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禮拜五，1延傑尤夫鎮的猶太人開始為了猶太安息日（Sabbath）前夕做準備，2人們紛紛關閉商店、鎖上錢箱、煮水、切菜、煎煮炒炸，而摩希．庫基烏卡（Moshe Kukiełka）正匆匆忙忙從他的商店趕往家裡。庫基烏卡一家人住在克拉茲托納街（Klasztorna Street，意為修道院街）十六號的一棟小型石造建築，矗立在綠意盎然的大街上，再過一個轉角，就會看到一間以土耳其玉與鍍金內部裝修聞名的莊嚴中世紀修道院。這天晚上，庫基烏卡的家裡格外忙碌。隨著黃昏到來，金橘色的秋日光輝染紅了凱爾采區（Kielce）鬱鬱蔥蔥的山谷與綿延起伏的丘陵，庫基烏卡家的烤爐熱氣騰騰、餐具鏗鏘作響、瓦斯爐嘶嘶噴著氣，教堂的鐘聲融入了一家人交雜著意第緒語和波蘭語的喧鬧談話聲。3接著，新的聲音出現了，是嬰兒的第一聲啼哭。

摩希．庫基烏卡和莉亞．庫基烏卡（Leah Kukiełka）都是思想貼近當代且觀察力敏銳的人，他們家中年紀較大的三個孩子也是如此。庫基烏卡一家人十分融入波蘭文化，也會慶祝猶太傳統節日。摩希每週都會為了安息日晚餐與禱告而趕回家或趕去什特貝爾（shtiebel，意為禱告殿），他會輕快地穿越市鎮廣場與一排排顏色繽紛的建築，路上會遇到許多與他並肩工作和生活的猶太商人和基督教農夫。這個禮拜，他在秋天的冷空氣中趕路的腳步比往常更加匆忙。根據傳統，猶太人要在安息日前夕點燃蠟燭，像是歡迎新娘進門一樣歡迎安息日的到來，不過，摩希在這天要歡迎的不是新娘，而是比新娘更讓他雀躍的新家人。

他一回家就見到了她：他的第三個女兒。這名新生兒立刻成了摩希的掌上明珠。在希伯來語中，利百加（Rivka）這個名字具有許多不同的意思，包括連接、團結，甚或迷人。在聖經中，利百加是猶太人的四位女家長之一。*1由於這個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波蘭化了，所以他們理所當然地替這名新生兒取了一個波蘭名字：利妮亞．庫基烏卡。庫基烏卡這個姓氏和波蘭的另一個姓氏庫基烏洛（Kukieło）很相似──在波蘭，世代經營在地葬儀社的家庭，就會使用庫基烏洛這個姓氏。4猶太人常會在波蘭姓氏後面多加一個漂亮的音節「卡」（ka）當作自己的姓氏，而庫基烏卡的意思是「木偶」。

當時是一九二四年，波蘭經過了連年的侵占、分割與不斷變動的國界，終於在一年前受到國際社會認可，成立了新波蘭政權。（正如一個猶太老笑話描述的，有一名男人詢問另一個人，他居住的城鎮現在是屬於波蘭還是蘇聯。對方回答：「今年我們屬於波蘭。」男人感嘆道：「謝天謝地！我終於不用繼續忍受俄羅斯的冬天了。」）國家經濟蒸蒸日上，雖然在延傑尤夫鎮中，多數猶太人的生活狀況都在貧窮線以下，但摩希的小生意十分成功，他經營一家加倫特理亞商店（gallenteria shop），專賣鈕釦、布料與縫紉用品。他的家庭靠著商店收入維持中產階級的生活水準，還有餘裕能接觸音樂和文學。這週的安息日，庫基烏卡家的兩名大女兒與親戚一起擺好了餐具，5與此同時，莉亞正忙著其他工作。桌上擺滿了摩希負擔得起的美味佳餚：6甜酒、薑餅、肝片佐洋蔥、喬倫特（cholent，豆子燉肉湯）、馬鈴薯與甜麵做成的庫格派（kugel pudding）、糖漬李子、糖漬蘋果和茶。莉亞幾乎每週五都會端上餐桌的格菲特魚（gefilte fish），將會成為利妮亞的最愛。這一週的安息日晚餐無疑比往常還要更豐盛。

有些人的人格特質會在他們剛出生的那幾個小時就明顯可見，有時甚至會明顯到不容錯認，就像是烙印在靈魂上的心理特性一樣。這一晚是摩希初次把利妮亞擁入懷中，他把自己的溫柔、智慧與機敏都傳遞給了利妮亞，或許這時他就已經清楚知道，他的這些特質將會引領利妮亞踏上無數次特別的旅程，而這些旅程是生活在一九二四年的人所難以想像；或許這時他就已經清楚知道，這個有著綠色大眼睛、 頭髮與精緻臉龐的小嬰兒，他的小利妮亞、他可愛的小木偶，注定有所成就。

