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獨裁者說不：諾貝爾和平獎記者如何捍衛民主底線，為我們的未來奮鬥

瑪麗亞．瑞薩（Maria Ressa）

資深媒體人，前CNN記者，菲律賓獨立媒體《拉普勒》（Rappler）新聞網聯合創辦人。該網專注於調查報導，以揭露菲律賓政府及官員的貪腐行為而著名。

身為《拉普勒》的首席執行長，瑞薩長期忍受政治騷擾和逮捕威脅，曾有兩次入獄、九次保釋的紀錄，其他仍有諸如詐欺、逃漏稅、收賄等罪名，持續與政府打官司。也就是說，她隨時可能入獄，人身安全遭受極大威脅。然而她依然正向看待、意志堅定，始終無畏調查，並嚴厲批評杜特蒂殘暴的掃蕩非法毒品政策。另外，她也持續抨擊臉書母公司Meta執行長馬克．祖克伯對虛假訊息的放任及毫無作為。2020年日舞影展紀錄片《凌遲民主》（A Thousand Cuts）就將她的故事搬上大螢幕。

她的勇氣及打擊假新聞的事蹟為全世界矚目。瑞薩被《時代》雜誌評為2018年度風雲人物之一，稱她是「真相守護者」（The Guardians），躋身2019年100位全球最有影響力人物，更被喻為本世紀最鼓舞人心和最有影響力的百大女性之一。《展望》雜誌亦稱她是世界50大思想家之一。此後她陸續獲得年度記者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吉列爾莫．卡諾世界新聞自由獎、自由新聞金筆獎、圖喬爾斯基獎和四大自由獎等無數獎項。2021年，她與俄羅斯獨立報《新報》總編輯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共同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做為表彰兩人「捍衛言論自由的努力，這是民主與恆久和平的先決條件。」她也是首位獲此殊榮的菲律賓裔人士。

葉佳怡

臺北木柵人，曾為《聯合文學》雜誌主編，現為專職譯者。已出版小說集《溢出》、《染》、散文集《不安全的慾望》，譯作有人文社科作品《恐怖時代的哲學》、《憤怒的白人》、《絕望者之歌》，人類學作品《卡塔莉娜：關於生命療養院，以及人們如何被遺棄的故事》、《尋找尊嚴：關於販毒、種族、貧窮與暴力的民族誌》，以及小說作品《勸服》、《恐怖老年性愛》、《她的身體與其它派對》、《西北》、《激情》等十數種。
 

各界好評
導讀　我們都活在她的故事裡／劉致昕
導讀　所以，我們該刪掉臉書嗎？／賴奕諭
人權律師艾瑪．克隆尼的推薦序
前言　看不見的原子彈——活在（源自過去的）當下（此刻）

第一部　返家：權力、媒體，和菲律賓（1963～2004）
　第一章：黃金法則（選擇做一個不停學習的人）
　第二章：榮譽規章（劃出界線）
　第三章：信任的速度（讓自己脆弱）
　第四章：新聞產業的使命（誠實）

第二部　臉書、拉普勒新聞網，還有網路上的黑洞（2005～2017）
　第五章：網路效應（到達臨界點）
　第六章：創造出改變的波瀾（建立團隊）
　第七章：如何透過朋友的朋友摧毀民主（想慢一點，別貪快）
　第八章：法治如何從內部崩壞（沉默就是共犯）

第三部　政府追擊：逮捕、選舉，還有為我們的未來奮戰（2018～現在）
　第九章：從千刀萬剮中活下來（相信善良）
　第十章：別在對抗怪物時成為怪物（擁抱你的恐懼）
　第十一章：堅守陣線（那些殺不死你的，會讓你更強大）
　第十二章：為什麼法西斯主義節節勝利（合作、合作、再合作）

後記
202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瑪麗亞．瑞薩和德米特里．穆拉托夫為了面對資訊危機提出的十點計畫
致謝
註釋

第七章 如何透過朋友的朋友摧毀民主（節錄）
這天是2016年8月。杜特蒂政府剛上任掌權，連帶上任的還有6千名他所指定的政府官員，而且杜特蒂還驕傲地公開表示，他就是因為這些人忠誠於自己才選擇他們。杜特蒂在達沃擔任市長期間的地方官員及當地的執法人員和軍方人士都來到首都接下高官位置。一開始，我以為這些人的問題在於能力不足，之後要是無法把工作做好也必須被究責。
