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九一四年，歐洲爆發大戰，導火線是以一個人們從來沒聽過的民族之名義從事的行動。

在東南歐歷經互相摧殘的混亂和武裝衝突許多年之後，一個名叫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的波士尼亞籍塞爾維亞人，在那年六月於塞拉耶佛射殺了哈布斯堡王位繼承人法蘭茲．斐迪南（Franz Ferdinand）。這名殺手聲稱，他做出這個舉動是為了捍衛南斯拉夫人的利益，他們想從奧匈帝國獨立。

後續發生的衝突不僅「巨大」，＊還很全面，各個國家、經濟體和軍隊都動員了，用一個比一個更有效的方式摧毀彼此。戰爭在一九一八年結束後，政治家和革命人士重組了一個新的歐洲，以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和他的朋友當年懷抱的理想為基礎，認為各個人群應該自己統治自己。這個理想被包裝成「民族自決」，成為一種很高尚的政治標準──這個詞彙先被布爾什維克領袖列寧（Vladimir I. Lenin）應用在社會主義，又被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視為自由民主的一部分。

美國開始在世界各地推廣民主，但也鞏固了歐亞大陸第一階段的去殖民化，協助幾十個所謂的「民族國家」取代奧匈和鄂圖曼等帝國（imperial states）；其中，數個新國家的確對歐洲地圖帶來前所未見的改變，如捷克斯洛伐克和普林西普隸屬的南斯拉夫。然而，民主化比任何人預期的都還要棘手，在一九三○年代初期的經濟大蕭條期間，開始出現一些新詞，用來描述痛恨民主的人士所領導的新運動，包括法西斯主義、統合主義（corporatism）、納粹主義和極權主義。

一九三○年代晚期，納粹的侵犯升級為對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戰爭，開始衍生出更多新詞，有的更進入英語的詞彙裡，例如「閃電戰」。＊專家都知道納粹計畫讓德國人定居東歐，創造一個延伸到莫斯科和克里米亞的帝國空間（即所謂的東方總計畫〔Generalplan Ost〕），就連大部分中學畢業生也都認識從德文名稱直接翻譯過來、納粹所犯下的罪行，如「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和「族群清洗」（ethnic cleansing）。[1]「大屠殺」（genocide）一詞最初來自波蘭文（ludobójstwo），用來表示殘殺整個族群的新型罪行。

戰爭結束時，分崩離析的局面依舊，「人口交換」（population exchanges）、「流離失所者」的安置繼續進行──這些詞在一九一四年沒有人聽得懂。稱作「人民民主制」的新政體興起，透過無產階級專政推出各項五年計畫，要終結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號稱人類平等的新時代來臨了。然而，約從一九四七年開始，這段導致數百萬人必須忍受生活困乏、內部監視和囚犯營的時期，就一直被稱為「冷戰」，因為這時的世界分裂成兩個敵對陣營，似乎隨時都會爆發戰爭。

一九五三年，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去世，以他命名的體系隨即陷入危機。年輕的「改革共產主義者」（reform Communists）以回頭做為前進的手段，重拾十八世紀自由哲學概念，像是「分權」以及投票、集會和發言的權利，並試圖在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中加以實踐。然而，在同一年的悲慘夏天，蘇聯坦克恢復了正統的共產主義，蘇聯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頒布以他為名的布里茲涅夫主義，表示社會主義只會演變成共產主義，任何企圖邁向多元主義的改革，都會觸發社會主義國家基於兄弟之情的「協助」。

由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公約組織都認為這次干預穩定了蘇聯在東歐的統治，雙方便協議相關措施，減少武裝衝突的風險。在一九七五年的赫爾辛基會議（Helsinki Conference）上，他們重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久後所表達的原則：人權。可是，過了兩年，布拉格的共產黨官員就逮捕一個稱作宇宙塑膠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的搖滾樂團，純粹因為不喜歡樂團傳遞的訊息。捷克的異議知識分子（大部分為共產黨的前黨員）提醒當局，他們才剛簽署《赫爾辛基協議》。他們流通的文件後來稱作七七憲章（Charter 77），而他們當中的其中一人、身為劇作家的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還為那些面對自我審查壓力的公民新創一個理想，叫做「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ruth）──一九一四年的人聽了肯定摸不著頭緒。

一九八九年之後，歷史學家開始更直接地探索共產主義統治下的日常生活，因為布里茲涅夫主義在那年被廢止，而將德國舊都一分為二的「柏林圍牆」也遭拆除，只留半公里的牆面給觀光客記取教訓。這個高壓的體制顯然破產了，使得有些人認為這是「歷史終結」，因為所有的國家注定邁向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

這下，東歐不僅跟自己中斷的歷史重新連接，還跟西方產生連結。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情景，各式各樣的概念和顧問紛至沓來，對該地區及當地複雜的權利和民主傳統卻常常一無所知。這是第二波的民主化，但是跟第一波一樣，結果並不如預期，催生了許多新詞，包括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新民粹主義（neopopulism）、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不自由的民主」等。「不自由的民主」是匈牙利總理維克多．奧班（Viktor Orbán）提出的，他曾經是共產威權主義的掘墓者，為了不讓自己在民主體制的自由競爭中被遺忘，而成為了民族威權主義者。

共享這段充滿戲劇性且動盪不安歷史的，是介於波羅的海與亞得里亞海和黑海之間的國家，在歷史上則是東接疆域更大的俄羅斯和鄂圖曼帝國，西鄰普魯士和奧地利。這些小國組成了中東歐，二十世紀在這裡發生的種種（有好有壞），比在世界上其他地區都還要多。

如果想要尋找一個簡單的解釋，來說明這個地區為何有這麼多能量來產生這麼多戲劇性事件和這麼多新概念，看一眼地圖，就能猜到民族主義這個答案：沒有其他地方像這裡一樣，發生過如此頻繁、激烈又暴力的國界變遷，只為了讓各個民族擁有自己的主權國家。[2]一八○○年和二○○○年的地圖，述說了故事的梗概：從簡到繁，從一小三大的多民族強權到二十個以上的民族國家。

故事的發展動力來自東歐民族主義者掌控疆土的要求，但這些要求被拒絕，因為挑戰了帝國強權和歐洲秩序。自一八二○年代以來，民族主義者透過三個階段努力創建了一個個獨立的國家：第一個階段是一八七八年的柏林會議，創立的國家有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蒙特內哥羅；第二個階段是一九一九年的革命與和平協議，創造的國家有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波蘭；最近期的第三個階段則發生在一九九○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裂成捷克共和國與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則暴力分裂成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波士尼亞的兩個政體、馬其頓、蒙特內哥羅和科索沃。匈牙利在一八六七年奧地利帝國轉型成奧匈帝國時獲得實質上的獨立地位；一九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其領土變小許多，有三分之二被鄰居瓜分。

可以爭論的問題是，要解放組成現今東歐地區的民族國家，有沒有必要經歷這麼嚴重的暴力，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奧匈帝國其實比批評者所說的還要強韌，只有在代價比任何人預期的還慘重的戰爭來到最後一年時才開始瓦解。此外，戰爭起因和結果之間沒有什麼關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開端並不是民族解放，但到了一九一七年，隨著傷亡人數不斷攀升、戰爭起因和結果之間的關聯完全喪失，這場戰爭卻被解讀為民族解放戰爭：這是一場為了民主、為了威爾遜的民族自決所打的戰爭，並協助催生了新的民族國家。

