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話到歷史：神話時代與夏王朝（中國．歷史的長河，系列第1冊）

宮本一夫

宮本一夫（1958-）

一九五八年出生於日本松江市，京都大學文學部畢業，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碩士、博士。曾任京都大學文學、愛媛大學法文學部助教，現任九州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院教授，專攻東亞考古學。主要研究項目包括東亞新石器時代到初期鐵器時代的比較考古學，及比較文明論。

二○○三年獲第十六屆濱田青陵獎。主要著作：《中國古代北韁史的考古學研究》（中國書店）、《東北亞的考古學研究》（共同著作，同朋舍出版）、《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塘考察研究報告集》（共同著作，科學出版社）等。

郭清華

郭清華

淡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畢業。曾任出版社日文主編，一直沒有離開翻譯的崗位。譯有《殺人人形館》、《魔神的遊戲》、《我愛廚房》及《天璋院篤姬》等推理、文學小說，及其他生活散文和實用書。

考古學家寫史，歷史學家導讀

前言

為何中國大陸會早早就出現了古代國家？／從中國近代考古學的步伐，窺見現代中國的面貌／從整體東亞的角度，看中國大陸的史前社會

第一章 神話與考古學

五帝神話與地域性

傳說中的五帝所活躍的領域在黃河中游流域到渭河流域一帶／「三苗」與「蚩尤」和五帝系統是不同的地域群體／洪水傳說與藉著強大王權來治水的關係

三皇神話與盤古傳說

〈三皇本紀〉是唐代司馬貞的補筆之作／漢民族的祖先是開天闢地的「盤古」

《山海經》與地域諸神

史前時代的諸神

神話與考古學

存在於史前世界的各地域的眾神

第二章 中國的文物挖掘物語

中國考古學的歷史

近代歷史學的黎明／被譽為近代考古學開拓者的濱田耕作的業績／殷墟出土資料受難史／一九二○年代～一九三○年代持續發現的重要遺址

現代中國與文物挖掘

陸續成立的各地文物考古研究所／周王陵的發現與造成轟動的周原文物挖掘調查

戰後的日本與中國考古學界

七○年代末開始，年輕的研究者能前往中國留學

國際共同調查與共同挖掘文物

日本與美國在共同挖掘上的差異／首次參加共同挖掘──陰湘城遺址調查／經濟蓬勃發展與擴大挖掘調查

第三章農耕活動的出現

人類誕生與中國舊石器時代

人類起源於非洲說與多元說／與非洲早期石器文化有密切的關係／因八千公尺高山的出現而變得安定、孤立的中國南部／猛獁象的祖先與非洲象是近親

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

定居的形態確立後才開始農耕／出現烹煮用的陶器

粟黍農耕的起源

至今尚未被了解的粟、黍栽培化過程／發現能夠儲藏五萬噸粟穀的土坑群

稻作農耕的起源

遭否定的瓦維諾夫學說與小麥的新起源地／藉由植硅石分析而了解稻作的起源／暫時性的氣候惡化時期帶來稻作的起源

東亞定居社會的三種形態

華北是粟黍農作，華中是稻穀農作，遠東、華南是採集和狩獵

笫四章區域文化的發展

從地理看區域

劃分為八個自然區域的中國風土與氣候

從陶器文化看區域

中國南部是圓底深缽形的陶器，北部是平底深缽形的陶器

新石器時代的時期劃分

新石器時代前期形成的三種陶器

古環境的變動

海平面達到最大最高的全新世最暖期

區域的文化系統

以紀元前三千年為界，區域文化產生了巨大變化

第五章社會的組織化與階級化

仰韶、龍山文化

從聚落與墓葬的型態來比較、檢討社會構造的發達度／性別的勞動分擔／從在姜寨遺址發現的環壕聚落，得知兩個群體／群體擴大後開始分村的姜寨遺址後期／圍繞著聚落的城牆遺址

大汶口、山東龍山文化

後李文化與北辛文化以雜穀農耕為基礎／創造墓制身分標識與墓葬基本構造的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後期，聚落規模已分為三個等級

馬家濱、崧澤、良渚文化

發現稻作栽培的河姆渡遺址與發現水田的草鞋山／出現結合女性勞動力與男性勞動力的集體化農耕／階級高者的墳墓，多有大量陪葬玉器／王權社會尚未成形，尚處於首長制社會的良渚文化