但更令人擔心的是每日的死亡人數：人們開始在貧窮地區的街上發現許多屍體，私下還有目擊者表示晚上會有殺手出現在一般人家裡。杜特蒂的反毒戰爭把馬尼拉變成了現實世界的高壇市，但這裡沒有一位披著斗篷的社會運動鬥士。
《拉普勒》指派了一個記者和一個製作團隊負責輪值大夜班。他們很快就必須每晚報導高達八具屍體，這些屍體都在丟在街邊，流出的血在人行道上匯聚成血泊。這些殺手的手法非常恐怖：有些屍體的手腳被綁住、頭上纏了寬膠帶，身上還會有一張紙板寫著：毒販，huwag tularan：「別變得跟我一樣。」
我來新加坡這一趟的目的是要警告我們在臉書亞洲據點的合作夥伴，我和這些人因為《拉普勒》進行過很多合作案。在豪奢的自助餐選項中選好午餐後，我跟著肯恩、克蕾兒還有伊莉莎白走向一條長桌坐下來吃。「我們的發現非常令人憂心，」我開始告訴他們。「我沒看過這種狀況，但顯然可能帶來很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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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表達的內容背後有一段漫長的歷史淵源。作為美國的前殖民地，菲律賓有將近1億1千3百萬的人口總是對自己的英語能力感到驕傲，這些通常有大學學歷的勞動人口對西方文化非常熟悉，而長期以來，這也是我們國家成為西方廉價勞動力來源的原因之一。2010年，菲律賓超越印度成為全世界提供電話客服、業務流程外包（簡稱BPO）以及共享服務的中心。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成為網路詐騙的最主要源頭，而且是從Hotmail及電子郵件詐騙的時代就開始了。許多在灰色地帶實驗商業模式的外國公司都會跑來菲律賓，因為這裡幾乎沒有管束網路的法規可言，少數存在的法規也沒在執行。菲律賓的一些地區開始因為某種服務而出名，這類服務被委婉地稱為「網路系統服務」（onlining），而其內容就是對全世界的電子郵件地址進行詐騙活動。
這一切在2010到2012年間的全球打擊行動下出現很大的改變，在那段期間，網路安全研究者和執法機關瓦解了垃圾郵件機器人以及控制這些機器人的相關科技。因此，當這些參與詐騙的本土產業需要尋找新的商業機會時，他們開始把目標放到社群媒體上。早在2016年的總統選舉之前，我們國內就有三股潮流逐漸匯聚，就為了幫助政府鞏固自身權力的無恥行徑搭建好舞台：點擊╱帳號農場、資訊作戰，還有在廣告產業灰色地帶興起的政治網路紅人。
早在2015年就有報告指出，許多來自菲律賓的帳號農場會生產出通過手機認證的社群媒體帳號，這些帳號又被簡稱為PVA。這也確實在後來成為一種全球現象。同樣也在那一年，有份報告指出唐納．川普臉書頁面上大多按「讚」的帳號都來自美國之外，而且他的每27個追蹤者中就有一個來自菲律賓。隨著影響力經濟（influence economy）逐漸起飛，有些販賣推特按讚數及追蹤者人數的地下公司開始在菲律賓設置辦公室。到了這個階段，行銷已經進化成「組織網路化的虛假訊息（networked disinformation）」。菲律賓的政治人物開始拿社群媒體做實驗，其中許多人會將這份工作外包給行銷和公關操盤手，他們會準備一系列極為相似卻又微妙不同的內容及負責發布這些內容的帳號，這些帳號可能屬於數位網路紅人或社群假帳號的操作者。這些作法詳盡呈現出已在菲律賓的法律及倫理灰色地帶中運作的各種迥異元素。畢竟有需求才有供給，虛假訊息因而成為一門大生意。
菲律賓也是一個詐騙中心。截至2019年為止，這裡發出的網路攻擊數量領先全球其他國家，無論是機器人發動的自動攻擊或人工攻擊都排名第一，而且遙遙領先排名在後的美國、俄羅斯、英國和印尼。當時有一份報告指出三個因：「精良的工具、廉價的手工勞動業，以及網路詐騙這行提供的絕佳經濟誘因。」（其中有43%是由人工進行，也就是沒有使用機器人程式。）菲律賓的未授權軟體安裝數量也高於全球平均值，這也導致惡意軟體大量入侵桌面型電腦，再把這些電腦變成自動發動攻擊的殭屍網路平台（botnet platform）。
