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畢蘇斯基把波蘭看成許多民族的祖國，是結合眾多文化的聯邦；他希望不只波蘭人，立陶宛人、烏克蘭人和猶太人也能一起團結地住在這個國家……維爾紐斯（Vilna）的特殊環境造就了他，因為那裡是來自不同民族、文化與宗教的族群共同的家鄉。

──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

畢蘇斯基相信他能塑造歷史的進程，相信波蘭的命運仰賴他的意志，且他應該像過去的那些偉人一樣支配其他人。

──安傑伊．蓋利斯基（Andrzej Garlicki）

波蘭在一九八九年脫離共產統治時，旁人可能會注意到，這個國家的人民一下子回到了過去。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在一九九三年寫道：「有時，波蘭似乎想要往後退一大步。人們對畢蘇斯基元帥的崇拜加深了。」[1]霍夫曼所說的「對畢蘇斯基元帥的崇拜」──她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波蘭政壇的重要人物約瑟夫．畢蘇斯基（Jozef Pilsudski）──恰當地預示了後來發生的事。冷戰期間，共產政府曾試圖抹除人們對畢蘇斯基的回憶；冷戰結束後，人們對他的興趣整個爆發出來。結果，相關的學術與通俗出版物、博物館展覽、學術研討會以及政府宣言大幅激增，路名和公園都改用他的名字命名，還興建了許多今天在波蘭城市處處可見的畢蘇斯基紀念碑。

共產主義倒下後，人們馬上開始緬懷起畢蘇斯基。一九九○年，華沙市中心最大的廣場被重新命名為畢蘇斯基廣場。一九九五年五月，波蘭國會在畢蘇斯基逝世六十週年那天說道：「我們的民族將永遠記得約瑟夫．畢蘇斯基是波蘭獨立的創建者，也是將威脅整個歐洲文明的外國侵犯者給趕走的勝利領袖。約瑟夫．畢蘇斯基全心為國服務，將永遠留存在我們的歷史中。」[2]隔年，在波蘭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百大人物票選活動中，畢蘇斯基排名第二，第一名是波蘭的第一位統治君主──西元十世紀的皮雅斯特（Piast）。[3]

政府宣布畢蘇斯基將回歸民族記憶之後，全國各地的市政府紛紛興建紀念碑緬懷這位備受尊崇的人物。一九九三年，卡托維茲（Katowice）豎立了一座畢蘇斯基紀念碑。一九九五年的八月，華沙在畢蘇斯基廣場旁為一座約瑟夫．畢蘇斯基紀念碑舉行揭幕儀式，出席者有總統萊赫．華勒沙、華沙市長馬爾欽．史維契斯基（Marcin Święcicki）、畢蘇斯基七十五歲的女兒雅德維加．畢蘇斯卡（Jadwiga Piłsudska）、他的孫女及其夫婿約安娜與雅努什．奧耐斯科維茨（Joanna and Janusz Onyszkiewicz）。[4]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華沙在美景宮外又為第二座畢蘇斯基紀念碑舉行揭幕儀式，參加者包括總統亞歷山大．克瓦斯涅夫斯基（Alexander Kwaśniewski）、雅德維加．畢蘇斯卡以及市長史維契斯基。[5]其他城市也隨之跟進，在托倫（Toruń，二○○○年）、盧布令（Lublin，二○○一年）、格但斯克（Gdańsk，二○○六年）、克拉科夫（Kraków，二○○八年）、比亞維斯托克（Białystok，二○○八年）、蘇萊約維克（Sulejówek，二○一○年），以及國外的布魯塞爾（二○一八年）和布達佩斯（二○一八年）等地，皆有豎立畢蘇斯基紀念碑。

在二○一五年五月畢蘇斯基逝世八十週年時，大眾對他的興趣再一次高漲，首都四處掛著這位家喻戶曉人物的大型海報。波蘭第二大的週刊出了一整期畢蘇斯基主題的內容，收錄著名歷史學家所寫的文章、照片、肖像畫和畢蘇斯基所寫文字創作的摘錄。此外，波蘭最主要的日報為了紀念他，還在週末版收錄了兩本免費的相冊。[6]二○二○年的八月十六日，也就是華沙戰役（Battle of Warsaw）滿一百週年時，眾所期待的約瑟夫．畢蘇斯基博物館在華沙郊外的蘇萊約維克開幕了，全國人民對畢蘇斯基的關注達到顛峰。

事實上，旁人在一九九○年代初期觀察到的畢蘇斯基熱潮，在共產主義統治期間一直都有反覆出現，令當局相當苦惱。一九八五年，一名駐華沙的美國記者報導，畢蘇斯基逝世五十週年的紀念活動「在全國各地的教堂舉行。很多人都想得到他的絕版著作；數以萬計的人家在沙發上方懸掛他的照片。」[7]《紐約客》的寫手在一九八一年十月團結工聯（Solidarity）合法後沒多久寫到，團結工聯全國各地的辦公室「突然開始販售約瑟夫．畢蘇斯基元帥的照片」。不久，團結工聯被禁，戒嚴開始，同一名寫手觀察到，政府對「逐漸擴大的畢蘇斯基崇拜」感到越來越擔憂。[8]揚．庫比克（Jan Kubik）在關於團結工聯運動的研究中寫道：「約瑟夫．畢蘇斯基的名字和傳奇是一九八一年許多團結工聯慶祝活動的焦點。」[9]

畢蘇斯基勇於挑戰布爾什維克的俄羅斯，並在一九二○年擊敗了它的軍隊，因此一直都是強而有力的象徵。一九七三年，二十七歲的亞當．米奇尼克把一篇文章從共產波蘭偷運出去，使用假名在國外發表。針對畢蘇斯基在一九○八年所寫的一封有關沙俄羞辱式迫害的信，米奇尼克表示：「畢蘇斯基六十年前的文字是我的救贖。」米奇尼克接著說，畢蘇斯基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所寫的東西「讓這個被征服俘虜的民族重拾它真正的心聲和尊嚴」。[10]

