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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場女孩：慾望、歡愉與性苦悶，近代法國性產業的形式與管制

作者：
阿蘭‧柯爾本（Alain Corbin）
譯者：
謝珮琪
ISBN：
9789570534016
關鍵字：
裝訂：平裝
出版日期：2022-05-10

優惠價563元

定價： 750 元

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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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感官史巨擘阿蘭‧柯爾本，挑戰歷史學家避之如蛇蝎的賣淫社會！

性交易，是邪惡的溫床、穢亂的起始，還是安穩的根基？

為何從古至今皆有人主張，「性交易」是撫慰男性性衝動、保護「良家婦女」的最佳解方，甚至主張設置黃燈區、性交易專區？法國近代公衛專家帕宏—杜夏特雷醫師曾將娼妓比喻為下水道、道路及垃圾場，卻又指出她們有助於維護社會秩序與安寧，這一說法又是如何奠定近代法國的賣淫政策，甚至直到今日仍有不少國家仿效這種「法國體系」來處理社會中淫穢的需求？

從古至今，性交易一直是光明社會避談的主題，彷彿只要假裝它不存在，就可以忽視陰暗角落裡不斷滋生的髒亂、性病與汙穢。在富含城市美學的巴黎，也成為賣淫的最佳溫床，來自法國各省不同階級的妓女與嫖客聚集於此，建構了一個可以滿足任何階級的買春聖地！然而，當十九世紀公共衛生議題譁然而起，公衛專家、政府官員迫於輿論壓力，不再能忽視這股陰暗力量，起而設立賣淫專區，甚至管理妓女健康，試圖扳回輿論風向、扭轉「國族因性病而滅種」的危機。

當光明面的警察機構，碰到在城市內四處流竄的妓女與嫖客，卻激起了火爆的政治爭論：賣淫到底是維持社會必要之惡，還是壓榨女性性自主的邪惡結構？宣揚管制理念的人士高喊，賣淫紓解了男性性衝動、撫慰性苦悶，當男性都能從妓院中得到滿足，上層階級婦女就可以好好擔任「良家婦女」，免去婚姻責任；另一方面，主張社會主義的廢娼人士，卻大肆批評警察執法過當、汙名化性病導致妓女難以痊癒，是加劇階級撕裂的根本原因！

究竟，所謂的「法國體系」的管制賣淫方法，又是如何執行，又因何原因飽受批評？而作為賣淫體系最關鍵的「妓女」又是來自何方？她們如何被大眾認識，又是為何被大眾排斥？現在，就讓感官史巨擘阿蘭‧柯爾本，帶領讀者一探從古延綿至今的性產業，如何雜揉了公衛理念、階級思想與政治思潮，最終成為形塑十九世紀歐洲社會中的階級、公共衛生的關鍵因素！

第一章管制主義論述

帕宏—杜夏特雷與管制主義

雖然帕宏—杜夏特雷的書比本書研究的時期早了幾十年，但忽略他的書就會使我們完全誤解，十九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時間所展開的辯證。事實上，七月王朝（Monarchie de Juillet）初期推行執政府時代擬定的管制主義體系時，帕宏—杜夏特雷醫生不只是管制主義最具威信的理論家，也是該主義的使徒，甚至可說是代言人。

帕宏—杜夏特雷將帝國與復辟時期或多或少意識到的賣淫問題之行政指導原則，都彙集成一個結構緊密的整體，並以精湛的社會人類學研究，為整個管制體系奠定基礎。整體架構協調一致、研究範圍廣泛，以及方法論的創新，都說明了他的著作何以能在知識論上產生重大影響，並在將近半個世紀中成為一套約束了賣淫文獻的樣板。作者的人格特質已經引起當代史學家的關注，所以我在此只簡單回顧他的思想概要，用意在於協助讀者理解第三共和（IIIe République）時期發生的辯論：當時管制體系受到社會及精神結構多方衝擊，正在分崩離析。

