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手打我口」看技術的東亞現代性
──《中文打字機》導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郭文華

我們處在一個歡迎新奇事物，也不斷遺忘它們，喜新厭舊的時代。從每年盛大舉辦的生物科技展、醫療科技展、創新技術博覽會到各式各樣的產品發表會，無時不刻的募資企劃與廣告，技術與發明似乎是現代社會求新求變，闊步未來的象徵。與此同時，或許是簡短一則公司聲明，或者是報紙一角的社會報導，我們見證一些一度引領風騷的技術黯然退場，成為模糊的歷史記憶與註腳。拿新冠肺炎來說，過去三年不斷有打著創新名號的防疫發明鼓舞大家，「國家隊」更轉成政治的動員號召，但如今這些構想有多少變成商品，有多少在市場落地，成為後疫情的日常？

與深奧抽象的科學不同，技術來自人性，與生活緊密相依。研發過程中，技術或許需要繁複的專門知識，但牽涉更多的是實務考量：誰出資啟動、專利權的歸屬、產品怎樣開發與量產、公司的行銷網路、維修汰換的規劃，就更不用說個別技術之間的競爭、轉移與嫁接。是這些造就創新發明，開出源源不絕，更多更新，貼近社會需求與文化脈動的產品。

這是技術的迷人之處。《中文打字機：機械書寫時代的漢字輸入進化史》（The Chinese Typewriter: a History，英文版二○一七年由MIT出版社出版，以下稱《中文打字機》）處理的不是「成功」的技術（例如奈米晶片），也不是挖掘商品的前身或關鍵技術（例如生物科技的PCR技術）。事實上，本書英文標題僅用簡單的「中文」、「打字機」與「歷史」，點出它的特色來自東方社會與西方「奇技淫巧」的扞格與張力，還有作者力抗遺忘洪流，為老技術留下印記的企圖。它呼應技術史學者艾傑頓（David Edgerton）以全球視野跳脫以新代舊的狹隘史觀的呼籲，也立基於《中國之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繁體字版一九七一年起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對非西方技術的開創研究，成就將亞洲納入主流書寫，用現代性（modernity）的反省間接回應「李約瑟難題」（the Needham puzzle）大哉問的原創研究。

我們不妨先從在地讀者的角度，想想對中文打字機的印象。老一輩的朋友可能還記得「四大發明」，認為中國人早有發明打字機的潛能，年輕點的可能會提到放在林語堂紀念館，名為「明快」的中文打字機的照片。但要說起活字印刷術與明快打字機之間長達千年的社會技術變遷，就不甚了然。在此意義上《中文打字機》呼應晚近東亞技術史提倡日常生活、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與區域互動的研究趨勢，搜尋填補這段空白的線索。它聚焦十九世紀以降的西風東漸，勾勒文化承載（culture-laden）的「代筆」或「我手打我口」如何在技術上以書寫機器呈現；而這些產品的構想是如何在現代化折衝中迂迴轉進。

當然，反省現代性不是新課題，但《中文打字機》的精彩處在於以不起眼的漢字輸入下手，展示翻轉政治經濟的大論述的可能。本書作者，史丹福大學歷史教授墨磊寧（Thomas S. Mullaney）正是擅長「小題大作」，從瑣細技術演繹出廣褒的文化與社會意涵，跨界的敘事者。

他出身名校，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主修東亞研究與國際關係，後轉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歷史，師事中國近代史權威曾小萍（Madeleine Zelin）教授，以共產中國的「民族識別」（ethnic classification）為主題取得博士學位。迥異於學者一頭栽進民族分類的限制或認同政治，墨磊寧追索這個政策後面「統一多民族」的論述，分析看似對人群（population）的中性描述與國家治理性（governmentality）以及社會科學建構的關連。這個取徑不但在論文改寫成《容受國族：現代中國的民族識別》（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 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二○一○年加州大學出版社，以下稱《容受國族》）專書後獲得美國歷史學會亞太分會的首次出書獎（Best First Book on Any Historical Subject），書中貼近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 STS研究）的論點也得到科學哲學家 Ian Hacking 與STS研究學者 Geoffrey C. Bowker 的肯定，種下他此後研究中文打字機，或者更精確地說，漢字表述的因由。