畢蘇斯基在世時，就已經是創造和捍衛波蘭國家地位的傳奇人物。許多公民都視他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波蘭軍團（Polish Legions）的英勇創立者、波蘭獨立後的第一位國家元首和總司令、在一九二○年帶領波蘭戰勝布爾什維克的天才軍事戰略家，以及堅決保護少數族群和猶太人權利的人民「祖父」。他在一九三五年的五月去世後，跟波蘭王室成員一起葬在克拉科夫的瓦維爾城堡（Wawel Castle），永久奠定了他的偉人地位。

今天的英語世界對畢蘇斯基一無所知，跟他在世時人們對他的敬重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這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畢蘇斯基的主要成就（創造和捍衛獨立的波蘭民主國家，阻止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擴張）跟一九三五年他去世後所發生的事件相比，顯得相形見絀。這些事件包括：波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遭入侵；蘇聯攻占東歐；介於蘇聯和德國之間、屬於凡爾賽體系的主權民主國家被消滅。波蘭在往後四十五年被關在鐵幕之後，退居世界事務的幕後，人們對其近代歷史的興趣也跟著消退。

從畢蘇斯基在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被指名為國家元首兼總司令的那一刻起，他就被認為是歐洲事務的重要人物之一。一九二○年的二月，英國最具影響力的月刊形容他是「治國天才」，「在那麼多人都擁有毀滅能力的時代，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建造者」。一九二○年在華沙跟畢蘇斯基碰過面的俄羅斯流亡作家認為，畢蘇斯基擁有的知識、洞見和分析推理能力「比當前的任何政治人物都要強」。曾經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跟美國紅十字會一起到波蘭的一位美國聖母大學教授，有幸訪問畢蘇斯基，形容他「話很少，但是說話時你可以感覺他已經仔細研究了你的想法，沒有說出和沒有看見的事情他都明白。」一名美國駐外記者也在一九二八年說，畢蘇斯基是「我們這個時代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11]

對許多人來說，畢蘇斯基真正的重要性就是他在一九二○年阻止布爾什維克征服歐洲。在一九二○年參加波蘭協約國使節團（Inter–Allied Mission to Poland）的英國政治家達伯農子爵（Lord D'Abernon）對這一點表達的感受最為誇大，認為畢蘇斯基戰勝布爾什維克的俄羅斯是世界史上最關鍵的戰役之一。一九三○年，達伯農子爵在這場戰役滿十週年時接受訪談，說道：「華沙戰役是當代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他還說：「波蘭不曾做出這麼巨大的貢獻，危機不曾那麼急迫。一九二○年的事件這麼值得我們注意，還有另一個原因：能夠取得勝利，全都多虧了僅僅一人的天才戰略能力，多虧他成功執行了那危險到除了天才、還需要勇氣才能完成的計畫……政治作家應該告訴歐洲人，波蘭在一九二○年拯救了歐洲，因此我們有必要讓波蘭保持強大，並跟西歐文明維持和諧關係。」[12]

一位知名的美國作家在寫到歐洲事務的主題時，也呼應達伯農子爵的看法，強調波蘭在國際安全和維繫權力平衡上扮演的重要角色。羅伯特．麥奇雷（Robert Machray）在一九三二年寫道：「整體而言，波蘭可以被視為西方文明的屏障，是促成歐洲平衡與世界和平的強大因子。」他還表示：「波蘭有畢蘇斯基元帥這個偉大人物當它的領袖和老師、守護者和引導者。歐洲欠他的並不少於波蘭，因為我們現在很清楚地知道，是靠著元帥的軍事天賦去構思並贏得一九二○年八月和九月的那場關鍵戰役，打敗、趕跑了蘇聯軍隊。」[13]

畢蘇斯基在一九三五年去世後，他的訃文也強調了這一點。《泰晤士報》稱讚他「打擊了蘇聯唯一一次認真打算使用武力，將布爾什維克主義傳到整個歐洲的野心。為新成立的共和國確立疆界之後，他用盡早已消耗許多的最後一絲力氣來鞏固政府在國內外的地位。」《紐約時報》則表示：「在一九二○年，畢蘇斯基擊敗了進犯的布爾什維克軍隊，許多人都認為這讓歐洲免於另一場全面戰爭。」有人說畢蘇斯基是「一個偉大的軍人和能幹的治國大師」。有人則覺得畢蘇斯基的重要性是在其他方面。美國傳記作家葛蕾絲．韓福瑞（Grace Humphrey）在一九三六年寫道：「他的偉大現在就已經開始成形，預示了歷史的裁定。他跟歷史上的某些少數人士一樣，是被上帝選來塑造人類命運、為民族規畫道路、引領人們前進的人。」[14]

然而，除了這些讚美，國內外也有許多大聲喧嚷的反對者公開表達相反的看法。批評者認為，畢蘇斯基在一九二○年的五月占領基輔，是一個挑釁魯莽的舉動。西歐人雖然認為畢蘇斯基的聯邦計畫（最後完全失敗）對俄羅斯很不友善、對歐洲也十分危險，但是他們準確地預測，在未來歐洲各國的架構中，獨立烏克蘭的領土完整性會是西歐和美國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標，以抵禦俄羅斯的侵犯。一名波蘭局勢的觀察家認為，攻占基輔一事「延長了波蘭帝國主義的傳說，在協約國政治家的心中留下對這個新生共和國的偏見，尤其英國人依舊這麼覺得。」[15]一名法國陸軍少校也批評畢蘇斯基軍事占領基輔是「近年來最越軌的行為」。[16]