彭頭山、大溪、屈家嶺、石家河文化

以特殊人物像或動物像作為特徵的石家河文化的玉器／長江中游發現擁有兼具防洪功能的巨大城牆遺址群

社會進化的異與同

男女分工體制在農耕專業化的過程中落實／領導階層的出現是新石器時代後期最引人注意的特徵

第六章非農耕地帶和農耕的擴散

北方的非農耕地帶

緊鄰北方非農耕地帶的粟黍農耕社會的特質

遼西地區

住居範圍內有先人墳地的興隆窪文化／牛河梁遺址特徵的「女神廟」

遼東地區

氣候溫暖化促成農耕活動往北擴散

華北型農耕活動的擴散

往東擴散的華北型農耕活動

稻作農耕文化的擴散

山東半島是稻作農耕的傳播據點／彌生文化與朝鮮半島農耕化的第三階段內容

南方的非農耕地帶

四川盆地的寶墩文化與稻作農耕／華南的大改變，石峽文化與稻作的出現

農耕地帶與非農耕地帶

從新石器時代起就有農耕民與狩獵採集民的分別

第七章畜牧型農耕社會的出現

農耕社會與畜牧型農耕社會

動物考古學解析了氣候變化與家畜化動物的種類／寒冷乾燥的氣候推動了畜牧動物的家畜化／因為交流與接受，陶器的樣式有了重大的變化

長城地區文化帶的形成與青銅器

中國的青銅器時代始於何時？

鬲社會與非鬲社會

從鬲的傳播了解來歷與接受的祕密／中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栽種小麥的？

第八章區域間的交流與社會的統合

社會威信與交流

從彩陶的交流看做為威信物的彩陶的功能／與外來群體的交涉權力就是領導權／常被當成陪葬物品的貨貝的作用

玉器的交流

玉器的普遍化讓玉器的交流變得頻繁

住屋構造的變遷

住屋說明了階級的差別與建築物的機能

城牆遺址的出現與戰爭

城牆的最大作用在於防洪／陶寺遺址的城址內已有具有初期國家的機能劃分／認為陶寺遺址是「堯」的所在地的根據與適當性

第九章  犧牲與宗教祭祀

人物像與動物像

女性全身像是從遠東到遼西、渭河流域的特色

階級化與儀禮的出現

從墓地的變遷得知階級社會的出現／從不同種類的陪葬品，了解儀禮活動的實際情形／刻在大口尊上，比甲骨文字更古老的記號之謎

玉器與祭祀

玉琮的中空部分是「神域」

犧牲與樂器

農耕祭祀的犧牲是動物，社會化祭禮的犧牲是人類

卜骨與祭祀

使用羊、牛的骨頭做卜骨

從祭祀、儀禮到夏、商文化

政治性的群體統合不可欠缺的，就是共有相同的信仰觀念／已知的饕餮紋的源流

第十章  邁向初期國家的曙光

二里頭時代的開端

二里崗遺址與夏王朝、殷商王朝的關係／尋找二里頭文化的淵源

二里頭文化與二里崗文化

二里頭文化以鼎為主體，二里崗文化以鬲為主體

夏王朝、殷商王朝的紀年年代

二里頭文化已經達到王朝的階段了嗎？

夏王朝的發展

開始宮廷儀禮的二里頭文化／蘊藏豐富銅礦岩鹽的中條山脈，是二里頭文化的關鍵

青銅器的出現

重視酒器的二里頭文化／從陪葬品的內容可以了解死者生前的社會階層和身分地位

殷商王朝的出現

最新發現的大型都城遺址／採用商王朝特有墓制的棺槨構造／支撐王權的種種供品祭禮

夏王朝與殷商王朝的擴展

想像夏王朝的文化領域與統治範圍／殷商王朝前期與後期的統治範圍／發展出獨自的青銅器文化的三星堆遺址之謎

結論

初期國家的形成／從殷商王朝的統治開始，中國正式進入初期國家的階段／以中華為名的想法／從中國通史看兩個文化軸

歷史關鍵字解說／參考文獻／年表

第一章 神話與考古學

五帝神話與地域性

傳說中的五帝所活躍的領域在黃河中游流域到渭河流域一帶

在中國殘留至今的史料文獻中，有系統地整理出中國最古老的王朝為夏商周，並記述了夏商周之前階段的歷史書，就是西漢時代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編纂的《史記》。《史記》不僅是中國最早的正史，其文學性的敘述手法，也深深吸引著後世的閱讀者。《史記》是一部浩瀚鉅著，全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及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其中本紀的記述內容為到漢王朝前期為止的歷代帝王歷史。