話說回來，如果沒有加夫里洛．普林西普聲稱自己代表的理念（南斯拉夫人應該住在同一個國家），就不會有刺殺事件，哈布斯堡就不會對塞爾維亞（這個國家訓練了普林西普，並提供槍枝給他）下最後通牒，一九一四年七月就不會爆發戰爭。從理性的角度來看，哈布斯堡王朝認為人口三百萬的塞爾維亞會對他們這個人口五千兩百萬的國家造成威脅，需要進行全面的軍事攻擊，似乎是歷史上反應最過頭的事件之一。然而，體弱多病的普林西普雖然在十八歲時因為身材矮小而被塞爾維亞軍隊拒絕，卻完全體現了族群民族主義的挑戰，而哈布斯堡帝國別無他法，只能以赤裸裸的武力做出反應。

認為民族主義無法理性討論的，絕對不只哈布斯堡王朝。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危機達到高峰時，英國首相張伯倫說捷克斯洛伐克是「我們一無所知的遙遠國度」。德意志人和捷克人混居的波希米亞被認為是透過激情、而非理性所統治。一九九○年代，某位博覽群書的美國總統對於終結東南歐種族殘殺的局勢感到絕望，說那裡的人被「古老的怨恨」所控制，除非他們「停止互相殺戮，不然不好的事只會繼續發生」。[3]

但是，民族主義者沒有比歷史上的其他人物還要難以理解，他們的行為動機是可以重建分析的。對民族議題的一方來說看似理性的事情，對另一方來說通常看似不理性，而他們的行為實則讓我們更難區分理性和不理性。[4]

就拿加夫里洛．普林西普為例。一方面，他的行為很容易理解。奧地利當局逮捕他時，他說他知道「鄉村發生的一切」。因為有從一八七八年開始統治波士尼亞的奧地利政權所提供的教育，他知道奧地利沒有試圖改變鄉村的傳統模式，也就是窮苦的基督徒佃農（像是他的父母）在穆斯林的土地上務農，只能夠過著次等生活。他的父母生了九個小孩，但是其中五個在嬰幼兒時期就死了。他的父親兼了好幾份差，其中一個工作是帶著沉重的郵件包裹在山路爬上爬下，即使一把年紀仍舊如此。對普林西普而言，他朝大公開的那幾槍是要終結這樣的社會不公。

可是，另一方面，他的下一步思維就沒那麼容易歸類成自利。他和他的朋友完全相信，一個由南斯拉夫人組成的國家可以奇蹟似地解決一切不公。在這樣的一個地方，他的父母和其他農民將不再是被鄙視的下層階級，而是平等的人類，不用繼續活在帝國當局自視甚高的眼皮底下，不管當局是土耳其人、奧地利德意志人或匈牙利人。在這個由他們的文化和語言為主的世界，他們會受到完全的尊重，人人都知道他們喜愛的古代塞爾維亞英雄的故事。在這個地方，民族和社會方面都會實現正義，因為民族和社會是一體的；每個人都能夠過著安穩充實的生活，不用過度勞累，也不會沒什麼工作。這樣的樣貌難以想像，但是值得為它捨身，因為它承諾每個人都可以重生。

問題是：南斯拉夫人組成的國家可以帶來救贖，這樣的想法是從哪裡來的？過去從未存在過這樣的觀念。

答案就在哲學裡，而且是德意志哲學。一八○○年代初期，大公殺手的祖父母輩都還是孩子，住在鄂圖曼人所統治的波士尼亞。當時，德意志和東歐參與政治的知識分子遭遇了同樣的處境：他們想創立一個國家，讓他們以及跟他們一樣的人都能活在正義之中，但是他們不曉得這個國家的疆界應該在哪裡。德意志人知道活在外國勢力高傲的注視之下是什麼樣的感覺，因為法國軍隊從一七九○年代初期到一八一三年控制了大部分的德意志領土。

不過，在那之前，德意志的知識分子就活在偉大的法國的陰影底下好幾個世代了，完全是二等的歐洲人。這種痛苦在他們無可避免地去巴黎遊學期間特別強烈，來自斯圖加特（Stuttgart）和玉茲堡（Wiirzburg）的德意志青年來到此地仰慕法國的潮流和觀念，只有偶爾才會有法國人對他們回以同樣的好奇心，因為對法國人來說，德意志人的音樂和文學非常原始，德意志人的治國能力更是糟糕透頂。他們戲謔地說，德意志人的神聖羅馬帝國既不神聖、不屬於羅馬文化，更不是個帝國，只是由無數個自由市、侯國、主教領地和幾個王國所組成，甚至無法號召軍隊捍衛自己。拿破崙在一八○六年宣布廢止帝國時，一開始根本沒有人留意。

一七七○年代，德意志人開始做出反應。他們發掘了自己世界的傳統與特質，足以媲美法國、英國或其他任何大國。德意志人沒有自己的國家，但是他們有一樣只屬於他們的東西，那就是德語。法國人因為把熱情放在體系和普世原則，所以沒有發覺一個族群的語言具有獨特的美和重要性。法國啟蒙哲士認為語言可以互相取代，語言間的差異源自於同一種語言無止盡的變化，但是德國思想家則主張，每一種語言都表現了該族群的靈魂，讓他們跟上帝產生直接的關聯。

十九世紀初，位於圖林根（Thuringian）的威瑪（Weimar）興起對德語和德意志文化的狂熱，這跟住在那裡的詩人有關，特別是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和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不過，這個浪潮真正的提倡者是他們的友人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他是一位新教牧師、普世歷史學家和民族思想家，他提出的思想非常受到德意志人歡迎，歌德後來甚至說大家都忘了這些觀念的源頭，以為這些都是亙古的智慧。

拿破崙在一八一五年戰敗後，從威瑪步行只要一個下午就能到達的耶拿大學成為德意志學生之間新浪漫民族主義的溫床。他們在瓦堡（Wartburg）＊和其他地方舉辦儀式頌揚古代德意志帝國在中世紀的輝煌文化，堪稱傳奇。鮮為人知的是，數十名來自奧地利帝國的斯拉夫學生也在這些年來到耶拿，向這所大學的傑出人物學習新教神學，他們當中有許多人也成了這股新民族崇拜的信徒。他們出身卑微，有些來自波希米亞，但是大部分來自我們現在所說的斯洛伐克，家庭以務農為生，跟普林西普的父母相去不遠。他們也有很多兄弟姊妹，地主說的語言跟他們不一樣（通常是匈牙利語），並且把他們和他們的父母當成次等人類。

赫爾德自己則是來自極東的一座德意志小鎮，是德意志和波蘭接壤之地。他知道，有數百萬名說斯拉夫語的人分布在中歐和東歐，並認為他們若能成功建國，一定會變成歐洲一個（或數個）最強大的民族。

因此，說著斯洛伐克語和捷克語的年輕神學家跟耶拿的德意志友人面臨了同樣的問題，且和當時法國學生關注的任何議題相去甚遠，那就是：他們的國家在哪裡？不管法國是王國或共和國，並沒有人會質疑它在哪裡。法國的疆界幾百年來只有經歷些微的變化，在歐洲地圖上是既定事實，沒有人質疑。英國、俄羅斯和西班牙也是如此。可是，中歐的德意志人和奧地利帝國的斯拉夫人，他們的國家呢？

對德意志人來說，答案比較容易找到，就是神聖羅馬帝國。可是，仔細檢視，就會發現這只是表象。假如國家是由同一個語言組成，那麼像是住在東普魯士的赫爾德那樣不住在前神聖羅馬帝國境內、數百萬名說德語的人要怎麼辦？他們為什麼就應該受到排斥？哲學家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給了一個答案，那就是可以聽見德語的地方就是德國。後來的德國國歌宣稱，德國從默茲河（Maas River）一直延伸到梅梅爾河（Memel River）──這兩條河分布在多個國家。