菲律賓的廣告行銷社群開始要面對一個尷尬的問題，而全世界的其他國家很快也得面對同一個問題：有多少廣告行銷商是在剛剛提到的灰色地帶中「自由接案」？他們當中又有多少是在和全世界「網路紅人」合作、而且還是在「假帳號及讚數操盤手」這樣一個現在廣為人知的新興市場中遊走？當跟跨國客戶合作時，他們要怎麼界定「影響」和「詐騙」之間的區別？社群媒體平台的設計鼓勵以上所有行為，導致科技平台對我們的年輕世代造成侵蝕性的影響，而那些被勸誘進入這個產業的人們更是如此。
而要是一個政治人物背叛了自己對公眾的承諾，選擇本來應該屬於行銷工具的公關策略，還無恥又不知不覺地操弄那些他們本該服務的對象，那又該怎麼辦？
這一切都跟權力和金錢有關。
菲律賓的這個進化過程已經在2014年展開，當時開始有網路上的狂熱粉絲使用社群媒體來支持他們熱愛的明星，而許多政治操盤手便因此注意到這種網路參與能量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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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某天邀請了十幾個數位足跡驚人的孩子來到我們辦公室，他們沒有一個人的年紀超過15歲，但因為展現出強大威力，推特必須特別把他們標記出來。因為正是他們創造出了人們所知的AlDub現象。AlDub是某齣電視劇中兩位菲律賓演員的人名縮寫，他們分別是艾登．理查德斯和梅因．「雅雅．德柏」．曼多沙，他們在一齣非常受歡迎的下午電視劇中演出一對始終無法真正見到對方的戀人。他們的狂熱粉絲不停在網上施壓希望他們最後可以見到面，最後這些人帶來的社群媒體熱度打破了推特上單一主題推文數的記錄。而根據BBC表示，之前的紀錄保持者是2014年7月的世界盃足球賽決賽，當時是德國打敗了巴西。
這些年輕粉絲有的是時間，他們可以在無數次實驗後找出破解潛藏規則的密碼。於是這些建立粉絲社團的行為也協助創造出臉書稱為「CIB」——「協同性造假行為」的無害前身。他們會組織人力讓某些標籤成為排名更高的趨勢話題，偶爾還會挾持其他正成為趨勢的標籤。那些年輕人告訴我們，若想讓一個標籤成為趨勢話題，你只需要組織一群人讓他們「每分鐘發7千則推文」。這些社團後來發展得又大又成功，因此有公司的行銷部門學走他們的策略也是遲早的事。
於是，粉絲的追星行為開始轉化為政治行動。
有個我姑且稱他為「山姆」的年輕人，讓我用他的經歷來告訴你這個轉變過程有多容易。他在二十出頭時為我的一個朋友工作，有一次他穿著牛仔褲和緊身上衣來到《拉普勒》，一頭抓得尖尖的髮絲中有些藍色的挑染。他說他就是想辦法讓全國開始注意杜特蒂反毒戰爭的那個人，並在選舉期間讓這個全國最在意的八大議題之一成為排名第一的話題。他說他幫助一個候選人贏得了總統選舉。
「操控別人讓我覺得開心，」他告訴我們。「現在有人說這樣做很邪惡，可是想像一下，我就跟上帝一樣。我可以讓他們對我言聽計從。」
他精力無窮地向我們描述了過程，他說自己是還是學生時就開始建立一些社團專頁，一開始那只是專門討論愛情的匿名社團。為了展開話題，他先是問大家有過的最火辣約會經驗或最糟糕的分手故事。他所經營的其中一個社群就有超過300萬名追蹤者。他開始發展這些社團時才15歲，每次都是從他認為菲律賓人會有興趣的話題開始切入，比如其中一個社團的主題是尋找快樂、另一個是在討論心理韌性。大概一年後，開始有公司請他在這些社團裡提起自家產品。等到20歲時，他宣稱在好幾個平台總共擁有至少1500萬名追蹤者。
就是在這時候，他開始從廣告行銷轉而投入政治：進入杜特蒂的競選團隊工作。他宣稱已經在不同城市用不同方言建立了一系列臉書社團。這些社團的頁面上一開始都是些看來沒什麼特別的旅遊景點文章和地方新聞。然後他偶爾會丟上幾篇犯罪報導。接著在每天人流最多的尖峰時段，他會在這些社團中分享報導，然後和他的朋友在文章下方留言，而內容都是把犯罪跟毒品連結在一起。杜特蒂的「反毒戰爭」之所以被視為菲律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個年輕人的作為就是背後的其中一個原因。
這是臉書當時沒有認真關注的手法。現在我們稱此為「偽草根行銷」——就是一種假的從眾效應——而且這種作法非常有效。
