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出版的《中文打字機》續集將會是第一部中文電腦運算歷史，我將追溯從戰後初期到一九七○年代初，在中國、臺灣和日本電腦科學家的新興網路中開始蓬勃發展的這段歷史。這段歷史將帶領讀者了解機器翻譯、電腦動畫、程式設計的興起、軟體革命、中國女性知識勞動者及個人電腦的發展等各色主題。這段演進過程圍繞著一群異乎尋常的人物，他們來自IBM、美國無線電公司（RCA）、麻省理工學院、美國中央情報局、美國空軍、美國陸軍、五角大廈、美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英國電信巨頭大東電報局（Cable and Wireless）、矽谷、視覺藝術研究基金會（Graphic Arts Research Foundation）、臺灣軍方、蘇聯軍隊、日本工業界，以及中國的知識、工業和軍事領域等高層機構。

正如我們所研究的，對機械式中文打字機的試驗是進入資訊技術新領域的門檻，較合適的說法是文書處理和早期運算。透過使用各種輸入設備，例如客製鍵盤、標準電腦配置的QWERTY鍵盤、感壓式觸控面板，甚至早期的手寫板，來自中國、臺灣、美國、西歐和蘇聯集團的發明家和公司持續探索中文技術語言現代性，並開發出了更為複雜的設備。隨著中文電腦時代的來臨，通用字法、拼合法和代碼法之間本已漏洞百出的界線完全被破壞，這些曾經極為不同的模式在策略和實質面上相互混雜，並摻揉成新的技術語言配置。更重要的是，曾經將鍵入與檢索分開的界線，也就是林語堂在他發明的「明快打字機」中首次跨越的那條界線，最終完全消失了。中文打字、活字排版、字典編排、電報和其他領域的相關方法跟操作，也開始以各種組合形式被整合進單一設備中。

最重要的是，這部新書將首次為讀者提供關於「輸入」的探討，這是一種新的技術語言條件，它悄悄地改變了全世界人類、機器和語言之間的關係，且這份改變並不僅在中國，也在全世界上演。「輸入」構成了中文的一個歷史新時代的核心技術語言條件，一個多世紀前被字母文字世界認為將會崩潰的那股想像已不再：被虛構出來的噠記，以及那宛若龐然大物的中文鍵盤。這些假想的虛構形象曾向全世界宣稱，每個符號都有一個對應的按鍵。這造成拼音字母被賦予一種技術語言的高效率和即時性，基於漢字的中文書寫永遠無法企及。

如果說噠記的出現標誌著這種虛構形象的形成，那麼明快打字機和輸入法的出現則標誌著它的毀滅，將中文——或文字本身——從一個巨大的迷思中拯救出來（也就是某些書寫系統比其他書寫系統更直接、深入且即時）。因此，如果我們的故事開始於「中文鍵盤」還被視為是一個矛盾修辭的時代，那麼現在我們則進入了一個鍵盤在中國無處不在的時代，但單純的「打字」本身已不復存在——即使標準的QWERTY鍵盤在中國無處不在，然而，我們所知的鍵盤已經死了。因為鍵盤和中國文字一樣：想要一切維持原樣，就必須改變一切。

輸入法的興起並非必然，其歷史也不容易受到讚揚。輸入的誕生是以長達一百五十年輾轉反側、飽受折磨為代價換來的結果，在這段歷史中，身處漢字資訊環境中的人從未被允許沉迷在字母世界即時性的美夢中。當字母文字世界越來越深陷於Q-W-E-R-T-Y，A-Z-E-R-T-Y提供的溫柔鄉時，中文的世界卻日夜不停地敲響警鐘：摩斯電碼、盲人點字、打字、排字機、單式排字機、孔卡記憶體、文本編碼、點陣排印、文字處理、個人電腦運算、感光字元辨識和奧運開幕式國家入場的字母順序等，一次又一次地將漢字排除於「普世性」的範圍外。每一次的排除都讓中文——以及所有文字——內在不可預測的基本真理意識的表面浮現。這符合符號學中最基本的原則：我們使用的符號和我們希望表示的概念之間並不存在著固有、不變或自然的關聯。總體而言，中文處在這種技術語言的不安狀態持續超過一個世紀，來自世界不同國家的工程師、語言學家、電報員、教育改革者、電話簿編輯、圖書館科學家、打字員等努力嘗試，卻別無選擇。在他們放棄即時性神話的那一刻——接受鍵盤和螢幕之間非一致性的狀態——由此，解決的空間才可能被打開。1