乍看之下，《中文打字機》中文版下的副標題「機械書寫時代」，相較簡體版的「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與日文版的「漢字與技術的近代史」，給讀者一種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式的況味。但實際上本書緊扣歷史，遊走東西的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與技術創新，敘事謹嚴，故事性十足。作者從二○○八年北京奧運的開幕進場順序開場，為讀者呈現看似不可解，也與字母順序不相容的中文語境，點出本書與其說是打字機的研發史，不如說是直探「打字」動作下，漢字的鋪排理路的知識與文化傳布。

熟悉東亞技術史的讀者讀到這裡，或許想起白馥蘭（Francesca Bray）主張技術知識的圖文傳統，或者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對中國近代科學的詮釋。確實，《中文打字機》在史料解讀上與這些先行者有互通之處，但這裡還要注意它與上一本《容受國族》的論證關係：它們都看到國族主義與秩序，但國族論述不等於知識與技術。民族識別與奧運進場順序固然有其儀式性與特殊性，但《中文打字機》處理的漢字輸入不完全由國家主導，其形成與轉變遠比國族論述來得複雜。

於是，從歷史的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出發，墨磊寧描繪打字機的發想與實作所牽動的科技社會進程，構成《中文打字機》的主體。本書除序論之外共有七章，依序是主宰英文打字機的雷明頓公司（E. Remington and Sons）的進軍亞洲（第一章）、印刷排字盤的配置嘗試與電報碼（第二章），到早期的中文打字機（第三章）與市場化的國產打字機與銷售（第四章）以至日製中文打字機與文化統合（第五章），到林語堂明快打字機（第六章）與共產中國的中文打字活動（第七章）。敘事上本書雖然不脫文明互動交疊，或者說類似李約瑟所謂發明的「滴定」（titration）框架，但箇中的行動者除了國家以外還有市場、專利與企業，和國族主義若即若離。從社會面看，打字機是工業產品，需要開發者、生產者，更需要消費者與使用者。從文化面看，打字機承載漢字的書寫傳統，牽涉語詞的認識與使用。這樣說，《中文打字機》是技術演化的「人因」故事，同時也是聚焦技術，別出心裁的中國近代史。

作為科技與社會研究者，關注書寫機器的東亞發展，以下我順著《中文打字機》的敘述，分享閱讀的所見所得。首先，本書大致依照時序，但各章間並無直接因果關係，涵蓋時間也多有重疊。事實上，與李約瑟不同，墨磊寧不執著於「誰先發明什麼」，而是將「打字」的問題意識歸納成三種拆解中文的理路—─常用字（common usage）、拼合主義（combinatorialism）和代碼（surrogacy）。這個設定不但讓《中文打字機》不用處理真正的書寫機器，也就是啟蒙時期以降的書法或作畫機器人（automata）的故事，直接從十九世紀中期開始。它也不用討論「寫」（write）這個動作，而是聚焦在「打」（type）的過程與活字技術，用它們串連之後出現的各種中文打字機的構想。

這三個理路也各有所本。常用字在康熙的《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中已有說明，往後在報紙排版時也為排字工沿襲。代碼看似神祕，甚至讓中文在進入全球電報領域時無法成為「明文」（plaintext），接收者必須依據傳來的數字（例如 7193 是「電」字）翻找電碼本才能解讀。但「叫號取字」其來有自，來源可追溯到《農書》的造活字印書法。拼合主義乍看與部首很像，所謂「有邊看邊，沒邊找中間」，但部首的功用不僅於此。它是漢字世界的接引，綱舉目張的根本架構。因此，不管是第二章介紹的 Jean-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勒格朗（Marcellin Legrand）、貝爾豪斯（Auguste Beyerhaus）與德勞圖爾（Pierre Henri Stanislas d’Escayrac de Lauture），或者第三章的祁暄，這些發明家的「分合活字」構想雖然有趣，但都翻不動部首。