只要把山姆的故事再複製幾次，你就能看出杜特蒂競選組織運作的進化過程。現在的山姆已經在經營自己的數位公司。原本打扮得像樂團男孩的他也開始改穿大老闆西裝，並開始對政治候選人及商業公司提供他的服務。
2016年，《拉普勒》開始追蹤那些跟山姆一樣轉換跑道的人，以及所有相關的虛假訊息網路。我們的研究部門想要理解這個現象。我們是世上少數這麼做的媒體組織之一，而這也是我著急地想把我們的發現告訴臉書新加坡團隊的另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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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給他們看《拉普勒》記錄到的結果，其中呈現出菲律賓網路資訊生態系及政治生活的三個沉淪階段。第一階段是2014和2015年，人們在那個階段進行初期實驗並開始嘗試建立宣傳機制。第二階段是一個全新的線上「黑色行動」產業商業化。第三階段則是站在國家最高位的人為了鞏固權力，開始在全國煽動「政治極化」的現象。
如果你生活在民主國家，那很可能已經看到類似現象。這些階段之所以得以成立，背後是由來自距離菲律賓很遠的各種全球性決定和現實處境推動而來；這可說是所謂「在地即全球、全球即在地」的最貼切例證了。
一開始其實很難搞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不過《拉普勒》和我的生活基本上就奠基於社群媒體，所以我們在還沒理解之前就已經感覺到各種變動。
在2016年的選舉活動前期，我們開始在社群媒體上看見親杜特蒂陣營的全新傳播訊息技巧。例如他的支持者創立了一個粉絲專頁，而這個專頁的目的就是希望處死一位針對杜特蒂提出尖銳問題的學生。這種全新型態的煽動行為催生出我們針對此主題的第一篇社論，篇名是〈＃活力盡失：網路暴民創造出社群媒體荒原〉（#AnimatED: Online Mob Creates Social Media Wasteland.）。當我們為此致電選舉團隊時，他們要求支持者表現「文明、理性、正派，而且具有同情心。」那是一切才剛開始的事。
同樣在那場選舉中，老馬可仕的兒子小馬可仕以副總統候選人的身份參選。我們明確在社群媒體上發現有股力量在改寫他的家族史，希望重新定義並漂白馬可仕家族的紀錄。我們目睹了一種強烈的「敵我分明」世界觀，這種世界觀會引發憤怒和仇恨的情緒，而且讓選民的組成更為極化。
第二階段的沉淪跟一種全新黑色行動產業的商業化有關，這種產業是透過早在法律灰色地帶運作已久的地下數位經濟來營利。早在2014年，機器人和假帳號在全世界（特別是在烏克蘭）變得惡名昭彰之前，《拉普勒》就已經發現出現在我們國家電信公司競爭中的資訊作戰痕跡。在一篇我們命名為〈＃斯馬特的免費網路：剖析推特上的黑色行動宣傳〉（#SmartFREEInternet: Anatomy of a Black Ops Campaign on Twitter）的文章中，我們呈現出一間公司是如何使用三種帳號來影響公眾認知。
菲律賓的長途電話公司及暨動業者「斯馬特」（Smart）在跟「全球電信」及其行動子公司爭取用戶。斯馬特在推特和臉書上使用標籤＃斯馬特的免費網路（#SmartFreeInternet）來進行宣傳活動。《拉普勒》卻記錄到有個結合了機器人和假帳號的攻擊突然殲滅了整個行銷活動：因為只要一有人使用這個標籤，就會有機器人或假帳號自動傳送負面訊息給這個人。
這是利用1990年代在美國電腦產業很風行的一種舊手法——像IBM或微軟這類電腦公司在針對競爭者時會這麼做——也就是後來為人所知的「恐懼、不確定性和疑慮」（簡稱FUD）手段。虛假訊息宣傳會透過散播負面訊息及謊言來煽動恐懼。我們在網路上記錄到的對話讓我們聯想到共產黨的「從鄉村包圍城市」：這種作法可以有效阻斷斯馬特的推特帳號去接觸到他們意圖鎖定的千禧年世代受眾。「有些公司、利益團體和政府動員了必要規模的虛構社群媒體資源，就為了阻擾這些平台上的正規使用者，」我們在文章中如此寫道。「若是放任不管，這類行動可能讓推特這類平台變成荒原，不但降低人們參與的意願，也會限縮群眾為大眾追求利益的潛在力量。」
