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那時候肯定是十七歲左右，其實我不太確定。但是，我記得自己很沒安全感。當時，我母親把我拖去參加親戚的訂婚宴，根據伊斯蘭教的傳統，在這種宴會上男女必須隔離開來。在我的故鄉，也就是黎巴嫩（Lebanon）南部省的西頓，媽媽為了襯托她褐綠色的眼睛，在眼皮上畫上森林綠的眼線，內眼線則使用墨黑色的中東眼線。她只會在特殊場合這樣打扮，像是婚禮、朋友來家裡作客，或是我的追求者來家裡提親時（即使我不願跟這些追求者交流，但媽媽也還是支持我）。我常常看她化妝，她會非常謹慎、小心地做這件事，過程充滿儀式感，彷彿這不只是美容而已，也是超脫的時刻。她肩上扛著的重擔包括六個小孩、一份全職工作和全世界──由於這個國家總處於搖搖欲墜的狀態，她永遠都被混亂所圍繞。可是，她那隻畫眼線的手卻從不抖動，就好像世界暫停了，她會閉上一隻眼，穩穩地、精準地用中東眼線粉的刷具畫過內眼線，使上下兩條內眼線都沾上顏料。當她張開畫好的眼睛時，她的美總使我驚呼。

那晚的訂婚宴，她脫下花朵圖案的頭巾，用指尖把挑染的頭髮抓鬆，甩掉高跟鞋，然後跳了整晚的舞。她伸出修得漂亮的手，鼓勵我起身加入，但是我不太想要加入。所有的賓客都被她迷倒了，她似乎不經意搶了準新娘的風采。相較之下，我靜靜地坐在角落，除了眼線之外，臉上完全素顏，穿著也有些隨興。其他人跟我們打招呼時，會說我跟我的父親很像，意思是我遺傳了他黝黑且深邃的五官，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我的媽媽，更沒有她那極具感染力的活力，而我只能幻想，無法實現那樣的自信。

我們一家人原本住在英國（United Kingdom），因為黎巴嫩發生內戰時，我的爸媽為了尋求安全和穩定的生活而出走。因此，我是在一九八〇年代的英國誕生的，直到黎巴嫩結束十五年幾乎使整個國家滅亡的內戰後，我們才搬回黎巴嫩南部。小時候住在英國北部一座會讓人產生幽閉恐懼症的城市時，擁有黎凡特（Levant）和埃及（Egypt）血統的我便明白，為了「同化」或「融入」這個以白人為主的群體，我必須把每一個層面的自我縮小。理論上，我對此完全沒有問題，因為我天生內向，寧可消失在背景之中，也不想被看見，可是，我們這家人很難不顯眼，不只是因為我們的長相。學校集會時，我跟四個兄弟會中途離席，因為我們的父母吩咐我們不可以唱基督教的聖歌，於是，我們每天都會跟同校其他幾個穆斯林和耶和華見證人一起尷尬地離開禮堂。為了不讓我們忘記自己是穆斯林，我的父親有時會在破曉時分把我們叫起來，跟他一起禱告。我當時也有跟同年齡的巴基斯坦人一起上私人的古蘭經課程；齋月期間，我們不吃學校午餐；此外，我也鮮少獲准跟朋友出去玩；體育課游泳時，我在父母的要求下穿著緊身舞蹈衣和單車衣遮蓋自己的身體，因而招來同學的目光和嘲笑。我的名字常常被唸錯，最後變成大家所熟知的另一個名字。有一次，老師好奇地請我向全班同學介紹伊斯蘭教，因此我帶了禱告毯和古蘭經到學校，我在解釋伊斯蘭教的五功時，同學大都茫然地看著我，擺出不解的表情。

雖然我很努力地融入，但仍時常受到嘲弄與霸凌。每到下課時間，有個體型較為高大的女生總喜歡不停地把我推倒在地上。在我十一歲的某天下午，我放學回到家，臉上掛著兩行淚，因為在練習完籃網球後，我不小心聽見其中一個白人同學說我和我的兄弟「很怪」，還拿冒犯巴基斯坦人的種族歧視字眼稱呼我們，另外兩個女生也跟著大笑。回到家後，我央求母親告訴我這些女生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壞。