殷商王朝因為甲骨文的發現，而被證明確實存在。但殷商王朝之前的夏王朝的存在證明，主要見於《史記》的〈夏本紀〉。關於夏王朝的存在，近代中國考古學界或歷史學界，認為二里頭文化相當於夏王朝時代的文化，二里頭遺址裡的宮殿區，就是夏王朝的都城。但日本或歐美的學者針對此一看法卻有不同的見解，他們認為若無同時代的文字資料做佐證，很難認定夏王朝是確實存在的王朝。

在《史記》的記述裡，〈夏本紀〉之前還有〈五帝本紀〉，記述了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等五位帝王治國的功業與德行。舜的時候，因為禹治水有功，於是把帝位禪讓給禹，而禹開啟了王權世襲的制度，形成了最初的王朝，也就是夏王朝。本書敘述的內容除了史前時代外，也包含了五帝的時代、夏王朝的時代。

司馬遷編纂《史記》時，曾兩度遍訪全國，當時他所探訪的各地長者，莫不稱頌黃帝、堯、舜。換成現在的說法，就是司馬遷兩度進行鄉土調查，求證五帝是否真實存在，並且得到了正面的答案。

此外，記錄古代帝王言行的《尚書》，雖然只記錄了堯以下的帝王言行，但是在魯國的編年紀《春秋》，或春秋時代依國別記錄的《國語》等書當中，確實可以看到「五帝德」、「帝繫姓」的記載，可見司馬遷編寫的〈五帝本紀〉實非憑空杜撰，而是選擇確實可信的內容，再加以記錄編纂的。

看到兩千年前的史學者以科學的態度進行調查的姿態，確實打動人心。但是，司馬遷所記錄的，很有可能是「當時的人口耳相傳的傳說」，這樣的疑慮確實是存在著。又或者是，司馬遷選擇了屬實的記述，但那也是他基於既有的一個史觀下，所做的意圖性的選擇，很可能並沒有客觀地如實傳達史實。

根據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松丸道雄先生的看法，所謂的「五帝」，其實是來自於戰國時代之後的人所創的「五行說」。

「五」是很重要的數字，所蘊含的內容因文獻而異，或許追究「五帝」究竟是哪幾位帝王，並不是什麼有意義的事。

也就是說《史記》裡的五帝，與其他文獻中的五帝，或許根本並不相同。但不管怎麼說，《史記》中所提到的五帝說，確實是今日考古學有必要去辨明的課題。本書試著做了以下的探討。

根據《史記》，從黃帝到舜的五位帝王來自同一氏族，都是姬姓。第二代顓頊是黃帝的孫子，第三代帝嚳是黃帝的曾孫，而堯是帝嚳的兒子。就如同司馬遷自己所述的，《尚書》只記載了堯之後的帝王言行，所以《史記》裡對堯、舜的記載，也相對詳細許多。另外，從舜往上溯到第二代的顓頊的話，舜是顓頊的第六代孫，和堯雖然是親族，但兩人的關係很遠了。至於堯和舜到底是什麼關係，史書裡沒有記載，他們不像前幾代的帝王般，他們不是親子，也不是孫子或曾孫。

至於前幾代的帝王到底是不是真的父子或祖孫，也很值得懷疑，因為為了保護為政者的威嚴，很多所謂的親族關係，其實是後世虛構而成的。即使在這樣的記載中，舜也只被列為遠親。在《史記》，舜為冀州人（今山西省）。

〈五帝本紀〉裡記載，黃帝死後葬於橋山。這應是司馬遷藉由鄉野調查，從耆老那裡聽來的記述吧！根據《史記》的注釋書──南朝宋人的《史記集解》的記載，黃帝陵在上郡橋山；而唐代的《史記索隱》或《史記正義》也說黃帝陵在上郡陽周縣橋山。可見司馬遷說的橋山，應是陝西省北部的橋山。