確實，僅僅在兩年前，我們就看到FUD這種手段轉移到政治及宣傳領域。不過這種情況不該讓我們感到驚訝，因為在2014年進行過相關實驗的人——像是山姆——後來有許多決定轉而投身政治領域，並在2016年為了杜特蒂使出了他們的絕活。
我對肯恩、克萊兒以及伊莉莎白展示了相關數據，說明我們一開始是如何發現這種手段已轉移到政治領域：我們調查了一個攻擊《拉普勒》和ABS-CBN的組織網路。
首先，柴和她的團隊鉅細靡遺地用一個電子表格記錄下那些攻擊者的臉書帳號、他們的「好友」帳號，以及這些帳號所隸屬的不同社團。其中一個圖表匯集了26個帳號以及他們的「自我介紹」內容：他們工作的地方、他們上的學校、他們的工作，還有他們住的地方。我們把表格上每個欄位的內容分配給一個記者，讓他們去確認這些資訊的真實性。結果每條資訊都是假的。
這26個帳號的行動跟大多數使用者不同：他們隸屬的臉書社團比他們真正的好友數量還多。其中一個例子是穆查．波提斯塔，她聲稱自己是一名在ABS-CBN工作的「軟體分析師」。波提斯塔的公開好友名單顯示她只有17個好友，可是卻總共參加了超過100個社團，其中包括那些為小馬可仕競選宣傳的海外菲律賓社群，另外還有一些買賣物品的社團。這些社團的成員都有數萬到數十萬的規模。
我們的團隊至少花了三個月才手動算出這些個別訊息在公開社團中的觸及數。根據他們的列表計算，每個臉書上的假帳號可觸及到3至4百萬個帳號，並因此證實一個謊言可擁有指數性增長的觸及數。我相信《拉普勒》是首先將這一切量化的單位。
我也向新加坡的臉書團隊說明，這些黑色行動玩家是如何有系統地把社群媒體變成武器，而且他們會根據不同的人口組成來決定採用的策略，其中包括菲律賓極少數的上層階級、中產階級，還有大量底層人民。他們創造出內容後透過傳遞網路擴散出去。臉書確實是這個傳遞網路中的關鍵媒介，不過事實上，所有社群媒體平台都有捲入其中。
我們所看到的是在網路上的一種不對稱戰事，只不過這次是歌利亞採用了大衛的戰略。那些平台跟擁有更大權力的人使用了反叛團體的伎倆。只要有人起身反抗親杜特蒂及小馬可仕的虛假訊息網路散播的謊言，就會受到許多讓他被迫自我懷疑的攻擊，不然就是會有人說他瘋了。即便是壞人做出的事，這些人也會把責任推到好人身上。
同樣的過程也發生在世上的其他民主國家。臉書已經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但卻只是感到進退失據。在美國的臉書平台上，極右派及另類右派社團內散布的謊言特別多，臉書也有可以證明這些問題的數據，可是卻沒有採取任何作為（獨立研究者還要很久之後才會揭露被他們掩蓋的這些問題），因為擔心這麼做會搞壞臉書共和黨之間的關係。這也代表身為臉書使用者的大眾——這些資訊作戰所針對的對象——非常容易受到攻陷，因為他們在面對看似正常流通的各種混亂訊息時幾乎沒有足以自保的手段。於是唐納．川普明目張膽又喜孜孜地在總統選舉期間一路說謊，就連選上總統後也沒有停止，而他的所有謊言都是透過像菲律賓那樣由下往上的社群媒體操作而來。川普和杜特蒂都改變了他們國民的思考及行為方式。
接下來的幾年，在我起身對抗那些攻擊我們的高官時，人們總問我是如何找到勇氣。
「很簡單啊，」我通常會這麼回答。「事實站在我這邊。」

看不見的原子彈——活在（源自過去的）當下（此刻）
自從2020年3月因為疫情封國之後，我變得非常情緒化，其程度遠超越我以往允許自己情緒起伏的極限。我只能毫無選擇，接受一切不公義在我體內累積為無處發洩的憤怒，而其源頭就是政府六年來對我發動的攻擊。
我可能會去坐牢，而且是坐一輩子—─又或者如同我的律師所說：我得坐上超過一百年的牢。而且還是基於一些甚至上不了法庭的指控。法律制度的崩解是一個全球性現象，但對我來說卻是切身之事。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菲律賓政府對我發出了十次逮捕令。
我也可能成為暴力攻擊的目標。難道警察，也就是我國政府的代理人，真的會笨到把我當成攻擊目標嗎？哎呀，還真的會。根據菲律賓人權委員會的估計，從2016到2018年間，大概有2萬7千人在前總統羅德里戈．杜特蒂（Rodrigo Duterte）慘無人道的反毒戰爭中遭到殺害。數字的真實性？天曉得。在我的國家為真相奮戰的過程中，那個數字讓我們記者當中出現了第一個傷亡者。2018年，我開始在路上穿防彈背心。