媽媽明白被當成他者的我做出的反應是在預料之中。可是，身為一個既要擔心黎巴嫩親屬的險境，同時跟我的父親一樣被當成他者（還因此被告）的移民，她還有更嚴峻的事情得應付。然而，她還是猜出我明白自己不是白人，而是穆斯林、外國人，在被認為「很奇特」之後，我早年的不安全感已然加劇。她告訴我，我只是被迫相信，由於我生來就擁有這些信仰和血統，因此以為自己天生就有毛病，然而，我其實應該對這兩點感到驕傲。

梅是我當時擁有的少數摯友之一，她是埃及人，會穿喇叭褲、戴髮圈，跟我們住在同一個社區大樓。那時候我十二歲，她十四歲，再加上她的父母不像我的父母那樣嚴厲，所以她已經開始化妝。不像我，她一點也不害羞，但因為我們都有埃及血統和伊斯蘭教信仰，所以感情變得很好。某天下午放學後，她決定「改造我」。在她的音響大聲播放王牌合唱團（Ace of Base）的歌曲時，她小心地用眼線筆畫我的眼皮、用睫毛膏刷我的睫毛。我看著鏡中的自己，既滿意又驚訝，我彷彿第一次清楚地看見自己。

我們一家人在一九九〇年代回到黎巴嫩，因為我父母認為內戰結束之後，黎巴嫩足夠安全了，但一部分原因也是出於保護心態，不希望我在英國度過青春期。在英國，我的不安全感只是換了個樣子，因此身為青少年的我試圖掌控自己的外貌，時常令我保守的父親頭痛不已。我每一個星期都會去找熱情的巴基斯坦髮廊老闆娘法蒂瑪（Fatima），請她把我那頭不聽話的頭髮弄直，而她會一邊抽菸，一邊用離子夾燙我的頭髮（我的眉毛就是她修薄的，後來完全沒有長回來）。我不太穿女性化的服裝和高跟鞋，因為這表示，我會在這個原本就對我懷有惡意的世界占據更多空間。此外，我一年到頭都穿得像我那四個兄弟，因為我想要當男生──我知道他們擁有我所沒有的某些特權。

雖然我不像現在的青少年那樣，被朋友和網紅使用濾鏡修過的照片給淹沒，但我會定期翻閱《Teen Vogue》和其他進口到黎巴嫩的西方雜誌、型錄。老實說，我有時候真希望自己可以長得更像亮麗頁面上的金髮白人女孩。我曾經對一則廣告上面的模特兒的纖細和白皙肌膚著迷，她的眼睛畫了眼線。在我眼裡，她是輕鬆駕馭完美的象徵，她有的事物我全都沒有，體現了歐洲中心主義的審美標準（我後來得知她是凱特．摩絲﹝Kate Moss﹞）。

可是後來，大概在十四歲左右，我遇見了她──娜芙蒂蒂王后，我的女王。我的父親熱衷於收集各期的《國家地理》雜誌，不論新的還是舊的。由於他是半個埃及人，所以他也對埃及學的一切非常痴狂。他偶然中找到一本一九六一年的雜誌，裡面有一張娜芙蒂蒂的照片，畫面中包括她的胸像和一個盯著雕像瞧的白人女子。王后的左臉清晰可見，明顯少了一隻眼，但是眼眶畫有眼線。我幻想著這位王后（她的名字取得恰如其分，意思是「美人來了」）把我跟更多美艷動人的非西方女性連結在一起。從那之後，我一直都很迷戀她。二〇二二年，我終於前往柏林（Berlin）朝聖她那塗有灰泥的彩色胸像。她如同我所想像那般精緻，有著塗了眼線後令人著迷的雙眼、輪廓鮮明的五官和對稱的臉孔。在雜誌上第一次看見她的多年之後，我仍能在自己身上看見這位王后的身影。

