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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微觀視野下的比較與連結「漫長的十八世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盧正恒

《一六八三年:近世世界的變貌》,是岸本美緒等著名學者主導的「歷史的轉換期」系列第七冊,由專長東南亞貿易史、交流史、都市史的東京大學島田龍登教授主編。此冊命名「近世世界的變貌」,嘗試從東南亞、新大陸、中國、西歐、高加索這些廣泛地區中,通過有名(如那萊王、阿布加爾、李世熊等)或無名氏(某位汀州佃農、加勒比海商人、奴隸等)的人生歷程與故事,連結貫穿五篇不同主題的世界歷史課題,理解他們身處世界的各種互動。這些互動包括了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國家、國家與國家,多層次地闡述「漫長的十八世紀(long eighteenth century)」複雜卻趨於平淡、宏觀卻又微觀的歷史。

本書展現了日本學術界不侷限於「僅」以日本歷史為尊的傳統,「歷史的轉換期」系列匯集了專精各領域的作者,為讀者揭示了宏觀的世界史格局。有時閱讀這種多作者群、類似「論文集」的作品時,往往會有一種各章獨立進行、彼此無關聯、無對話的合輯感,然而此書各章均貫串了「社會」、「交流」、「帝國」三個主題面向,讀起來頗有契合呼應之感。究竟我們需要甚麼樣的比較研究?把類似的東西拿來比較即可嗎?是否會淪為一種腦力激盪競賽?創意比賽?筆者認為,較合適的比較方式應當如本系列一般,從某個共享主題著手,並理解在此課題上不同人群、政權的不同走向,而非尋找一個基準進行比較和評估。

首先,標題所謂的「近世」是什麼?這個日文學界較常使用的詞彙,可以對應英文學界有關「近代」的描繪。一般而言,十五世紀末是「近代(modern period)」的廣義開端,一八七○年代是狹義近代的起點,這段期間的前段部分稱為「近代早期(early modern)」,即是本書所稱的「近世」。一六八○年代為近世的轉換期,此前屬於「近世前期」,其後則是「近世後期」,也被學界稱為「漫長的十八世紀」。根據英國史學家的論述,該段時期意指從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開始直到一八一五年的滑鐵盧戰役為止,也是英格蘭轉向不列顛帝國的關鍵時刻。至於中國史研究所謂的「漫長的十八世紀」,則是從一六八○年代抵抗清帝國的抗爭初步結束,直到乾隆皇帝統治尾聲的一七九九年各種抵抗再起的時間。後者揭示著嘉慶皇帝即位後面臨了這個龐大卻傷痕累累、百病叢生的巨大帝國,如何拯救的課題。這又是另一段故事。

之所以選擇一六八三年做為分析標的,是因為該年是「動盪的近世前期宣告終結的一年」。在東亞,一六八三年大清帝國的施琅在澎湖擊敗劉國軒的軍隊,鄭克塽一度試圖履行祖父鄭成功攻打馬尼拉的規畫再次「逃亡」,不過最終仍放棄,並選擇投降大清──這回應了全球史學者維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有關世界政治體在此段時間逐步被某一大核心吸收的過程。試想,若鄭氏政權真的南下馬尼拉,夾在大清帝國、西班牙帝國、日本甚至英格蘭間再次游移,世界史會發生甚麼樣有趣的轉變呢?其次,在歐亞交界處的「日出(Asu)」與「日落(Ereb)」區域,同樣被視為近代早期帝國之一、橫跨三大洲的鄂圖曼帝國,在第二次維也納圍城戰中失利,體現了關鍵的歐亞勢力消長轉換。上述的兩起事件,或許已可用來證明一六八三年是「世界權力平衡丕變最具代表性的一年」;然而,這樣的改變並不僅僅發生在東亞的島嶼或著名的音樂之都而已。作者群要揭示的是,在一六八○年代這十年,世界各地都發生了不可忽視的鉅變,而這些鉅變都不是孤立發生,而是在更複雜的全球化局勢下誕生的產物:例如,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讓歐洲霸權從荷蘭轉移到英格蘭,阿瑜陀耶王國原先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也產生了改變等等。