網路上的暴力，也是真實世界的暴力。全世界已經有太多研究及許多悲劇事件證明了這件事。我在網上每天都受到攻擊，此外受到攻擊的還有數千位記者、社會運動參與者、反對意見領袖，以及在此地及全球各地不知不覺被捲入的公民。
不過每當我起床望向窗外時，我仍覺得活力充沛。我心懷希望。我能看見各種可能性——因為就算前景一片黑暗，這也是我們得以重建社會的時候，而且就從我們觸手可及的領域開始：我們的影響力。
我們曾熟知的世界已灰飛煙滅。現在我們得決定我們想創造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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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是瑪麗亞．安潔莉塔．瑞薩（Maria Angelita Ressa）。我已經當了超過36年的記者。我生於菲律賓，在紐澤西成長受教育，1980年代末從大學畢業後，就回到了我出生的國家。我在美國的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開展了我的事業，1990年代在南亞創立並營運了兩個CNN分社。那是CNN的輝煌年代，也是讓國際記者感到興奮陶醉的年代。我在南亞據點見證過許多戲劇化事件，這些事件往往都預示了即將在全球連動發生的大事：包括從前殖民前哨地發端的民主運動、早在911事件發生前就已駭人興起的伊斯蘭恐怖主義、透過民主選舉上位的全新種類強人將他們的國家變成類獨裁國家，以及社群媒體是如何帶動人的前景及力量耀眼登場，最後卻在我所珍愛的一切遭到摧毀的過程中扮演了樞紐角色。
2012年，我與其他人一起創辦了《拉普勒》（Rappler），那是在菲律賓一個僅以數位形式發表的新聞網站。我的抱負是想在我的國家創造出調查報導的新標準，也就是利用各種社群平台建立行動社群，以提升政府的治理並強化民主體制。在那個時候，我是相信社群媒體力量足以改善世界的最虔誠信徒。透過臉書（Facebook）和其他平台，我們得以使用群眾提供的消息來做即時新聞、找到關鍵資料及線報、為了氣候變遷議題及政府治理手段組織集體行動，還能藉此在選舉中幫助提升投票者的相關知識及參與程度。我們確實快速獲得了成功，可是等到《拉普勒》進入第五年，這個本來因各種理念而備受稱譽的媒體，卻成為自家政府攻擊的對象——一切都只因我們持續做我們的記者工作：說出真相、向當權者問責。
在《拉普勒》，我們揭發的貪汙或惡意操控問題不只存在於政府機關，也愈來愈常出現在掌控我們生活的科技公司之中。從2016年開始，我們開始強調兩個總能輕易逃脫罪責的領域：羅德里戈．杜特蒂總統的反毒戰爭，以及馬克．祖克伯（Mark Zuckerberg）的臉書。
讓我來告訴你們為什麼全世界都該關注菲律賓：在全球公民當中，2021年，菲律賓人連續第六年成為在網路及社群媒體上花費最多時間的一群人。儘管網路速度不快，但2013年在Youtube平台上傳及下載影片數量最多的，也是菲律賓人。四年之後，我們國家有97%的公民都在使用臉書。我在2017年時把這個數據告訴馬克．祖克伯時，他沉默了一下子，說「等等，瑪麗亞」，然後他終於反應過來了，眼神直直盯著我，「剩下那3%的人去哪了？」
當時的我因為他油嘴滑舌的俏皮話笑了出來。但現在的我再也笑不出來了。
根據這些數據，以及臉書自己承認過的說法，菲律賓是社群媒體可以對一個國家的體制、文化及其居民產生負面影響的原爆點。只要是在我們國家走過一遭的趨勢，最終都會在世界上其他國家發生——就算不是明天，也可能是一、兩年後。早在2015年時就已有報導指出，菲律賓有許多「帳號農場」會創建經手機認證的社群媒體帳號，這種帳號也被簡稱為PVA（phone-verified account）。而同年也有一則報導指出，唐納．川普（Donald Trump）的臉書頁面上大多按「讚」帳號都來自美國境外，而且他的每27個追蹤者中就有一個來自菲律賓。
