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潰亂

新冠疫情來襲之時，西方已經經歷了整整十年的潰亂。二○一九年末，北美和歐洲的民主普遍脆弱不堪。美國眾議院彈劾了唐納．川普，指控他向烏克蘭總統弗拉迪米爾．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施壓，協助他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抹黑對手喬．拜登。脫歐公投的結果是否應該執行，也讓英國政爭持續了三年半，直到保守黨在二○一九年大選獲得壓倒性勝利才告一段落。但到了隔年，鮑里斯．強森的新內閣卻又面臨蘇格蘭分離主義者的壓力，這些分離主義者的理由也極其單純，因為脫離歐盟並非蘇格蘭的主流民意。而在德國的圖林根自由邦，當地基督教民主聯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CUD）也曾聯合極右翼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AfD），推舉自由民主黨（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FDP）的代表成為新任邦總理，引得聯邦總理梅克爾怒斥這是「不可原諒」的選擇，也是「民主政治上糟糕的一天」。[1]

同時，地緣政治也顯得山雨欲來。二○二○年一月，美國和中國政府似乎正準備終結延續兩年的貿易戰。但香港爆發的大規模抗議和美國國會通過的相關法案，卻讓美中關係更形緊張。與此同時，中東局勢也不平靜，從北方的敘利亞到南方的葉門都烽火不斷。部分衝突甚至暴露出北約內部長期存在的嫌隙。二○一九年秋天，川普總統第二度試圖從敘利亞撤軍，允許土耳其士兵挺進該國北部。土耳其的行動和川普的支持惹惱了法國總統馬克宏，他表示「我們正在見證北約腦死」。[2]但沒過多久，梅克爾就跟他撇清關係，堅稱：「從德國的角度來看……北約是我們的安全盟友。」[3]二○二○年一月三日，川普獨斷地下令刺殺伊朗對外軍事行動首腦卡西姆．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以報復伊朗支持伊拉克民兵攻擊巴格達的美國大使館的行為。見狀，強森、馬克宏和梅克爾暫時拋下英國脫歐的爭議，發表了一篇聯合聲明，主張「需要立刻緩和局勢」。[4]媒體和政治評論家也像發了瘋一樣，質問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即將爆發。

在二○一九年的冬季，幾乎每個地方的經濟前景都是一片愁雲慘霧。經過三年的跌跌撞撞，聯準會──也就是美國央行──終於放棄讓貨幣恢復正常。二○一九年九月，銀行之間互相借貸的隔夜貨幣市場凍結，重現了二○○七年八月金融海嘯爆發時的情境。雖然聯準會沒有正面承認政策走向，但確實又回到了創造貨幣購買資產的做法，也就是所謂的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兩個月後，歐洲中央銀行也恢復了量化寬鬆政策，但仍在等待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定這樣做在德國是否合法。就連這十年來對世界經濟卓有貢獻的中國，成長速度也明顯放緩了。

能源方面則似乎走到了轉捩點。二○○九年以來，全球年度石油產量首度下滑。消耗量與生產量之間的差距，達到了二○○七年以來的最高峰──當年的油價最高曾一度飆升到每桶一百五十美金。金融海嘯之後寬鬆的信貸環境，使得大量資本湧入美國的頁岩油產業。但如今，由於氣候變遷的壓力越來越大，投資人紛紛拋棄了美國和歐洲的石油公司。如果這發生在十年前，人們可能會認為石油產業將會衰落好一陣子，但如今的人卻從中看到希望的曙光，認為世界將會在三、四十年內拋棄化石燃料，轉而使用綠色能源。

Covid-19正是在這一片混亂之中從天而降。疫情的影響不可忽視，卻也讓我們有機會理清這潰亂的十年。許多曾對二○一○年代造成產生重大影響的分歧，在二○二○年又再次復甦。

