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十年前，當我決定研究中央銀行時，一位政治學系的同事說了一句很簡單的話打發我：「我們已經知道中央銀行幾乎所有的事了。」我怎麼能不同意這句話？我知道在社會學對經濟與金融市場的研究中，不知為何忽略了央行。但是我也知道經濟學與政治學針對這個主題所做的研究汗牛充棟，可以填滿好幾座圖書館。一個社會學家還能對這麼大量的文獻做出什麼貢獻？

我想，我的領域有一個獨特的強項，那就是把中央銀行當成組織機構來觀察、研究央行裡的人們，以及與外部團體如何互動；央行的員工如何思考如何做出決策。更精確來說，我最初的焦點是中央銀行如何變得「科學化」，也就是央行如何變成過度生產、利用及推廣總體經濟學知識的一種組織。有了這個想法後，我就在二○一三年向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Swis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SNSF）申請補助金。在聽證會上，委員會的一位成員說了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評語。這樣的研究要如何回答關於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和資本主義的大問題？關於資本家的利益對影響經濟與金融政策所扮演的角色，我有什麼看法？同樣的，我沒有好的答案。雖然我很幸運地獲得補助，並致力於關注參與者以及聚焦於組織的流程，但是這個關於中央銀行工作的觀點能帶來什麼額外的價值，在當時仍然不清楚。

驚人的是，當我開始這個專案時並沒有將中央銀行和全球金融危機（Great Financial Crisis）連結在一起。身為一個親身經歷的參與觀察者，我知道金融市場的交易員非常注意中央銀行、觀察央行官員的記者會，並猜測他們未來的利率決策。在我的第一本有關貨幣市場的拙作中，我討論過決策官員與金融參與者之間的這些「鏡子遊戲」。但是這些互動如何造成更廣泛的影響，包括與二○○八年金融危機有關的事件，我在當時仍不清楚。

接下來的幾年，我花了很多時間在中央銀行的檔案室裡，我所知的大部分資訊都是來自閱讀紀錄、決策草稿、會議草案等等深埋在這些地方的檔案。一開始所讀的是研究部門如何從一九七○年開始發展、如何成為新型政策專業知識的發展地，以及這些部門的參與者如何與決策官員溝通。住在瑞士（Switzerland）時，我會定期前往位於蘇黎士（Zurich）的瑞士國家銀行（Swiss National Bank, SNB），以及位於巴塞爾（Basel）的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在瑞士國家銀行，與檔案館主任派屈克．海別森（Patrick Halbeisen）、還有館中許多其他成員長時間的談話令我受惠良多，隨著關係日漸密切，我後來受邀在瑞士國家銀行的研究研討會上（和馬修．藍古魯柏〔Matthieu Leimgruber〕一起）介紹初步研究發現。二○一四年時，我成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的社會學助理教授。我之前就已經選擇了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作為我專案的另一個研究對象，而這個新的工作給了我機會定期深入針線街①的地下室，翻閱數千頁以打字機繕打成的文件，有趣的是，我發現英格蘭銀行官員寫了很多信件。舉例來說，一九七○年代，英格蘭銀行經濟學家查爾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曾和代表不同學派的許多厲害同僚（其中幾位包括法蘭克．哈恩〔Frank Hahn〕、約翰．希克斯〔John Hicks〕、卡爾．布洛納〔Karl Brunner〕，以及大衛．萊德勒〔David Laidler〕）交換意見。更重要的是，我從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官員們如何評論其他官員的政策提議或研究報告、他們如何對重要議題進行共同審議、以及他們如何與其他機構的參與者溝通，尤其是財政部（在英國稱為Treasury）。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最有意思的信件從來沒有被寄出。

主要是在透過對英國央行的研究時，我逐漸發現到，雖然科學化的確改變了央行的內部運作與面貌，但是另一個領域轉變的結果更為重要。從一九七○年代開始，央行與金融界的關係已經澈底改變了，藉由重新定義央行在新興的金融資本主義制度中的角色，這些組織使自己的地位獲得提升。也許正是因為這個關聯是如此明顯，所以我一開始忽視了這些議題，學術討論——特別是更具批判性的——更是這麼認為。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的委員會成員之前認為央行受制於金融業的利益，而這些利益在金融全球化的時代中具有主導地位，他們會這麼認為並非偶然。

但是透過歸檔的檔案，我發現央行和金融界的關係，比標準觀點認為的還要有問題意識，而且有意思。諸如在貨幣市場的政策實施以及央行參與主權債務管理，包含這類看似無聊議題的文件揭露出，在一九七○年代到一九九○年代這段期間，央行都極為關切、且非常努力重新定義自己在快速變化的金融體系中的角色。新工具的發明、非銀行的金融公司（「影子銀行」〔shadow banks〕）興起，以及資產負債表與金融市場交易量的大幅成長，開始挑戰著官員對於權威的傳統觀點和管理措施。因此，接受並最終利用市場主導式的金融來獲利，是央行地位提升的重要、甚至是困難的一步。

