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長治世_帝王傳記【★康熙傳 ★雍正傳 ★乾隆傳】套書

蔣兆成、王日根、馮爾康、唐文基、羅慶泗

蔣兆成

　　1929年出生，浙江諸暨人。1961年畢業於廈門大學歷史系，1964年該系中國經濟史專業研究生畢業後，先後在廈門大學歷史系與杭州大學歷史系執教中國古代史和中國古代經濟史，重點研究明清經濟史和明清史。著作有：《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史研究》、《簡明中國經濟通史》（合著）、《中國古代名人小傳》（合著）、《康熙傳》（合著），發表論文數十篇。

王日根

　　1964年出生，江蘇興化人。歷史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兼任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社會史學會理事、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福建師範大學閩台研究中心教授，福建省歷史學會常務理事、福建省五緣文化研究會副會長、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

　　著作：《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民營教育的歷史觀照》、《明清民間社會的秩序》

導讀者簡介

莊吉發

　　民國二十五年（ㄧ九三六）生，臺灣苗栗人。民國四十五年（ㄧ九五六），省立臺北師範，民國五十二年（ㄧ九六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史地學系，民國五十八年（ㄧ九六九），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現為國立臺灣大學中文學系、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民族學系兼任教授，講授清史專題究、故宮檔案專題研究、中國秘密社會史、中國邊疆文化史、滿洲語文等課程。著有專書五十餘，撰寫論文三百餘篇。

馮爾康

　　1934年生，江蘇儀徵人。

　　1955年就讀於南開大學歷史學系，1959年畢業，留校在古代史教研室任助教，旋為中國古代史•明清史研究生，畢業後仍在教研室任教職，歷經「文革」，而後晉升講師、副教授，1985年為教授。一度為臺灣暨南大學客座教授。2002年退休。曾兼任中國社會史學會會長、中國譜牒學會副會長。現兼任南開大學社會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

　　著有《雍正傳》、《清史史料學》、《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中國社會史概論》、《中國古代的宗族與祠堂》、《18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顧真齋文叢》，主編並主撰《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等書。

唐文基

　　1939年生，福州人。1961年廈門大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1972年調福建師範大學學本科畢業，1965年研究生畢業，分配任教，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84年至1996年任歷史系主任。長期從事明清史、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東洋學院》等國內外刊物發表論文約六十篇，在人民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等出版專著有：《明代賦役制度史》、《中國古代經濟概論》、《乾隆傳》（合著）等。主編專著《福建古代經濟史》、《16至18世紀中國商業革命》。主持編輯《明清福建經濟契約文書選輯》。

羅慶泗

　　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中國古代史副教授，1986年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1986年獲歷史學學士學位。主要講授：中國古代史（明清部分）下、古代漢語、民俗學概論。主要研究方向：明清史、福建地方史。主要論著：《乾隆傳》（與唐文基合著）、《試論明清福建宗族械鬥》（福建師大學報2000年第1期）等。

導讀者簡介

莊吉發

　　民國二十五年（ㄧ九三六）生，臺灣苗栗人。民國四十五年（ㄧ九五六），省立臺北師範，民國五十二年（ㄧ九六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史地學系，民國五十八年（ㄧ九六九），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現為國立臺灣大學中文學系、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民族學系兼任教授，講授清史專題研究、故宮檔案專題研究、中國秘密社會史、中國邊疆文化史、滿洲語文等課程。著有專書五十餘本，撰寫論文三百餘篇。

清史研究專家 莊吉發老師

導  讀

第一章　幼童登帝位　少年顯英才
幼兒生活　
八歲踐祚　
四臣輔佐　
智除鰲拜　

第二章　運籌帷幄滅三藩
藩地似王國　尾大不掉勢難制　
假戲真做─撤藩　
吳藩倡亂　
全面周密的戰略部署　
平息耿藩反叛　
削除尚藩從亂　
陝甘兵變　輔臣就撫　
荊岳對壘下的拉鋸戰　
岳州決戰　收復湖南、廣西　
進軍四川、雲貴　吳藩覆滅　

第三章　清鄭之間時戰時和　剿撫兼施終統臺灣
鄭經被驅守臺　清廷持和談判　
鄭經乘亂再攻閩粵　康熙擇將復逐澎臺　
鄭氏內爭自相殘殺　康熙慎選帥才征臺　
澎湖決戰告捷　臺灣和平就撫　