我們無法用幾個簡單的理由來解釋過去十年的潰亂。儘管如此，很多原因跟影響都彼此相關。拿英國脫歐來說，這件事跟英國國內政治、英國沒有加入歐元區，以及歐盟僵硬的憲政秩序都脫不了關係。但還有一些表面上看起來無關，實際上卻牽涉更廣的改變在推動英國人的決定。二○一一年油價飆漲時，美國聯準會和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並未做出回應。但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卻把利率提升了兩倍。而當英國經濟開始復甦，歐元區卻面臨嚴重衰退。之後的幾年裡，英國都在無奈地充當南歐國家的救命稻草，眾多南歐人民湧入英國找工作，而歐洲央行則在在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的領導下，試圖尋找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可以容忍的方法，以實施資產購債計畫（asset-purchase programme）買下成員國的債務。等到德拉吉終於說服梅克爾考慮他的想法時，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已經差不多決定要同意脫歐公投的訴求了。不過，正當卡麥隆準備舉辦公投時，德國在敘利亞難民危機中對歐盟展現出不成比例的影響力，也讓他很難說服選民繼續留在歐盟。

與脫歐一樣，川普會在二○一六年大選中獲勝也有一段特殊的背景，那就是在美國長期以來的分裂。但除此之外，地緣政治的因素也不可忽略，除了美國當時正重新崛起，成為世界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以外，中國在二○一五年後的工業戰略以及俄羅斯重返中東，都對川普上台影響甚鉅。某種程度上，川普能夠勝選，是因為他讓美國選民相信，美國沒有在其長處發揮強大的力量，又在弱勢領域遭人制肘。也就是說，二○一六年總統大選其實是個地緣政治的抉擇，這背後的結構性邏輯是，中國正和俄羅斯走得越來越近，而把中國當作敵人的川普，擊敗了把俄羅斯當作敵人的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贏得這場選舉。

川普擔任總統這段時間，也破壞了原本的穩定局勢。他先是公開將北京視為戰略競爭對手，讓美中經濟關係升級成直接的地緣政治競爭，並對歐洲和北約造成產生了明顯的衝擊。不過，川普政府雖然將中國在科技領域的威脅，看得比俄羅斯在中東局勢的軍事威脅更嚴重，卻也同時對俄羅斯擺出比前任政府更強硬的姿態，利用美國頁岩油產業的榮景，抗衡俄國對歐洲的天然氣出口。面對美國力量全面的重新定位，歐洲國家不僅和華府爭吵不休，內部也陷入一片混亂，梅克爾在北約問題上對馬克宏的指責便是一例。

儘管川普是靠著地緣政治動蕩而上台的，但從他上任開始，這些問題就開始衝擊美國的民主政治。從上任第一天，他的正當性就飽受質疑，一些反對者堅稱他是因為地緣政治才會崛起。希拉蕊甚至提出缺乏證據的指控，聲稱他是普丁的「傀儡」，而這個指控也讓後來的特別檢察官勞勃．穆勒（Robert Mueller）出手調查俄國對二○一六年大選的干預。[5]

川普擔任總統的正當性爭議，遠遠不只是擔憂俄羅斯將手重新伸入白宮，或是反對川普像個老粗一樣蔑視美國總統的實質和象徵性分量。這反映的是有相當多美國人不願意接受這名由二○一六年大選決定的總統。同樣的問題在二○二○年大選變得更戲劇化也更危險，最終導致川普要求副總統否決國會對選舉人團投票的認證，並在二○二一年一月六日煽動暴徒攻入美國國會。民主制度的運作必須讓敗選者心服口服，但目前美國選舉顯然無法辦到。

關於過去十年的危機，市面上已經有了很多文章，也有很多討論。這些評論通常圍繞著民粹式的民族主義、二○○七到二○○八年的金融海嘯，以及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崩潰。[6]但這些說法並沒有解釋到很多系統性的問題，更幾乎沒有指出能源問題是地緣政治問題和經濟斷層的一大肇因。

然而把發生在疫情前的十年危機視為民粹主義反抗以及民族主義回歸的前奏，其實非常誤導人。因為從歷史來看，民族主義向來和民主政治形影不離。如果把「國民生活在同一個政治權威下並有某種民族共同感」視為民粹主義對民主制度的外來干預，那我們終究無法理解代議民主為什麼總會面臨困境。早在二十世紀初，一些敏銳的觀察家就發現，普選民主的普及跟民族主義的興起，有著同樣的政治背景。[7]從這個歷史分析看來，美國民主之所以無法取得敗選者服氣，是因為美國的民族意識就算沒有完全消失也已經減弱許多，但卻沒有適當的政治環境，打造出另一種更具包容的美國民族意識。