我只提供一個例子。在英格蘭銀行為金融大改革（Big Bang，英國於一九八六年所做的金融業改革）做準備而進行內部商議時，一位官員問同事：「至今為止我們的傳統方法……傾向機構專業化……原則上來說，我們是否準備好看到由一間企業集團提供完整的各類金融服務？」[1]這個問題顯示央行的員工非常憂心金融大改革，因為這些改革被預期將會瓦解央行非常喜歡的倫敦金融業的結構與文化（清算銀行［clearing banks］、貼現公司［Discount Houses］等等這些企業聯合組織）。因此，央行官員一開始並不歡迎會跟隨金融大改革的美國及其他海外投資銀行來到倫敦，事實上，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央行官員很迷惘，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調整自己的貨幣管理能力以因應這些產業的發展。現在回顧當時，我們知道金融全球化已協助英格蘭銀行和其他國家的央行提升他們的政策角色以及政策權威，但是從重要的歷史轉折點參與者的角度來看，當時並沒有那麼清楚這是個「雙贏」的情境。

因此我逐漸看出來我的研究內容會是什麼。我還是會注意央行如何在總體經濟專業能力的幫助下重塑自己的角色，也會根據廣泛的政治發展以及結構性的經濟變化，來看待央行變化中的角色。但是我所研究的特定問題，後來變成了各國央行為了制訂政策如何重新劃定與金融業的關聯。說到底，中央銀行就是「銀行的銀行」，一個在金融體系內部運作的國家機構。問題在於，各國央行如何利用這個特定的角色，以保障、還有提升麥克．曼恩（Michael Mann）所稱的「基礎建設的權力」——「透過」以市場為工具來影響整個經濟體系的管理權力。在這個過程的另一面，我也想要解釋央行與市場之間這些具體關聯的重新設定，如何影響金融界的結構以及內部的動態。我已在先前的研究中確認了央行對於金融參與者來說極為重要，但是當時尚不清楚特定的協作模式如何形塑市場的結構、預期以及冒險的行為。此外，我想要更詳細了解諸如銀行間貨幣市場等領域的情形，在這個領域中，幾乎不可能區分「公共」（中央銀行的工作）與「私人」（商業銀行的工作）這兩者。第二組問題是關於金融業內部的後續效應，最後幫助我更了解二○○八年發生的事件——我是以金融民族誌學者的角度親身經歷這場金融危機，但更深層的起源以及後果我卻完全不了解。

我還要說一點，案例比較是發現和分析中央銀行與金融關係中的意外事件和問題的重要方法。瑞士國家銀行用於與英格蘭銀行對比，尤其是在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例如，在瑞士國家銀行的檔案中，我發現了一份協議，記錄一九八○年代初期，央行官員和私人銀行家之間的一次會議，雙方在會議中都同意，他們希望阻止貨幣市場的出現——正是貨幣市場推動了當時的金融全球化，其發展促進了美國和英國的政策創新。這紀錄向我顯示的是，至少在一九九○年代之前，瑞士央行所依賴的基礎結構根基與英美央行截然不同。為了進一步探討這個線索，我在分析中加入了德國的案例當作另一個背景，這個強大的中央銀行因為與仍然相對受監管的保守銀行業在營運上連結，而從大通膨（the Great Inflation）中崛起。當我在二○一八年四月對這些制度差異提出初步思考時，我很幸運，因為德國政治經濟學專家菲利普．馬諾（Philip Manow）當時是我的座上佳賓。菲利普的評論促使我將薪資結算的作用以更好的方式納入我的分析，政治學家羅柏．弗朗茲斯（Robert Franzese）、托本．艾弗森（Torben Iversen）等人已經研究過這個主題。但是菲利普也幫助我看到，這些學者雖然已經確定了談判機構之間的差異如何影響貨幣政策，但奇怪的是，他們忽視了金融，這是我可以在我熟悉的學術背景之外做出的貢獻。我政治學系的同事曾以學術界對央行的研究已經飽和為由，建議我不要研究中央銀行，但他錯了。