一、賣淫與娼妓

帕宏—杜夏特雷的著作僅涉及「公開賣淫」（la prostitution publique），因此在作者眼中，性交易並不足以列入公開賣淫這一範疇，因此被包養的女孩（fille entretenue）、交際花（femme galante）、高級私娼均不在此列。與貝侯（F. F. A. Béraud）相同，但與他在第三共和初期的門生不同，帕宏—杜夏特雷的研究對象不包含具有固定居所、需要納稅、享有公民權利、出門在外行為端正得體，也因而不被行政當局任意對待的性交易女子（femme vénale）。對他而言，這些女子對統治階層不構成實質的危險，事實上她們反而融合於其中。

雖然帕宏—杜夏特雷在相當多章節中強調賣淫具有持續性，甚至永久性，但他不認為賣淫是不可改變的現象，因此他更斷然地否認賣淫能擺脫整體時間性（temporalité）。他應用實證方法和當時蔚為主流的歷史主義，使他在這方面有別於許多管制主義者、甚至有別於當今大多數歷史學家，因為後者認為賣淫結構與賣淫行為的永久性，讓他們有理由對這種現象不感興趣。

賣淫是種極為古老的社會禍患，卻也是必要之惡：「在男人的群居地不免會有娼妓，一如下水道、道路及垃圾堆」，因為「她們有助於維護社會秩序與安寧」。帕宏—杜夏特雷這位研究「巴黎道路與下水道」的男人，在此採取了最純粹的聖奧思定（Saint Augustin）傳統，其關注焦點也忠實反映了當時對垃圾與惡臭高度發展的執迷程度。他寫道：如果沒有妓女（fille publique），「慾火焚身」的男人，「會染指你們的女兒及女僕……會讓家裡大亂」。帕宏—杜夏特雷的觀點與當時盛行的有機體論（organicisme）所見略同，認為賣淫是種必要的排泄現象，可以保護社會主體（corps social）免於疾病侵害。

最讓他耿耿於懷的事情，並不是他認為可以管控的公開賣淫，也不是他關注較少的私娼（貝侯與其門生在「道德秩序」［ordre moral］時期對私娼著墨較多），而是妓女賣淫「生涯」（carrière）的暫時性，而這件事卻很少被提及。她們「回到我們的世界」，他非常不安地寫道：「她們包圍我們……進入我們的家庭和內心。」

從這個角度而言，賣淫與工人階級的存在帶給當時上流社會如出一轍的焦慮不安，歐諾黑‧弗雷傑（Honoré Antoine Frégier）甚至將工人看作「邪惡階級」與「危險階級」。也因此必須好好地了解妓女，才能盡力防止她們染上惡習，以免她們在放棄妓女「生涯」後傳染給別人。最重要的是必須自我保護，預防「女陰摩擦」（tribadisme）這種同性性行為直接傷害女性的性道德。

我們還必須注意，帕宏—杜夏特雷也大力疾呼生物傳染的威脅。我們可以順理成章地認為，他是十九世紀末那些大力宣揚梅毒恐懼和性病憂慮的醫生之先驅。他也的確在書中提到這個主題：「在所有能夠傳染給人類，並對社會造成最大危害的疾病中，最嚴重、最危險、最令人擔憂的莫過於梅毒」，這是比瘟疫更可怕的禍患。不過，他也因為必須保持客觀，而不得不同時強調，整個社會主體的性病發病率實際上正在下降。

正是根據這份對賣淫及其所構成威脅的理解，讓帕宏—杜夏特雷醫生建構了研究「公開賣淫階級」女性的精妙人類學。該階級通常處於社會邊緣，也就是一群將自己置身於社會之外的女性所形成的「自成一格的族群」，她們「與同胞在道德、品味及社會習慣上的天壤之別，猶如同胞與另一半球的國家之別」。帕宏—杜夏特雷醫生認為，正是這種群體中的單獨個體所產生的邊緣性，形成了管制主義方案的基礎，因為這些個體先前的實質邊緣地位，成了政策專斷地將其邊緣化的正當理由。如同犯罪，賣淫也形成一種地下的反社會組織，一種對道德、社會、健康和政治同時構成威脅的社會底層。還有誰比這位下水道研究專家更適合研究賣淫？