延傑尤夫鎮是一個什特圖（shtetl），7這是意第緒語的「小城鎮」的意思，另一個意思是許多猶太人居住的波蘭市集城鎮。利妮亞出生後，這個城鎮中的四千五百名猶太人口又增添了一人，猶太人數量已經快要達到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了。（不久後，她的三名弟弟與妹妹也會加入猶太人的陣營，8他們是亞倫〔Aaron〕、伊絲特〔Esther〕與雅科夫〔Yaacov，也寫作Yankel〕。）這個猶太人社群是在一八六〇年代建立的，當時獲准在這裡定居的猶太人大多都很貧困，大部分的工作都是流動銷售員、小販以及在氣氛輕鬆的市集廣場上或周邊開設店家的小本生意人，其餘猶太人則是工匠：鞋匠、麵包師傅、木匠等。延傑尤夫鎮不像毗鄰德國與西方國家的本津鎮那麼現代化，儘管如此，這裡依然有少數當地菁英是醫師、急救人員和老師，其中還有一名猶太人是法官。鎮上大約有百分之十的猶太人十分富有，擁有木材廠、麵粉廠、機械工廠與位於主要廣場旁的地產。

就像波蘭其他地區一樣，延傑尤夫鎮的現代猶太文化在一九三〇年代日漸興盛，利妮亞也逐漸成長為一名小孩。當時光是華沙市就有多達一百八十份猶太報紙：其中有一百三十份使用意第緒語、二十五份使用希伯來語，還有二十五份使用波蘭語，9延傑尤夫鎮上的居民同時也透過鎮上的郵局訂閱了數十種雜誌。當地的猶太人口持續增加，他們依照不同的猶太教風格建造了各種祈禱殿。光是這麼小的城鎮上就開設了三間猶太書店、一間猶太出版社和數間猶太圖書館，鎮上的戲劇團體與讀書會迅速增加，政黨蓬勃發展。

利妮亞的父親參與了猶太人的學習、教育與慈善事業，為貧困人口提供食物、協助喪葬協會查佛拉卡迪沙（chevra kadisha）處理死者後事，並擔任當地唱詩班的領唱。他也投票給猶太復國主義者。*2當地信仰虔誠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尊崇知名作家提爾多．赫茲爾（Theodor Herzl）的十九世紀理想，他們相信真誠且公開的猶太生活，唯有在猶太人是一等公民的家園，也就是巴勒斯坦，才有可能成真。或許波蘭在過去數個世紀以來都是他們的家園，但這只是暫時的。相同的，摩希也一直希望一家人能在未來的某天回到他們的「應許之地」。

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政黨舉辦了各種講座與政治集會。有關猶太復國主義的市鎮集會越來越受歡迎，利妮亞年輕時想必也曾陪著她親愛的大鬍子父親一起參加過其中一場類似的大型市鎮集會，例如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舉辦的演講「一名猶太巴勒斯坦人的掙扎」（The Struggle for a Jewish Palestine）。10利妮亞向來喜歡散步，11她或許會身穿白色與海軍藍色相間的水手制服、百褶裙與及膝襪，12和摩希攜手穿越兩座新建的猶太復國主義圖書館，來到熱鬧的集會場所，那裡有數百名猶太人正在互相爭辯與討論──他們全都因為歸屬問題而怒形於色。當波蘭人在他們剛穩定下來的國土上討論自己的新身分認同時，猶太人也同樣在這麼做：他們要如何融入這個嶄新的國家呢？他們在這裡定居了一千多年，卻從來沒有成為真正的波蘭人。他們的波蘭人身分應該優於猶太人身分嗎？又或者他們的猶太人身分才應該優於波蘭人身分？當時人們正熱烈討論猶太離散者（Diaspora）的身分認同問題，而迅速興起的反猶主義（antisemitism）更是加強了討論熱度。

摩希和莉亞非常重視孩子的教育。波蘭國內設立了大量猶太學校：非宗教的希伯來學校、意第緒語預科學校、單一性別宗教學校等。在延傑尤夫鎮的四百名猶太孩童中，有一百人的上學地點是慈善機構塔木德托拉（Talmud Torah）、猶太托兒所和伯利恆亞科夫女子小學（Beit Yaakov girls' elementary school）的當地分部，這些學生都穿著長袖與長襪。13基於庫基烏卡家與學校之間的距離（也基於宗教教育的成本高昂，一般家庭只有兒子能接受宗教教育的事實），利妮亞和許多猶太女孩一樣就讀了波蘭的公立學校。14

但這並不要緊。她的班上有三十五人，她總是名列前茅。利妮亞的波蘭語十分流利，她在學校的朋友大多是天主教徒。當時她還不知道，這種文化洗禮竟會是幫助她成功執行地下行動的關鍵訓練，她因此獲得的能力包括了用毫無猶太口音的波蘭語談天說笑。然而，儘管利妮亞在學校的表現十分出色，也受到了波蘭文化的同化，但依然有些學生沒有全然接納她。在某次頒獎典禮她上臺領學術獎項時，一位同學朝她扔了鉛筆盒，砸到了她的額頭，留下了無法抹滅的傷痕。15那麼，她覺得自己是波蘭人還是猶太人呢？從她的觀點來說，她已經同時具備了「波蘭人與猶太人的身分認同」這個持續了數百年的艱難問題。

