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六下西洋、八十萬大軍征服安南、五次御駕親征、遷都並營建北京、浚通大運河……，使大明帝國威望登峰造極的關鍵人物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王鴻泰專文推薦
「朱棣是個性格極端複雜，情感波動巨大，卻也充滿謎團的人；永樂帝是個雄才大略，極具權威，且擅用權威，而在武功文化都超卓前人，乃至意圖整合治統與道統的『聖王」。」
——中研究史語所研究員 王鴻泰
六度派遣鄭和下西洋宣揚國祚，促使萬國來朝，
更御敕纂修了曠古未有的《永樂大典》。
明成祖朱棣的文治可比唐宗宋祖，武功不輸秦皇漢武！
如此出類拔萃的帝王，卻殘殺前朝舊臣，大肆改寫歷史！
本書的章節以時為序，自朱棣青少年時代，乃至於稱帝施治，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面，以至其家庭生活與思想才識等各個面向，經由對歷史的描述和分析，解讀明成祖到底有哪些是非功過，而歷史如何造就了明成祖，明成祖又如何影響了歷史！
本書特色
- 全方位描寫明成祖，在作者筆下，他有功也有過。
- 資料翔實、脈絡清晰、語言流暢，隨著作者之筆，經歷了明成祖的一生，也生動展現永樂盛世的風貌。
- 透過各式角度重新審視倍受爭議的「靖難之變」，以及特別考證建文帝的下落。
第一章 青少年時代
明成祖出生於元末的戰亂時期。那時群雄並起，互相爭戰，朱元璋與陳友諒正打得不可開交，以至於連給兒子起個名字的工夫都沒有，明成祖朱棣自稱是馬皇后嫡生，實際上他的生母是碽妃，為此演
義出許多的野史和傳說。明成祖長大後被封為燕王，就藩北平（今北京）。他娶徐達的長女為妻，成了他的好內助。燕王是諸塞王當中勢力最強的一個，在抵禦蒙古諸部的內擾中，他得到了鍛鍊，也初步展示了他的軍事才能。
亂世嬰兒
元末是個戰亂年代，大批老百姓流離失所。直是亂世出英雄，朱元璋異軍突起，以應天（今南京）為根據地，積極擴充地盤。朱元璋多妻多子，朱棣是他二十六個兒子中的第四子。其中有好幾個兒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誰。明朝建立時，朱棣已是一個八九歲的兒童。那時全國仍很凋敝，滿目瘡痍。這一切都在朱棣的幼小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出生於戰亂年代
元至正二十年（一三六○年）四月十七日，朱棣出生於當時稱作應天府的南京。應天，是順應天命的意思。四年前（一三五六年），朱元璋渡江攻下集慶（南京），就將集慶改名為應天。他要順應天命，推翻元朝，削平群雄，自己當皇帝。現在他又有了第四個兒子，照理應該好好慶祝一下，但軍情緊急，他甚至對自己的這個兒子都來不及看上一眼，便又到前線指揮打仗去了。至於怎麼樣為這個孩子取個吉祥名字，他更沒有工夫去琢磨了。
按照《明實錄》所描繪的當時情景，似乎朱棣一出生就注定要當皇帝。據書中描繪，朱棣「初生，光氣五色滿室，照映宮闥經日不散」。對帝王的這類記載在中國古代屢見不鮮。封建文人總要為帝王頭上增添些神祕的光圈，例如漢高祖劉邦，史書上說他頭上總繚繞著一片雲氣，不論他躲藏在哪個山溝裡，他的妻子也可以很容易找到他。明太祖朱元璋也是這樣，《明史》上說他出生時「紅光滿室」，致使鄰居們以為他家著了火。其實，這些所謂「真龍天子」和一般人出生時絕不會有什麼兩樣。如果說明成祖出生時真的與一般人有什麼不同的話，那也只是他出生的地方更多了一些戰火的硝煙。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順便交代一下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這是因為，當人們要深入了解一個成年人的想法和行為時，根據普通常識，應該從他的家庭背景和童年生活中去尋找線索。
元朝末年，由於統治集團日益腐朽，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各種社會矛盾迅速激化，各地人民的起義鬥爭此起彼伏。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五月，劉福通等人以「重開大宋之天」相號召，在河南發動了大規模起義。因為起義軍戰士頭上都裹著紅巾，所以歷史上就稱之為「紅巾軍」。