有些時候，我覺得自己像是薛西佛斯和卡珊德拉的綜合體，我總是一直努力想對這個世界提出警告，讓大家知道社群媒體正在摧毀我們所共享的現實，也就是民主體制得以發生的場域。
我試圖藉由這本書讓你們明白，虛擬世界缺乏法治，這樣的問題極具破壞性。我們所存活的現實只有一個，而全球法治原則崩毀的源頭，在於二十一世紀缺乏一種管理網路的民主願景。人們能在網路上免於受罰的性質，自然導致人們也能在現實生活中免於受罰，因此摧毀了原有的制約與平衡原則。我在過去十年目睹、記錄的是，科技擁有神一般的權力，得以將謊言的病毒傳染給我們。科技不但使我們陷入對立，還煽動甚至創造出我們的恐懼、憤怒、仇恨，並在全世界各地加速了威權者及獨裁者的興起。
我開始將這個現象稱為「遭到千刀萬剮的民主之死」。現在我們需要用來傳遞新聞的平台，本身對事實採取了充滿偏見的視角。早在2018年時就有研究顯示，跟事實相比，夾帶怒氣及仇恨的謊言傳遞速度不停加快。然而一旦沒有了事實，我們就不可能擁有真相；而沒有了真相，我們就不可能有信任。這一切都沒有了之後，我們就不再擁有共享的現實，而我們所理解的民主——以及人類所有其他重大的奮鬥成果——就等於是死了。
我們一定要在這個結果發生之前趕快採取行動。這就是我在本書中想要說明的：我探索的價值及原則不只攸關新聞報導及科技領域，還包括我們為了打贏這場捍衛事實之戰所需採取的集體行動。這段發現之旅幾乎是我的個人經驗，因此每個章節都有微觀和巨觀的面向，其中包括我自己學習到的教訓，以及更全面的情勢說明。你們會看見我堅持奉行一些簡單的概念，為的是希望在經過光陰的流逝後，都能每次憑直覺做出周延的決定，並在面對「源自過去的當下此刻」所帶來的各種新經驗時，還能清晰理解其中所代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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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時，我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兩位記者之一。上次有記者得到這個獎項是在1935年。當時獲獎的德國記者名叫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但當時他因為還在納粹集中營內備受折磨而無法領獎。藉由將這份榮耀頒給我和俄羅斯的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挪威的諾貝爾委員會向世界發出了訊息，表示現在的我們正處於與當時類似的歷史時刻：民主再次面對了生存的關鍵轉折點。在諾貝爾獎演說中，我說有顆看不見的原子彈已經在我們的資訊生態系中爆炸，這些科技平台給了地緣政治強權一個分化、操弄我們每個人的機會。
諾貝爾頒獎典禮才過去四個月，俄羅斯就侵略了烏克蘭，利用的是打從2014年就開始在網路上散播的元敘事（metanarratives），當時俄羅斯侵略克里米亞，吞併了這個原本屬於烏克蘭的地區，之後樹立了一個魁儡政權。俄羅斯使用的策略為何？在打壓真實資訊後，全數用謊言去取代。透過使用那些便宜的數位網軍惡毒地攻擊事實，俄羅斯抹去了真相，並用自己的敘事去取代受噤聲的敘事——以效果而言，就是告訴大家克里米亞是自願受俄羅斯控制。許多俄羅斯人創造出假的網路帳號、布署由機器人程式運作的網軍，然後利用社群媒體的各種弱點來欺騙真實的人。這些由美國人擁有的平台是全球新資訊的守門人，而對他們來說，那些活動為他們創造出更多的平台交流及收入。於是守門人的目標跟虛假訊息（disinformation）操作者的目標一致。
那是我們第一次意識到資訊戰（information warfare）（的戰略將很快布署到全世界，這段過程包括杜特蒂勝選、英國脫歐、加泰隆尼亞，一直到美國「停止竊選」（Stop the Steal）的占領國會行動。8年後的2022年2月24日，弗拉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使用跟之前併吞克里米亞一樣的元敘事侵略烏克蘭。這個例子也說明了虛假訊息是如何由下往上、後又由上往下產生影響，最後得以藉此製造出一個全新的現實。