這個社會底層並不是一團毫無區別的岩漿。同時代的人因為恐懼不安導致觀察能力減弱，對工人階級僅剩下不精確的偏見，但帕宏—杜夏特雷醫生與他們相反，他以長期置身下水道的覺悟，盡心對「公開賣淫階級」進行解析、判斷、分類。他對該階級的各個類別進行了極為精密的研究，使他的論述直到二十世紀仍不斷被傳誦學習；但也因為他的論述極為權威，以至遮蔽了日後研究者的視野，讓他們無法充分掌握正在進行的變化。我們也可以說，在這個地下社會中，每一個類別都對應著表層社會的一個階層，「最常見的情況是，最高階層的妓女在法律系學生、醫學生和年輕律師中挑選入幕之賓……而中間階級的妓女則從各種店員和職員當中招攬情人，裁縫尤為上選。另外假髮匠學徒、流浪音樂家和露天酒館駐唱樂師、珠寶商或金銀匠也不錯。其餘階層低下的妓女則流連於形形色色的工人之間」。這種基於不同身價所形成的階層之分，表現於層出不窮的輕蔑之中。

帕宏—杜夏特雷醫生說，這是一種有趣的社會擬態（mimétisme），每個類別的娼妓，都由顧客身分來定義其自身地位。「由於每一個這類場所都有一個特定的男人階級來捧場，這些女人因而耳濡目染其習慣、語調及舉止，使得原本接待工匠、體力工及石匠的妓女，接待軍官時會自慚形穢不夠得體……已經習慣與知書達禮的階級一起生活的妓女也是一樣，她們不再願意與粗魯的人為伍。」這種區分的存在，有助於祛除社會傳染風險帶來的焦慮，因此與其說資產階級害怕看到管制法規的堤壩被沖毀，不如說是他們感覺到了這種區分由於資產階級行為方式的擴散而被破壞，從而引起第三共和初期最後一批管制主義支持者憂心忡忡的吶喊。

帕宏—杜夏特雷醫生堪稱賣淫研究學界的卡爾‧林奈（Carl von Linné），他當時致力於精確地刻畫種種被視為墮落無恥、只能在暗處活動、甚至「不配登記在賣淫名冊上」的妓女：好比「妓院公娼」（filles en numéro）、「獨自賣淫的有照公娼」（filles en carte）、「軍人的妓女」（filles à soldats）、「阻街娼妓」（filles de barrière）或「下等娼妓」（pierreuses ou femmes de terrain）。

管制主義者專注於分析賣淫的原因，並描述其步入賣淫的歷程，除了清楚呈現管制主義論述的先決條件，背後也存在著譴責性行為自由的深刻意念。因為只有「生活不檢點」而「放蕩」一陣子之後，才會淪為「公開賣淫」的妓女，而最終「公開賣淫」可能會導致下流可恥到極點的女陰摩擦同性性行為。這個歷程結合了個人性情與社會機制的影響。縱慾與懶惰的初始傾向是一種邪惡的情慾，將女人推入這個致命的迴圈，因此賣淫本質上只與「某一類型女性」有關。第二個基本假設則是，行為放蕩而後下海賣淫的習性與家庭出身有關：擁有「卑賤出身」，目睹直系「家庭不檢點」的人，會導致生活墮落沉迷惡習。不過帕宏—杜夏特雷醫生也提到赤貧與低廉工資所產生的影響。路易—勒內‧維勒梅醫師（Louis-René Villermé）曾多次強調製造業中心的工人階級女性兼差賣淫或不定期賣淫的嚴重性，他也與社會主義者以及本書引述的所有作者想法一樣，痛斥工坊和工廠中男女雜處的現象。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對所有研究賣淫問題的人來說，失業、女性工資不足以及更普遍的工人階級貧困現象，都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帕宏—杜夏特雷醫生所描繪的妓女形象反覆出現於賣淫相關文獻中，也激發了眾多小說家的靈感，我們可以認為，它不僅如我前文所述已曲解了日後研究者的觀點，更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妓女本身的行為。因此我們有必要列舉在帕宏—杜夏特雷醫生建立之前，由他整合歸類的一切成見，以更易於辨識其對後世的影響。