第四章　黑龍江上下之一河一溪　不可少棄之於俄羅斯
哥薩克匪幫步步深入侵掠黑龍江　
謀求和解與周密備戰反擊　
兩次雅克薩之戰　
尼布楚條約的簽訂　

第五章　三次親征　平定噶爾丹之亂
親善和睦的民族政策　
首次親征　擊潰噶爾丹於烏蘭布通　
深入瀚海　盡殲噶爾丹精銳　
四處堵截　噶爾丹窮蹙自殺　漠北統一　

第六章　扶持達賴、班禪　整治西藏
西藏的基本形勢及對策　
真假達賴喇嘛之爭　
平定西藏　

第七章　重視經濟與民生
中止圈地和投充　鼓勵墾荒　
輕賦　
蠲賑　
恤商　
移風易俗　

第八章　嚴吏治　辨賞罰　源清則流潔
清初吏治積弊　
康熙嚴飭吏治舉措種種　
清官宜扶　貪官宜懲　
熙朝吏治的成效與缺失　

第九章　選專才　親指揮　潛心治黃淮
治河必得股肱心膂之臣　
廟堂時注黃淮事　今日安瀾天下知　
從「無定」走向「永定」　

第十章　理學治國
尊孔重儒　推崇程朱　
經筵日講　資治輔政　
博學鴻詞　羅致耿介　
文網廣織　消弭反側　

第十一章　尊教徒　學西方　重國格
唯是是從　
心傾科技　
用其所長　
重國格　

第十二章　多嗣的家庭和康熙離世
康熙的成長環境與嗜好　
康熙教子　
皇太子廢立風波　
康熙之死與雍正嗣位　
康熙帝大事紀表

後　記

序  言

第一章  儲位鬥爭的勝利者
　　 侍從康熙巡幸四方
　　 八面玲瓏，初試鋒芒
　　 奪取儲位的全面計劃和活動
　　 康熙之死和胤禛的嗣位
　　 簡論康熙朝的儲位鬥爭和胤禛的爭位活動

第二章  「雍正改元，政治一新」的指導思想
　　 繼位前後社會矛盾概述
　　 振數百年頹風」的革新思想

第三章  迭興阿、塞、年、隆諸獄
　　 分化瓦解允禩、允禵集團
　　 年羹堯、隆科多與雍正初政
　　 允禩集團收拾淨盡

第四章  改革賦役，整頓吏治
　　 淸查虧空，設立會考府
　　 實行耗羡歸公和養廉銀制度
　　 士民一體當差
　　 實行益貧損富利國的丁歸田糧制度
　　 滙追與首隱
　　 錢法與銅禁

第五章  查抄江寧織造曹家
　　 康熙後期曹家的潛伏危機
　　 雍正對曹頫的希望與失望
　　 抄家及其原因

第六章  實行重農抑末的政策
　　 種種重農措施及其弊病
　　 嚴禁開礦和滇銅的生產

第七章  圍繞士人的矛盾和政治鬥爭
　　 李紱與田文鏡互參案，打擊「科甲朋黨」
　　 曾靜投書案與呂留良文字獄
　　 文字之禍的蔓延

第八章  軍機處的創建和奏摺制度的確立
　　 「臺省合一」和觀風整俗使的設置
　　 奏摺制度與政令的推行
　　 設立軍機處與皇帝綜理庶務
　　 改定律令
　　 升府州和更定地方官缺

第九章  改革旗務和處理滿漢矛盾
　　 下五旗私屬關係的終結
　　 試圖解決八旗生計問題
　　 滿漢關係的調處

第十章  西南改土歸流與西北兩路用兵
　　 經營靑海和西藏
　　 批准鄂爾泰的建議與改土歸流的實行
　　 調度乖方，西北兩路用兵的失敗

第十一章  惴惴於民間的反抗運動
　　 推行保甲和宗族制度
　　 更定服色婚喪儀制
　　 「敎化」種種
　　 除豁賤民
　　 殘暴鎭壓民眾運動

第十二章  對外關係與對外貿易政策
　　 遷西洋人於澳門和開閩粵洋禁
　　 簽訂恰克圖條約

第十三章  文化思想與政策
　　 向孔子頂禮膜拜和敎育方針
　　 講求祥瑞
　　 崇佛、用佛的精神敎主

第十四章  用人、待人和寵臣
　　 論才技而不限成例的方針
　　 寵臣允祥、鄂爾泰、張廷玉、田文鏡和李衞

第十五章  才識、性格與作風
　　 才能、學識和自信
　　 「朝乾夕惕」
　　 剛毅和急躁的性格
　　 著述

第十六章  生活、辭世與政治的延續
　　 家庭生活
　　 雍正之死
　　 秘密立儲與乾隆嗣位
　　 乾隆初政及其與雍正政治的關係
　　 野史中的雍正

第十七章  總結：雍正和他的時代
　　 奮發有爲的君主
　　 雍正時期的歷史地位
　　 雍正在封建制衰落和滿族發展時代發揮個人歷史作用
　　 雍正的才能、性格對其政治的影響
　　 結語的結語
附  錄
　　（一）  雍正年表
　　（二）  康熙皇子表
　　（三）  雍正皇子表
　　（四）  引用書目