在二○一七年十二月的一次採訪中，央行前副總裁保羅．塔克（Paul Tucker）給了我另一個很好的建議。他說，如果不明確納入美國的情況，我只能研究整個狀況的一部分。事實上，正如我自己所知，英格蘭銀行的官員在一九八○年代曾明確談論過倫敦金融城的「美國化」，並據此調整了他們的政策。因此，我把塔克的建議銘記在心，並研究美國的狀況，這些狀況帶來了工具、技術和組織形式，並在隨後塑造了英國和國際市場。此外，我發現我需要再次審視可能是央行歷史上被研究最多的事件：沃克衝擊（The Volcker shock）。透過仔細閱讀歷史記載和檔案文件發現，在一九八○年代初期，聯準會（Federal Reserve）主席保羅．沃克（Paul Volcker）創新利率設定和市場資訊信號的做法，為市場體系中的政策解決方案提供了藍圖，後來在英國和其他地方被採用（並加以完善）。二○○八年之後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聯準會再次成為重大政策創新的發源地，這些創新隨後在國際上傳播開來。正如塔克所建議的，分析這些創新及其前提條件和後果，成為我研究中的關鍵元素。

這一切的結果是對中央銀行自一九七○年代以來的比較研究，這個研究主要（但不完整）著眼於四個形成性案例：英格蘭銀行、德國聯邦銀行（Bundesbank）、聯準會和瑞士國家銀行。本研究提出的問題是，央行如何以經濟政策決策者的身分獲得更多權力，特別是央行與金融的不同關係在這種優勢中發揮了什麼作用。我還探討了特定形式的央行工作，如何促成和支援以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的發展，我們現在在多數發達經濟體中發現這種體系（有不同的形式）。

如前所述，在進行這項研究和撰寫這本書時，我尋找新的見解，但我也不斷挑戰自己的思維和先前的觀點。在我的研究小手冊中，我反覆重新提出研究問題，闡明暫定的論點，並根據這些思考調整我的研究策略。與菲利普．馬諾和保羅．塔克的相遇塑造了我的研究，因為除了這些特定人物的意圖之外，他們對我的思考造成很長遠的影響，並且影響了我選擇的方向。還有許多緊張而難忘的相遇，尤其是與我在投資銀行會議室、養老院、私人住宅、機場或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小小的辦公室裡，與許多訪談對象的相遇，提供我寶貴的見解，縮短了我的學習時間。

這個專案始於瑞士，在倫敦繼續進行，並在德國科隆（Cologne）的馬克斯普朗克社會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ocieties）結束。我要感謝這個研究所，因為它現在已經成為我追尋知識的家園，我非常感謝研究所現任所長嚴斯．貝克特（Jens Beckert）和路西歐．巴卡羅（Lucio Baccaro）將經濟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結合在一起，以促進這些領域間隙的研究（就像我自己的研究一樣）。我也與這裡的許多同事進行高標準的知識交流，從中受益良多；班傑明．布勞恩（Benjamin Braun）就是其中之一，自二○一三年以來，我一直在與他討論中央銀行的議題。我也受惠於研究所前任所長和現任名譽教授費里茲．夏普夫（Fritz Scharpf）廣泛而深入的知識。喬治．利靈傑（Georg Rillinger）為緒論和第四章的草稿提供有益的評論。我自己的研究小組成員在這個專案中扮演特殊的角色，包括亞真．汎德海德（Arjen van der Heide，目前在萊頓大學〔University of Leiden〕）、凡妮莎．恩雷賈（Vanessa Endrejat）、艾汀．伊布羅維奇（Edin Ibrocevic）、卡蜜拉．洛卡特利（Camilla Locatelli）和托比．艾波葛斯特（Toby Arbogast）。我多次「劫持」研究小組會議，以獲得對各章節草稿的意見回應，這在寫這本書的最後階段對我的幫助很大。最後，我對完成這個專案的信心來自研究所在情感和後勤方面的支援。研究助理尼爾斯．紐曼（Nils Neumann）和法比安．帕維爾奇克（Fabian Pawelczyk）收集了我在寫作階段需要的最後證據；雪倫．亞當斯（Sharon Adams）與詹姆斯．派特森（James Patterson）合作，對所有草稿章節進行文稿編輯；我所有的同事一起在研究所創造了一個我喜歡工作的環境。

在加入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之前，我在康斯坦茲大學（University of Konstanz）高級研究所工作了幾個月，在那裡認識了菲利浦．馬諾、波里斯．霍爾澤（Boris Holzer）和克里斯欽．邁爾（Christian Meyer）。我非常感謝在康斯坦茲湖的那幾個月，這是本研究的轉捩點。在此之前，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我與社會學系的同事一起受益於保護工作，特別是法比恩．艾科密諾提（Fabien Accominotti，現任職於威斯康星大學麥迪森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耐傑．達德（Nigel Dodd）、蕾貝卡．艾略特（Rebecca Elliott）、莫妮卡．克勞斯（Monika Krause）、胡安．帕布羅．帕鐸古拉（Juan Pablo Pardo-Guerra，現任職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和麥克．薩維奇（Mike Savage）。正是因為這些同事有不同的研究興趣，我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挑戰，將我的發現轉化為更廣泛的社會學論點。同樣令我受益的是，當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時，查爾斯．古德哈特仍然積極從事學術研究，我與他以及跟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及其周邊地區的其他（前）央行官員和學者的對話，使這個研究得以完成。我想特別提到鄧肯．尼漢（Duncan Needham）和安東尼．霍特森（Anthony Hotson），他們都是劍橋大學的經濟歷史學家，我從他們那裡學到了最多關於英國金融和中央銀行的知識。最後提到但也很重要的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提供我資金，讓我對英格蘭銀行的監管角色進行探索性的研究，這是我與研究助理安德利亞斯．格魯特（Andreas Grueter）共同展開的專案，與他討論為我提供了一個探索研究方向的背景，我們的討論充實了這個研究的內容。