波蘭自立國便不斷處於變動之中，16隨著地理疆界不斷變化，新的社群持續併入波蘭，國內的族群組成因而出現了各種改變。中世紀的猶太人因為在西歐受到迫害和驅逐，所以遷移到了波蘭這個避風港。猶太人帶著商業機會來到波蘭，這片寬容的土地讓他們鬆了一口氣。波蘭的希伯來語是「波林」（Polin），這個詞是由「Po」和「Lin」這兩個字組成的，意思是「在此，我們停留」。波林為猶太人提供了相對的自由與安全，也提供了一個未來。

在華沙的波林波蘭猶太人歷史博物館（POLIN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Polish Jews）中，有一枚來自一千兩百年前的硬幣，上面寫著希伯來文。在波蘭的少數民族中，人數最多的正是說意第緒語的猶太人，他們已經成為波蘭經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他們的職業包括了銀行家、麵包師傅和法警。波蘭早期採用的是共和國體制，17通過憲法的時間點和美國相去不遠。國內的下層貴族階級透過選舉產生了議會，削弱了皇室的權力，而猶太社群和貴族彼此互助合作：仕紳保護定居在他們城鎮的猶太人，給予自治權和宗教自由；猶太人則繳納高額稅款，並進行信奉基督教的波蘭人不得進行的商業活動，例如以需要計算利息的方式借貸資本。

一五七三年的華沙聯盟協約（Warsaw Confederation）是全歐洲第一份在法律上規範宗教寬容的文件。猶太人已經正式融入了波蘭文化，和波蘭人共享哲學、民俗、服飾、食物和音樂，但是，他們依然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受到威脅。許多波蘭人十分痛恨猶太人的經濟自由。猶太人從貴族手上轉租了整座城鎮，而波蘭農奴則嫉妒這些猶太地主的統治權。一些宗教與社群領袖紛紛散布充滿仇恨又荒謬萬分的假謠言，指出猶太人會殺害基督徒──尤其是嬰兒──並在宗教儀式上使用死者的血。猶太人開始因此受到襲擊，偶爾還會發生大規模的暴動和謀殺，進而使得猶太社區的連結變得更加緊密，希望能透過他們的習俗獲得力量──猶太人和波蘭人之間出現了一種「推拉式」的關係，兩者的文化都和對方息息相關。以札拉辮子麵包（braided challah）為例，這個鬆軟又富含雞蛋的麵包是猶太安息日的神聖象徵。波蘭把這種麵包稱作查卡（chalka），烏克蘭則將之稱作卡拉奇（kalach）──沒有任何人能確知是誰先發明這種麵包。猶太人與波蘭人的傳統文化同時發展、彼此交纏，共同閃耀出甜蜜（又苦澀）的光澤。

然而，波蘭在一七〇〇年代末瓦解了。當時的波蘭政府十分不穩定，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同時入侵，最後波蘭被切分為三個區塊，分別由三個入侵國各自統治一區，強制輸入自己的文化習俗。波蘭人靠著對民族主義的渴望保持團結一心，成功留存了他們的語言和文學。波蘭猶太人在占領期間也逐漸改變：在普魯士統治區，波蘭猶太人學會了德語並逐漸成為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在奧地利統治的加利西亞（Galician），猶太人則陷入可怕的貧困中。絕大多數猶太人都由俄羅斯統治，俄羅斯帝國強迫大部分是勞工階級的猶太人服從他們的經濟法令與宗教法令。與此同時，這三個區域的邊界也不斷改變。舉例來說，延傑尤夫鎮一開始屬於加利西亞，接著又由俄羅斯接手統治，這樣的變動讓猶太人非常緊張，尤其是在經濟層面上，不斷變化的法律影響了他們的維生方式。

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三個占領波蘭的入侵者，其國土全都成為了戰場。儘管波蘭有數十萬人喪生、經濟也遭受了重創，但波蘭還是取得了勝利，成立了第二共和國。波蘭統一國土後，還需要重建城市和國民的身分認同──當時，政治格局出現了分歧，人民渴望能表達磨練已久的民族主義，但表達方式卻互相對立。懷抱著往日情感的君主主義者，呼籲國家重建過去的多元化波蘭：將波蘭建構成一個多民族的國家（state of nations），畢竟這個新國家每十位公民中就有四位是少數民族；而另一群人則認為波蘭應該是一個民族的國家（ethnic nation），提倡純種波蘭人的民族主義運動迅速成長。這些提倡民族主義運動的政黨，整個綱領都把焦點放在誹謗波蘭猶太人上，他們說波蘭的貧困與政治問題全都是波蘭猶太人的錯，因此波蘭一直沒有從一次世界大戰與隨後的鄰國衝突中恢復過來，許多波蘭人開始指責猶太人和敵人站在同一邊，而右翼政黨開始提倡一種新的波蘭身分，這種新身分的明確定義就是「不是猶太人」，18無論猶太人在這裡住了多少世代、無論他們是否擁有正式的平等權利，都無法撼動這個定義。右翼政黨輕率地採用了納粹種族理論揭櫫的概念：猶太人永遠不可能成為波蘭人。