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年），劉福通在亳州（今安徽亳縣）擁立韓林兒為小明王，建立政權，國號「宋」，年號「龍鳳」。接著兵分三路大舉北伐，深入西北和東北地區。後來，劉福通攻占汴梁（今河南開封），便以汴梁為國都號令各地。
劉福通領導的紅巾軍起義取得初步勝利後，全國各地的白蓮教徒紛紛起兵響應。那時，明成祖的父親朱元璋還是個遊方僧，他看到天下大亂，便丟棄了僧人的衣缽，毅然參加到郭子興的隊伍中。郭子興看他才略出眾，便把自己的養女馬氏嫁給了他，這就是後來被明成祖稱作生母的馬皇后。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年）郭子興病死，朱元璋就成了這支隊伍的統帥。他接著率領大軍渡過長江，並於第二年攻占集慶（今南京），改名應天府，作為自己的根據地。 朱元璋雖然在實際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但他並沒有馬上稱帝，而是仍然「用龍鳳年號」，自己只是稱吳國公。朱升這時向他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策略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他按照這種思想，令將士屯田，盡力興修水利，以保證軍糧供應。因此，朱元璋的勢力很快壯大起來，成了一支與群雄逐鹿中原的勁旅。
這時，北邊的元政權還在進行垂死掙扎，各地還有一些與農民軍為敵的地主武裝，有的地主武裝還頗為強悍。除此之外，與朱元璋政權並存的割據勢力還有數支，而對朱元璋威脅比較大的是陳友諒和張士誠。
陳友諒原是徐壽輝的部下。徐壽輝是長江中上游的紅巾軍首領，在蘄水（今湖北浠水）稱帝，國號「天完」，年號「治平」。後來，陳友諒把徐壽輝接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不久便把徐壽輝殺掉，自稱皇帝，國號「漢」，年號「大義」。他擁眾數十萬，與朱元璋展開激烈的爭戰。
張士誠以平江（今江蘇蘇州）為都城，自稱誠王，國號「周」，年號「天佑」。他不屬紅巾軍系統，對元政權時降時叛。
另外，浙東還有一個方國珍的割據政權，也有相當勢力。在四川，明玉珍還建立了一個大夏政權，年號「天統」，定都重慶。這些割據勢力你爭我奪，都想取元政權而代之。由此可以看出，明成祖出生前後以至他的童年時期，中國正處於一個戰火紛飛的動亂年代。幾乎與明成祖呱呱墜地的同時，前線傳來了陳友諒進攻太平（今安徽塗縣）的告急文書。陳友諒果然攻陷了太平，並要接著進攻應天。在這軍情緊急時刻，也難怪朱元璋顧不上為兒子取名了，他必須馬上到前線迎擊敵人。朱元璋收復了太平，並追擊陳友諒到九江，迫使陳友諒奔回武昌。
當時，朱元璋的西邊是陳友諒，東邊是張士誠，自己處於兩面受敵的不利形勢下。尤其令人不安的是，陳友諒和張士誠還相互聯手，想消滅朱元璋。按照謀士劉基的建議，朱元璋決定先消滅陳友諒，回頭再收拾張士誠。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年），朱元璋和陳友諒進行了著名的鄱陽湖大戰，雙方幾乎都傾注了全部兵力。陳友諒出兵六十萬，大戰船數十艘，而朱元璋只有二十萬人，用的是小船。但朱元璋的軍隊上下一心，士氣高漲，結果大敗陳友諒，將陳友諒用流矢擊斃。朱元璋消滅了陳友諒這支勁敵後，揮師東進，消滅了張士誠，迫使方國珍投降。至此，南邊的半壁河山已成了朱元璋的天下。但直至他登極做皇帝，中國大地上的戰火仍未平息。稱帝後又經過數年征戰，他這才基本上統一了全國。這種長期的戰亂，不能不在明成祖幼小的心靈上留下深深的印記。
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年）舊曆年底，朱元璋準備轉過年頭就要正式登極做皇帝了，看到自己已經有了七個兒子，自然是滿心高興。這時形勢已經粗安，他決定要為兒子們正式取名了。十二月二十四日，他祭告太廟，把自己渡江後生了七個兒子歸因於祖上的陰德：
仰承先德，自舉兵以來，渡江生子七人。今長子命名曰標，次曰樉、曰棡、曰棣、曰橚、曰楨、曰榑。
這時明成祖已經七周歲，他這才和眾兄弟一樣有了自己的名字。