有些人哀嘆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潰敗，但這其實彰顯了他們忽略歷史的態度。跟能源和金融有關的結構性變化，總是會造成地緣政治動盪。一九四四年，各國在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建立了戰後以美元為基礎的新貨幣制度，主導的美國官員更將之設計成美國國威的源泉。再加上美國不僅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生產國，還可以嚴格限制西歐國家如何處理對中東石油的依賴。不過，隨著美國經濟越來越依賴從外國進口石油，理查．尼克森又在大衛營渡假時單方面撕毀了整個布列敦森林匯率制度，情況早已今非昔比。我們現在所面對的地緣政治，便是由二○○○年代下半葉的新貨幣與能源轉型所造成的，其影響力在十年後的今天依舊沒有消褪，而綠色能源革命又正要開始。

為了替過去十年的潰亂找出更全面的解釋，我認為有必要參照數段不同的歷史，並相信要將這些歷史交錯對照，才能找出背後的因果關係。當然，這場潰亂對各個民主國家，特別是對美國造成的衝擊，都有一些具體的原因。但同時，這場潰亂也可以看成是一系列結構性衝擊的結果，影響逐步蔓延各地，並遍及地緣政治、經濟和國內政治等領域。

從這十年來的多場大規模變遷，都可以看出其中的因果作用。比如世界經濟和政治地理都在洗牌重整。在一九八○年代，東亞的工業化和電腦技術進步，讓北美、西歐和亞洲比較繁榮的地區連結成一整個經濟圈。但就在這時，中國卻開始向歐亞內陸拓殖基礎建設，並與美國競爭科技領域的支配地位，跨洋經濟圈就此風流雲散。歐亞內陸的經濟開始擺離帝國遺緒，任何一個地方的發展都足以牽動整片大陸。大西洋－太平洋地區的經濟疲弱，也衝擊了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在這段時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但將中東這塊能源寶地納入勢力範圍的行動卻徹底告吹。美國的能源成長和經濟衰落瓦解了中東和土耳其的穩定，也讓歐洲政局更容易受到東南方鄰居的動盪影響。

地緣政治一發生巨變，就會打破國內政治勢力的平衡，嚴重衝擊內部政局。這些變動在歐洲造成的後果尤其劇烈，光是該從什麼角度看待和應對巨變，就引起了激烈的政治爭辯。歐盟是一個由民主國家組成、形似國家的聯盟，依賴北約等外部強權來保障安全，而它的正當性有部分來自「民族國家已經過時」的觀念。對外依賴加上內部變數眾多，使得歐盟本身和其成員國都極易受到地緣政治變動影響。

另外，在二○○八年過後，貨幣環境的經濟緩衝機制（shock absorber）減弱，使各國面臨經濟衝擊時，很容易引發連鎖效應。此時，全球債務水準來到和平時期的歷史新高，利率水準也降到史上罕有的低點。這種情況在歐元區引起的動盪格外劇烈，因為歐元區建立的時代背景和現在完全不同，它的結構非常僵固，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適應。更別提在這段期間，歐元區又將自身的結構性問題輸出到更多歐盟國家。

地緣政治和貨幣環境的交互作用，加劇了各自的影響力。最直接的影響，是美國的頁岩油靠著舉債蓬勃發展，挑戰了沙烏地阿拉伯和俄羅斯的能源地位，中東和歐洲也隨之陷入不安。同時，各國央行的債務融資穩定了金融市場，讓脫歐之類危及地緣政治的變化，能夠不受到市場恐慌的制約。當前的貨幣環境增強了美國的金融實力，也讓美國的貨幣政策變得比以往更有地緣政治的色彩。聯準會能夠決定哪些國家可以在危機時期獲得美元信貸，而他們對利率和量化寬鬆的決策，也會限制其他的經濟體。這個變化的威力之大，抵銷了大西洋－太平洋經濟圈即將瓦解的壓力。因此，即便中國的勢力在其他領域有所成長，貨幣依然是中國的罩門，影響甚至能波及歐洲。