波蘭的中央政府制訂了週日休息法，並提出歧視猶太人的公部門就業政策，但是，中央政府的領導權仍十分不穩定。短短數年後，約瑟夫．畢蘇斯基（Józef Piłsudski）就在一九二六年政變中接管了波蘭政府。畢蘇斯基同時支持君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觀念不同尋常，這位前任將軍與政治家提倡讓波蘭成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雖然他沒有特別幫助猶太人，但猶太人覺得在畢蘇斯基半專制的統治下，遠比受到代議政府統治更安全。

儘管如此，波蘭還是有許多人反對畢蘇斯基，他在一九三五年去世時，利妮亞剛滿十一歲，而右翼民族主義者輕而易舉地接管了整個波蘭。雖然新政府反對直接暴力與反猶暴動（不過暴動還是發生了），但卻鼓勵國民抵制猶太企業。此時，波蘭教會譴責納粹種族主義，同時卻又推動了反猶情緒。各間大學裡的波蘭學生紛紛開始擁護希特勒的種族意識形態，校方甚至強制執行族群配額，把猶太學生限制在演講廳後方的「板凳隔離區」。諷刺的是，在波蘭的所有少數民族中，猶太人接受的波蘭教育是最傳統的，許多猶太人會說波蘭語（有些甚至只會說波蘭語），也會閱讀波蘭文的猶太報紙。

就連延傑尤夫這種小鎮，也在一九三〇年代經歷了日益高漲的反猶主義，19從種族蔑稱到抵制猶太企業、砸毀店面和煽動鬥毆等行動逐漸氾濫。利妮亞時常在晚上警戒地盯著窗外看，害怕反猶主義的流氓可能會燒毀他們的房子並傷害她的父母，她一直覺得自己應該要負責照看家人。

希曼．吉岡（Shimen Dzigan）和伊斯羅．舒馬赫（Yisroel Schumacher）是十分著名的意第緒語喜劇雙人組，20在華沙擁有一間專門提供卡巴萊歌舞表演（cabaret）的劇團，他們也開始在上臺表演時探討反猶主義。他們在詭異又具有先見之明的短喜劇〈波蘭最後的猶太人〉（The Last Jew in Poland）中，21描繪了一個國家突然開始想念起猶太人，並對於傾頹的國內經濟與文化感到恐慌。雖然波蘭對猶太人的包容性越來越低，但猶太人或許反而受到了這種不適感與希望的啟發，在文學、詩歌、戲劇、哲學、社會行動、宗教研究和教育方面都進入了創意激盪的黃金年代──而庫基烏卡一家人盡情享受了這些美好成果。

波蘭猶太社群的政治觀點十分多樣，每個觀點都代表猶太人在面對這場仇外危機時的不同反應。猶太復國主義者再也沒有耐心繼續忍受這種二等公民的感受了，利妮亞經常聽到父親說，他們應該搬到一個屬於猶太人的國家，如此一來，猶太人才能以公民的身分好好發展，不受階級或宗教的限制。支持希伯來語又具有領袖魅力的知識分子，帶領猶太復國主義者從根本上反對其他政黨。相較之下，支持波蘭的宗教政黨主張社會應緩減歧視，應該像對待其他公民一樣對待猶太人。除外，許多共產主義者都支持把猶太人同化成波蘭人，上層階級中也有許多人抱持同樣的看法。隨著時間推移，聯盟黨（Bund）成為了波蘭的最大政黨，22這個政黨是推行猶太文化的勞工階級社會主義團體。聯盟黨人十分樂觀，他們希望波蘭人能清醒過來，意識到反猶主義無法解決波蘭的問題。身為猶太離散者的聯盟黨人，堅持波蘭就是猶太人的家，他們應該留在原地、繼續說意第緒語，並訴求得到他們應有的位置。聯盟黨組織了自衛隊，希望波蘭猶太人能維持原樣，「我們所住的地方就是我們的國家」：波－林。