朱元璋不只是為兒子們取了名，而且還制定了後世子孫取名的規則。他的每一個兒子都作為一支，每一支都擬定了二十字輩分，作為一世，名字中的另一個字則臨時確定。明王朝這種宗室命名規則在《明朝小史》中有詳細記載：
帝以子孫蕃眾，命名慮有重複，乃於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為一世。以某字為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定議，以為二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復擬續增。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曕、祁、見、祐、載、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簡、靜、迪、先、猷。
但名字的下一個字也不能隨便取，而是要「按五行相轉」。例如，朱棣這個輩分的都屬木德，他的兒子朱高熾，屬火德；孫子朱瞻基，屬土德；曾孫朱祁鎮，屬金德；玄孫朱見深，屬水德。以後則周而復始地循環，意在傳之永久。但人們看到的卻是，朱元璋為子孫們擬定的那二十字只用了一半，他所建立的明王朝就壽終正寢了。
生母之謎
明成祖的生母是誰，居然還是個謎，這在常人看來似乎不可思議。但這個謎確實存在，數百年來一直撲朔迷離，長期吸引著許多學者進行探討和考證。從問題的實質來看，就是嫡子和庶子的問題。
中國古代存在著事實上的一夫多妻制，尤其是封建帝王更是如此。正妻生的兒子稱嫡子，非正妻生的兒子稱庶子；正妻被稱為嫡母，其他的妾被稱為庶母。對帝王家來說，嫡子和庶子在名分上有重大差別。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死了，皇位要由嫡長子繼承，即使嫡長子死得早，如果嫡長子有兒子，也要由嫡長子的嫡長子來繼承，其他庶子則不得覬覦。只要是嫡子，即使不是老大，也更靠近了皇位一步。
明成祖自稱是馬皇后所生，自然也就是所謂嫡子了。明成祖從侄兒建文皇帝手中奪取皇位後，馬上指使臣下編寫了《奉天靖難記》，記述了靖難之役的經過，為他歌功頌德。此書一開頭就寫道：
今上皇帝（明成祖），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生五子：長懿文皇太子，次秦王，次晉王，次今上皇帝，次周王也。
《太宗實錄》是仁宗時修的，仁宗自然也稱自己的父皇為高皇后所生。此後，各種正史都沿用了這種說法。因此，人們大都不知道其中隱藏著一個不小的謎。明成祖事實上並不是高皇后所生。從明清以來的各種史籍來看，有關明成祖生母的說法大致有五種：一是如上所說，高后生了五個兒子，第四個兒子就是明成祖朱棣；二是懿文太子和秦、晉二王都不是高后所生，只有明成祖和周王為高后所生；三是高后生懿文太子和秦、晉、周王，明成祖是達妃所生；第四種說法影響比較大，謂明成祖乃元順帝的妃子所生；第五種說法是，明成祖乃是碽妃所生。
經過學者們長期多方考證，現在已可以肯定，明成祖的生母不是高皇后，而是碽妃。這種說法最可信的證據是南京《太常寺志》對孝陵神位的記載：
左一位，淑妃李氏 ，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
太常寺是掌管皇家宗廟禮儀的官署，《太常寺志》對皇家血統的記載自然較為可信。孝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太常寺對孝陵配享神位的記載是不敢胡來的。可惜的是，這本《太常寺志》現已失傳，我們無法親自驗證。但明代學者有的看到了，並記載在自己的書中，因而是可信的。例如明代人何喬遠記道：
臣於南京見《太常寺志》，云帝（明成祖）為碽妃所生，而玉牒則高后第四子。玉牒出當日史臣所纂，既無可疑。南（京）太常職掌相沿，又未知其據。臣謹備載之，以俟後人博考。
何喬遠是萬曆時進士，曾官南京工部，博覽多聞。他親自看到南京《太常寺志》的記載，雖「未知其據」，但這種紀錄本身就是很有價值的，也是可信的。正因如此，談遷在《國榷》中也採用了這種說法：
文皇帝，御諱棣，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碽妃。玉牒云高皇后第四子，蓋史臣因帝自稱嫡，沿之耳。今南京《太常寺志》，載孝陵附享，碽妃穆位第一，可據也。
在中國古代，宗廟神位有「左昭右穆」的規則。這裡說「碽妃穆位第一」，也就是右邊第一。這和前面的記載是一致的。