然而，對斯拉夫知識分子來說，同樣的問題卻棘手很多，因為他們跟德意志人不一樣，連自己的語言是什麼都不確定。當時並沒有捷克語、斯洛伐克語或南斯拉夫語的字典。波希米亞和斯洛伐克說斯拉夫語的人說著各種方言，就連簡單的字詞也不一致。數百年來，許多德語詞彙融入了他們的日常用語，沒有人可以說匈牙利北部的斯拉夫方言和波希米亞的斯拉夫方言是兩種語言、更多種語言，或者同一種語言的不同變化。假如族群是語言造就的，但這個語言又沒有名字，那這個族群是什麼族群？

其中一個來自匈牙利北部的學生兼詩人揚．科拉爾（Jan Kollár）難以克制地認為自己隸屬於一個偉大的民族，因此決心找到答案。除了赫爾德的理念，他在耶拿還學到兩件事。才幾百年前，德意志的耶拿曾住了許多說斯拉夫語的人，但他們後來漸漸消失了。當地的地標和城鎮名稱還保留著斯拉夫語的殘跡，例如「耶拿」和「威瑪」就是斯拉夫文。再往東一點，在德勒斯登（Dresden）的北邊、盧賽蒂亞（Lusatia）境內，仍有村莊住著零星說斯拉夫語的人，他們自稱為索布人（Sorbs）。科拉爾聽得懂索布人說的話，因此把他們視為「他的」族群的一分子，但是他也看得出他們瀕臨滅絕。如果他和他的朋友不趕快行動，匈牙利北部和波希米亞那些說著斯拉夫語的人可能也會消失，融入主流的匈牙利和德意志文化。

他學到的另一件事，就是德語非常多元。斯瓦比亞人（Swabians）說自己的方言時，來自布蘭登堡的學生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科拉爾發現，他所說的斯洛伐克語跟波希米亞方言的相似程度，比這些德意志方言彼此之間的相似程度還要高。所以，假如住在黑森林的德意志人與帕默瑞尼亞（Pomerania）沿海地區的德意志人可以組成一個民族，匈牙利北部和波希米亞說斯拉夫語的人也可以。這當中還有很多故事可說，我會在接下來的章節說明，但是簡單來說，他和他的朋友漸漸決定使用「捷克斯拉夫」來形容這個族群。到了二十世紀初，大家都叫他們「捷克斯洛伐克人」。

科拉爾完成學業之後，到佩斯（Pest，今天布達佩斯的東半部）接下斯洛伐克路德教會的牧師職位，結識一名年紀比他小但同樣充滿熱忱、想像力豐富且有天分的神學家。他來自匈牙利王國的南方、克羅埃西亞的首都札格雷布（Zagreb）。此人名叫柳德維特．蓋伊（Ljudevit Gaj），他很熟悉赫爾德的思想，並發覺克羅埃西亞人聽得懂住在塞爾維亞、蒙特內哥羅和馬其頓的人所說的話。事實上，從我們今天所說的斯洛維尼亞一直到黑海之間，當時是沒有語言界線的。他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住在這片廣大地區的人都屬於同一個族群，只是必須有人喚醒他們的身分認同。這變成他個人的志業。他把這個人群稱作伊利里亞人（Illyrians），而後世（包括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和他的友人）則叫他們南斯拉夫人。

有一本影響深遠的著作告訴我們，民族其實是想像出來的共同體。[5]一八三○年代，科拉爾和蓋伊喜歡在多瑙河上方的山徑之間討論深奧的問題，想像兩個民族的模樣；到了一九一九年，包括伍德羅．威爾遜在內的政治人物齊聚巴黎，真的把兩個民族變成了兩個主權國。但，我們也知道這兩個國家都在二十世紀消失。人類會想像民族，但不是所有想像出來的民族都有持續凝聚的團結力。有些就像不穩定的化學化合物，會有分解的時候；偶爾，它們甚至會爆炸。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巴黎塑造出來的東歐國家有一些問題，來自維吉尼亞州的政治學家威爾遜並不了解。他和其他和約締造者想讓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成為民族國家，就像普林西普、科拉爾和蓋伊幻想的那樣，可是這些國家最後卻變成了迷你版的哈布斯堡帝國，疆域內存在著無數族群。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抵達法國之前，威爾遜以為奧匈帝國的「族群」應該很容易分離。但，在他離開法國之前，他就已經對新出現的族群感到絕望，因為他們「每天」來找他，要求得到同一塊土地。他的問題不在於他全然無知。年輕時，他曾經在一本關於世界各國政府的著作中，寫過一整章詳細探討哈布斯堡帝國的內容，並未預料到會有問題。陪同他一起去巴黎的數十位顧問也沒有預料到。事實上，近代歷史只有一個跡象預示了要實踐科拉爾或蓋伊的理念可能會帶來什麼問題。這個跡象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期間曾短暫出現，但是在一九一九年忙著創造新世界的熱忱之中，其教訓被忽略了。

在一八四八年的頭幾個月，住在從大西洋沿岸到俄羅斯和顎圖曼帝國之間這塊廣大空間裡的歐洲人，第一次得以在公共場所自由集會和發言。從三月下旬開始，波希米亞的德意志和捷克民主派一起著手制憲，但是幾個星期之後，他們發現他們對於想住在哪一個國家有不同的想法。波希米亞一直是神聖羅馬帝國（以及後來的德意志邦聯〔German Confederation〕）的核心，因此德意志人自然認為它會成為德國這個民主國家的核心；[6]可是，捷克人卻認為波希米亞是他們的家園。波希米亞這個字在他們語言裡的寫法更加強了這個概念，那個字就是Čechy，而波希米亞王國的寫法則是Královec český，顯示他們腳下的那片土地本來就是捷克人的。

若對德意志愛國者來說，德意志疆域至少是神聖羅馬帝國的這點不言而喻，那麼對捷克的愛國者來說，他們的國家則至少是捷克王國。這些愛國者認為，波希米亞是捷克人的土地，不應該變成德意志的一部分，而是要成為奧地利帝國境內的自治省。一八四八年的六月，一位哈布斯堡將軍為了恢復帝國秩序而砲轟布拉格，這項爭議依然沒有獲得解決。沒有人可以在波希米亞的地圖畫一條線，以區分較多的捷克人口和較少的德意志人口，但是每一個出現的組織都因族群而分裂。

在東邊，奧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在自由和不確定性開始瀰漫的時候，授予匈牙利貴族一部憲法。他要當個立憲的君主。這些貴族是自由主義者，於是開始將王國轉變為統一的主權國家，跟法國一樣單一而不可分裂；領土境內只會有一種語言和文化。然而，這個王國的人口大部分不是馬扎爾人（Magyar），因此當匈牙利官員和士兵進入南邊和東邊主要住著塞爾維亞人和羅馬尼亞人的地區時，遇到了武裝抵抗。不到幾週，內戰爆發了，奪走約四萬條人命，是中東歐近代史上第一次的大規模族群清洗事件。猶太裔的匈牙利－奧地利作家馬克斯．施萊辛格（Max Schlesinger）寫道：「近代沒有任何一場革命經歷過如此恐怖的惡行，就連法國大革命也不例外。」一種「壓抑已久的古老恨意」在塞爾維亞人和羅馬尼亞人之中爆發，施萊辛格把他們的行徑比做「美國森林裡的休倫人（Hurons）和馬奇人（Makis）」。[7]有些人寫到屍體遭受汙損、婦孺被活活燒死、囚犯遭到處決等各種肆無忌憚的殘酷行徑，越講越可怕。

