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龍的胎動：毛澤東、鄧小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歷史的長河，系列第11冊）

天兒慧

天兒慧

　　一九四七年生於岡山縣。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修畢一橋大學大學院博士課程，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曾任琉球大學副教授、青山學院大學教授等。並曾以外務省專門調查員的身分任職於北京的日本大使館，現為早稻田大學大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科教授。研究領域為：現代中國、中日關係、區域研究、比較政治、國際政治經濟學。
 
　　經常發表關於現代中國分析、中日關係的建言與評論，其內容深具洞察力及先見之明，海外的媒體亦經常引用、轉載其論文，為屈指可數的「知中」學者。
 
　　主要著作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国改革最前線》（以上，岩波書店）、《中國――蛻變中的社會主義大國》、《現代中国──移行期の政治社会》（以上，東京大學出版會）、《日中「歴史の変わり目」を展望する》（勁草書房）、《日中対立――習近平の中国をよむ》（筑摩書房）等。

廖怡錚

　　臺中人。畢業於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臺灣史研究所、早稻田大學日本語別科。著有碩士論文《傳統與摩登之間──日治時期臺灣的珈琲店與女給》、專書《女給時代──1930年代臺灣的珈琲店文化》，譯有《觀光時代――近代日本的旅行生活》。

名家推薦

　　（本書）為認識一九四九年後當代中國的一本入門參考書，更是刺激讀者思考日中臺三角關係與東亞局勢的一本好書。……這本原來以日文寫就的中國現代史，原本僅以日本讀者為對象，如今能在臺灣以中譯本面世，使中文世界的讀者也能理解像天兒這樣的日本學者如何看待中國，同時能刺激臺灣讀者思考如何應對自處，這對於促進東亞各地不同人群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對話，無疑具有正面的意義。――汪宏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導讀
如何面對中國？――歷史、「心情」與對話／汪宏倫

前言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第十六次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
兩項重要演說／革命史觀的修正
 
◎救國救民的中國革命
難以轉換的歷史／鄒容、孫文、毛澤東／依據民眾力量的革命
 
◎以「民族國家」的建設為目標
獨立、統一、富強的中國／向天空攀升的巨龍
 
第一章  毛澤東與鄧小平
 
◎叛逆者與逆境者
叛逆者毛澤東／向蘇聯的權威挑戰／逆境者鄧小平／再度失勢
 
◎土著派與國際派
農村包圍都市／客觀看待國際社會／傑出的軍事戰略家／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者
 
◎「夢」與「現實」
實事求是的思想／「大躍進」的評價／唯恐天下不亂／重視「安定」
 
◎「皇帝」與「半皇帝」
謁見「皇帝」／權力的完全繼承
 
第二章　從菁英革命到人民戰爭
 
◎辛亥革命的紛亂
士大夫的革命／中華民國的成立／由二次革命走向第三革命
 
◎五四運動＝「民眾力量」之胎動
俄國革命／中國共產黨之誕生／革命主體的變化／從孫文到蔣介石／日本的侵略與救國主義
 
◎毛澤東的農村革命
農村根據地理論／英雄式長征／抗日戰爭體制之形成／西安事件之發生
 
◎抗日戰爭與共產黨之擴張
南京大屠殺的慘劇／軍與黨組織的擴大／共產黨擴張之三大原因
 
◎自立的共產黨領導者――毛澤東
延安整風運動／日本戰敗／蔣介石、毛澤東的兩巨頭會談
 
◎毛澤東的逆轉戰略
國共內戰的激化／共產黨的反擊／三大戰役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之誕生
 
第三章　搖擺不定的新國家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成立
制定臨時憲法／歐洲冷戰的陰影／三反五反運動／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新中國的安全保障
 
◎韓戰與土地改革
參與韓戰／第一次停戰會談／史達林之死與停戰／土地改革運動／農民、工人的解放
 
◎蘇聯型社會主義的建設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倡／向蘇聯一面倒／向蘇聯型社會主義靠近的努力／高崗、饒漱石事件／農業集體化
 
◎去蘇聯化與反右派鬥爭
史達林批判的衝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去蘇聯化路線／批判修正主義／批鬥右派分子／毛澤東的激進主義
 