雖然本系列名為世界史,但並非為world history,實際上更像是要做一場「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研究博覽會,通過諸個漂亮的案例,來展示各種全球史的方法跟故事。首先是全球史的定義問題。雖然至今對於何謂全球史仍有諸多討論,甚至許多全球史作品仍和世界史(world history)或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混淆使用,但本書認為「全球史原本的意義,是從全球視角觀看整個人類歷史」,並希望讀者能注意兩個重點:其一,全球視角有其意義,但在時代區分上仍有漫漫長路;其二,全球化的歷史分析僅是全球史研究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因此,作者群嘗試以全球化的全球史觀點來思考時代區分。

再來,此書並不完全以菁英為出發點,更多是以庶民為標的,來觀察各帝國在此時期的互動;實際上,這也是全球史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亦即底層史(history from below)。正如系列導讀所述,世界史並不是一堆國別史的集合體,也不是建構一個框架然後把世界史丟進去即可(某種程度上即是普世史),更希望的是扎根於各地區觀點、彼此碰撞對話展現的鮮明姿態。全球史的其中一項重點即在於強調「比較(comparative)」與「連結(connective)」,並且打破過往的國別史研究和歐洲中心論思維,以宏觀視野認識交流。此外,綜觀本書各章,也可找到近年來全球史研究中典型的「全球微觀史(global microhistory)」,以人物的生命歷程體現全球交流、互動、影響的歷史。


接著,筆者試著依序概述各章。第一章島田龍登教授的〈亞洲海上貿易的轉換〉,將會帶給熟悉臺灣史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讀者一股新舊交織的新鮮感。荷蘭東印度公司以一六二○年代建立的巴達維亞為核心,經營北至日本的亞洲內部區間貿易(Intra-Asia Trade),此貿易不僅仰賴在東南亞、日本等地長期且複雜的中國商人貿易網絡,尤其當一六八四年大清帝國廢除海禁後,曾遨遊於東亞、東南亞的中國商人和移民,更再次生機勃勃地出沒於亞洲各港口。同樣倚仗國際貿易的,還有允許多國商人設立各自居住區的阿瑜陀耶王國。相較於第五章論及英格蘭、法國、西班牙在殖民地的貿易禁令,阿瑜陀耶允許各國商人競爭,一六五六年起那萊王更遣使歐亞諸國建立外交關係,不僅是中國、荷蘭,甚至操持伊朗語言的商人也都在此活動。一六八八年那萊王去世,阿瑜陀耶王國的國際策略局勢產生改變,即便如此,中國商人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網絡並未因此終止,原先以奢侈品為主的貿易,在一六八三年之後也轉為可以大量進、出口的日常品。諸如這般,全球互動對歐洲、亞洲的文化和社會──甚至第三章提到的美洲──都引發了各種面貌的變革。

主要信仰為上座部佛教的阿瑜陀耶王國善待雲集而來、擁有不同信仰的商人。那麼,其他宗教信仰地區又是如何面對遠道而來的商人?第二章〈從亞美尼亞改宗者的經歷透視宗教與近世社會〉由東京大學專精西亞文化、社會史的守川知子教授撰寫。這章揭示了一位來自亞美尼亞富商家庭的改宗者阿布加爾,在全球化世界所經歷的精采旅程。這位生於伊朗的亞美尼亞基督徒,以伊斯蘭教徒身分在威尼斯生活,以順尼派身分在伊斯坦堡生活,最終改信什葉派回到家鄉,他在歐亞各大城市的經歷,讓讀者得以認識各宗教在特定區域深化、定義的新社會。某種程度上與中國人在東亞海域的狀況相似,亞美尼亞人在薩法維帝國統治下的伊斯法罕新朱法區居住,擁有信仰和自治權利,充任薩法維帝國充任與歐洲國家結盟的溝通橋樑,在十七世紀時建立遍布東南亞(也許也到了阿瑜陀耶王國)到歐洲各主要城市的貿易據點。阿布加爾的宗教觀、改宗與所處城市社會的關係,揭示了一場在全球化時代各地共享的新社會宗教運動:包括歐洲新教、天主教等不同教派之間的對立;法國一六八五年《南特敕令》的廢止;日本對待信仰基督教的異教徒;中國的禮儀之爭等等。一六九一年,亞美尼亞人逐漸失去稅務特權,因此愈來愈多人改宗為穆斯林,希冀維持其經濟和政治權利。阿布加爾那種豐富的信仰經歷也隨著各地域宗教趨於統一,而不再出現。