不到三個月之後，菲律賓就墮入了深淵。2022年5月9日是選舉日，我們的國家在那天選出了杜特蒂的繼任者。雖然總共有十個候選人，最後有競爭力的只有兩位：身為反對黨領袖的副總統萊妮．羅布雷多（Leni Robredo）和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而後者正是獨裁者老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唯一的兒子；這位獨裁者曾於1972年頒布戒嚴法，並在總統大位上掌權了將近21年。老馬克仕是初代的盜賊統治者（kleptocrat），在1986年的人民力量（People Power）革命終於把他放逐到國外之前，他被控從人民身上竊取了一百億美金。
選舉那天剛入夜，小馬克仕很早就取得了領先，此後票數始終沒有落後。晚上8點37分，46.93%的選區傳來票數，小馬可仕的1530萬票領先羅布雷多的730萬票。8點53分，53.5%的選區傳來票數，小馬可仕的1750萬票領先羅布雷多的830萬票；到了9點，57.76%的選區已開票，小馬可仕的1898萬票領先羅布雷多的898萬票。
看來已經沒救了，那天晚上的我對自己說。事後證明，這場選舉展示了從2014年到2022年間，虛假訊息以及社群媒體上無休無止的資訊作戰（information operations），是如何扭轉了馬可仕的形象，讓他從被社會唾棄的賤民化身為英雄。虛假訊息的操作網路不只來自菲律賓，還包括了全球各地的組織網路，像是2020年被臉書擊破的中國組織網路。他們都參與了在我們眼前出現的歷史轉折。
從2021年底的諾貝爾和平獎演說開始，我就不停指出，無論是誰贏得這場選舉都不只會決定我們的未來，還會決定我們的過去。如果事實沒有被完善地呈現出來，選舉本身就不會是完善的。
結果事實落敗。歷史也落敗。小馬可仕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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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其他被迫躲藏、流亡或入獄的人相比，我很幸運。記者唯一能保護自己的方式就是去讓真相發光、去揭發謊言——而我還可以這麼做。另外還有太多人在看不見的陰暗處受到迫害，他們沒有曝光度及外人的聲援，管控他們的政府在逃脫罪責方面更是擁有強大能耐。這些政府的共犯就是科技，我們所目睹的是在這個資訊生態系中的一場靜默核彈屠殺。我們必須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樣處理餘波，比如創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聯合國（United Nations）以及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之類的機構和體制。時至今日，我們需要新的全球組織來重申我們所珍愛的價值。
我們正站在過往世界的廢墟上，而我們必須擁有足夠的遠見和勇氣去想像、創造出那個應有的世界：人們更有同理心、生活更平等，一切也更能永續發展。那是一個不受法西斯和暴君威脅的安全世界。
這本書描述的是我嘗試這麼做的旅程，但也跟你有關，親愛的讀者。
民主是脆弱的。當中的每個細節、每條法律、每個防衛機制、每個組織機構，甚至是每則報導，你都得為之奮戰。你必須知道，再小的傷口都可能對民主體質造成莫大的危害。這就是為什麼我對我們所有人都這樣說：我們不能對任何困難低頭。
對許多認為民主似乎理所當然存在的西方人而言，這就是他們需要從我們身上學習的課題。這本書是寫給那些把民主視為空氣一樣自然的人看的，而寫的人永遠不會這麼做。
在這個源自過去的當下此刻，一個所有記憶都可以被輕易竄改的此刻，你的所作所為至關重要。我的團隊和我每天都會問一個問題，我希望你也能問問自己：為了真相，你願意犧牲到什麼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