第四章　中國走向社會主義之挑戰
 
◎大躍進政策
東風壓倒西風／「大躍進政策」的發動／建立在虛偽報告上的增產命令／人民公社之建設／混亂、矛盾、分裂的開始／糧食生產下降與糧食浪費
 
◎緊迫的國際情勢與「大躍進」的失敗
反攻大陸VS解放臺灣／西藏暴動／中蘇對立的擴大／糧食不足之大騷動／彭德懷集團的失勢／餓死人數高達四千萬人
 
◎「大躍進政策」的矯正與鄧小平
疑問的萌生／大躍進之後地鄧小平／重新審視農業集體化／黑貓白貓論／劉、鄧的倡導／毛澤東威信的降低／毛澤東的反擊／階級鬥爭的重視
 
◎中蘇論爭與世界人民革命戰爭
蘇聯技術人員的撤回／赫魯雪夫下台與核爆試驗成功／鄧小平的微妙立場／中間地帶論／世界人民革命戰爭論／實現理想社會的再挑戰
 
第五章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何謂文化大革命
解放人類、解放社會／豐饒還是平等社會的實現？／紅五類、黑五類／如火如荼的權力鬥爭／毛澤東的危機意識／毛澤東「打倒當權派」之戰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林彪／文革五人小組與姚文元論文
 
◎一發不可收拾的文化大革命
大字報與紅衛兵的登場／砲打司令部／紅衛兵所帶來的屈辱性批判與打擊／上海人民公社的挫折／武鬥之蔓延與極左事件／切割紅衛兵，以求恢復秩序
 
◎毛澤東的夢想――對烏托邦社會的憧憬
毛澤東――地方分權論者／堅持公社型態的權力理念／共產主義式的生活方式／與大躍進時期的差別／林彪集團的壯大／毛主席的後繼者／個人崇拜及皇帝式獨裁
 
◎中國政治的陰暗面――謎樣的林彪事件
毛澤東與林彪／讚頌毛澤東的背後／毛澤東的挑撥與手段／林彪的武裝政變
 
第六章　革命與現代化的拉扯
 
◎毛周體制與美中友好
重要人物――周恩來／尼克森衝擊／中國加入聯合國／日中建交／意見相左的周恩來與「四人幫」／鄧小平的復出／四人幫批判周恩來
 
◎周恩來、毛澤東之死
鄧小平與四人幫／周恩來的遺言／鄧小平的「全面整頓」／周恩來逝世／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鄧小平的再度失勢／毛澤東之死
 
◎華國鋒體制與鄧小平的再度復出
四人幫失勢／華國鋒獨占權力／鄧小平的再復出
 
◎從文革走向改革開放
以實事求是所展開的對抗／訴求民主化之聲音／去文革路線的確定／華國鋒體制之崩壞／民主化之鎮壓者／鄧小平體制之確立
 
第七章　向改革開放、現代化之路邁進
 
◎從毛澤東的「準軍事外交」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外交」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與鄧小平訪日／為期十個月的中越戰爭／一國兩制的統一臺灣／四個現代化的實現／提倡「先富論」／四個經濟特區
 
◎人民公社的解體
包幹到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萬元戶」的出現／獎勵農村工業
 
◎資本主義的導入
實施對外開放政策／與陳雲集團的分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漸進主義式的改革
 
◎保守派與改革派的對立
反對精神汙染／政治體制改革／對胡耀邦的批判／胡耀邦失勢下台／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摸索／在經濟改革方面的混亂／官僚的貪汙、腐敗
 
◎六四天安門事件
前總書記胡耀邦之死／「動亂行為」及趙紫陽／學生運動的升級與戒嚴令／六四悲劇／胡耀邦、趙紫陽與鄧小平的差異／蘇聯、東歐的崩壞與中國對社會主義的堅持
 
第八章　中國大國化的光與影
 
◎國際孤立的考驗
鎮壓民主運動的非難／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轉向東亞模式／貫徹防守姿態
 
◎鄧小平路線的繼承與挑戰――南巡講話
左派的反擊，批判鄧小平／鄧小平的最後呼籲――「南巡講話」／人、物資、金錢的流動／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的三大布局／後繼領導者的育成與拔擢／「政治藝術家」鄧小平逝世
 
◎朱鎔基改革
漸進式的市場化與都市化／過熱經濟的軟著陸／納稅系統的不完備及逃漏稅／「進退維谷」的三個困境／雇用、失業問題以及國家資產的不當外流／朱鎔基改革的第二階段／體制內改革的緊要關頭
 
◎中美關係與臺灣問題
柯林頓政權與李登輝上台／一國兩制與一國兩府／臺海危機／摸索協調的中美臺關係／從李登輝到陳水扁／走向非統一、非獨立，共存共榮之關係／「九一一事件」與中美友好
 
第九章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在毛澤東與鄧小平之後
 
◎富強大國
何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持續性的高度經濟成長／對環境汙染、經濟發展及貧富差距、一黨專制的異議／成長優先主義之「影」／嚴重的「差距問題」／失業與臨時解雇／持續性、結構性的失業／「三農」問題／腐敗、貪汙問題／物質慾望的解放／伴隨著發展而來的「痛楚」
 