「輸入」的興起並不容易了解，對我們這些一生都被「所鍵即所得」框架所制約的人來說更是如此。當我們進入下一個新的時代時，三個類比可以幫助我們區分「輸入」和「打字」：速記、電信和音樂數位介面（MIDI）。在速記機上，例如法庭速記和其他場合使用的速記機，只有一小部分拉丁字母。要打出機器上沒有的字母——例如b、d、f、g 和許多其他字母——打字員就必須使用現有的字母來代表或取代：例如字母「f」在鍵盤上找不到，必須透過同時鍵入兩個字母來表示，在本例中為「t」和「p」。至於字母「b」則必須同時鍵入「p」和「w」組成的「和弦」才能產生。當打字員回頭校對速記稿時，看到單獨的字母「p」，他知道在這種情況下「p」就是「p」；但當「p」出現在「w」旁邊時，速記員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它們會代表另一個字母，而不是原先的意思。透過查閱這些特定字母組合，速記員會知道實際上代表的是哪些字母，並將這種帶編碼的原始稿件轉譯成可讀的次級稿件。

從某種意義上說，電腦時代的中國是速記員的國度。人們希望在頁面或螢幕上看到的符號並不會出現在鍵盤上。相反地，在「原始稿件」上鍵入的所有內容都只是一組臨時和一次性的指令，之後得根據一套協定將其轉換為次級的「明文」稿件。在輸入上下文中，這種「經過進一步處理的稿件」——即出現在頁面上的字元——才是人們的目標稿件，而原始稿件——被輸入法編輯器截獲的擊鍵紀錄——在轉譯完成後就被丟棄，永遠不會為人所知。

第二個類比是電信。在中國，所有文本輸入（甚至是微軟文書軟體等表面上用「非傳輸性」程序進行的文本輸入）實際上都是一種自我遠程通信形式，或自動電信。儘管這種人機互動似乎完全「本地化」，僅限於個人與機器之間的關係，但實際上的模式是典型的電信通訊：操作員並非向另一方發送電報，當然也不是從船舶對岸上發送訊號，而是向輸入法編輯器發送編碼傳輸，然後將其轉譯，並以中文的「明文」形式重新傳輸給操作員。彷彿整個過程是一個檢索的過程，中文字從各個角落被召喚出來。因此，中文輸入是一種檢索—組合的形式，而不是打字的鍵入—組合的形式。

第三個，或許也是最令人回味的類比，來自電子音樂領域。隨著MIDI的出現，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全新的演奏和作曲模式成為可能。MIDI鋼琴、吉他、鼓墊和木管樂器雖然仿效自傳統樂器，且幾乎沒有差別，但它們實際上是與樂器無關的控制器，表演者可以使用一種設備的演奏形式，例如彈鋼琴，來演奏另一個樂器，例如小提琴。可以使用鋼琴形式的MIDI來演奏大提琴，木管樂器形式的MIDI來演奏鼓，吉他形式的MIDI來演奏鋼琴等等。MIDI控制器及輸出之間的關係非常靈活，事實上，控制器根本不需要與任何傳統樂器有相似處。人們可以輕易地控制任何聲音，譬如透過嵌入衣服布料中的驅動器，如編舞家蓋瑞．吉魯亞德（Gerry Girouard）的《電子身體之歌》（Songs for the Body Electric）；或是嵌入香蕉中的驅動器，如聲波香蕉計畫（Sonic Banana project）；甚至是整座建築結構，如大衛．伯恩（David Byrne）在斯德哥爾摩、紐約、倫敦和明尼亞波里斯展示的「演奏建築」（Playing the Building）裝置藝術。2

無論我們選擇哪一種類比，有件事實依然很明顯：在中國，我們所知的QWERTY鍵盤和打字方式已經死亡，並且已經在一種全新的服務功能中重生，那就是「輸入」。在中文世界，QWERTY鍵盤早已變成一種「智慧」電腦周邊設備，用現代語言來說，它的速度、性能和準確度，與個人電腦、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等日益增長的處理能力、演算法複雜度和記憶體的容量成正比。與此同時，自打字機時代以降，字母文字世界的QWERTY鍵盤大致維持不變，因為如同先前說過的，「電腦設計人員很慶幸不需重新研發文字的輸入和輸出設備。」