明末清初人錢謙益和李清對此事還進行了考證。李清見到《太常寺志》的記載很吃驚，去問大名士錢謙益。錢謙益雖然博學，但也不能確定真假。李清在明末曾任大理寺左丞，錢謙益在南明弘光朝任禮部尚書。在弘光元年元旦謁祭孝陵時，二人利用他們身為大臣的方便條件，趁機打開孝陵寢殿，「入視果然，乃信」。
有人還在詩詠中記載此事：
高后配在天，御屋神所棲。
眾妃位東序，一妃獨在西。
成祖重所生，嬪德莫敢齊。
一見異千聞，「實錄」安可稽？
碽妃為明成祖生母，還有一個有力證據，即南京大報恩寺中對碽妃的供奉。明成祖即位後，以報答高皇后母恩為名，在原來天禧寺舊址上修建了大報恩寺，讓一些僧人為母親祈福。但是，寺內正殿中供奉的卻是他的生母碽妃。只是殿門經常封閉，外人難得一見真相。陳雨叟在《養和軒隨筆》中記有此事：
幼時遊南京大報恩寺，見正門內大殿封閉不開。父老言，此成祖生母碽妃殿也。妃，高麗人，生燕王，高后養以為子。
關於明成祖生母問題，著名的明史專家吳晗和黃雲眉都做過精細考證，皆得出碽妃是其生母的結論。現在已可以肯定，明成祖的生母不是高皇后，而是碽妃。至於碽妃是朝鮮人，還是元順帝的妃子，抑或是碽妃原是朝鮮人，先被元順帝納為妃，後又被明太祖納為妃，則諸說紛紜，難以詳考。
之所以花那麼多筆墨來考證成祖的生母問題，此因這個問題不只關係到他的身世，而且深刻地影響到他一生的行為。這個問題成了他一塊重大的心病，總想千方百計地掩飾，唯恐別人知道了他的老底。例如，《明太祖實錄》本來已在建文年間修好，但他即位後又一再命史臣重修。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掩飾生母真相；一些文臣就因為修纂得不合成祖心意，因而或早或晚地丟了
腦袋。仔細看一下《明實錄》就會發現，明成祖經常聲稱自己乃高后所生，在一般人看來，這似乎毫無必要，甚至可以說有點神經質。例如，在發動靖難之役時，他告訴將士：
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國家至親。
當他率兵攻入南京以後，他在發布的詔書中又稱：
朕為高皇后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王得興兵討之。
似乎他一稱自己為嫡子，起兵奪取帝位的理由就更充分了似的。當他的侄子晉王濟熺來朝時，他又賜書給他，說道：
吾與爾父皆皇考妣所生，自少友愛深厚。
這種不時申述一番自己生母是誰的做法，不要說對一般平民而言為多餘，就是在歷代帝王中也是絕無僅有的。但也正是這些看似多餘的申述，使我們看到了隱藏在言辭後面的「廬山真面目」。
明成祖生母傳說及社會思想根源
明成祖隱瞞生母真相，謊稱為高后所生，其目的在提高身價，為自己當皇帝尋找血緣上的根據，這已昭然若揭。與此相反，社會上還有一種對明成祖帶有諷刺意味的說法，這正像蒙文史書《蒙古源流》卷八所記，說明成祖的生母是蒙古人洪吉喇氏。她原是元順帝的第三福晉——太師洪吉喇特托克托的女兒。她入明宮時已經懷孕，生下的明成祖就是元順帝的遺腹子。
這種說法的荒謬是顯而易見的。儘管朱元璋的嬪妃中有蒙古人，但明成祖決不會是元順帝的遺腹子。以朱元璋的精明和剛毅，他絕不會把一個已懷身孕的元主妃納為自己的妃子。如果真有此事，也絕不會瞞過他的眼睛。再說，明成祖生於至正二十年（一三六○年），到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年，即洪武元年）八月時，徐達才率軍攻克大都（北京），元順帝這才倉皇逃往漠北。如果元順帝的妃子歸了朱元璋，也只能在此以後，而這時的明成祖已經九歲了。
有關帝王的這類傳說，在宋代以前極為罕見，宋代以後卻漸漸多了起來。例如，元末龍鳳政權的首領韓山童自稱是宋徽宗九世孫，所以龍鳳政權的國號為「宋」。有人說韓山童的兒子韓林兒「乃瀛國公次子」，韓山童收養為自己的兒子。所謂瀛國公，是指南宋末代皇帝趙顯，他降元後被稱為瀛國公。還有一種傳說，謂元順帝並不是元明宗的兒子，而是瀛國公娶了元朝公主後生的，由元明宗收養長大。清代以後，社會上廣泛流傳乾隆帝不是雍正之子的說法，而是說他的生父乃是漢族官僚陳閣老。文藝家們還以此為題材，編寫了不少小說和戲劇，致使這種說法越傳越廣。聯繫到前前後後的此類傳說，我們對有關明成祖的那個傳說也就不以為奇了。