在國內，畢蘇斯基的反對者──左翼的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以及右翼的民族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s）──強烈抨擊他越來越威權的統治作風和議會民主的腐敗。一九二三年，中間偏右的基督教民主（Christian Democratic）運動有一個成員表示，畢蘇斯基的想法既陰暗又無益，其統治作風充滿狂妄與虛榮。[17]另一名社運人士則表達許多左派人士在一九二六年政變後所抱持的觀點，說畢蘇斯基是一個獨裁者，是進步和議會民主的敵人。[18]

雙重遺緒

在這本書，我將描述畢蘇斯基的雙重遺緒：威權主義與多元主義。他是一位會使用法外鐵腕策略來壓制對手的軍事領袖，同時也會捍衛和保護少數族群的權益。一方面，他是一個卓越的人物，起身對抗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中歐和東歐生根、益發擴散的極權主義和反猶主義思潮。在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畢蘇斯基合法取得絕對的權力，他信奉多元社會，認為所有守法的公民都應得到平等的待遇和保護，不過這個原則在一九二六年之後開始減弱。有一個歷史學家說：「畢蘇斯基比大部分的戰間期歐洲領袖還尊重文化多元主義。」[19]另一方面，畢蘇斯基統治的最後九年，議會民主制明顯遭到削弱，部分原因是，畢蘇斯基無法讓眾議院通過意義重大的憲法改革，好讓政府平順運作。

畢蘇斯基把對寬容和多元的支持連結到他的聯邦計畫，希望以民族、而非帝國來作為組織歐洲各國的方式。烏克蘭的政治主權是這項計畫背後的核心──烏克蘭不是跟波蘭結成聯邦，就是獨立建國。畢蘇斯基在一九一九年說道：「波蘭夾在兩個大國之間不可能真正獨立，只要俄羅斯仍奴役許多民族，我們就無法平靜地展望未來。」[20]

畢蘇斯基最鮮明的政治特徵，就是他對聯邦主義、文化多元主義和少數族群權利的支持。最能看出畢蘇斯基正面遺緒的地方，就是他跟波蘭猶太人之間的關係；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波蘭擁有全世界第二多的猶太人口。他過世後，波蘭猶太人表現的哀慟之情絕對不會錯。學術文獻和回憶錄大部分都有提到雙方的特殊關係。[21]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維爾紐斯長大的迪娜．阿布拉莫維奇（Dina Abramowicz）生動地回憶畢蘇斯基過世的那一天，說：「我們感覺波蘭的猶太人頭上似乎籠罩著烏雲，艱困的日子即將到來。」[22]戰間期在克拉科夫長大的波蘭猶太人拉斐爾．夏夫（Rafael Scharf）也有憶起那一天：「我還記得，我那通常每天都被煩心事完全占據的父親在聽說元帥過世時，竟然哭了。他的反應令我大吃一驚，因為我不常看見父親為了這種事落淚。」夏夫的父親「抱持著波蘭猶太人常有的認知，相信畢蘇斯基……會保護他們……認為他走了以後，歷史會轉到更具威脅性、更危險的方向。這樣的預感很快就成真了。」[23]

另一個來自克拉科夫的波蘭猶太人伊蓮娜．布朗納（Irena Bronner）則記得家人經常討論日益升溫的反猶主義。她寫道：「我們家很崇拜畢蘇斯基。我們這些【猶太】小孩深愛這位『祖父』一點也不奇怪……我的父母完全相信他，聽說他去世的消息之後受到很大的打擊。」[24]亞歷山大．布魯姆斯坦（Alexander Blumstein）當時雖然只有五歲，卻記得這位波蘭領袖：「約瑟夫．畢蘇斯基本人不是反猶主義者。事實上，他努力抑制反猶主義的浪潮，但是這個任務並不容易。【他】在一九三五年去世，我依稀記得當時我們被恐懼和陰鬱所淹沒。」[25]六十歲的猶太銀行家維克托．查傑斯（Wiktor Chajes）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加入畢蘇斯基的軍團，他在畢蘇斯基死後，於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三日寫下自己的心情：「對我而言，畢蘇斯基元帥就是一切，他就是我們的家園。我很害怕我們會面臨什麼樣的命運。我擔心我的心全然屬於他，我【對波蘭】的信念之中只存在於我對他的信念……他帶我們脫離被俘虜的國家，使我成為波蘭的自由之子。」他接著說：「我的淚水好比一個兒子在父親的墳前流下的眼淚。」[26]

畢蘇斯基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擔任波蘭社會黨（Polish Socialist Party）領袖時，就已建立起寬容公正的形象，因為他最親近的一些夥伴便是波蘭猶太人，如費利克斯．佩爾（Feliks Perl）和史坦尼斯瓦夫．孟德爾頌（Stanisław Mendelson）。[27]一位歷史學家寫道：「革命時期的元帥不在乎哪一位同志是猶太人、哪一位不是，他對歷史的認知使他相信猶太人是波蘭遺產的一部分。」[28]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有很多猶太人加入波蘭軍團。因此，畢蘇斯基在離開公職三年後，於一九二六年掌權時，絕大多數的猶太人不意外地都鬆了一口氣。以斯拉．孟德爾頌（Ezra Mendelsohn）說：「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反對民主，而是因為他們把畢蘇斯基視為一位溫和的民族主義者、聯邦主義者……【右翼】民族民主黨的勁敵，以及反對將反猶主義當成政治或經濟武器的前社會主義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畢蘇斯基以波蘭命運的最高裁決者之身分掌權的這十年，的確實現了這些期待。他成功控制住極端的反猶人士，並在眾議院選舉期間歡迎猶太人加入他的政府名單。」[29]