此外，隨著輸入文字預測功能、自動編譯，以及近來被稱為「雲輸入」的 Wi-Fi 增強輸入框架的穩定發展，中文輸入變得越來越複雜。在「雲輸入」模式中，輸入法編輯器將使用者的QWERTY鍵盤輸入與同網路中的其他中文電腦使用者輸入進行線上比較，為使用者提供更加聰明的「建議」。它與谷歌搜尋的自動提示類似，但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差別：這種 Wi-Fi 增強的過程不限於網路，而是同時成為所有文本輸入的主要核心，即使是表面上「本地化」或「非傳輸幸」的程式也是如此。無論在百度搜尋或是以微軟文書軟體書寫編輯的文字檔，使用者的鍵入情況都會被第三方雲伺服器截獲並吸收，並回傳選字提示。隨著雲端的中文輸入進一步發展，「完全本地化」的文本已逐漸消失，僅存在於使用者的個人電腦或設備中。3

然而，隨著我們更深入地探索中文輸入的歷史和用法，有一點值得注意：我們的想像力仍將繼續被「噠記」這個想像的中文巨獸所困擾。當中文打字機被中文電腦和文字處理所取代後，這種巨大的、反現代的機器仍持續出現。「中文打字機在西方是個存在已久的笑話」，英國《泰晤士報》（Times）一九七三年的一篇文章寫道，「它幾乎是『自相矛盾』或『不可能』的同義詞」。這篇報導將中文打字機的字盤比喻為巨大、奇怪的月球表面（事實上，字盤的「陸地」面積只有十八英寸乘九英寸［約四十五點七乘二十二點九公分］），也將中文打字的過程描述為「類似登陸月球」。4另一位英國記者在一九七八年撰文，將中文打字機描述為「繁瑣的小型俯衝轟炸，即使是熟練的打字員一分鐘也只能打十個字」。5牛津大學自然科學史博物館甚至舉辦了一場題為「古怪：意外之物和異常行為」的特展，裡頭就有中文打字機。6此外在斯德哥爾摩，瑞典國家科技博物館（Tekniska Museet）的常設展裡也放了一台中文打字機。7這台機器似乎占據了一個特殊位置，被安置在專門討論印刷和其他形式書寫技術的展區起始處的一個陳列櫃裡。然而，展出時附帶的描述，卻揭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動機：

象形文字是一種像圖畫的文字、象形圖……現今的交通標誌是一種象形文字，中文文字也是象形文字，包含數萬個漢字……相較於象形文字，字母文字只有幾個字符，或稱「字母」。如果使用字母文字書寫系統，開發印刷技術會簡單容易得多。8

甚至連卡通《辛普森家庭》也在二○○一年加入了中文打字機的爭論。父親荷馬．辛普森的新工作是替一家幸運餅乾店撰寫文案，他向女兒說出即興而簡潔的箴言，要女兒用中文打字機打印出來。「你將發明一個具有幽默感的馬桶蓋」；「你將在美國國旗日那天找到真愛」；「你的店被搶劫了，柯阿三（Apu）」。這時荷馬停頓片刻，以確認女兒的打字速度有跟上。「妳都打出來了嗎，麗莎？」鏡頭切換到麗莎，她站在一台複雜得離譜的機器前，小心翼翼、猶豫不決地按著鍵盤。她拉著長音回答：「我不知道道道──」。9

巨大的中文打字機形象不僅持續存在，還被強化為假想的巨型中文電腦。正如一九九五年的一次線上問答交流的例子顯示，中文打字領域裡的許多類比，很快就會不知不覺地從一個資訊技術領域轉移到另一個資訊技術領域：

親愛的塞西爾，中國人和日本人到底要如何使用電腦？他們要用成千上萬個不同的字符寫字，鍵盤肯定大得看起來像華麗茲（Wurlitzer）管風琴上的琴鍵。

親愛的諾拉，噢，它看起來就像任何鍵盤一樣，簡單得很。你只要嚴格遵守以下六百個步驟。你可能得先叫一份午餐備著。10

因此，當我們繼續研究中國和全球在電腦運算和新媒體時代的資訊技術時，仍然得面臨著一項巨大的挑戰：將我們的想像力從實際上不曾發生過的歷史中解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