這類傳說的流行有其社會根源。首先，一個新的王朝建立後，一些舊朝遺老不願與新朝合作，對新朝不滿，便編造傳播這類傳說，把新朝天子說成是舊朝的遺脈，藉以抒發對舊朝的懷念，同時也是對自己屈事新朝的一種精神安慰。
其次，宋元明清是我國歷史上又一重要的民族大融合時期，漢族和少數民族交替稱帝，從而為這類傳說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時，這類傳說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漢民族和少數民族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已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一個特點。
再者，朱元璋多妻多子，他有二十六個兒子，十八個女兒。他嬪妃成群，其中既有蒙古人，也有朝鮮人。吳晗曾指出：「元璋子孫中有蒙古、高麗血統，是毫無問題的。」他的嬪妃中還有他以前的勁敵陳友諒的妃子，從而演變出一個故事，說他的兒子潭王原是陳友諒的遺腹子。與此相似，有些人把明成祖說成是元順帝的遺腹子，也就不足為怪了。
最後，朱元璋建立明朝後，以猛治國，許多士大夫被不明不白地殺掉，僥倖活下來的也是在朱元璋的屠刀下戰戰兢兢地生活。建文帝繼位後，優待文人，一改朱元璋原來的做法，重用知識分子，方孝儒等人改官制、復井田，也都得到他的支持。因此，士大夫們在建文時頗為得意。
明成祖通過靖難之役奪得帝位，推翻了建文帝，大殺建文舊臣。方孝儒這個文人首領被誅了「十族」，其株連之廣曠古未有。另有「瓜蔓抄」之類，使大批文人受株連被殺。因此，一些野史筆記把明成祖描寫得十分邪惡。這也正是明成祖後來形象不佳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種情況下，一些醜化明成祖的傳說就傳播開來，說他是元順帝的遺腹子就是其中之一。
這種傳說還有其思想根源。在封建社會，人們最重視血統的純正，尤其是帝王之家，更不能有絲毫的混亂。皇帝是國家社稷的代表，皇帝被稱為「天子」，即上天之子，按照天意來統治國家和百姓。倘若其血統不純，豈不是對上天、對國家社稷的褻瀆！ 如果明成祖不是朱元璋的兒子，而是元順帝的遺腹子，他還怎麼有資格當明朝皇帝呢？ 如果人們接受了這種傳說，明成祖在人們
的思想意識上就失去了當皇帝的合法性。
另外，宋代理學大興，這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思想。它吸收了儒家的一些傳統思想，也吸收了佛家的思想養分。佛家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生死輪迴、因果報應。北宋理學家邵雍還創立了所謂的「先天學」，實際上是一種繁瑣的神祕的象數學體系，即認為一切事物都有一定的形象和數量，並用以解釋一切自然界和社會現象。對於歷史，則用宿命論和循環論來進行解釋，認為王朝的興替都由天命所定。例如朱元璋當皇帝後就經常說，宋朝的運數已終，上天就讓沙漠真人入主中國。現在元朝的運數又已終結，就要由他順應天命來當皇帝了。元順帝從大都北逃，朱元璋認為他是順天命，所以對他諡號為順帝。在這種思想影響下，人們製造了明成祖是元順帝遺腹子的傳說，其中寄託著天命和因果循環的神祕色彩。
陰暗人格，輝煌帝國：大明永樂帝的性情與文化
王鴻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所長
朱棣，一個膽大包天的冒險家，罪惡滔天的犯罪份子。最大的竊盜者，大說謊家。父死未久，他就籌謀造反，以有限兵力，力抗王師五十萬。數年征戰，死傷無數，終得大位，卻殘殺前朝舊臣，手段殘酷，誅連甚廣。得位後，即大肆改寫歷史，甚至不認生母，篡改出身。他權力欲望強大無比，也在權力掌握上登峰造極。以一個人的角度來看，他的人生可說已發展至於極致——擁有極端的人格，極端的人生。