◎民主文明與祖國統一
政治體制改革的困境／是否可能成為接納人民不滿、要求的政治體制／緩慢平穩地朝向國民政黨的變化／不可能藉由武力統一臺灣／生根的臺灣人意識／中臺關係緩和的關鍵時刻
 
◎如何克服「中國威脅論」
大幅增加國防費用／「不久，與中國的戰爭即將展開」／不可欠缺的國際協調與和平共存／中國克服「威脅論」所需面對的新課題
 
◎未來展望――超越鄧小平
「皇帝」毛澤東與「半皇帝」鄧小平／超越鄧小平的四項課題／「賢人政治」、「秘密決議」之界線／未來將會被質疑的鄧小平型政治／面對日漸增長的臺灣意識／跳脫愛國主義與大國主義／二十一世紀的中國該何去何從／日中關係該何去何從／以創造東亞地區協力合作關係為目標
 
◎結語――在中國向年輕人講解「現代日中關係論」
日中之間最大的問題是「相互誤解」／不說場面話，不懼怕爭論／賠償問題與南京大屠殺／日本的軍國主義化及憲法修改／尋找解開日中感情問題的線索

主要人物略傳
歷史關鍵字解說
參考文獻
年表

第一章 　毛澤東與鄧小平（節錄）
 
叛逆者毛澤東
 
本書並非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傳記。因此，於本章所敘述的兩人人物形象，是為了幫助讀者理解第二章以後的歷史記述所提供的切入點。在此前提之下，最先浮現腦海的，分別是兩人的「叛逆者」與「逆境者」形象。回顧毛澤東的生涯，一般而言是以一九四九年為界，分為前期與後期。在先前所述近藤邦康的《毛澤東》一書中，將前期的毛澤東視為革命家，後期視為建設者。關於前期的認識，大多呈現共通的看法，但也有論者提出，毛澤東後期的作為實為獨裁者，甚至是皇帝化的見解。又或者是在一九七○年，毛澤東最後一次會見艾德加．史諾（Edgar Snow）時，曾說自己是「無髮無天」，也有人因此評論他為「孤獨的修行僧」或是「孤獨的、永遠的革命家」。
 
若要問我毛澤東一生一以貫之的精神為何？我想應該就是面對著橫亙在自己面前的巨大權威，所展現的「叛逆」精神。然而矛盾的是，當毛澤東自己成為「權威者」時，卻不容許被他人否定。促使毛澤東成為叛逆者，是年少時代對「父親」的反抗。他對艾德加．史諾陳述自己少年時期的軼事，也大多是與父親的對立回憶。
 
「家中有兩個『黨』。一個是父親，也就是統治者。反對黨則是我與母親、弟弟，有時候也包含家中雇人。……約在我十三歲時，某次父親招待許多客人來到家中，我卻當場與父親起了口角衝突。我父親當著眾人之面罵我是個懶人、廢物。這樣的言詞激怒了我，我也以咒罵還擊，並離家出走。」
 
十四歲時，父母單方面安排毛澤東與一位二十歲的女性結婚，毛澤東拒絕接受，而且也從來沒有與這位女性一同生活。
 
毛澤東二十五歲時（一九一八年），大約是他離開湖南半年後，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擔任事務員，此時他對於北京大學所象徵的「知識人的權威」之觀念，萌生反感之意。與毛澤東同年紀，後來成為知識界中最高權威者之一的梁漱溟，當時已於北京大學執教。雖然兩人見過幾次面，但梁漱溟完全沒有把當時的毛澤東放在眼裡。建國後，兩人立場倒置，毛對著梁漱溟大罵說：「你實在是又臭又髒。」此後，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地位排名第九，臭不可聞之人），直至文革結束前都翻不了身。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毛澤東是創黨大會十二名參加者的其中一人。後來，不管是受到軍閥與國民黨、地主勢力等嚴厲的壓迫，亦或是在上層領導者遭到殺害、改變政治立場、失勢等瞬息萬變的局勢中，毛秉持一貫的精神，擔負革命運動的一翼。儘管如此，在首任總書記陳獨秀之後，毛澤東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陳紹禹）等深受蘇聯、共產國際影響的領導者志趣相左，被黨中央劃為黨內非主流。
 
但毛澤東秉持獨自的想法與強烈的意志，以湖南、江西一帶為中心，建立農村根據地，並加以擴大，拓展自己的勢力範圍。毛澤東在農村根據地的防禦被蔣介石的軍隊攻破（當時他的軍事指導權被剝奪）後，於「長征」的大遷徙中，在貴州省遵義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才獲得中國共產黨內實際的領導權。這已經是建黨十四年後的事情。
 
