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立於一九二八年的中央研究院（以下或簡稱中研院），至今屹立九十餘年，仍是華人學術社群裡領袖同倫的巍峨殿堂。在廿世紀的華人世界裡，戰亂不絕，紛擾不已，中研院的創設、維繫、成長和茁壯，實是歷史的異數。中研院一路行來風風雨雨，積蘊了無數的逸事篇章，足可啟迪後世。這部小書，就是個人在專業學術領域耕耘之外，略施副力，研治書寫中研院歷史典故和前輩風範的成果。
當然，史學工作者回首舊軌陳跡，與個人當下的現實關懷密不可分。這部小書的觀照視野，難免反映自身生活世界的感觸所及。例如，筆者述說傅斯年怎麼評鑑吳晗的學術業績，釋論青年周一良如何在學術的世界裡自由翱翔，講述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中研院曾意欲「進軍西北」的故事，這些其實都是對當前學術生產體制的現實進行歷史的反思，藉以指陳此際學術生產體制的「合理性」並不見得是「理所當然」。
至於中研院的學術領袖和政治事務的千絲萬縷，本書也有所勾描。希望我們不為一時之間的政治激情左右，而是跳脫黨派偏見，去體會品味個人政治抉擇的多重意義。理未易察，善未易明。計較是非對錯，做出打圈或打叉的唯一選擇，往往只會讓複雜多樣的歷史圖像變得單調失真。
對廿世紀的華人來說，開創建立現代意義的學術社群，舉步惟艱，長路迢迢。中央研究院的歷史，正是最好的一頁見證；這頁歷史涉及的重層樣態和豐厚意涵，多樣且難盡。相較於正式的學術研究成果1，或是比較全面的歷史紀實之作2，這部小書不過是中研院璀璨歷史的吉光片羽，絕對不是對這九十年歷史全面性的體系研究。惟則，筆者問學研史致知窮理，總自期能盡可能逼近歷史原來本相，還原歷史本來場景。像是胡適怎樣在公開場合反駁蔣介石對中研院的「期望」，筆者的敘述固然參照當時親歷其境的學界耆老回憶，卻總希望能夠逼近歷史本來樣態，遂乃比較各自回憶的出入所在，並與既存的文字紀錄相對照，庶幾或可求實存真。
因此，凡是本書涉及的課題，筆者個人總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多方查找史源，進行研究，述說所本，自需立足於先賢研究業績，或以個人既有之研究成果為基礎3。為免繁瑣，本書諸文之史源與立論基礎，概列入書末的「徵引書目」，以便有心的讀者覆覈查找。
本書舊版問世於二○○八年。當時許多史料猶未公開，筆者的書寫自難求全。例如〈中央研究院的任務：胡適和蔣介石的「抬槓」〉一篇，筆者初始的描摹自是輕描淡寫。現下諸如中研院胡適紀念館的檔案已經全面電子化，檢索入手甚易，而呂芳上教授領銜主編的《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復且已然問世。凡此新出史料，為濃描細說胡適和蔣介石「抬槓」之後的故事，大有助力。筆者遂乃再擬新稿，以顯新境。至於個人學術研究的成果，多少有所進展，也略予改寫，期可較臻完整美善的樣貌，奉獻給讀者4。
至於附錄諸篇，述說劉廣京與張忠棟、張玉法幾位教授的學術與生命歷程，一來是因為他們都是恩惠於筆者的業師，廣京與忠棟先生遽歸道山以後，筆者感懷師恩，自有彰顯師道行誼的責任與義務；再者，也因為廣京先生和玉法先生都是中研院院士，忠棟老師則是中研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現歐美研究所）的研究員，他們的學術業績都和中研院密切相關，也是中研院院史多重采風的一頁，故自有成篇為述之必要。
細心的讀者或許會發現，本書的許多故實陳跡，皆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或簡稱史語所）密切相關。因緣所在，實反映個人學術生命的歷練和成長。一九九五年，承杜正勝與王汎森教授的厚愛，筆者有幸進入史語所工作，主要承擔協助該所珍藏《傅斯年檔案》的整理工作業務。俟《傅斯年檔案》的整理工作初步告一段落，承黃寬重教授之命，筆者又負責整理王韜手稿《蘅華館雜錄》，迄二○○一年夏峻事。同年八月，筆者即幸運地轉任近代史研究所的專職工作。筆者的問學求道之路，得以接觸《傅斯年檔案》與《蘅華館雜錄》這兩份珍貴的史料，參與整理工作，實為罕有之機緣。在史語所工作六年，承乏這兩項工作業務，更是厚植治學基礎的紮實訓練過程，較諸少林寺幼稚沙彌之習蹲馬步以立昂揚武林之基，不遑多讓。經此一役，個人治學之所得，永植長存；對史語所先賢前輩的風誼，亦稍有知稔。
