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版序這個世代地緣政治的樞紐──臺灣

《能源賽局》於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首次以英文出版，當天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普丁為了顛覆基輔政府，並奪取烏克蘭南部和東部資源豐富的土地，而以俄羅斯領土修正主義（territorial revisionism）去謀取一九九一年後以民族國家身分獨立的烏克蘭。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軍事支援烏克蘭，並對俄羅斯實施一系列經濟制裁之後，許多尖銳的地緣政治與經濟問題都因此浮出水面，其中大半都跟石油有關。例如OPEC＋（以石油輸出國組織與俄羅斯為首的產油國陣營所共同組成的集團）在美國頁岩油成長放緩之後影響力增強；以及美俄兩國競爭歐洲天然氣市場以及對黑海的控制，因為黑海所在的貿易路線連接了全球最肥沃的農地，而俄羅斯最重要的海軍基地也位於黑海。

不久之後，烏俄戰爭也推升了臺海局勢。當然，這兩個地緣政治張力既不能直接類比，也不能直接推論。也許有些人希望俄羅斯最初戰爭目標的落空，能遏止中國不要輕易武力統一臺灣；但也有些人擔心，美國支援烏克蘭的方式顯示，只要美國沒有與盟國簽訂正式安全條約，美國出兵的意願就大幅受限，而且威懾也沒有作用。

但無論烏俄戰爭實際上如何影響北京、華盛頓、臺北的規畫，在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烏克蘭被入侵之後，臺灣在地緣政治上都變得更為重要。烏克蘭與臺灣的政治自決主張，都會受到軍事大國的挑戰，而這些前來挑戰的軍事大國，就勢必會與美國競爭地緣政治優勢。單就水域而言，臺灣這個島嶼對全球許多關鍵水域的影響力比烏克蘭還大。世界大約有三分之一的貿易經過南海。二○二二年，全球噸數最大的貨輪近九成必須經過臺灣海峽。如果美國海軍無法進入這條水道，華府勢必很難繼續主導太平洋。

但身處水域要衝，只是臺灣地緣政治價值的其中之一。克里米亞黑海沿岸的烏俄戰爭，在二○二二年最黑暗的日子裡喚醒了核戰的陰影。而臺灣的未來則讓人開始擔心另一種戰爭：爭奪先進半導體產業的經濟戰。世界經濟與美國隊都仰賴晶片，而絕大多數晶片都來自台積電，主要產能位於臺灣西岸。

雖然本書是在烏俄戰爭開始時出版的，但我的書寫卻是為了解釋二○一○年代那些和平許多的變遷，尤其是二○一六年的重大政治事件，包括英國脫歐公投、美國川普當選以及該年七月土耳其政變失敗。本書試圖解釋為什麼只要了解整體的地緣政治、經濟、民主歷史，就可以大抵預見二○一○年代的這一連串動盪事件。此外我也想跳脫西方國家在二○一六年前後的主流政治分析，那些非唯物主義的分析方式，往往將理所當然的發展，說得相當不可思議。

本書描寫的重點，幾乎都是歐洲和美國的民主國家。但一本以能源為主題的書，必然會涉及亞洲重返地緣政治中心以及經濟中心的故事。過去五十年，尤其是過去二十年，亞洲能源需求的巨大成長帶來了許多改變。一九七○年，亞太地區煤炭、石油、天然氣、核能和現代再生能源的初級能源消費量（primary energy consumption）不到全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但二○二二年已經接近五成。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地緣政治，大都以歐洲國家與石油有關，但二十一世紀地緣政治的重點已經轉向亞洲，尤其是中國，能源的類型也從石油擴張到所有種類。

臺灣在這場變局中的位置就是很好的例子。二○一六年蔡英文在總統選舉中獲勝，民進黨也首次拿下立法院，使臺灣進入民主新時代。臺灣的歷史充分顯示，經濟和地緣政治如何彼此交叉推動變革，這些變革又如何引發之後的動盪。人們直覺上可能很難想像，臺灣為何會成為全球兩大經濟強權地緣政治競逐的焦點，為何會成為全球經濟的關鍵。但台積電能有如今的地位，並非千年一遇的偶然。該公司之所以能成為先進半導體的主要供應商，源自冷戰在亞洲的影響，以及美國製造業的外包需求。一九四○至一九七○年代，亞洲的經濟發展程度相當低，這不僅使東亞成為一九四九年以來美蘇衝突的中心，也為美國企業找到了一塊充滿廉價勞動力，環保標準較為寬鬆的外包沃土。但當美國不再負責保障這些地區的安全，這些經濟依存關係就像幾乎所有的這類關係一樣，必須回頭面對背後的地緣政治風險。

臺灣這五十年來的發展，與本書討論的世界趨勢流變環環相扣。關鍵的改變始於一九七○年代，美國在一九七九年終止與臺灣之間的正式外交關係，同時終止保衛臺灣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對臺政策的巨大逆轉，始於尼克森總統一九七一年七月宣布隔年訪問北京，以及幾週之後決定美元與黃金脫鉤。如果讀者知道美國石油產量在一九七○年達到（頁岩油熱潮之前的）史上高峰，就會覺得這一連串的劇變並非巧合。尼克森與之後的總統，為了因應不斷變化的能源和貨幣環境，而改變了美國在東亞的力量布局。這種轉變為中國帶來了後毛澤東時代的戰略經濟機會，使鄧小平對西方國家提出一系列領土問題，以更堅決的態度主張中國的立場。