華沙波蘭猶太人歷史博物館（POLIN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Polish Jews）的常設展記錄了畢蘇斯基寬容慈善的遺緒。二○二○年的五月十二日，博物館在畢蘇斯基逝世八十五週年的日子，在官網上發表公開聲明：「大多數的波蘭猶太人對畢蘇斯基的看法都相當正面，原因很多……畢蘇斯基象徵了將猶太人視為平等公民的波蘭。」[30]當然，不只有波蘭的猶太人這樣敬愛他。戰爭期間因為替波蘭流亡政府擔任情報員而出名的揚．卡爾斯基（Jan Karski）曾在一九九○年代接受訪問時，說起小時候住在華沙、家人討論畢蘇斯基的那段回憶：「我的母親非常景仰畢蘇斯基，她從來不叫他畢蘇斯基元帥，而是祖國之父。」[31]

然而，一九二六年強制實行威權統治之後，卻讓畢蘇斯基的遺緒留下黑暗的一面。這段時期出現濫用權力和議會民主逐漸腐敗的情況。畢蘇斯基在一九二六年五月突然發動軍事政變，政府和挺畢蘇斯基的部隊戰鬥三天後，使他重新掌權。這場動亂共造成兩百一十五名士兵和一百六十四名平民死亡、一千五百人受傷，震驚了全國。[32]畢蘇斯基從來就沒有打算在華沙的街頭上濺血，但這卻是他採取法外軍事行動直接造成的後果。[33]那些不必要的軍民死傷現在仍然記錄在某些家庭的家族史中。我曾跟一名生於一九四七年、在共產波蘭長大的波蘭女子通信，她說自己的外祖父在一九二六年擔任波蘭軍隊的上校，政變期間是替政府軍作戰。她回憶母親「常常罵畢蘇斯基攻擊剛誕生的民主」。此外，她的母親「因為我的外祖父對沃伊切霍夫斯基總統忠心耿耿而感到驕傲，雖然這使他丟了軍隊的飯碗。」[34]

新的國會和總統選舉在不久後召開，但畢蘇斯基即使允許國會反對黨和他們的媒體繼續運作，他此時幾乎是在進行絕對的個人統治。一九二六年之後，畢蘇斯基政府壓制那些被認為會對政權造成存亡威脅的政治對手，最惡名昭彰的一個例子就是人稱布熱希奇審判（Brześć Trials）的事件：一九三○年的八月，二十名前國會反對黨成員遭到逮捕，在沒有正式罪名的情況下，被軟禁在布熱希奇監獄十四個月，後來才在一九三一年十月接受審判。這些人當中包括備受尊敬的政壇老將，例如波蘭社會黨的亞當．喬烏科甚（Adam Ciołkosz）、赫爾曼．列貝爾曼（Herman Lieberman）和亞當．普拉吉耶（Adam Pragier），還有曾經出任總理的溫森蒂．維托斯（Wincenty Witos）和農民黨（Peasant Party）的阿道夫．薩維茨基（Adolf Sawicki）。審判持續了三個月，在一九三二年的一月定罪。[35]

導致畢蘇斯基留下黑暗遺緒（特別是在共產時期）的第二個原因，就是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跟納粹德國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並在同一年的七月於貝雷薩卡圖爾斯卡（Bereza Kartuska）成立政治犯的拘留營。在畢蘇斯基政府統治期間，曾被關進拘留營的囚犯有共產黨成員、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以及因為帶有法西斯主義傾向而被禁止的民族激進陣營（Obóz Narodowo–Radykalny，ONR）成員。[36]畢蘇斯基在一九三四年一月簽署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German–Polish Non–Aggression Pact）被波蘭批評家、西方民主領袖和蘇聯一致認為是十分危險的外交舉動。[37]可是，畢蘇斯基是在向法國提議聯手對德國發起軍事攻擊遭拒絕之後，才決定跟納粹德國談條約。這並不是畢蘇斯基的外交政策第一次引起外國擔憂。他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年發動的數起邊界戰爭，被西方民主國家視為危險且不負責任的冒險舉動，但只有法國例外，大體上都支持畢蘇斯基。第三個原因是，畢蘇斯基在死前一個月同意通過新憲法，嚴重削弱立法機關的權力，進而讓威權統治固定下來。[38]

畢蘇斯基文獻

了解史料如何描述畢蘇斯基會十分有幫助。畢蘇斯基身為現代波蘭的國父、第一位總司令和國家元首，自然有許多文獻以他為主題。其實，他的傳奇事蹟早在一九一八年以前就有人出版，是有關畢蘇斯基的最早著作。有史以來最早出版的畢蘇斯基傳記在一九一五年問世，五十七歲的作者瓦克瓦夫．謝羅謝夫斯基（Wacław Sieroszewski）是波蘭軍團第一騎兵團（1st Cavalry Regiment）的成員，希望透過這本書向大眾述說畢蘇斯基的故事。謝羅謝夫斯基討論了畢蘇斯基手下的士兵對他狂熱的忠誠，以及畢蘇斯基越來越受群眾歡迎的現象，並這樣描述這位國家人物：「對廣大民眾來說，畢蘇斯基象徵了為性靈福祉、為祖國解放、為個人與民族尊嚴，以及更美好、公正……光明的未來所奮鬥的堅毅精神。」[39]

在一九一八年之後出版的第一本畢蘇斯基傳記中，他的其中一位忠心追隨者形容他是正在形成的傳奇。雅努什．延傑耶維奇（Janusz Jędrzejewicz）在一九一九年寫道：「今天，畢蘇斯基是波蘭活生生的象徵，代表了它的良知與對未來的渴望。」[40]

好幾位外國作家將畢蘇斯基描繪成英勇的軍事英雄，牛津大學歷史系畢業的亞歷山大．博斯威爾（Alexander Bruce Boswell）便是其中一人。他在一九一九年波蘭復國後發表一份研究，寫到畢蘇斯基被稱讚是「民族英雄」和「柯斯丘什科（Kościuszko）＊的繼承人」。[41]另一位英國作家西斯利．哈德斯頓（Sisley Huddleston）也對畢蘇斯基讚譽有加，在一九二○年寫到，這位波蘭領袖「不只開創出一個擁有自己領土的波蘭，還賦予波蘭靈魂。」[42]