永樂帝，在中國歷代帝王中，亦屬出類拔萃，不遑多讓於歷代名君。他威加海內，遠及漠北海外，武功不輸秦皇漢武；政權操持，乾綱獨斷，多用能臣治世，可比唐宗宋祖。尤其，帝位穩固後，他還一再御駕親征，最終死於征戰途中。如此堅決勇毅，至以身相殉，除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外，古今帝王何人能及？武功之外，其文化建樹，更影響深遠，明人慣以「文皇帝」相稱，因其蓋棺論定之謚號為「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明成祖朱棣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是個難解的謎。君心難測，當時近傍伴隨的親信，後世為之立傳的史家，乃至他本人，恐怕都難以掌握。朱棣可說是個性格極端的人，心機深不可測，又喜怒無常。臨事不懼，卻也有猶豫難決之時。惠帝初即位，有意削藩，對他深感忌憚，刻意提防，在北京城內外，佈下天羅地網，對他嚴密監控，而他竟然動心忍性，假裝瘋癲，瞞過所有戒慎恐懼的監視者，猝不及防地衝破網羅，迅速破除防軍，直奔東北。又以詭計擄得深悉兵法，又防之甚深的寧王，收編其精兵朵顏三衛，成為造反利器。此一代梟雄心計之深，令人防不勝防，可謂當世無敵。然則，他又難以自制暴怒，當其攻入南京時，謀師姚廣孝力勸不可殺望重士林之方孝孺，謂「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蓋恐其斷絕文化命脈，離異法統，無法收拾人心。造反成功之朱棣，深知其中利害，卻終於忍無可忍，暴露殘酷本性，留下千古惡名。
殺方孝孺可謂一怒而壞大事，除此，成祖性情不穩，小事亦可觸使大怒。他曾因太子迎駕遲緩而將東宮大臣下詔獄，名臣三楊之一的楊溥，即因此坐牢十年。事實上，朱棣父子間的矛盾由來已久，其嫡長子朱高熾因身體肥胖，性情溫和，和他個性相異，自來不為所喜，日常即提心吊膽，惶惶揣測君意。此易怒之君父曾在宴會場合中，無故對之怒罵不已，甚至自白時有易儲之意。如此怒言實則已動搖國本，斯非有心計者所應為。尤其，他深寵勇悍之二子朱高煦，以致在靖難過程中，感激其搏命救駕，而示意繼位有望，為之埋下不臣之心。九死一生得來的帝位，將傳予何人，竟成難測之謎，以至在父子、諸子間勾心鬥角。專制皇帝本人難測的心意與失控的怒言，就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為此權鬥之局添加柴火。朱棣，在激烈鬥爭中取得最高權位，又迅即將此權位推向激烈鬥爭中。這位凶狠的奪權者，到底在想什麼？難道他的不斷戰鬥的人生，也在心中自我交戰不已？
朱棣性喜冒險，終身爭逐戰場，戰鬥對他而言，大概是種享受。其身旁之人，有與之氣味相投者，可以情投意合，共進退相支援：如其正妻，徐達之女，仁孝皇后，當燕王靖難時，她與長子留守，「親率諸將校妻擐甲登陴」，堅守王城。如其二子朱高煦，與之在戰場上，出生入死，打下江山，居功不讓，至有竊位之心。朱棣深知其野心，非但不加制止，且有縱容挑撥之意，以至促之步其後塵，終於起兵造反，卻成寇敗亡。愛之而害之，攻於心計，深悉權力迷人之朱棣，對此愛子究竟存何居心，著實令人費解。其親人中，或許只有這兩個「強人」可與之莫逆相得，其他性格較為平易者，恐怕都有伴虎之感，特別是他的權位繼承人朱高熾。
朱高熾在君父之暴虐下，幾已至於精神崩潰。祝枝山所著《野記》有兩則記載：其一，朱高熾體胖不擅騎射，朱棣下令減其飲食，有官員不忍見其饑餓，私下供食。朱棣得知後，將此人剁成肉醬。父親如此殘酷對付善待自己的人，朱高熾的心理創傷恐怕非比尋常。其二，朱棣一再猶豫後，終於決意立儲長子，派人召之。朱高熾突然受召，竟驚恐至「頗欲自裁」。這些大概是在宮中傳述的流言，未必全然可信。不過，亦可想見永樂帝家居生活實甚緊張，乃至充滿恐怖氣氛。此種情勢且越演越烈。《明史．后妃傳》中敘及王貴妃時說：「帝晚年多急怒。妃曲為調護，自太子諸王公主以下皆倚賴焉。」顯然棣的急躁易怒，已讓周遭親人不時處於暴風圈，他已成親近家人的夢魘，人人畏之如鬼神。固然伴君如伴虎，然則永樂帝之多急怒，恐怕已非常態，或許另有特別的身心疾病——朱鴻教授即謂：「成祖患有癲癎症，是癲癎人格的政治人物。這種類型的政治人物，多有十分野蠻卑鄙，殘酷嗜殺之個性。」
朱棣個性頗為矛盾：他心計深沉，堅忍不拔，卻又不時暴怒，難以自制；他英明果斷，卻又蠻橫殘暴；他執迷權力，也迷失於權力，挑撥諸子權鬥，促使子孫相殘，愛子逐權敗亡。他是個充滿鬥爭性的人，善於挑起人的鬥志，能得人效死，他也讓自己及旁人的生活不時處於鬥爭中，充滿暴力、血腥與創傷、死亡。從個人角度來看，他，是個極度陰暗的人。