更北邊一點，中歐偉大的統一和排外人物奧托．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發現類似的殘暴故事可以用來把德意志人的恨意聚焦在普魯士東邊的波蘭人身上。春天時，在大部分人口為波蘭人的波茲那尼亞（Poznania），德意志人和波蘭人之間曾爆發短暫的內戰，但是到了最後，波蘭人被擊敗了。超級保守的俾斯麥只看見一方有罪。他聲稱，柏林那些「天真」的民主派將波蘭反叛者釋放出獄，結果導致波蘭人回到波茲那尼亞的故鄉，結黨「蹂躪普魯士省分的德意志居民，燒殺擄掠，謀殺和野蠻地殘害婦孺」。[8]

因此，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間那場失敗的革命，證實了民族主義模稜兩可的功用：起初，這似乎是讓各個族群從王公貴族的統治中解放的力量，打著自治的旗號，但是到了一八四九年的春天，普魯士國王和奧地利皇帝卻宣稱要保護各個族群，防止他們互相殘殺。

在俄羅斯軍隊的協助下，奧地利皇帝法蘭茲．約瑟夫（Francis Joseph）讓多族群的波希米亞和匈牙利恢復秩序，試圖專制。十年之內，他不但在戰爭中輸給法國，還幾乎破產。他決定要讓社會上的一些代表跟他共同治理國家，這些代表最好都來自大貴族階層。這就表示，他要跟拒絕繳稅的匈牙利貴族交涉。一八六七年，雙方想出一個折衷方式，將帝國一分為二，變成奧匈帝國。馬扎爾人的上流階層大部分是貴族地主，他們在自己的那一半領土中開始推展和平漸進的建國計畫，企圖透過教育將所有人都變成匈牙利人，包括斯洛伐克人和羅馬尼亞人。然而，他們對屬於匈牙利族群的農民非常鄙視，因為他們在領主的土地上工作，自己卻幾乎沒有土地。這播下了法西斯主義的種子，日後將糾纏他們的下一代。表面上是民族主義者的中央政治人物（通常是自由主義者）忽略了民族的社會需求時，法西斯主義便開始成長。不過，後果要過一個世代之後才會顯現。

原本屬於奧地利帝國的另外一半領土則沒有一個適當的名稱，因為它不只有奧地利，還包含波希米亞以及今天斯洛維尼亞、義大利和波蘭的部分地區。人們漸漸把它稱作「內萊塔尼亞」（Cisleithania），表示屬於奧地利那一側的萊塔河（Leitha River）土地。將這些多元地帶連結起來的，就只有位於維也納的皇室和政府及驕傲的職業官僚們。但，由於不斷成長的城鎮出現群眾動員，皇帝和貴族不得不順從人民的要求，增加投票權。這麼做的同時，族群取向的政黨開始出現，包括尊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派（Marxian Social Democrats）。國會自一八八三年之後就在一棟宏偉的新古典建築中舉行，但是不到十年，國會已無法由多數黨治理，主因是德意志人和捷克人一直沒辦法針對如何統治波希米亞達成協議。那裡的德意志人是少數族群，他們擔心任何妥協都會變成族群滅亡的開端，尤其是如果把捷克語和德語拉到同等地位。

俾斯麥在一八七一年統一德國，卻落下波希米亞和奧地利的德意志人。在這些地區，有個聲稱要在民族和社會方面保衛這些德意志人的政治運動出現了，那就是人稱納粹黨的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勞工黨（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匈牙利也出現相同的模式：下層階級的德意志人感覺主流的民族運動（以維也納的德意志自由主義者為代表）只會瞧不起他們。

同一時間，波希米亞的捷克人建立了無數個黨派，沒有任何一個信奉法西斯主義，甚至沒有一個黨派自稱「國家社會主義黨」。那裡的民族運動不僅包含了許多說捷克語的人對使用自身語言（並且因此受到尊重）的渴望，還是爬升社會階層的管道。這個運動建立了學校，允許說捷克語的人使用自己的語言獲取知識，並靠這些知識在商業、技術行業和學術領域蓬勃發展，同時還創立儲蓄銀行，讓捷克人可以自己存錢，不依賴德意志資本。除此之外，這個運動還有一個真正的「哲學王」＊──托馬斯．加里格．馬薩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教授，他沿用赫爾德的說詞，主張捷克人確實對全人類負有義務。他說，這項義務就是實踐民主與人道。他的美籍妻子夏洛特支持他的信念──夏洛特有著來自美國東北部和德意志胡格諾派的祖先，捷克語學得非常好，是捷克社會民主黨黨員。

馬薩里克跟一八四八年的捷克愛國志士一樣，相信哈布斯堡王朝能夠協助實現捷克人的理想，只是這個國家必須由聯邦組成，就好比中歐的合眾國。可是，實際掌控帝國命運的德意志和匈牙利從政者都拒絕討論這種方案，因為聯邦制會減損他們各自（在波希米亞和匈牙利）的權力。一九一四年的塞拉耶佛刺殺案發生不久後，馬薩里克目睹奧地利當局拘捕批評塞爾維亞戰爭的斯拉夫人，其中一些人被處決了。他先後逃到瑞士和法國，成立了一個遊說團體，稱作「捷克斯洛伐克委員會」（Czechoslovak committee），要實現早期民族主義者的夢想。與此同時，南斯拉夫和波蘭的逃亡者也在巴黎成立自己的委員會，亟欲創建獨立國家。

馬薩里克教授將赫爾德的訊息包裝成美國自由主義者看得懂的語言，傳達給同樣身為教授的威爾遜。他協助威爾遜這樣思考：如同美國人是一個族群，捷克斯洛伐克人也是；如同美國人當年脫離了自己的國王，捷克斯洛伐克人也應該可以脫離自己的統治者，也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法蘭茲．約瑟夫，並透過自己制定的憲法自由決定自己的命運。這個理念也是一個掩飾得不太好的烏托邦主義，聲稱可以比現有的政治體制解決更多問題。自治的捷克斯洛伐克會跟其他民主族群組成一個國際聯盟，確保各國永久和平相處，因為自治的族群對戰爭沒有興趣。

馬薩里克沒有告訴威爾遜波希米亞有超過兩百五十萬名德意志人，他也沒有向這位美國總統點出美國和捷克斯洛伐克對「族群」這個詞的認知差異──如果真的存在一個叫做捷克斯洛伐克的族群，那會是由語言和部落認同統一的族群。美國派往巴黎的代表團只有一位成員是中東歐領域的學術權威，那就是捷裔美籍的羅伯特．克納（Robert J. Kerner，一九一四年取得哈佛博士學位）。他說捷克斯洛伐克人是「科學事實」，而波希米亞的疆界則是神聖不可侵犯，雖然只要些微的調整就可以讓數十萬名德意志人住在德國或奧地利境內。

基於上述這一點，波希米亞的德意志人要求納入奧地利和德國。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這天，捷克的士兵和警察為了驅趕在賴興貝格（德語：Reichenberg，今利伯雷治〔捷克語：Liberec〕）舉行的集會，殺害五十四人、弄傷八十四人。[9]不到幾個月，斯洛伐克的政治人物開始提出捷克斯洛伐克算不算是同一個族群的問題，因為他們認為捷克官僚的態度很高傲，跟一百年前德意志人對拿破崙的官員抱持的感受雷同。同樣地，克羅埃西亞人也覺得南斯拉夫的塞爾維亞官員專橫、腐敗，一點也不像「兄弟」。到了一九二○年代中葉，斯洛伐克人和克羅埃西亞人之間已經出現分離運動，揚．科拉爾和柳德維特．蓋伊若是知道肯定很震驚──即使說著同一種語言、甚至是同一種方言，也不足以造就一個民族。