進一步說，雖然就字義來說部首類似「字根」（radical），與拼合主義看似互通，但對中國人而言部首是漢字的主流教育方式，不只可用來學寫字也可記單字，查字典，沒必要新學一套。這點在祁暄與周厚坤（商務印書館最早接觸的打字機發明者）的爭論中看得很清楚。周厚坤堅持祁暄以部首創造分合活字會造出太多按鍵，並不實用，祁暄則回擊周厚坤，斷定他「不是缺乏足夠的機械知識，就是對『部首系統』的研究沒有好好理解」。漢字確實不好學，民國時期也不乏廢漢字的啟蒙呼籲，但它依然不動如山；使用者寧可用字典與代碼克服知識落差與技術需求，也不想順著外國發明的邏輯解構漢字，混淆認字原則。

其次，或許由於中文打字機「打」的不易，推廣上它要仰賴「打手」，也就是處理文書的代筆者，而打字機也就在人工抄寫與印刷複製之間開出活路。在第四章介紹，由商務印書館製造銷售的舒震東打字機是這樣的例子。商務印書館顧名思義以印刷起家，負責人張元濟是愛國實業家，推動中文打字機順情合理。但在「重視國文」的民族論述外，舒震東打字機也凸顯打字機的產業網路。打字機的買家大多是機關或企業，而為了讓機器運作順暢，需要訓練有素的打字員。於是，跟英文打字機的狀況相同，中文打字學校應運而生，其中不乏來自打字機用戶的經營者，建構作者所言「由教學、創業和技術中心和經營活動組成的交叉網路，將中文打字機和中文打字員持續推廣至全國各地的公司、學校和政府部門」。

更有趣的是作者對這個網路的性別觀察。雖然中文打字機的使用情境與英文打字機不同，打字員如排字工一樣有不少男性參與，但媒體上還是以女性呈現這個工作，也不知有意還是無意，廣告裡的打字機看似特別輕便靈巧，背景清爽典雅，無辦公室的侷促印象。誠如作者所言，打字機的性別網路十分複雜，但我們知道這並非中文打字機的專利，也不全是性別偏見，而是讓產品使用無礙的宣傳設定。如果對比打字機發明者與產品的合影，或者萬國博覽會廣告裡操作打字機的那雙手，會發現技術的創新意象依然藉由男性呈現，更不用說第七章描述的「中國第一位模範打字員」張繼英，宣傳海報裡為國效力的檢字員等，也都是陽剛的男性勞工形象。

至於打字機是否能改變職場的「我手打我口」文化，讓祕書或者是文書作業更有效率，甚至扭轉性別分工，倒不用太糾結。打字機固然是啟蒙大眾的利器，但畢竟也是富裕階級的書寫方式。如同技術史家考文（Ruth Cowen）指出的，家用電器未能讓家務更加輕鬆，也未如預期分攤女性工作，這個解釋也可以應用在打字機上。打字機創造出打字員（typist）這個職位，但祕書依舊是祕書，它改變只是老闆與文件之間的人因介面。早在十九世紀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就發明「口述機」（Dictaphone），聲稱可以留話給祕書聽打。隨著機構性書寫的需求增加，打字員只會愈來愈多。這裡面有國家的意志展現，如共產中國大量進用打字員的「第二次白話文運動」。但即便是專業場合，比方說法庭辯論與醫院檢查，也不少見到打字員的聽打身影。

再來是第三個觀察，現代化的殖民脈絡。這是東亞科技發展的重要課題，但這裡且不涉入學理，而是分享墨磊寧在這個面向的治史技法。比方說，雖然主題是中文打字機，但第一章卻是雷明頓公司打敗群雄，贏得暹羅文打字機市場的經緯。當然，「非英文字母」的技術障礙是重點，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打字機的研發與暹羅王室主導的現代化相互關聯，而與此同時的是西方列強的虎視眈眈，從暹羅文的羅馬拼音（Romanization）標準化可見端倪。此外，雖然中國並無遭受殖民，但第五章墨磊寧藉由日本打字機公司（Nippon Typewriter Company）的攻城掠地，以及其推出號稱「萬能」，可以處理日、滿、華、蒙文的打字機，來映射出大東亞共榮的願景。這裡作者對日文打字機早期歷史著墨不多，且有所取捨。他淡化日文兼具字母與漢字的文字特性，強調假名打字機「脫亞入歐」的意涵，並將漢文打字機的開發連到「常用日語漢字」的語言改革。在這樣的處理下，雖然漢字與假名打字機在輸入原理上截然不同，但現代化理路卻一以貫之，也與之後日本的亞洲侵略亦步亦趨。

