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二十世紀德國獨裁者的原型：「希特勒神話」的誕生與衰亡

翁稷安／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歷史的誤用與史家的作用

在二十世紀的歷史舞臺上，阿道夫．希特勒絕對是最具爭議和複雜性的人物之一。他的崛起如同一場不可思議的魔幻劇，從默默無聞的邊緣人物，到納粹黨的領袖，進而奪取了國家的大位。這一過程改變了德國的命運，更重塑了整個世界的格局。在希特勒的統治下，德國掀起了全面的戰爭，戰火奪去了數以千萬的生命，更令人髮指的是，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系統性的大屠殺，這慘絕人寰的暴行，至今仍是人類文明永遠的創傷。

希特勒人生的每一個轉折、每一項政治或軍事決策，都深刻影響著二十世紀的歷史，操弄著無數個人的命運。儘管二戰粉碎了納粹的野心，希特勒留下的餘毒卻未隨著納粹德國的覆滅而終結。希特勒及其追隨者的意識形態，運用的宣傳手法和統治策略，喚醒了人性底層難以直視的黑暗面，延續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左右當今世界局勢。這些「遺產」如同頑固的幽靈，在戰後世界裡揮之不去，時而隱沒，時而顯現，持續牽引著當代的政治和社會。

「希特勒」不論作為個人還是符號，對過去或現在都有著廣泛而深遠的牽扯，許多甚至已成為難解的死結，觸動著歷史學最敏感的神經。因此，任何對「希特勒」這一歷史符號的使用，都必需格外謹慎。脫離歷史脈絡的援引，可能導致以偏概全的謬誤，有時甚至會淪為對歷史不道德的錯用。

這正是史學的專業所在，在經歷二十世紀末後現代主義史學的挑戰後，史家重新檢視了歷史學的客觀性與權力關係，同時也更深刻的體會到歷史的價值與功用。歷史所能提供的教訓，並非無視古今差異，與歷史事件個別的獨特性，生硬地割裂與硬套，提供真理般的指導。歷史作為人類經驗的總合，理應被無窮無盡的反覆檢視，歷史學家的職責在於不斷與史料的奮戰中，以當代視角一次又一次思索過去，誠實描繪過往種種發生的原委和脈絡，加以解釋，正如莎拉‧瑪札（Sarah Maza）所言：「歷史學家不能給你答案，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看問題，可以教你如何提出正確的問題。」1面對大眾對歷史的片面理解，或有心人士的刻意操弄，史家更應挺身而出，指出錯誤之外，更要還原歷史的複雜，讓人們重新思索過去，進而對照出當下身處的座標。

還原第三帝國複雜的內理

英國歷史學者伊恩．克蕭（Ian Kershaw）的《希特勒神話的意象與真實：德國人民眼中的元首》（The ‘Hitler Myth’: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Third Reich），恰如其分地肩負起這樣的責任，以二十世紀德國社會史為專業領域的他，師承德國歷史學者馬丁．布羅薩特（Martin Broszat, 1926-1989），研究領域涵蓋從威瑪共和國（Weimarer Republik）的衰落到第三帝國的覆滅等議題，出版了許多專論與通史，是當今研究納粹德國最頂尖的史學大師之一，享譽國際。

《希特勒神話的意象與真實》的英文版出版於一九八七年，是以伊恩．克蕭於一九八○年出版的德文版為基礎，加以翻譯和改寫。克蕭在書中以精細入微的觀察，鉅細靡遺地討論了「希特勒神話」（Hitler Myth）的起源、性質和興衰，特別是它與納粹第三帝國命運的糾葛。這本書可以視作他研究納粹德國的早期代表作，是他日後巨著《希特勒傳》（Hitler: A Biography）的雛型，也確立了他由下而上、以社會切入政治的論史視角，體現在他對二十世紀歐洲史的論斷中。前者尚未有臺灣版本的中譯，十分可惜；後者則在近期有《地獄之行》（To Hell and Back: Europe, 1914-1949）、《激盪時代》（Roller-Coaster: Europe, 1950-2017）兩冊組成的《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兩本書英文版分別於二○一五和二○一八年出版，和《希特勒神話的意象與真實》一同閱讀，從微觀到宏觀，從專題研究到通史論述，我們得以一窺伊恩．克蕭對於二十世紀歐洲史完整的洞察。

《希特勒神話的意象與真實》出版至今已近四十年，但歲月並未減損其價值，在時間的淬煉下，這本書提出的問題和解釋反而愈發耀眼。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伊恩．克蕭大量運用地方層級的檔案，透過平凡人的視角，不僅分析了希特勒和納粹政權的統治宣傳，更還原了民間的動能。人民是希特勒神話的主要受眾，但並非全然處於被動立場，人們主觀的選擇與判斷，仍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時而成為強化或削弱官方宣傳的因素。伊恩．克蕭在書中的觀察，不只呼應著當代史學視角的轉向，更重要的是—也是《希特勒神話的意象與真實》一書核心的訴求—認識歷史的複雜性。在歷史長河中，沒有任何人事物可以被簡單化約，二分法的判斷或膚淺的因果推論，只是拉大我們與過去的距離，遑論那些任意截取史事的妄用。唯有認識到歷史的複雜，我們才能以謙遜的態度面對過去，避免輕易下定論，通過一次次不斷追問和推論的重返中，深化對過去的理解，進而為未來提供參照。