第三章〈海盜與原住民是最大煩惱:西班牙殖民地猶加敦半島〉由環大西洋與拉丁美洲史專家、慶應義塾大学的伏見岳志教授撰寫,探討了近世時期的海盜。根據其他學者的討論,加勒比海海盜的演變可分成三大時期:第一時期是一六五○到一六八○年代,以海盜(buccaneers)和伊莉莎白一世給予私掠船證的「新教徒海狗(protestant seadogs)」等人為代表;第二時期是一六九○年代威廉.基德(William Kid)和亨利.埃佛里(Henry Avery)等以「流浪者(rovers)」聞名的海盜王;第三時期則是一七一六到一七二六年之間的私掠船海盜,以黑鬍子(Edward Teach)等人為代表。本章聚焦於第一時期。一六八○年代,包括西班牙殖民體制下的唯一港口維拉克魯茲和猶加敦半島的坎佩切陸續遭到海盜肆虐,西班牙人遂建設城牆稜堡,將港口要塞化,這點與一五七四年林鳳襲擊馬尼拉、一六三四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海盜劉香攻占熱蘭遮城失敗後,殖民政府對當地的重新建設一樣。之後英格蘭和西班牙簽訂和平協議,導致私掠船不再有賺頭,轉換為伐木工的海盜便在墨西哥灣、加勒比海、猶加敦半島等地的潟湖和海岸區域大規模砍伐生長於海岸濕地的墨水樹,形成非統治邊區潛藏的混亂秩序,西班牙因此大力掃蕩這群海盜/伐木工。一六八三年以降,西班牙部隊將勢力延伸至原先不屬於帝國控制的半島南部森林,藉此打通拉丁美洲兩岸,此即所謂的二次征服。二次征服殖民地邊疆區域的過程,讓西班牙帝國不再僅僅是個地圖上由《托德西利亞斯條約》(Tratado de Tordesillas)劃分粗略的疆域;此時的西班牙已試著在紙上談兵的地圖式統治外,將邊區(森林、潟湖、港口)的統治力道轉換為更具體的實踐,也試著改革當地財政。

一六八○年代的宗教、殖民、貿易,都在地方社會引發了各種層面的影響。第四章為北海道大學、地域社會研究專家三木聰教授的〈中國福建省的社會空間〉,該文將焦點移回東亞,聚焦於福建山區的汀州府。當新大陸煙草被引入福建、取代糧食成為主要作物後,福建糧食欠缺問題愈趨嚴重;同時,汀州與臨近的江西、廣東間建立起了米、鹽、菸草的商品流通網。在此種商品交換過程中,產生了一群壟斷米糧、將之視為投機商品的奸商,使產米的福建山區缺米、福州卻堆積大量米穀。因此,從一六四○年代到一六八○年代,因米穀在中間商、地主、佃農間競爭所產生的新社會結構,最終朝向福州匯集,構成當地社會與政治的新空間。

如前所述,全球史的研究方法除了前述貿易、遊歷的「連結」外,還有個典型的方法是「比較」,第五章由京都府立大學西洋經濟史學者川分圭子教授所寫的〈近世西歐各國美洲殖民地體制的法律與經濟〉就是一例。過往環大西洋史(trans-Atlantic history)中,就有諸如約翰.艾略特(J. H. Elliott)經典的作品,比較不列顛和西班牙帝國在新大陸殖民策略的差異來自原鄉統治經驗的不同。重商主義一直是學者們關心歐洲發展的關鍵,此章聚焦於英國殖民地,進行比較研究。一六五一、一六六○、一六六三、一六七三、一六九六年英格蘭陸續公布執行的《航海法》逐步壟斷英屬美洲殖民地貨物運回英國的規範,產生了以英格蘭為樞紐、在殖民地和母國之間領土內部貿易的結構。相較於此,西班牙和法國的殖民體制與英格蘭不同,七年戰爭後自由港的出現逐步改變了過往貿易體制。待美國獨立後,美洲自由貿易體制趨於完善,加之法國大革命摧毀了西班牙殖民體制,促使了一八二○年代自由貿易主義的興起,也宣告近世殖民貿易體制的終結。