雖然如此，眾多小族群被大族群夾擊的獨特東歐處境，還是促成了合作。南斯拉夫保護克羅埃西亞人免受匈牙利和義大利的威脅，這個「迷你版的哈布斯堡帝國」跟真正的帝國有著相同的優點。因此，當一名蒙特內哥羅的代表在一九二八年的貝爾格勒（Belgrade）國會上射殺克羅埃西亞領袖斯捷潘．拉迪奇（Stjepan Radić）之後，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塞爾維亞統治家族的成員）提議讓克羅埃西亞獨立。在傷重不治之前，拉迪奇拒絕了這個想法。克羅埃西亞是不可能獨立存在的。在更北邊的地方，雖然有許多斯洛伐克人對應該情同手足的捷克人感到疏離，但在一九三○年代，也有不少人努力讓捷克斯洛伐克維持正常的民主國家運作。捷克斯洛伐克創建布拉提斯拉瓦大學（University of Bratislava）等斯洛伐克機構，中斷了把說斯洛伐克語的人變成馬扎爾人的運動。

可是，跟馬薩里克的捷克斯洛伐克相比，其他自治小國卻淪落到各種形式的威權體制，到了一九三八年，民主化顯然一敗塗地（雖然幾十年後的政治人物在制定政策時仍未記取其教訓）。雖然如此，捷克斯洛伐克證實了，多族群這件事本身並不會導致民主制度失敗，畢竟它可是該地區最複雜的國家。此外，跟我們這個時代的某些諾貝爾得獎人所說的不一樣，倘若不去干涉這個地區，它並不會注定受到法西斯主義的掌控。[10]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確實曾出現具有群眾基礎法西斯運動，但卻僅此而已；在大部分的地區，包括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法西斯主義微不足道，一向只有獲得幾個百分點的支持。法西斯主義在東歐難以取得成功，是因為波蘭人、塞爾維亞人或捷克人似乎就是不會做這種事。在華沙或布拉格穿著黑色制服行進、舉起手做出法西斯分子的敬禮動作，不會讓人聯想到民族救贖或重生，而是聯想到死亡和遭歷史遺忘。

然而，這個地區的國家雖然厭惡法西斯主義，受到法西斯主義最極端的形式（納粹主義）所威脅時，他們卻也沒有保持團結。這其中的原因應該跟不顧一切也要光復民族領土（無論國土有多小）的意念有關。在戰間期那些年，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無法結盟，原因就在於百分之四十人口為波蘭人的極小塊土地：切申／泰申／捷欣（波蘭語：Cieszyn／德語：Teschen／捷克語：Těšín）的西利西亞區（Silesian）。捷克人在一九一九年奪走這個地區，原因是有一條連接波希米亞和斯洛伐克的鐵路經過這裡。波蘭沒有忘記這件事，因此當德國在一九三八年的秋天威脅捷克斯洛伐克時，他們不但沒有提供協助，還趁機出兵跨越邊界，宣示波蘭對該地的主權。

儘管波蘭跟德國因為上述事件算是不言而喻的盟友，波蘭隔年卻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拒絕希特勒的國家，給自己帶來遭受大舉征服和入侵的災禍。在那之前，希特勒為了與波蘭結盟共同抵抗蘇聯，便向波蘭領袖（他十分欣賞他們的反共產主義精神）提出了他自認很好的提議：成為德國的盟友，允許德國建造一條連接帕默瑞尼亞和東普魯士的域外公路，交出甚至不屬於波蘭的土地給德國：但澤市（Danzig）。波蘭拒絕了，因為向德國臣服等於是在對自己的民族主權聲明自打嘴巴。波蘭人曾在一七九五年到一九一八年被外國勢力統治，因此沒有任何一位波蘭領袖能放棄獨立。此外，波蘭的菁英分子相信自稱是他們盟友的國家──英國和法國──會提供有力的支持。結果，這些國家只是冷冷看著波蘭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被希特勒和他的新盟友史達林四面包抄。

人稱「波希米亞下士」的希特勒（他其實是奧地利人）在戰爭中所實現的成就，就是把東歐的北部變得單純許多。在當地幫兇的協助之下，他的政體隔離並殺害了絕大多數的東歐猶太人。[11]可是，紅軍在一九四五年把納粹德軍趕回維也納和柏林時，也有數百萬名德裔人口逃離東歐，再也沒有回來。戰爭結束後，出於同盟國的決定，波蘭與捷克將波希米亞和德國東部剩餘的德裔居民帶上火車，驅逐到變得比俾斯麥的帝國（更別說是神聖羅馬帝國）還小上許多的德國境內。

最熱愛族群清洗的東歐人，非波蘭和捷克的共產主義者莫屬，而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者確實都是熱忱的民族主義者。這很令人震驚，原因有二。第一，馬克思和恩格斯並不關注民族認同，因為工人沒有祖國。民族不是人類身分認同長久的標準，而是短暫存在的東西，會隨著資本主義的進展而越來越不重要。[12]對於想要建立自身民族國家的東歐人，他們只有訕笑。恩格斯甚至把德國東方的那些小民族稱作「遺跡」。[13]捷克人注定要「融入其中一個比較強大的民族，因為這些強國比較有活力，可以克服比較大的阻礙」。其他等著被同化的「斯拉沃尼亞（Slavonians）族群殘遺」有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斯洛伐克人。一八五二年，恩格斯不帶感情地預測，下一個世界大戰會讓所有的反動民族「消失在地表」。[14]

第二，當世界被分成兩大陣營，似乎就容不下東歐民族主義了。到了一九四九年，這個地區的每一個國家似乎都是迷你版的蘇聯，有差不多的執政共產黨、五年計畫、重工業為基礎的經濟、集體化農業和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即使在黨內，也鮮少有波蘭人和匈牙利人會懷疑每年五一勞動節一片紅海的慶典反映著以莫斯科為中樞的教條與實踐。有史以來頭一遭，有數百萬名東歐人學習俄語，而且很多人都十分擅長仿效蘇聯。好幾十萬人將自己「蘇聯化」，不僅拿菸的方式模仿俄羅斯人，也穿著布爾什維克黨的軍事風格。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在帽子上佩戴紅星星，過頭到連蘇聯也試圖加以阻止。

但是，這些國家不是蘇聯的複製品，也不是蘇聯真正的一部分（跟烏克蘭、波羅的海諸國和白羅斯不同）。[15]在一九四九年的華沙舉行的五月勞動節遊行中，旗幟上面的文字寫的是波蘭文、不是俄文，牌子描繪的也是波蘭英雄。距離遊行路線幾個街區之外的地方，由馬克思政黨統治的波蘭社會主義政府正深情地將一九四四年遭納粹肆虐的舊華沙起死回生，包括以十八世紀的平面圖為依據重建多座教堂，連聖人的光環這樣的小細節也不馬虎。在這些東歐共產國家境內，書店除了擺放揚．科拉爾等浪漫主義作家的書，還販售亞當．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山多爾．裴多菲（Sándor Petofi）和瓦西里．亞歷山德里（Vasile Alecsandri）等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民族詩人，柳德維特．蓋伊和武克．卡拉季奇（Vuk Karadžić）這兩位語言學家，以及曾經在耶拿跟科拉爾一起攻讀神學的民族誌學者帕維爾．沙法里克（Pavel Šafárik）等人的著作。[16]在波蘭西部，政府致力摧毀過往一切的德意志人痕跡（包括墓園），宣稱新領土由裡到外都屬於波蘭，即使這些地方數世紀以來都是德意志的一部分。