換句話說，即使是希特勒英雄形象的建立與宣傳，這樣看似理所當然的議題，都牽涉到這麼多複雜的層次，那麼任何和希特勒或納粹第三帝國的歷史，都不能輕易斷言，更不該隨意的挪用和指涉。伊恩．克蕭在書中細緻剖析了希特勒神話的不同面向，闡明對他個人的「形象塑造」在納粹掌權時發揮的關鍵作用，並借鑒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魅力型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概念。伊恩．克蕭從大眾政治的視角出發，解釋這樣一個跳脫政治常規的英雄形象，如何號召民眾支持，達成希特勒所宣稱的使命。

希特勒神話的興衰

希特勒和「英雄」形象的結合，在思想的淵源上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日耳曼地區本土民族主義和浪漫保守主義的傳統，將政治人物包裝成民族英雄加以崇拜，德皇威廉一世（William I）和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都是典型的例子。一次大戰戰敗造成的內外困境，更加深了人民期待一位天選之人的降臨，解決政壇的紛擾和國家的混亂，這樣的渴求成為希特勒神話的溫床。希特勒起初並沒有以偉大領袖自居，而是作為帶動民眾的「鼓手」，直到一九二○年代初期，他才逐漸開始以「元首」的角色自居，自傳《我的奮鬥》（Mein Kampf）即預示了這樣的轉變。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八年陷入低迷的納粹運動也需要靠打造「元首神話」（Führer myth）來拉抬低迷的聲勢，以戈培爾（Joseph Goebbels, 1897-1945）為首的納粹黨幹部，趁勢推動希特勒的個人崇拜，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或許就是後來的「希特勒萬歲」舉手禮。

希特勒的個人崇拜，讓納粹黨挺過了一九二○年代後半的挫折，並在一九三○年迎來成果，取得在德國政壇的主導地位。原本反對希特勒和納粹的三大勢力：左翼陣營的宣傳，對比希特勒狂熱顯得貧乏無力；天主教勢力在希特勒改採寬容和支持教會的態度後，也逐漸被收編；民族主義的保守右派，因為立場原本就相近，雖然對納粹過激的手段有所猶豫，但仍改採支持的態度。沒有強力的反對者，再加上納粹宣傳機器的強力推波助瀾，希特勒一舉獲得獨裁的權力。伊恩．克蕭再三強調，希特勒神話其實是一種社會心理的體現，人們普遍認為當時的政治體制已無法有效運作，需要依賴強人領袖來拯救國家。當時社會上許多人都認為德國在戰後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對馬克思主義（Marxism）持敵視的心態，也藐視民主制度，都讓希特勒神話獲得施展的空間。

在早期的元首崇拜裡，一方面鼓吹希特勒的天縱英才，同時也要拉進希特勒和人民之間的距離，打造他忠誠且充滿同情的「人性」一面，成為「人民總理」，塑造出希特勒神話完美的甜蜜點。事實上希特勒的形象超越了納粹黨，當時不論在中央或地方層級，人民對於納粹黨的施政都有著許多不滿，但對納粹黨的蔑視或反感，和對希特勒崇拜是分離的。納粹黨對天主教會的攻擊就是最好的例子，人們普遍將反感投射到納粹暴徒身上，而希特勒則是超脫於兩者紛擾的中立存在。伊恩．克蕭引用了韋伯的說法，魅力作為一種力量，它的來源必須超脫於日常生活，它不是在實務的瑣碎中建立，自然也不需要為現實的施政負責；無所不能的元首，像是一種麻醉，讓人民忘卻生活的不順遂，相信所有問題都在元首的掌握之中；象徵著民族大我的元首，讓追隨者不用再關心日常，「元首處於比日常政治更高之境界」。

這看似矛盾的假象，最大的燃料是「勝利」，特別是外交和軍事上的獲勝，這完全符合元首應該有的英雄面貌。希特勒利用其煽動的長才，步入政壇以來，一直擅長操弄民粹主義的民族情緒，激起人們恢復國家偉大傳統的渴望，企圖以對外的衝突，轉移人民對民生內政的關注。而要把對個人的崇拜，轉換為對戰爭的支持並不容易。英法兩國一味退讓的綏靖政策，對希特勒來說根本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讓他幾乎兵不血刃拿下大片的土地。這些以和平方式換來的「勝利」成為希特勒神話的一部分，也瓦解了人們對於希特勒戰爭主張的猶豫和懷疑，使他們相信希特勒是為了人民，和平依然是他最終的盼望。之後二戰初期攻其不備的閃電戰，那巨大的勝利更將希特勒的聲望推到巔峰。

