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掌權後的約十年間廣受擁戴，放眼二十世紀，幾無政治領袖能受到自家人民如此歡迎。有人認為，在希特勒受歡迎的程度達到頂峰時，十位德國人便有九位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元首的信徒」。1先不論如此斷言有何立論基礎，我們都可以肯定地說，納粹黨得到的支持度從未達到過這樣的水準，納粹各領袖自己也很清楚這點。2讚揚希特勒者遠不只有那些自認為是納粹分子的人，更包含許多對該政權機構、政策和意識形態抱持批評態度者，這基本上是第三帝國得以運作的一項重大因素。有鑑於數百萬德國人頂多只是略微支持納粹主義，他們卻對希特勒仍有如此崇拜，這表示元首本人作為基本共識的焦點，在納粹統治體系中形成了關鍵的整合力量。若無希特勒個人的巨大人氣，便難以想像該政權能一再獲得全民公投的高度支持—得以合法化當局在國內外採取的行動、平息反對勢力、提高領導階層的自主權、擺脫傳統民族主義保守派菁英的束縛（這些菁英本還自以為能夠監督希特勒），並維持納粹統治瘋狂又越發危險的氣勢。最重要的是，希特勒巨大的民意基礎使他自己的權力地位變得更加難以撼動，奠基了第三帝國的激進化，也同時將他個人意識形態轉譯為可實踐的未來。

傳記式的描繪—眾多出版物都曾充分探討過希特勒的生活細節及其奇異性格3—在某種程度上並不足以解釋他為何具有如此非凡的吸引力，希特勒自身意識形態上的執著也不能為其高人氣提供令人滿意的解釋。比方說，我們很容易會誇大反猶太主義的吸引力，將其視為納粹運動獲得支持的決定性因素4（儘管反猶太主義確實具有統一運動內部思想的重要功能，這點幾乎無可爭議）。此外，民眾在乎的是如何逃離經濟蕭條的深淵、改善物質條件，也極度害怕戰爭會再次爆發，所以為了生存空間（Lebensraum）而發動下一場戰爭的想法大概不會太吸引人。5因此，有人也合理認為，就連對大多數納粹支持者來說，在獨裁統治本身的深處，希特勒自身意識形態上的執著，甚至對於是最狂熱的納粹支持者而言，意義也多在象徵、而非實質的層次。6

而我們有必要做的，似乎就是將焦點轉向希特勒作為元首的形象，藉此豐富我們對希特勒此人的廣泛了解。有人便曾合理建議，若要找到希特勒如此受歡迎的根源，就必須研究「那些崇拜他的人，而非領袖本人」，7本書便是試圖朝此方向邁進。其實，書中主要關注的並非希特勒本人，而是宣傳形象的塑造過程，重點是，更要關注德國人民對此形象的接受度—他們在第三帝國之前、期間是如何看待希特勒；或者稍微換句話說，本書更關注的是希特勒在數百萬德國人眼中是個什麼樣的人，而非他實際上是個什麼樣的人。在此背景下，本書作為一政治意象研究，旨在闡明「希特勒神話」（這裡我是指希特勒的「英雄」形象和人民對他的觀感，普羅大眾認定他具有的性格與動機往往與現實大相逕庭）是如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整合作用，進而為當局提供巨大的民意支持。8本書欲探究「希特勒神話」的核心基礎；其建立基礎，以及當局維護此基礎的手段。本研究也意圖於此過程中確立「希特勒神話」所體現的主要共識元素，最後總結「希特勒神話」對實現納粹意識形態目標可能有的作用。