然而黃帝確實葬於橋山嗎？從文獻被採用的時間點來看，司馬遷採用的是漢代以後的耆老的傳說，很明顯地缺乏可信度。橋山的地理位置距離周王室的出身地很近，所以，黃帝葬於橋山之事，不得不讓人懷疑是周王室編造出來的說法。周王室也是姬姓，強調自己與黃帝同一血脈，正好可以顯示自己的正統性。

不過，現在有很多人會去陝西省北部黃陵縣的黃帝陵參拜，觀光客絡繹不絕。但這個黃帝陵是以後世的傳說為根據打造出來的陵墓，絕對不是歷史上的真正黃帝陵墓，這就像日本的神武天皇陵一樣。

假使〈五帝本紀〉的傳說是正確的，那麼黃帝就是以陝西省北部為根據地的氏族。又如果說傳說的系譜無誤，那麼從黃帝到堯是以陝西省北部為根據地，而舜是以山西省為據點。

總之，從黃河中游流域到渭河流域，應該就是傳說中五帝當年活躍的地域。

「三苗」與「蚩尤」和五帝系統是不同的地域群體

根據〈五帝本紀〉，在黃帝成為天子之前，神農氏這個氏族以德治理天下，黃帝因為討伐蚩尤建功，於是被眾諸侯推舉為天子。這裡暗示著蚩尤是與五帝的系譜對立，另一支擁有龐大勢力的族群。

〈五帝本紀〉又說黃帝與蚩尤大戰於涿鹿。前面說過了，黃帝是以黃河中游流域到渭河流域為據點的氏族，可以想像與黃帝對立的蚩尤，其據點應該也在那一帶。這一點暗示著彼時華北已存在著地域性的政治單位了。

在堯、舜的時代，「三苗於江淮、荊州，屢屢作亂」。是說以江淮、荊州──漢水下游流域到長江中游流域為據點的三苗這個氏族，經常發動戰事。根據《戰國策》魏卷第七的記載，在舜、禹的時代，「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從這段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出三苗的居住據點在長江中游流域。

就上述的兩項記載，到底是說三苗和五帝系列的戰爭有兩次，一次是在堯、舜的時候，一次是是舜、禹的時候；還是其實是同一次的戰爭，卻被後世記載成兩次的戰役？不過，在此探討此事似乎沒有什麼意義。

總之，不管是三苗還是蚩尤，都是和五帝不同系譜的族群，並且是以五帝系列之南的區域為根據地。這個傳說告訴我們，在黃河中游流域到渭河流域、黃河下游流域、長江中游流域等地，存在著不同的族群。

再回到〈五帝本紀〉。話說巡行歸而來的舜對堯進言：「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

上一段文字裡提到的北狄、南蠻、西戎、東夷等地域族群，是周代，尤其是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地域概念下，對當時周邊民族的稱呼。五帝的時代是否就已經有周邊民族的概念了呢？我覺得未必是那樣。就像我覺得司馬遷在編纂《史記》時，所反映出來的地域概念或民族概念，未必與傳說時代的史實相符一樣。不過，這裡我們知道了除了三苗之外，與五帝系列不同的族群還有驩兜等等。

同樣的地域統治的疆域概念也見於〈五帝本紀〉中，歌頌已成為天子的舜功績卓越，並讚揚他平定天下的記述中，例如「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這些地理概念也反映出戰國時代到西漢時期的地理概念，那些地域在那個時期，被認為是邊境地帶。但，這未必是五帝時代對周邊地域的認知。

五帝活躍的領域是黃河中游流域到渭河流域，當時與五帝對立的蚩尤或共工以其周邊為據點，三苗則占有長江流域。但這就是傳說時代的世界觀了嗎？或者說，由這些地域概念所形成的世界觀，至少在商周時期以前就存在了，而且商周時期以前的五帝人民，就已經知道其他的地域存在著與自己的祖先不一樣的族群。〈五帝本紀〉的最後說：五帝從黃帝到舜、禹，屬於同一家系，都是黃帝和他的妻子嫘祖的子孫。可是，五帝卻各有各的國號，司馬遷認為這是各個天子想要彰顯自己的功績、德治之故。