與日本相同，墨磊寧對中方的處理也很細心。他爬梳企圖與日製中文打字機抗衡的山寨品，或者是與日本合作，可以處理中日文的雙語打字機，甚至是承襲戰前技術，在新政權下自稱獨立自主的國產貨，如「雙鴿牌打字機」（本書英文版與中文版的封面圖像）等。對應滿足帝國野望，象徵多於實用，「同床異夢」的多語文打字機，《中文打字機》精彩地點出殖民與現代性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它雖未及處理殖民技術的戰後延續與斷裂，但如果讀者可以透過相關案例，比方說金兌豪（Tae-Ho Kim）韓文打字機的歷史研究，當可一窺中日文之外東亞現代化的多元路徑。

最後是《中文打字機》一書的高潮—─第六章的林語堂與明快打字機。林語堂對臺灣讀者來說不陌生，其發明也以軼聞掌故的方式流傳，這裡不多贅述。墨磊寧在這個故事中的巧思與其說是挖出更多資料，不如說是將此發明當作中文打字機的書寫完結。與一般文史著作不同，《中文打字機》的史料有大部分來自專利文件，從謝衛樓（Devello Sheffield）到周厚坤、祁暄都是如此，明快打字機也不例外。作為創意的書面說明，專利展現新意，但卻是紙上談兵，離落實有漫長距離。於是墨磊寧拉出時間向度，將明快打字機放回檢字法與字盤配置的專利脈絡，成為眾多創意夢想的總結。這裡固然有解放部首的概念突破，但更重要的是在找字與打字之間的「人機互動」（human-machine interactions）。作者指出林語堂改造字盤，設計找字流程，讓機械滲入原先要由人來處理的打字動作，才是明快打字機的創新關鍵。

這裡出現一個技術研究的課題：人機互動讓機器操作更容易，還是更困難？先擱下書中提及的克拉克（Adele Clarke）、藤村（Joan Fujimura）和蘇奇曼（Lucy Suchman）等人的STS經典研究，讓我們這樣想：明快打字機雖然宣稱要做「人人可用的華文打字機」，但它的找字方式並不直觀，也不容易。使用者需要作好幾個步驟才能在選字框看到想打的字，出一點錯就必須重來。因此，雖然明快打字機的外形貼近主流，也不像注音符號打字機的輸出那樣「幼稚」，但最後還是以慘賠告終。對此，《中文打字機》給了戰爭惡化與財務問題的解答，但對照第七章描述國家介入，以人力突破打字技術障礙的經過，明快打字機的市場盲點昭然若揭：它是宣稱親民，實以菁英為對象的發明。他訴求的使用者不見得需要親手打字，而他們的文化資本也不全是對新事物的肯認，而是對傳統的熟悉。

相較明快打字機，共產中國固守老技術的立場印證適當技術（appropriate technology）有時就是最佳技術。但要能體會現況，接受「不夠好」的技術，還是得靠國族主義。對此，作者描述打字需求的大量湧現，所謂的「打字機的新黃金時代」，反映的不但是政府拉低門檻，提昇技術可近性的魄力，同時它也承先啟後，一面為先前《容受國族》的國族論述增添「預測性文本」（predictive text）的微妙註腳，一面幫本書續集《中文電腦：一個資訊年代的全球史》（The Chinese Computer: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Age，二○二四年由MIT出版社出版，以下稱《中文電腦》）預留伏筆。根據簡介，《中文電腦》將跨入戰後「近當代史」（history of the recent past）的範疇，主軸則與《中文打字機》一脈相承，聚焦在書寫技術（具體而言是各種「以偏概全」的輸入樣態，作者稱為 hypographic writing），以中文電腦為經，冷戰局勢與改革開放為緯，串起全球化下的產業、政治與文化認同的變遷。