要戰鬥，還是要逃跑──這個問題不斷盤踞著。

利妮亞進入了青春期，她很可能在這個時期跟著姊姊莎拉一起參加了青年團體的活動。23莎拉出生於一九一五年，比利妮亞大九歲，是利妮亞的英雄。莎拉擁有銳利的眼睛和柔潤的嘴唇，看起來總像是在微笑，她是無所不知的知識分子，是機智精明的理想主義者，對利妮亞來說，她就是權威人士。我們可以想像這對姊妹踩著俐落的步伐比肩前行，顯得勤勞又精力充沛，她們兩人都打扮得非常時尚：貝雷帽、合身開襟襯衫、長及小腿的百摺裙，以及用髮夾簡單向後夾起的短髮。利妮亞向來講究打扮，想必會從頭到腳都打理得一絲不苟，她的後半生也一直貫徹同樣的原則。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戰間期，波蘭的流行風格受到女性解放運動與巴黎時尚影響，女性不再使用珠寶、蕾絲和羽毛，轉而把焦點放在俐落的剪裁與舒適上。當時流行較鮮明的妝容，包括深色眼影與亮紅色唇膏，髮型與裙子都變短了。（當時的一位諷刺作家寫道：「你幾乎能看到整隻鞋子呢！」）24在一九三〇年代拍攝的一張照片中，25莎拉穿著一雙不高的粗跟鞋，這種鞋子能讓她快步走──這是非常必要的特點，因為那個年代的女性時常到處走動，要步行很長的距離去工作或上學。這對姊妹進入會議室時，想必會引來許多人的目光。

在戰間期，波蘭的猶太青年因為逐漸高漲的反猶主義，與越來越貧困的環境，而出現了集體抑鬱的現象。26他們覺得無法融入這個國家，又覺得和長輩們相比起來，他們的未來非常不穩定。猶太人不得加入波蘭童軍，因此有數十萬名猶太人加入了各個政黨底下的猶太青年團體。27這些團體為年輕人提供了存活的方法與對未來的希望。延傑尤夫鎮的猶太青年所加入的這些青年團體正蓬勃發展，在那個年代的照片中，28青年團體的成員們穿上了深色的衣服，擺出嚴肅知識分子的姿勢：雙手交叉在胸前。還有些照片中的成員會站在開闊的田地上，手握鐵耙、肌肉緊繃，皮膚曬成了淺棕色，渾身充滿了生命力。

雖然莎拉和父親一樣，是一位猶太復國主義者，但她和摩希的不同之處在於她是自由青年運動的成員。29自由青年運動是一個世俗化、偏向社會主義的勞工猶太復國主義團體。勞工猶太復國主義者大多都來自中產階級、通常見多識廣，他們想建立一個人們可以集體生活、說希伯來語又有歸屬感的國家。他們鼓勵閱讀與辯論，同時也非常看重體能，認為體能訓練可以消除「猶太人既懶惰又聰明」的迷思，也能促進個人的主動性。團體成員的首要目標是付出體力勞動以及為團體貢獻資源，他們用十分理想化的方式看待務農，在他們看來，農業的自給自足和獨立的社會與個人密不可分。

當時有許多勞工猶太復國主義青年團體，有些比較偏向學術、有些比較偏世俗，還有些致力於慈善、觀念倡導或多元主義，但所有勞工猶太復國主義團體都吸收了民族主義、英雄主義與個人犧牲等傳統波蘭價值，並賦予這些價值猶太脈絡。自由青年運動把焦點放在社會行動上，他們的另一個獨特之處是，他們從說意第緒語的勞工階級中吸收成員。為了做好移民的準備，他們成立了夏令營、哈奇瑟拉（hachshara，意為訓練營）和基布茲，*3他們也教導成員如何辛勤勞動與合作生活，而這些成員的父母往往會對此感到惱怒。摩希不但大加抱怨自由青年運動太過自由又不夠菁英，也抱怨成員把所謂的「同志」看得比原生家庭還要重要，甚至把領導人看做楷模──簡直就像代理家長一樣。這些青年運動團體不同於童軍和運動組織，他們會深入成員生活中的每個面向，是身體、情緒與精神方面的訓練場，年輕人會用他們參與的團體來定義自己。30

莎拉非常支持社會平等與公義，特別熱衷於為年幼的兒童提供諮商。在隔離區戰士之家博物館（Ghetto Fighters' House Museum）中，有許多張莎拉在一九三七年參加訓練營的照片，地點在距離延傑尤夫鎮三百二十公里遠的波茲南市（Poznán）。在其中一張照片裡，她筆直地站在一座雕像前，身穿高領訂製西裝，時尚地把帽子戴得斜斜的，手上拿著一本書，顯得嚴肅又果斷──現代社會對她來說觸手可及。

在實證教育理念與一次大戰的推動下，波蘭女性同時扮演了傳統與進步的角色，並因此踏入了職場。在新共和的體制下，國小是義務教育，包含了女孩；大學也同樣開放女學生入學；波蘭女性在一九一八年獲得投票權，31比多數西方國家都還要早。

西歐的多數猶太家庭都是中產階級，他們受到較廣泛的資產階級觀念所約束，使得女性被降級回到家庭；但東歐的多數猶太家庭則比較貧困，出於財務需要，女性會離開家庭外出工作──在信仰虔誠的圈子中尤其如此，因為這些家庭大多認為對男性來說，讀書遠比工作重要。猶太女性就此踏入了公共領域中，32無法脫身：一九三一年，猶太工資勞動者中有百分之四十四點五是女性，不過她們賺的錢仍比男性少。猶太人的平均結婚年齡往後推至將近三十歲，甚至超過三十歲，最大的原因便在於貧困。這種現象導致了生育率下降，進而使職場女性數量下降。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她們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取得的平衡，其實有點類似現代的性別常態。