向蘇聯的權威挑戰
 
成為中共領導階層的毛澤東，更進一步地向矗立在自己面前的巨大「權威」挑戰。其一是抗日戰爭期間及其結束時，挑戰了中國的最高權威者蔣介石。抗日戰爭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成立後正式開始。所謂一致抗日，意思是在以蔣介石為最高司令官的統一政府、統一國民革命軍的前提之下所進行的抗日活動。對此，雖然毛澤東在表面上予以承認，實際上卻已經在西安北部黃土高原一帶的根據地，取得實質的統治權，當時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共產黨軍，毛亦未交出指揮權。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結束後，召開以「避免內戰，和平統一」為目標的蔣介石、毛澤東會談，亦即所謂的「重慶會談」，雙方同意實現以蔣介石為最高領袖而統一的中華民國。即使如此，毛澤東還是不願讓出自己手中的政權及軍權，最後爆發國共內戰。換個角度來看，這可說是毛澤東向「蔣介石的權威」的反叛、挑戰。
 
毛的另一個「叛逆」，是針對社會主義陣營的盟主――蘇聯。長期以來，史達林都無視毛澤東的存在。就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來看，自建黨以來都是跟隨共產國際的腳步，而毛澤東則是唯一一位不是共產國際及史達林指名的最高領導者。實際上，毛的叛逆之矛，並沒有直接針對史達林。但是，據說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件（西安事變）中，毛澤東看見史達林「盡快釋放蔣介石」的秘密電報後十分憤怒，因為他原本強硬主張，應該將軟禁中的蔣介石處死。

儘管如此，在建國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毛澤東便前往莫斯科進行訪問。雖然在莫斯科待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毛卻受到史達林冷淡地對待，嘗盡辛酸。先不管表面上的態度如何，實際上毛恐怕一直拒絕臣服於史達林的權力之下。一九五○年二月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表面上是「加強彼此的合作關係」，以中國的立場看來，背後卻是被強迫簽定數個「侵害主權」的秘密協定。這對誕生不久的新中國而言，其實是在嚴峻的冷戰體制下，為了自己的安全保障，而不得不依附蘇聯的現實。
 
不難想像，在史達林死後，毛會將累積的怨憤不滿，一股腦兒地擲向蘇聯。相對於赫魯雪夫的「批判史達林」，毛則是以「擁護史達林」的形式，開始公然地挑戰「蘇聯的權威」。中蘇對立的嚴峻程度，正如後所述，就連共產主義的大義、與強敵美國帝國主義的鬥爭，也被模糊化。最後，甚至愚弄、犧牲一同在中國革命中的同志。當自身是「弱者」之時，叛逆大多意味著革命。而當自己成為「強者」之時，若仍鼓吹「叛逆」，則容易導致巨大的「破壞、混亂」。
 
逆境者鄧小平
 
若是將「叛逆者」視為毛澤東的首要特徵，那麼該如何看待鄧小平？眾所周知，鄧小平是身高約一百五十多公分的矮個子，既不能說是儀表非凡，也不算是引人注目。生長在四川鄉下的富裕家庭，擁有最好的環境，並受到家中長輩的疼愛。與毛澤東的少年時代大相逕庭。楊炳章的《鄧小平――政治的傳記》中，對於少年時期的鄧小平有如下的評述：「成績不上不下，是個普通的學生」、「鄧在（準備留學的）補習班中也表現平平，並沒有給人什麼特別的印象」、「鄧本來的政治意識不高，年紀也輕。……並沒有像陳毅、聶榮臻等、其他的四川同鄉讓人留下強烈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鄧小平獲得至法國勤工儉學的機會，因而離開中國，自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五年於法國半工半讀，這才投身共產主義運動。但是這個時期的鄧小平，並沒有像周恩來一樣有著輝煌的活動經歷，他在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報《少年》中工作，幫忙蠟版油印，最後獲得「油印博士」的封號，這段軼事亦十分有名。一九二六年鄧小平經由莫斯科回國，不久後便負責黨中央內部的記錄工作等秘書性質的活動。從這些過去的經歷，並沒有顯露出任何他將成為未來中國的「偉大領導人」的跡象。
 
雖然鄧小平個子矮小，稱不上風度翩翩，能力也不怎麼起眼，但或許是基於強烈的自尊心，使他鍛鍊出「忍耐的同時，也一點一滴地貫徹自我主張的精神」。勤工儉學計畫也因他的成績不佳，而必須自付一半的留學支出。年僅十六歲的他，是參加者中年紀最小的。他在船艙最下等的底層甲板上待了近一百天的時日，到了法國在最糟的勞動條件下工作，被揶揄為「油印博士」般的、勤勉持續地做著屈居人下的差事。在這樣的過程中，鄧小平不知不覺地鍛鍊成「逆境中的強者」＝逆境者。
 