當然，這個「漢字輸入進化史」留有不少想像空間。其中一個或許是「我口說我手」，也就是音聲輸入（speech input）的課題。墨磊寧在《中文打字機》序論中以安德森（Leroy Anderson）的名曲《打字機》（The Typewriter）為引，提醒讀者「問題不在於中文打字機能說什麼？而是它說話時，我們能否聽見它？」但全書看下來，中文打字機的「發聲」僅止於譬喻，象徵突破打字機的主流論述。事實上，中文的音聲與書寫同樣獨特，聽中文與打中文一樣不容易。在《中文打字機》的最後作者重提以電子音樂類比漢字輸入，而《中文電腦》也訴求「文化與電腦的相互型塑」，但這個進化史是否最終謹守輸入，還是會涵蓋AI語音辨識以至於 Siri 或目前很夯的 ChatGPT，考驗作者的敘事手法與翻轉力道。

再回來看《中文打字機》。學界怎樣看這個既有政治經濟，文化衝突，但又細描技術與市場邏輯，另類的民國史？說個個人經驗。猶記十幾年前某資深學者關懷我的研究興趣，我回覆日常生活科技，例如中文鍵盤，也提到林語堂與明快打字機。他聽完後不置可否，似乎認為提問瑣碎，不成格局。確實，如果沒有跨領域的觀點，綿密的史料與檔案功夫，這類技術故事的確不成篇章。但畢竟墨磊寧十年磨一劍，讓《中文打字機》成為近五百頁的皇皇巨著，這本書也盼到非西方社會與技術史研究的崛起，陸續網羅費正清獎（John K. Fairbank Prize）及列文森獎（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兩大獎項，實至名歸。

但撇開學界的一致叫好，我認為《中文打字機》最有意義的是它觸及的多元讀者，包括設計者、藝術家，還有熱衷發明、鑽研珍奇小物的收藏家等。這些人的評論大多不脫非西方文化、打字機、或者現代性論述的感嘆，但這本大部頭的學術專書能引出「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的熱烈迴響，確實不簡單。筆者過去以非西方鍵盤為主題的文章獲得國科會的第四屆科普獎，在得獎感言中提倡有科技內涵與社會溫度，有別於科學普及的「STS普」，《中文打字機》便是這類書寫的典範之作。事實上墨磊寧所做的遠超於此。他以骨董打字機為文物史料，參與 A Revolutionary Exhibition—How I.T. Changed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inese changed I.T. right back 的策展（展覽資訊見 https://www.radicalmachines.org/），更「動手動腳做歷史」（hands on history），從組裝打字機中探索技術細節。他是歷史學家，更是STS研究的行動者，不論是《中文打字機》或者是公眾參與，在在落實「創造與實踐」（making and doing）的核心價值。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墨磊寧提攜後進，擴大人文研究影響力的努力。他是「博士論文評論」（Dissertation Reviews）網站的創始主編，至今刊登數百篇論文介紹。他在史丹福大學成立「亞洲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Asia，https://dhasia.org/）平台，積極鼓勵跨界對話。撰寫《中文電腦》時他還出版兩本研究方法與人文書寫的專書《研究的起點》（Where Research Begins: Choosing a Research Project That Matters to You (and the World)，與雷勤風［Christopher Rea］合著）與《電腦有事》（Your Computer Is on Fire，擔任領銜編輯），更不用說疫情期間在 YouTube 開設的學術分享頻道，精力旺盛，無所不談。

或許由小見大，熱情分享，正是墨磊寧同理《中文打字機》裡介紹的這些打字機發明家的方式，也是本書擄獲廣大讀者的祕密。STS研究者拉圖（Bruno Latour）有「給我一個實驗室，我將舉起全世界」的經典研究，墨磊寧的中文打字機與電腦史似乎也開出類似的宏大願景──從鍵盤出發，他想透過這些技術，翻轉對東亞現代性的理解。這不僅是題目的翻新，也是知識版圖的刷新，他身體力行。

導讀到此，就讓我們盡快進入墨磊寧打造的機械書寫世界，領略這個跨界說書人的功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