他對妓女的描繪圍繞著一個中心思想展開，即妓女擁有與當時認可價值相反的所有特徵。部分原因來自妓女依然近似孩子氣，因此還無法領會這些價值。我們都非常清楚，妓女不成熟的刻板印象在後來流傳了很長一段時間，因為人們刻意將「成熟」指稱為「接受社會整體價值觀」。妓女首先是好逸惡勞的人：從她們的懶散、喜歡無所事事、還有日常作息都能看出端倪；即使入獄後也只願意躺在床上工作，任意糟蹋各種工作活兒。妓女同時也是那種逃避安定生活的人，當然也逃避固定工作的需求，她們代表著變動、無常、「騷亂」、「躁動」。在帕宏—杜夏特雷醫生眼中，這已經奠定「禁閉」妓女的必要和監獄的實用價值。妓女對於「變化無常」無招架之力，也表現在調動、搬遷的頻率，或是對舞蹈的熱愛，不然就是情緒反覆、無法專注，甚至也顯現在社會地位的流動。雖然帕宏—杜夏特雷醫生在最後一點上自我矛盾，因為他認為與資產階級一樣，搬遷也代表妓女從一個「階級」轉移到另一個階級。

妓女還象徵著無序、放縱和輕率，總之就是拒絕秩序與節約。觀察其內在即能察覺，妓女的不潔本身就是見證。至於行為放縱方面，更是五花八門：輕易屈服於﹁狂熱﹂和﹁激情﹂，毫不節制地迷戀酒精與利口甜酒，愛吃甚至貪吃，喋喋不休，暴躁易怒。妓女大都不擅理財，只有極少數例外，她們極為愛好增加不必要的開支，尤其熱愛買花；她們也很容易沉迷賭博遊戲，打牌還是彩票都來者不拒。

最重要的是，人們會想說，妓女很可能有一天會成為「女同性戀」（tribade）；因此，妓女雖然對性秩序構成可怕的威脅，但她們在其他情況下也是性秩序最可靠的後盾。在帕宏—杜夏特雷醫生眼中，女同性戀的危險性更大，因為它是一種無法治癒的罪惡，而且很難根據外在特徵的客觀觀察來辨別；至少他不認為陰蒂的大小能構成肯定的線索。帕宏—杜夏特雷醫生投入大量時間精力分析這種罪惡，而其中發人深省的是，對於嚴格定義的妓女性行為，他的研究明顯僅限於同性戀，其他則以影射的方式來探討。在這方面，調查者認為監獄是唯一的觀察場所，監獄一方面是有用的，另一方面也是有害的，因為監獄有利於違反自然道德的行為大肆傳播。帕宏—杜夏特雷醫生建議，需極其謹慎地監督在囚妓女的品行，將淫蕩的女孩與其情人分開，並將她們與年輕女囚隔離安置。

因此，管制主義者們日後一致用來為妓女定性的這份性質目錄（catalogue des qualités），其實幾乎已由帕宏─杜夏特雷完整編纂出來。整個十九世紀，人們都持續讚揚墮落女孩對宗教情感的堅持，強調她們對小孩的依戀，或是提及她們對鄉村的思念。她們的愛表現為對「心上人」（amant de coeur）或情婦的強烈眷戀。她們的羞恥心則表現為她們拒絕在警局或在其他婦女面前寬衣解帶。最後，邊緣性激發了她們團結和仁慈的深層意識。總之，這些也都是正直的妻子和虔誠的母親所具備的品德，但這些女孩的可恥生活方式妨礙了品德發展。上述種種品德的列舉，也鞏固了資產階級對婦女的看法。

另一方面，在帕宏—杜夏特雷醫生的著作中，他對妓女身體特徵的空洞描述也很引人注目。鑑於顱相學（Phrénologie）和面相學（Physiognomonie）理論的流行，人們可能會期望有個精確的妓女典型得以忠實地映現道德成見，然而情況並非如此。帕宏—杜夏特雷醫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眼睛的大小、眼睛與頭髮的顏色，由於這種觀察的客觀性，得出了妓女的外貌具有極大多樣性的結論。最後，雖然妓女自成一個社會，但她們看來和其他女人一樣，這使得她們在帕宏—杜夏特雷醫生眼裡更加危險，別忘了！他深信賣淫是一種暫時性質的職業。

