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冊《一六八三年．近世世界的變貌》的總論中提到「漫長的十八世紀」，在該時段內誕生了對於當代歷史思維具根源性意義的變化。這樣的變化對本書編寫群來說可能已是老生常談，沒有特別交代的必要，但對一般讀者而言似仍須稍加提醒。以下就從這冊的歷史轉換期出發，來談談十八世紀中期啟蒙運動的開展對歷史書寫的重要性。
鑽研啟蒙運動的歷史學者揆多．阿巴蒂斯塔（Guido Abbattista）指出，十八世紀推動法國啟蒙運動的學者發明了兩個概念，對於日後歐洲的歷史書寫產生深遠的影響。此即，意欲將書寫者個人視為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階段中的一分子；再者，則是將個別「文明」做為歷史書寫的新準則。因此，他們反對過去從君王、主教出發的傳統歷史書寫方式，認為應體察人類世界當中的各種社會模式，盡力以合乎條理的方式書寫歷史。此一概念從而延伸，引發了諸如對史料來源、歷史研究目的之批判性思考。[1]
為何啟蒙文人會群起認同這樣一種前所未有的「近／現代」概念？這也跟本冊所探討的時期，亦即十七世紀晚期歐洲人「時間」經驗的變化有關。學界一般認同，歐洲人在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廣泛接觸異文化，也在天文、數學等領域發展了科學革命，使得一種不同於中世紀修道院所習慣的時間觀逐漸浮現。此種（共時性）時間觀「用一種絕對的時間觀，來衡量一個單一世界裡獨立發生事態的變化。」[2]結果，這一整個世紀歐洲思想運動的成果，實際上成為當代歷史書寫方式的基礎。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各種歷史書寫的樣式與爭論，大體上仍不脫上述「文明進步」及「共時性」的框架，而後隨著民族國家成為世界人群結合的普遍規格，又造成官方歷史幾乎等同於民族歷史的演變結果。一次大戰後，美國接納來自歐洲的移民潮，需要編寫將歧異人群納入共同規範的基礎教材，便開始在哥倫比亞學院（日後的哥倫比亞大學）組織「（西方）文明史」科目，後來獲得廣大的良好迴響，逐漸成為當時的主流書寫方式。二次大戰後直到一九七○年代，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的《西方的興起》一書仍是深具影響力的歷史讀物。[3]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界受美國學界影響，大體上遵循同樣的書寫路徑，並編有《世界文化史》課本供中學課堂教授。
但在臺灣之外的世界，一九七○年代是二戰後各地蜂起、殖民地獨立建國運動逐漸收尾的時期。除了新興國家各自努力編纂民族歷史之外，隨著民主國家內部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歐美學者也警覺到前述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書寫方式不足以闡釋世界現況；在共同思考人類的未來之餘，遂有了種種修正世界史、全球史的嘗試。到了二十一世紀的此時，正如同本書的三位監修者所說：「從全球視野來嘗試描繪世界史的樣貌，在今天已經不是什麼稀奇的事。」筆者在此想補充的是，前述阿巴蒂斯塔所點出啟蒙時代「共時性」歷史書寫發展的來龍去脈，在政治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有著完全一致的分析。[4]與麥克尼爾以降「西方文明史」的思路不同，安德森認為世界史上首波興起民族主義的地區乃是十八世紀晚期的南北美洲，其出現的契機正是本書第三章所探討的歷史變化，所謂「美洲的第二度征服」。[5]此外，美洲殖民者得以想像自身與歐洲母國人群生活具有「平行性」，這點也呼應了本書第五章關於美洲殖民地體制變貌的討論，可加以對照。[6]以上這些均有益於我們以全球眼光，思考臺灣當前所面對的民族主義問題。
本書所涵蓋的時段觸及了當代仍深具意義的時代脈動，亦符合編者島田龍登教授的立場，正如他所指出的：「……這樣的刺激［十六世紀的白銀大流通與國家整合］在不知不覺間滲透至世界各地的社會角落，在背後默默支撐百姓生活的各個微觀社會，也經歷了改變的過程。」本書第二章透過亞美尼亞商人的遭遇，講述在十七世紀全球流通網絡連通的衝擊後，伊朗薩法維帝國逐漸轉為保守，並要求亞美尼亞商人改宗伊斯蘭教，這個潮流對於微觀個人世界所產生的衝擊。此一歷史背景隱隱指向了宗派分裂保守化的伊斯蘭世界，以及隨後地方勢力並起的政治演變，更構成了日後歐洲勢力介入的前提。[7]第四章則表述了中國福建省山區偏僻地帶，在明清之際受外界嚴重干涉而破壞的農業經濟，如何在新政權成立後，透過閩江組織起來的社會空間再度重新復甦，使生產關係獲得延續。最後，第一章簡述十七世紀亞洲廣域貿易的興衰與日本和華人海上貿易的關連、十八世紀後歐亞貿易的崛起等等。本章從亞洲的觀點出發，鋪陳全球白銀流通網絡內舉足輕重的日本經濟動力所造成的衝擊，與相關區域內的種種反應。在這當中，十七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東南亞農業的開發，以及臺灣移民社會的發展，皆處於同一時代脈絡之下，值得臺灣讀者注意。
總而言之，無論是讀者還是本書作者群，在對於「歷史」的認知上，均源自自本冊所述的十七世紀末世界史轉換期。但時至今日，臺灣人若欲在多中心化的全球史書寫中取得定位，找尋未來路向，仍應多多觀摩、賞析亞洲學者們不可多得的研究成果，以擴展自身眼界、培養對切身相關歷史脈絡的感知力。
[1] José Rabasa, Masayuki Sato, Edoardo Tortarolo, and Daniel Woolf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III: 1400-18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5.⤴
[2] Michael Bentley, Modern Historiograph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2.⤴
[3] Ross E. Dunn, The New World History: A Teacher's Companion (Boston and New York, 2000), pp.1-2.⤴
[4]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臺北：時報，2017），頁61。116-118。⤴
[5] 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頁96。⤴
[6] 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頁259-260。⤴
[7] 對此有興趣的讀者，請參照：Christopher Alan Bayly, Imperial Meridia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World 1780-1830 (London: Longmen,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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