關於鄧小平的私人生活雖然只是外界臆測，約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之時，與姿色端麗的金維映女鬥士結為連理，無奈這段婚姻只維持短短一年便告結束。金維映在離婚後不久與李維漢再婚。李維漢比鄧小平年長八歲，是法國勤工儉學計畫的學長，擁有輝煌的經歷。一九二八年任黨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其後歷任上海、江蘇的最高幹部，一九三一年外派至蘇聯，一九三三年回國後成為黨中央組織部的幹部，一九三五年晉升為組織部長。金維映與李維漢結婚後不久便生下李鐵映（前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因為這一連串的事情，而有鄧小平被李維漢「奪妻」的說法。話雖如此，寒山碧卻指稱這個傳聞的可信度不高。

無論如何，這對鄧小平而言，確實是「身為男性的屈辱」。然而在這樣的逆境中，鄧小平也不得不忍耐。鄧小平在離婚後不久便任職江西省黨委員會宣傳部長，在留蘇派掌握權力的黨中央內，被批判為「羅明路線」的推進者，被剝奪所有職務，並「留黨察看」，這是他在黨內第一次失勢。這個事件的原委是，為了對抗國民黨軍的「包圍討伐」，黨中央採取「寸土不讓」的方針，但福建省黨委員會代理書記羅明卻與中央不同調，表明採用毛澤東的「放棄據點，展開游擊戰」的方式，鄧小平也表示支持；因此被黨中央批判為「右傾的機會主義」，遭到整肅。鄧小平在「留黨察看」的狀態下開始長征，被編入前妻金維映所指揮的中央第二縱隊，其上又有司令官兼政治委員李維漢，他不得不像一名兵士般表現出追隨與服從。對鄧小平個人來說，這恐怕像是在巨大的屈辱之下偷生，才得以完成不可思議的長征。
 
再度失勢
 
然而，對鄧小平而言，其後，特別是從新中國建國以後，至文化大革命為止，他在政治舞台的活動經歷，可以用「一帆風順」、「勢如破竹」來形容。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憑藉著親近毛澤東而逐漸活躍，並浮上了檯面。然而，在大躍進的「大挫折」後，鄧小平對毛澤東建設國家及社會的方式抱持著疑義，實際上打算推行完全迥異的經濟建設模式，不料等待著他的、卻是所謂文化大革命的特大號陷阱。一九六六年秋天，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後不久，他便被紅衛兵拖上街，冠上「中國排名第二的當權派」的罪名，受盡屈辱而失勢。
 
不過，與最大當權派的劉少奇，被剝除黨籍、永久除名後失意病死的狀況相比，鄧小平被處分「留黨察看」三年半，軟禁在江西省農村中的境遇，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在此逆境中，鄧小平把時間花費在讀書、勞動以及鍛鍊上。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毛毛）看見他在宿舍庭院中繞了數十圈的身影後，寫下這段文字：「看著父親堅定且快速的步伐，便能清楚明白，他是為了將來的戰鬥做準備，父親的信念、計畫及決心已越來越明確，達到了不可動搖的穩固。」

一九七六年一月，堪稱為鄧小平的伯樂─周恩來因癌症逝世後，鄧被冠以「死不悔改的當權派」之罪名再度失勢。鄧小平對於這次的失勢，展現了頑強不屈的姿態。之後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中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向華國鋒懇求，希望華國鋒允許自己前往天安門廣場，說服民眾離開廣場。此時，鄧小平與「四人幫」之一張春橋的爭論，被記錄在某一部後來被禁止發行的書籍中：
 
張春橋冷笑地說道：「太遲了，小平同志。你就不要再演戲了。」鄧小平以威懾的眼神使勁地瞪著他，露出冷冷的一抹笑容回答說：「春橋同志，這次我倒想要看看你的把戲，要怎麼落幕。」語畢，鄧小平憤然起身，離開人民大會堂的會議室。
 
對於年過七十、數度戰勝逆境的鄧小平而言，這種程度的「挫折」，或許已經不到值得賭上生死的程度。其後，正如眾所周知，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逮捕、失勢，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如同不死鳥一般復活於政壇，帶領著中國朝向現代化的路線邁進。
 
謁見「皇帝」
 
在過去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黨內高層領導者曾以「同志」互稱。在延安洞窟中，曾有一段小插曲，描述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大喊「毛同志快起來！」叫醒還在午睡的毛澤東，並與毛爭論。然而建國以後，毛澤東在領導階層中逐漸突出，不久後，過去的同志們便以「毛主席」、「偉大的毛主席」稱呼毛澤東。毛突然提倡「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以及一九五五年推動「農業集體化」等強硬主張，並沒有受到同志們的反對與異議，毛也變得無法接受他人的意見。但是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和其他高層領導者之間仍有著激烈的論爭。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以及一九五九年的「彭德懷失勢事件」之後，就再也沒有人可以和毛澤東論爭。反右派鬥爭，主要是「引蛇出洞」，假意讓民主黨派人士及自由派人士自由發言，再毫不寬容地加以打擊。與毛同為湖南出身的彭德懷，幾乎是當時唯一能夠以近乎對等的形式與毛對話的人。彭德懷失勢事件，是彭向毛訴說大躍進急進的錯誤所造成的慘況，但卻激怒毛澤東，而受到彈劾，此後再也沒有人敢正面地向毛進言。

