種物質媒體都比不上。它們會如此成功，除了因為在寄件者和收件者之間創造了實體的物質連結，也是因為基礎設施去中心化的緣故。明信片和它的數位後裔都與人際關係有關，特別是簡短、便宜、時效性短的訊息。Instagram、Twitter、Facebook、Snapchat、TikTok等分享照片的應用程式中所形成的當代數位照片網絡跟明信片之間，有著不可否認的相似點。每次發布一張數位照片，我們就是在重現過去的社交網絡──明信片的社交連結。
因此，明信片尚未完全滅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