我被說長得像娜芙蒂蒂至少三次。第一次是我十六歲的時候，那時我們搬回戰後的黎巴嫩已有四年。由於化妝品被禁用，我會把眼線筆放在鉛筆盒裡偷偷帶進學校；我有時候會把東西藏在胸罩裡，跑到廁所補妝。我們學校有一個留著蓬鬆扁塌髮型的高大男孩有點喜歡我，就說我長得很像娜芙蒂蒂。根據我浮誇的日記的紀錄，他表示我那雙有著筆直睫毛、畫有黑色眼線的深色眼眸擄獲了他的心。

現在想想，我幾乎可以肯定他想要展現自己對古埃及女強人的知識，藉此使我印象深刻。話雖如此，我確實感到受寵若驚。鑑於我內心的不安全感，我在客氣地拒絕他之前，我先是表達自己十分開心被比作這位王后，以及獲得他主動示好。多虧我對娜芙蒂蒂的迷戀，我早已對化妝品的歷史產生了興趣，明白中東眼線不只是用來美化外表，還講述了我的母親、我的祖母、我的曾祖母和比她們更早的祖先的故事。我認為眼線一直陪伴著我們家族的女性，保護了這個令人驕傲的傳統，使其變得茁壯。

隨著我對這個了不起的產品的興趣加深，我開始尋找它在歷史上的意義。我發現許多有趣的人物和習俗，是我在西方音樂和電影中找不到的。我在阿拉伯沙漠、非洲大草原、伊朗（Iran）的髮廊和京都的巷弄都找得到眼線的存在。我在印度說書人、拉丁美洲的自由鬥士以及巴勒斯坦的社運人士臉上也都能找到眼線。連我喜歡的阿拉伯流行音樂家也會畫眼線，把這當成表現自己獨特性的強大工具──我認為埃及歌手露比（Ruby）塗黑的眼睛尤其大膽，刻意加強了她魅惑的氣質。因此，我開始更頻繁地畫眼線，卻又擔心父親會注意到，因而禁止我使用任何化妝品（我兩度刺耳洞已經是很嚴重的事了）。

難熬的高中生活結束後，我申請進入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上了大學之後，比我還堅強的妹妹雅絲敏（Yasmin，她是我們家的小孩中，除了我之外唯一的女生）鼓勵我嘗試更誇張的眼線造型，她不僅親自教我，還會傳YouTube教學影片給我。於是，我從下眼線進化到完整的貓眼妝，顏色越黑越好。我畫貓眼妝的方法是使用當地藥妝店所能找到最便宜的西方品牌眼線液（通常是媚比琳）來畫上眼皮，接著再用從巴基斯坦（Pakistan）進口到西頓市集的中東眼線品牌哈希米眼線（Hashmi Kajal）來畫內眼線。到了二十歲，我的轉變已經完成：從寬鬆的衣物換成迷你裙；生物學課本換成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直髮換成時而紅褐、時而烏黑，時而夾雜金色的蓬鬆髮型。

我為自己創造了兩個世界，努力不讓它們撞在一起。在黎巴嫩南部，我是父母眼中的傳統女兒，但在貝魯特，我不斷探索自己的外表和信仰。這兩個世界偶爾會交錯：週末回家時，我會忘記拿掉鼻環，或者脫口說出我支持民事婚姻a。此時，我已經拒絕歐洲中心主義的審美標準，而是透過眼線和娜芙蒂蒂來表達自我認同。畫眼線似乎能賦予我一種權力，類似女王的威權。我虔誠的母親不怎麼贊同我在外貌和思維上的轉變，她曾因看到我在臉書張貼一張穿比基尼的照片，連續幾天都不跟我說話（她後來原諒了這些過錯）。我對眼線的執著，以至於只有在週末從貝魯特回西頓的時候，或是處在棘手的憂鬱期才不會畫眼線。