在此,容筆者提供關於本書的幾點個人淺見。其一,各章節大多以社會的角度來分析,實際上這也是全球史發展軌跡中強調透過庶民歷史,藉以重探歷史的方法。若以帝國的觀點來看,也可發現一六八○年代各政權將原先未受控制的邊區納入帝國疆界(潟湖的兼併),又或者是通過改革將帝國與帝國間生存的政體納入帝國控制範疇(例如伊察族和鄭氏政權)。這樣的論述正如李伯曼在兩巨冊的《奇特的平行:全球脈絡下的東南亞》(Strange Parallels: Volume 1, 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 Strange Parallels: Volume 2, Mainland Mirrors: Europe, Japan, China, South Asia, and the Island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800-1830),透過東南亞的政體、文化、經濟整合,觀察歐亞大陸政體變化時各區域遭遇內亞勢力侵擾,分為「保護區(protected zone)」和「曝露區(exposed zone)」。該著作認為一六八○年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上述整合在一八三○年代完成,形構出目前的世界基本樣貌。若需要把臺灣放在一個宏觀的視野來觀察,本書毋寧給予了一個極為龐大的歷史框架。臺灣如何從原先日本商人貿易據點、中國海盜暫居所,轉變為荷蘭東印度公司亞洲內部貿易結構,最後變成內亞滿洲帝國的海疆延伸,在經濟、文化、政治上被整併入一個帝國框架。本書或能給予讀者不少啟發和認識。

其二,這幾年在暢銷書全球史學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的兩本大作中,將軍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之概念介紹予臺灣讀者。本書關於要塞化加勒比海港口的部分亦屬此範疇。實際上,軍事研究本就是全球史的核心議題之一,除了前述李伯曼「保護區」和「曝露區」之概念,在肯尼斯.查斯(Kenneth Chase)關於火器的全球史研究中,則援引古希臘世界區分農業民族和游牧民族區域之「人居世界」(the Oikoumene)來描述;他認為人居世界是軍事革命發展起點,也是游牧和農業民族軍事勢力最終分界的關鍵。實際上,在一六八○年代,火砲或是步兵化、築城防衛的現象都出現在內亞游牧地區,進一步引發後續的政治和財政變革。本書雖探討英格蘭對殖民體制的變革,但未提及的是自一六八○年代開始,不列顛逐步成為陸上與海上的軍事強權和戰爭機器,建立了龐大常備軍,形成了在政治、稅收、公民行政等各層面都相對完善的「財務戰爭國家(the fiscal-military state)」。此外,本書討論涵蓋各區,但對於內亞並未進一步討論。事實上,已逝的著名學者衛思韓(John E. Wills)在其擁有宏大史觀的《一六八八:從康熙皇帝到希臘浪人,那年的全世界》(1688: A Global History)就曾拿俄國的彼得大帝與康熙皇帝相比較,兩位重要的皇帝不僅同屬一六八○年代這一轉折點,二大帝國也曾在交界處相互競爭、合作。一六八二年,年僅十歲的彼得大帝及伊凡五世在索菲亞攝政下建立了共同沙皇臨時體制,並於一六八八年支持噶爾丹進軍蒙古地區,直到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條約簽訂,俄國放棄對噶爾丹的支持,才讓清帝國於烏蘭布通戰役上擊潰噶爾丹,進而開啟清帝國對準噶爾的長期征服──此舉動也可放入李伯曼的整併框架。同時自一六八○年代起,俄國推行國家化的米糧供給改革並完成「軍事革命」,得以發動從克里米亞到東北亞的戰爭。這些巨大且重要的變動都發生於一六八○年代,並在各方面影響、型塑、推進整個世界,朝向下一個階段前進。