後  記
臺灣商務版後記

導讀
前言

第一章  從皇孫到初政
靑少年弘曆
登上皇帝寶座
完成雍正未竟之業
調整政治經濟政策

第二章  排除困撓，「冀爲成康」
初舉木蘭秋獮
對付糧食問題的措施
解決錢貴銀賤與八旗生計問題
保守的礦冶政策
打擊朋黨，整頓吏治
用兵瞻對
首征金川
平定西藏叛亂

第三章  乾隆盛世
省方問俗下江南
戡定準部
統一回疆
閉關政策與對沙俄蠶食的遏制
處理蒙古土爾扈特部回歸
與緬甸交兵
再征金川
主持《四庫全書》的編纂

第四章  從盛入衰的轉折年代
鎭壓山東、西北人民起事
鎭壓林爽文起事
製造文字獄
寵信和珅
貪污案迭起
武裝干預安南内政
抗擊廓爾喀入侵
接見英使馬嘎爾尼
三年太上皇

第五章  風流天子
「書生」皇帝
家庭生活

附錄：乾隆帝弘曆年表

導讀　

開創盛運─《康熙傳》                                       
莊吉發

　　清朝入關前的歷史，稱為清前史。在清太祖努爾哈齊、清太宗皇太極的努力經營下，建立政權，國號大金。滿洲由小變大，由弱轉強。天聰十年（一六三六），改國號為大清。順治元年（一六四四），勢力由盛京進入關內，定都北京，確立統治政權。宣統三年（一九一一）辛亥革命，清朝政權終結，共計二百六十八年，稱為清代史。在清代史的前期中，清聖祖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一六六二─一七二二），清世宗雍正帝在位十三年（一七二三─一七三五），清高宗乾隆帝在位六十年（一七三六─一七九五），三朝皇帝在位長達一百三十四年，正好佔了清代史的一半，這段時期的文治武功，遠邁漢唐，稱為盛清時期，康熙、雍正、乾隆這三朝皇帝，就是所謂的盛清諸帝。

　　康熙帝幼承孝莊太皇太后慈訓，深悉得眾得國的治道，施政寬仁，孜孜求治，為清初政局的安定及盛運的開創，奠定了穩固的基礎。蔣兆成先生、王日根先生合著《康熙傳》詳述康熙帝的一生經歷及其偉蹟，生動地體現了這位英明仁君的謀略與膽識。康熙帝在位期間，勤政愛民，崇儒重道，澄清吏治，鞏固了清朝的統治政權，實現了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本書共十二章，蔣兆成生撰寫第一、二、三、四、五、十二章，王日根先生撰寫第六、七、八、九、十、十一章，最後由蔣兆成先生總纂修改定稿。

　　康熙帝玄燁，是順治帝的第三個兒子。玄燁六歲時向父親請安，就有了效法皇父的抱負，得到順治帝的賞識。玄燁八歲踐祚，原書分析玄燁能繼承帝位，是滿族君主的傳統繼位制與漢族嫡長子世襲制相結合的產物，是清朝以皇權為核心的傳統專制政體進一步強化的結果，也是順治帝對滿族繼位制歷史發展的總結；同時，這同玄燁取得祖母孝莊太皇太后的全力支持、自身的優勢與機遇是分不開的。

　　為了削弱諸王貝勒的權力，避免宗室結常專權，順治帝遺詔改變了幼主由宗室輔佐的傳統，特命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等四位異姓勳舊重臣為輔佐。在四輔臣中，鰲拜欺君專權，結黨亂政。康熙帝少年顯英才，智除鰲拜。原書指出，康熙帝依恃太皇太后的全力支持，通過實踐，逐步熟悉國家的政務活動以及各類代表人物之間的矛盾和鬥爭。從中增長自己的知識和才幹，為由輔政過渡到親政積極創造條件。在智鬥和處理鰲拜專權案中，年輕的康熙帝已開始顯示出機智、沉著、勇敢與正直的本色。在他締造未來的偉業中，終於跨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康熙六年（一六六七），玄燁十四歲，開始親政。康熙帝除掉了鰲拜集團，消滅了朝廷內部侵奪皇權的勢力後，國內仍然存在著不安定的因素。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平西王吳三桂，稱為三藩。在清朝統一戰爭的過程中，三藩逐步發展成為割據一方的軍閥勢力，對朝廷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康熙帝目睹三藩勢焰日熾，已逐步形成尾大不掉的態勢。鑒於歷代因藩鎮勢力強大，以致危及國家存亡的嚴重歷史教訓，康熙帝親政以後，他就一直把解決三藩問題當作頭等重要的大事，他決定撤藩。三藩之亂，歷經八年。康熙帝智勇兼備，運籌帷幄，戰略部署，全面周密，終於消滅了三藩，年輕的康熙帝又經歷了一次嚴峻的考驗。