帕宏—杜夏特雷醫生的結論與當時普遍的偏見背道而馳，他認為妓女的陰蒂、小陰唇、陰道和肛門都沒有任何特別的特徵，因此在他看來，她們的受孕能力，甚至生育能力，也略低於平均標準。此外，他還注意到妓女難得歇斯底里。更令人欽佩的是，他運用的調查方式一絲不苟，使他與當時認為過度縱慾會縮短壽命的主流思想大唱反調。總而言之，在他看來，賣淫並不是一個特別不健康的職業：「儘管有這麼多偏激過度的行為、有這麼多的疾病誘因，但比起那些有孩子和在家裡工作的普通婦女，她們的身體更健康、更有抵抗力」。

只有兩種生理外貌的刻板印象會不厭其煩地被重複，甚至不斷強調：一個是體態豐腴，這很容易理解，因為妓女都貪嘴又懶散，嫖客也性好此味；另一個是聲音沙啞，帕宏—杜夏特雷醫生認為，這更有可能是社會出身、酗酒和長期待在寒冷環境所致，而非大眾偏見以為的口交所致。

一九一二年，前往歐洲調查賣淫程度的美國學者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寫道 :「在我們這個時代，來自男性的需求……極為尋常，甚至可說相當普遍。」只消閱讀當時的小說或行政、警政、司法文獻，都能印證這個說法，也能充分證明性交易行為是當時人們最關注的問題。然而，當代法國的大學歷史課程卻忽略了這個社會心理學（psychologie sociale）的重要面向，此一缺憾也造成了關鍵問題。「歷史學家與娼妓」（l’historien et la prostituée）是我提出來讓同事思考的主題。他們隨之而來的沉默不語，是否點出這個主題的禁忌性？我不能妄下斷語。無論事實如何，這都是基於他們相信賣淫現象不具歷史性。「世上最古老的行業」也許是唯一不被史書記載的行業。法國近來幾本罕見的昔日賣淫問題專書，呈現出對「時間的飢渴」（boulimie de temps），就像限制選舉君主制時期（la monarchie censitaire，一八一五年至一八四八年）慈善家的著作一樣，都貪婪地想涵蓋最大研究斷限；本書研究的中程賣淫，確切來說，是從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或許會顯得反常，因此需要做些說明。

首先，本書討論主題的方式不訴諸優雅修辭，不強調賣淫的苦難，也不賣弄矯揉造作；也就是說，我認為有必要研究性病之外的性苦悶與買賣歡愉，而不試圖以歷史人口學的道德外衣來包裝主題。當代法國的歷史學家早該研究合法伴侶以外的閨房之事。迄今只留給社會心理學家處理的十九世紀性學史，應該是一部關於慾望、歡愉與性苦悶的歷史，不摻雜道德、生育與優生學考量。

對於此一未經探討的空前領域，我們只能盡力拓展視野範疇。本書並非學術論文，而是一篇隨筆，試圖辨析性苦悶與賣淫的結構、行為、論述及政策面向之間存在的連貫性。因此，我所選擇研究的時期，是執政府（Consulat）建立的獄政制度逐漸分崩離析的時期；亞歷山大‧帕宏—杜夏特雷（Alexandre Parent-Duchâtelet）所建立的管制主義理論（réglementarisme théorisé）當時正搖搖欲墜，而以優生學為名的行為監控制度則方興未艾。從第二帝國末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段時間，正是管理程序（procédures）轉為技術（techniques）的過渡時期，前者至少植根於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後者則為執著於健康社會之夢的二十世紀揭開序幕。

十九世紀的賣淫史是特別有利於理解那個時代的門徑，這份確信亦是編寫本書的濫觴；於是乎，關於賣淫的論述不只是社會集體錯覺的匯聚點，也是社會所有焦慮的交匯點。

最後，我希望能為那些質問淫樂意義何在的人，提供一些思考材料：當然，淫樂是性苦悶的產物，是一種異化形式，這是無庸置疑的；但同時也是一種抗議、一種顛覆體制的威脅，非被遏止不可；女性淫樂尤其不容於當時的男性社會，是集體「施虐受虐癖」（sado-masochisme）的受害者。本書最後特別探討當代（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七八年）的賣淫情形，除了填補歷史書寫的空白，也希望釐清娼妓活動與當今社會心態之中，有哪些部份純屬食古不化的反應；哪些部份又是不言自明的接受正在醞釀的結構，由此反映出革命意志，以及對新型態肉體經濟的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