形象塑造與人民對此形象的接納是緊密相連的兩道題目。幾無疑問，納粹政權心知肚明有必要達成共識，因此有意識地打造出「希特勒神話」作為一股整合力量。希特勒本人也如眾所周知相當注重自己公共形象的塑造。他在演講等公眾活動中非常注重派頭和儀態，他還會極力避免表現出任何人性弱點。比方說，希特勒會拒絕讓人看到自己戴眼鏡，也不願讓人見到自己從事任何他可能不擅長的運動及其他活動，否則他可能會成為笑柄而非偶像。戈倍爾（Joseph Goebbels）稱希特勒之所以會選擇獨身，都是為了國家福祉而犧牲個人幸福，希特勒也認為保持單身有其功能上的必要性，因為這麼做能避免失去德國婦女的歡迎，他認為德國婦女的支持「是選舉成功與否的關鍵」。9以上種種都與希特勒對「群眾心理」的著名觀點密切相關，希特勒在《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中便曾對此有所闡述，其採取的路線類似於古斯塔夫．勒龐（Gustave le Bon）著作中所探討之幾乎無限的群眾可操縱性。10在第三帝國時期，希特勒顯然明白自己「無所不能」的形象對於他的領導地位和政權的力量有多麼重要。有人便對此精闢地指出：「希特勒非常了解自己的功能，清楚他作為第三帝國『領袖』必須扮演的角色」，他「將自己轉化為一種職能，元首的職能」。11

因此，「希特勒神話」背後的操縱目的從一開始便存在。有心積極支持納粹黨的統治階級成員也為了自身利益對此熱烈歡迎，並大力推廣，以達到「愚弄群眾」12的目的，並讓他們擺脫社會主義的誘惑，改為投靠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群眾運動。然而我們往往也不小心就過度誇大「希特勒神話」迎合壟斷資本主義的程度，以為打造這則神話的目的就是為了服務—或者在客觀上確實也服務了—壟斷資本主義的利益。13似乎無可爭議的是，建構出的「希特勒神話」的確有其不可或缺的整合功能：首先是抵禦納粹運動本身內部強大的離心力，其次是為了建立廣泛的共識基礎，讓德國人民一同支持元首認可的目標和政策。納粹主義的民意基礎若出現更顯然互相矛盾的社會抱負，就越有必要營造具體的「希特勒神話」與崇拜儀式，以提供情感整合的堅實基礎。14

至一九四一年末，納粹在歐洲的權力和統治達到頂峰，戈倍爾此時也聲稱創造出「元首神話」（Führer myth）是他最偉大的宣傳成就。15他這麼說確實有其道理，在後續章節中，我們也會從這些新宣傳技巧大師「形象塑造」成就的角度來探討「希特勒神話」。然而有人也很中肯地點出，「英雄」希特勒的形象「雖是為群眾創造的形象，卻也是由群眾創造的形象」，16畢竟宣傳若要奏效，就必須仰賴現有的價值觀和心態，而非與之背道而馳。本就存在的信仰、偏見和恐懼形成了德國政治文化的重要環節，這正是輕易將「希特勒神話」加諸在人民身上的現成條件。所以說，這也同樣非常有助於解釋希特勒的宣傳形象—作為堅守「德國人民真正得體價值」的「代表性個體」—是如何能夠站穩腳跟並蓬勃發展。17

因此，我們有必要從領袖崇拜的根源著手探討—這種崇拜早在納粹主義興起前就已存在，並且在一九三○至一九三三年間觸及廣大選民之前，即於納粹運動中萌芽。眾所周知，在一九三三年三月的選舉中（當時全國瀰漫著支持右翼的狂熱氣氛，左翼則是受到極端恐怖主義式的打壓），支持希特勒政黨的選民尚未過半數，大多數德國人還是對這位新總理懷有敵意，也不相信他。然而接下來差不多三年間，德國社會在表面上似乎全面漸入佳境，正是這樣的背景，讓一九三三年原本未投票給希特勒的「多數人」改變了心意，讓他贏下「其中多數人」的支持。18元首崇拜現在已成為穩定的群眾現象，讓納粹政權更加站得住腳，因為他們推舉出一位廣受愛戴的領袖，此人享有民眾前所未有的崇拜和屈從。即使是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底，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之時，日後的這種高支持度還幾乎是令人難以想像。而第二章的主題，便是要探討原有的黨領袖形象是如何轉變為國家最高領袖的形象。在後續章節中，我們則會更仔細檢視「希特勒神話」形塑過程中的幾個重要因素。本書會聚焦於以下三個現象：首先，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發生了「長刀之夜」（The Night of the Long Knives），其中衝鋒隊的領導階層遭到屠殺，民間對此事的反應精準反映出希特勒在大眾眼中的形象。第二，在公眾的認知中，希特勒與納粹黨本身兩者有別，地區黨部大老的惡行和臭名也與他無關。最後，我們會詳述希特勒的威望又是如何得以在「教會鬥爭」的險境中毫髮無傷（這尤其要歸功於教會高層和神職人員的公開支持）。在「希特勒神話」的製造過程中，我們要探討的最後一個主題，則是種種事件是如何影響傳奇元首形象的形塑：首先是一系列令人難以料想到的外交成就，然後是劍拔弩張的局勢，最終則是戰爭的爆發。至一九四○年德國在西方取勝之時，「元首神話」的主要元素已全部匯聚一處，此時希特勒不僅是偉大的軍事天才，同時也是普通「前線士兵」的代表。接下來幾個章節則會講述在元首神話緩慢衰落的過程中，其初期仍有的韌性，以及這則神話之後又是如何隨著第三帝國的瓦解而徹底崩潰。最後一章會跳脫時序，以解決最後一個複雜又重要的主題：「猶太人問題」對希特勒公共形象的作用和意義。