　　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鄭成功率軍攻佔臺灣，結束了荷蘭在臺灣三十八年的統治。從此，鄭氏政權以臺灣為根據地，以金門、廈門兩島為支點，繼續堅持著反清運動。康熙帝根據不同時期的形勢變化，交替運用軍事征剿與和平談判的兩手策略，同鄭氏政權進行了長期複雜的鬥爭。原書指出，臺灣遠隔大洋，孤懸海外，清軍三次出征，都為風浪所阻，不果而返，這無疑地引起了清廷對繼續征剿臺灣的疑慮；長期的國內戰爭，導致瘡痍滿目，民生凋蔽，財經困乏，為了醫治戰爭創傷，清廷也需要獲得喘息時機，休養生息；而統治集團內部因鰲拜專權與激烈的派系鬥爭，更需大力整頓，以穩定統治。由此，清政府對統一臺灣的策略，就由軍事征剿轉變為和平談判。在鄭氏一方，由於臺灣正處在新開發時期，百業待興，亟需贏得時間，從事和平建設，增強實力，以待東山再起。這樣，清朝與鄭氏之間就出現了和平共處的短暫時期。清、鄭之間的和平局面，一直維持到三藩之亂，才被打破。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鄭經逝世。馮錫範串通劉國軒，勾結鄭經諸弟，發動政變，殺害鄭克，十二歲的鄭克塽繼位，內部混亂，自相殘殺。康熙帝慎選帥才征臺，經過澎湖海戰，臺灣的基本軍事力量已被摧毀。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八月，施琅統率舟師到達臺灣，鄭克塽等納土歸降，和平就撫，臺灣正式隸屬清中央政權的行政管轄之下。

　　在清朝政府平定三藩之亂和統一臺灣的前後，俄羅斯的侵略勢力正在步步深入清朝黑龍江流域，嚴重地破壞著清朝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康熙帝面對俄羅斯的侵略，一方面謀求和平解決，力圖通過外交途徑同俄羅斯進行耐心的交涉；一方面周密備戰反擊，經過兩次雅克薩之戰，清軍擊潰俄軍。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中俄雙方正式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條約中規定中俄東段邊界以外興安嶺至海，格爾必齊河和額爾古納河為界。通過條約，清朝收回了被俄羅斯侵佔的一部分領土，制止了俄羅斯對黑龍江地區的進一步侵略，並打破了俄羅斯同厄魯特蒙古的準噶爾部噶爾丹之間的聯盟，這為後來清朝政府得以集中力量平定噶爾丹的叛亂創造了條件。

　　康熙初期，準噶爾部的首領噶爾丹力圖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肆意掠奪蒙古各部，不斷製造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使清朝與準噶爾部的矛盾更加尖銳。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康熙帝首次親征，擊潰噶爾丹於烏蘭布通。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康熙帝調集十萬大軍，分東、西、中三路進兵，深入瀚海，昭莫多之戰，盡殲噶爾丹精銳。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康熙帝親赴寧夏，第三次親征，深入沙漠，終於平定了噶爾丹。原書指出，康熙帝平定了噶爾丹分裂勢力後，同時以和睦親善的民族政策，妥善地處理清廷同蒙古諸部的關係，實現了統一漠北蒙古的目的。又在科布多、烏里雅蘇台等地派主將軍和參贊大臣，進一步加強了對蒙古的統轄。

　　康熙帝面對西藏問題，實質上已不只是單純西藏一地的問題，它涉及到西藏內部教派間的矛盾鬥爭以及對西藏產生過較深影響的蒙古各部之間的矛盾鬥爭。康熙帝對西藏地方事務的直接干預，是出於對西北準噶爾部覬覦西藏的客觀形勢而作出的。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康熙帝增派京營滿兵，發往甘肅等地駐紮，以備調遣，任命皇十四子胤禎（胤禵）為撫遠大將軍，帶兵駐紮莊浪、甘州。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九月，清軍進入西藏拉薩，平定西藏。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清朝政府組建了新的西藏地方政府，廢除了西藏地方政府中獨攬大權的第巴一職，而設置噶倫，共同負責西藏地方行政工作，克服了自桑結嘉措和拉藏汗以來西藏行政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病，從而更有利於對西藏實行統治。原書指出，康熙帝平定西藏，清朝便徹底結束了自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固始汗入藏以來蒙古諸部對西藏的佔領和統治，建立了由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西藏地方的政權。

　　康熙帝在位期間（一六六二─一七二二），重視民生經濟問題。原書指出，康熙帝雖然是清朝入關後的第二個皇帝，實際上他面對的是開國皇帝必須解決的許多問題。康熙帝意識到安定民生是施政的首務，在清初土地大量拋荒、流民成群的情況下，為迅速地實現土地與勞動力的合理結合，他採取了幾項重要措施，包括：將國家掌握的荒熟土地分歸臣民所有；禁止侵犯民人所有的土地與釋奴為民；鼓勵軍墾。康熙帝重視推行輕徭薄賦的政策，以減輕農民負擔。在國力增強之後，就致力於愛養民力的工作，實施蠲賑，在安商恤民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竭力倡導節儉的社會風氣，移風易俗，不遺餘力。正因為康熙帝竭力把保民、安民、恤民、重民等思想付諸實施，使清初的政治局面、社會經濟狀況有了很大的改觀，從而為清初盛世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與社會基礎。