當時有一部著作提到了畢蘇斯基極受歡迎且非常具有領袖風範。這位作者寫道：「我認為，元首的性格中帶有至關重要的吸引力特質，那是無法分析的，但是所有偉大的領袖多多少少都會具備。」[43]亞捷隆大學（Jagiellonian University）的一位教授在一九三三年發表的研究中寫道：「一九二六年後，國會無法再阻礙……有建設性的計畫，畢蘇斯基政權帶來了秩序。」[44]這位教授接著說，畢蘇斯基掌權之後，猶太人的處境改善了。他寫道：「自從一九二六年畢蘇斯基元帥展開統治後，波蘭人和猶太人之間的緊張關係才明顯開始緩解。」[45]

從一九三五年畢蘇斯基去世到一九三九年戰爭爆發的這段期間，出現了一些學術性和比較大眾性的傳記在探討畢蘇斯基的生平和遺緒。其中一本由韓福瑞撰寫的傳記便在一九三六年的美國問世。韓福瑞寫到，這位已故波蘭領袖的重要性對波蘭和歐洲人民而言實在太過巨大，因此還無法斷定他真正的影響：「一定要經過兩三個世代，才能看出【畢蘇斯基】跟他的時代、波蘭歷史、歐洲其他地區和整個世界之間的關係。他在一九二○年是總司令、執政者、財政事務的顧問和外交部政策的發起人，為這個重生的國家付出重大的貢獻。這些個別的角色就讓人覺得很了不起了，全部攬在一人身上簡直叫人欽佩不已。」她最後總結：「光是簡述他的一生，就已總結波蘭的故事。」[46]

在一九三六年的另一本傳記中，麥奇雷強調了畢蘇斯基在波蘭早期歷史的獨特重要性。麥奇雷寫道：「如果沒有跟畢蘇斯基一樣強大勇敢的心靈，任何人可能都會被為了建立波蘭共和國所必須完成的工作給嚇跑和擊垮。他得在混亂之中創造一個新國家。」[47]一九三九年，英國歷史學家威廉．雷德維（William F. Reddaway）也表示：「波蘭復國有很大的程度是一位罕見人物的功勞──畢蘇斯基元帥。」[4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出版的畢蘇斯基相關研究中，瓦迪斯瓦夫．波博格－馬里諾夫斯基（Władysław Pobóg–Malinowski）的開創性著作特別卓越。他的兩大冊巨作在一九三五年出版，共有一千零二十二頁，針對主角的生平只寫到一九○八年。[49]這本書的立場相當偏袒（作者是畢蘇斯基的死忠擁護者），但卻是一九三九年以前唯一一本根據廣泛檔案研究所寫成的傳記。波博格－馬里諾夫斯基的指標性著作問世之後，很多人都嘗試推動畢蘇斯基生平與思想的研究。畢蘇斯基死後，華沙的現代史研究所更名為約瑟夫．畢蘇斯基波蘭現代史研究所，致力於蒐集和保存這位波蘭領袖的相關文獻。這個機構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出版了畢蘇斯基文集，總共有十冊、兩千七百頁的內容。[50]

一九三九年以前的研究大體上將畢蘇斯基的形象描述得十分正面，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劍橋波蘭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更加強了這樣的形象。波蘭被毀後，畢蘇斯基被描繪成獨立波蘭的奠基者，不僅協助建立民主制度，還提倡少數族群權益。這本劍橋史把畢蘇斯基在一九二六年發動政變的原因歸諸於掌權的政黨，因為他們不願意修改或修正一九二一年那部削弱總統職位，進而帶來極端分裂、嚴重僵局、不穩情勢和貨幣起伏的憲法，並表示「絕大多數的民眾」都認同畢蘇斯基的行為。[51]劍橋史說到，他對少數族群權益的支持始終沒有動搖，還說「【畢蘇斯基】特別不能容忍反猶主義，鼓勵受到壓迫的猶太人向他尋求保護。」[52]劍橋史在最後結語的地方總結：「【畢蘇斯基】擁有的各種特質正是他的國家在那個關鍵時期所需要的：行動時充滿活力、堅忍不拔；提供建議時足智多謀、細膩周全。他強大的智識非常實際……帶有清楚的遠見，讓他可以預示未來發展，在追隨者眼中簡直就像是奇蹟。」[53]

一九四○年移民美國後成為大學教授的波蘭歷史學家奧斯卡．哈萊茨基（Oscar Halecki）在一九四三年出版了一本英語寫成的波蘭史。這是第一本同時從正反兩面描寫畢蘇斯基的著作。哈萊茨基雖然承認畢蘇斯基在建立國家和保護邊疆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卻沒放過他做出的法外威權作為。在說到畢蘇斯基於一九三○年決定逮捕和囚禁國會反對黨成員的事件時，哈萊茨基說畢蘇斯基「再次採取暴力手段，在一九三○年的秋天將【國會】領袖殘酷地監禁在布熱希奇，引起眾多不滿。」[54]

冷戰期間，出現兩派不同的史學觀點。在共產波蘭的鐵幕之後，黑暗傳說派依循政府的立場，將畢蘇斯基描述成法西斯獨裁者、自由民主的敵人。在外交事務方面，這一派把畢蘇斯基形容成企圖併吞俄羅斯領土的帝國主義者。黑暗傳說派利用畢蘇斯基的政治對手在戰間期所提出的主張，努力粉碎畢蘇斯基的遺緒。我們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一部學術著作中可以讀到，畢蘇斯基是「民族主義者和俄羅斯革命的敵人，他跟資產階級聯手，背叛了工人階級。」書中主張，畢蘇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是奧地利情報單位和德國帝國主義的特務。[55]在一九二六年的政變中，他「背叛波蘭民族的利益」，成為「法西斯國家的創建者」。[56]