念大學時，我跟一個社會主義者短暫約會過。有一次，他問我對敘利亞軍事占領黎巴嫩有什麼想法，緊接著說我長得很像娜芙蒂蒂。那時候他正在抽水煙，我們坐在黎巴嫩山區一間露天咖啡座裡。那是個美好的晚夏黃昏，宛如敘利亞詩人尼扎．奎班尼（Nizar Qabbani）憂愁的文字所描寫的那樣。太陽漸漸落下，天氣比平常溫和，微風吹來，暗示季節即將轉換。一陣陣飄送而來的茉莉花香都讓我們感受到它的存在。我剛摘下我那過大的太陽眼鏡（這是我把自己藏起來的工具），有一瞬間，我還十分擔心社會主義者會覺得我很邋遢，因為我的眼線在白天的濕氣下有些花掉。當他提到娜芙蒂蒂時，我嬌羞地笑了，然後要求抽一口水煙。其實我的內心非常雀躍，不只是因為他稱讚我，更因為他暗示我不僅長得漂亮，還像個女王。我鮮少擁有這樣的時刻，可以讓我找到自信出現變化的確切時刻。也許，我總算長大了。

第三次被比作娜芙蒂蒂時，我正搭乘倫敦中區某間公司的電梯，對方是金融業的英國男子。那時我已經離開黎巴嫩到英國念書和發展，此時我已經二十多歲，但還是有自信不足的問題。那個人大膽地說：「妳看起來很有異國風情，有點像娜芙蒂蒂。」但這次，我有些慍怒。如果說有一種東方主義式的讚美，那就是這樣的一句話。他的凝視把我的女王變得好膚淺，但是我跟她的關係其實深及我的根源和認同。娜芙蒂蒂在這方面就像一面令人著迷的鏡子，我們在這個法老之妻身上看見的東西，揭露的其實是我們的自我認同，比起我們對她的認識還要多。

我對眼線的忠誠最後獲得了勝利，導致每次我沒畫眼線，媽媽就會問我是不是生病了。在COVID－19爆發後的全國封城時期，我大部分的日子還是會帶戴著完整的貓眼妝參與視訊會議，這幫助我維持一切都很正常的假象。我去上皮拉提斯課、酒吧或一個人在家時，都會畫眼線。我為了這本書到查德（Chad）研究沃達貝人（the Wodaabe people），在那裡露營八天的期間也都有畫眼線（我的眼線時常反映我的研究階段：在撰寫艾美．懷絲的章節時，我的翼形眼線會不小心越畫越大，甚至快要碰到眉毛邊緣）。我的眼睛四周很少沒有那些魔幻的線條，就像我不曾脫離我的文化、我的祖先、我的母親一樣。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給自己的外在賦予太多意義，導致美妝本身變成膚淺又耗時的事情、虛榮的活動或是負擔。然而，我的眼線從來就不只是要讓我呈現某種特定的樣貌（儘管我確實很滿意它帶來的美學好處）。現在的我懂了，青少年時期的我這麼在意外表，是因為在一九八〇年代晚期和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的英國長大時，脆弱敏感的我被附加了「奇特」的特質，為了適應新環境，我也必須加以內化，而注重外表是我接受這個特質的方式。

我到處都能找到娜芙蒂蒂的影響，包括開羅（Cairo）的廣告看板、敘利亞裔黎巴嫩籍的祖母在一九六〇年代的拍立得相片中呈現的眼妝、沙烏地阿拉伯（Saudi）的女性主義者、黎巴嫩的傳奇歌手菲魯茲（Fairuz）等等，因此我也開始內化「怪異」的女性（結果也影響到我自己）的強大力量和影響。由於眼線源自東方，我時常感覺在西方畫眼線時，彷彿橫跨了時空，在跟祖先對話。今天，我認為眼線就好像在頌揚我的身分認同及其輝煌深遠的歷史。我用黑色顏料上眼妝，不僅是愛自己，也是在保護自己。

我寫這本書想要探討的問題是：眼線如何融入一個人，並形塑其人格。對少數族群和有色人種來說，眼線超越了美學，代表很多意涵：身分認同與自我認同；權力和性別；靈性與宗教；性向和成熟；人生大事；叛逆與反抗；母女關係。眼線也是讓人慶賀和驕傲的理由，是裝載數個世紀層層疊疊歷史的工具，包括帝國、王后與國王、詩人、作家和遊牧民族的歷史。你能想像嗎？在一個放得進口袋和皮包的小管子或畫筆或罐子之中，竟然乘載了這麼多歷史。

繪製眼線、了解眼線的來龍去脈，會變成焦點的不只有我們自己，還有世界各地迷人的文化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