最後,筆者特別想從海洋史的角度來思考本書。海洋史已漸漸被全球史的大旗所壟罩,然而海洋史不僅是一種探討「過鹹水」的交流史,如何正視海洋做為一個歷史分析單位,或給予海洋主體性,甚至最終將之「歷史化(historization)」,或許仍是我輩學者需要努力的空間。海洋史的核心是一種跨領域的方法,透過海洋史觀而非陸地史觀,來認識人與海洋的交流對社會文化產生的影響。本書觸及了許多與海洋史有關的議題,無論是加勒比海海盜摧毀港口、到海岸邊砍伐樹林供給歐美殖民者貿易;又或者是阿瑜陀耶王國和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和東南亞建立起來的多民族商人貿易網;甚至是改宗者在地中海、印度洋世界間的移動,都可以加深我們認識一六八○年代世界人群和海洋關係對社會產生的影響。以臺灣史而言,自曹永和「臺灣島史」概念的揭示、周婉窈「山、海、平原史觀」的討論,海洋史和臺灣史的連結愈來愈深,卻也揭露了一個「邊界在何處」的疑問。筆者的想法是建構一個雙向的海洋史觀,去除陸地上的邊界和稜線,以更開放頻繁交流的互動方式思考,除了從臺灣島向海外進行理解外,也需要從海上認識臺灣島。近年來學界已逐漸脫離一種偏見,也就是臺灣鄭氏以後到清領開港之間,海洋史似乎在這段時間無用武之地;一六八三年後航行在臺灣海峽的船隻仍舊存在,臺灣的海上活動(如漁業、走私、偷渡等)並未因此停歇。即便並非過往關心的「跨國貿易」,但無論是哪種海上活動型態,即便是如海盜轉變為伐木工這樣的例子,這種人與海的互動也可視為是海洋史的一環。關於海洋史的課題還有許多如本書一樣精彩的故事,期待讀者亦能從中發掘到屏除陸地史觀與思維,從海洋認識歷史。


簡言之,一六八三年是個劇烈變動的年分,社會結構充斥著對立和宗教改變,讓曾經的奢侈品變得稀鬆平常,旅遊四方也變得愈來愈可能。此外,各國開始進行各種程度的變革,帝國開始兼併曾經不在統治下的邊區,各人群不斷被龐大的吸力攝入帝國疆界,文化、政治、商業都在整合當中;non-state的人群無法避免,居間的國家亦無法迴避。若粗略地從不同史學面向進行理解,本書五個章節分別是海洋史、宗教史、環境史、社會史、制度史。當然,這樣機械式的分類並不是唯一認識各章節的方法,卻能提供讀者抱持著某一想法進入各章節。過去的歷史認識中,提到一六八三年,對歐洲史較為熟悉的讀者會聯想到關鍵的維也納圍城戰(亦是軍事革命影響下的產物);對臺灣史熟稔者,自然會聯想到的就是鄭克塽投降這個對臺灣命運至關重要的事件,或許乍看此書標題還會以為澎湖海戰是本書關鍵之一,實際上此事件僅被匆匆帶過。對於逐漸重視國際觀的臺灣而言,歐洲、東亞以外區域的認識亦值得我們多加關注。

書寫這篇導讀時,世界發生了一件可能影響世界秩序的巨大事件,俄羅斯在二月二十四日這天入侵烏克蘭。某位學者曾經說過,全球史即帝國史;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促使了一股「帝國轉向」的研究熱潮,二○○一年的九一一事件也讓「比較帝國史」形成重要領域。所謂的帝國,不僅是軍事、行政上直接控制其他領土的「正式帝國(formal empire)」;通過經濟、政治手段的「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同樣重要。近年來中國、美國、俄國在各方的角力,無不被視為「帝國」的競爭,即便沒有任何國家願意使用「帝國」似乎蘊含負面涵義的詞彙,但從帝國的角度來觀察世界,似乎是避無可避的方式。而近世,同樣也是一種帝國建構出來的歷史。這本書讓我們知曉,在帝國之間流動的人群如何居間生活,進而體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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