作者特別點出，希特勒神話也反噬了希特勒自己。他對自我的認知，一開始還和神話的元首形象維持一定程度的距離，在一九三○年代前期，他將對他個人的崇拜作為某種團結納粹黨員和德國人民的工具，對元首神話的吹噓還保持一定的清醒。但到一九三○年代中期，隨著一系列外交和軍事的勝利，他開始在公開演講中自稱是「天意」的代表者，這種強烈的宗教感或神祕主義詞彙，顯示他心中的自我形象已有所轉變，他也成為了元首神話的信眾，認為自己是超越人民的存在，可以把個人意志強加在人民身上。當自我無限膨脹到這種地步，失去了現實感，也打破了希特勒神話最初和民意的某種平衡，就注定種下了失敗的種子。如同作者所言：「從希特勒開始相信自己『神話』的那天起，在某種意義上也標誌著第三帝國開始走向終結。」

一旦局勢逆轉，現實伴隨著作戰失利的苦澀大舉反擊，空洞的神話終究還是出現了漏洞，尤其和蘇聯開戰付出慘重的代價，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的大敗，讓人們不再相信希特勒，民間瀰漫著絕望、沮喪和厭戰的氛圍，雖然還未促成叛變或革命，但希特勒神話的威信早已一點一滴崩潰。

等到諾曼地登陸（Normandy Landings）後，盟軍開始反攻，情勢徹底逆轉，希特勒神話無法再號召人心，只能依靠蓋世太保等情治單位鎮壓異己，維持表面的假象。民眾或許無法公開譴責或批評希特勒，但改用隱晦的方式表達不滿。書中就記錄了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一日，在戰爭結束前巴伐利亞的小鎮馬克特謝倫貝格（Marktschellenberg）發生的事例。鎮上的戰爭紀念館舉辦活動，國防軍的領袖在演講結束後，鼓動在場的群眾替元首歡呼，沒想到換來現場一片鴉雀無聲，抑鬱的氣氛，說明了民眾的態度。一個多月後，希特勒自盡，蘇聯紅軍攻入柏林，戰爭結束，希特勒神話失去了作用，轉而成為沉重的負擔。

在全書卷末，作者討論了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對希特勒大眾形象的重要程度。眾所皆知，反猶太主義在希特勒的世界觀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伊恩．克蕭在考察史料後指出，並沒有跡象表明，鞏固元首和群眾關係的形象經營中，有特別強調對猶太人的仇視。他在公眾場合對這個議題相對低調，因為神話或形象的經營本質還是工具，希特勒有意識地在這個議題上約束自己，不要讓個人偏激的主張影響到他在國內或國外的影響力。但在對納粹內部私人或半私人的談話中，面對最死忠的狂熱者，希特勒則毫無保留、鼓動支持者，替大屠殺立下基調。「元首神話」的功能是要將德國普羅大眾，吸納入第三帝國之中，樹立正向的形象，掩蓋納粹作為的醜惡。另一方面，讓擁有人氣與光環的希特勒，以暗示的手法讓民眾接受對猶太人的歧視，進而默許對猶太人的迫害，即使不見得能得到全體國民的支持，只要能換來民眾在良知上的冷漠，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執行就是一大勝利。

唯有守護民主，才能戳破神話

綜觀全書對希特勒神話的討論，如前所述，作者並未採取上對下「灌輸」的觀點，作為內部整合、動員，取得合法化的手段，元首神話的塑造和宣傳在最初是依憑著民意而生，執行中當然有其操弄的一面，除了作為一體兩面的恐怖統治，更關鍵的是讓國家始終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對於「常態化」的否定，是希特勒神話的核心動力，唯有保持時局的動蕩，讓一切像是「例外狀態」，才能讓傳統菁英到一般大眾對希特勒保持狂熱的崇拜，為他那些並不重要或幸運取得的成就喝采，或者漠視瘋狂和殘暴的舉措。

這樣的歷史論斷並非卸責，而是正面地指出民眾或民主制度，具有抑止類似希特勒這樣獨裁者的能力。只要民主制度的常態能夠正常維持和運作，人民不信任制度，同時也願意在制度中善盡公民的責任，不因為一己的挫折否定掉整個制度，將統治權拱手讓給那些操弄民意，打造自己神話和形象的政客，人民還是可以抵禦或阻止獨裁者的野心，這是在作者還原希特勒神話複雜性後得出的結論，並於書末強調培養成熟懷疑態度和批判意識的理由，因為唯有成熟的公民才能讓民主制度有效運作，才能抵禦獨裁者營造的神話。

倘若我們將希特勒視為二十世紀獨裁者的數個原型之一，那麼伊恩．克蕭在四十年前《希特勒神話的意象與真實》的分析，不只讓讀者認識過去，更是對民主制度遭遇各種威脅和挑戰的當代，有著暮鼓晨鐘般的警示：獨裁者精心打造的神話，是依賴體制的動蕩和人心的陰暗而生，當人民挺身而起，守護並完善民主制度，再完美的謊言也終將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