在那之後，臺灣成為西方那套「歷史終結論」難以處理的例外。歷史終結論認為政治制度的發展在一九八九年畫上終點，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與國際自由貿易體系取得了勝利，成為世界上唯一的制度。但這種論調很難解釋臺灣的國安困境。臺灣從一九八七年戒嚴結束、一九九六年第一次總統直選再到二○○○年的總統權力和平轉移，一連串民主化的過程，乍看之下都顯示代議制民主除了在發源地歐洲和北美以外，也能順利推行。但臺灣的地緣政治處境，卻讓西方國家的自由派，對民主轉型與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的實質效果，難以真正放心。早在柯林頓政府立法將美中貿易關係永久正常化之前，臺灣就已經陷入更嚴峻的現實。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以及柯林頓政府一年前發給臺灣總統康奈爾大學訪問簽證所引發的臺海危機，都顯露出華府在一九九○年代堅信的那套自由貿易與政治教條，在現實中侷限重重：中國在總統投票前九個月反覆在臺灣海峽試射飛彈，美國則將八二三砲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海軍力量送進了同一海域。當一觸即發的核戰陰影威脅臺灣總統選舉，沒有人會認真相信橫跨太平洋的即時生產國際供應鏈，能讓地緣政治退場或讓世界變得更安全。

到了二○一○年代，華府在日益緊張的中美關係中，更是直接將臺灣當成施力點。在習近平宣布「中國製造二○二五」七個月後，歐巴馬政府在二○一五年五月宣布推出新一波價值十八億美元的對臺軍事援助計畫。到了二○一八年一月，川普總統宣布對中國徵收關稅，開啟了美中貿易戰，美國國會在兩個月後一致通過《臺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允許美臺高層彼此進行外交訪問。此時的美國，除了兩大黨都不再強烈鼓勵與中國進行貿易投資以外，各黨政客討論臺海安全時使用的語言基調也明顯不同。

在這個整體局勢不斷重整的時代，中美兩國在臺灣問題上的任何立場變化，都會牽動中國長期以來的能源進口需求。至少從二○○○年代初以來，北京決策者就一直擔心美國海軍會在必要時刻封鎖馬六甲海峽，切斷來自中東和非洲的石油與液化天然氣供給線。但華府越是在政治言論上明確表示將以軍事協防臺灣，中國就越會因為擔心能源斷炊，而大規模擴張海軍。

美國在二○一九年的對中科技戰只會使臺灣承受更高壓力，而且風險可能迅速蔓延。至少目前為止，美國與中國都是臺灣最重要的出口市場，美中科技戰從一開始就會連累到臺灣的經濟。而且當拜登政府於二○二二年十月推出出口管制，禁止任何國內外公司向中國出售含有美國製造技術的先進半導體，同時要求美國公民與居民在參與中國製造前必須先提出申請之後，中國就會更想拿下臺灣，藉此確保科技優勢。然而，雖然華府拖慢中國自治晶片速度的各種行動，可能會使北京更急著改變臺灣現狀，但同時也可能讓美國不計一切代價阻止臺灣與中國統一。如果中國要打贏這場科技戰，未來很可能會在資源政策上採取民族主義。無論如何，美國目前的稀土都仰賴中國進口，北京只要祭出禁運，美國的減碳與電氣化大夢都可能付之一炬。當然，這種行為勢必只會使美國停止向中國出口液化天然氣。當代幾乎所有國際經濟交流，都離不開美中關係以及臺灣在其中的地位。地緣政治如今已是重中之重。

而且這些潛在的變局，不僅會從地緣政治競逐和經濟戰引發，也有可能會被各國國內政治引爆。拜登政府的半導體政策，把他的政治生命與臺灣綁在一起，試圖用美國的再工業化，來阻止白宮再次落入川普或川普式人物的手中。該政府在二○二二年七月通過《晶片與科學法案》（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試圖重新建立半導體的國內產能。但看看近年歷史發展，就知道高科技製造業供應鏈極為複雜，需要數十年才能重新建立，國產晶片幾乎不可能在中短期內實現。反而是製造業工作機會回流，在政治上可以吸到很多票，而且回流一旦成功，華府的長期對臺政策就有更多選擇。

臺灣身處晶片界龍頭所帶來的各種問題，顯示自二○○○年中葉以來，全球各國的地緣政治、經濟、國內政治局勢都已經系統性大幅改變。這些巨變的相互加成，只會日積月累放大壓力。迄今為止，核子大國都沒有直接彼此開戰，原因之一就是互相保證毀滅（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威懾力量非常有效。同理，美中兩國雖然都需要對方手裡掌握的資源，才能順利能源轉型，但兩國依然必須攜手處理全球暖化。這時候臺灣的未來，很可能最能揭示全球趨勢接下來如何發展。

二○二三年十月海倫．湯普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