早在數個世紀之前，猶太女性就獲得了「知的權利」。印刷機的發明使得市面上大量出現提供給女性讀者的意第緒語書籍與希伯來語書籍；宗教規定准許女人出席參加宗教儀式；新的猶太會堂建築也包括了女性的附屬建築。猶太女人成為了詩人、小說家、記者、貿易商、律師、醫師和牙醫。大學裡的女學生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猶太人，她們修習的主要是人文科學課程。

雖然猶太復國主義的政黨絕對算不上「女性主義者」（舉例來說，女性並不會擔任黨內公職），33但年輕女性在社會主義青年的領域中，能獲得一定程度上的平等待遇。34利妮亞的哥哥茲維（Zvi）是另一個青年團體「青年衛隊」的成員，這個團體用雙重領導的結構創立了「親密團體」（intimate group）的概念。每一個小組都由一男一女一起領導。「父親」是學習領袖，「母親」則是情緒領袖，兩者權力相等，彼此互補。在這樣的家庭模型中，他們的「孩子」全都是彼此的手足。

這些團體不但研讀馬克思與佛洛伊德的思想，也研讀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與艾瑪．高德曼（Emma Goldman）等女革命家的論述。他們用明確的態度提倡人們應該對人際關係進行情感討論與分析。成員大多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這個年紀的女性大多比男性成熟，因此許多女性成為了組織幹部，帶領成員進行自我防衛訓練。組織會教導這些女性培養社會意識、冷靜沉著的態度與強健的身心。位於巴勒斯坦的先驅者聯盟（Hechalutz Union）是個傘形組織，底下包含多個猶太復國主義青年團體，他們為了巴勒斯坦的先驅生活推廣農業訓練，並為了預防波蘭軍隊徵兵造成的人員短缺訂了備案，而在備案中的負責人僅限為女性。在一九三〇年代的青年團體留下的無數照片中，有許多女人與男人並肩而立，有些人穿著相似的深色大衣並繫著大衣綁帶，有些人穿著工作服與長褲，他們拿著鐮刀的氣勢好像手上拿著的是獎盃或刀劍一樣，顯然已經準備好要面對充滿體力勞動的艱辛生活了。

莎拉是非常忠誠的勞工猶太復國主義者。她的妹妹貝拉（Bela，是利妮亞的姊姊）也加入了自由青年運動，而茲維的希伯來語則說得十分流利。利妮亞因為年紀太輕而不能加入，但她在十三、十四歲的這段期間不斷吸收哥哥與姊姊的熱忱，很可能曾跟著他們一起參加過會議、運動比賽與慶典──她跟在哥哥與姊姊的後頭，睜大雙眼觀察這一切。

一九三八年，十四歲的利妮亞從小學畢業了。少部分的猶太學生可以繼續在延傑尤夫鎮的男女混合區域中學（Coeducational District Secondary School）接受普通中等教育，不過利妮亞沒辦法繼續念高中。在部分文獻中，利妮亞指出她不能念高中是因為反猶主義，在其他文獻中，她則解釋說她沒辦法繼續唸書是因為必須去賺錢。35雖然當時許多年輕女性在撰寫回憶錄時，都提到她們想成為護士，甚或是醫師，36但或許是因為延傑尤夫鎮的環境較傳統，也或許是因為利妮亞急迫的財務需求，使得她開始尋找秘書的工作。她報名了速記課程，希望未來能在辦公室工作。她當時並不知道，她將會在不遠的未來獲得一份性質截然不同的工作。

這些青年團體全都會舉辦夏季活動。一九三九年八月，年輕的勞工猶太復國主義者聚在一起舉辦營隊與座談會，他們唱歌跳舞、學習、閱讀、運動並在戶外過夜，並帶領多不勝數的研討會。他們探討英國當時提出的白皮書如何限制猶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並深思熟慮他們要如何搬遷，迫切地想執行他們的共同理想──拯救全世界。夏季活動結束了，到了九月一日，這些青年團體成員們都回到了家中，適應著環境的變換：從選擇的家庭到原生家庭、從夏天到學校、從綠意盎然到赭色環繞、從溫暖的微風到冷涼的空氣、從郊區到城市。

此外，這也是希特勒入侵波蘭的第一天。

注釋

1在不同的文件上，利妮亞的出生日期也有所不同，這是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記錄與利妮亞的小孩確認的日期。

2我建構這個出生場景的資料來源，是利妮亞在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檔案中的證詞與當時的歷史脈絡。本章中所有有關利妮亞與其家人的資料全都來自她在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證詞，唯有另外註明的除外。