然而，實際上在大躍進失敗後，毛的威信也開始下滑，反之，劉少奇與鄧小平的聲望開始高漲。面對如此狀況的「叛逆」、「逆襲」，即是導致文革的原因之一，同時也是毛澤東走向皇帝化的過程。從文革初期有名的照片中可以看見，毛在天安門廣場上謁見一百萬紅衛兵時的姿態，宛如「皇帝」一般。有關皇帝化的毛澤東，可以從其私人醫生李志綏生動的描寫中得知一二。一生抗拒刷牙與洗澡、自在地讓年輕女性陪侍、無論部下身處何處，隨時召喚到跟前下達命令（即便是周恩來也不例外）等，毛澤東宛如獨裁者的姿態，清楚地呈現在李志綏的筆下。
 
傳言毛在死前留給後繼者華國鋒的遺言：「你辦事，我放心。」，可以說是巧妙地象徵了皇帝權力的繼承儀式。被稱為是「進步性」、高喊著「人民的解放」的共產主義政黨，其領導人的繼承以如此形式進行的事實，以及毛澤東「革命性的思想」與其自身作為領導者的舉止之間的關聯，到底應該如何理解？毛在文革中向史諾述說「自己是無髮無天」，這個自我陳述後來成為討論的話題。當時被認為是「孤獨的修行僧」之意，解釋為毛不眷戀權力，即使是隻身一人，身為革命家的他也會遵從其信念而行。但是，後來竹內實指出，「髮」與「法」的發音相同，因此應該解釋為「無法無天（毫無畏懼）的帝王」較為妥當。
 
權力的完全繼承
 
相較之下，鄧小平又是如何？鄧掌握權力的時期，被認為是一九七八的秋天左右，與華國鋒爭權，並確立自己的路線之時。然而，鄧小平體制的確立則是在四年後，一九八二年的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上。於此過程中，不只是先前所敘述的「保守派」陳雲及李鵬等人，也包含對王震、楊尚昆、鄧力群、葉劍英等資深幹部的細心關照。因此，無論是改革派或保守派、年長者或年輕階層、知識分子或軍人，皆仰慕鄧小平，其支持階層十分地厚實。另外，在臺灣問題方面，轉向「和平統一」的方式，提倡一國兩制等，皆是之前其他領導階層已提出之主張，並非為鄧的獨有主張。從這些點看來，與其說鄧小平是一位獨裁者，不如說他是一位提倡現代化、改革開放的「掌舵者、協調者」來得恰當。

然而，鄧小平在後繼者的指名上，也是根據他絕對的判斷。他於一九八二年時期，分別提拔胡耀邦、趙紫陽為總書記、總理時，曾熱切地說道：「就算自己到了天上，地上也還有胡、趙二人。」對兩人寄予莫大的期待與信賴。另外，在改革開放的具體政策上，設置「經濟特區」、積極引進外資、提倡經濟的市場化等，這些皆歸功於鄧小平不屈的決斷力。一九八九年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中，發布「戒嚴令」，決定以軍隊介入的決定者也是鄧小平。此時，趙紫陽總書記對學生們採取同情態度，並反對戒嚴令。鄧小平毅然地捨棄趙紫陽，提拔江澤民成為新一任的總書記。但是，二○○一年出版的《天安門文書》中提到，拔擢江澤民是陳雲、李先念的推薦，因此留下疑問。由這些過程中，可以說鄧小平也是朝著「皇帝化」的方向前進。
 
一九九二年春節，八十八歲高齡的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上海等南方的開放都市，並為了再次加速推動改革開放，而發表了重要講話，亦即「南巡講話」。這可以說是「鄧小平最後的宣言」。「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等，而鄧的呼籲，正好與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呼籲加速推動「農業合作化」的著名講話相互重疊。此後，原本停滯的中國經濟就像是在熱鍋上的豆子般蹦裂，在各地蓬勃發展。我感受到鄧小平的「毛澤東化」，抑或說是「皇帝化」，便是從那時候開始。
 