本書的第一部，會是以能源為中心展開的地緣政治史。[8]這段歷史的起點，是美國憑著豐富的石油和資本，崛起成為地緣政治大國，因為那時候石油正逐漸取代煤炭，成為軍事力量的能源基礎。這場變化導致歐洲列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控制日薄西山的鄂圖曼帝國而展開激烈競爭，但英國和法國都已經欠了美國大筆債務。歐洲國家想要確保石油供給卻不想要受到美國金融實力控制，這樣的矛盾也是戰間期歐洲危機的根本原因；但最後決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的，仍然是美國的石油和財力。戰後，西歐各國便高度依賴美國在北約架構下提供的軍事保障，以及從中東進口的石油。不過從這時候開始，中東和土耳其就是北約的一大困擾，因此即便大英帝國正日漸式微，西歐還是必須依賴英國在波斯灣地區殘存的影響力。到了一九七○年代，英國開始從中東撤軍，歐洲依賴能源進口的問題，便成了美國的問題。各種難處累積起來，使得北約各國在蘇聯、土耳其和中東問題上選擇了南轅北轍的道路。

漫長的冷戰也留下了龐大的遺產。儘管中國的所作所為影響更鉅，美蘇競爭的遺緒依舊隨處可見。就石油和天然氣而言，美國已經達成了一九六○年代以來前所未有的能源自主，和其極端的金融槓桿相輔相成。但這分重新崛起的力量，不但造成了中東的地緣政治浩劫，也使得中國憑借對外國原油的依賴，在石油市場上舉足輕重。除此之外，美國更加入了歐洲的天然氣市場，和俄羅斯一爭高下。美俄之間的競爭，又對冷戰在烏克蘭和土耳其周圍留下的地緣斷層造成了龐大的壓力。中國雖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國，但卻坐擁再生能源和相關的金屬原料的龐大優勢，使得如今綠色能源已經成為和化石燃料一樣，成為地緣政治最大的波動原因。

本書的第二段歷史則是從經濟著眼。這段歷史從一九七○年初期開始，關鍵是貨幣和金融，並延續了上一段的能源巨變。當時布列敦森林體系在歐洲美元匯兌市場的壓力下崩潰，西方國家又在中東原油出口價格暴漲下遭受重創。[9]後續一連串的危機也促成了歐元的誕生。到了一九九○年代末，貨幣、石油和金融環境趨於溫和，中國也逐漸融入全球經濟活動。就在這時，石油供應再次出現問題，國際美元匯兌的風險加劇，引發了一系列新的衝擊。為了應對這些新問題，西方各國的央行官員又引發了一連串事件，最後在二○○七、二○○八年引發一波又一波的金融海嘯。

美國、歐盟和中國的應對政策又一次重塑了世界經濟。世界各地高築的債台，都讓人確信一切再也無法回到過去。聯準會創造了成本極低的信貸環境，並且充當其他國家大型銀行的最後貸款者；歐債危機破壞了歐盟與歐元區之間的關係，英國也開始醞釀脫離歐盟；歐洲央行最後雖然成功轉型，但也讓歐元區陷入政治困境；而在過去十年的發展下，中國對全球經濟，特別是對歐洲經濟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但美國聯準會新策略的箝制，以及習近平帶領中國轉形成高科技製造大國的野心，也深刻制約了世界經濟的走向。在各種壓力交相競爭之下，全球經濟已成為地緣政治衝突越演越烈的戰場。

本書的最後一段歷史則是關於民主。歐洲和北美各國向來認為要調合眾人的政治生活，代議民主是最穩定、優秀的治理架構。然而代議制民主就跟每一種政府體制一樣，隨著時間過去，體制建立時的地緣政治和經濟條件也隨之變化，讓原本的設計失衡。另外，歷史上的民主制度向來都很依賴某種民族的觀念，這種觀念雖然有必要，卻也可能會破壞穩定。

早在代議制民主初露頭角之時，這些缺陷就已經存在了，對美國來說更是熟悉。每當經濟危機跟債務扯上關係，這種缺陷就會冒出來。在一九三○年代的大蕭條期間，歐洲就有一些民主政權垮台；而在美國，富蘭克林．羅斯福（小羅斯福）則推出新政，將美國人塑造成經濟共同體，重建美國人對民主的情感。儘管有對美國的種族政治妥協，但它仍是以改革拯救民主的典範。二戰過後，西歐各國的政府也接受了民主國家應該對國內經濟負責的觀念，使各國選擇以稅收，而非國際借貸來籌措國家支出的資金。