3根據利妮亞在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證詞，他們一家人在家中講意第緒語，她和朋友對話時說的則是波蘭語；而根據她在隔離區戰士之家的口述證詞，她在家說的是波蘭語。她的姪子說他們在家時既會說意第緒語也會說波蘭語，參見：personal interview, Yoram Kleinman, Telephone, 11 February 2019。

4這是延傑尤夫鎮的一位當地人在二〇一八年六月告訴我的。

5《伊斯科爾書》（Jędrzejów Yizkor Book）列出了「庫基烏卡」（Kokiełka）家族中，有五個分支都被納粹殺死了，參見：Jędrzejów Yizkor Book, Tel Aviv, Isr.: Irgun Ole Yendzéyov be-Yiśraʼel, 1965。

6“Food and Drink,” The Yivo Encyclopedia of Jews in Eastern Europe, http://www.yivoencyclopedia.org/article.aspx/Food_and_Drink.See also: Magdalena Kasprzyk-Chevriaux, “How Jewish Culture Influenced Polish Cuisine,” Culture.pl, https://culture.pl/en/article/how-jewish-culture-influenced-polish-cuisine.

7The information about Jędrzejów in this chapter is primarily from: “Jędrzejów,” Virtual Shtetl, https://sztetl.org.pl/en/towns/j/40-Jędrzejów/99-history/137420-history-of-community#footnote23_xgdnzma; “Jędrzejów,” Beit Hatfutsot: My Jewish Story, The Open Databases of the Museum of the Jewish People, https://dbs.bh.org.il/place/Jędrzejów; “Jędrzejów,” Holocaust Historical Society, https://www.holocausthistoricalsociety.org.uk/contents/ghettosj-r/Jędrzejów.html; “Jędrzejów,” JewishGen, https://www.jewishgen.org/yizkor/pinkas_poland/pol7_00259.html—originally published in Pinkas Hakehillot: Encyclopedia of Jewish Communities, Poland, Volume VII (Jerusalem: Yad Vashem), 259–262.

8這些出生日期是預估出來的，但亞倫應該是在一九二五年出生，伊絲特在一九二八年出生，雅科夫在一九三二年出生。

9Wall text, POLIN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Polish Jews, Warsaw.

10“Jędrzejów,” Virtual Shtetl.

11Personal interview with Merav Waldman, Skype, October 23, 2018.

12Anna Legierska, “The Hussies and Gentlemen of Interwar Poland.” 這是當時很常見的洋裝，我推斷利妮亞應該曾穿過。

13As cited in “Jędrzejów,” Virtual Shtetl.

14根據利妮亞在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證詞，她曾短暫就讀過貝特雅科夫學校（Beit Yakov school），但由於學校離他們家太遠了，所以她轉學到波蘭公立學校。

15利妮亞在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證詞中指出，一位老師堅持要稱她為「庫基爾漢卡」（Kukielchanka），原因是那位老師覺得庫基烏卡這個名字對猶太人來說太過波蘭了。

16本章有關波蘭歷史與波蘭猶太人的資訊，參見：“Poland,” The YIVO Encyclopedia of Jews in Eastern Europe, https://yivoencyclopedia.org/article.aspx/Poland; Samuel D. Kassow, “On the Jewish Street, 1918–1939,” POLIN, 1000 Year History of Polish Jews—Catalogue for the Core Exhibition, ed.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 and Antony Polonsky (Warsaw: POLIN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Polish Jews, 2014), 227–285; Jerzy Lukowski and Hubert Zawadzki, A Concise History of Po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Adriel Kasonata, “Poland: Europe’s Forgotten Democratic Ancestor,”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y 5, 2016,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poland-europes-forgotten-democratic-ancestor-16073.

18Paul Brykczynski lecture given at “In Dialogue: Polish Jew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 November 15, 2018, at Fordham University, with Columbia, YIVO.

19Accounts given in “Jędrzejów,” Virtual Shtetl.

20希曼．吉岡和伊斯羅．舒馬赫是在渥茲市的喜劇表演團體認識的。到了一九三〇年代，他們變得非常受歡迎，以至於後來他們在華沙成立了自己的卡巴萊歌舞表演的劇團。

21山謬．卡索在演說裡提點我注意到這齣短喜劇，參見：“In Dialogue: Polish Jewish Relations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有關這齣短喜劇的討論請見：Ruth R. Wisse, No Joke: Making Jewish Humo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45–146。

22聯盟黨在一九三八年成為了最大黨，原因在於英國白皮書和波蘭政府不願意聽從宗教政黨的請求，導致人民無法移民巴勒斯坦。在這之前，三個政黨獲得的選票一直十分平均。

23利妮亞的孩子指出，摩希影響了莎拉的智識能力，而莎拉則影響了利妮亞的領導能力。不過，有鑑於莎拉年紀比較大，又常住進各個訓練營和集體同場，利妮亞也可能會和貝拉一起行動。利妮亞在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證詞中指出，在戰爭開打前，也就是她十五歲之前，她生命中的焦點是學校，對於青年運動毫無興趣。

24「她穿著深藍色的寬羊毛裙，裙子非常短──你幾乎能看見整隻鞋子從裙子底下露出來……其他人一定會對你指指點點！」出自：Legierska, “The Hussies and Gentlemen of Interwar Poland.”