「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姒氏」。從黃帝到舜，都同樣姓「姬」，但禹建立了夏王朝，並以「姒」為姓，是個獨立的氏族。同樣的，〈五帝本紀〉裡還說商的始祖姓「子」，周的始祖姓「姬」。

總之，從黃河中游流域到渭河流域的各族群，都有來自相同祖先的意識，而建立新王朝的夏，不過是從中獨立，自稱姓「姒」而已。

洪水傳說與藉著強大王權來治水的關係

從黃帝到舜皆有同族意識，但這是基於有著血緣關係的背景嗎？就像司馬遷說的，五帝雖然各有各的國號，但都是黃河中游流域到渭河流域這個小區域族群的霸主，以王者之名流傳到後世。

在此，我想以「華夏系諸族」之名，來稱呼從黃帝到舜在位期間，生存在黃河中游流域到渭河流域的這個族群。而華夏系諸族與蚩尤、共工，及南方的三苗等族群的關係，是對立的，換句話說，異地而居的不同族群相互對立、交流的世界觀，此時已經形成了。

這個世界觀影響了包括《史記》在內，以及後來的商周時代的中國世界觀，而司馬遷就以華夏系諸族為中心，在這樣的世界觀下匯集傳說，完成了《史記》。但我們現在有必要暫時跳脫司馬遷的主張，重新看這個時代。

在這一點上，這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那就是佐藤長先生對於傳說的研究。根據佐藤先生的研究，在山西南部有一個崇拜日神、水神的族群。日神是堯，水神是禹。水神禹來到黃河中游流域後，受到夏王朝的崇拜。而農耕之神舜，則在山東西部受人崇拜。〈五帝本紀〉就有這樣的記載：「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

前面已經說過舜是冀州人士，所以是出身自山西的帝王。在探討歷山、雷澤到底位於何處時，自古以來就有兩種說法，有一說是歷山、雷澤位於山西，另一種說法則是位於山東以西。關於傳說中的地名，各時代都有歷史評價，無須論斷哪一個才是正確的。在此也不需要進一步詳細討論佐藤先生的說法，之所以提出佐藤先生的說法，就是為了讓各位讀者知道：司馬遷是在他個人的觀點下，對傳說進行解釋。另外，關於堯、舜的傳說與考古學上的事實，將在第八章再重新討論。

〈五帝本紀〉裡還記載另外一件令人矚目的事情，那就是與洪水有關的傳說。

〈五帝本紀〉裡說：堯帝的時候，舜「肇十有二州，決川」，又說：「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與此相關的記事，也出現在〈夏本紀〉的文章之初。帝堯之時，洪水為害，百姓受苦，於是向天下尋求可以治水的能人。他接受了群臣的薦言，用了自己並不喜歡的鯀來治水，但鯀歷經九年，還是不能提升治水的效果。

取代鯀治水的舜巡視全國時，認為鯀的治水確實無效，於是處死了鯀。後來舜即帝位，起用了鯀的兒子禹，讓禹繼承父業治水。禹勤奮有德，又有優秀的測量技術，不僅在治水的事業上展現功績，還讓百姓在低溼地種植水稻，提升糧食的生產。

禹也是夏王朝的建立者。禹治水的故事或許能說明：治水事業藉由國家形成期時的強大王權，有了明確的效益。還有，這或許也說明了五帝的時代洪水屢屢氾濫成災，給百姓帶來極大的痛苦。

另外，不少學者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在各地域發展出來的地域文化突然消失，與屢屢氾濫成災的洪水有關。但是，時至今日，能夠證實這一點的考古學證據並不足夠。

不過，禹的治水傳說至少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在農耕社會裡，治水這件事的意義重大，並且治水的事業必須有強大的政治力做為後盾。至於治水之事是否是史實，且留待討論國家階段時，再做進一步的說明吧！

前言

為何中國大陸會早早就出現了古代國家？

中國的古文明，被譽為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而這四大古文明，都發源自大河流域。埃及文明發源於尼羅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孕育自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的兩河流域，印度河文明萌芽於印度河流域，而中國的古文明則在黃河流域蓬勃發展。由此，我們可以認為：孕育了四大古文明的那些發源地擁有共同的發展條件，那就是河流與河流兩岸的肥沃沖積地。而其共通點則是在沖積地形成的平原上，都曾有發達的農耕社會。