從歷史來看，明成祖堪稱千古名君，武功蓋世，超邁前人。清朝官修《明史》對之評論道：「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師屢出，漠北塵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隕之廣，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的確，明成祖本身能征善戰，以武力奪得帝位後，更好大喜功，動員大軍征戰南北，威及海外，他派八十萬大軍征服安南，五次御駕親征漠北，派遣鄭和六下西洋。這些都可說是震古鑠今的軍事行動，將大明帝國的威望推至頂峰。然則，凡此種種勞師動眾之舉，也可說只是出於皇帝的好大喜功，是舉全國之力以滿足其個人之權力虛榮，事實上，真正有經世之志與現實認知的大臣多反對此舉。專制獨裁的永樂帝，一意孤行，馬上得天下，又馬上治天下，刻意讓帝國統治一直處在軍國體制下，藉不斷的軍事行動讓皇帝之權威更得遂行，然文官團體的勸阻之力亦與日俱增，而帝國財力也越來越窮於應付如此窮兵黷武。因此，大明帝國的武功成就，大概也只能在永樂朝至於極盛，難以為繼，且留下諸多殘局，等待後人收拾。
永樂帝真正獲得文臣肯定，且影響深遠的非凡成就，主要還在於文化方面。他登極後，不斷下令編纂各種書籍，其中《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性理大全》更總結儒學經典詮釋，成為天下士人科舉必讀教本，具有統一思想之作用。而《永樂大典》更是曠古未有之煌煌巨著。這些文化大工程的不斷進行，當然不是出於朱棣個人的特具文化修養或喜好，其背後實有不可告人之居心。《明史》在盛讚其「成功駿烈」之後，更結語道：「然而革除之際，倒行逆施，慙德亦曷可掩哉。」後世學者亦多論言其文化建樹實乃意在掩蓋其篡逆之道德汙點，藉儒學以文過飾非。甚至，此殘德之君，竟有意在文化建構中，一步又一步地為自己營造「聖王」形象。篡奪治統後，進而窺伺道統。如此文化野心，較諸其武功成就，毫無遜色，也堪稱「遠邁漢唐」了。陰暗的心靈，追求至上之光環，亦可謂駿烈矣。
朱棣篡位後進圖聖名，欲結合治統與道統，固可言其野心不止或掩飾慚德，然亦可謂乃情非得已，蓋此文化工程之推動有其不得不然之勢。「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這是永樂朝必須面對處理的問題，文化工程之啟動與此密切相關。方孝孺是明初文宗宋濂之高徒，繼承其文學地位，且在道學方面，更勝乃師，《明儒學案》將之列為篇首，為明初道學第一人，天下士人皆馬首是瞻。而朱棣一怒而忘天下，誅其十族，禁絕其著作，此舉形同對當時學術思想界下達戒嚴令，而在全力禁錮方孝孺的文化影響力後，乃不得不另闢蹊徑展開政治文化的建構工作。
朱棣登極後，為強調其政權之正統性，除再三申明己為太祖皇帝之正統繼承人，將延續其統治政策外，同時對明太祖之統治政策不斷重新詮釋，積極塑造大明王朝乃德治政權，從而為永樂朝之統治屬性作定位。登極不到一年，先後向帝國外部大敵與國內整體官僚，宣示大明王朝將進入和平統治時期，而統治要道乃以禮樂為主，藉此積極建立其政權之正統性、合法性，乃至神聖性。他一方面極度尊崇太祖皇帝，強調其制禮作樂，治道昭明，得與古聖先王並列。另一方面，在頌揚太祖時，強調自己是其正統繼承人，進而由此表白自己積極講究禮樂之學，有意走向聖王之治。承先之外，他更在太子的教育上大作文章，以儒學為本，建立起結合聖賢學的帝王學，從而發展一套可以家傳的聖王傳統。永樂七年時，他親自編寫《聖學心法》，作為太子進學之用。意圖將帝王學與聖賢學合而為一，為大明帝國建立「聖王傳統」。清代四庫館臣對此頗加譏刺，謂：「成祖稱兵篡位，悖亂綱常，雖幸而成事，傳國子孫，而高煦、宸濠寘鐇之類接踵稱戈，咸思犯上，實身教有以致之。而乃依附聖賢，侈談名教，欲附於逆取順守。……至於殺戮諸忠，蔓延十族，淫刑酷暴，桀紂之所不為者，夷然為之，可謂無復人理。……天下萬世豈受此欺乎？」將成祖視為殘酷更甚桀紂的暴君，如此批評頗為苛刻，卻也是事實。悖亂綱常的暴君，竟然自許為聖學傳人，更令人難堪，懷疑其意圖藉聖賢名教，以掩飾篡位罪過。不過，這也可見永樂帝推行文治的用心良苦與處心積慮，而如此用心經營下，其統治政權得到合理化，且進而提升大明帝國的統治境界，使之往「聖王」之路前進，以施行禮樂為目標，從而展開文化建設工作。