同一時間，在波蘭之外的地方，逃離共產波蘭後住在西歐的一些波蘭作家也在政治光譜另一端形成黑暗傳說派。這些人是極右翼民族民主黨的追隨者，受到政黨創始人羅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的思想所影響。他們當中最著名的發言人是延傑伊．吉爾蒂赫（Jędrzej Giertych），他在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主張畢蘇斯基是布爾什維克，把不懷好意的外國意識形態強加給波蘭。[57]

華沙大學的歷史學家蓋利斯基出版了第一本描述畢蘇斯基完整生平的學術傳記，既延續也脫離了黑暗傳說派。一方面，這部著作無情地攻擊了畢蘇斯基的特質和性格，特別強調他失敗的地方和威權統治作風。由於顧慮到審查制度，這本書的架構很不平均，特別留意某些時期，內容也寫得比較仔細，如畢蘇斯基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早年人生和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五年的統治時期。相形之下，蓋利斯基針對畢蘇斯基最偉大的成就著墨得不多，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建立波蘭軍團、在一九一八年創建重獲新生的國家、在一九二○年的波蘇戰爭（Polish–Soviet War）中擔任總司令取得勝利。這本書特別著重在他失敗的地方，花了許多章敘述一九二六年的政變和一九三○年的布熱希奇事件（畢蘇斯基逮捕、囚禁十二位國會成員，說他們密謀推翻他）。[58]然而，從蓋利斯基對這些具爭議行為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他脫離了黑暗傳說派。蓋利斯基並沒有將畢蘇斯基在一九二六年之後的統治形容成法西斯主義，而是指出：「他不想炫耀自己的絕對權力；其實，他很願意跟……國會分享權力。但這並沒有改變他所給予的東西，他也能夠收回的事實。」[59]此外，蓋利斯基也強調，即使在一九三○年的布熱希奇事件之後，畢蘇斯基仍「允許合法反對黨及其媒體繼續存在」。因此，他修正了黑暗傳說派對畢蘇斯基的描寫，主張「他是一個比其他國家溫和許多的獨裁者」。[60]

除了蓋利斯基和黑暗傳說派，有一篇從波蘭偷運出去、在國外發表的文章更準確地反映了波蘭人對畢蘇斯基的態度。在一九七三年，二十七歲的米奇尼克匿名寫了一篇有關畢蘇斯基的文章，刊登在巴黎的月刊《文化》（Kultura）。[61]米奇尼克寫道：「畢蘇斯基把波蘭看成許多民族的祖國，是結合眾多文化的聯邦；他希望不只波蘭人，立陶宛人、烏克蘭人和猶太人也能一起團結地住在這個國家。」畢蘇斯基的多元主義構想「完全密封，徹底隔絕了沙文主義妖言惑眾的細菌。」[62]米奇尼克最後說：「如果我們想要重新發掘寬容與和諧的公式，我們只需要在約瑟夫．畢蘇斯基身上就能找到。」[63]

米奇尼克的觀點雖然從來不被允許在共產波蘭內傳播，卻反映了西方歷史書寫主流「白色傳說派」所表達的徹徹底底正面看法。這個時期，白色傳說派最具影響力的歷史學家是瓦克瓦夫．延傑耶維奇（Wacław Jędrzejewicz），他在一九八二年所寫的傳記很受歡迎，多年來只有英文版。[64]延傑耶維奇毫不害臊地將畢蘇斯基形容成民族英雄，其重要成就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組建波蘭軍隊、在一九一八年掌管國家，以及在一九二○年的波蘇戰爭中守住波蘭邊界。延傑耶維奇寫道：「距離他去世的時間越久，我們越能看出他的形象、生平與事蹟是值得依循的偉大典範，是我們可以仰賴的力量之源。」他點出波蘭百姓仍持續仰慕畢蘇斯基：「人們對約瑟夫．畢蘇斯基的尊敬，可從他那具跟波蘭列王的墳墓放在一起的棺材上面，始終有人擺放鮮花、小孩從袖子拔下學校徽章放在他腳邊的這點看出來。」[65]延傑耶維奇最後寫道：「他給予波蘭……自由、邊界、力量和尊敬。波蘭的歷史將會這樣記載他。」[66]從冷戰一直到現在的知名波蘭歷史學家（包括亞當．扎莫伊斯基﹝Adam Zamoyski﹞、彼得．萬迪茲﹝Piotr Wandycz﹞、諾曼．戴維斯﹝Norman Davies﹞和安東尼．波隆斯基﹝Antony Polonsky﹞）都常在著作中評論畢蘇斯基，正向地描繪他在波蘭復國中扮演的角色，同時批評元帥在一九二六年發動的政變及後來發生的民主準則與制度的腐敗。

一九八○年代晚期，歷史學家開始超脫這兩個互不相容的派別。共產波蘭的審查制度鬆綁之後，好幾位知名學者出版了觀點比較平衡的著作。[67]一九八九年之後，後共產主義時期的波蘭學術圈開始研究畢蘇斯基的生平與思想，一部分原因是整個國家對這個主題越來越有興趣。大眾傳記和相冊大量出現。[68]

在一九八九年之後出現的幾個重要著作中，畢蘇斯基的形象變得越來越細膩平衡。當中最重要的學術傳記無疑是沃基米日．蘇萊亞（Włodzimierz Suleja）所寫的著作。[69]蘇萊亞擁有扶羅茨瓦夫大學（Wrocław University）的歷史博士學位，都在紐約的畢蘇斯基學會進行研究。他描繪了畢蘇斯基複雜的樣貌，沒有蓋利斯基尖銳、偏袒的口吻。蘇萊亞的傳記雖然很少有人提到，但是它象徵畢蘇斯基文獻的新走向，同時點出他正面和負面的特質。[70]儘管學界從一九八九年之後漸漸出現共識，專業歷史學家仍持續爭辯畢蘇斯基留下的遺緒。一九八九年之後關於畢蘇斯基的學術著作雖然絕大多數都比較平衡，偶爾還是會出現黑暗傳說派的殘遺。[71]