南斯拉夫雖竭力模仿史達林，並在莫斯科要求之前就建立了社會主義，卻是第一個跟蘇聯切斷關係的國家（一九四八年）。他們會這麼做，是因為史達林要求他們把自己的民族利益完全屈服在蘇聯的利益之下。約瑟普．布羅茲．狄托（Josip Broz Tito）在一次公開演說中，談到自己為何突然變成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異端：因為一個人可以愛社會主義的祖國，卻不能少愛自己的國家。他指的不是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斯洛維尼亞或蒙特內哥羅，共產主義的南斯拉夫是為了復興柳德維特．蓋伊昔日計畫的第二次嘗試，目的是解放南斯拉夫所有的族群。狄托的游擊隊運動始於戰爭期間，像個迷你版的哈布斯堡帝國那樣，打著同胞和統一的名義，保護塞爾維亞人和猶太人等群體不受法西斯主義屠殺。這個做法在狄托一九八○年去世之前都很成功。

假如南斯拉夫有加入哈布斯堡帝國的最新版本──歐盟，它或許會存留下來。但，在歐盟還沒向東方敞開之前，克羅埃西亞已在一九九一年爆發戰爭。今天，儘管歐盟慷慨資助了他們的基礎建設、教育與農業，東歐的國家領袖仍聲稱歐盟威脅他們國家的存亡，以藉此博取政治資本。在二○一八年六月，匈牙利總理維克多．奧班說，「斯洛維尼亞民族的存亡」繫於一名反歐盟總理候選人的成敗。[17]

從十九世紀初期到今天所經歷的許多不同時期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愛國志士一創造出民族的語言，民族主義就會變成政治的語言，任何人想要權力，都免不了得談到它，無論他們是自由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這是本書的中心論點，和其他有關這個地區的最新著作不一樣。哈布斯堡的專家認為這個地區會走上民族國家這條路，只是選了多種可能選項的其中一個。倘若不是民族主義者的努力，中東歐可能依舊是多民族國家，不同的人群之間沒有界線，大部分的人也對民族主義漠不關心。有一位支持這種看法的學者運用絕佳的口才，呼籲讀者把自己從「身邊的民族主義者不斷重新創造的論述監獄中」解放出來。[18]

這個新的著作蘊含了一個無可指謫的倫理動機。民族國家會出現制度化的族群至上主義及族群清洗與種族屠殺等惡行和罪行，似乎是以族群排外的原則建國（捷克斯洛伐克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國家、波蘭是波蘭人的國家，以此類推）會出現的必然結果。除此之外，我們知道民族認同是後天習得、而非與生俱來的，邊界是人類、而非上帝在地圖上畫的線。由於民族是人類想像出來的共同體，歷史學家便在過去中，尋找看起來比民族主義者和善的其他政治力量：想要約束（別人的）民族主義的帝國當局、社會主義者，以及最重要的，數以萬計說自己不屬於任何民族的東歐人，也就是人口普查官員所謂的「民族冷淡」者。假如事情的發展有所不同，人類可能根本不會想像出民族共同體。[19]

這份新研究把特例描述得有如常態。在從一個語言群體漸漸過渡到另一個語言群體的邊界地帶，官員觀察到人們對民族議題漠不關心。在上西利西亞（Upper Silesia）、波希米亞森林的部分地區、卡林提亞（Carinthia）、波蘭東部、波士尼亞等地區，會說兩種或兩種以上語言的人可根據時機，自由選擇使用任何民族認同。例如，上西利西亞的西部是綿延數百英里的德意志地域、東部是延伸數百英里的波蘭，住在此地的小鎮居民在家說波蘭方言，在學校則學德語。國家的官員來訪時，有的人會說他們不知道自己的身分認同是什麼，因為這能讓他們得到最大的好處。

可是，綜觀從波羅的海一直到亞得里亞海之間的整個中東歐地區，這種人其實少之又少。在波蘭中部、匈牙利的許多地區、羅馬尼亞、大部分的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保加利亞，以及斯洛伐克和波希米亞的大範圍地區，單一語言者被吸入民族主義者和民族國家的計畫，才是真正的常態。這通常是透過教導標準化語言的學校教育來達成，但是也會透過政治動員和入伍國軍來實踐。[20]這是從十八世紀晚期開始出現的模式，民族主義漸漸興起，幾乎就像太陽般緩慢移動，先是照亮高處，接著照到谷地，最後只留下少數地方沒有被照射到。這道光的熱力使民族主義茁壯，同時也讓其他選項凋萎。

但，關於民族是由人類所建構的這個概念，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借用馬克思的卓見，我們可以說：人們創造自己的民族，但無法隨心所欲。他們協助形塑了自己的社群和語言，但那些不是他們製造的。民族從來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反之，民族主義者是運用既有的民族歷史和傳說做為基石，雖然肯定有經過詮釋，但絕非全新創作。他們根據現有的語法創造新詞，並善用流行於鄉村居民之間的觀念，像是他們是誰、他們的敵人是誰（通常是某個帝國勢力）等。[21]有些知識分子想像出來的民族，有些從未扎根，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只是其中的兩個例子，哈布斯堡統治下的波士尼亞也是。

人們形塑民族的同時，民族也形塑了人們。也就是說，民族形成了空間，讓人們在裡面決定什麼才是寶貴的──也就是「什麼值得人們活著」。我們可以議論自己對於民族這個概念的立場，但卻不能否認討論本身至關重要。就拿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爭議為例：非猶太裔的波蘭人在大屠殺期間是否可以做更多事來拯救猶太人。身為波蘭人並不表示非得抱持某一種觀點，有些人說納粹的恐怖行為讓人不可能援助猶太人，但也有些人說，跟猶太人更團結一點，即使納粹多麼恐怖也能拯救人命。然而，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不允許任何自稱波蘭人的人說：「我不在乎答案是什麼。」從這方面來看，波蘭是一個不可否認的現實，而且已經這樣很長一段時間了（包括波蘭並未出現在任何地圖上的那數十年）。

利用民族主義的論證來驅動政治想像、創造政治發生的場域，在許多國家都曾上演過，但現有關於邊界地區在特定時期的研究，並沒有反映這個現象的重要性。[22]愛國者自己也還沒看出這一點，而是強調他們個人透過「想像」使共同體成真。一八七○年代，捷克愛國者法蘭提塞克．帕拉茲基（František Palacký）曾說，假如他和同伴在一個世代前碰面的那個房間坍塌了，這個民族就完蛋了。可是，在同一時期的札格雷布和布達佩斯，類似的熱血團體也有進行同樣的愛國活動。一個世代後的烏克蘭愛國者甚至說了相似的話：假如他們乘坐的火車出軌，烏克蘭這個民族會滅亡。在哈布斯堡帝國的另一頭，布拉格的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也將帕拉茲基的這番話應用在自己身上。

歷史學家彼得．賈德森（Pieter Judson）寫到，民族主義是「苦活」，但我們在這些例子中都看到，有不少人願意去做這件事。脫軌的火車或許會阻止某些民族主義者，但很快又會有其他許多人找到不同的方法繼續前進。一七七○年代，民族主義在波希米亞說捷克語的人之間興起，他們知道在文化、政治和商業領域都占據主流地位的德意志菁英，把他們的語言視為粗俗農民的語言。當哈布斯堡政府在一七八○年代關閉捷克人的高中、要強迫說捷克語的人改說德語時，那種令人痛苦的高高在上感，轉變成對於捷克人即將消失的恐懼感，這種恐懼感後來成為東歐區域性的症狀，蔓延在塞爾維亞、匈牙利、羅馬尼亞的部分地區及波蘭。普魯士、奧地利和俄羅斯在一七九五年瓜分波蘭時，同意要「廢除一切可能喚起人們對波蘭王國的記憶的事物」。「殲滅」已經完成，王國的名字也要「永遠」消失。[23]

