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趕走了以後呢？
美國南方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的相互加持
本書作者克勞迪奧．桑特與我近來的教學生涯有出乎意料的重疊。他在二○一四年的作品《一七七六革命未竟之地》，被我當成二○二二年初「世界原住民族通論」的教材。就在開學不久之後，我又接獲臺灣商務撰寫導讀的邀請，除了對巧合的驚訝之外也深覺機不可失，於是欣然答應，而且我非常高興閱讀了一本對多元史觀與原住民族權益的推進，有著重要學術貢獻的成熟著作。
展讀之際，除了對作者桑特所展現的駕馭龐大史料的能力感到不可思議，也對其所顯露的知識洞見，與精闢之外偶爾略帶嘲諷的分析，感受到知識力量的震撼。美國白人向西擴張的西部開拓史，就如同臺灣的「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圖像一般，在多元史觀的刺激下，所呈現不再只是先人披荊斬棘與洪荒之地的搏鬥，而是逐漸認知到在頌揚這些開拓史背後，更需要看見被壓迫而付出慘痛代價的人群。類似的場景不會只發生在美國或臺灣，而會是在全世界各處有原住民族居住的土地上。
桑特提到一八三○年代原住民的驅離政策，不同於前幾世紀的殖民征服、病毒引入、強迫改宗等方式，與美國開國之初所採行的「就地教化」也明顯有別。此回所採取的是正式的國家行政文件、藉由國會所通過的法律《印地安人遷移法案》，以及當代國家統治的工具如人口普查、財產清單、地籍圖、驅離登記等文件，逼迫原住民族就範。美國南方民間盛行的白人至上主義，也以自然的演進法則為由，聲稱白人無法與原住民在同一空間共處。
白種人的教化政策，說穿了實際上是家父長主義式的自私偽善心態，慣常的說法如指控印地安人是原始野蠻，而殖民者將其由荒野狀態拯救出來是「慈善又公正」的行動。日後由南方莊園主、政客，與北方投機者等利益共生集團，搭配當時右翼民粹取向的聯邦政府所配合推動之驅逐政策，就有更明顯的利潤導向：把原住民族驅離，就可以讓莊園主帶著奴隸勞動力進駐到新的土地開闢棉花田，以獲取更多利益。
儘管南方蓄奴的莊園主及其延續至今日美國的某些意識形態，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但作者桑特另外點出一群較少被論及（至少在臺灣），但角色幾乎一樣吃重的華爾街金融家。儘管身處北方反驅離原住民運動的中心，這批投機金融家卻無視即將被驅離到西部的原住民，以及取代原住民的黑奴，所要面臨的悲慘命運，並持續投資於將保留地轉變成棉花田的蒐購與奴隸的買賣。北方金融家與南方的莊園主為彼此的行為發表「迂迴複雜但堅定的辯護」，一方實行奴隸制，另一方則以投資為名，同時踐踏了原住民與非裔美國人的尊嚴。
本書中後段持續記錄投機者的惡行，從哄騙升級到不斷的騷擾、甚至公然的暴力，然後彷彿預言般的進入到與當今崇尚的新自由主義非常類似的方式：將驅逐行動本身從聯邦政府移轉、外包給私人公司，並從中大撈油水。但是原住民的抗拒與眾多遷移失敗的慘例，讓投機客、莊園主與政客們失去耐性，使得驅逐從一八八○年代中開始逐漸演變成了殲滅戰。諷刺的是，奉命驅逐甚至殲滅原住民的南方各州義勇軍，在出發前還得到各式英雄般的送別與愛國主義的讚揚。白人莊園主與政客費盡心思的驅逐原住民，將其土地改成獲利豐厚的棉花田並引進更多的奴隸勞動力，到後來卻憂心於這兩個受壓迫族群會合作抵抗，然而這些憂慮依然敵不過獲利的誘惑，也為之後的美國南方帶來更多種族暴力，其影響延續至今。