　　康熙帝為整飭吏治、釐剔積弊，首先充實和嚴格官吏的考核制度。他考察鞭策官員的辦法，包括：引見、陛辭、出巡、密奏等，取得了許多積極的效果。在他整飭吏治中，費力最多且最具特色的，當數他表彰扶植清官的措施。他認為貪官宜懲，清官宜扶。原書指出，由於康熙帝堅持長期不懈，並採取制度建設、親自巡察與扶植清官、打擊貪官等多管齊下的辦法，及時準確地掌握了下情，並能明辨是非功過，施以獎懲，以正抑邪，使官吏受到激勵與約束，遏制了吏治的腐化趨勢。由於吏治相對澄清，正氣得以抬頭，社會相對安定，經濟日見復蘇，可以說康熙朝整飭吏治的成效為清初盛世的出現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治河是貫穿康熙帝執政始終的一件大事，而漕運與治河密切相連，他在實踐中不斷總結治理淮黃的經驗，終於在治河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原書指出，康熙帝治河，功蓋前世。首先是他樹立了正確的、積極的戰略思想，不但要求制止水患，而且要變害為利，既安定漕運，又保證民生。康熙帝把治水當作立國之本，在戎馬傯倥之際，仍心繫河務。在國家統一之後，更親自指揮，具體指導，直至成效大顯。為了確保治河有方，他矢志鑽研治河古籍；南巡閱河過程中，曾親登堤岸，以水平儀測量水位，顯得十分內行。他深信治河上策，惟以深浚河身為要。他還形成了一整套的治河方略。他認為治水不僅在避害，同時亦可興利。可以說，康熙帝治河的成功，是膽識、毅力與勤政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康熙帝的執政生涯中，理學是他念念不忘的思想根基和決策指南。他諳服朱熹對儒學的注釋和闡發。他尊孔重儒，推崇程朱，可以說是理學治國。原書指出，康熙帝竭力宣揚孔孟之道所提倡的三綱五常等倫理道德教條。朱熹強調君臣父子之矩，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朋友有信，各有定矩。康熙帝深愛讀書，自然為朱熹之學所吸引。在他當政的六十一年中，精心培植了一批心腹官僚，除了李光地、湯斌、熊賜履等理學大師外，還有「力崇程朱為己任」的張伯行，「篤守程朱」的陸隴其，還有魏象樞、張廷玉、蔡世遠等，都是顯赫一時的理學名臣，是理學化解了滿漢統治者之間的芥蒂，推崇理學成為滿漢統治者的共同語言。自朱熹之後，理學經歷了五個世紀的發展，已經衰落下來。康熙帝推崇理學，同時也挽救了理學，他發揚了「經世致用」的學說，給理學注入新的生機，為理學重整旗鼓創造了條件。

　　晚明時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峰期之一，西方傳教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國一批儒家知識份子漸漸熱衷於在科技方面有所建樹，傳教士具有的近代科技知識，恰好成了他們渴望學到的東西。他們把這種文化交流看成是縮短中西科技差距的好途徑，並積極地把學來的科技知識運用於制定曆法，用於軍事，用於災異治理，用於安定國家。順治、康熙交替之際，反教勢力極猖獗。從平反湯若望事件中，康熙帝確立了「唯是是從」的思想。康熙帝接受西洋科學很大程度上是在於它可服務於自己的統治。原書指出，由於康熙帝在與西洋傳教士的接觸已漸漸形成了吸收其西洋文化卻不包括宗教的思想，用其所長，為了清朝的維持和發展服務，就構成了康熙帝尊教徒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南懷仁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學識優勢，很為康熙帝所賞識。南懷仁為清政府製造各種類型的新礮，在征討三藩、抗擊俄羅斯侵略以及平定噶爾丹的叛亂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原書指出，康熙帝排除守舊勢力的阻撓和傳統觀念的干擾，吸收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國科學文化的發展。他既不盲目排外，也不盲目崇外，在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文化的同時，對西方荒誕不經的哲學和宗教理論棄而不取，一方面與西方人進行文化友好往來，一方面保持自己國家的政治獨立不受干擾，以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尊嚴。