如前所述，這項工作始於瑞士路瑟恩大學（University of Lucerne），我於二○一一年成為該校的博士後研究員。科妮莉亞．波恩（Cornelia Bohn）促成了這項研究的早期階段；更廣泛地說，她在支援我的智識和專業發展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幫助我得以完成這個研究，當時我甚至還沒有確定一個能令人信服的研究課題。我與蘇黎世大學的馬修．萊姆格魯伯（Matthieu Leimgruber），一起探索了卡爾．布洛納這位作為最有影響力的貨幣主義（monetarists）者之一的奇特角色，並且向他學到很多關於瑞士經濟和金融史的知識。馬丁．懷斯（Martin Wyss）是我的第一位研究助理，對瑞士總體經濟學的發展進行了廣泛的研究。針對瑞士的背景，我還對央行官員進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採訪，我非常感謝他們。

與許多同事在會議、研究研討會和其他知識交流中令我受益良多，比我在這裡一一列舉的要多。我與提莫．華特（Timo Walter）密切合作，並定期與馬帝亞斯．提曼（Matthias Thiemann）就這個主題進行交流。在整個過程中，李察．布朗克（Richard Bronk）、布魯斯．卡路瑟斯（Bruce Carruthers）、克里斯欽．喬普奇（Christian Joppke）、奧利佛．凱斯勒（Oliver Kessler）、卡琳．克諾．斯提納（Karin Knorr Cetina）、安德利亞斯．朗諾（Andreas Langenohl）、唐諾．麥肯奇（Donald MacKenzie）、亞歷斯．普雷達（Alex Preda）和托拜亞斯．威倫（Tobias Werron）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意見回應；莫里茲．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非常好心地幫我處理資產負債表的資料。我與哈佛大學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的伊恩．瑪律科姆（Ian Malcolm）一起將這個專案寫成了一本書，他充滿自信地指導我完成了出版過程。我還想提一下喬．查米特—路西亞（Joe Zammit-Lucia），他是我的朋友，也是經常和我討論央行主題的對象，他的學識淵博且思維敏銳。

最後要提到、而且也很重要的是，我要感謝那些不知名的審稿人工作，他們對於我的手稿和論文的評論，為本書奠定了初步的基礎。第二章借用發表於期刊《理論與社會》中的文章〈期望如何變得可治理：制度改變和中央銀行的執行力〉（“How Expectations Became Governabl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the Performative Power of Central Banks,” Theory and Society (2018) 47: 773–803）中首次提出的觀點。第三章由與提莫．華特（Timo Walter）共同撰寫並發表在《社會經濟評論》的文章〈中央銀行官員如何學會熱愛金融化：聯準會、銀行和在貨幣政策行為中加入不受約束的市場〉（“How Central Bankers Learned to Love Financialization: The Fed, the Bank, and the Enlisting of Unfettered Markets in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coauthored with Timo Walter and published in Socio-Economic Review (2020) 18(3):625–53）為本研究提供資訊。第四章延伸探討期刊《理論與社會》中的文章〈金融化資本主義中的正式制度建設：附買回協議市場案例〉（“Formal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Financialized Capitalism: The Case of Repo Markets,” Theory and Society (2020) 49:187–213）。最後，第五章推進了〈新監管國家的監管勞動分工、機構關閉和結構保密：市場化銀行業中被忽視的流動性風險案例〉（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2020)）中提出的研究。我所提出的主題獲得深入的意見回饋，對於本研究的推進極為重要。

大約在我開始為這本書進行研究的時候，蕾赫兒（Rahel）成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一起度過了緊張、極其豐富、有時充滿挑戰的十年。二○一八年二月，我們心愛的兒子詹尼斯（Janis）早產去世，他將永遠是我們家庭的一員。最出色的女孩克蕾莉雅（Clelia）於二○二○年四月來到我們的家庭。再過約一個月，我們將再迎接一個孩子。本書是獻給蕾赫兒的，因為她無比的勇氣、個人的力量和愛，實現了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