所以，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位使人們走向兩極、宛如謎一般、被許多人書寫的政治家？畢蘇斯基從民主轉變為威權統治者的過程發生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當時他成為波蘭的主導人物。他的統治作風實在變化太大，常被形容為好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一個是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間開創議會憲政民主的畢蘇斯基；一個是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五年間經由軍事政變重返權力、干涉反對黨媒體、逮捕政治對手、主導政府轉向威權的畢蘇斯基。

可以肯定的是，畢蘇斯基是現代波蘭最偉大的自由獨立擁護者。身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旅（First Brigade）的旅長、波蘭重生後的第一個總司令、第一個國家元首和第一個元帥，並在一九二○年的波蘇戰爭中親自率軍上戰場，歷史已經將他封為現代波蘭的國父。在波蘭獨立後的頭幾年，這個國家確立國界、組成自由選舉的國會、採用自由主義的憲法，期間畢蘇斯基代表的是波蘭政壇的民主派。然而，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五年的第二段統治時期，波蘭卻突然轉變成威權國家，就從一九二六年五月畢蘇斯基發動政變開始。畢蘇斯基在一九三五年去世前，將剩下的九年統治期用來主導外交事務，捍衛波蘭的自由，以免遭到德國和蘇聯危害。然而，他對內卻拋棄了民主原則，認為自由受到法治約束。[72]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波蘭恢復獨立時，畢蘇斯基雖然取得權力，卻不是用強奪的。在波蘭成為國家的那一天，當時負責執政的攝政委員會（Regency Council）找上了他，希望三天前才從德國的軍事監獄被釋放出來的畢蘇斯基擔任總司令。三天後，攝政委員會在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十四日自願解散，指派畢蘇斯基為國家元首，將建立臨時政府的任務交給他。

得到絕對的治國權威之後，畢蘇斯基下令快速將國家過渡到民主政體。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宣布成立臨時政府，並將立法國會選舉訂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召開選舉前的兩個月期間，畢蘇斯基實質上是以獨裁者的身分進行統治，但他多次向媒體保證自己完全沒有意圖背叛大眾對他的信任。例如，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告訴《紐約時報》駐華沙的記者，自己抱持堅定的民主信念，十分欽佩美國。[73]

選舉如期舉行，自由選出的國會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十日第一次召開時，畢蘇斯基對與會者發表演說，強調波蘭需要強化與深化跟西方民主國家的關係。他說，波蘭必須採取這些政策，不只是為了要鞏固疆界，也是出於意識形態相近之故。他說：「我們的外交關係有一絲希望，那就是強化我們跟協約國團結起來的友誼紐帶。波蘭跟歐洲和美國的民主社會長久以來都有非常密切的認同感。」──說到「美國」這兩個字，如雷的掌聲和「威爾遜萬歲！」的喊聲打斷了畢蘇斯基。[74]他接著說：「自從協約國的軍隊成功將波蘭從奴役中解放，瓦解迫害者最後一絲力量，這份認同感更為增強。」[75]

演說結束後，畢蘇斯基在戲劇化的一刻提出辭呈，把權力交給國會，讓他們選擇新的國家元首。雖然國會全體一致表決通過，使他在同一天復職，但請辭的舉動反映了畢蘇斯基當時忠於民主合法的權力轉移。兩年後的一九二一年三月，波蘭國會制定了該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憲法，規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公民各項自由、少數族群權利、司法獨立、普遍選舉和新聞自由，這些畢蘇斯基全都全心支持。因此，在他的統治引導下，重生的波蘭變成歐洲心臟地帶的自由民主共和國，在他的指揮下先是趕走布爾什維克的侵略，現在又要建立一個永久的屏障，防止東方共產主義的擴張。

畢蘇斯基背離法治思想的開端，可回溯到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也就是波蘭第一任總統加布列爾．納魯托維奇（Gabriel Narutowicz）在上任短短五天後就遭到暗殺的那天。暗殺事件前，畢蘇斯基的右翼對手曾發動兇猛的抹黑行動，認為納魯托維奇不是由絕大多數的波蘭裔人民選出，而是在少數民族──尤其是猶太人──的幫助下才獲選。他們不願接受公平自由的選舉所產生的合法結果，這件事改變了畢蘇斯基。殺手遭到處決後的那幾個星期，右翼反對派的報紙稱讚這位殺手是「真正的愛國者」和「民族烈士」，並刊登警方報告，顯示好幾百起案件中的波蘭人將殺手的照片放在窗前以示憑弔，這些更進一步地使畢蘇斯基的憤慨轉為極端的憤世嫉俗。畢蘇斯基發誓，他永遠不會讓那個右翼反對派執政；他相信，他們從來沒有負起暗殺的責任。

對政治深深感到幻滅的畢蘇斯基，在一九二三年退出公眾生活，跟家人一起搬到華沙郊外的鄉村住家。一九二六年的五月十日，一個新政府形成了，第一次完全由右翼的民粹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所組成，領導者不是別人，正是當初試圖在納魯托維奇獲選後去除他合法地位的那些人。因此，畢蘇斯基決定採取行動。兩天後，他在忠誠的武裝部隊陪同下前往華沙，命令波蘭總統解散政府，相信自己這麼做是為了波蘭著想，要讓這個在德國和蘇聯剛簽署互助條約（《柏林條約》［Treaty of Berlin〕）的節骨眼上逐漸陷入混亂的國家恢復秩序。波蘭總統拒絕退讓，於是挺政府和挺畢蘇斯基的士兵在首都打鬥了三天，最後讓畢蘇斯基奪得權力。這場政變顯示，當畢蘇斯基相信這樣做對國家比較好時，他願意採取法外行動。