　　康熙帝重視騎射，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在承德開闢木蘭圍場，頻歲舉行。在木蘭圍獵的準備、行獵、宴賞過程中，訓練八旗官兵長途跋涉、吃苦耐勞、嫻習弓馬、嚴守紀律的素質，培養八旗官兵行軍野戰、摧鋒挫銳、協同配合、攻擊取勝的能力。經過嚴格訓練的八旗官兵，在雅克薩、烏蘭布通與昭莫多等戰役中長途遠擊，克敵制勝。在訓練過程中，康熙帝也練就了一手好武藝，培養了堅韌不拔的毅力。康熙帝重視皇子教育，他積極地讓諸皇子學習各種技藝和知識，學習的課程包括滿文、漢文、蒙文和經史等文化課，還有騎射訓練等，可謂煞費苦心。康熙帝皇子眾多，晚年，他一直被皇太子的廢立問題困擾著，諸子爭奪嗣位的激烈鬥爭，使他心情抑鬱，精力耗盡。有關康熙帝駕崩和雍正帝篡位的歷史疑案，原書做了有史實依據的分析與辨證。原書指出，康熙帝早已多病在身，康熙帝之死，並不存在暴亡的現象。康熙帝的遺詔不能懷疑是胤禛篡改的，從康熙雍正兩朝的實錄記載看來，雍正帝繼位是合法的。胤禛自幼貼近康熙帝，對康熙帝的性格、心理及其旨意都有較深的瞭解，使康熙帝對他有個「孝誠」和「性量過人」的印象。他又能在處理國家事務的實際工作中，顯示出較強的政治魄力和膽識，獲得康熙帝的信任。因此，康熙帝把他留在身邊，讓他執行本該由康熙帝自己執行的事務。所以，胤禛在儲位鬥爭中實際上已佔據有利的地位，為他取得皇位鋪平了道路。由此看來，胤禛被康熙帝定為自己的繼位人，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蔣兆成先生、王日根先生合著《康熙傳》，徵引康熙朝奏摺、起居注冊、實錄等檔案官書，文獻足徵。原書以十二章的篇幅詳述康熙帝的一生經歷及其豐功偉業，生動地體現了這位傑出帝王的求實精神和出色的謀略與膽識。為人君，止於仁，康熙帝是一位仁君，他勤政愛民，崇儒重，幾暇格物，經文緯武，統一寰宇，雖曰守成，實同開創，他開創了清初的盛運，本書作了詳盡的分析與辨證，是一本學術價值極高的歷史名著。

序言
　　
　　雍正的形象，在人們的心目中，至少在一部分人的印象裏，是一個篡位者，屠戮功臣、施行特務統治的殘忍的暴君，又是有著重大事迹的帝王。作者在檢閱了有關他的大部分資料之後，認爲他敢於革除舊弊，辦事雷厲風行，是康乾盛世的有力推進者，是促進淸朝歷史發展的政治家，是可以肯定的歷史人物，因而覺得過往的評論不夠中肯，誣罔較多，想爲他有所辯白，這是寫作本書的第一個目的。第二，作好歷史人物的評論，要避免概念化的毛病，「千人一面」，則不是成功的研究。對歷史人物所特有的東西，如他具有怎樣的秉賦，有什麼樣的信念，愛憎如何，性格又是怎樣的，要作必要的考察，否則難於還原歷史人物的本來面貌。雍正具有鮮明個性，而且充分表現出來了，對他的研究可以很好地闡明個人在歷史上的地位及其是如何發揮作用的。筆者就是想作這方面的嘗試。第三，歷史人物的個人意志來源於他所在社會的現實，並在那種情況下對社會發生影響，因而要想瞭解它的產生和作用，就不能離開誕育它的特定的社會條件，恩格斯要求人們重視個人「動機背後並且構成歷史的眞正的最後動力的動力」，要注意「使廣大羣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以及在每一個民族中間又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①。把個人放到時代社會中考察，旣可以闡明個人的歷史地位，還可以揭示那個社會的發展狀況。這就是從一個人看一個時代，這是進行歷史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是一種研究方法。筆者奢想，通過雍正史的研討，概括雍正生活時代的社會歷史，說明它的狀況和特點，探索中國封建社會進程中一個階段的發展規律。
　　
　　爲了把這些設想表述出來，採取這樣一些寫作方法：
　　
　　較多採摘歷史資料，加以排比臚列，用資料表現雍正和他的時代。根據資料，筆者作簡要的分析。這種評論也許是不確切的，甚而是錯誤的，但讀者若能通過那些資料作出自己的判斷，筆者就感到欣慰了。本書爲較多容納材料，可能做的不恰當，讓大段引文，使篇幅繁冗；還有一些考證，令人讀之如同嚼蠟。凡屬缺陷，應當改正，而致此之由，則在於想用資料說話。
　　
　　本書不僅包括主人公雍正的歷史資料和敍述，還包含他生平事迹以外的、他那個時期的制度、事件、人物的材料和敍述，換句話說是以他爲中心，凡和他的活動有聯繫的事物，盡可能地給予說明，以期達到透過雍正觀察他的時代的目的。
　　
　　對雍正的思想、才能、性格、作風，企圖有所揭示，惟是做的非常不夠。
　　
　　寫人物傳記，要考慮人的自然法則，卽靑少年、中年、老年的不同時期，還要考慮某個特定人物的歷史特點。具體到雍正，皇子時代四十五年，做皇帝十三年，他所接觸和處理的事務是多方面的，可以和應該描繪的，不像科學家、文學家、軍事家等那樣單純，要把他的複雜的歷史面貌表現出來，就要將他生命演進與生平事迹兩方面結合起來，劃分他的歷史階段，認淸他的主要事迹，作有秩序的、分類的敍述。因此將雍正史分爲兩大階段，五大部分，十七個方面進行交待，卽第一章，皇子時代的雍正，是他的前半生的歷史，也是雍正史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本書第二至十二章，是雍正卽位後的重要政治活動，也卽雍正朝的重大政事；第三部分，爲本書的第十三至十五章，他的爲人、作風；第四部分，第十六章，他的死亡和遺政；第五部分，最後一章（第十七章），總結他的一生和時代，提出一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
　　
　　本書名稱，若以寫作的內容來定，可以叫做《雍正及其時代》；若從本書夾敍夾議的寫法，也可取名《雍正評傳》；或者還可擬用其他的名字。爲名實相副，爲從簡、從俗，取了現在的書名——《雍正傳》。