朱棣本人的文化素養究竟如何？大概也是個歷史之謎。楊士奇所修的《太宗實錄》說他：「勤學好問，書一覽輒記，終身弗忘。五經子史皆該貫，而旁通天文地志百家之書，得其要領，日從明儒講論無厭倦意。」這恐怕是溢美之辭。不過，他在登極以後，或出於愛好，或出於作態，相當積極地表現他追求知識的熱忱，這種知識熱情，也成為推動文化工作的動力。他在永樂元年，動亂方息之際，就下令翰林編書：「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一年後，編成《文獻大成》，他不滿意，下令重修。命禮部多方徵求人才，且選拔各級學校學生擔任繕寫工作。參與此編輯工作者達數千人，開館於文淵閣，這已遠非翰林院之一般編纂工作，而是一項全國性的龐大文化工程了。此文化工程，歷時約三年，至永樂五年完成，「書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百五本，更賜名《永樂大典》。」明人認為「其書為古今第一浩繁」。此書完成後，朱棣親自撰寫序文：「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盡開物成務之道，極裁成輔相之宜。修禮樂而明教化，闡理至而宣人文。……朕深潛聖道，志在斯文。」在其序論下，《永樂大典》的編輯意義被無限上綱，成為具有「神聖性」的工作，是永樂朝禮樂之治的重要標誌，是他推行聖道的表徵。
永樂大典的編纂固然是龐大的文化工程，其意義也被永樂帝無限上綱。不過，真正對明代學術文化影響最深，且遍及一般士人的，還是三部《大全》的編纂。只是，這三部儒典的完成相當急促而粗糙，差不多就在一年內編好。顧炎武痛斥這個編輯工作「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根本是個詐騙行為，毀壞儒學。四庫館臣更多所嘲諷：「大全龐雜萬狀，沙中金屑本自無多」。然則，無論其編纂水準或學術價值如何，這三部大全的編輯目的本來就是以政治權威來整合學術，從而建立起「正統儒學」，由此完成治統對道統的統合。大全編成後，朝廷下令「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于六部併與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此後三部大全透過官方的儒學教育系統，傳遞至於統治教化所及之處，成為士人知識學習上最基本、最權威的讀本，可說是欽定的教科書。文皇之編修大全，可謂目標清楚而成果斐然，它完成帝國學術的「正統化」，而此正統儒學又透過科舉制度，植入全國士人腦中，統一其思想。誠如明中期大儒丘濬（1421-1495）所言：「太宗文皇帝又取聖經賢傳，訂正歸一，使天下學者說誦而持守之，不惑于異端駁雜之說，道德可謂一矣。」這種思想與道德的權威，直到王陽明成為一代教主時，才遭遇挑戰。
朱棣並非學術人物，卻對學術發展有重大影響。從宏觀的學術史來看，甚至可以說，明代學術史上最具關鍵性的兩個人是：朱棣與王陽明。朱棣所欽定的正統儒學，決定明代前期學術議論的範圍與調式，王陽明對朱棣所定之正統儒學提出挑戰，開啟明代後期學術討論的不同空間，也造成往後學術議論的爭訟不已。
朱棣殺方孝孺，一時斬絕讀書種子，乃重新展開種種文化建構工作，逐步以治統整合道統，以至建立起一套正統儒學，以之統轄全國士子之學術思想，為時近百年，其文化意圖宏大，而影響極為深遠，更勝其武功成效。文皇帝之謚號，可謂實至名歸。
朱棣是個性格極端複雜，情感波動巨大，卻也充滿謎團的人；永樂帝是個雄才大略，極具權威，且擅用權威，而在武功文化都超卓前人，乃至意圖整合治統與道統的「聖王」。明成祖是個充滿戲劇性，極具爭議性的帝王，他有意仿傚唐太宗，而其實際表現，無論功過善惡，威權矯飾，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歷來史家對此一代帝王，多有爭議，聚訟不已，近代學者也有不少專書著作，如：朱鴻著《明成祖與永樂政治》（1988）、商傳著《永樂皇帝》（1989）、毛佩琦、李焯然合著《明成祖史論》（1989）、蔡石山著《永樂皇帝》……。晁中辰教授這本《明成祖傳》成書於1992年，不算早出，相較前述諸作，內容上更為全面，章節以時為序，自朱棣青少年時代，至於稱帝施治，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面，以至其家庭生活與思想才識，可謂面面俱到，立場上不偏不倚，內容上述多於論。整體而言，是部平允詳實的著作，可讀性很高。
文浩(Felix Wemheu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