25Photos of Sarah Kukiełka are from the Ghetto Fighters’ House Museum archive.

26維爾納市的意第緒科學院注意到了這場危機，組織了回憶錄競賽，邀請猶太年輕人寫下自己的人生經歷，希望能藉此讓他們更了解自己，也幫助他們培養道德感。

27青年衛隊不是任何政黨的附隨組織，但他們是社會主義猶太復國主義者。

28Photos of the hachshara in Jędrzejów are from “Jędrzejów,” Beit Hatfutsot: My Jewish Story.

29自由青年運動是青年衛隊和自由（Freiheit，為意第緒語）在一九三八年合併而成的團體，「自由」是一個以意第緒語為基礎的團體，吸引了許多勞工階級的成員。當時自由青年運動是一個猶太復國主義團體，同時使用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較多勞工階級年輕人。他們是波利錫安政黨（Poalei Zion）的附隨組織，該政黨至今仍存在。自由青年運動的同志最著名的是他們和青年衛隊比起來年紀較大、個性較不自傲且比較務實。參見：Bella Gutterman, Fighting for Her People: Zivia Lubetkin, 1914–1978, trans. Ora Cummings (Jerusalem: Yad Vashem, 2014), 132。

30例如：「我從來都不是熱愛參與政治運動的人。由於ŻOB的每一個成員都必須把抵抗行動中的名字放進自己的名字中，就像姓氏一樣，所以我必須使用阿基瓦（Akiba）當做名字。」參見：Simha “Kazik” Rotem, Memoirs of a Ghetto Fighter, trans. Barbara Harshav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2. 有些團體之間是敵對關係，有些團體甚至會攻擊敵對團體的總部。

31不過當時的規定不准女人參與猶太地方會議的投票。

32For discussions of both Polish and Jewish women in interwar Poland, see, for instance,Gershon Bacon, “Poland: Interwar,” The Encyclopedia of Jewish Women, https://jwa.org/encyclopedia/article/poland-interwar; Judith Taylor Baumel-Schwartz and Tova Cohen, eds. Gender, Place and Memory in the Modern Jewish Experience: Re-Placing Ourselves (London: Vallentine Mitchell, 2003); Anna Czocher, Dobrochna Kałwa, et al., Is War Men’s Business? Fates of Women in Occupied Kraków in Twelve Scenes.trans.Tomasz Tesznar and Joanna Bełch-Rucińska. (Kraków: Historical Museum of the City of Kraków, 2011); Nameetha Matur, “’The New Sportswoman’: Nationalism, Feminism and Women’s Physical Culture in Interwar Poland,” The Polish Review 48 (2003), no. 4: 441–462; Jolanta Mickute, “Zionist Women in Interwar Poland,” on The Macmillan Repo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rYt4oI4Mq4; Lenore J. Weitzman and Dalia Ofer, “Introduction to Part 1,” Paula E. Hyman “Gender and the Jewish Family in Modern Europe,” Gershon Bacon, “The Missing 52 Percent: Research on Jewish Women in Interwar Poland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Holocaust Studies,” and Daniel Blatman, “Women in the Jewish Labor Bund in Interwar Poland,” all in Women in the Holocaust; Puah Rakovsky, My Life as a Radical Jewish Woman: Memoirs of a Zionist Feminist in Poland, trans.Barbara Harshav with Paula E. Hyma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Avihu Ronen, “Poland: Women Leaders in the Jewish Underground in the Holocaust,” The Encyclopedia of Jewish Women, https://jwa.org/ encyclopedia/article/poland-women-leaders-in-jewish-underground-during-holocaust; Jeffrey Shandler, ed., Awakening Lives: Autobiographies of Jewish Youth in Poland Before the Holocaus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na Zarnowska,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Inter-War Poland: 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Women’s History Review 13 (No. 1, 2004): 57–68.

33當時多數波蘭的「女性主義者」會說自己是「激進分子」或「革命分子」。

34Avihu Ronen, “Young Jewish Women Were Leaders in the Jewish Underground During the Holocaust,” Jewish Women’s Archive: The Encyclopedia of Jewish Women, https://jwa.org/encyclopedia/article/Poland-women-leaders-in-jewish-underground-during-holocaust.另一方面，耶胡迪特．科爾因巴爾（Yehudit Kol-Inbar）則指出女人在波蘭的青年運動中沒有扮演重要角色，參見：Yehudit Kol-Inbar, “Three Lines in History,” 514。

35第一個原因出自利妮亞在《逃離深坑》一書中的序言，第二個原因出自利妮亞在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證詞。

36See, for instance, the women’s testimonies in the Alex Dworkin Canadian Jewish Archives, Montre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