但是，鄧小平並不像毛澤東一般，作為皇帝般的人物，直至最後都還執著於權力。一九八九年的秋天，當鄧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快要走到盡頭後，他將直至最後也不願放手的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地位讓與江澤民，至少在立場上，完全地成為一介黨員。另外，鄧在南巡講話隔年（一九九三年）春節上過電視後，直至死前，便再也沒有出現在眾人眼前。一九九四年後，正式宣告「已完成從第二代交棒給第三代的權力交接」的官方發言。一九九七年二月，鄧離開人世。如此看來，鄧小平有時獨裁，宛如「皇帝」一般，單方面強硬地執行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位開明的領導者，聆聽並考慮他人的意見，懂得協調與維持平衡的狀態。

導讀

如何面對中國？――歷史、「心情」與對話（節錄）
汪宏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這是一本日本的政治學者所寫的中國現代史。筆者的專長不在政治學，更不是史家，但是願意從自己所關心的「歷史認識」與「東亞和解」的角度，嘗試為臺灣讀者做一點導讀的工作。
 
　　作者背景與本書脈絡
 
　　本書的作者天兒慧教授（以下敬稱略），是日本中國研究學界中的資深學者。除了堪稱等身的豐富著作外，天兒也活躍於輿論界，經常在報章雜誌發表評論，參與各種論壇，在日本國內外都擁有相當高的知名度。
 
　　屬於典型「團塊世代」的天兒慧出身岡山縣，學術生涯堪稱崎嶇坎坷。他不諱言自己曾經是個「浪人」，求學與就職過程並不順遂，輾轉於日本各地不同院校，但也正是這些看似不順遂的經歷，造就他知識上累積突破的契機。二〇〇二年，他終於回到曾經就讀的母校早稻田大學，在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擔任教授迄今，並歷任所長、中心主任、日本亞洲政經學會理事長等要職。天兒於一九七六年就有機會進入中國，對中國四十年來的發展變遷，有著來自現場的敏銳觀察。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年間，他應外務省之聘，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館任職，利用兩年的時間跑遍了中國各地，親眼目睹城鄉與地域間的巨大差距，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飛躍進步。由於這些第一手的體驗，加上勤奮地閱讀文獻、蒐集各種資料，他對中國的觀察深刻入微，立論嚴謹扎實。天兒的最高學位是社會學博士（一橋大學），但他的關注議題主要集中在政治領域，從研究取徑來看，可說是位從事區域研究的政治學家。他對中國的研究從內戰時期的基層幹部開始著手，以此題目寫成博士論文，其後的研究一路跟著中國的發展動向，針對從改革開放到鄧後時期的各種現象與問題，發表了上百篇論文與十多部專著。近年來，隨著中國崛起所造成的局勢變動，天兒的研究也觸及複雜的日中關係與東亞國際政治，包括敏感的「臺灣問題」。這本出版於二〇〇四年底的《巨龍の胎動――毛沢東VS鄧小平》，某種意義下可說是他先前研究的濃縮精華。
 
　　以毛澤東、鄧小平作為敘事軸線
 
　　本書是天兒應講談社之邀，為該社出版的「中國の歴史」系列而寫。在此之前，天兒已經出版過《中華人民共和国史》，本書可說是其姐妹作，也可說是擴大版。 除了前言外，本書的構成一共分成九章，其中第一章綜述毛澤東與鄧小平兩人，第二章至第六章處理毛時期，七八兩章主要為鄧時期，第九章則是對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的綜合分析與評述。
 
　　也許是因為本書被定位為面向大眾而寫的通俗歷史作品，天兒在本書中並未凸顯他在過去分析中國時所提出的結構概念作為分析框架（例如「五大因素」或「四個斷層」），而是標舉出毛澤東與鄧小平兩位代表性人物作為貫串全書的敘事軸線，使得本書多了幾分「演義」的趣味，這從日文原書的副標題「毛澤東VS鄧小平」即可看出。這樣的書寫策略有其根據，畢竟任何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者，都無法否定或忽視這兩個領導人物在形塑一九四九年後新中國發展軌跡的巨大影響。毛澤東與鄧小平兩人在個性、路線、領導風格乃至人生歷程的對比，常為人所津津樂道，天兒在本書中，將毛澤東歸結為「叛逆者」，鄧小平為「逆境者」，前者勇於挑戰權威、大膽追求夢想，以軍事戰略見長，成為呼風喚雨的領導者，後者百折不回、沉穩務實，終能突破逆境，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掌舵者。天兒以此對比為主要線索，講述中國如何從屈辱、混亂、挑戰、挫折中，逐步走向富強的現代化之路。這也使得本書內容偏重政治史，尤其是菁英階層的統治模式、權力鬥爭、以及不同階段的政治事件、運動與決策（如反右、大躍進、文革、改革開放、六四天安門事件等）所造成的影響。這在標榜「政治掛帥」的中國，其實是相當可以理解的。毋寧說，這個敘事架構某種程度反映出一九四九年之後，「新中國」發展演變的一個重要特徵，也是認識當代中國的必經之路。
 