這種用詞顯然不會被接受，因此只能隱藏起來。在接下來幾十年，帝國審查抑制民眾表達自己的擔憂，但是當審查制度一解除，各種譬喻馬上湧現。在一八四八年的四月，捷克記者卡雷爾．哈夫利切克．波羅弗斯基（Karel Havlíček Borovský）寫道：「只要你的語言和民族不是主流，就會受到壓迫，即使在最自由的國家也一樣。」由於說捷克語的人就像外族領主的無助臣民，波羅弗斯基便把他們的命運比喻為美國黑奴。他問：「即使是最自由的政府，對黑奴而言又有何用……如果我們想要自由，首先一定要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在這幾個月，奧地利、波蘭、克羅埃西亞和羅馬尼亞的作家也說了一模一樣的話：少了民族的自由，他們無法成為自由的個人。[24]

波羅弗斯基如果在幾年前聽到這種激進的言論，肯定會很驚訝，但是此時他還沒有嘗到在民主制度下進行公共爭論所帶來的喧囂對立。他跟波希米亞的德意志自由主義者弗朗茲．舒素卡（Franz Schuselka）之間的爭執特別激烈。從舒素卡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他的祖先是斯拉夫人，他說，想要在公共場所使用捷克語的捷克人是「捷克狂」（Czechomaniacs）。他寫到，奧地利的斯拉夫人沒有什麼重要的文學，也沒有大學、甚至是高中，他們的命運就是變成德意志人。斯拉夫人曾經定居在柏林和萊比錫周遭的德意志人核心地區，最西邊還有到漢堡，但是一代一代過去後，他們已經融入「難以抵抗」的德意志文化之中。舒素卡寫道：「他們逐漸德意志化，是因為改善自我、臻於完美是全人類的道德義務。」[25]其他的德意志民主派人士把捷克人描寫成奴隸，注定只能在田地和廚房工作，他們是一個民族的「遺跡」，既無歷史也無未來。任何一個有料的捷克人「自然」會變成德意志人。[26]

帝軍鎮壓民主革命之後，哈布斯堡當局又恢復審查制度，但波羅弗斯基還是持續製造麻煩。一八五一年，波羅弗斯基被流放到義大利北部，四年後才被允許回到布拉格，卻得知妻子剛過世。一年後，他因肺結核，死在妻子斷氣時的同張床上。早期的捷克愛國志士全都出席了他的葬禮，捷克第一個偉大的小說家鮑日娜．聶姆曹娃（Božena Němcova）在他的棺木上放了一頂荊棘王冠。＊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捷克的公共領域出現無數個協會和黨派，沒有一位捷克從政者可以忽視波羅弗斯基跟舒素卡爭執時，所表達的那種被瞧不起的痛苦。德意志反對陣營讓他們忘不了那種痛。在一八九○年代的波希米亞議會，可以聽到與曾折磨過波羅弗斯基的相同言論：德意志代表說，捷克人依舊是只能在廚房幫忙或在田地出力的人。那個時候、那個地方的政治人物並沒有「對民族認同漠不關心」這個立場，沒有民族認同不是一個可接受的信念，更不是一種熱忱，因為這沒辦法激發犧牲奉獻或積極行動的精神，也無法創造歷史。以哈布斯堡政治的脈絡來說：沒有任何捷克或德意志黨派把自己歸類為「帝國派」或「奧地利派」。[27]當夾在新興民族之間的邊界認同（例如在西利西亞、波士尼亞和馬其頓出現的認同）日益壯大時，他們又成為新的民族認同類型。換句話說，民族冷淡的人只要加入政壇，就一定會選擇一個民族認同，並擔心起東歐人擔心的事：滅亡。

表面上，東歐的民族主義似乎跟其他地方的民族主義一樣，偶爾爆發熾熱的澎湃，但是在正常情況下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人們自我意識的一個層面，但不是最重要的層面。即使是在混合多個族群且許多世代以來競爭激烈的空間，民族認同也不是人們平時最關注的焦點，因為人們通常是用年紀、性別、村里或職業來思考自我。然而，民族主義依然是政治人物可以在時機適當之時拿來操作的「危機」參考框架。例如，一九三○年代發生經濟危機時，德國的廣播電台便對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發出充滿反捷仇恨的訊息；一九八○年代塞爾維亞出現惡性通膨時，銀行家斯洛波丹．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則發現自己內心其實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於是便透過煽動塞爾維亞人可能面臨「滅亡」的恐懼心理當上該國總統。[28]

西歐或俄羅斯的民族主義並沒有這種危機框架，就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局勢最險峻的時候，也鮮少有人擔心荷蘭人、法國人或俄羅斯人會消亡，但這種恐懼在塞爾維亞人、波蘭人、捷克人和東歐猶太人身上卻非常顯著。波蘭的猶太律師拉斐爾．萊姆金（Raphael Lemkin）發明「種族屠殺」一詞時，靈感來源便是該地區的焦慮感。戰後，該地區的詩人認為自己對於歷史的興衰無常具有特殊的直覺。例如，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一九四四年走在波蘭首都的街頭時，覺得人行道和街道就像液體，會逃離石頭或柏油賦予的短暫形體。

對於滅亡的恐懼，到了戰後仍未消失。一九六七年，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冒著再也無法出版任何著作的風險，公開譴責國家的審查制度。他說，要是沒有小說、散文和詩詞──沒有語言文字──就不會有捷克人。為了證明他是認真的，昆德拉禁止當局修改他所寫的任何東西，包括小小的標點符號。[29]一九七七年，他移民到巴黎，鬱悶地思索祖國的命運：歐洲連捷克人的存在都忘了。為了表示反抗，他不願接受「東歐」這個詞，認為這個詞彙與這個可恥的遺忘的行為相勾結，而把這個地區稱作「中歐」。畢竟，布拉格位於維也納以西，波蘭和匈牙利跟西方連結的方式也跟俄羅斯不同。

今天，許多人追隨昆德拉的腳步，使用「中歐」這個詞來避免讓這個地區聽起來好像是另一個比較劣等的歐洲──不僅「落後」，還受到民族主義狂熱的左右。但，稱呼這個地區「中歐」有一個問題。雖然德國像瓦茨拉夫．哈維爾曾經說過的那樣，有一隻腳踏進中歐，但是德國卻不屬於這個地區，因為那裡的感受不同。雖然希特勒計畫在一九四五年摧毀德國的基礎設施，他卻沒有想像德國人會停止存在。更重要的是，從來沒有人需要解釋德國為什麼應該存在，不管它的政治體制是什麼。那種覺得必須一直出言捍衛自己的衝動心理只存在於捷克、斯洛維尼亞或馬其頓等地，因為這些國家的存在並不安穩，除非有人提出證明並竭盡全力加以提倡。捷克民族運動的所有成就──無論是技職學校、博物館、圖書館、劇院或大學的成立──都得經過一番言辭辯論與奮鬥之後才能實現。