儘管我們可以發現，各地域的農耕社會形成的內容有所不同，其發展階段與歷史性過程也不盡相同，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共同點，其一就是這些區域都出現了以王權為中心的古代國家。

不過，為什麼中國大陸會早早就出現古代國家呢？為了尋求這個答案，我們必須先來看看古代國家誕生之前就已經存在的農耕社會，了解其出現的原因與發展、以及變遷的過程，並思考關於農業社會何以形成古代國家的結構問題。

然而中國大陸幅員遼闊，不是只有黃河流域，還擁有其他許許多多的地理環境。近二十年來，人們開始注意到這個事實，於是將之前針對以黃河流域為中心所展開的一元化文化、文明的看法，轉換成重視以中國的多種地域觀為基礎的、多元化社會的歷史解釋。

主導這個想法的人，便是具有巨大影響力的中國史前時代研究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蘇秉琦先生。近年來，更出現了不少強調長江文化在史前文化中的先進性，並認為長江文明不僅不亞於黃河文明，甚至更勝於黃河文明的研究者。

也就是說，以各種自然環境為背景，中國各地固有的地域文化，很明顯早在史前時代就已經存在了。了解這樣的地域文化的實際狀態，當然是我們首先要重視的事情，我們還必須知道這些地域文化，在歷經古代國家出現、王朝更迭、政治變動之後，都還是今日我們所知的各地域文化的基礎架構。

要了解今日的中國地域社會或地域風土時，絕對不能忽視史前時代的地域文化實態！或者說，即使身處在王朝的更迭、或瞬息萬變的政治之中，也絕不能忽視那些超越歷史事實而存在的地域文化的脈絡。否則，這些地域文化的脈絡，將消失在歷史的記述當中。本書將針對這些難以把握的地域文化的基礎部分，進行考察。

為了解史前農耕社會的形成，到史前時代的地域文化，我覺得必須使用考古學式的解釋方式來進行研究。希望讀者們也能藉此了解一部分的考古學，尤其是以考古學為對象的地域調查研究。無論如何，這都是與一個地域的近、現代史息息相關的事情。

包含挖掘文物在內的考古學調查史，各現代國家之間有著差異，其研究方法與調查行動，當然有其共通之處，但有些差異確實大到讓人覺得不可思議。那些差異的原因可以簡單歸納為民族性的不同；民族性是一個國家自古以來就累積而成的歷史產物，又或者是近代國家在成立之後所產生的民族意識。

從中國近代考古學的步伐，窺見現代中國的面貌

本書想從中國近代考古學的步伐開始說起。

今日中國考古學的發達讓人瞠目結舌，資訊過多的情況已經和日本不相上下。然而這樣的現象正好與這十年來，或者說這五年來的中國經濟發展相呼應。因此，人們也能從考古學一窺現代中國的面貌。

西元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前後，一般外國研究人員幾乎無法直接看到在中國挖掘出來的古代遺物，更別說是參與挖掘文物的行動。只能從發表在《考古》、《文物》、《考古學報》等三大學術雜誌上的挖掘報告文章中，看到一些研究成果，然後再做評論。但是，進入八○年代之後，中國大陸政策轉換成改革、開放路線，許多地方陸續出版了考古學專門雜誌，更多的文物挖掘報告出爐；甚至到了九○年代的後半，外國研究人員也可以和中國研究者共同進行調查，直接參與挖掘考查的行動。

貝塚茂樹、伊藤道治兩位老師所著的《從原始到春秋戰國》（「中國的歷史」1，講談社，一九七四年），引用了中日建交以前的資料，但在當時卻無法對這些資料進行直接檢證。雖說這本書是二次戰前培養出來，具有深厚東洋學傳統學術素養的兩位大學者的著作，但很遺憾的，還是難與近年來陸續發表的挖掘成果論著相提並論。講談社學術文庫後來將此書以《古代中國》重新再版發行時，伊藤道治老師大幅改寫了殷商以前的史前時代部分。但是，把史前社會和隨著學術的進展所看到商周文獻史料總結在一起，看起來總是有點不太自然。

本系列書是將史前社會到商周社會作為獨立的一冊，可以更多元且深入地說明。另外，因為本書主要探討的對象是農耕社會，其時期相當於新石器時代，以日本列島而言，則相當於繩文時代。