　　貫串本書首尾的主題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雖然以政治為主軸，但本書涵蓋的範圍並非僅止於內政，同時也觸及了經濟、社會與軍事、外交等各個領域，使讀者可以較為全面地掌握到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的「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與國家形成（state-formation）的歷史過程。 天兒在書中也強調了中國歷史文化的延續性，因此在他看來，儘管歷經了共產革命，中國的權力運作（如毛澤東的「皇帝」與鄧小平的「半皇帝」模式）與國際戰略及外交思維（如王道與霸道之分）等，都還是受到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
 
　　天兒對當代中國各個時期不同面向的具體分析，有待讀者自行閱讀掌握，此處不另贅述。在這篇導讀中，筆者想要喚起讀者注意的，主要有兩件事：第一，天兒如何看待中國？第二，臺灣讀者如何閱讀本書、又能從中學到什麼？
 
　　同時看見中國的「光」與「影」
 
　　戰後日本的知識文化界，經常有「左派vs.右派」、或是「進步派vs.保守派」的區分。一般來說，人們總有「左派=親中（=對臺不友善）」、「右派=親臺（=反中）」的印象。然而，筆者並不想用「親中／反中」的簡單二分法，或是輕易以「左派」、「右派」的標籤來為作者定位，因為這樣的圖式放在天兒的身上，並不適用。天兒因為經常在左派色彩濃厚的《朝日新聞》發表評論，被貼上「左派」的標籤，甚至被右派點名攻擊；但在某些議題上（例如修改憲法、歷史記憶等問題），天兒的看法和典型的傳統左派也不盡然完全一致。更重要的是，他雖然主張與中國修好關係，但對臺灣仍抱持友善的態度。（事實上，他對臺灣相當關注，也尊重臺灣人民的想法與情感。此點將於下文詳述。）
 
　　整體來說，天兒一方面嘗試客觀地分析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脈動，一方面則是嘗試深入理解中國人的心情與想法，並予以尊重。例如，相較於許多外國評論者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類官方意識形態與民族主義的修辭充滿懷疑、批判甚至嗤之以鼻，天兒寧願相信，從毛澤東、鄧小平以降，中國的菁英領導階層是真心誠意懷抱著「復興中華」的崇高理想，而他也對這些領導人物所付出的努力致上敬意（參見本書第九章）。對於中國崛起之後將改變權力平衡，進而破壞國際秩序、威脅周遭地區的「中國威脅論」，天兒則是抱持著質疑反對的態度。他以同情理解的角度來解讀中國的外交方針與實際作為，認為從結果來看，中國在現實中仍重視國際合作、支援與協調，基本上仍符合他稱之為「協調主義」的精神；至於國防經費大量增加與軍事實力的擴張，主要則是為了保持對美國軍事威嚇的最小限度抵抗、以及對臺灣獨立保持威嚇，因此不能因為軍事力增強就認為中國將會放棄和平共存的國際協調主義。天兒的言下之意認為，與其嫌惡中國、彼此醜化猜忌，不如建立互信，相互提攜，甚至應該幫助中國在國際上站穩腳步，恢復其大國的自信心，如此才能維持穩定，避免衝突。
 
　　上面這些論點，看在飽受中國文攻武嚇、長期被北京打壓的臺灣讀者眼裡，恐怕有點不是滋味，以為天兒未免太過「體貼」中國，但其實並不盡然。根據民族主義的邏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祖國」必須統一，而臺獨是實現「祖國統一」的重大阻礙，因此必須增強軍備以嚇阻臺獨。天兒此處的分析僅是點出此一客觀事實（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他在主觀上其實反對以武力解決兩岸問題）。事實上，即使天兒曾被右翼與保守派批評為「賣國」，但在許多人眼裡，他其實並不特別「親中」，因為他並不會為了與中國交好而隱惡揚善，甚至曲意奉承，報喜不報憂。他強調對於當代中國，必須同時看到「光」（光明面）與「影」（陰暗面），不能因為個人好惡而僅著重強調其中一面。他在本書第九章指出，中國在近年來光鮮亮麗的經濟成長表面之下，其實隱藏了許多令人擔憂的問題，例如環境破壞、貧富與城鄉差距、失業問題、三農問題、貪腐問題等等。天兒也不會因為「友中」的立場而影響他對某些普世價值的堅持，例如他在過去評論中曾關注民主與人權議題，直指中國政府在這些問題上的缺失不足。在本書中，他也毫不諱言指出，現代化不可或缺的是法律體制的充實完備，而中國在這方面仍有欠缺，距離民主法治還有一段長路要走，也是未來政治體制改革必然要面對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