導讀

運際郅隆──《乾隆傳》 莊吉發
　　
　　清高宗乾隆皇帝弘曆（一七一一─一七九九），是雍正皇帝胤禛第四子，在位六十年（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康熙帝雖然並不寵愛胤禛，但他卻十分疼愛胤禛的第四子弘曆，由愛孫而及子，在歷史上確有先例。明成祖先立朱高熾為太子，後來因不滿意，而常想更換。當廷議冊立太子時，明成祖想立漢王朱高煦。明成祖雖然不喜歡朱高熾，但他卻很鍾愛朱高熾的兒子朱瞻基。侍讀學士解縉面奏明成祖說朱高熾有好兒子，明成祖有好聖孫，這才打動了明成祖的心，最後決定立朱高熾為太子。清朝康熙帝一家的三代，有些雷同。康熙帝有好聖孫弘曆，也有好兒子胤禛，祖孫三代，都是盛清時期的三位好皇帝。
　　
　　唐文基先生、羅慶泗先生合著《乾隆傳》，除前言、附錄〈乾隆帝弘曆年表〉外，全書共計五章。原書第一章〈從皇孫到初政〉，弘曆六歲就學，先後受業於庶吉士福敏、署翰林院掌院學士朱軾、編修蔡世遠等名儒。弘曆自己說「於軾得學之體，於世遠得學之用，於福敏得學之基」。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八月二十三日，雍正帝駕崩，寶親王即位，改明年為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原書指出，乾隆帝是位有志向有抱負的年輕皇帝，擺在他面前的任務，不是對乃祖乃父政策全面地改弦更張，而是有針對性地就某些政治經濟政策，作局部調整。其中政治政策的調整，包括：強調實政，革除官場惡習；重新處理允禩團體和曾靜案；調整宗室內部關係和弘皙集團案。經濟政策的調整，包括：財政政策的調整；農業政策的調整和水利的興修；恤商政策，對非法經商嚴厲打擊，對商人的正當貿易，則採取保護政策；甄別僧尼道，頒給僧道度牒，改革民間婚喪侈靡陋習，維護契尾合法性等社會經濟政策的調整，一方面改變某些政策，另方面完善某些政策。
　　
　　原書第二章分析了乾隆六年（一七四一）至十五年（一七五○）的歷史。乾隆帝「冀為成康」之治，除了木蘭秋獮整飭戎兵之外，還必須解決糧價上漲、民食艱難的問題。原書將乾隆帝平抑糧價，解決糧荒所採取的措施歸納為六個方面，包括：關心農業，重視糧食生產；普免錢糧，散財於下，以促進農業生產；減少國家糧儲，通過平糶以控制糧價；通過截漕、撥運等辦法，解決災區糧食供應問題；鼓勵商人長途販賣糧食，嚴禁囤積居奇；鼓勵糧食進口，禁止糧食出口。除了糧價上漲之外，錢貴銀賤也是乾隆朝前期的大難題。為了解決制錢短缺，乾隆採納臣僚建議，添爐鼓鑄幣，改革鑄幣材料，嚴禁囤積制錢，亦不許販運錢幣投機倒賣。經過清朝政府採取的種種措施，降至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大多數省分的錢文，已漸趨平穩。
　　
　　原書第三章將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至三十八年（一七七三）的歷史，稱為乾隆盛世。原書指出，乾隆帝省方問俗下江南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親自視察水利工程，解決江南頻繁的水害。江南是清代經濟重心，在以農業為本的傳統社會中，一個關心民瘼、孜孜求治的帝王，自然要關心水利工程。
　　
　　《四庫全書》是曠古大叢書，為了編纂《四庫全書》乾隆帝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四庫全書館組織機構。乾隆帝主持《四庫全書》的編纂，不僅親自確定書籍徵集的範圍、原則、方法，親自遴選纂修人員，親自確定全書編纂原則，而且還親自閱讀了纂修人員陸續呈送的部分著作。《四庫全書》的編纂，對於保存與整理我國古代文化遺產，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於《四庫全書》編纂者抱著狹隘的政治目的，在編纂過程中，對於不利於清朝的書籍，採取銷毀、刪削、挖改等文化專制手段，使我國古代文化又遭受一次浩劫。
　　
　　原書第四章論述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至嘉慶（一七九九）的歷史，作者指出，這個時期是清由盛入衰的轉折年代。爆發於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的山東王倫起事，是為乾隆朝從盛入衰的轉折標誌，它爆發於清朝統治的腹心地帶，它不僅是當時社會階級矛盾激化的產物，也揭開了清代中期以後各族人民大規模反抗鬥爭的序幕。清朝文字獄不僅數量較歷代增多，也格外殘酷。乾隆時期，大案迭起，據不完全統計，乾隆帝在位六十年，製造的文字獄多達百餘起，羅織罪名甚多。乾隆帝推行思想文化恐怖統治，必然導致國運衰落。乾隆帝寵信和珅，和珅上恃乾隆帝為靠山，下以一批官僚為羽翼，貪污索賄，弄權亂政，對乾隆朝後期政局敗壞所起的作用，未可低估。乾隆朝後期，驕侈之風日熾，吏治日趨腐敗，貪污大案，接連出現。原書指出，貪污案的特點，表明降至乾隆朝後期，清朝政治已進入腐朽階段。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八十六歲時歸政。為維護統治核心的穩定，防止因公開立太子而引起統治核心分裂成不同政治集團互相爭鬥，因此他採取祕密建儲的方式和不立嫡不立長而立賢的建儲原則。以「賢」作為選擇儲君的標準，否定了嫡子長子繼承權，作者指出，這是歷史的進步。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九月初三日，乾隆帝宣布皇十五子永琰為皇太子，明年改元嘉慶，永琰改為顒琰。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元旦，乾隆帝御太和殿，親授顒琰皇帝之寶，退位後稱太上皇，新皇帝稱嗣皇帝，太上皇與嗣皇帝起居注冊分別纂修。太上皇期間，乾隆帝依然集政權、財政、軍權於一身。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加上三年太上皇，執政長達六十三年。唐文基先生、羅慶泗先生合著《乾隆傳》，把乾隆帝置於他所處的時代來考察。作者寫乾隆帝，論乾隆帝，符合歷史事實。乾隆帝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外交諸多活動，構成了色彩斑斕的歷史書卷。乾隆帝從皇孫到登上皇帝寶座，完成皇祖、皇父未竟之業，開疆拓宇，揆文奮武，運際郅隆。耄期倦勤，蔽於權倖，從盛入衰，令人歎息。全書史料豐富，內容翔實，鞭辟入裡，是認識乾隆朝歷史的一本名著。　　