調查的資料來源分為兩大類：首先是德國政府官員、警察與司法系統、納粹黨機構及維安部門（保安處［SD］）定期調查民意與輿論而彙整的無數內部機密資料；另一種資料則是來自一群流亡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線民（他們曾先後流亡至布拉格〔Prague〕和巴黎〔Paris〕，最後落腳倫敦〔London〕），他們透過在德國境內廣泛的祕密情蒐網索帕德（Sopade）蒐集來的情報，一直持續到戰爭初期為止。我曾於別處討論過這類資料的優缺點，19所以本書在重建時人對希特勒的觀感時，只要指出這類來源有哪些相關的其他問題即可。

很明顯，我們無法量化希特勒在第三帝國期間任何特定時間點的支持度。社民黨線民的報告也為我們提供了大量不同的主觀評論，以及對民意狀況的質性判斷。儘管人們願意犯險批判納粹統治的其他面向，在對元首做出負面評論時仍會自然地特別小心謹慎。不僅公民恐懼批評希特勒，負責彙整民意報告的人也會擔心冒犯長官，這樣的擔憂又反過來加劇了民眾的恐懼。因此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種可能性—報告中即使出現讚頌，其反映的可能是報告者的觀點（無論是發自內心或言不由衷），而非公眾的觀點。況且，即便報告中的評論的確忠實反映民眾的態度，這些態度本身也可能多少是被迫服從的表現，並非民眾對希特勒的真實觀感。就本質上而言，要解釋報告中的親政權評論，比評估民眾的反政權言論及行動還要困難，因為讚揚背後可能隱藏著恐懼與脅迫的成分，批判則往往是發自內心。因此潛在的風險就是高估人民的反對態度，而相對的，我們也可能淡化真誠的認同與共識。考量到手邊有的資料類型，我們並無客觀或外部標準來解決此困境。不過無論多麼不完美，歷史學家在判斷時能做的，就是耐心嚴謹地解讀文獻、熟悉不同報告機構的完整大量資料，以及悉心了解文獻背後的意義。

然而，這些報告卻並非全然不附和對希特勒的坦率批評。從戰爭中期起，大量的負面評論（即使只是含蓄的言詞，也確實是批判無誤）不斷累積，這點也讓人更能確定，在此之前報告中的正面基調確實在整體上反映出希特勒真正的受歡迎程度，顯示當時他鮮少受人嚴厲詬病。與此同時，我們也有足夠的見證人（如政治「特別法院」［Special Court］）的訴訟資料，還有匿名信及記載「國家敵人」活動的報告）可證明第三帝國人民對希特勒的各種負面評論，即使在戰爭中期以前，這些資料似乎只反映了少部分人的觀點。

索帕德的報告20自然會含有與納粹內部報告截然相反的固有偏見。索帕德的報告者會興匆匆地緊抓反納粹的情緒表現（工業勞動力為其活躍的主要場域，其中這類情緒並不罕見），有時還會不慎誤判，對民間潛在的反政權程度做出過於樂觀的估計。《德國報導》（Deutschlant-Berichte）的編輯們就很清楚這種風險，有些負責送交報告的索帕德「邊境祕書」（Border Secretary）當然也一樣。所以說，反對派的情報才會更加值得注意且發人深省，因為就連這些資料也多半完全能證明希特勒崇拜的強大力量和意義，並認可元首廣受支持（甚至連公認未被納粹主義說服的工人圈子都被影響）的事實。儘管索帕德的資料仍存在一些重大分歧和全然不同的觀點，但它們大都能提供令人信服的佐證，證明納粹內部資料對希特勒形象及其影響力的描述。有鑑於此，正如後續章節所欲詳述的，這些證據至少足以為我們指點一條不精確的道路，以一窺希特勒形象的發展模式、他的支持度走向及其背後的原因。