政變後不久，畢蘇斯基在華沙接受巴黎《晨報》（Le Matin）的外交事務特派員的訪問。在他澄清憲法和國會都將完好如初後，這位記者說：「元帥，您說話一點也不像是個獨裁者。」畢蘇斯基答道：「當然！我不支持波蘭出現獨裁者。」被問到他會不會參選總統時，畢蘇斯基批評憲法，說必須修憲把政府變得更有效率他才會參選。他說：「總統有義務發誓他會捍衛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尊嚴，但是卻沒有得到履行這個義務該有的權力。可以的話，我更希望列出一份候選人名單，而不是一個人，因為我想要跟其他候選人一起主動發起行動，說波蘭憲法限制總統的權力是很不好的。」[76]畢蘇斯基強調，他並不是提倡現任總統要有絕對的權力。恰恰相反，他把美國視為憲法改革的終極指標：

當我回顧我的國家的歷史，我不認為它能透過逼迫的方式統治。我不喜歡逼迫……我對國家元首有不一樣的看法。他必須擁有在關鍵議題上迅速做出決定的權利。我的國家繼承了三個國家的法律和法規，還有新的要加進去。這一切必須藉由恢復總統權力來簡化。我並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完全模仿美國，把聯邦政府的龐大權力透過各州自治來平衡，但我們必須追尋類似的概念，應用在波蘭身上。[77]

在畢蘇斯基看來，波蘭得經過一個世代才能準備好實踐美國的模式。他在同一次訪談中表示：「我們這一代並不完美，但是也有一些值得尊敬的地方。下一代又會更好。」他在公開場合說過的話，私下也曾說過。政變發生後幾星期，他告訴一位信賴的顧問：「我不想成為墨索里尼，也不想拿著鞭子統治。」[78]

在他統治的最後一段時期，畢蘇斯基毫不猶豫地壓制對他和政府的嚴厲批評。畢蘇斯基在一九二八年的六月卸下總理身分後，用難聽的話公開譴責國會，在波蘭很有影響力的社會黨中央機關報被元帥的語氣冒犯到，決定隔天發表一篇社論。結果，政府在早報出刊前沒收了報紙，讓它在社論原本要出現的版面留白後重新出刊。[79]一九二九年九月，畢蘇斯基寫了一篇嚴厲的文章批評國會僵局，反對派的農民黨發表一項決議，呼籲解散當時的內閣，同時也終結畢蘇斯基在政壇的支配地位。農民黨把決議印在他們的中央機關報，政府卻沒收那一期，聲稱裡面含有煽動暴力的內容。[80]

畢蘇斯基時不時就違背反對派擁有的新聞自由權利，引起了外交圈的擔憂。例如，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畢蘇斯基提到有一家美國報社刊登了對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U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主席的訪談，這位主席認為波蘭為了和平，應把領土歸還德國。畢蘇斯基顯然表達了自己的意見，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命令報社禁止散布對公眾利益有害、違反美國長久以來支持《凡爾賽條約》之立場的言論。美國在波蘭的代辦約翰．威利（John C. Wiley）表示：「畢蘇斯基元帥無疑沒有完全理解，美國的政治人物和新聞媒體擁有不受政府施壓影響言論的自由。」[81]

意義重大的是，畢蘇斯基的統治作風雖然從民主轉變成威權，他在外交政策方面仍傾向跟西方民主國家維持牢固的關係。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莫過於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年接見兩位外交要人時截然不同的態度。一九三四年四月，路易．巴爾都（Louis Barthou）成為法國第一位前往重生後的波蘭進行正式國是訪問的外交部長。法國駐波蘭大使描述了這次會面的氣氛：「畢蘇斯基元帥非常友好地歡迎巴爾都先生。」他還說，波蘭外交部長約瑟夫．貝克（Józef Beck）先生「告訴我們，元帥從來沒有對任何外國人物展現這麼多友誼。」[82]反之，德國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於一九三四年六月私下造訪波蘭時，畢蘇斯基卻對他很冷淡。畢蘇斯基讓這位德國部長等待一段時間，才回覆對方會面的要求，但是只同意三十分鐘的短暫會晤。英國報紙評論道：「畢蘇斯基元帥讓戈培爾先生等了二十四個小時才同意接見他，這使得納粹的部長首次造訪波蘭首都，最後的結果卻令人相當失望。」[83]

畢蘇斯基的雙重遺緒仍持續定義波蘭這位神祕難解的領導者。對於在他生前和身後大力批評他的人（包括後來共產政府的官員）來說，畢蘇斯基是進步的敵人，是在布熱希奇監禁政治反對派和在貝雷薩卡圖爾斯卡拘留營囚禁政治犯的獨裁者。然而，波蘭處處可見的驚人雕像，以及用他名字命名的公園、街道、橋梁、博物館、學術機構、體育場和火車站，卻讓黑暗遺緒徹底黯然失色。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波蘭重新復國之際，所有的權力都被交到畢蘇斯基手中，全國上上下下除了將他視為民族驕傲的象徵，也認為他代表了一個開放自由的新社會。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十二日，也就是波蘭獨立的隔天，華沙有一群高中生發放一份傳單，呼籲這個新國家要支持畢蘇斯基，不只是因為他們認為他是強大果決的領導者，也是因為他擁護民主制度：「整個民族的眼睛都看向畢蘇斯基，因為他是唯一一個能夠在民主的旗幟下統一波蘭的人。【支持畢蘇斯基，】我們就是在創造自由平等的家園，進而散播民主的信條。」[84]