細數中研院的整體歷史，史語所正與院同壽長青，多少舊事深富意趣，足可發人深思。筆者既有幸多識與史語所相涉的青史故蹤，偶有思慮，即引徵舊檔故書，敷衍成文，自對史語所前輩行誼與互動往來的歷史勾勒較多，著墨較深。二○○八年秋，筆者方始結束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的工作，返臺任職，意外承蒙時任近史所所長陳永發院士提名任命為胡適紀念館主任，近水樓台，親近掌握胡適的相關史料，更為便利；對適之先生的風範掌故瞭解愈多，撰稿更形易易。凡此因緣所締，對於杜正勝、黃寬重、王汎森與陳永發幾位教授的厚愛提攜，謹此特表謝意。
本書諸多篇章的促生園地，是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聯合會出版的《山豬窟論壇》。對於共同參與這項事業的林美容、張茂桂、胡台麗、高明達教授等前輩同仁，以及主編《山豬窟論壇》的陳儀深、楊晉龍兩位兄長，亦特此深致謝悃。「儒以文亂法」，本書的若干文章刊諸《山豬窟論壇》之後，或引起不同看法，必須感謝中研院李遠哲前院長與個人前任直屬長官陳永發所長的寬容涵蓄。南京的邵建先生多番推薦本書若干篇章轉發於中國的報刊雜誌，其誠可感；臺北的蔡登山先生首先積極鼓勵筆者集結這些文字；初版的簡體本，亦承青島的薛原和北京的曹凌志二兄付出大量心力。此次本書新版得以出版問世，有賴林桶法教授等人的支持，尤需銘謝他們的厚情深誼。
這部小書的問世，如果能夠引起讀者對中研院歷史的興味，讓公眾對這方清醇的學術天地是在怎樣的世變大局裡得以維存長續，能略有認識和理解，那就是筆者最大的榮幸了。
潘光哲謹誌
初稿於二○○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時正旅居北美麻州劍橋
再稿於二○一九年二月二十四日，
時逢胡適先生逝世六十七年
1例如：陳時偉，〈中央研究院與中國近代學術體制的職業化，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劉東（主編），《中國學術》，輯十五（北京：商務印書館，二○○三年秋），頁一七三至二一三；另可參考陳時偉的博士論文：Shiwei Chen, “Government and Academy in Republican China: History of Academia Sinica, 1927-1949, ” Ph. D. Thesis, Committee on History and East Asian Languag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2例如：劉振宇、維微，《中國李莊：抗戰流亡學者的人文檔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二○○五）、岳南，《李莊往事：抗戰時期中國文化中心紀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二○○五）；餘者不一一詳舉。
3例如：〈開創學術的自主空間：從蔡元培說起〉與〈田野工作，甘苦共之：從董作賓的一則故事說起〉二文，都是以筆者過去的研究成果為基礎；潘光哲，〈蔡元培與史語所〉與〈丁文江與史語所〉，均收入：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九八）；是以撰述之史源依據不一一註出。
4例如，〈知識場域的桂冠：從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談起〉一篇發表之際（二○○四年九月），《夏鼐日記》（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一）尚未問世；仰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世民教授惠賜，並及中研院史語所陳昭容教授之助力，筆者得以入手全帙，情誼之厚，感念何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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