但一九七○年代的地緣政治和經濟變遷，卻逐漸瓦解了這種民主政治。在財政上，政府越來越依賴國際資本市場，對公民稅收的依賴逐漸降低。開放的國際資本流動，加上嶄新的貿易協定，讓北美和歐洲的製造業更容易將工作機會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越來越多財富集中在高度國際化的金融部門。到了一九九○年代以後，世界各地的民主國家都對提高勞動條件等經濟改革訴求越來越沒有反應。

在這種情況下，民主國家就變得非常容易受到財閥的意向左右，也更難以改革。以美國來說，這種變化就引發了各種和公民權有關的衝突。而在歐洲，貨幣聯盟和大量制訂的貿易協議削弱了民主選舉的影響力，侵蝕了歐盟民主的正當性。歐洲民主國家和美國之間出現了嚴重的分歧，並在過去十年間於大西洋兩側引發了各式各樣的潰亂。比方美國的選舉無法取得敗選者服氣的情況顯而易見地引發了混亂；而法國的老牌政黨則是軟弱無能，在選舉中絲毫沒有競爭力，使得法國的黃背心運動（Gilets Jaunes）比任何國家的街頭抗議都來得漫長。

無論是事件的細節，還是對當今政治動盪的解釋，本書對這三段歷史的書寫都稱不上詳盡無遺。[10]但我分析這些歷史是為了尋找綜觀的解釋，是為了勾勒藍圖，而不是要準備開庭用的證據。在談到民主時，本書的重點是美國、英國和歐盟的元老國。雖然我偏重討論經濟衝突和地緣政治的力量，而非文化和宗教，但我並非暗示政治可以簡化成這些物質因素。真要說的話，我會強調時間之所以是民主國家不穩定的根源，正是因為單從物質條件來解釋還不夠。自由主義相信歷史會逐漸遠離宗教、走向繁榮和民主，但這顯然是錯的，因此本書其實還需要補充一段歷史，才能說明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初的宗教和文化歷程，對歐洲和北美的政治造成了什麼影響。[11]

如今氣候變遷已經成為火燒眉毛的問題，所以看到本書還把化石燃料當成前兩部的重心，甚至到了第三部仍繼續提及它們，或許會讓人覺得不太對勁。但就像物理學家傑弗里．魏斯特（Geoffrey West）在暢銷科普書《規模》（Scale）中嘴砲過的一樣：「笨蛋，重點永遠是能源。」這話說得一點也不錯，不先了解石油和天然氣的生產、輸送和消費，就無法了解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初的經濟與政治史。[12]

要理解世界如何從過去發展到今天的樣貌，絕對沒有任何東西能比石油重要。它能推動船舶和飛機，所以擁有石油就是擁有軍事實力。此外我們也很清楚，石油是當今日常生活的基礎。從商業化農業必須的化肥和殺蟲劑，到陸地與海上物流的所需的卡車和船隻，食物生產的每一個環節都仰賴石油。從石油提煉的石化產品也是塑膠和醫療設備不可或缺的材料。對綠色能源的宏願來說，這也帶來一個問題，就是製造太陽能板、電池和電動車都需要石油。

儘管我們對新能源的未來懷抱希望，但石油和天然氣的重要性在短期內並不會因此下降。石油和天然氣很明顯是造成十年潰亂的一大因素。但同樣地，如果忽略了綠色能源，也很難理解這十年的政治。當能源成為所有文明的物質基礎，能源變化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13]人類歷史發展至今，所謂經濟發展就一直意味著消耗更多的能源。[14]而現在綠色能源的爭奪，其實就是人們希望能透過新的科技，改變兩者長久以來的關係。[15]

不過把能源和政治結合起來分析，往往都會發現兩者交互影響的時間並不連貫。工業革命讓人類學會使用古代儲存的陽光（化石燃料）當作能源，徹底顛覆了經濟模式和生態時間，也破壞了人類與生物圈的關係，使得經濟活動隨著資源枯竭而越來越依賴技術創新。[16]但這種改變也讓政治充滿了集體的物質和文化衝突。如果光談能源就可以充分解釋過去十年的政治潰亂，那麼本書第二部就可以拿掉很多章節，第三部也幾乎不用寫了。但當前政治的問題，也有不少是政治本身所造成的。就像我們每次使用能源都會產生熵，也就是額外逸失的能量；嘗試建立和維持政治秩序，也必然會埋下讓未來失去秩序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