中國的新石器時代社會和日本列島的繩文社會，大致是在更新世末期相同的時代，皆已經開始使用陶器，也進入定居型的生活，但是後來隨著社會變化的速度與各自的發展過程，而有了極大的差異。就像之前所提出來的，「為何東亞最早出現的古代國家是在中國大陸」，該問題是本書探討的重點之一。此外，本書還想把日本列島的史前社會，與該課題做對比，進行討論。

本書在探討史前社會階段性社會構造的變化時，試著進行地域間的物質文化，及地域間的社會構造之比較。

中國大陸的地域區分大致可以分為黃河流域的華北地區、長江流域的華中地區，南嶺山脈以南的華南地區，及東北與西北等地區。這些區域因各地不同的氣候、植被、地形等環境因素，自然衍生出不一樣的作業經濟、生活形態，造就了地域文化間的差異。這些差異早就受到關注，因此本書要探討的，是這些差異文化的母體，也就是社會內容，或構成社會的人們，其精神生活與信仰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內容非常豐富，例如伴隨占卜，或是以動物或人物為崇拜對象所進行的祭祀活動等等。本書要探討的，就是這些構成社會實態的種種內容。

從整體東亞的角度，看中國大陸的史前社會

同時，本書還要從考古學的立場，掌握史前社會各地域的文化變遷，同時嘗試橫跨地域，根據歷史法則做綜合性的解釋。

針對這樣的綜合性的歷史變遷，提出多元化史前社會學說的蘇秉琦先生，曾經嘗試以「古文化」、「古城」、「古國」等名稱，從發展階段的角度來掌握古代國家形成的過程。

著名的哈佛大學考古學者張光直教授，也運用了艾爾曼．塞維斯（Elman Rogers Service ）的新進化主義的人類學理論——也就是進化論述的社會發展階段論，來分析說明中國從史前社會到初期國家階段的發展過程。

本書將特別關注史前社會的發展階段，希望能帶領讀者們重新認識各地域的歷史發展過程，其內容可能遠超出我們所想像的呢！史前社會的發展過程，與接之而來的商周社會，事實上是非常緊密相連的。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觀是在商周社會漸趨成形，因此，「從史前社會穩定地朝向商周社會發展的意義」也難免受到後來的中華思想影響，而被定位在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觀的成立過程之中。但問題是：用這樣單純的中華史觀來看中國史前社會，真的適當嗎？

八○年代以後的考古學界，在史前時代的看法上，除了支持以蘇秉琦先生為中心的多元性地域觀，也重視有地域特徵的社會發展階段。另一方面，到了歷史時代，強調的是商周古代國家以黃河中游流域為中心，實現了統一的歷史發展的歷史觀。目前中國正以舉國之力，要用科學的方法來證明夏商周三個朝代的存在。

啟動國家級的考古工程計畫，證明夏王朝的存在，證實商周的年代，這是提高中國國家威信的手段，也是試圖建立國民對國家認同的方法。現在的中國在考古學的觀點上，史前時代之前採用的是多元化的地域觀，到了歷史時代改以一元的地域觀。問題是：要如何解釋這樣的轉變呢？

史前時代地域社會的發展除了是一個政治性的地域統合過程外，更是先前所述的，中國觀的形成過程。我想在本書中闡述個人對這個展開過程的看法。我個人認為，從多元到一元的變化過程，應該還可以做出更廣泛的解析。就像前面所說，以單純的中國觀來思考中國史前社會的統合化是否恰當，其疑問就在於此。我覺得應該就中國以及其周邊國家在內的整個東亞來看，才能探討從多元轉變到一元的過程。

還有，中國大陸的史前時代演變，絕對不是只在中國大陸內部就完成的封閉體系。在史前時代，中國大陸和其周遭地域，就算沒有直接的往來，應該也會有某種意義上的間接接觸，這就是日本研究者為何要關心中國大陸的原因。基於這個立場，我不想把中國大陸的考古學窄化，不想把它封閉在只侷限於一個地域的研究裡。

本書以「從神話到歷史」為題，想要闡述的就是政治性地域統一的一元化的中國──也就是商周國家的出現過程。在此同時，當我們放眼看廣大的東亞時，希望能把中國放在這個龐大的多元性之中。我想以這個論點，做為擴展這次論述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