南方白人慣以虔誠基督徒之姿，提及原住民或黑人奴隸時，總是使用無法治理自己、應該被當成小孩對待的家父長式口吻，並強調自己是慈愛的父親，莊園主是為了這些人的好而奴役或驅離他們。事實上的狀況是，原住民土地的入侵者、投機商人與政客彼此結合，已經將在地原住民壓榨到「極度貧窮困苦的狀態」，以此來逼迫他們放棄自己的家園。
這當中最著名的應該是契羅基人踏上「血淚之路」的歷程。當時喬治亞州眾議員強烈要求驅逐該州的契羅基人，甚至不惜威脅要脫離合眾國。堅守州權、以及毫不掩飾的白人至上主義，是南方白人政治立場的基礎（且至今仍是許多共和黨保守政客的典型意識形態），迎戰的對象則是起義的奴隸與驅離土地上最古老的居民。原住民族作為與白人競爭主權的實體，這些「莊園主政治家」因而不會讓任何一個原住民存留於美國南方，因為他們要白人成為南方每一吋土地的主人，驅離或殲滅契羅基人之後，莊園主就能安心統治奴隸而不受到主權或財產正當性的挑戰。類似的狀況也可在同時期的其他案例中看見。美國與佛羅里達州塞米諾爾人在一八三○年代末的戰爭，徹底粉碎《印地安人遷移法案》中虛假的人道主義。美國白人真正覬覦的，除了土地之外，更是藏匿在原住民社區內的逃亡奴隸，驅動戰爭的則是從土地或奴隸買賣中的高額獲利。在一八四○年參與塞米諾爾人戰役的軍官與士兵，有些繼續參與十年後對西部南北達科他州蘇族的征討，他們將白人至上主義擴及各處的驅離行動，協助創造了奴隸帝國。
一八三○年代中期，《印地安人遷移法案》占據了聯邦政府高額的預算比例，但經費並未用於補償失土者或安置印地安難民，反而多數進入得標的各式私人企業，它們試圖以快速便宜方式完成驅逐計畫。驅離政策所創造出來的地理分隔，被作者形容為「把共和國對種族的偏執心理刻在土地上」，而且這條界線不斷的朝西向太平洋彼端推進，情況足以類比臺灣早期的土牛紅線或隘勇線。著名的黑人知識份子法雷迪．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點出地理分布如何形塑了黑人與原住民的命運差異：如果作為黑奴的人群不是與奴隸主生活於同一空間，而是像印地安人一樣的獨立國族，並分布在白人文明的外緣地區，黑人肯定會像原住民一樣的被趕走。
作者在書末討論十九世紀原住民大驅離的原因與奴隸制的交織纏繞，很能夠顯示作者的洞見：美國公民太過貪婪；資本力量太過強大無情；聯邦政府力量太弱，無法遏止好鬥的南方州及其政客，這幾個因素都可以同時用來解釋兩者的原因。比較驅離行動與奴隸制，相似處多於差異處，但卻有著極為不同的結局：聯邦政府贊助的大規模驅離行動不會受到懲處，且南方莊園蓄奴主（連同北方的棉花紡織業者和投資銀行家）在驅離戰爭中獲得了勝利。
將原住民從原居地連根拔起，除了顯而易見的人道危機之外，還讓「種族資本主義」更肆無忌憚地橫行於南方各州，更深刻剝削了非裔美國人，同時也讓地貌起了明顯變化，舉例而言，原住民農夫保留了多元的地貌，白人種植者卻派奴隸整地、耕地、全部灑上棉花籽。單一作物的大規模種植，成就了熱帶栽培業與資本的奪取式積累，帶來環境上的深刻衝擊，並且使代代相傳的傳統生態智慧幾乎滅絕。這樣的危機在二十一世紀以不同的方式上演，無論是保留地上礦產的開採、輸油管的建立、保育政策的需求、或是區域不均衡發展帶來的原鄉人口流失，都讓原住民族成為新的離散人群，進一步切斷人與土地的關連。
大驅離時代契羅基族著名領袖約翰．羅斯，雖然悲觀的認為原住民「得到正義的唯一機會」就是「透過歷史」，但他仍然藉著高超的政治手腕在南北戰爭期間，維護契羅基族的主權。臺灣與地球上其他各地的原住民族，仍然必須在貪婪資本主義與狂熱種／國族主義的狹隘縫隙中，像約翰．羅斯一樣在險境中求生存，只是這次的任務更為龐大：不只在維護原住民族的主權，還在於抵抗全球的生態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