前言
　　
　　乾隆在位六十年，加上三年太上皇，執政長達六十三年，佔有淸一代四分之一。他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諸多活動，構成了色彩斑斕的歷史畫卷。我們以乾隆三十九年（西元一七七四年）爲界，分爲前後二個時期。前期又以六年（西元一七四一年）初舉木蘭秋獮、十六年（西元一七五一年）首次下江南爲界，分爲三個小階段。而十六年至三十九年，是乾隆朝鼎盛歲月，以後則盛極入衰。這種分期與分段，是否合乎史實，有待方家敎正。
　　
　　寫乾隆，論乾隆，不能不把乾隆置於他所處的時代來考察。乾隆是幸運兒。他承先祖餘緒，仗全盛國力，平定邊疆，拒西方殖民者，爲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作出了貢獻。他編纂《四庫全書》等羣籍，爲保存與整理中國古代文獻，起了巨大作用。但乾隆又是不幸者。中國封建社會時已日薄西山，乾隆畢竟回天無力。面對國内人口壓力，國外西方侵略者覬覦，乾隆一切舉措，從未越封建制度藩籬半步。政治上一味强化君主專制，外交上閉關鎖國，經濟上執行仍是傳統的重農政策，無法把社會生產力引向深度與廣度發展。他大興文字獄，扼殺進步思想，遏制科學精神。他沾沾自喜建立「十大武功」，自詡「十全老人」，該打的仗打了，不該打的也打，花費大量財力。乾隆後期，中國從盛入衰，當時英國人視淸朝爲「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絕非言過其實。縱看乾隆，不失爲中國歷史上一位好皇帝；但從世界史角度橫看乾隆，中國落伍了，乾隆落伍了。惟其如此，乾隆死後半個世紀，中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坑。是以，我們以爲對乾隆評價過高及過低，都有失公允。
　　
　　摯友周遠廉先生《乾隆皇帝大傳》，以及白新良先生《乾隆傳》、莊吉發先生《淸高宗十全武功研究》，均問世多時。他們對乾隆一生都作了深入研究。我們學識淺陋，寫《乾隆傳》時，參考了他們及史學界其他同仁的著述，在此謹表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