可是，昆德拉關注的不是如何描述一個地區，而是如何捍衛該地區的存在。他採取的策略，就是說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克羅埃西亞和匈牙利跟俄羅斯在質方面有所不同。他說，這些國家擁有較高的德行，接近西歐，是俄羅斯永遠達不到的，此外也有許多正面的遺風，如自由主義、啟蒙運動和分權（源自敘任權＊之爭）。中歐在極小的空間裡體現了極大的差異，而俄羅斯則恰恰相反，在極大的空間裡存在著極小的差異。

不像昆德拉，本書除了主張東歐是個充滿小型族群的反帝國空間之外，不對這個地區抱持任何刻板印象。發生在東歐的政治夢魘底下，總是隱隱約約潛藏著被強權併吞與同化的恐懼感。反帝國的奮鬥讓族群文化存續下來，但也助長了排外的意識形態，可能演變成種族主義。舊帝國（尤其是哈布斯堡王朝）令人懷念，是因為他們比之後出現的許多民族國家更會保護人權，甚至是各個民族與族群的生存。

本書會將「東歐」和「中東歐」交替使用以減少冗字，但也是因為這兩個詞指涉的那些國家都曾經是無法掌控自己命運的蘇聯衛星國。[30]這個詞指的不僅是地圖上的一個空間，更是一種共同擁有的經歷，因為位於這個地區兩端的人民雖有文化和語言上的眾多差異，卻都使用了相同的敘事描述自己的過去。維克多．奧班詭異的一番「民族存亡」助選言論，其實不只在匈牙利和斯洛維尼亞，也會在波蘭、捷克共和國和塞爾維亞引起共鳴。

我沒有納入波羅的海諸國、烏克蘭、白羅斯這幾個前蘇聯西部加盟共和國，因為他們在本書所研究的那段時期，很多時候都自成另一個的故事，由於蘇聯化（Sovietization）的關係，當地文化受到的考驗是中東歐不曾經歷過的。基於相同的理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東德）有被納入，因為這個小國也遭遇了被超級強權控制卻沒有受到直接併吞的命運。[31]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也有它特殊的地方。東德政權分別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八○年積極鎮壓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異議分子，因為那裡有一些三流的帝國主義追隨者竟然膨風地認為，自己可以告訴社會主義的祖國「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

把東德納入這本書，便突顯了德國人不能被認為在中東歐之外，而這背後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有數百萬名德意志人在這個地區住了好幾百年，更因為神聖羅馬帝國在一八○六年滅亡後，德意志如何形成民族國家的這個問題大大影響了這個地區的命運。俾斯麥試圖透過一八七一年的「第二帝國」解決這個問題，卻使德意志問題更加惡化，因為占總數三分之一的哈布斯堡德意志人感覺自己遭到拋棄。納粹黨最初在一九○三年成立於波希米亞並非偶然。德意志民族主義在帝國衰亡之時（先是神聖羅馬帝國，然後是哈布斯堡王朝）進入東歐人的空間，漸漸從原本以德意志文化同化斯拉夫人的做法，改成把斯拉夫人從被認為屬於德意志人的龐大空間驅逐出去。

接下來的篇幅要講述的，不只是單純捍衛並伸張自我的英雄故事，因為在反帝國的奮鬥中，民族運動往往變成了帝國主義，而為了不要滅絕，時常讓自己成為滅絕他人（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該地區的猶太人）的共犯。民族主義的張揚已跨越了無數障礙，從一八四九年的戰爭、一八六七年哈布斯堡王朝與匈牙利之間的妥協，一直到一九一八年如雨後春筍冒出的新國家。在一九四五年以前、甚至是後來的時期，民族主義吞噬了自由主義、阻礙了社會主義、觸發了法西斯主義、殖民了共產主義，目前它對民主體制做出的壞事，在我們找到更驚悚的貼切形容詞之前，只能以「民粹主義」（populism）這個輕描淡寫的詞彙名之，等待日後出現更驚悚的形容詞加以描述。雖然這個地區產出不少難以抹滅的文學作品（昆德拉與米沃什的書寫是其中幾個例子），見證了「不只有」東歐才經歷的苦難，但是這個地區的經驗仍完全顛覆了西方人的想像。

然而，反帝國的中東歐並不是一座孤島，全球歷史很多都集中在這裡。東歐人之所以在現代經歷了特別強烈的體驗，是因為他們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部分，他們的故事是許多人的故事，不論是民主化與去殖民化、五年計畫與作秀公審、反法西斯的抵抗行動與族群清洗，或是公民社會及不自由的民主等，全都籠罩在害怕成為自己家鄉的陌生人、自身文化的叛徒的恐懼陰影之中。很多人說東歐人放不下過去，但那正是因為他們想要擺脫過去。偶爾，他們點出通往未來的道路。可是，回憶仍無可避免地形塑了現在，即使那些聲稱對歷史有卓越認識的人也免不了如此。[32]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其中的佼佼者。由於馬克思和列寧似乎代表外國利益，他們的追隨者因此比任何人還要放不下回憶，使用象徵民族的圖樣和顏色重建被炸毀的城市、製造充滿民族戲劇與詩歌的運貨車廂，並大肆慶祝民族紀念日，如一九六六年慶祝波蘭建國一千週年的活動。波蘭的共產主義者舉辦了大型節慶，並承諾在缺乏現代教育的鄉村地區建立一千所學校。

巧的是，這恰好是基督信仰在西元九六六年傳入波蘭的紀念日，波蘭天主教教會也祭出自己的民族象徵聖母瑪利亞。一六五二年，國王揚．卡齊米日（Jan Kazimierz）因聖母保護了被圍城的琴斯托霍瓦（Częstochowa）的波蘭軍隊，將她封為波蘭女王。一九五七年，波蘭的首席主教維辛斯基（Wyszyński）下令製作了琴斯托霍瓦修道院「黑色聖母」畫像的複製品，連原本的燒焦痕跡也如出一轍。這幅畫像在羅馬祝聖後，由信徒帶著在波蘭各地繞境，繞境時程將確保每一個波蘭人在接下來十年至少都能看見並敬拜畫像一次。

到了一九六五年，政府的耐性已經消磨殆盡，當局下令將複製品送回琴斯托霍瓦的原作身邊。當地人開玩笑地說，聖母被綁架了。這下，波蘭人無法再帶著黑色聖母的畫像繞境，便決定帶著原本放置畫像的空畫框繼續行程。所有人都知道這其中的涵義。但，波蘭人看見空白畫布時，看到了什麼？他們聲稱看到只屬於他們的東西──一個千年來瀕臨滅絕的族群的重要意象。

將這個空白畫框延伸到整個東歐，你就能看出這本書的宗旨：它描繪了東歐這個地區對於經過無數世代所獲取的身分認同有多麼敏感，而且由於認同是當地語言所賦予的，它便具有不可譯的特性，也難以直接表達。這就是族群民族主義的真諦：擁有一個屬於自己、不會超越有形界線的東西，無論是自家爐灶、民族國家或空白畫框。

這不是一本百科全書，不打算追溯特定幾個族群的歷史故事。這本書跟任何特定的人民或族群無關，也沒有要談論被自然邊界畫分出來的某些區域地理。這本書講的是催生出那種獨特感受的困境、夾在大國之間生存的狀況，以及住在那些地方的人民所述說的故事，和關於他們的故事──這些故事的共同訊息是如何面對生存威脅，然後繼續存活下去。重點不是這樣的認知正不正確，而是這樣的認知如何成為常見的心態，很容易重新出現，即使帝國──無論是神聖羅馬、哈布斯堡、鄂圖曼、納粹或蘇聯帝國──滅亡也依舊存在。這種困境似乎是永恆且必要的。事實上，這既是過去，也是現在，因為製造時間才剛超過兩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