在歸納希特勒領袖崇拜的特徵，以及評估其影響力的性質時，馬克斯．韋伯為「魅力型權威」之「理想類型」所提供的理論架構雖然在用於解讀具體的歷史案例時仍有其疑慮，但在我看來仍然是很寶貴的見解。21馬克斯．韋伯提出了魅力型領袖的概念，他將此種領袖與「傳統」和「合法」（也就是以非個人且「理性」的官僚規則作為依據）統治比較，並認為魅力型領袖是一種特殊、不穩定也因而很短暫的統治形式，往往出現在不尋常的情況下或危機時期，其目的並非解決政府的日常問題，而是在於克服超出凡人想像的危機和緊急情況。魅力型權威有賴領導者的「英勇特質或模範品格」，此人的特質也讓「人們將其視為非等閒之輩，認為他超自然、超人或至少特別傑出的力量是與生俱來」。22再來，魅力是一種由支持者主觀看法決定的特質。23領袖的「追隨者」傾心於他，他們的支持是來自於個人忠誠（而非抽象的「規則」或地位），由其偉大事蹟或響噹噹的成就來維繫，這些都再三「證明」領袖的「使命」。具備此種魅力者會「把握他注定要承擔的使命，並要求其他人也憑其使命而服從和追隨自己。如果領袖不受自己的子民認可，他的主張就會崩潰；但若他們認可，只要領袖能『證明』自己，他就是他們的主人」。24因此，失敗（當然是一連串的失敗）就是個人魅力的致命傷。即使沒有出現此種失敗，魅力型統治也會持續受到「正常化」（回歸穩定、規律、系統化和正常化的過程）的威脅。只有循環成功的動力才能維持魅力型權威，所以這種權威在本質上並不穩定，形成一種「革命性」但具「緊急」、「過渡」的統治。25

馬克斯．韋伯主要是以「原始」社會形態（其中統帥、酋長、先知和魔法師有興旺的機會）的角度來看待魅力型權威，他對魅力型「追隨者」的分析也涉及領袖的貼身侍衛、門徒或代理人。此一概念已由若干歷史學家成功應用於納粹主義，特別是用來探究希特勒與其身邊「親信」的關係，以及他本人在納粹運動中的地位。26但此類研究卻很少觸及希特勒與德國人民的關係，27然而在大眾傳播和大眾政治的時代，像這樣擴展研究架構看來是完全合理的舉動，也有機會讓人獲益良多。

德國有位頂尖的歷史學家最近指出，學者的首要任務仍在於「從歷史的角度有條理地分析希特勒魅力的建構。這種魅力並非從一開始就圍繞希特勒，而是先由他漸漸培養，而後將其發揮至極致，直至希特勒最終登上納粹運動和國家的頂峰，成為無可爭議的元首為止」。28這項任務還有各重要層面尚需比本書能力範圍所及更有系統的處理，可著手之處包括「魅力型權威」的知識根源、有利於其發展的政治結構、29其吸引力的偽宗教面向、希特勒崇拜與其他社會領袖崇拜（首先最重要的是法西斯義大利〔Fascist Italy〕）的比較，還有其對外國「意見領袖」的影響力。但這本書仍意欲為此任務做出貢獻，協助釐清希特勒的魅力與其本人巨大人氣的基礎，並論證「元首神話」是納粹統治運作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正如我希望呈現給讀者的，人們對希特勒的欽佩之情較不是奠基於納粹意識形態的奇異和神祕戒律，更多卻是以當代的社會和政治價值觀（即便常遭扭曲或極端的形式展現）為根基，而此種價值觀在第三帝國以外的許多社會都有跡可循。就這點而言，無論希特勒的造神運動在我們眼中看來有多麼怪異（而且還是發生在德國這樣的現代工業國家），箇中傳達的訊息卻令人寬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